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国：我们不承认资本强权 但万科也存在文化漏洞|宝能|万科|王石_新浪财经_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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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视角看宝万之争
　　（作者简介：李卫国 自由学者，工信部301所国家品牌培育项目特聘专家，学习研究方向：文化、经济、品牌）
　　宝万之争已经进入中局，期间的问题却令人深思
　　宝能强势进入万科是典型的丛林法则。万科是万科人的万科，宝能凭什么入住万科获取现成的品牌利益呢？回答 是：市场法则，我有钱。我们不知道背后力量博弈，我们不武断怀疑宝能有强盗心理，明面上宝能的这种行为显然是受到资本博弈显规则的诱惑，可以拿着规则振振 有词，也可以游说官方应和表态。而作为受众，我个人是不愿意看到弱肉强食的资本暴力喷张。总感觉这与强盗说：“我有枪，力气大，把钱拿来”没什么差别。资本强权被制度化确认，意味着浓重的资本主义味道。姚 振华一句声明尊重就可以将一个当下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思想者变成他的旗帜和旗手，这是尊重吗？王石的团队经营万科出了问题需要你来拯救吗？别人经营 得好好的企业，因为高风亮节没有独占，就因为你有钱就能强势入主，这是什么样的法则！不觉得自惭形秽吗？我们是否能在社会经济文明中建立适合中国“仁义” 哲学基础上的市场法则呢？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很成熟，有较高的效率。但我们是否跟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思维走得太远而完全抛弃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呢？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社会也是市场经济状态的，除了强权政治力量，人们遵守着文明价值很高的商品交易道德准则，如诚信、自愿、公平。衡量的工具是人心。西 方将市场规则更加技术化，主导技术创新的是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规则本身必然会打下维护自身利益的烙印，有如计算机软件设计技术中为自己控制有意 或无意留下的漏洞和后门。技术化的过程中传统商业文明因素也被侵蚀，先进的技术也会被黑心利用。这是社会经济文化必须防范的。
　　当这个世界只有利益没有道义的时候，我们到哪里去寻找人性的光辉呢？经济发达社会的魅力又在哪里呢？我们时刻要警惕极端经济力量的本性。如果没有严密的约束与防范，它们的魔性随时会被引发，形成无以抵抗的对文明的毁灭力量。
　　宝能公开的市场行为毫无疑问是合法的，然而他又确实带有野蛮的动机，高杠杆资本买入不仅仅是财务投资，而是意图控制，明显带有投机性质， 会造成万科股价的巨大波动。而适量的投机是市场流动性的需要，监管不能对投机说不。万科股份虽然股权比较分散，但本质上是有价值创造主体的，按照的柳传志 的说法万科是“有主人的”，只是这个主人忘了这个世界已经不是门不闭户路不失遗的时代，手里拿着宝贝就必须请一班保镖的。毫无疑问万科管理层是价值创造和 价值守卫的主体之一，这种优质价值创造主体是社会应该保护的，价值创造的理念更应该捍卫。这里引出了另一个深层次问题：如何捍卫价值创造理念的同时，保持市场自由是监管文化层面的重要课题，既关系到经济文化的文明朝向，又关系到监管技术、制度的科学性。
　　本人感佩王石的情怀和气魄。以裸泳姿态立于还不成熟的中国资本市场，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文化成熟度和文明程度的试纸。在群狼环饲的氛围中敢于赤手 相搏，似乎要应证邪不胜正，似乎在向这个权欲与利欲侵蚀的世界呐喊，呼唤着社会良知与文明的光辉。不知道现实如何回答他。但他有这个个人能力和道德力量， 敲击这个大潮涌动走入格外的世界。他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底限，这是一种令人敬佩的精神力量。两度万科与资本的故事，是一种方式，力图用道德的力量维护权 益，而最终是用个人的社会资本平息品牌风险。警醒社会的目的还没有完全达到，但已经能引起思考。
　　我们应当思考两个问题：当下政治法律体系如何识别其中影响经济文明秩序的根本问题并作出回应。无数如王石、万科这样的企业家和企业如何在金融强权和极端势力下守卫自己的成果，这已经超出了一般品牌保护的范围。
　　事件本身可以让我们窥见万科文化的漏洞
　　以王石为代表的万科管理层本着从善的社会价值观，放弃了利益独占，主动放弃了股权控制。但在现有市场制度规 则环境下，放弃股权的时候也就放弃了核心价值观的守护权。从《万科股份公司章程》这一公司宪章中可以看出，没有设计核心价值观守护的工具。当出现今日股权 变动可能出现的控制权更迭，并可能进一步动摇核心价值观时，以管理层为代表的第三股东以更多代表职业经理人的脚色，与已成事实的大股东对抗，在市场伦理上 陷入尴尬境地。这里起码彰显三点文化成熟度问题：首先，王石和他的管理团队放弃股权控制，并不想放弃自己创立的价值观体系主导权，没有打算用更开放的心态迎接市场环境下随时可能出现的控制权更迭，但这种理念并没有正式文件化的表达。其次，技术上没有设计出实现上述价值选择的有效工具。所以事到临头，只能靠社会资源的外部力量支持控制风险，组织本身缺乏控制机制。而这种操作明显是较小股东用非正常手段操控管理权，架空事实上的第一大股东，在现有不完善市场经济文化环境下，有违背蹩脚的市场伦理的嫌疑。其三，不 能将组织风险的防控寄予个人，而是要建立机制。因为人有旦夕祸福，更何况利益场的血腥本色，再大的个体社会资源也不能担当这一风险控制责任。以万科的规 模，社会化程度已经很高了，依然用个人力量和价值取向决定公司文化，有分裂危险。并不是所有管理层和现在支持你的相关方都认可和支持裸泳，承担巨大的裸泳 风险，要求建立机制守护机制是一种必然。“王石多次指出，国内许多企业在创始领导退休后垮掉的原因是没有制度化，而万科则假定人会犯错误，更多依靠制度而 非寄希望于人的德性，万科在没有王石的情况下依托制度还能很好地发展下去才是最大的成功。”（——岳翔宇《腻味了“万宝”八卦 ，听听400位金融行家的理性判断》）。而这次事件恰恰应证了万科还存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缺陷，在制度上也呈现出了相应的缺陷。
　　AB股股权结构设计、柳传志的“企业是有主人的”思想构建股权结构，华为干脆不上市，实施大面积员工持股和股权激励，都是用组织机制防范资本市场风险，保持企业品牌资源的安全与稳定性，保护意识值得借鉴，认识和方法论可以创新。
　　现有市场经济文化存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缺陷
　　现有监管（以《公司法》为核心）和决策机制只涉及到了股东层博弈规则，没有设计更广泛的相关方参与，这是不合理的，品牌属于包括股东、员工、顾客、供方和社会所有相关方。现行《公司法》和在此框架下制定的公司章程都将公司简单界定为股东所有，与事实不符。上 市公司实际上是一种公众公司，股东作为投资者更多是一个牟利者脚色，而非实际意义上的完全权力所有者。这是认识论错误导致的经济法治文化缺陷，直接导致类 似宝万控制权之争发生成为经常性事件。在经济理论中，我们应该探讨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存在的这一认识缺陷，用文化创新进行校正。应当正视公众公司品牌价值属于股东、员工、顾客、供方和社会这一事实，平衡他们的权益，而不是现行理论体系下股东独大市场伦理。
　　只承认股东权利，表面看着是人权体现，财产权体现，是市场经济伦理的必然要求，实际上忽略了另一个价值创造主体——组织创立者和劳动者权力。他 们有权要求其它相关方保持品牌平台稳定的价值体系，有权维护自己工作生活的平台的稳定性。可我国现行《公司法》、《证券法》中，劳动者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体 现，或者劳动者权力只停留在纸面上，在行为层没有落实，文化没有落地。与人本思想也相去甚远。投资者（股东）和员工都是企业平台的流动性相关方，上市公众 公司更是如此。简单地把股东定义为所有者显然是不合适的。资本只是条件，股东日日易，在这个意义上，员工劳动的价值创造贡献度和稳定性整体上是大于股东的。在企业品牌平台上，只承认股东权利，把员工变成打工仔，是不合适的。我们的在权力结构上除了股东，完全没有考虑员工、社会（政府）、顾客、供方权力结构模块。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逻辑，是我们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喝到的洗脚水。
　　其实平衡相关方关系与财产权并不矛盾。只要在认识上平等的确认相关方权利，建立均衡权力关系，也体现人权保护，而且更均衡和谐。
　　如果我们像在政治上只承认枪杆子和刀把子的权利一样，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理论强权，强力支撑股东权力，那么价值创造者 的权利就被消去了一大半，只剩下混口饭吃的权益。什么工业化灵魂、工匠精神只能是谈谈而已。这会将劳动者沦落到上几代农民的命运。新中国成立以来，他们几 十年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付出了比工人更加艰苦的劳动，还得挨饿将生产的粮食供应领导阶级，只留下勉强养活自己的权益，土地是公有的不可转让，老了不能得 到《劳动法》保护，获得退休金，被政治性歧视，只能一辈子在贫穷中度过。
　　公司的品牌价值恰恰在于它能创造相关方共有的社会价值，所以，优秀的品牌是社会公共资源。它的价值由相关方提供资源创造，顾客认同兑付，再由价 值创造相关方均衡让渡分配。如何区分私营公司和公众公司，制定不同的法治伦理，平衡公众公司相关方关系和权益是监管者应该思考的深层次问题。
　　企业文化的漏洞虽有普遍性，但个体事件只涉及一个品牌价值链，而监管体系经济法律文化漏洞却影响着经济生态的文明方向。没有良好的资本市场生态，像华为这样的优秀企业永远不会进入资本市场成为资本的饕餐。
　　我们的当下的经济文化既有传统的商业道德意识，也有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狼性法则的资本博弈冲动。如何让传统文化的光辉发扬光大，让市场经济机制 发挥一次权益分配的均衡让渡机制，成为显文化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西方市场经济文化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先进性和技术先进性，我们必需学习，中国商业文化有更 高的文明因素可以继承。
　　如何学习丰富和发展西方经济学范式，又不为之束缚呢？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码要尊重劳动者的权力，而实际上《公司法》和《证 券法》却一竿子滑到了只承认资本权力的极端，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消极的思想面。我们来看《公司法》“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 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第四条 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权力。”“第十七条　公司必须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依法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加强劳动 保护，实现安全生产。”显然，这里只能看到股东权利，资本的权利，劳动者只剩下劳动保护权利。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主体本身就在反思这一问题，并进行着变革，我们却全盘接收了。
　　目前《证券法》第四章对上市公司的收购行为作出了规定，还存在缺陷，不能识别投机者和投资者，进行权力细分界定，把临时性投机股东诉求一同视为 投资诉求，为投机资本开了方便之门，形成一个明显漏洞，成为“野蛮人”的工具。企业并购史上，中信泰富、美国各大航空公司、席梦思和迪斯尼等企业都曾多次 经历股权变更，但基本上是协商妥协的结果而非宝能这种突袭式的强势夺取。宝能收购万科显然没有征得万科管理层的同意，不管现行法规如何认定，万科价值创造 主体是包括万科管理层在内的万科人，股东权益当然要认可，但资本只是条件。宝能强行入驻，失去了万科人的支持何以保持和创造品牌价值，你不能强迫万科管理 层“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吧，他不认你，就会炒你鱿鱼。宝能如何实现资本目的？恐怕只剩下操控股市和“资本运作”的把戏了，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悲哀。目前宝能举牌万科的行为显然带有狼性法则的搏杀性质，不是建设良性资本市场生态的激励方向。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权利范围也应该进行细分界定。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本身具有不同功能。产业资本的核心价值方向是产业发展价值，本身具有对产业的深刻理解和感受，是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金融资本的基本功能是为产业提供条件和服务，金融资本的核心价值方向是财务收益，不可能向产业资本一样理解产业。因此任由金融资本假道伐虢，以其强大的势能控制产业是危险的。被资本大面积控制的实业可能成为金融资本的道具。这是资本市场监管应该明确界定的问题。
　　当前来看，宝能系通过钜盛华、前海人寿举牌万科，钜盛华则以劣后资金吸引浙商银行理财资本，前海人寿主要资本也是理财万能险，两者主要都是金融资 本。金融资本作为财务投资者，为降低风险因子和资本要求，重仓持有优质股权，当然无可厚非。如果协同产业资本，充当一致行动人就会冲及产业资本和产业实 体，这是应当警惕和被限制的。这也是一种操纵市场行为，因为银行资本和险资都是第三方资本，体量巨大，会引起与产业资本的失衡。同时，这种操作得到监管层 和市场认可之后，会形成激励效果，催生普遍现象。量变到质变，风险积累会迅速放大。一旦某一大型操作链出现重大失败，造成第三方资本巨大损失，形成多米诺 骨牌效应，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明因素是和谐，和谐的前提是均衡。经济活动中需要维持相关方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均衡博弈，每一个相关方都可能因时势成为垄断力量，管理文化的关键就是约束垄断力量，保持权益让渡的基本均衡。伤及一方，就会形成增值连弱化和断裂，不利于整体利益与社会经济和谐。我们应该完善监管法规体系，像政治上把权力关进笼子一样，把已经形成极端力量的资本关进笼子，约束其嗜血的本性，发扬其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能；扶持已经弱化的劳动者权力，清晰界定相关方权力边界。
　　社会经济文化方面主要看专业学术界和舆论界的认识。其中既有真知灼见也有“理性的”偏颇。
　　岳翔宇的《腻味了“万宝”八卦 ，听听400位金融行家的理性判断》一文（下称岳文）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岳文强调“从参与者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已经没有道义的位置。强调“职业经理人的兢兢业业和克己尽责”本分，却忘了金融业的本分是服务实体经济 而非控制实体经济，忘了价值创造者不仅仅是打工者，还是企业品牌的另一个主人。要不然怎么会“若是现有管理团队在宝能系最终入主后，选择离开并导致万科业 绩出现明显波动，那么万科品牌价值和市场价值必将缩水”呢？只强调“劳动者的本分”，不强调资本的本分显然是不够的。中国的传统商业文明可以承认刘强东你情我愿娶走奶茶妹，但是不认同资本强娶“奶茶妹”的行为，谓之不义。并非像某些意见领袖所言，“新经济时代，一切皆可买卖”。文明的社会，一定在乎人文情怀，资本除了嗜血还有服务社会的本性和本分。 资中筠先生《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美国公益事业百年发展及其启示》讲述的西方从慈善到现代公益基金会再到新公益便揭示了资本的文明演进方向。大 学金融学教授刘红忠，对他的门徒强调的一句话，“你们学金融的人，一定要记住，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宝能收购万科的资本聚合了自身产业资本以及银 行、保险金融资本，杠杆化让金融资本偏离了服务功能，成为搏杀工具。难道我们标榜的社会主义中国，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资本品质比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鄙视的资本主义社会还要无情无义无耻吗？
　　从岳翔宇的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中这些消极面在我国学术界影响很大。如果不是有意的偏向，为我所用，就是很多人已经迷失了道之所在的方向。我想，400位“金融行家”不会有如此一致性的“不理性判断”吧。
　　今日易主，宝万再起控制权争端，将展示中国资本故事的另外一面：已经形成的巨大民营金融资本走向何处？房地产市场已进入下行通道；巨大 的国营垄断领地壁垒森严，不可进入；传统产业也进入冬季，新兴产业需要产业识别能力和技术积累；资本市场是如此不堪，风险巨大。不管宝能、安邦系是何种动 机，金融资本有进入市场博弈的冲动。即便冒着道德的风险和失败的风险，也不得不寻找出路。对民营金融资本来说，目前可选择的策略是在资本市场上识别优质资产投资，做善意的投资者和扶持者，价值分享者，而非一定意图劫掠和控制。我 们可以看到安邦进入民生银行，宝能进入万科，选择的都是优质资源。这与顾雏军当年环境下选择弱势企业重组是完全不同的，毕竟前者有“玩资本”和幕后交易利 益输送的嫌疑，希望后者更多是投资心理。今日宝万之争依然是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并存。如何创新制度抑制消极因素，回答肯定不能是简单的遵从现有的市场规 则，而是要反思规则和流程。我们的投资、并购监管和舆论引导应该朝向资本市场和谐发展的方向，营造和谐的资本运作生态。对于并不发达完善的中国资本市场， 要努力给民营金融资本以优良的环境和投资空间。顾雏军案已成过去，纠正它已经不能挽回多大资本市场建设损失，最多给顾雏军一些机会，同时可以重新开启国企 改革的另一扇门。但今日之事却关乎现时的资本市场生态健康，监管者理当充分重视，而非仅仅幕后平息。应该通过事件进行文化创新，展示新的 价值观念，建立符合商业文明价值的规则和道德体系。简单照搬西方市场经济规则显然不能适应当下中国资本市场的现实需要。如何既保持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活力， 又防范恶意并购和掠夺，是亟需创新的治理课题。
　　这一系列事件警醒我们：不管社会主义愿不愿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培育出了巨大的国有资本，而且已经培育出了大体量的民营资本。从1994 年的君万风波、2004年“国退民进中的资本盛宴”，资本魔性开始胎动。至今日民生银行易主，宝万风波再起，在西方市场经济技术孕育下的资本，没有接受文 明的道德训诫，已经练就超越师尊的武功招数，在中国资本市场亮剑出锋！急欲跑马圈地的资本，面对不成熟的经济文化和市场，面对满地羔羊，这种诱惑之下，血 腥几乎不可避免。究竟应该重建一种什么样的规则，守护我们的道德底限？如何引导资本走向文明，让资本多一些社会文明的积极功能，少一些侵略性，是当下社 会、资本市场监管者和资本所有者必须面对的思想课题。我们确实面对文明与野蛮的选择。监管当局如何破袭西方资本规则壁垒，进行制度创新，将资本的力量导入正途，考验监管者的智慧与文化能力。文 明的选择是持久发展的选择，符合所有当事方的利益，资本所有者能抵抗巨大的短期利益诱惑吗？会选择社会道德美的魅力价值还是博弈成功的快感？这是考验资本 所有者的道德力量。优质的产业资源主体如何保护自己的价值不被恶意的野蛮势力侵蚀，不被轻易掠夺，考验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
　　重言：没有良好的资本市场生态，像华为这样的优秀企业永远不会进入资本市场成为资本的饕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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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中国本地及全球市场当前的特征，我们判断，低利率、弱需求的环境可能有一定的持续性，投资者需要做好相对较长时间内坚持高股息和稳守大消费策略的思想准备，特别是在A股的相对收益投资者。
外国投资者可能担心过高的债务水平可能会导致通胀性货币政策，这将导致美元贬值并降低债券的实际价值。
对于增长型的互联网企业，目前使用P/GMV模型为其估值。分子是每股价格或者公司总估值，关键看分母GMV，即平台交易总量（gross merchandise volume）。用这个模型来看，Uber目前的估值远比滴滴打车高。原因之一是因为Uber有自己的车队和定价体系。
关键是要厘清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管好政府该管的”，实现直接强制型调控向间接诱导型调控转变。无论是产能压减对象、数量的确定，还是压减方式的选择，都应尽量去行政化，核心是要尊重和保护被压减对象的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当前位置： >
他们为什么还不上市？
　　华为、李锦记、Facebook，姑且将他们称之为著名的非上市公司吧。听惯了太多公司在资本市场门外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故事，我们也有必要了解那些资本市场非常愿意接纳，但本身却对上市不甚积极的企业。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也许能让&上市&图景更加丰富、立体。 　　当然，要正确地做出应不应该上市的价值判断不太容易，而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不上市这个立场上，华为、李锦记、Facebook们同样面临争议，我们也无法做出趋向性的引导，只是尽可能呈现更多元的观点，引发大家更深入地思考。 　　另外要说明的是，华为、李锦记、Facebook的不上市是&现在时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推动这些企业上市的声音和力量不绝于耳。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谁也无法预料。商业就是如此奇妙，而这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华为：不上市背后的三大创新 　　1988年，43岁的任正非创办华为，注册资本2万元，员工6人。2010年，华为实现销售收入1852亿元，全年净利润达238亿元。 　　令人肃然起敬的华为从来不缺乏话题，包括低调神秘的当家人任正非、争议不休的企业文化、任重道远的海外扩张与国际化、接班人风波&&而这位商业巨头为何迟迟不上市，不上市为何还能发展得如此之好，更是业界观察家与评论员十余年来跟踪、揣测的焦点。 　　不能简单地将华为不上市归结为任正非不想失去公司的控制权。在各种原因分析中，前华为高管胡勇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点出了华为不上市背后的三大创新。 　　股权结构创新 　　在民营企业中，华为的股权结构非常特别。创办企业初期，为了吸引人才并解决融资难题，任正非大量稀释了自己的股份。根据华为2010年年报，公司全资股东是深圳市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华为控股通过工会实行员工持股计划，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数为65179人，占到全体员工总数59.3%左右。华为控股占有公司98.58%的股份，任正非仅持余下的1.42%的股份。 　　员工持股将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牢牢捆绑，使华为能万众一心，蓬勃向上。这种股权结构创新，历史上也多次帮助华为解决了资金问题。 　　1990年，华为首次提出内部融资、员工持股概念。当时参股价格为每股10元，以税后利润的15%作为股权分红。在这个阶段，华为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任务，1995年销售收入达15亿元，1998年将市场拓展到中国主要城市，2000年在斯德哥尔摩设立研发中心，海外市场销售额达到1亿美元。 　　2000年网络经济出现泡沫，IT业遭受重创，融资空前困难。2001年底，华为迎来发展历史上的第一个冬天，开始实行名为&虚拟受限股&的期权改革。虚拟股票是指公司授予激励对象一种虚拟的股票，激励对象可以据此享受一定数量的分红权和股价升值权，但是没有所有权，没有表决权，不能转让和出售，在离开企业时自动失效。 　　2003年，尚未挺过泡沫经济的华为又面临SARS打击，出口市场受到影响。为了缓解资金紧张并稳定员工队伍，华为动用30亿元的内部股权，再次给予80%以上的员工股票购买权。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期间，华为展开新一轮大规模内部员工配股。此次配股的股票价格为每股4.04元，年利率逾6%，涉及范围几乎包括了所有在华为工作时间一年以上的员工，融资总额在70亿元左右。 　　外界评论，华为这种独特的股权结构是其迟迟不上市的主要原因，分散、复杂的股权对其上市IPO操作构成一定障碍。 　　一位在华为工作十余年的老员工曾对媒体表示，&如果公司上市，我当然很乐意接受这份厚礼，但是从理性角度来看，上市对华为未必是好事&。他认为，华为员工虽然在某些方面对公司也有抱怨，但每个华为人对公司都有着一份归属感，通过&集资&把钱投到公司，从而与公司紧密相连。一旦华为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必然是棘手且需要处理的一部分，处理不好必然导致人心涣散。此外，对于一些持股比例较多的中高层来说，可能会出现追逐短期利益的现象。如果华为上市，将产生成千上万个千万或亿万富翁，绑上黄金的雄鹰还能在天空翱翔吗？ 　　商业模式创新 　　在华为和中兴崛起之前，电信业是技术驱动产业，企业投入巨资研发新产品，然后定高价，赚取高额利润，回收研发成本，再投入开发新产品；当产品量产、跟随者大量进入后，开始降价，产品生命周期快速进入末期；再开始向市场推广新产品，赚取高额利润，周而复始，形成良性循环。胡勇将这种商业模式比喻为王小二卖豆腐。王小二开了一家豆腐店，卖两块钱一斤，有人看到有利可图，开了第二家豆腐店，王小二开始降价到一块五，三家、四家&&豆腐店越开越多，豆腐价格降到8毛，王小二豆腐店倒闭。 　　华为在经历网络泡沫经济后敏锐地发现，电信业已由技术驱动转变为客户需求驱动，因为技术发展远远超过了现阶段的客户需求，新技术越来越难以被市场证明。 　　华为将自己定位为量产型公司而非技术创新型公司，并进行了商业模式创新。新产品投入市场即以两三年后量产的模型来定价，一开始便是亏损出售。这样，竞争对手由于成本上的劣势，往往会丢失市场份额，同时也不太可能有更多竞争对手进入。试想王小二如果开第一家店时就将豆腐定价8毛，还会有人接二连三开豆腐店吗？ 　　在1998年的接入网市场中，UT卖1800元每线，华为率先推出600元每线的价格，一举占领70%的接入网市场份额。ADSL市场中，华为采用同样招数&&华为亏了吗？事实证明，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华为大赚了。 　　这个商业模式创新同样让华为对上市不甚积极。因为华为一旦上市，就要对每季度的业绩负责，就不能为了占领市场，在定价上让一个产品5年或者更长时间内无法实现盈利。如果遵循上市的游戏规则，不太可能有今天的华为。 　　华为目前正处于全球扩张阶段，海外市场的拓展需要大量的前期铺垫，是个漫长的过程。华为十年前就派人驻扎非洲开拓市场，直到现在才终于取得非洲第一大网络设备供应商的地位。如果华为是上市公司，绝大多数股东尤其是小股东对此是缺乏耐性的。同样的，巴西市场从1998年开始拓展，连续8年亏损，如果华为是上市公司，投资者可能在第三年就要求撤掉巴西分公司了。 　　上市让企业丧失部分决策自主权，在投资者短期逐利影响下，上市公司可能最终迷失发展方向，搜狐就是一个例子。张朝阳曾经坚持&网络经营的是一种未来&，但搜狐在美国上市后，华尔街的炒家们没有兴趣跟他一起期待更远的未来。迫于股东压力，搜狐上市后开始转做短信和彩铃等能够盈利的服务，不再把主要精力放在网络技术和市场的开发上，这让后来的腾讯和百度有机可乘，中国的即时通讯和搜索市场的霸主地位被二者占据。以早期搜狐的实力和影响，其实完全可以在两个领域有所作为。 　　融资手段创新 　　很多人认为华为不上市是因为不缺钱，资产负债情况良好，现金流充裕，没有什么资金压力和需求。 　　其实也不尽然，华为在3G、移动互联网等领域的布局发展需要大量资金，华为也有缺钱的时候。但融资从来不是华山一条路，在上市以外，华为创新了融资方式。 　　前面提到的员工持股、内部融资，就是华为解决资金问题的一大手段。除此之外，华为的融资手段还包括贷款和出售产品线。 　　华为在深圳、上海、杭州、北京等地建设了高等级的办公楼和生产设施，形成了庞大的房地产资产，加上公司每年巨大的出口创汇额、人民币结算量、丰厚的利润等，使其成为中外银行的&特别优质&客户。华为能比较优惠地获得各个银行的项目专项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出口信贷等，而银行为了获得华为的贷款业务甚至需要相互竞争，这与许多企业的情况完全相反。今年5月份，华为公布了拟贷款融资15亿美元的计划，据悉，至少有10家中外银行正在竞标华为融资案。 　　将旗下资产&养大&再出售的方式一直是华为的重要融资手段。2001年，华为7.8亿美金出售电源和机房监控业务给爱默生；2005年，华为8亿美元出售H3C企业网和数据通信业务给3com。不少人认为华为卖产品比许多大公司上市融的钱要多。 　　华为的这种融资模式与其商业模式创新相关。不少西方公司往往用并购的方式来扩充产品线，一是为了形成整体解决方案，二是整合产业链。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快速响应市场，但也有弊端，那就是主业赚取的利润，用于购买新的产品线，从而导致主业竞争力下降。 　　华为反其道而行之，充分利用国内的研发低成本，大量招聘技术人才，先通过主业的研发和营销平台去培育新产品；新产品（非电信网络核心产品）做大后，将其出售，卖新产品融来的钱再投入到核心产品研发与市场开拓中。强大的资金后盾让华为有底气通过低价手段使核心产品迅速扩大市场份额，实现量产化，以防止有太多的王小二去开豆腐店。 　　股权结构、商业模式、融资手段三大创新，让华为在不上市的道路上走了很久、很远。作为全球第二大移动通信网络设备制造商，随着华为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壮大，它的坚持不上市也越来越受到人们，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关注。在华为国际化的重要战场北美市场，它已经屡尝败果。许多分析表明，阻碍美国政府接受华为的主要障碍是对华为神秘背景的猜疑。解决这一猜疑的药方也显而易见，就是上市，而且是海外上市。主动接受最严格的资本市场监管，并向全球投资者详尽披露股权结构、资产负债表等等信息，这看起来已是华为从中国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升级为全球最大电信设备供应商的必由之路。 　　任正非究竟怎么想，华为未来到底上不上市？现在谁也不知道，因为商业经营中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策略，也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法宝。最终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汲取华为不上市背后三大创新所提供的借鉴或者反思价值。
&　　李锦记：不上市的家族企业 　　香港李锦记集团创建于1888年，迄今已有123年历史，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即成为蜚声海内外的酱料王国，畅销产品达60余种，分销网络遍布世界五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真正实现了&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李锦记产品&。李锦记的蚝油在美国已占到88%的市场份额，在日本占有率排在第二位。在欧洲、东南亚，甚至在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一些岛国，都有李锦记的蚝油、酱油等产品在销售&& 　　这样一家殊荣备至、历史悠久的企业，同样没有登陆资本市场。这么多年来，外界关于李锦记为什么不上市的追问从来没有停止，李锦记家族的第四代传人李惠民也非常奇怪，&每次接受访问，大家都要问到公司为什么不上市，我们既然不缺钱，为什么又要上市呢&？ 　　其实李锦记不上市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纯粹的家族企业身份。李锦记有一个严格的规定，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才能持有公司股份。这与企业所有者的价值判断与选择有关，也与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有关。 　　李惠民曾公开表示，不上市有很多优势，计划事情可以更长线，投资不一定要很快获得回报，&做生意有秘密是正常的，比如配方、财务状况，我们并不愿意披露&。 　　作为一家非公众公司，李锦记的管理颇具特色，与坚持不上市齐名的，还有它的家族宪法。李锦记追求的是家族延续，推行&家族至上&，个人利益要服从家族利益，最忌讳分家。为了既赚钱又维系家族和平，李锦记特别制定了一套家族宪法，其中对接班人有三条特别的规定，包括&不要晚婚、不准离婚、不准有婚外情&，尤其后两条，是家族成员参政议政的必要条件，一旦有成员违反了这两条，就要自动退出董事会。神秘的《李锦记家族宪法》具体条款外人不得而知，有媒体通过采访后猜测大致包括公司治理、接班人培养、家庭内部规范等内容。 　　李锦记家族的核心成员还成立了&家族学习与发展委员会&，这是整个家族的最高权力机构，下设&家族业务&、&家族办公室&、&家族投资公司&、&家族慈善基金&、&家族培训中心&等，定期召开&家庭会议&，全力推进家族的长久和睦与长久发展。 　　像李锦记这样把&家族比生意、比金钱更重要&做到极致的企业在现代社会并不多见，李锦记的坚持不上市或许可以解读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在非上市框架内推行的治理措施，也能为其他家族企业提供镜鉴。
&　　Facebook：别催我上市 　　在国内，哪些企业最爱把上市挂在嘴边？毫无疑问，新兴的互联网公司。对于不少数年来做着赔本买卖，为了某个概念或模式不断烧钱的网络公司而言，上市某种程度上是救赎。有人评论，近年来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似乎习惯&流血上市&（未盈利就上市），这并不是好苗头。而今年在美国登陆资本市场的几家中国互联网公司更是频频破发，投资者并不看好。 　　再来看一个相反的例子，大名鼎鼎的Facebook。2004年，22岁的扎克伯格创办了这家社交服务网站。日，国外媒体报道，Facebook赶超雅虎成为全球第三大网站，与微软谷歌领衔前三。 　　Facebook上市似乎已经万众期待，在高盛的报告中，Facebook获得了500亿美元的估值，但分析师仍表示，按照非上市公司股票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计算，Facebook的估值已经达到700亿美元。外界评论，当Facebook真的IPO时，就将成为硅谷的一个里程碑，因为自2004年谷歌上市以来，硅谷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IPO。而广大投资者对Facebook的股票需求异常旺盛，他们的购买热情在非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所根本得不到满足。 　　然而公众的期待似乎是剃头挑子一头热，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在公共场合多次重申，他目前对上市不感兴趣，不希望Facebook短期内上市，&作为一家私有公司目前对Facebook更好，因为我们希望开发一些新产品，并且将承受巨大的风险&。 　　华尔街是一个短视的地方，根本无法理解多年建立起一个企业的价值，它永远不会想到几十年后的事情，这是扎克伯格拖延公司货币化进程的主要原因。 　　熟悉扎克伯格的人称，他仍然保持着小型创业企业创始人的紧迫感，专注于打造产品和Facebook的长期愿景，而非与华尔街交易，也不想担心公司股价的日常波动。 　　&专注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如果扎克伯格针对投资者开展路演，他就无法专心开发产品。&最近刚刚离开Facebook从事风险投资工作的硅谷老兵保罗&布切海特说，&如果扎克伯格把精力从产品转移到其他不重要的事情上，我认为这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错误。& 　　Facebook和扎克伯格无疑是让人艳羡的，它的发展至少讲明一个道理：全心全意做大企业的真正价值吧，资本会主动追逐你，但在享受这种追逐时，保持清醒，不要让企业发展与资本的关系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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