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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思潮及流派期末复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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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罗思义：西方经济学界的“哥白尼革命”对中国大有裨益
观察者网特约作者，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关键字: 中国经济西方经济学安格斯o麦迪森索洛
【编者按：本文为罗思义于5月4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青年研讨会上的发言，这次着重讲了罗伯特·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错误，是怎么一步步被纠正的，以及戴尔·乔根森等人在此基础上的研究，导致联合国、经合组织与美国正式改变其经济增长成因测算方法。这些事都发生在近二十年内，罗思义称之为经济学界的哥白尼革命。
而这场革命最后的结论，罗思义认为，对中国当前的供给侧改革也大有裨益：即劳动分工、资本投入、劳动力，以及TFP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因素，其中资本投资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贡献占到了60%以上，而TFP仅占了10%。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青年研讨会由中国民生研究院和人大重阳研究院共同举办，罗思义赐稿观察者网发布，有部分删节。】
大家好，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在此特别祝各位青年朋友节日快乐！借着这次研讨会的主题，谈谈我的个人经历与我的专业，希望大家会有兴趣。
有两个重要问题一直贯穿我的职业生涯：第一是我长期关注的中国经济——我已密切关注中国经济三十多年，撰写中国经济的文章24年；其次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相关研究。
拙著《一盘大棋? ——中国新命运解析》（以下简称“一盘大棋”）对两者均有详细论述。拙文则讲述了我与中国经济之间的关系。因此，今天我将主要谈谈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我将尽量少用技术性术语，拙著《一盘大棋》之附录一《从技术细节层面浅谈增长核算方法发展历程》主要供业内专业人士参考。
中国经济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相互关联的原因很简单。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概念的正确性，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来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概念的重要性。下面我将论述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如何贯穿我本人的生活，以及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正在热议的“供给侧改革”之间的关系。
经济学界“哥白尼革命”
中国谚语“实事求是”在国外也很有名。其蜚声国际，是因为它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如果理论与事实相悖，那么理论必须做出改变，因为事实是不会改变的。
但这也会决定学科发展进步与否。如果理论与事实相符，学科发展通常不会取得大的进步，因为学术研究只不过证实了现有理论。但当理论与事实相悖时，学科发展反而会取得最大的进步。
当理论发展与事实相矛盾时，科学与教条主义的应对态度往往截然不同：教条主义往往试图否认事实，以坚持错误的理论；科学则往往会要求理论必须为符合事实而作出改变。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两项进步完美地说明了这一点，但这也同样适用于经济学。
在望远镜发明之前，哥白尼只能无助地利用肉眼进行天文观测，导致他得出“地球绕太阳公转”这样影响深远的结论——这与人类以前的结论并无不同。当伽利略（Galileo）用新发明的望远镜观察到围绕木星转动的月球时，“所有天体绕地球公转”的理论不攻自破。
达尔文（Darwin）通过对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物种的详细观察发现，该岛屿上的物种在逐渐发生变化。他发现，物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会发生演变和进化——“进化论”由此诞生。
在过去二十年里，经济学研究领域也发生了类似的正式革命——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学界的‘哥白尼革命’”。哈佛大学教授戴尔o乔根森（Dale W. Jorgenson）所著的《为何联合国、经合组织与美国正式改变其经济增长成因测算方法？》对此有详细论述。我将会一直关注这一过程的最新进展，因为它与我的个人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安格斯·麦迪森 (Angus Maddison)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统计学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经合组织（ OECD）的成立促进了数据领域的进步。经合组织前首席统计学家安格斯o麦迪森运用这些数据，首次对发达经济体进行了系统性比较研究。随后，他在其所著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Dynamic Forces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中，对此进行了总结。
这些研究导致理论与事实出现典型的矛盾。西方经济理论比如罗伯特o索洛(Robert M. Solow)20世纪50年代创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宣称“劳动力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占一小部分，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全要素生产率（TFP）”。
问题是，经合组织与麦迪森的分析显示，事实完全相反——绝大部分的增长是源于资本与劳动力投入，特别是资本。TFP变化对增长的贡献小于其他增长要素，相反对增长做出重要的贡献不仅包括技术，而且还包括国际贸易、生产规模等要素。相关的数据可在麦迪森的实证经典著作《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中找到。
麦迪森本人并没有试图对这些研究成果作出理论解释。相反，他将研究方向放在截然不同的问题——长期增长研究，结果他的经典著作《世界经济千年统计》（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1-2008 AD）由此诞生。现在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学教材，都在引用这些数据。
麦迪森的研究成果对我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通过研究他们的著作，我得出结论，经合组织和麦迪森的分析无可辩驳。即使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理论说法与之不同，那么这也仅仅显示，这些理论是错误的。
通过观察麦迪森与其他人的研究方法，我下定决心，将来我的所有分析都要依据事实。我相信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西方和中国。我也因此进一步了解中国经济，这帮助在1992初期撰写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篇经济文章，《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何成功，而俄罗斯怎么会落败? 》。
可以说，当时这篇文章与总结了其结论的另一篇短文在俄罗斯发表后，引起了轰动。因为所作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正确的，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是错误的”的分析，遭到了逾90%的西方经济学家的反对。
后来，我和俄罗斯副总统、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进行了公开辩论，并与俄罗斯外交部长和其他高级高员会谈。议会主席向俄罗斯议会所有成员，分发了我的文章。
很显然，当时我没能说服俄罗斯政府不推行休克疗法，借鉴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这是我至今非常遗憾的事。但对我个人而言，这篇文章取得了巨大成功。
尽管当时90%的西方经济学家反对我的结论，但后来发生的事实证实了我的分析。有部分一直关注此事的跨国企业事后找到了我，并与我签约，邀请我成为他们的企业顾问。
因为企业需要准确的分析，我的预测得到证实令他们觉得为我的分析与建议付费，物有所值！
当然，最重要的是，随后二十年发生的事实，印证了我的分析。
自1991 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总量缩减近40% ；男性预期寿命减少6 年，降至1998 年的58 岁；而且2013 年的俄罗斯人口比1991 年时少了460万。
在1991 年（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一年）至2013 年间，俄罗斯每年的GDP 增幅只有1.0%，而同期中国的GDP增幅高达10.2%。曾为苏联第二大共和国的乌克兰，情况更糟糕。
乌克兰2013年的GDP总量仍比其1991年水平低23%，也就是说，在过去22年间，乌克兰的GDP净增长为负数。
我的分析是基于我了解中国经济改革，并结合麦迪森所论述的事实，得出了正确的分析。相反，当时的俄罗斯政府拒绝实事求是，武断坚持索洛的“TFP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的理论，推行休克疗法，结果导致俄罗斯遭受和平史上最大的经济衰退。
艾尔文·杨（Alwyn Young）、姜明武（Vu Minh Khoung)、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西方经济学界第二重要的发展事件，是20世纪90年代围绕“亚洲四小龙”（又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基本经济问题引发的讨论。
当时“亚洲四小龙”经济快速增长吸引了西方的关注。因此，他们运用索洛创建的增长核算法框架，对“亚洲四小龙”经济进行了分析。
但众所周知，索洛的原增长核算法框架犯有一个基本的错误，它未将资本质量变化（资本存量周期、折旧周期等）与劳动力质量变化（教育、技能、年龄等）考虑在内。这与计算实际工资增长率时，未将通胀因素考虑在内所犯的错误，没什么两样。
对“亚洲四小龙”的分析，包含了劳动力与资本质量变化的最有名著作，当属艾尔文·杨（Alwyn Young）所著的《数字的暴力：正视东亚增长经验的统计现实》（The Tyranny of Numbers: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他的结论明显与麦迪森早前对发达经济体所作的研究一致。它显示，“亚洲四小龙”经济飞速发展，并非获益于TFP的快速提高。“亚洲四小龙”的TFP增速与其他更缓慢增长的经济体一样。因此，东亚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逐渐赶上最发达的经济体，是获益于资本与劳动力的巨大投入。
艾尔文·杨对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所作的研究显示：“找到发达或者欠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表现并不难，虽然其人均产出增速相当缓慢，但已大致或接近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水平。除了新加坡这个例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生产率增长率不算特别低，但按照战后标准也不算特别高。”
艾尔文·杨的著名论文，是对亚洲四小龙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所作的增长研究。因此，新加坡经济学家姜明武（Vu Minh Khoung)历时20年，运用现代统计技术证实这些分析，就特别重要。
他所著的《经济增长动力：对亚洲经济政策的比较分析》（The Dynamics of Economic Growth: Policy Insights from Comparative Analyses in Asia），是近年来此领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唯一的遗憾是他的书尚没有中文版。
姜明武的统计结论显而易见证实了杨的分析：“亚洲增长模式的秘决不是依赖于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高速增长，而是让其维持一个合理的增速，尽管这需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进行密集的要素投入。”
西方对亚洲四小龙的分析是教条主义而非科学的一个典型例子。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o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完全错误的文章——《亚洲奇迹的迷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他强烈重申了索洛的“经济增长必须以TFP 增长为基础”理论。正如数据明显显示，亚洲经济快速发展，并非基于TFP 增长。
因此，克鲁格曼认为，亚洲经济崛起的重要性与潜力被夸大了。他认为，从到2010年的前景来看，称亚洲崛起的说法如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赫鲁晓夫的夸大其词一样荒谬（注：1960年联合国秋季会议上，赫鲁晓夫用鞋子“怦怦”地敲着联合国的主席台，宣称：“我们将会埋葬你们。”）。
克鲁格曼称，应该给预言亚洲经济快速增长的人浇盆冷水，因为亚洲未来的增长前景会远比任何人想象的更有限。他还特别批评了中国与新加坡，称两国的增长受益于汗水而非灵感，是亚洲错误增长模式的典型例子。
随后二十年发生的事实驳斥了克鲁格曼的论断。以克鲁格曼特别点名批评的两个国家为例，中国的增长率远快于任何国家，与此同时，新加坡的人均GDP超过了美国：按照当前汇率计算，新加坡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103%；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加坡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144%。
新加坡的表现证明，“亚洲增长模式”可以达到比美国更高的发展水平。
艾尔文·杨遵循实事求是方法所作的分析被证明是正确的，克鲁格曼的错误理论则在事实面前被打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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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历史上的六次革命.doc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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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历史上的六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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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一、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渊源:
　　现代西方经济学一般指20世纪30年代以后流行于欧美国家和其他某些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学说。不过，这种经济学说并不是在20世纪才产生和出现的，而是从古代发展变化而来的。为了更好地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各个主要流派，我们有必要在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之前，从历史的纵向发展上粗略地了解一下这种发展和变化概况。
　　1．古代和中世纪的西方经济学说：（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5世纪）
　　经济学最早产生于古希腊。在公元前4－11世纪时，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制庄园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偶尔也有一些简单的、少量的商品交换。一些学者出于奴隶主阶级利益的需要，对当时的一些经济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最早的经济学概念和思想，比如说，关于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看法、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看法、关于货币的看法等等。
　　在12－15世纪，欧洲处于封建社会的中世纪时代。在中世纪，经济上是封建的庄园经济和领地经济占主要地位，思想上和政治上是与封建王权的等级统治结合在一起的基督教神学。在对基督教教义进行世俗解释时，神学家（例如托马斯 ?阿奎纳）在过去的经济思想和观念基础上，以基督教的观点解释了封建经济和少量商品交换中的问题（如高利贷问题）。尽管中世纪的经济思想在某些方面比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济思想有所进步，但是，在某些方面，则进展不大，在个别的方面（如价值理论）甚至还有退步。
　　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的发展以一定的、客观的社会经济实践为基础，又反过来反映一定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近现代的西方经济思想是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当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尚未很好地发展起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时候，作为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先驱的古代和中世纪的经济思想事实上不可能真正成为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和学说的直接先导。只有伴随和反映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重商主义经济学说，才能充当这一角色。
　　2．近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变化：（16世纪至19世纪60年代）
　　近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变化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变化。不过，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前，曾经有过一个重商主义经济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时期。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学说的主要特点是围绕如何发财致富问题进行探讨，并在注重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积极主张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保护和干预。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实践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前提。但是，重商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仍然显得比较肤浅、比较粗糙和比较片面。这些缺点和不足，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显然是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改进的。这一任务只能留待以后来完成。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主要产生和发展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期，即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取得完全胜利的时期。具体说来，这一时期大致上就是17－19世纪中期期间。该时期内，西方国家的经济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配合下，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克服重商主义经济理论和观念的缺陷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所代表的经济思想和学说与重商主义的理论学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主要特点是主张实行经济自由主义。这意味着个人可以在摆脱封建经济制度残余和重商主义那样的国家干预情况下，实行自由经营；政府应当在保证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对经济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让市场机制自动地调节经济，配置资源。古典经济学主要的和典型的代表是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古典经济学的最主要成就是提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主要理论的一整套经济理论体系。这包括：以劳动价值论为主同时也包括一些其他相应观点的价值论；在价值论基础上建立的生产理论、资本理论、分配理论和交换理论；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货币理论；对外贸易理论等。在政策倾向上，古典经济学家基本上都主张国家应当对经济活动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尽量少干预社会的经济活动，或者说，基本不干预经济活动。
　　但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也存在着某种片面性。比如，古典经济学家对于经济的需求方面没有加以充分重视，在分析方法上，也显得不够精细。此外，劳动价值论往往容易为工人的利益服务而对资本家不利。这些都引起了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注意，引起了他们发展某些新理论的研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古典经济学时期之后，又产生了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时期。
　　3．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的产生和发展：（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
　　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叫做新古典经济学。它以年经济学界所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为起点。这个重要事件就是后来经济学界所说的“边际革命”。这是指1871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和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同时各自独立地分别出版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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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和管理学原著的范畴，包括经济思想和管理思想史上的经典著作、与经济学和管理学相关的其他经典著作。原著教学要引导学生认真研读经济学经典著作，开展课堂讨论，把握原著内容的精神实质，并联系现实理解和分析经济问题。通过原著教学，重点讲授部分经典名著，可以培养学生阅读经典著作的能力，从而达到巩固专业知识的目的，为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打下基础。同时，加强名著的导读研究对强化学科基础具有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西北大学经济学和管理学教育一直强调原著教学与研究，在经济学专业，长期以来坚持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资本论》课程，在经济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中把《资本论》作为核心课程。经过多年实践，2010年出版了《影响世界的20位经济学家思想述评》，引起了良好的学术反响。经济学系开设了《经济学名著导读》，工商管理系开设了《管理学名著导读》，同时在学生中开展了“经典细读”的读书活动，引导学生阅读，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
在原著教学与研究方面，我们的体会有两点：第一，原著教学是全体教师的事。一方面，我们认为熟悉原著既是经济学与管理学教师的基本功，也是教师的责任，所有的教师都必须讲授经济学原著；另一方面，全体教师熟悉与讲授原著，对学生既是一种导向，又是一种教育，既可以提高教学的思想性，又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第二，原著教学要突出三性。一是突出原著性（教与学都要用原著，不能把参考资料当原著），体现原汁原味。二是突出现实性，理论与实践结合，针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三是突出系统性，原著的选择要反映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和理论发展脉络，通过原著教学让学生从更高层次理解经济学和管理学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为了加强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原著教学与研究，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以省级重点学科为核心，以系为单位组织了这套《经济学与管理学名著导读系列丛书》。
丛书的形成。2008年，在陕西省省级重点学科建设中，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得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世界经济、企业管理、旅游管理八个省级重点学科。2010年，在省级重点学科建设总结中，学科建设领导小组经过讨论，决定组织出版一套《经济学与管理学名著导读系列丛书》，组织教师、博士研究生研读本学科的经典著作，目的是促进学科建设，并在硕士生、博士生以及本科教学中加以应用。
丛书的出版目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名著导读系列丛书》是集体成果，涉及八个省级重点学科及其他一些学科。出版丛书的目的在于：
（1）提高经济学与管理学专业教师和学生的理论素质。只有具有较高的理论素质，才能增强理性思维以及运用理论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理论掌握得越多，理论素质就越高，思想境界自然就会越高，胸襟也会越宽广。理论素质源于认真研读与思考，特别是对经典著作的研读。熟悉原著是经济学与管理学教师的基本功，硕士生、博士生的理论素质需要通过原著教学来提高，原著是思想的来源与启迪；同时，有了理论素质还需要表达出来，表达是技术问题、方法问题。因此，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学科建设必须抓好原著教学和方法论教学。
（2）提高学科建设的深度和广度。思想有深度，看问题就有深度，就能透过现象观察到本质，看问题就能做到去伪存真。有理论高度，才能从更高的层次与更宽的视野看待问题，才能看得长远，克服短期行为。
本丛书的出版是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科建设领导小组的集体决定，编写过程也体现出了集体合作的宗旨。本丛书的出版，首先感谢各个学科带头人的支持和各系主任的组织。院长助理齐鹏虎、学科主管吴振磊发挥了积极的组织协调作用。同时感谢陕西省省级重点学科、西北大学“211”办和社科处的大力支持。中国经济出版社的霍宏涛博士在选题策划方面给与了多方面的帮助，在编辑方面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使本丛书增色不少，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思想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能够成为我们思考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对经典著作的解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希望本丛书的出版能够为唤起读者在新时代重温经典的热情发挥作用。受编者学术观点和研究偏好的限制，丛书必然会存在一些不足和值得商榷之处，我们也希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2年8月于西北大学新村
　　杰佛里·M·霍奇逊
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
How Economics Forgot History：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in Social Science①
①[英]杰弗里·M·霍奇逊（Geoffrey M.Hodgson）著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本书作者英国经济学家杰弗里·M·霍奇逊（Geoffrey M.Hodgson），是欧洲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最著名代表人物，并被誉为传统制度经济学在当代的学术领袖。霍奇逊是欧洲演化经济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并主编《制度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作为当代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复兴了旧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方法，并扼要介绍现代与当代五十本西方经济学代表性论著，涉及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六个主要领域，内容包括作者简历、主要思想、学术贡献等。《现代西方经济学：名著导读》突出对这些论著进行导读性说明，使读者概括了解相关写作背景、框架结构及理论体系、主要内容及基本观点。此外，为便于了解这些名著出版后的相关研究，还列出了重要的中英文扩展性参考文献，从而为经济学理论研究者和研究生提供阅读参考。
一、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英国经济学家杰弗里·M·霍奇逊（Geoffrey M.Hodgson），是欧洲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最著名代表人物，并被誉为传统制度经济学在当代的学术领袖。霍奇逊是欧洲演化经济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并主编《制度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作为当代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复兴了旧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方法，并对其进行全面的创新，开创了“制度演化经济学”这一经济学的崭新领域。
霍奇逊教授著述颇丰，已经出版12部专著，发表170多篇学术论文。其中，《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一书完成于2001年，是近期很有影响的制度经济学著作之一。
二、本书精要
本书围绕经济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展开论述。作者认为一般化的理论方法是重要的，但是其价值有限。这些一般性方法必须使用对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制度背景和文化背景保持敏感的分析方法加以补充。他讨论了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旧制度主义是如何研究历史特性问题的，描述了历史特性的本质和作用，同时也指出其他经济学派对历史特性问题的态度。在此过程中，尤其强调历史特性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最后，针对如何把历史特性问题重新提上经济学的研究大纲，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可行建议。
三、论著内容
1.一般性理论与历史特性问题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导论中，作者首先指出一般性理论的局限性。他认为一般性理论虽然会达到一定程度的解释性统一，但是这种统一是有局限的。经济学所宣称的解释性统一通常是衍生类型的统一。这意味着从同样的公理集合课题推导出众多的命题集合，或者同样的命题集合可以从越来越小的公理集合中得到。这是一种没有本体论基础的统一。也就是说，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的解释是从纯粹的强加的假设基础上得到的，并不是从对客观实体的调查和发现中得出的。霍奇逊还指出，即使某些经济理论做到了本体论意义上的解释性统一，这种统一也仍然存在局限性。本体的解释性统一的局限性依赖于被解释的现象之中是否存在潜在的统一。
基于上述认识，作者认为：在社会科学中，需要解释的真实目标之间存在的差别对任何一般性理论的范围施加了限制。因此，将复杂性系统纳入到一个结构丰满的一般性理论之中是极其困难的。这种困难根源于三个问题：第一，分析和计算难于处理；第二，一个可处理的理论必须将自己局限于所有可能结构之中的一个相对微小的子集；第三，过分一般性的成本是可能会遗漏现象子集所共有的关键特征。作者以经济学中的一般性理论构建来说明这种困难的性质和程度。他将易货交易与货币经济两个模型的比较作为例子。从表面上看来，易货经济模型比货币经济模型所使用的限制性假设要少，因而易货经济模型更具一般性。但是，易货经济模型暗含着每个商品都能够与其他商品进行交换的假设，实际是排斥了货币这种特殊的商品。而在现实的货币经济中，有货币存在，且有一些交换被排斥。所以，易货经济模型实际上不比货币经济模型更为一般。
作者进一步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学引入博弈论工具，他认为这实际是对一般性理论方法的放弃。博弈论工具所构建的是例证理论，而非一般性理论。
作者所分析的一般性理论的局限性，并不是为了否定一般性理论的力量或价值，而是为了探讨某些类型的中层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与元理论论证。霍奇逊主张回到19世纪关于方法论问题的讨论中，去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他认为当代经济学遗忘了历史特性问题（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这一问题是指：“首先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历史时间与地理空间中存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系统类型。历史特性问题致力于研究社会科学中的解释性统一性的局限问题：实质不同的社会—经济现象，可能需要在某些方面不同的理论。”
作者将自己对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中的一般性及特定性问题的观点总结为以下8点：
1.科学不能仅仅是对经验细节的分析或描述。描述自身，不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总是依赖于预设的理论或概念。
2.科学不可能在没有一些一般性或普遍性陈述和原理的情况下前进。解释真实因果机制的解释性和一般性是值得科学研究的目标。
3.然而，复杂现象的一般性理论总是被高度简化和存在局限，这主要是由于在试图建立任何真正一般性的理论时所必然包含的复杂性和计算的局限。
4.社会科学中的统一和一般性提供了有力的概念框架，但是它们缺乏辨别能力和充分解释具体细节的能力。
5.只有当作出额外的、限制的和特殊的假设时，社会科学中所谓的一般性理论才具有解释力。
6.在处理复杂（社会—经济）系统时，我们需要将一般性概念陈述、理论与根系统和子系统的特定类型相关的特定的概念、论述和理论结合。
7.社会科学中最为有力和最具信息量的陈述和理论是那些从特定的理论构建中得出的，这些特定的理论构建旨在分析特定领域，并且也受一般性框架和原则的指导。
8.于是，社会科学需要将一般性原则与旨在研究特定领域的理论构建结合起来。这些工作在抽象的不同层面进行。一个哲学渊博的元理论必须解决这些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问题。
2.德国历史学派及其影响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作者对经济思想史上的历史学派们的工作及其影响做了分析式的论述。他所说的历史学派主要包含马克思、德国历史学派和不列颠群岛（英国）的历史学派。其中以德国历史学派为主，他详尽地分析了新旧德国历史学派的观点。有意思的是，作者将马歇尔也视为历史主义者的战友，他认为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历史特性问题有充分的重视和肯定。
作者专门讨论了以门格尔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对德国历史学派的批判以及奥地利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之间的方法论论战。他论述了新德国历史学派对方法论问题的反击，驳斥了将历史主义方法视为“反理论”的观点。
作者将以门格尔为代表的反历史主义的观点概括为4点：1.反归纳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初始或者全部过程都不能仅仅依靠事实。描述必须依赖于先前的理论概念，而且描述本身不能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2.个人主义。经济分析的恰当起点是有给定目的和偏好的个人，而不是‘国民经济’或者任何其他更高层次的单位。3.经济原理的普遍性。一些经济原理，例如供求规律，与所有的经济系统都相关。经济学必须集中在对原理的阐明上。4.驱逐历史特定性问题。经济学家不需要给予历史特定性问题以优先权。
霍奇逊只认可第一条命题，他认为其他三条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对于第二条命题，作者指出将个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单位是需要严格论证的，而不是不证自明的。对于第三个命题，他赞同经济理论需要一些普遍的超历史的概念或原理，但他认为这些原理并不完整，更不能想当然地运用。对于第四个命题，则认为即使经济学中的普遍原理已经建立，但没有理由否认使用特定理论来解释特定的社会—经济系统的必要性。
3.美国制度主义到历史研究的终结
作者在本书的第三部分讨论了当代英美主流经济学排斥历史特性问题的历程。结果导致在当代主流的经济思想史体系中，一个非历史的一般性理论体系不断进步，而经济学对于历史特性问题的广泛讨论被极度边缘化或排斥在外。在作者看来，这一结果形成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它既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也有纯粹的偶然因素。
作者对促成这一结果的历史背景进行了概括。他说：“我们可以看到外来入侵的影响、重大大学的学术环境的影响、移民的影响、英语成为国际语言的影响和世界力量平衡发生改变的影响。”其中，重点阐述了当时的学术环境变化对美国旧制度学派的兴衰的影响。这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取代实用主义、行为主义取代本能主义的学术浪潮对旧制度学派的哲学和心理学基础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旧制度学派的第二代领袖康芒斯试图调和这一冲击，但却导致了凡勃伦主义的研究主题被削弱。
对于偶然性因素，作者也进行了概述。他说：“我们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所揭示的是一个既具戏剧性又具悲剧性的错误，叙述中包括了误解、缺陷、自满、夭折、自尽、个人竞争、道德缺失、事业上的野心和处心积虑的努力，而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一个结果：忽略或重写历史。”作者为马克思·韦伯、罗伯特·霍克西的早逝而哀叹不已。也为伊芙琳·伯恩斯、阿道夫·洛等人的理论未能受到学术界正视而遗憾。作者对塔尔科特·帕森斯、约瑟夫·熊彼特和莱昂纳多·罗宾斯等人反历史主义的串联展开了辛辣的攻击。他还批判了凯恩斯的《通论》，认为凯恩斯并没有实现建立真正的通论，他只不过隐去了其理论所依赖的特定的经济制度基础。
4.新的历史研究
在本书的第四部分，作者试图从经济学所遗忘的历史问题这一起点出发，重新开始历史研究。他首先分析了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的一般性规律，认为主流经济学理论所依靠的市场神话、供求规律和稀缺与竞争的前提假设都不具有纯粹的普遍性，而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作者认为：“虽然所有社会学分析和经济学分析都必须利用非历史的和超历史的概念，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选用它们。”在他看来，新古典主义主流经济学的错误就是将适用于一个系统范畴的概念看作是适用于一切系统的概念。
不过，作者也强调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普遍性假设的必要性，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花了大量篇幅来构建这样一个概念体系，并希望这些概念既具有一定的超历史性，又能对历史特性问题高度敏感。为此，作者吸纳了凡勃伦、康芒斯、马克思、德国历史学派等历史主义者的理论，同时又借鉴了复杂系统论、一般性演化理论、自我组织理论和人类学分析，以丰富自己的理论和方法。
作者的概念体系起始于“习惯”，这一点继承自凡勃伦。进而，他重新探讨了习惯、文化、制度、法律、财产、企业等问题，建立了一系列具有较强解释力的概念。在这一框架下划分不同类型的社会—经济系统。其划分标准是控制生产领域的财产关系，这一方法继承自马克思。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自己对社会—经济系统的转型和变迁问题进行分析的元理论框架，这一框架其实是对马克思和韦伯观点的改造。
最后，基于上述观点对经济学进行了重新的定义。作者认为：“经济学，如果进行广泛定义的话，应当是研究统治人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学科。换句话说，经济学研究所有的维持性制度。”基于此，为重新构建经济学、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四、简要评述
作为欧洲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的领军人物，霍奇逊一直致力于复兴旧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凡勃伦所提出的作为一门演化科学的经济学。而这本书正是试图在历史特性问题上执行这个任务。其论证是通过作者对经济思想史的独到的分析而进行的。
本书的理论成果十分丰富。无论是对主流经济学还是非主流经济学的批判都是深刻而根本的。所建立的概念框架颇具兼容性，为制度经济学与其他演化经济学流派的融合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有可能成为将来演化经济学共同的基础性理论框架。
　　[1]王淑章.由格林斯潘的转变想到的——评《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N/OL].科学时报，[].中国经济学家育科研网.http：//www.cenet.org.cn/article.asp articleid=31414.
[2]贾根良，等.西方异端经济学主要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曹念祖）
卡尔·门格尔
经济学方法论探究
Untersuchungenü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konomie insbesondere①
一、作者简介
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与英国的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法国的列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并称为经济学边际主义革命的“三剑客”。1840年出生于加利西亚②的一个律师家庭。先后在维也纳大学、布拉格大学和克拉科夫大学就读，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871年，因向维也纳大学提交其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获得维也纳大学教职，一直工作至1903年退休。1921年，门格尔溘然长逝，享年81岁。他在长达30年的经济学教学生涯中培养和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家，如维塞尔、庞巴维克、米塞斯等著名人物。
①[奥]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著姚中秋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
②加利西亚在今波兰东南境，属维斯瓦河上游谷地，富有农林和石油资源。居民西部为波兰人，东部为路得尼亚人，历史上长期为俄、奥争夺目标。1795年波兰第三次被瓜分时，西加利西亚被奥地利占据，1867年东部亦被占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瓦解，加利西亚归还波兰。
门格尔进入经济学界始于其《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此书中，门格尔介绍了他的主观效用价值理论，并为之构建了一整套的经济学概念体系，成为奥地利学派的奠基之作。1883年，门格尔出版了第二本著作《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德文译名为《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探讨》，以下简称《探究》），对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由此引发了两个学派之间长达20年的方法论大论战。奥地利学派即在这场论战中逐步成型。
二、本书精要
门格尔的《探究》一书，其核心观点在于宣扬精确的研究取向和“原子论”式的个人主义方法，并以此反对德国历史学派片面的经验—实在研究取向和整体主义方法。作者所提倡的精确研究取向是指以精确的方式探究并理解经济人在满足其物质需求的活动中其自利之心的种种表现形态。所谓原子论是指将复杂现象还原至他们的构成要素，还原至其因果关系中的个体因素，通过探究个体因素（个体人的经济现象）的规律来理解复杂现象的发展。
此外，本书还强调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联，探讨了经济活动主体知识的不完备性问题，以及制度的自发形成问题。
三、论著内容
1.多元主义的方法论视角
门格尔所处的时代，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正在解体，众多学者都在试图修正经济学体系，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之间正在展开激烈的竞争。在《探究》一书中，作者将之描述为：“一种思路是，在前人关于我们学科的性质、问题的看法和亚当·斯密所创建的学说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学诞生时的基本观点予以完善，或者也可以开辟新的研究路径。……人们还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思路……革新政治经济学，依然可以从以前的立场出发，但又应当寻求开辟新的研究取向。”
对于各种研究取向，作者采取一种多元主义的立场。他坚决批评单一的研究取向立场。他说：“单纯一种研究取向（research orientation）不可能涵盖所有的研究课题。相反，要提高我们对于现实世界及其发展过程的认识，增进我们的理论和实用知识，就必须不断地发展获取知识的新的取向。单纯一种研究取向，即使本身完全正确的，若从我们的学科所要解决的全部问题角度来看，也是不够充分的。”
作者认为，当时德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单一研究取向的立场。因此，提出对方法论原则的探究是当时经济学发展的迫切问题。
2.精确的研究取向与“原子论”个人主义
门格尔将有关经济领域的学科分为三类①：“首先是有关经济的历史性科学（历史学）和统计学，它们的任务是探究和描述经济现象的个别性质和个别联系；第二类是理论性经济学，其任务是探究和描述经济现象的一般性质和一般联系（即经济现象的规律）；最后一类是国民经济的实用性科学，其任务是探究和描述在国民经济领域中据以采取恰当行动（根据条件的不同）的基本原则（经济政策和财政科学）。”作者强调理论经济学的形式化性质，反对当时德语区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主义研究取向。他认为历史学派的谬误在于将历史科学与经济学理论混为一谈，将对于经济现象的历史与理论理解混为一谈，将理论性知识与实用性知识混为一谈。
①现代经济学应有第四类重要组成部分，即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交叉形成的边缘学科，如经济社会学、法经济学，等等。但这些学科大多在门格尔逝世之后才真正形成。
作者试图在德语经济学世界重新确立演绎方法的地位。他为演绎方法获得的理论的非精确性做辩护，认为“不管理论经济学的真理（truth）显示的严格性（strictness）程度有多大差异，理论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性科学的性质并不受影响——理论性科学对于认知和理解现象的价值，并不因其真理不那么严格而丧失。”
在此基础上，作者反对历史学派在理论研究中片面地采取实在的——经验的（realistic-empirical）研究取向，提倡一般的精确性的研究取向。他认为实在的——经验的研究取向所能获得的是关于实在的类型（real types）和经验性规律（empirical laws）的科学知识；而精确的研究取向则确定某类现象的严格规律，以及现象的相续的规律性。紧接着，作者探讨了这两种理论取向的性质、关系及其真伪判断标准。在作者看来，这两种研究取向是相互独立的，它们具有同等地位且可以产生互补。但是，这种互补性不是由于它们分别提供对不同研究领域的理解。而是由于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受到客观条件限制或研究技术层面的限制，在某一领域的研究中，其中一种研究取向可能取得主导地位，从而使这两种研究取向产生互补性的结果。他指出：“所面对的是某一经验领域的比较复杂的现象时，要获取理论性知识，主要依靠实在的研究取向。而在面对不那么复杂的现象时，主要是精确研究取向发挥作用。然而，从原则上说，这两种研究取向不仅都有能力研究现象世界的一切领域，而且，都有能力研究该现象趋于复杂的过程中的各种阶段。”进而，作者反对以实在研究的结果来检验或修正精确研究的结果，因为这实际上是取消了精确研究的独立价值。基于上述认识，作者认为，德国历史学派混淆了对社会现象的历史的与理论的理解，片面地将社会科学的理论课题视为仅仅包括实在性课题。
虽然不同意简单地将个人利益最大化与公共福利最大化等同起来，但作者却不遗余力地为经济学中人的自利性假设做辩护。认为精确取向的理论性研究的任务就是：“将人的现象还原至人的本性中最原初、最一般性的力量和内驱力（impulses）。……据此而考察，每个人在不受其他因素影响（尤其是不受错误、对于制度的无知及外部强制之影响）下，其天性中的自然倾向自由地发挥，将形成什么样的结果。”作者承认人们的现实经济行为受到众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但又认为作为一门专门的科学理论，政治经济学并不承担对社会现象做整体性认识的任务，乃至并不需要对那些被统称为经济性的社会现象的整体进行解释。在作者看来，经济理论的任务只是帮助人们理解人的经济生活的某一方面。
最后，作者反驳了历史学派对“原子论”的指责，声称，历史学派“没有清楚地认识到精确取向的理论性研究的真正性质，而将某种特定的历史性研究的方法论视角运用于理论经济学之研究”。
3.对历史主义方法的批判
作者并不否定历史主义方法的价值。其对德国历史学派的攻击实质是以多元主义的方法论反对单一方法论的。作者分析了经济发展对两种不同研究取向的影响，认为经济发展对实在的——经验的研究取向影响是巨大的。他说：“只有当我们所认识到的不仅仅是某一现象在某一特定时间的性质，而是其全部个体发展的性质或其经验形态的发展性质，我们对于该经济现象的认识、对于其类型的认识，才可能是真正准确的。有关该现象的经验性规律，如果仅仅对应于其发展的某一特定阶段，则对于该现象的其他发展阶段，未必仍然有效。”与此相对，作者认为经济发展对精确的研究取向的影响并不重要，因为精确取向的理论研究既不否认也不拒绝考察经济现象的发展。
紧接着，作者批判了许多将实用经济学中的历史主义立场与理论经济学中的历史主义立场相混淆的观点，他称这些观点为“伪历史主义取向”。作者探讨了经济制度与规范性法律之间的相对性，提出：“一门经济政策科学最基本的方法论要求……必须教给我们公共当局能够在考虑所有特殊的条件之后，借以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这种方法正是我们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所说的历史主义方法。”
4.认识社会现象的有机观
作者分析了将社会现象与自然有机体类比的理论。他虽然承认自然有机体与社会现象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但强调这种相似之处是有限度的。他把社会现象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人们共同意志的产物，另一类是社会中的个人为实现目标进行努力的非意图的结果。作者将第二类现象的起源称为“有机的”（original）。这一类社会现象包括市场、竞争、货币、语言、宗教、法律和国家等。作者承认社会现象是有机的构造物，并不是反对“原子论”的方法论。与此相反，他反对整体主义的有机观，主张用精确方法来研究有机的社会现象。他说：“在有机世界领域中运用精确研究方法，并没有否认有机体的整体性。相反，它试图以精确的方式解释这种作为整体的构造物的起源和运转情况，解释这些‘实在的整体’是如何形成的，它们是如何运转的。”
为了描述他对有机的社会现象的起源的精确理解，作者列举了关于货币、国家、市场等社会制度起源问题的例证。他认为，这些经济现象不是具有社会目的的努力的产物，而是无数主体追求个人利益的努力的非意图的后果。因而，他主张：“可以通过将它们还原至其组成因素，即还原至其因果关系的个体因素，通过探究由这些因素一步一步形成这里所讨论的人类经济的这些复杂现象的规律，来获得对这些现象的理解。”
5.各个时代的历史学派
最后，作者回顾了历史主义方法的理论渊源，认为历史方法对于政治学的起源有重要作用，而对经济学起源的作用则相对较小。作者认为德国历史学派没有正确理解历史法学派的历史主义方法。然后，逐一批判了当时历史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
四简要评述
门格尔的《探究》一书试图在19世纪末的德语区经济学界重新建立以演绎法为基础的经济学方法论。它开辟了一条以精确取向和“原子论”个人主义为特征的方法论体系。这与其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所阐述的概念体系一起，共同构成了绵延百年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研究纲领。作者提出制度的自发形成问题，是较早地对制度进行理论研究的学者之一。但实际上是把制度当作个人行为的衍生品看待。这极大地限制了奥地利学派的研究视野，使得奥地利学派长期缺乏系统的制度分析。
门格尔的精确取向和“原子论”被奥地利学派所传承。经过米塞斯、哈耶克到拉赫曼，“原子论”被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强化、发展和修正。虽然以拉赫曼为代表的这一派奥地利学者，则以现象学与解释学的“主体间性”（inter subjectivity）理论和社会学的“嵌入”理论来反对“原子论”个人主义。他们认为人们行为的意义并非是主体的心理意思，而是主体间的客观存在，嵌入于社会和制度化的实践之中。但是，米塞斯将之发展成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先验论，使得门格尔的研究纲领得以复兴。
[1]马涛，王洪磊.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方法论的“范式”之争[J].财经研究，2011，7.
[2][美]豪伊（R.S.Howey）.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M].晏志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贾根良，等.西方异端经济学主要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曹念祖）
　　莱昂内尔·罗宾斯
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
AnEssayontheNatureandSignificanceof Economic Science①
①[英]莱昂内尔·罗宾斯（Robbins，L.）著朱泱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一、作者简介
莱昂内尔·罗宾斯（Robbins，L.，）是英国经济学家。出生于伦敦附近的米德尔塞克斯。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杰文斯的追随者，早期在思想上秉承英国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并且受到奥地利学派哈耶克等的影响（但20世纪50年代后开始放弃），并试图与英美的经济学传统中相结合。20世纪30年代担任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理论研究班主任，不仅研究抽象的经济理论，如经济学的方法论、经济政策理论和经济思想史，也研究应用经济问题和实际政策问题，对当时的年轻经济学家有很大的影响。日去世，享年86岁。
《论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一书是罗宾斯的成名作，也是经济学说史上有关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哲学方面引述最多的著作之一，其中主要内容已被广泛接受，进而作为当代研究的公认出发点。
二、本书精要
该书是一本试图更准确地定义“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的著作。本书抛弃了以往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物质福利原因的定义，继承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内维尔·凯恩斯方法论中的实证主义传统，将经济学研究与社会现实和人类实践相联系。经济学的本质是研究资源稀缺条件下人类在配置资源方面是如何行为的一门形式化的社会科学（the study of“human behavior a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ends and scarce means”with alternative uses）。罗宾斯认为，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中，当人们进行多种目标的选择时，经济学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自己选择的意义，以及如何作选择，故“它提供了人们合理行动的一种技术”，因为，“我们要想作出完全合理的选择，就必须先知道自己偏好些什么”。罗宾斯对经济学本质和意义的这种理解和把握，为后来的绝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所赞同，如绝大多数经济学教科书中基本上接受了这一规定。较为有代表性的是萨缪尔森所著的《经济学》（第14版）和斯蒂格利茨所著的《经济学》（第12版）。①
①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说：“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基本经济事实：能够生产各种商品的全部资源的有限性，使得人们必须在各种相对稀缺的商品中间进行选择。”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表述是：“经济学的精髓在于承认稀缺的现实存在，并研究一个社会如何进行组织，以便最有效地利用资源。这一点是经济学独特的贡献。”英国经济学家哈维在其所著的《现代经济学》一书中给经济学下了更为直接的定义：“经济学是研究人们如何分配他们有限的资源来满足人们的需要的科学。”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其《经济学》教科书中写道：“在本书中，我们将自始至终强调某些重要的、普遍认可的观点。第一个普遍认可的观点是关于稀缺性，它是本章中最重要的，存在普遍共识的观点。”曼昆在《经济学基础》一书中认为，“由于资源是稀缺的，社会资源的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
“一门学科的统一性，仅仅表现在该门学科所能解决的问题的统一性上，而且只有在各项解释原则的相互关系确立起来以后，才能发现这种统一性。”“主观感觉的满足无法进行人际比较，包含价值判断的内容不能被纳入经济学的研究。”
三、论著内容
1.关于经济问题的特点
罗宾斯认为，人们的社会生活具有多种多样的目的，人们总是要在各种目的之间进行不断的选择。如果人们可以没有约束地选择所有的目的，那么经济学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制约人们选择的恰恰就是选择手段的有限性：但当时间和达到目的的手段有限并能选择使用，而且目的能按重要程度加以区分时，行为就必然表现为选择的形式。运用时间和稀缺手段来达到一种目的，便意味着不能用他们达到另一种目的，因此，经济问题具有“目的很多而实现目的的手段稀缺”的特点。
“当时间和达到目的的手段有限并能选择使用，而且目的能按重要程度加以区分时，行为就必然表现为选择的形式”，“缺少达到不同目的的手段，几乎是人类行为的一个普遍条件”，“任何一种活动只要涉及放弃其他想要的东西，便有其经济的一面。”“经济货物这一概念必然是纯粹的形式概念，从物品与人的关系中并不抽取出什么性质使物品成为经济货物，从劳务与物品的关系中也不能抽取什么性质使劳务成为经济劳务。”经济的与非经济这两个词，并非指物质福利与非物质福利，“若在完全正常的意义上使用经济一词，那就是在两种活动之间做出选择。”
2.关于经济学的研究方式
经济学关注的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选择而已，并不对目的本身做任何的价值判断。经济学对于各种目的而言完全是中立的；只要达到某一目的需要借助于稀缺手段，这种行为便是经济学家关注的对象。经济学不讨论目的本身。它假设人们在下述意义上是有目的的，即人们拥有一些可以界定并可以理解的行为倾向。经济学要回答的问题是：人们达到其目标的过程如何受制于手段的稀缺——稀缺手段的配置如何依赖于最终的估价。所以，一个经济学家所研究的，不管是声色犬马或物欲横流的社会，还是品德高尚崇尚节俭的社会，对于研究方式而言并无区别。
经济学的传统定义“肯定未能充分表达出经济学的性质”，它把一个领域任意划界，导致无法对其进行一般分析，“所不适应的最简单情形，即孤立的人把其时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生产实际收入，一部分用于享受闲暇”。经济学研究方式和成果是否正确的标准，“不是看它表现上是否与日常语言的某些用法相一致，而是看它是否能准确描述这门学科各项主要法则的最终内容。”“选择规律只有通过考察孤立的个人才能看得清楚”。
3.关于经济学的意义
经济学的用处在于它能揭示最终估价的意义和是否具有一致性，从而解释更多的现象。罗宾斯认为：“我们的大部分困难都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选择不相容的目的，并不是因为我们希望陷入僵局，而是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不相容的。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最终目的有分歧，以致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是很正常的。但是很显然，许多紧迫的困难并非产生于这一原因，而是因为我们的目标彼此不协调。作为消费者，我们希望价格更便宜，作为生产者我们选择安全。……而社会上不同的‘决断组织’虽由相同的个人组成，却有不同的偏好。我们似乎到处遇到困难，这些困难与其说产生于政治团体不同成员之间的意见分歧，还不如说产生于每一成员的人格分裂。”“……无疑，为了在这个充斥着太多可以避免的分歧的世界上我们能取得一些一致意见，值得慎重地将可以解决分歧的研究领域与不可解决分歧的研究领域区分开来——值得将中立的科学领域与争论较多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区分开来。”“……如果不合理性，如果随时屈从于外部刺激和不协调的冲动等盲目力量是高于一切的善，那么毫无疑问，经济学存在的理由便消失了。……对于所有那些仍然坚持较为积极的价值观念的人们来说，经济学首先是社会秩序中合理性的象征也是对合理性的保护，因而经济学在未来令人忧虑的岁月里，正因为其主张受到上述威胁，而必然具有更加崇高的特殊意义。”
“任何一种活动只要涉及他想要的东西”，“经济分析在交换经济中最有意义、最有用处”，“只有一种目的和多种手段时发生技术问题，而有多种目的和手段时发生经济问题……”，“应把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与生产技术严格区别开来，所谓生产技术是指如何利用给定的手段，只有在一切物品均为免费物品的世界上，技术才是达到给定目的的唯一因素……正是给定的目的和物质和技术的可能性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经济学家研究的那些行为”。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是相对估价，虽然决定具体交易的估价其复杂程度是不同的，但是，在估价的基础上，“不同商品可相互替代、不同商品相互需求、不同商品在不同用途之间均衡分配”，都可以进行经济分析。“认为经济学家所想象的世界完全是由利己主义者或快乐机器所构成的，这是极其荒谬的。”
四、简要评述
罗宾斯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较早地从稀缺性出发来给现代西方经济学下定义，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分开了（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李斯特等虽然具有不同的理论观点，但都将经济学看作是研究物质福利的学问，主要关注对于制度和历史的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在定义上并未完成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如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物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相关的那一部分。”达文波特在《企业经济学》一书中说：“经济学是从价格的观点研究各种现象的科学。”坎南在《初级政治经济学》一书中说：“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解释人类物质福利赖以存在的一般原因。”贝弗利奇在《经济学作为一项文科教育》一文中说：“（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如何相互合作来满足物质需要。”皮古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说：“（经济学或福利经济学就是）能与货币这一衡量尺度直接或间接发生关系的那部分福利。”可以看得出来，所有这些定义尽管各式各样，但大多数人都认为经济学是关于物质福利的科学。罗宾斯称之为经济学的“唯物主义”式定义，并且确立了“目的—手段”范式、“人—物”关系的重要地位，表明正统经济学家已经做了些什么和他们还在做的事情很有意义，应对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的批评。
然而，它却排除了许多经济学家认可的经济学的一些重要论题。有一种定义似乎具有足够的普遍性，它是对经济学文献所呈现出来的主题的概括，即经济学关注的是生产、消费、分配与交换。（谢拉·C·道.经济学方法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86）而罗宾斯式定义忽视效用与偏好的社会互动性、忽视制度与历史研究等，这些方面在公共选择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中得到弥补。
扩展性阅读文献
[1]韦森.经济学的性质与哲学视角审视下的经济学——一个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与展望[J].经济学（季刊），2007（03）.
[2]张赫城，崔绍忠.罗宾斯经济思想中方法论研究评析——兼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的实证主义痕迹[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6（08）.
[3]刘志光.新制度经济学：修正还是革命[J].学术月刊，2011
[4]Ricardo F.Crespo.TWO CONCEPTIONS OF ECONOMICS.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Vol.XIV，No.2（November2011），181-197.
（作者：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宋宇）
马克·布劳格
经济学方法论
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①
①[英]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著黎明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一作者简介
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是英国著名经济思想史学者，出生于荷兰海牙的一个犹太工商业主家庭。曾进入纽约城市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习，后在耶鲁大学、伦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伯明翰大学等任教，其研究领域广泛，主要是经济思想史。
主要著作有：《经济理论的回顾》（1997）、《评价经济理论：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研究》（1991）、《凯恩斯以前的100位著名经济学家》（1986）、《经济学方法论》（1980）等。其中，《经济学方法论》（1980）集布劳格方法论思想之大成，成为西方经济学方法论里程碑式的杰作。
　　二、本书精要
从方法论角度看，尽管深受波普证伪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而且现代经济学确实贴上了证伪主义的标签，但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实践证伪主义。波普和拉卡多斯对马克·布劳格研究科学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成为本书重点论述的代表性方法论。在此基础上，本书作者把证伪主义当作经济学家应该立志实现的一种思想，提倡大胆而有区别的预言，反驳预言的认真努力，以及根据抛弃假说的可能原因进行严格的反证。在书中，作者用一半的篇幅考察了现代经济学中十个重大理论争论中经验证据的作用。作者认为：“不管怎么说，任何现代经济学理论，除非其能对它力图解释的现象作出一系列预言，并且这种预言至少是潜在地可用经验资料确证的，否则，它便没有立足之地，便不可能是第一流的和合理的。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主流经济学家是证伪主义者的意思。”
本书的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现在流行的科学哲学思想，对这些思想做了一些区别。第二部分中的第三、第四章考察了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第五章转入福利经济学的逻辑地位的问题。第三部分提供了一系列的案例研究，这种研究并不是为了平息在经济学家之间还不能取得统一意见的本质问题，而是为了证明经济学中的每个争论是怎样牵涉到经济方法论问题的。第四部分把所有的问题汇总起来，企图取得某种程度的结论。作者系统地展示了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介绍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和发展，较为充分地揭示了西方经济学体系中方法论的矛盾和困惑，深度剖析了新古典研究框架的方法论特征，以全新的视角审视西方经济学的成就和危机，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史上标志性的杰作。
三、论著内容
1.关于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与经济学方法论密切相关。科学哲学在20世纪的发展中经历了不少的重大变迁过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科学哲学看起来主要是由对科学理论正规结构的纯逻辑分析组成的，这样科学哲学就显得更多的是规劝人们从事良好的科学活动，而不是对那些事实上已经成为科学的东西进行描绘。”到20世纪20—50年代，弗里德里克·萨普（1974）称之为“理论的公认观点”，之后，“波普、波拉尼、汉森、图尔明、库恩、拉卡多斯和费叶拉本德的研究成果却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公认观点。”“从波拉尼到汉森的著作开始，随后是库恩、图尔明、费叶拉本德、劳顿斯和许多其他人的著作，把方法论看作是科学追踪的一系列规定这种比较旧的观点，逐渐被把方法论视为对过去的科学实践作出一般化描述的观念所替代。”作者在开篇中就主要的科学哲学问题，如假定推理模式、对称论题、波普的证伪主义、逻辑谬误、归纳问题、免疫战略、统计推断等展开讨论，发现：“就像没有发现的逻辑一样，也没有辩护的论证逻辑；检验、证伪、认可、证实，或你所希望的一切东西的正式规则体系和自动过程都没有。”例如，波普就认为，“不管是以我们自己个人的还是以一般人类的经验为基础，都没有确定的知识。比这更甚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什么可靠的方法能够保证我们已有的关于真实世界的易出错的知识确是我们所能掌握的最好的知识。对科学哲学的研究能使我们对可接受的经验知识的评价变得敏锐，然而假定的评价依然存在。我们能征求对这些评价的最严厉的批评，但是我们所不能做的是假装不知道在某些地方还有完全客观的方法，即一种内在主观地论证的方法，这种方法将实际上迫使人们对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科学理论都同意。”波普的研究成果成为科学哲学新旧观点的分水岭。
然后，作者转到了对库恩的范例研究、拉卡多斯的科学研究框架、费叶拉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最终回到方法论一元论问题的讨论。“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里几乎完全放弃了公认观点，因为他所强调的不是规范的劝告而是实证的描述……库恩把正规科学，也就是按照正统的理论框架解决问题的活动，视为统治的和革命的科学，视为科学史上的例外。”“拉卡多斯坚持我们不能最终回避借助明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来考察科学史，以便了解在事实上矛盾的范围有多大。”费叶拉本德坚持说，科学“比它的方法论想象更‘草率’和‘非理性’”；没有什么划分标准能够有用地把科学和非科学、理想主义或神话区分开来……总之，费叶拉本德并不反对科学中的方法，而是反对普遍性的方法，他也反对自己的忽视方法的劝告。”“现在我们重申了方法论的一元论，这样做甚至是和波普对其教条的冲淡相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否定至少和某些自然科学相比还不成熟的每种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总之，作者始终在为“软的”社会科学寻求一种区别于“硬的”自然科学的、适合的、有启发的方法论。
2.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
作者从证实主义者开始讲述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他把历史追溯到1776年《国富论》的发表，这被视为经济学成为一种独立的原理“诞生”的标志。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都在他们的著作中突出了方法论原理的重要性，虽然在论证一些问题时使用的方法不同，但确有共同之处。这就是，“简而言之，大不列颠19世纪经济学方法论学家是证实主义者而不是证伪主义者，他们所鼓吹的是防守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设计来保护年轻科学的安全的，使之能抵挡任何一种或所有的攻击。”思诺严格区分了实证科学和规范艺术。“从思诺的结论于是就得出只有在不出现‘特别的搅乱原因’的情况下才站得住脚的东西。”穆勒和思诺都认为有必要建立统治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论的原理。穆勒提出并阐述了“经济人”的概念，在他的逻辑中充斥着对演绎逻辑的贬低和对归纳逻辑的颂扬。穆勒坚持证实主义，强调用事后的解释力来判断社会科学中一个理论的正确性，而不是看它事前预言的正确性。“穆勒和所有的古典传统作者一样，基本上是要求判断正确的假设，而我们将要看到，现在经济学家主要是要求预言。”凯恩斯在《政治经济学的特征和逻辑方法》一书中，更强烈地否认，可以通过把经济理论的含义和事实做简单的比较来反驳经济理论的观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方法》把斯诺—穆勒—凯恩斯这一传统视为是由5个相互区别的论题组成，强调经济人假说的现实性。“他留给读者的不可抗拒的印象是，由于经济理论的假设一般是对的，那么它的预言一般也是对的；不管什么时候如果这些预言不对，那么通过对事实进行努力的研究总会发现某些特定的干扰因素能够解释这种不一致。”在一个以经济学大辩论为标志的十年，罗宾斯的名著《论经济科学的本质和意义》产生了很大轰动效应。“追随着凯恩斯，罗宾斯又再次否认了能够从数量方面预言经济影响；需求弹性可以显得是估计它的反面，它的估计在事实上也是高度不稳定的。……罗宾斯否定了对效用做人际客观比较的可能性，因为它们‘永远无法通过观察和内省证实’。”
“二战”后，这种要求证实只是为了检验经济学真理在特殊情况下能得到运用的证实主义思想衰弱了。以米塞斯为代表的证实主义的最后坚守者，他们在对人类行为的论述中，认为关于有目的的个人活动的假设是解释经济行为的有效前提，而且坚持方法论的二元论，在证实主义的阵地上回到了斯诺—穆勒—凯恩斯传统的极端翻版。
特伦斯·哈奇森的著作《经济理论的意义及基本假设》是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开端，这本书把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标准介绍带到经济争论中来。“他的基本标准是，追求‘科学’地位的经济命题至少应该能使人相信它可以在人际进行经验检验。”但他未指明是对经济理论还是经济预言的检验。保尔·萨缪尔森的博士论文《经济分析基础》被认为是经济理论的一个主要的里程碑。“它论证了有约束的最大化这种标准的假设不足以导出大多数经济预言：比较静态的方法是空的，除非专设了一个对应的动态系统，并且表明这个系统是稳定的——这就是所谓的对应原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名文章《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认为，经济学界不必为经济理论的假设“现实”性而烦恼，指出“假说要现实不仅是不必要的，如果它们不现实的话还是一个积极的优点”。这引发了他与萨缪尔森的十年方法论争论。萨缪尔森描述他的观点为“F扭曲的基本样式”，并选择了“描述主义”的方法论。两者虽然没有给方法论带来重大的危机，但都存在不可挽回的缺陷。阿尔金论题中则阐述了与进化论机制相似的意义：“我们不能从自然选择中建立什么，因为生存下来的种类比我们从经济选择中能建立的要完善，生存下来的厂商是利润最大化者。”
此后方法论争论趋于淡化，但仍有一些想要重建新的方法论来给经济学以科学哲学外衣的学者相继出现。反波普主义方法论者开始涌现，他们中的代表马丁·霍利斯和爱德华·内尔在《理性经济人》等著作中抨击实证主义事实和价值、事实和理论分离的论题，并反对实在论哲学。“他们认为，实证主义是一种伪哲学，新古典经济学必然跟着它一起堕落。”与上述方法论所不同的是，美国制度主义者们采用模型化方法，用讲故事的手法来描述正统经济学。
在用波普证伪主义评价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前，对福利经济学的方法论作了分析。20世纪30年代后出现的福利经济学标榜摆脱了价值判断，属于传统的实证经济学范畴，而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争论可以追溯到大卫·休谟。“大卫·休谟在他的《论人的本质》中就定下了‘一个人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这个命题，这个命题被贴切地称为休谟的铡刀。”方法论学者陷入了在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进行逻辑划分的难题和困境。尼格尔区分两种类型的价值判断为：描述特征的价值判断和评价特征的价值判断，以此来保护休谟的铡刀。在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争论背景下，布劳格接着提出自己对帕累托福利经济学争论的看法，他的结论是：只有努力增加事实的作用并减少价值的作用才能促进科学思想的进步。如果经济学要进步，必须对经济理论不断地给予可证伪的经验检验。
3.对新古典研究框架的方法论评价
作者在这一篇中主要用讨论的方法论知识运用来评价经济理论，研究理论预言，评价理论预言中的证据。其目的是对这些理论进行划分，虽然没有统一的绝对准则，但可以在分析中探索理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综合评价，找出其各异但联系紧密组成的亚框架之间的内在联系，表明核心框架的部分是如何获得各部分支撑，而其他部分常常是由未经检验的假定支撑的这一结论。
最后，作者指出了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所出现的危机。比如，经济学理论只停留在理论逻辑的完善，严重缺乏实践意义；轻视证伪主义的方法论规范等。“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关键弱点，在于不愿意产生一种其内容明确地能经受反驳的理论，从而普遍不乐于使这些内容与现实相一致。”“在这本书中，我始终认为经济学的中心目的是预言，而不只是解释，……正统经济学的确能够自夸它已经增强了经济学家进行预言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必须强调即使到现在这种能力还是怎样的有限。”作者提出建议：必须要说服经济学家们严肃地运用证伪主义。在规范使用经济学研究框架问题上，他引用波普的话语作为告诫。“什么事件，如果它们具体化的话，会导致我们反对那个框架？一个研究框架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就表明它已经无法满足科学知识能够达到的最高标准。”
四、简要评述
《经济学方法论》一书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学者争论的主题和方法论研究的重点选择有很大影响。正如罗杰·巴克豪斯所说，“这本书论证性地界定了1980年前后争论的主题”。本书立足于波普的证伪主义思想核心，打破了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原有格局面对经济学发展中遇到的困境。作者另辟蹊径，强调了现代经济学的关键弱点在于不愿意产生一种内容随时接受反驳的理论，不考察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内容与现实是否一致，立足于经济学基于现实又作用于现实的学科定位，在对经济学的反复批判和不断证伪的方法论指导下，探求经济学科学式发展道路。试图在经济学领域寻求一种参照科学哲学标准的学科模式，尽管仍有许多困难，但仍然是作者的一大开创性贡献。
扩展性阅读文献
[1]马克·布劳格，等.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刘瑜.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思想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0，12.
[3]郭劲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与经济哲学的运用[J].经济评论，2002（05）.
[4]Mark Blaug，2001.No History of Ideas，Please，We’re Economist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5（1），145–164.
（作者：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高梦婕）
　　塞缪尔·鲍尔斯
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
Understanding Capitalism：Competition，Command，and Change①
①（美）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等著孟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一、作者简介
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1939— ）是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因为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观点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设所作的批评，被公认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代表人物。
主要著作有：《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Microeconomics：Behavior，Institutions，and Evolution，2004）、《微观经济理论的疑点和问题》（Notes and Problems in Microeconomic Theory，合著，1980）和《资本主义美国的教育》（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合著，1976）等。
二、本书精要
《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一书英文初版于1985年。因为坚持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分析传统，“迅速成为供入门级政治经济学课程使用的、具有左翼倾向的主要教科书”。本书试图解释资本主义是如何运行的，“为什么有时其运转不如我们所愿，以及在长期内它如何改变了自身的运行方式，也彻底变革了我们周遭的世界”。但是，虽然在涉及方法论原则时，作者保留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方法和观点；但为了解释市场和竞争在协调经济中的作用，又在一些地方融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理路和概念。
作者试图构建一个替代主流经济学的竞争、统制与变革的三维经济学框架，并集中讨论市场中的竞争，企业、政府和国际关系中的统制，以及由技术创新和围绕收入分配的冲突所驱动的、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之永恒特征的变革。本书包括供给与需求、市场竞争、不完全竞争、总需求、通胀、失业等主要经济学论题。着重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非凡活力与物质生产率，人类行为的心理学基础，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逻辑与局限性，技术变革和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及其对各国经济的影响，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国家内部与国家间的不平等等议题。本书还对新古典经济学教条进行批判性评价，对契约理论加以透彻介绍，并吸收了来自行为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新近研究。
三、论著内容
1.试图建立三维的经济学理论框架
为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背景和现代特征，作者指出，在最近的500年里，事实上所有传统的生活和谋生方式都遭到破坏并且被改造了。世界和人民受到震动并且被重新塑造了。资本主义带来了许多永久的变化，它不仅影响经济，而且影响政治、信仰和社会生活的很多其他方面。在分析方法上，作者强调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区别，并把自己划归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传统。“与‘经济学’这一术语相比，我们更喜欢用先前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去描述我们的研究方法，因为除非把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综合到一起来研究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否则一个人无法很好地了解当代社会。另外一种描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就是将之视为跨学科的。”
书中将政治经济学定义为“三维经济学”，即从横向的（竞争）、纵向的（统制）和时间的（变革）这三个维度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理论，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复杂关系。与此相区别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只重视分析经济生活里的一维，即竞争和交换，从而“把资本主义简单地看成一个市场体系”。虽然“政治经济学和正统经济学在以下观点上是一致的，即对竞争的分析对于理解整个经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竞争是且只是三维经济学的一个维度，指的是这样一种经济关系：大量潜在的买者和卖者基于自愿的选择和交换关系而居于主导地位。“可以认为竞争所涉及的是一种权利的相对平等，这种平等存在于那些提供选择、从事交换以及与他人竞争的人们之间。”统制是指权利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关系。“统制被认为是纵向的因素，因为它们显然涉及人和团体的不平等”，“很多经济关系既包括选择也包括统制，而两者都不是独立运行的。”变革指的是人及其经济制度的历史演化。“对变革的强调是使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区别的特征之一。”
为了进一步澄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区别，书中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假设，首当其冲的是自利经济人假设，“虽然行为动机对于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那样的行为至关重要，但经济人却是一个虚构的假定。真实的人是多样而且是多面的，并且他们的价值观、品味、习惯和信仰在相当程度上是他们的出身、所受教育、工作经历以及民族、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产物。”本书第三版中为此新添了一整章内容加以讨论，特别是利用了作者在人类行为领域的新近研究成果。作者的基本观点是：与自利经济人不同，人是合作的物种。“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本性共同作用，使得智人成为我们这样的独具合作性的物种。我们具有合作性这个事实，意味着好人并不总是落在最后。说明好人为什么并不总是落在最后的推导过程表明，新古典经济学家有时候过高地评价了竞争作为进步的源泉的作用。合作也是必要的。”
在经济人假设之外，新古典经济学还有另外两个基本假设，即完全契约假设和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契约是两个或多个当事人承诺采取某种行动的约定，不管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契约被认为包含了市场交易中所有必要的因素”。一个契约若是完全契约，那么它的每一条款都严格依照法律，其当事人的交易行为则是契约的自然结果。但是，“当雇主雇佣工人时，这个契约关系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它不会规定受雇者需要承担的具体工作。正因为雇佣契约具有不完全性，才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之一。”规模报酬递增指的是随着追加的单位生产要素，扩大生产规模具有增加每单位报酬的结果。由于“假定‘规模报酬递增不存在’消除了领先地位的作用，并抹去了一切偶然因素，相互作用的个体的以往历史也就不能影响到他们当前的关系”。“新古典经济学得出的结论就是：经济被看作是一架平滑运行的机器，而非下述情况：人们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是和谐的，而更多时候是矛盾，甚至杂乱无章的，正如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实际发生的那样。”
2.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传统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本书则以类似的方式把围绕着生产活动的组织而形成的经济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经济制度是根据特定的生产关系来定义的：“经济制度是存在于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它把所有社会都赖以为生的劳动过程组织起来，从而使整个社会得以存续。……各种经济角色——生产者和消费者、奴隶主和奴隶、封建主和农奴、雇主与雇员、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则确定了经济制度的性质。”
　　本书坚持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分析传统，使用剩余产品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对经济制度进行阶级分析。作者认为，“高度关注剩余产品对于政治经济学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这种高度关注是政治经济学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方式之一。通过剩余产品这个透镜考察社会，使得政治经济学家能够看到经济制度所具有的历史特殊性，并根据生产和控制剩余产品的方式将一个经济制度与另一个经济制度区别开来。我们是如何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本书做出的回答是，它是以一种特殊方式产生和处置剩余产品的经济制度。”借助剩余产品的概念，作者定义了什么是阶级和阶级社会：没有剩余产品控制权的生产者是一个阶级，剩余产品的控制者是另一个阶级。资本主义是一个阶级社会，这个社会中的各种阶级冲突因而成为本书的分析主题。作者概括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三项特征。第一，大多数生产部门生产的是商品；第二，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资本品为私人占有；第三，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是从劳动市场上购买的。资本家对剩余产品的控制，是以占有生产中使用的资本品即生产资料为主要基础的。
在第二篇即微观经济学中，作者以大量篇幅讨论了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围绕着控制和榨取劳动而展开的阶级冲突。“所有的经济关系都包括竞争和统制这两个要素……当竞争存在于雇主之间或工人之间时，所涉及的关系是‘阶级内部’的关系；相反，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是‘阶级之间’的关系，它关系到经济中所谓的统制维度……许多经济学家并没有考虑过雇主——工人的关系与其他经济关系的不同之处。”作者把资本控制劳动的主要形式分为简单控制、技术控制和科层控制。在每一个工作场所和企业里都存在着这些控制形式的不同组合，其目的是要帮助雇主实现降低单位劳动成本的目标。“每一个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必然把一种社会组织和一种生产技术结合在一起；这两个因素塑造了雇主和雇员围绕着工资、劳动强度及劳动条件的冲突，同时又为这些冲突所塑造。”
在第三篇宏观经济学里，作者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各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存在着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和失业，另一方面群众的大量需求却得不到满足。作者把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归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阶级性。这一阶级性指的是，在生产中使用的资本品是为资本家私人所有的，生产出来的产品也为资本家所拥有，工人完全不拥有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决定资本主义经济未来发展进程的最重要因素——投资——也几乎全部掌控在私人手里。这种阶级性通过影响投资、积累和总供求而造成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作者“把通货膨胀问题视为雇主、工人、原料供应商、政府和其他经济主体之间进行收入分配时出现了无法解决的冲突并由此导致的后果”。指出“世界范围内引人注目的收入水平差异，既反映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巨大的生产潜力，又反映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过程会带来分配不均的后果。增长与分配反过来又取决于调节生产过程的制度和国际交换及投资的模式。”
在全书的最后一章，作者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展望了资本主义的未来，分析了新的经济制度萌生的可能性，指出：“在即将到来的几十年中，技术的变革，尤其是信息革命，以及人类对自然环境不断加速的影响，特别是全球变暖问题，将使我们面临人类历史上完全未曾有过的挑战。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用新的方式组织经济的新制度可能会出现，它使我们能够利用现代技术以改善人类的福利。”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种种矛盾意味着这一制度是发展生产力的历史的、暂时的形式。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将或迟或早地改变既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作者阐述的这些思想与冷战结束后西方流行的历史终结论是截然对立的。当然，资本主义能否被超越，还和生活在这个制度里的各阶级的政治意愿息息相关。书中写道：“今天全世界有很多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很好。他们似乎不情愿冒着失去特权地位的风险去实验新的制度结构，这些新制度可能更适于应对信息经济的挑战，控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侵犯，以及缩小一国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如果既有的精英集团抵制这样的制度变革，那么，我们历史旅程的下一站或许就是一个被经济的非理性折磨的、被环境危机打击的，以及分裂成日益敌对的‘所有者’和‘一无所有者’的阵营的世界。”
3.提倡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观
本书倡导经济学研究要为变革世界服务。作者鲜明地指出，经济学不仅讨论“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要讨论“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如果没有明确的价值体系，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是不能回答的。为此，作者专门讨论了政治经济学里的价值体系，指出“经济学不仅关注事实（是什么），而且关注价值体系（应该是什么）。经济学可以用来阐明价值体系及其在特定经济分析中的作用”。本书所遵循的价值观是很简单的，即一个经济制度应该为社会的所有成员提供过上富裕生活的公平机会，而如果一个经济制度是有效率的、公平的、民主的，这个目标就越容易实现。针对主流经济学中长期存在的一种教条，即公平和效率根本上是互相冲突的，因而生产率的快速增长要以收入的严重不平等为代价，作者对此表示明确的反对意见，指出并非公平妨碍了效率，经济不平等才是妨碍效率的原因：“经济不平等是阻碍而非促进生产效率提高和生产率增长的。不平等经常会滋生一些像罢工这样的冲突……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干脆放弃双赢的机会，因为一片儿蛋糕都得不到比得到不公平的一小片感觉起来要好一些。种族和其他形式的歧视，以及其他方面的机会不平等，使许多人缺乏足够的教育，结果是对整个经济而言浪费了人才。当严重的财富不平等意味着大多数人缺乏独立创业所需的资金时，经济就丧失了管理和创新的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