伊凡:寿光菜农不吃大棚菜
1.中国蔬菜之乡寿光陷农药残留疑云 菜农不吃大棚菜
2.斯坦福大学综合过去40年研究：有机食物非更有营养
3.怀孕母亲接触农药降低孩子智商
4.史上最严有机食品认证实施 超市已难觅有机食品
5.中科院院长回应“科研人员仅30%工作时间用于科研”
中国蔬菜之乡寿光陷农药残留疑云 菜农不吃大棚菜
来源： 作者：伊凡
“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被称为绿色蔬菜第一品牌。每年从山东寿光84万亩土地中种出的70亿公斤蔬菜，冠以无公害、绿色、有机蔬菜的认证标识销往全国各地。其中，北京市场上最多的时候就有1/4的蔬菜来自山东寿光。
这个头上顶着各种荣誉和光环的全国最大的“菜篮子”，近期却似乎面临着诸多质疑。
8月底，《中国经营报》记者通过实地调查了解到，规模化、专业化种植蔬菜的山东寿光，由于大量施用化肥、农药、激素等，土传病虫害加重、土壤理化现状恶化、土壤次生盐渍化以及自毒抑制等问题已非常严重。
蔬菜基地菜农不吃大棚菜
“我们不能预知蔬菜在啥时候发生病虫害，只能凭着感觉不停打药，夏天几乎每天都要喷药。”
本报记者调查得知，山东寿光84万亩菜地当中有机蔬菜、绿色蔬菜的比例大约是有机蔬菜面积只有几百亩，绿色蔬菜5万多亩，余下的则是无公害蔬菜。
山东寿光当地人王洪全（化名）种植大棚蔬菜已经十几年，他告诉记者，“寿光的土壤如果不大量施用农药和化肥，就根本长不出能卖出去的蔬菜。这里的土壤四季不停地耕作，早已被榨干了肥力。”
“农民也不想过多使用化肥和农药，每年在这两项上的投入花费很高，至少占每年总收入的三成多，这还得是年份好、菜价高的时候，否则投入所占的比例更大。”王洪全指着仓库里一堆堆化肥和农药无奈地说，“再舍不得也得投入，因为用了农药和化肥还能赚点，不用就意味着绝收。”
在山东寿光，过度依赖化肥使得土壤严重酸化，喜好酸性土壤的根线虫病在90%的蔬菜大棚爆发，蔬菜的根系遭到根线虫病的侵害之后就会萎蔫甚至绝产。根线虫病的猖獗让寿光菜农不知所措，甚至有人在网络上摆出“擂台”，悬赏根治良方。
“目前防治根线虫病的方法大致有三种：一种是在灌溉用水中加入防治根线虫的农药，不断地将它杀死，而且还要赶在它在祸害植物之前；一种是种菜之前，在每颗菜的下边都放上几颗防治农药，但这种农药只能管一季蔬菜，第二季时还得重新放药；第三种办法叫做"闷棚"，在每季蔬菜结束之后，在大棚的空地里喷一遍农药，然后揭开大棚顶上的遮盖物，仅留塑料薄膜，让它闷几天，目的是利用高温下的强毒杀死棚内的所有细菌和病毒，这招的作用也很有限，因为许多细菌和病毒都已经抗药了。”王洪全告诉记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预知蔬菜在啥时候发生病虫害，只能凭着感觉不停打药，夏天几乎每天都要喷药。”
在王洪全的仓库里，既有杀菌剂烯酰吗啉，也有激素类膨大奇、腐霉剂速科灵、细胞分裂素等。王洪全告诉记者，这些农药是农业部门认可并宣传的低毒农药，而像二嗅氯丙烷(黑水)、克百威(吠喃丹)、涕灭丹(神农丹)、六六六、普特丹、二澳乙烷、杀虫眯、除草醚、甲胺磷、甲基对硫磷、久效磷、磷胺、甲拌磷等，则被当地农业部门禁止使用。
禁止使用并不代表着没有使用。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在山东寿光农资市场上，上述高毒农药在一般的农药店里是见不着的，但是只要跟药店老板说一声，“我要买黑袋子装的药”，老板就会明白怎么回事，将人带入药店后面的仓库进行交易。
菜农将高毒农药买回家，也不敢明目张胆地使用，因为山东寿光市政府规定，鼓励社会各界针对违法经营、使用农药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举报，并予以奖励，所以菜农们一般都是好几家联合起来共同使用。
王洪全表示自己没有用过高毒农药，但发现有别的菜农用过。“其实，大家也不想这么做，毕竟风险很大，而且私下销售的高毒农药价格也不低，但是病虫害实在是太厉害了，如果不喷高毒农药，就会有绝收的风险。而只要喷得早，给菜苗充分降解的时间，还是不易被检测到高毒农药残留的。”
本报记者希望调查哪些农药公司提供了这些高毒农药，但王洪全表示，这个太难了，需要把“大大小小的农药经销商都详细了解一遍。”不过，王洪全透露，“一个占地约2亩的蔬菜大棚，化肥和农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平均每年买化肥需要1.5万元，农药需要5000元。”
对于使用农药，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菜农们大多认为，只要不是政府明令禁止的，怎么施用都行，目标只有一个，防止病虫害，促进蔬菜增产。
山东寿光的一位环保人士告诉记者，现在，当地人都是单独留下一块菜园，供自家吃菜用的。
“几十年不倒棚，八九年不换土，这个农药那个激素用着，不出问题才怪。”这位王姓环保人士透露，有一次他到亲戚家的蔬菜大棚参观，随手摘下一根黄瓜想吃，却被亲戚拦住了，那位亲戚说他们从不吃大棚里的菜，而是单独留了一个菜园子给自家人食用。这位环保人士自此以后再也没到农贸市场买过菜，而是去价格相对偏高的超市购买，他认为超市里的蔬菜如果出了问题，至少是可以追溯责任的。
2010年的时候，绿色和平组织曾经发布过一份全国蔬菜质量及种植环境的调查报告，其中涉及到山东寿光，该组织称，“我们测试了当地的自来水、农田旁边的水井水，结果都超过国家标准20倍以上。”研究表明，施用过量化肥和农药，会加重土地上氮素的积累，最终转化为硝酸盐，硝酸盐是一种致癌物质。绿色和平组织称，寿光部分地下水遭硝酸盐侵袭，主要原因来自化肥。
蔬菜难以保证全检测
有知情人士爆料称：限于资金和人力，所有运往外地的蔬菜中，经过检测的至多不过10%，至少有90%的蔬菜未经检测就被运往外地。
对于使用过量化肥、农药、激素等等问题，山东省寿光市农业局局长杨维田的正式回应是，目前，寿光市已经成立了487家蔬菜合作社，产自于这些合作社的蔬菜将严格进行基地准出制度；每个合作社都配有便携式检测仪，虽然不能检测出蔬菜用了何种农药，但可以检测出该类蔬菜是否达到无公害标准。
杨维田强调，山东省寿光市的绿色蔬菜基地和有机蔬菜基地都受到严格监管和规范，并进行资格认证，一旦发现农残超标问题，就会取消这些基地的绿色或者有机认证。不过，杨维田也坦承，农业局由于人力有限，很难做到100%的监管，山东寿光共有512个专业批发市场，分布在各个村镇，主管部门只能采取抽检的方式对这些批发市场进行监管。
在当地媒体的公开报道中，为了保证蔬菜安全，山东寿光针对各个环节做了很多严格的控制。其一，寿光市农业局针对农药销售进行定点经营和购销登记制度，加大对禁用、限用农药的查处力度，定期、不定期地进行排查，并且设立专项举报奖金；其二，寿光市还坚决杜绝不合格蔬菜流入市场，为此，已经建立了市、镇、村三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还建立了以市、镇、企业及村级市场监测机构为补充的三级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
事实果真如此吗？一位曾在寿光做过农药残留检测的人士在要求匿名的情况下爆料称，寿光市集中财力和精力对农产品进行检测，但限于资金和人力，所有运往外地的蔬菜中，经过检测的最多不过10%，至少有90%的蔬菜未经检测就被运往外地。
随后记者向山东寿光农业局局长杨维田求证此事，杨回应并无此事，但其并未介绍更多的详情。
本报记者以蔬菜企业主的身份向寿光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一位技术人员咨询了农残检测经验，这位技术人员透露，“检测中心目前有很先进的液相检测设备，每套设备价值就达100多万元，经过这台设备检测达标的蔬菜可以直接出口到国外，当然这种检测费用很高，一般个体户是不会花钱进行检测的，只有具备出口需求的企业才会带上样品到中心来检测。要是不出口的话，还是购买价格七八万元的气象色谱仪等快速检测设备。”
记者追问山东寿光的快速检测设备是否应用到了各级村镇，这位技术人员透露，目前乡镇级检测是寿光市也是全国蔬菜领域的难点，寿光市农业局早在2010年7月份就针对快速检测设备进行招标，但迄今为止这些设备还在招标过程中。
菜农王洪全也证实当地蔬菜很难做到全部检测，在十几年的种菜生涯中，王洪全的菜在当地物流园交易过，也在村镇小市场交易过，他家的大棚从来没被检查过，他家的蔬菜仅有一次在物流园被检测过，并且都是合格。
“至于小市场，更难检测。菜农一般都是头一天白天收好了蔬菜，到第二天半夜三四点就到小市场交易，以确保蔬菜新鲜。这个时候哪有检测员来检测？小市场里的蔬菜一部分被运往寿光市蔬菜物流园，还有一部分则直接进入农超对接的超市，或者是外地懂得寿光蔬菜市场的老客户直接来小市场收购，也很少有检测的。即便是送入物流园，也只是抽检，不可能做到每车都检。”王洪全表示。
检测环节难以做到100%覆盖，检测结果是否准确呢？带着这一疑问，本报记者以同行身份采访多位蔬菜合作社的管理人员，他们告诉记者，寿光蔬菜种植多施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偶尔使用化学农药也很谨慎，而且在施用农药时，他们还会同时掺加一种含有苦参碱的药，目前这种药还没有正式批号，使用这种药可以降低农残含量，在检测时也能够影响检测结果。
对于苦参碱这种药，杨维田表示尚不知情，农业局将对此药进行详细了解和调查。
蔬菜源头控制之难
蔬菜原产地政府应对蔬菜产品进行源头检测把控，同时国家也应该在这方面成立专项检测基金。
“产地环节难以做到全检测，流通环节就更难了。”
中国国家绿色蔬菜流通协会会长戴忠久告诉记者，“商务部要求蔬菜的农药残留至少必须做到无公害要求，直至有机要求，然而即便强调再多，执行力仍有缺陷。”
戴忠久表示，食品安全在可追溯层面上需要采取具体措施，直至每一颗蔬菜都能追溯到源头环节；在生产环节检测到农残超标的产品，必须销毁；但实际情况是，很多产地并没有对农产超标蔬菜进行销毁，而是转战到农贸市场进行交易。
“由于国家没有专项检测资金，因此，无论是产地还是流通环节，蔬菜经营商家必须自付成本对蔬菜进行检测。很多蔬菜产地并没有对蔬菜进行检测，因此流通环节的蔬菜商就需要自付资金在产地的蔬菜交易场所安排专人进行检测。不过，一旦检测出农残超标问题，检测人员并不具备罚没权和销毁权，只能退还给初级经销商或者菜农，这给他们转战农贸市场或转给外地相熟的菜商留下机会。”戴忠久无奈地表示。
戴忠久告诉记者，除去检测设备的费用，农残检测的其他成本在整个蔬菜产业收入当中其实只占3%至5%，他认为蔬菜原产地政府应对蔬菜产品进行源头检测把控，同时国家也应该在这方面成立专项检测基金。
我的博客今天3岁184天了，我领取了徽章.&&
，我在新浪博客安家。
，我写下了第一篇博文：《植物全生育期病虫害物理防治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现状》。
，我上传了第一张图片到相册。
至今，我的博客共获得381,159次访问。
这些年，新浪博客伴我点点滴滴谱写生活！
2.斯坦福大学综合过去40年研究：有机食物非更有营养
大公网9月5日讯据《明报》报道，价钱较贵的有机蔬果，维他命C会否比普通蔬果多？美国史丹福大学的科学家，综合过去40年237项有机食物与普通食物的比较作分析，指出有机食物「不一定」较有营养，对成人的健康效益并不显着。
有机食物的生产过程，不可采用合成农药、荷尔蒙及添加剂。研究员指出，标签为有机食物的蔬果，营养水平「平均」不比普通食物高，其大肠杆菌含量也不比普通食物少。虽然38%普通食物检测到残留农药，但几乎全部数据仍符合安全标准；有机食物则只有7%有农药。
至於有机肉类，其营养好处虽没明显差异，但有机鸡肉和猪肉确实较少受到抗药性细菌污染，受3种以上抗药性细菌污染的可能性低33%。
有机肉类抗药菌污染低
史丹福大学卫生政策中心的研究员巴拉瓦塔（Dena
Bravata）称：「开始此研究时，我们还以为数据可能证明有机食物比普通食物好。」她认为，若想透过有机食物汲取更多营养，两者没明显差异。
研究员指出，有机与普通食物的主要差别，是有机食物的磷质较高。但由於一般人都能从不同食物汲取足够磷质，因此作用不大。他们亦发现有机食物的酚（phenols）较多，这物质被视为有防癌作用，但研究员称，有关酚的文献数据差异很大，样本亦不够多。其他变数如水果成熟程度，对养分也有很大影响。一个用了农药的熟桃，维他命很可能比未熟的有机桃多。有机奶、有机麦片及有机猪肉在生产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亦较高。研究员称，期望为基因食物科学提供客观检讨，让顾客了解後再选择。
《纽约时报》称，有关研究势将再掀有机食物是「健康明智选择」还是「市场策略骗钱」的争论。按北美有机贸易协会（OTA）数据，美国有机农产品市场去年价值967亿港元，比前年增长12%。OTA负责人布斯韦（Christine
Bushway）称，污染物较少已是有机食品顾客的「强大诱因」。何史丹福亦发现，少数研究显示有机奶和有机鸡含更多omega-3脂肪酸，是被视为对心脏有益的元素，而且进食有机食物的儿童，尿液的残余农药较少。
污染物少成卖点美增12%
巴拉瓦塔亦同意，有机食物的顾客主要关注农药对儿童的损害，希望减少化学品对环境的影响，并忧虑滥用抗生素会令细菌变恶，助长人类病原体的抗药性，威胁公众健康。美国环境工作组（EWG）亦称，营养多寡「从来不是」有机食物顾客的关注重点，孕妇及儿童健康反而更重要。美国去年有研究指出，若孕妇接触的有机磷酸酯农药较多，其子女入读小学後，智商比同侪低几分。
今次研究采用了统计分析方法，即综合以往数据，没进行新的实验。研究员强调没收外来资助，确保中立。
3.怀孕母亲接触农药降低孩子智商
来源： 作者：非贝
近日研究发现，在母亲子宫中接触过毒性农药的儿童，他们入学时的智商比没有接触过毒性农药的要低。三个研究项目分别检测了女性的血液或尿液的混合物，这些混合物被标记与有机磷农药有所接触，比如毒死蜱、二嗪农和马拉息昂（三种都是杀虫剂）。
最新Taq酶采用新型热启动技术，Stratagene全球同步首发的最新超快速定量PCR试剂盒试用装免费申请中，快来参与吧！
这些杀虫剂，通过大脑信号化合物，能穿透人类的胎盘。虽然家用杀虫剂在2000年就已经被淘汰，但是在农田里使用杀虫剂仍然是合法的。
这三个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对众多儿童从7岁开始了追踪调查。来自伯克利大学的研究人员对300户加州墨西哥裔美国家庭进行了调查，他们均是低收入家庭，所接触的主要是农田里的杀虫剂，此外对纽约市里面同样规模的两个人群进行了研究，这些家庭接触杀虫剂的途径主要是家用杀虫剂的使用。
在被研究的加州家庭中，接触杀虫剂程度最高的儿童（比例为20%）的平均智力比接触程度最低的儿童要低7个点。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对低收入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家庭进行了跟踪研究。该研究表明，女性怀孕时，每克血液中每多4.6毫克毒死蜱，其孩子的智力会相应地下降1.4个百分点，其记忆力会下降2.8个百分点。
蒙特西奈医学院组织对纽约不同阶层的家庭进行了研究，其结果显示，接触农药后主要是提高了遗传学上的风险。那些受到农药影响最大的儿童，其母亲存在着基因变异，对能够分解杀虫剂主要成分有机磷的酶反应较慢。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声称，这种变异存在于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体内。
此外，该研究所得出的另外一个结论是：如果母亲在怀孕时曾经接触过有机磷，那么这些儿童的智力会表现出更大的落差，即使这些女性当时的尿液检测结果中分解产物含量并不比那些正常孩子的母亲高。有机磷分解物并没有毒，仅仅是表示与有毒杀虫剂接触过的一种标记。因此那些孩子智商正常也可能代表这些母亲最初与分解物有所接触，而不是有机磷。
这三项研究的结果于近日发表在《环境与健康视野期刊》。
“这三项研究彼此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相关专家这样评价道，同时这位专家还表示智力相差7个点不是一件小事，事实上，仅仅只差3.5个点也不容小觑，尤其是从一个大的人群来看。
智力每下降一点都将会对个人的一生产生重大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增加高等教育学习和其他行为方式引导的成本，当然也会对孩童的学习生活产生负面影响。(非贝)
4.原标题：“史上最严格”有机食品认证实施规则执行两个多月后
&记者 鲁莹
杭州超市里几乎找不到有机食品
从无公害到绿色再到有机，有机食品象征着食品安全和品质的塔尖。有“史上最严格”之称的新《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执行两个多月后，已经很难在超市里寻觅到有机食品的踪影。
&&&&超市难觅有机食品
今年上半年，杭州超市里可以选择的有机食品还很丰富。无论是蔬菜水果、五谷杂粮，还是调味品、滋补品等，都可以找到有机食品。
昨天，在位于朝晖路上的某大型超市，记者在上述品种中大致寻找了一圈之后，发现带有有机认证标志的只有某品牌的亚麻籽油和另一品牌的紫菜。同样，在位于庆春路上的某家超市，也只能找到某品牌的有机蔬菜。大米区域的一位销售员说，这里以前曾经卖过有机大米，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了，听说是因为认证标准更加严格了。
杭州某家从事有机食品生产的品牌负责人估计，在新《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执行后，行业面临着一场淘汰和洗牌，市场上将消失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有机品牌。
在杭州的某家外资超市负责人说，超市现在几乎已经不卖有机食品了。不仅仅是新规则更加严格，有机食品价格太贵，顾客太少也是原因，市场难以做大。
有机蜂产品今后不再有
新《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实施后，蜂产品、枸杞等食品，将不可能成为有机食品。
杭州某家认证机构负责有机农产品认证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配合新的《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国家还制定了《有机产品认证目录》。以前没有目录的时候，什么产品都有可能做有机认证；现在只有在目录范围内的，才有可能成为有机产品。如果产品不在认证目录内，即使之前已经获得过有机认证证书，在证书有效期满后也会自动失效。
以前经常可以见到的有机蜂蜜、有机枸杞等产品将不会再有了，《有机产品认证目录》中并没有蜂产品和枸杞。这位工作人员解释，虽然有些蜂产品能够达到有机标准，未能进入目录就意味着这些产品被检出的不合格率较高，存在较高市场风险。
这位工作人员说，即使是国外认证过的有机蜂产品，进入国内销售仍然需要经过国内有机认证后，才能称为有机。但我国目前已经取消了有机蜂产品的认证。
有机认证机构锐减
出台最严格有机认证规则的背后是曾经的有机食品乱象。杭州一位蔬菜基地的负责人说，以前，有些所谓的认证机构只要花钱就可能办出有机认证。曾经有些有机品牌只是一些品相较好的非有机蔬菜，贴上买来的有机标签就流入超市，卖上比普通蔬菜贵好几倍的价格。也有的种植企业打擦边球，只认证了3个品种的有机蔬菜，却把自己生产的所有种类都贴上有机标签。
新的认证规则之下，每一种有机食品的包装上都贴有一张标签，刮开可获得一个有机码上网查询，追溯源头。昨天记者购买了一盒有机青椒，登录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输入有机码后，就可以查询到这串编码对应的食品种类、重量、认证机构和生产企业。杭州某有机蔬菜生产企业说，现在每一茬蔬菜都要经过检测，企业要在这个环节进行假冒，目前还不可能。
当记者以某蔬菜基地员工的身份，向杭州某家认证机构咨询有机蔬菜认证时，对方工作人员表示，新的认证规则门槛很高，他们已经不再进行有机蔬菜认证业务，因为按照新的规则，很多企业如果像以前一样生产，将很难通过密集的抽查和检测，现在来做有机认证的蔬菜品牌明显少了很多。此外，新规则要求将蔬菜按茬来进行认证，整体算下来费用更高，而且，有机蔬菜认证的有效期只有一年。
如果严格按照有机标准生产，有机农产品的产量远远低于普通种植，而种植的劳动力、技术投入却更高，如果遇到病虫害或自然灾害，损失会难以估计。
&&&有机产品另觅途径
当然，也有不少企业开始寻找新的一轮有机产品商机，他们相信，国家严格治理有机产品，将重塑有机食品品牌，增加品牌含金量。
杭州祐康优谷大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介绍，目前他们已经拥有了6000个会员，购买他们的有机蔬菜配送产品。这些会员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更高，经济实力较强，配送上门这种形式可以有效满足他们的需求。
种植有机产品的环境标准要求很高。据了解，在长兴县，有企业甚至将种植有机农产品的环境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出售，提供养生、度假等服务。
国家认监委有关负责人答问
问：新实施的有机产品认证规则与以往相比有什么不同？
&& 认监委：新版实施规则突出一个“严”字。
一是生产、加工和标志、销售标准更加严格。比如同一生产单元内一年生植物不能进行平行生产；销售产品需使用销售证并建立“一品一码”追溯体系；销售场所不能进行二次分装、加贴标志等。
二是认证程序更加严格规范。如要求认证机构对产地环境必须进行监测(检测)，认证现场检查需覆盖所有生产活动范围；规定对产品所有生产季(茬)均需现场检查；对所有认证产品都要进行产品检测等。
三是建立了不良企业退出机制。对因不诚信、违规使用有机生产禁用物质、超范围使有国家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等问题而被撤销认证证书的企业，任何认证机构在1-5年内不得再次受理其有机产品认证申请。
&& 问:认证标志有几种？
认监委: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有两种：中国有机产品标志、中国有机转换产品标志。
5.中科院院长回应“科研人员仅30%工作时间用于科研”
吴小莉：神九飞天、蛟龙入海，2012年，中国人在太空和海底同时取得重大科技突破，振奋人心。不过，也有旁观者冷静指出，早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美国就完成了接近一万一千米的深海入潜，更将人类首次送上了月球……对比总是令人不敢懈怠的。单看中国近年来科技发展的数据，2009年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经达到了51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大师却寥若晨星。2010年，SCI数据库收录中国科技论文14.84万篇，排名世界第二，但是来自中国的原创性重大的科技成果却屈指可数。从“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的李约瑟难题，到“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对于中国的科技体制，从来不乏有识之士的追问。今天，带着种种追问，我们和中国科学技术方面最高学术机构的掌门人，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有了一次相约问答。
吴小莉：白院长好，很高兴在这儿见到你，这个地方很漂亮，咱们在中关村。
白春礼：对。
吴小莉：中国科学院学术会堂？
白春礼：对，为了我们一些学术活动在里面做，这是我们科学院的图书馆，也是文献情报中心，很大。也是为我们研究生和科研人员提供一个图书、信息、情报检索的地方。
吴小莉：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这个您觉得很熟悉吧，很有亲切感？
白春礼：对，我是作为第一任主任。
吴小莉：在这里待了多久？
白春礼：我是第一任主任也是兼职，从开始组建到这儿，现在已经有六年了。
吴小莉：六年的时间了。
解说：白春礼，1953年9月出生，辽宁人。17岁那年，白春礼加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后来成为“文革”后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他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后学位，归国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纳米科技实验室。43岁的时候，白春礼成为了当时中科院最年轻的副院长。日，白春礼正式就任中科院第六任院长、党组书记。
白春礼：我们到目前为止一共六任院长，郭沫若是第一任。
吴小莉：是，都是大家。
白春礼：到我这儿是第六任，所以说咱们实际上成立了63年了科学院，跟郭沫若同龄。郭老担任院长比较久，一直到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之后。钱学森是回国以后，在科学院创建了中国科学院的力学所，他担任第一任所长。
吴小莉：钱老您相信也是很有感情的，您在美国的研究机构，是钱老曾经待过的？
白春礼：对，加州理工学院还有喷气推进实验室。
解说：位于美国洛杉矶郊区帕萨迪纳的喷气推进实验室，是美国太空探索和火箭发射研究的先驱机构。当年，钱学森曾经在此创下辉煌的业绩。钱学森回国之后，美国政府一度不允许中国人进入该实验室。白春礼以他的实力成为这块领地上第二个来自中国的科学家。1987年，正值出国潮在中国大陆最火热的时候，白春礼选择了回国，然而两地科研环境的差异却让他有些水土不服。
白春礼：刚回国的时候，我记得我为了争取科研项目，我写了这么厚一摞的PROPOSAL（申请书），去申请项目，只有其中一份起了作用。
吴小莉：写了多少份？
白春礼：反正这么厚，当时电脑还不行，还都是手写的，这么厚一摞的申请报告。
吴小莉：只有一份得到了结果。
白春礼：对。
吴小莉：所以您也做过周六周日的科研人员，周一到周五都写报告。
白春礼：晚上，包括晚上的时间。
吴小莉：但是时至今日，已经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的科研人员，尤其是科研项目的带头人，他们应该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科研最关键的骨干人物，却很多的时间就花在这样的一些工作上，现在是不是确实还是有这样严峻的问题。
白春礼：这个可能也是目前科技人员反映比较多的一个问题之一，就是花在这个非科研时间比较多，所以我们院里头呢，去年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希望能够改变这种情况。
解说：调查显示，大部分科研人员只能够保证30%以上的工作时间用于从事科研活动，其他时间则忙于在申请经费、评审考核和申报评奖上。为了申请一个项目，课题组通常从准备申请、到正式填表，再到答辩、中期评估、年终汇报，一年要花去四个月的时间。如果申请的项目不够多，“吃了上顿没下顿”，课题组的生存又成为问题。面对如此的恶性循环，白春礼上任伊始就提出，要保障一线科研人员科研活动时间不少于五分之四，并且把解决措施直接指向科研经费管理。
白春礼：我们院里头原来有一笔经费，我们叫重大方向性项目。我们去年改革了，把这个项目这个钱，院机关不再管了，也不需要科研人员跟我们申请，把这个钱直接给到所里来，让所长来把握这笔钱，如何的能在所里来进行支持。这样就减少了科研人员申请项目的这个时间。
吴小莉：到了研究所之后科研人员各个项目组是不是还是得要申请报告，跟所里头去申请。
白春礼：这个不一定，它这个完全由所里来考虑，因为其实所里学术委员会和所长，他们知道这个所里他们自己哪些方面应该给予重点支持，那么这样把钱给到所里来，所里就有一个比较调控的它的一个经费来支撑。
解说：白春礼告诉我，目前中国的科研经费中，稳定性经费和竞争性的经费各占50%。在他看来，应该适度的提高稳定性经费，降低竞争性经费，保证科研人员的时间和精力。像中国的“两弹一星”、“哥德巴赫猜想”、“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享誉世界的重大科研成果的取得，就得益于建国以来，国家对国立科研机构给予的长期稳定支持。
吴小莉：增加稳定性经费的支持，减少竞争性经费的支持（的比例），这样子的比例我们现在能够怎么样去改善它，改善的情况又如何？
白春礼：那么我也去调研了一些发达国家的国家科研机构，比如说像美国、日本、欧洲一些大的国家科研机构，它的科研经费，基本是直接由国家财政拨款，它不是靠竞争来，因为它要完成国家给的赋予的任务。那么它这些人员，他就不一定每天忙着要写这个申请报告，项目的报告还要接受评估，评估他要接受的，但是评估的频次是有一定要求，不会特别的频，所以这一点上，我们也希望将来这种国家科研机构，这个稳定支持项目比例啊，能够要有所提升，现在在50%，我们希望能够至少能够到，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困难了，到90%很难，比如能到70%、80%这样子，这样就会大大改善这方面的情况。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也希望研究所，我们不要以项目的多少来论英雄。这个实际上在国内也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有时候考评的体系和指标体系啊，它把你承担了多少项目，尤其什么类别的项目，也作为你的绩效的一个考核指标。所以这样也会造成了有一些人争取项目，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工作的，科研工作需要花这个钱，而是说这样一个国家项目，如果我不去争取，不承担不作为首席科学家，那么他在评估绩效方面，他就会占有一个不利的地位，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评价指标体系的改变，使我们的科学家更多的关注于你所从事的科研工作，它的影响，它的重要性，它科学的重要性，它对于国家战略需求，这方面解决关键科学问题方面的重要性。
吴小莉：作为中国科研实力“国家队”的中国科学院，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它拥有12个分院、一百家直属研究机构、一百多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以及近千个野外观测台站网络，全院的科研人员达到五万多人。众多的研究机构，造成了研究所布局项目重复、同质化等问题。曾经，有三十多个研究单位都在进行生物质能的研究，虽然彼此可能有别，但重复在所难免。对此白春礼曾经直指，有的研究所重视争项目，争到项目之后找人，找来人后就得养人，养人就得继续争项目，形成一种“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恶性循环。
解说：为避免重复布局和同质化竞争，2011年，中科院要求各研究所制定“一三五”规划，明确本所未来五年的一个研发定位、三个重大突破和五个重点培育方向。
白春礼：比如生物我们有15个研究所，化学我们有15个研究所，它可能有很多工作是重复的，但是我们通过“一三五”的布局呢，就说要求每个所至少那个“三”，那个三项重大突破，不能所与所之间搞的一样，必须把它重新的来进行布局和调整。
吴小莉：我们是不是也看他们的“一三五”计划，是不是确实合理分配，我们才会来把我们的经费更好的设置到不同的所里去。
白春礼：对，你说的对，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每个所自己根据所里的科研的任务，科研的它的布局，来决定每个所“一三五”。
吴小莉：科学院的“一三五”计划是不是在去年都已经送上来了，看起来有没有真正重复去发展的情况。
白春礼：在一开始的时候有，一开始各个所可能搞的工作可能是相近相同，那么它报到院里来以后呢，我们院里我们重新有一个评价，每个分管的副院长和各个业务局，再组织些专家帮助他们来评议，那么这样有些做一些调整，而且帮助他们不断的修改，明确你的主攻方向。
解说：提到SCI，科学引文索引，世界上搞科研的几乎无人不晓。作为全球三大检索系统中最著名的一个，SCI囊括了世界上最主要和最具影响力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期刊。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SCI被引入中国内地之后，发表SCI论文数的多少，成为了一个与拿学位、评职称、和经费申请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金标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前程。
吴小莉：有人觉得现在的绩效很多量化，有一些科研的单位，或者是说项目组，带研究生，毕业必须要有六篇论文，所以这个论文就变的是个量化的东西，这么短的时间，真正能够出好的论文，或者是成果吗？
白春礼：你说的这个也非常对，这点呢，也是大家所诟病的一个方面，就说以前呢，我们有些单位啊，它这个评价是把这个论文作为一个唯一的和重要的评价指标，评价人也好，评价一个研究所它的绩效也好，有的时候就数它一共发了多少文章，尤其说SCI文章，就是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多少篇文章。那么把这个文章的数量作为评价的一个指标，这样呢带来一些问题，带来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大家可以为了多发文章，他可以就把这个文章把它尽快给发了，他不太可能选择一些有风险性的，创新性极强的课题去做。难的课题就不想问津，而且希望能够做容易得到成果的，容易得到结果的这样的课题，所以这样带来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导向。所以我们作为科学院的研究生院，我们在4年前，不只4年，可能还要5年前就已经明确规定，我们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对于他毕业不要求论文发表，如果导师和答辩委员会认为你的学院研究生，你在学位论文期间，你已经得到了相应锻炼，你的成果已经足以毕业，就可以毕业，不是把论文作为硬性的指标要求。
解说：白春礼告诉我，在对研究所的评价体系方面，中科院也完全改变了“以论文数量论英雄”的方式，建立起了以重大产出为导向的研究所评价体系。
白春礼：我们去年开始一个新的叫重大产出导向评价体系。那么看你这个著述的成果，它的科学意义如何，它的学科领域的影响如何，国际上对它是不是认可，开辟了新的方向，解决了新的理论，这是作为基础研究的。如果作为应用研究，那看你这个成果出来以后，能不能够解决关键的，这个比如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比较关键的科学或者技术问题，是不是能够带动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是不是解决了国家安全和这个重大的公益性的问题，所以这些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评价标准。
吴小莉：可以说是更个性化地去看它的绩效，而不是这种量化的方式。
白春礼：对。
吴小莉：现在有没有一些好一点的这种反馈回来？
白春礼：其实我们以前呢，已经开始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基础研究的研究所，请一些国际上著名的科学家来进行评估，来进行诊断，比如说第一个是对你科学价值的评估，而不是说看你有几篇文章发表，看看它对科学上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第二个呢，是一个发展态势的评估，通过这样的评估方式呢，帮助研究所来确定方向，看看它的发展态势如何，这样帮助研究所提高它的管理的水平。那么如果说是应用研究，我们也请院外的专家，我们尽量请一些用户来参与评估，而不是自己，自娱自乐，自己找一些自己的专家来评自己的。
白春礼：其实你看后面楼虽然很破旧，但是那个楼是当时中关村第一栋楼。
吴小莉：就这栋，灰色的？
白春礼：对，很破旧。
吴小莉：很古老？
白春礼：高能所，高能物理研究所。
吴小莉：这是第一栋？
白春礼：第一栋楼，中关村科学城的最早起源应该还在这里。
吴小莉：曾几何时，中关村曾是隶属于北京海淀镇的一个普通小村庄。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纷纷搬至中关村地区办公。1980年的一天，中科院物理所一室主任、也是当时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陈春先，在物理所的一个破旧的仓库，创立了中关村第一家民办科技企业。自那以后，中关村的历史被彻底改写，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走出高墙，包括联想、四通、科海、京海等知名的企业，它们的创始人都来自中科院。从此，各种高新技术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林立于中关村的大街小巷，闻名遐迩的“中国硅谷”由此诞生。
白春礼：1980年12月，是我们物理所的一位研究员陈春先在中关村创立了第一家民办企业，科技实体，所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与中关村科学城的建立还早，他们是吃螃蟹第一人，下海第一人，是高级科学人员下海第一人，那联想集团，这是科学院我们计算所所建起来的，当时全资的一个所办公司，现在不断的发展壮大，所以1990年在香港上市了。
解说：中关村的科技企业，是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的成功范例。即便如是，科学研究与经济的脱节问题，仍在诸多方面困扰着当前的中国。2012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锦涛重申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一个月后的两院院士大会上，温家宝再提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
吴小莉：科技创新大会当中对于经济和科技这两层皮能够更紧密地结合也是再一次被提出，而这方面中科院其实走得很早，
白春礼：这方面科学院一直很重视，我们科研成果的转移转化，刚才我们看到展览比如说联想，这是科学院我们最早是研究所建立一个企业，现在发展成为了国际化的大企业，像我们在成都生物所，为基础建立的地奥公司，他们也是发展非常好，做中成药，今年地奥公司，地奥心血康在欧盟上市，这也是中国第一个治疗性药物能够在国外上市，这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很多药物基本是靠进口的多，我们自己的药物能够在国外作为治疗性药物上市，在欧盟上市经过严格审查，这个很不容易，说明我们自己的创新的成果转化成一个产品真正能够造福人类，当然除了两个有代表性科技公司之外，像2011年科学院，我们这种院所办的这种企业，它的营业收入大概在将近3000亿，这也是很大的数值了。
解说：虽然中科院下属企业得以顺利将科研成果转化，然而在整个社会层面，经常会有科研成果面世，但企业无法应用；而企业提出的技术难题，研究人员并不能很好解决。
白春礼：前不久我们召开了我们院里，几乎所有从事半导体照明的这些研究所来开会，同时我们又请了国内上市了的，从事半导体照明的企业一起来，大家来对接，研究所说我们该做什么工作，企业说我们现在目前产业化应该做什么，实际上在这过程当中哪些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科学和技术问题，那么要使企业的需求和我们研究的这种的兴趣的方向能很好的对接，因为半导体照明，它完全是一个应用型的项目，我们全世界都很关注，能源方面它是一个节能的，一个新兴的产业，但是这方面我们自主的专利跟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不占优势，但这方面我们怎么能够迎头赶上，怎么使我们研究工作能够更多能够解决企业特别关注的问题。
吴小莉：在这次的对接活动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例子发觉，特别把某一研究所的研究跟某一企业已经很好的对接起来了？
白春礼：现在已经有了好几个。我们专门委托了一个人就从事这方面的，我们高技术局，我们的基础局，我们的院地合作局三个局共同来做这个工作，所以它根据企业需求，也引导了我们有些研发机构呢它调整研究的方向，而且也有通过我们像我们半导体成立整个产业联盟，它使企业更多参与我们前端的研发工作，这样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模式。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