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18-01-21 13:57
标签：
合同诈骗罪的立案标准
合同纠纷转化为合同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分析
——河南商丘中院裁定张四保合同诈骗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裁判要旨&&&&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交织一起，罪与非罪的界限容易混淆。因此，行为人签订合同时的目的、实际履行能力与合同签订后主客观上是否为履行合同作了努力，便成为确定罪与非罪的关键。&&&&案情&&&&2009年，被告人张四保开始与张东雷做粉丝生意，直到2012年，双方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张四保从张东雷处采购粉丝价值共计300万元左右。2012年1月至日期间，张四保利用张东雷对他的信任，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诱骗张东雷通过河南郑州某货运公司先后发给自己多批粉丝，合计价值19.2万元。2013年4月，张四保以去安徽合肥做工程为由，将从张东雷处采购的粉丝低价卖给在重庆市盘溪市场做粉丝生意的李宗玲，然后离开所在城市并更换联系方式。&&&&裁判&&&&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四保与张东雷之间长期存在粉丝购销合同关系，2013年4月，张四保收到被害人张东雷最后三批粉丝后，在尚欠尾款近二十万元的情况下，将粉丝低价转让给他人，得到货款后逃离所在经营区域，切断电话等联系方式，拒不履行合同，侵吞货款的犯意暴露无遗。被告人张四保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货款，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遂作出判决：被告人张四保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责令被告人张四保退赔被害人张东雷货款195029元。&&&&张四保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裁定驳回张四保的上诉，维持原判。&&&&评析&&&&本案处理的重点主要在于：对张四保在尚欠被害人粉丝余款的情况下，离开居所更换手机号码且故意不告知被害人的行为应如何定性，是属于民法上拒不履行合同行为还是刑法上的合同诈骗犯罪。&&&&区分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的合同纠纷界限的关键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而主观目的很难通过直观的方法看到，只能通过行为人外在的表现去推测。司法实践中，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区分：1.合同签订期间主观心理状态。行为人签订合同期间夸大自己履约能力，后来由于某种原因造成合同无法履行的，按照经济合同纠纷处理。行为无履行合同的意图，进而虚构、隐瞒事实真相，利用对方对自己的信任骗对方与自己签订合同，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应定为合同诈骗罪。2.履约期间实际能力与行为。在一般的合同纠纷中，当事人客观上有一定的履约能力，只是在数量、质量等方面有不实之处，合同签订后积极提高履行能力，即使失败也不应认定为合同诈骗；如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和行为，获取合同权益后，对合同义务予以搪塞、推托，甚至逃匿，应认定为合同诈骗。&&&&根据刑法（2015年修正）第二百二十三条之规定，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本案中张四保与张东雷一直存在真实的合同关系，但从2012年1月开始，张四保在部分货款未付清，又不想再做粉丝生意的情况下，仍通过先还一部分欠款的方式，诱骗被害人多次发货，将收到的粉丝卖掉后有能力支付，却不支付，而是更换手机号码逃匿，如果不是司法机关的介入，受害人可能很难再找到被告，至此其主观上的诈骗对方财物的目的已经实现，行为上也放弃了对合同的依约履行，客观上也给对方当事人造成了心理上的恐慌，财物上的损失且数额巨大，已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构成合同诈骗罪。虽案发后张四保又恢复使用原来的电话号码，但不影响对其案发前行为性质的认定。&&&&本案案号：（2015）夏少刑初字第00039号，(2015)商少刑终字第41号&&&&案例编写人：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法院苗合理&&程婉侠
<INPUT type=checkbox value=0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
人民法院报社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已经属本网书面授权用户，在使用时必须注明“来源：人民法院报”
制作单位：人民法院报出版部。京ICP备号袁玉柱律师网
北京投融资律师
袁玉柱律师
服务地区：全国
主攻方向：公司法
服务时间：08:00-21:59
执业律所：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
合同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怎样区别
发布者：袁玉柱律师|时间：日|分类： |6989人看过
（一）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对合同诈骗罪如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准确界定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必须厘清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1、犯罪主体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单位亦能成为本罪的主体。因为本罪是在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主体当然是合同当事人的一方。
合同纠纷诉讼的主体则不一定是合同的当事人。当合同当事人死亡或者失去民事行为能力，承担民事责任的可以是其继承人、财产权利的受让人，也可以依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重新设立民事责任的承担者。而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责任的承担者，必然是合同一方的当事人，因为刑事责任的承担必须依据“罪责自负”的原则。
2、犯罪客体
合同诈骗罪侵害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即既侵犯了合同他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市场秩序。合同是当事人之间为实现一定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的协议。合同是商品交换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合同法律制度集中体现了商品经济关系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一般规则，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基本的行为模式。合同法律制度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基本保证。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极具欺骗性，社会危害性极大，极大地破坏了合同法律制度。
为了更好地界定合同诈骗罪，必须对本罪涉及的“合同”的种类及形式进行适度的界定。有观点认为，本罪所涉及的合同应当掌握在适用我国现行《合同法》的合同范围内。如常见的债权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转让合同等民事合同以及一些不直接发生债权关系的如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等等。因为这些合同关系所涉及的客体（法律关系）都与市场经济秩序密切相关。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利用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进行诈骗的一般不认定为本罪。比如利用婚姻关系进行诈骗的，俗称“放鸽子”的行为，通常认定为构成诈骗罪。因些，构成本罪的“合同”不包括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另外，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劳动法中的劳务合同和国际法上的国家合同。由于国家行为不是刑法调整的范围，因此，此类合同也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对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是否包括口头合同?有人认为按照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口头合同是合同的一种形式，具有书面合同同等效力，应当包括在内。但实践中如果将所有的口头合同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将在一定程序上混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因此，一般情况下，口头合同不宜认定，但在特殊情况下，双方的商业协议性质明显，有的时候还有其他票据、签字等书证佐证，从其本质出发，则可以认定为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笔者认为，刑法并没有对本罪涉及的合同进行明确，也没有任何司法解释对此进行明确。这充分说明，立法者在设定本罪的客体时，是立足于合同法律制度的整体，而不是某项具体的合同。也就是说，本罪的社会性危害性，集中体现在对合同法律制度的侵犯，而不是具体对某项合同的侵犯。刑法对行为的评价，通常从两个方面来衡量。首先是“罪与非罪”，本罪中所涉及的具体的合同制度，对于认定行为的“罪与非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刑法对其所能保护的社会关系，是平等保护的，你不能说侵犯了借贷合同制度就构成犯罪，侵犯了保管合同制度或者担保合同制度就不构成犯罪。其次是“此罪与彼罪”，由于刑法分则在设立罪名时，有特别规定，依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当行为人的行为既符合本罪的犯罪构成，又符合特别规定的罪名的犯罪构成时，就不应再认定为本罪。如刑法第十六章第五节规定的金融诈骗罪中，多数都可以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只是由于法律的特别规定，才不作认定的。贷款诈骗罪，其本质就是侵犯了借贷合同制度。只是法律特别规定，在签订、履行贷款合同过程中，骗取金融机构（对方当事人）财物的，不是构成合同诈骗罪，而构成贷款诈骗罪。因此，对本罪涉及的“合同”的种类进行适度的界定，首先，对合同的理解应立足于合同法律制度本身，作广义的理解，而不是试图着眼于某些具体的合同；其次，从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的规定，来排除不属于刑法调整的合同行为，诸如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国际法上的国家合同；再次，依照刑法的特别规定，将符合特别规定的合同诈骗行为涉及的合同排除在外。
至于合同的形式是口头合同还是书面合同，尽管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实际操作上的困难，主要是证据认定上的困难，但从理论上讲，合同的形式对本罪的构成没有影响。
3、犯罪的主观方面
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依直接故意构成，且以非法占有目的。间接故意与过失不构成本罪。因此，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故意是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本罪的关键。这一问题的焦点是“非法占有目的”是在什么时候产生，是否必须在合同签订的当时就有?还是可以在合同签订后产生?从理论上讲，犯罪行为实施的当时，必须是明知自己是在利用经济合同，以欺骗手段，实施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比较好理解，但在实际中，在证据的采用上和事实的认定上较难操作。刑法在本罪的条文结构设置上，采用了叙明罪状和概括罪名，对犯罪的具体状况做了详细的描述，对犯罪者的行为方式进行了列举。刑法第224条列举的五种具体情形中，前三项都明显可以看出规定的是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就要有“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只有第四种“携款逃匿”的行为，主观故意要靠推断得出。即客观行为具备“携款逃匿”，是否还需要证明当事人的“非法占有的目的”？为此，有的主张不需要证明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的目的”，只要存在“携款逃跑”的行为就应当定罪。有的主张只要有证据和事实证明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没有诈骗的故意，就不应当构成合同诈骗犯罪。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一般在实践中很难确认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的主观故意，在没有事实证明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实施了“携款逃匿”的行为，根据刑法规定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规定，可视为在履行中产生的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应予认定。但是如果要有证据证明，确定被告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情况，则不应当认定构成本罪。
4、犯罪的客观方面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了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其客观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二）区分合同诈骗罪与一般合同纠纷的界限
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有许多相似之处：第一，两者都产生于民事交往过程中，且都以合同形式出现；第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对合同所规定的义务都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第三，都表现为对特定物的非法占有。第四，合同诈骗罪在客观行为上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合同纠纷中的当事人有时也伴有欺骗行为。特别中合同欺诈行为更是极其相似。合同欺诈是指以获取不平等的经济利益为目的，在经济活动中故意以不真实的情况作为真实的意思表示，使他人判断错误，从而达到在发生、变更、消灭一定经济法律关系时获得优于对方当事人的经济利益的行为。构成合同欺诈的条件，一是行为人主观上有欺骗对方的故意；二是客观上实施了一定程序的欺骗行为；三是使对方当事人产生错觉签订了合同；四是合同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使对方当事人蒙受经济损失。
尽管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的本质区别。行为人主观上有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是区分两者的关键。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手段是“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合同法和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欺诈的是“以欺诈、胁迫手段”，两种行为的相同点是“制造虚假的事实，使用了欺骗手段”和非法(违反刑法和民法之别)获取了财物。二者的不同点是，在主观故意上合同诈骗者在签订合同或履行合同时根本就不希望履行合同，只想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利，没想承担合同规定的义务；而民事欺诈则恰恰相反是希望合同的履行，通过合同的履行实现骗得非法钱财的目的，如通过产品质量有瑕疵、合同延期履行、拖欠货款等方式实现非法获利的目的。这是罪与非罪的界限。
我们的社会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一些合同当事人在没有资金情况下，依靠以虚构事实骗得的资金进行经营，盈利了可以履行合同，亏损了则无法返还骗取的资金。一般被称为“拆东墙补西墙”或“借鸡下蛋”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实践中，一般都属于事实不好确定的情况，在审判实践中，这类案件判决的事实都没有确定为“借鸡下蛋”，特别是对“成功胜算机会很少，毫无希望”的情况，很难确认是“借鸡下蛋”的主观心理还是合同诈骗的心理。所以一般都以签订合同时，就有犯罪故意认定。但在事实上如果有的证据确实能确定是“借鸡下蛋”的事实，应当按照民事欺诈处理。
所以，我们在理论上要坚持具备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故意，在实践中要严格把握证据，只要客观上存在法定犯罪行为的事实，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被告人主观上的“清白”，就应当认定为有罪。合同诈骗罪是目的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而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查证和认定行为人“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许多诈骗案件由于受侦查技术及侦查人员能力的局限，难以查证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而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司法实践中如可认定合同诈骗罪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呢?笔者认为，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应当根据其是否是刑法所规定的具体行为，并综合考虑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整体判断，作出司法推定。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在司法推定时，应全面考察行为人以下各方面的客观因素：
（1）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可分为完全履行能力、部分履约能力和无履约能力三种情形，应分别不同情况加以认定：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只履行一部分，如果其不完全履行的目的旨在毁约或避免自身损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观原因造成，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如果其部分履行意在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有部分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有部分履约能力，同时亦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但是，如果行为人的履约行为本意不在承担合同义务而在于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合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之后仍无此种能力，而依然蒙蔽对方，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但事后经过各种努力，具备了履约能力，并又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则无论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构成民事欺诈。
（2）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诈骗行为。诈骗行为绝大多数是作为，而不可能是单纯的不作为。其主要表现为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从司法实践中看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欺诈行为，即使合同未能履行，也不能定合同诈骗罪。没有诈骗行为，不能定合同诈骗罪，但是有诈骗行为也不一定构成合同诈骗罪。要正确认定合同诈骗罪还须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行为人在事实上虚构了某些成分，但是并未影响合同的履行，或者虽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是本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足以证明行为人无非法骗取他人财物的目的，故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3）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履约行为的有无最能客观地反映行为人履行合同规定的民事义务的诚意，也是认定行为人是否存在“骗取钱财” 目的的重要客观依据。一般说来，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签订合同后，总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以后，根本没有去履行合同或者是虚假地履行合同。对于这种情形，不论其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实际存在的履行行为，必须是真实的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而不是虚假的行为”。履行行为是否真实，应当结合履约能力的不同情形来判断，这里应该注意以下两种情况下对行为性质的认定：第一种情形，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采取积极履约的行为，在尚未履行完毕时，行为人产生了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意图，将对方财物占为已有。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部分履行行为虽然是积极的、真实的，但由于其非法占有的故意产生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其先前的积极履行行为已不能对抗其后来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应构成合同诈骗罪。第二种情形，行为人在取得相对人财物后，不履行合同，迫于对方追讨，又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用以充抵前一合同的债务。这种连环诈骗在司法实践中被形象地称为“拆东墙补西墙”。这种行为实质上是行为人被迫采取的事后补救措施，不是一种真实的履行行为，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4）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若当事人没有履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则当事人对其占有的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同的心理态度，对合同标的处置也必然有所不同。所以可以从行为人对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认定其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挥霍，或者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携款逃匿、隐匿财物且拒不返还等，应认定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观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之全部义务，一般不以合同诈骗论。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没有用于履行合同，而是用于其他合法的经营活动，只要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将对方财物予以返还，应视为民事欺诈；当其没有履约行为时，应认定为合同诈骗。
（5）行为人在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一般情况下，具有履行合同诚意的行为人，发现自己违约或者对方提出违约时，尽管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能提出辩解以减轻责任，但却不会逃避承担责任。当无可辩驳自己违约时，会有承担责任的表现。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纠纷发生后，大多采用潜逃等方式进行逃避，使对方无法挽回自己的损失。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对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债，或者在双方谈判时百般辩解否认违约的，不能一概认定为合同诈骗，应该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
（6）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影响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包括主客观两种情况。行为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享受了权利，而不愿意承担义务，表明合同未履行是由于行为人主观上造成的，从而说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诈骗论处。但是，如果合同当事人享受了权利，自己尽了最大努力去承担义务，只是由于客观上发生了使行为人无法预料的情况，导致合同无法得到全面履行，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纠纷处理。
律师号码归属地：北京
相关阅读 71人看过137人看过99人看过158人看过193人看过15402人看过
全站访问量
昨日访问量
技术支持：华律网 - 版权所有：袁玉柱律师
Copyright& ICP备案号：蜀ICP备号
免责声明：以上所展示的会员介绍、亲办案例等信息，由会员律师提供；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性由其本人负责，华律网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扫描二维码加律师为微信好友
可以与律师零距离接触~
免费咨询热线上一条：下一条：
浏览详细信息浏览详细信息浏览详细信息浏览详细信息浏览详细信息浏览详细信息
| | | | | | |
Copyright & Junhe Law Firm All Rights Reserved.版权所有：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 地址：成都市华兴正街5号王府井商场B座26F 联系电话：028-42736 传真：028- E-mail:还没有帐号?
合同诈骗罪的理解与认定
[]――() / 已阅15152次
关于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的界限。合同欺诈是在所签订的合同中，故意隐瞒某些真实情况，如产品的瑕疵、功效等，但并不是不履行合同，也不具有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不属于合同诈骗。
九、与相关罪名的区分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关系：在认定诈骗罪案件的性质时要注意，以诈骗方法骗取财物，刑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使用伪造、变造、盗窃的武警部队车辆号牌，骗免养路费、通行费用等各种规费，数额较大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合同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的关系：根据《刑法》规定，单位不构成贷款诈骗罪。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也不能以贷款诈骗罪追究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单位十分明显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符合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行为人与他人签订合同，收到他人贷款后，提供伪劣产品的，一般应认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犯罪，不认为合同诈骗。
伪造、变造金融票证作为合同诈骗的手段，属于牵连犯，择一重罪论处。
行为人在收到对方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才产生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故意，进而逃匿的，如何认定？既然是骗取对方财物，就意味着对方交付财产前，行为人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了欺诈行为，否则不可能构成诈骗罪。也不构成合同诈骗罪。但是，诈骗罪也可能表现为实施了欺诈行为，使对方产生认识错误，对方基于错误认识而免除行为的债务，从而使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利益。因此行为人在收到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产生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并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使对方免除其债务，从而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因而可能构成合同诈骗罪⑿。
十、区分合同犯罪的既遂与未遂。
区分合同犯罪的既遂与未遂，应以犯罪分子是否已经取得了被骗的财物的标准。但是，在合同诈骗中，由于诈骗手段、时间、地点以及合同种类的不同，犯罪完成阶段也会表现为不同形式。在大部分合同诈欺犯罪中，由于合同的履行是通过银行转账结算的方式进行的，犯罪分子只有从银行取出了货款，犯罪才告既遂，否则只能是未遂。犯罪分子在先行占有他人财物的情况下进行诈骗的，诈欺行为实施终了，并且造成了骗人错误认识的，应是犯罪既遂。如果虽然实施了欺骗行为，但未造成被骗人错误认识的，便是犯罪未遂。
对于合同诈欺犯罪未遂的处罚，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①行为人虽然实施了欺骗行为，但是没有致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为，也没有骗签到合同，应不以犯罪论处或免予刑事处分；②行为人采取欺骗手段，企图骗取其已经占有的他人的财物的，应以行为人所占有的他人财物数额为犯罪数额，按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③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采取欺骗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应以行骗数额定罪，可以比照既遂犯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在利用合同诈骗的犯罪中，存在着一种诈骗既遂与未遂并存在犯罪形态，也就是行为人利用签订虚假合同，意图骗取他人某项钱款，但实际仅骗得其中部分钱款，其余部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手。依据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自然应该存在着诈骗未遂与诈骗既遂两种形态。行为人实际骗到手的只是意图骗取的一部分，该部分当属既遂，余下的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手的可称为未遂，但同时也应看到，刑法分则关于诈骗罪构成的规定，还确定了一个“数额较大”的要件。明确规定“数额较大”，也就意味着对诈骗犯罪的认定，必须以犯罪实际所得数或损失数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没有实际所得或损失数，就不能认定构成犯罪。据此可知，对行为人只能处罚其实际骗得或受骗人实际损失部分的行为，而其他未得手的数额只能作为情节予以考虑。所以，对于这种既遂与未遂并存在诈骗犯罪的处理，应将其实际骗得的数额或受骗人实际损失的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据，在此基础上，将其未遂的情节作为从重量刑的依据⒀。
① 刘家兴《民事法学》法律出版社
1998年7月出版
② 周道鸾等《刑法实务若干问题研究》刑事司法指南 总第36期 P141
③ 徐涤宇《合同概念的历史变迁及其解释》 《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④江平 《合同法精解》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版
⑤郭清国《当前办理金融犯罪案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刑事司法指南
2001年第二辑
⑥刘家琛主编《刑法分分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年5月版
⑦⑧孙付等《认定合同诈骗罪中的三个问题》检察日报版
⑨刘家琛《刑法分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年5月版
《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12月版
⑾国家法官学院主编《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3年刑事卷）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年8月版
⑿张明楷 《普通法条特别法条的确定与适用》《刑事司法指南》总第18集
⒀刘家琛等《现行法律判例分析》
九州出版社2001年4月版
联系方式xs99zl
总共2页 2
==========================================
免责声明：
声明：本论文由《法律图书馆》网站收藏，
仅供学术研究参考使用，
版权为原作者所有，未经作者同意，不得转载。
==========================================
A 法学理论
C 国家法、宪法
S 司法制度
Copyright &
杭州法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ICP备号-1
浙公网安备 2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