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那几（1959）批知青大饥荒时怎么过的？_百度知道
最早的那几（1959）批知青大饥荒时怎么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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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中国第一个女知青在山西的蹉跎岁月-太原道中国第一个女知青在山西的蹉跎岁月作者：太原道 / 公众号：tydaocom发表时间 ： 1968年12月,是1700万知青心中永远难以忘却的记忆。那一天，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的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成为最高指示，之前已成星星之火的上山下乡运动，顿成燎原之势。他们中，有的人再也没有回来。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就是其中的一个。扬 名蔡立坚原名蔡玉琴，她是老师非常喜爱的那种学习上很自立的好学生。升入高中，她担任班团支部书记。“文革”开始后，玉琴给自己改名为立场坚定的“立坚”。看着全国的红卫兵进行革命串联，给国家造成的经济负担太重，她觉得应该学习毛主席青年时代徒步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样子步行串联，于是和同学们组成了“二七铁军红卫兵长征队”。在天寒地冻中吃窝头就咸菜，晚上就打开背包睡地铺，大沙河，滹沱河，娘子关，他们一直坚定地进了太行山区，还专程参观了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大队。这天他们来到一个小山村，这个小村就是山西省榆次县最边远的杜家山，总共5户17口人，最年轻强壮的男劳力都已经47岁了！北京娃们在此小憩一夜便上路了，可蔡立坚却总觉得应该回去建设杜家山!当她再次回到这个小山村时，是日。群山环绕的杜家山粮食单产不足百斤，人们住的是小窑洞，吃粮靠人推碾子加工，常年伙食就是小米、窝窝和山药蛋，为了买盐打醋、打酱油要跑几十里山路……她学着婆姨的样子烧柴灶熬小米粥、蒸山药蛋，照着男人的样子打柴担柴，和男劳力一起到漫坡下破冰担水，到草窑里切草。这期间，她曾经给家里写信要户口，家里没有回信，公社书记郑重地告诉她，如果想来就得迁户口，1967年初春她只得返回北京。一直到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知青办等有关部门才批准了她的申请。从接到批准通知到启程，她仅仅用了3天的时间。这一年她刚满19岁。她也是“文革”期间自愿到山西插队落户的第一人！到了山里种谷时节，从她的母校北京长辛店中学又来了4个知识青年。日是锄草日，大伙儿歇息时在地头儿打开了半导体收音机，忽然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发《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杜家山上的新社员——记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到农村落户》的消息。爱 情随着蔡立坚和杜家山的扬名，顿时不仅飞来无数热情洋溢的信件，也吸引了不少身体力行的年轻人。这一天，在知青住的干打垒封门玻璃上突然贴出了一份血书：“鲜血滴在一起，红心连在一起，永远忠于人民，永远忠于毛主席。”立坚顿时呆住了：有人翻她的东西！这血书是她学习大寨的决心书，也是定情物。那是在一个农业学大寨的现场会结识的解放军抗洪抢险一等功臣谢臣班班长小杜写来的，俩人同是特邀代表，小杜表示复员后即来建设杜家山，为了表示决心，俩人用咬破手指流在一起的鲜血写了一式两份血书各自珍藏。“私自谈恋爱，分明不是真心扎根山区！”个性十足的知青顿时就乱了营。“小杜事件”使她清楚了必须把情感交给杜家山的更深层意义。于是，她把自己的感情勇敢地交给了放弃大学生待遇、背着馒头咸菜赶来建设杜家山、能干勇敢、坦荡又极具亲和力的民兵连长王和平。他们的婚礼十分简单：向毛主席像鞠躬，唱革命歌曲，新娘新郎表决心，向新人赠送镰刀、扁担和箩头，大家在一起还十分铺张地吃了一顿拉面。婚后没多久，立坚、和平又各自搬回大宿舍随知青们吃大灶、睡大炕，带领大家大干苦干了。1971年6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大专院校放暑假和招生工作的通知》，大学要开始招生了！选拔知青上大学成了全国热门话题，无疑，在1969年到天安门观礼的10位知识青年代表是优先的受益者，可蔡立坚就像当年斩断和小杜的爱情一样，果断地谢绝了这个机会。泪 水1977年初春，在全国广大知青重新面临抉择生活道路之际，蔡立坚抱着产后42天的儿子踏上了西行列车。车厢里很挤没有座位，她只得抱着儿子站着。眼下，县里催她急速返回尽快地“说清楚”，不允许她休满产假！与全国大好形势相反，那时山西依旧进行着人为的激烈派系斗争，即“学大寨”和“反大寨”两派。所谓“反大寨”派，实际上从来就不反对学习大寨的艰苦奋斗精神，只是对盲目效仿大寨一切的做法有疑义，有人直接把这顶政治黑帽子扣在了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抗日战争年代就成为劳动英雄的老前辈李顺达头上。仰慕陈永贵大叔的蔡立坚，自然也同样仰慕李顺达大叔。蔡立坚只因为赞许顺达老人“山区有山区的特点”、“山区学大寨，重在学精神”的说法，顿然就成了“四人帮”在知青战线上的“黑干将”、晋中地区“小四人帮”成员之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大寨”的三反分子。她的省、地、县乃至大队的所有职务一撸到底，“问题”一查就是3年！下 山在蔡立坚被“挂”起来的第三年，国务院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的两位处长亲自上了杜家山。处长们来到山上时，蓬头垢面的蔡立坚正像山里的农户婆娘一样趁着劳作的间歇在地边儿收拾柴草。眼见着“新社员”年华未暮，容貌先秋，他们心里很是沉重。两位处长要求蔡立坚必须服从组织安排，下山当国家干部。立坚不肯，满怀深情地讲起了一段旧话：1969年作为上山下乡知青代表参加国庆观礼时，周总理曾叮嘱过她“要在农村干一辈子”，她向总理做了保证。她对北京来人承诺，无论周围的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自己绝不食言！“……可是，小蔡呀，如果周总理能够活到现在，根据国家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他老人家也绝不会让你再留下去了。”立坚还能再说什么呢？这年，蔡立坚怀着极端复杂和沉重的心情下山了。村里为她开了欢送会，立坚含着眼泪检查了自己工作中的欠缺处，请求大家原谅。义 举刚下山时，蔡立坚是月薪25元的“补贴干部”，她还是主动要求长期在乡村蹲点。1982年在中共山西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深造，毕业时凭着扎实的出色学业留校担任学员的辅导老师。日下午，蔡立坚带着学员们外出考察旅途中，包租的客车刹车在山路上突然失灵，司机见状跳车逃命，作为班主任的她一边安抚大家一边想应急对策。谁能料到就在一刹那间，急速行进的无人驾驶汽车突然无情地甩下了蔡立坚，之后不久便自己慢慢地停下了……同学们安然无恙，可是敬爱的蔡老师却经抢救无效，永远地离开了人间！【摘自《书摘》文/龚晓村 原题：中国第一个女知青的蹉跎岁月蜀人三隻眼新浪博客，转自微信公众号史客儿】山西忆旧之峥嵘岁月系列：峥嵘岁月 | 大会战的日子峥嵘岁月 | 写画偷得几日闲峥嵘岁月 | 文革中的太原五中“六家巷”峥嵘岁月 | 太原城里的牧羊姑娘峥嵘岁月 | 文革时期的革命化春节文革派性斗争中的师生情峥嵘岁月 | 六九年春节前后武斗琐忆峥嵘岁月 | 打开封尘在记忆深处的那条串联之路1959年寿阳事件，349条生命的历史伤痛那年我和五中同学去串联山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回顾晋剧《三上桃峰》冤案始末太原“文革”记忆偶拾一个时代的终结：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历史总结大串联中五名女中学生的扒车历险记大串联中两个女中学生的马坡一夜从饥荒年代三件事看山西人的大义大饥荒中一个为救百姓而放粮丢官的县委书记一半中国人会唱他的歌，却不知道这个山西天才作曲家的悲剧人生忻中文革50周年祭：一个红卫兵领袖的反思文革730，永不能忘的日子文革那些年，在山西大学的蹉跎岁月文革时期的新建路小学，写在毕业试卷上的反动标语我在五中闹革命1966年的北固碾，那群躁动的少男少女狂热年代的太原十中，未被遗忘的天空林彪在五台山建“特别别墅”见闻纪实相关文章猜你喜欢灾害史研究资讯掌上赞比亚常熟海外商务旅游有限公司湖北中青国际旅游壹行伊朗文化#统计代码股票/基金&
作者：刘洋硕 林珊珊
第1页:以诚实和良知祭奠饥荒
第2页:一个农民的“粮食关”纪念碑
第3页:牛寨大队的1960
第4页:倔强的“大饥荒”上书者
第5页:廖伯康 我的大跃进 3小时等于20年
　　廖伯康 我的大跃进 3小时等于20年
　　何三畏
　　其实这位领导人比我们更了解中央，只不过他是揣摩一人之好恶，又从“左”的方面加以发挥发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2012年五一劳动节期间，网络上那条“……有人为此走访了当年饥荒最重的安徽河南许多村庄，情况根本不是有人诬蔑的那样。乡亲们只是听说饿死了人。而自己并没有亲眼见到饿死人，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的刚刚几百条评论的时候，88岁的廖伯康先生就知道了。
　　他注意到这个帖子的作者的高学历和媒体工作背景，为“大饥荒”的事实成为历史悬案而慨叹。他对记者说：历史你可以不知道，但你不可以胡乱说！现在不是网络上在追查谣言吗？谣言止于事实，谣言止于真相。为何不让事实和真相传播出来？
　　廖伯康先生是四川大饥荒亲历者和见证人，曾向中央报告大饥荒而付出了个人代价，此后遭受20年政治和人身迫害。离休后，作为重庆和四川的政治元老，从2000年开始，整理有关四川大饥荒的回忆录。
　　两年后回忆录成稿，可是至今没能出版。尽管党内一位很严谨、也很熟悉南方史的专家，通过认真细致地查证，证明廖著可靠，四川省党史办的意见，也认为可以出版，却没有一家出版社认为“可以出版”。
　　2010年出版的《当代四川要事实录》辑录了廖伯康的回忆录。这个版本经过了某种“脱敏处理”，例如，原文中提到了当时四川的“主要领导人”――也被认为是四川大饥荒的直接责任人的名字，出版时被抹去了。
　　廖先生想把“要事实录”中他个人的部分抽出来，自己出钱印，自然也是不行。据廖伯康的回忆录，四川大饥荒危害最为剧烈，饿死人数一千多万以上，约占全国三四分之一。廖先生的回忆录是目前所见最权威的记录，但也只是在小范围传播。
　　向党中央报告情况，如同做地下工作
　　廖伯康1924年出生于重庆市的一个贫寒家庭，1943年考入当时已经迁至重庆的上海交通大学，很快转入中央大学，攻读经济学。1947年加入中共地下党。1962年，向党中央报告四川大饥荒状况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
　　当时的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倡导各地共青团“议大事，管本行”，提出青年团要做党的助手，就应做党的耳目。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后，重庆团市委的几位副书记有一天讨论到：中央可能并不知道四川大饥荒的严重情况！廖伯康提出，安徽的情况就是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批示派人去查，“就把盖子揭开了”。但另一位副书记，也是后来牵连到“萧李廖反党集团”中的李止舟认为：写信没用，毛主席收不到。
　　酝酿的结果，就有了由另一位副书记于克书给中央写的一封后来在四川受到严厉追查的信。为了避免从笔迹上看出写信人，信写好后再打印，寄出打印件。打印员是一位哑巴，绝不可能说出去。为了防止寄信地址泄露机密，信是托人带到武汉交邮局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
　　根据当时的情况，这种担心和谨慎并不多余。廖伯康提到，已经有拆看信件、监听电话的现成例子。1959年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之后，打电话有人监听，写信也有人拆看。邓自力写给他堂兄邓垦（邓小平胞弟）的信，邓垦写给邓自力的回信，都被拆看过。
　　但事实证明，这些用心都是白费了。后来，这封信的情况，被四川省方面查了个水落石出，当事人也因此受到政治迫害。多年以后，获得平反，他们也只承认自己是“半勇敢分子”。
　　日至7月9日，中共共青团在北京召开三届七中全会。廖伯康打定主意，要向中央反应情况。会议期间，在前门饭店的住地，廖伯康向胡耀邦面对面汇报过3个小时。胡耀邦没有带秘书，他带着铅笔和稿子，自己记录。胡耀邦没有就事件表态，但他把记录交给团中央另一位书记，整理成一份简报，报送了中央书记处。同时，胡耀邦又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做了口头汇报，并建议杨尚昆直接找廖伯康谈话。他告诉杨尚昆，感觉廖伯康跟他虽然谈了许多情况，但言犹未尽。
　　日下午，团中央给了正在召开的会议一些掩人耳目的理由，把廖伯康和“一个共产党员”于克书送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的一间小会议室，见杨尚昆去了。
　　杨尚昆说，他找四川的多位干部谈过。有的“不了解情况”，有的“有顾虑”，有的“顾左右而言他”。杨尚昆表示理解：不怕官，只怕管嘛。然后问廖伯康：你今天不是来跟我打太极拳的吧！？但杨尚昆也表示，知道四川的情况很严重，死人很多。提到国务院曾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凤州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叫《一字一泪诉川情》，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很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杨尚昆说，他把信转有关中央领导同志看了。
　　杨尚昆还提到办公厅收到一封只有两页半纸的来信，简明扼要，写得好。应该是指于克书的信。这表明，当时下层民众和普通干部给中央写信，还能寄到的。
　　接下来是一段关于四川大饥荒死亡数字的经典对话。公元两千年后，这段话流传出来，对不知情的新生代产生了震动。
　　杨尚昆说，四川死亡数字的详情，无从证实。中央要求四川报，四川没有报。找民政部问：你是管救济的，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四百万。民政部是找四川省民政厅问的，中央不相信。然后找公安部问，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勾，死一个就抹一个，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查的，说是死了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
　　杨尚昆问廖伯康：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伸出一根指头：一千万。如何得来的？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县以上正式文件都要送中办，我为什么不知道？”“你看文件和我看不一样――你看是备查性质，我看文件是要贯彻执行。”
　　于是，廖伯康引用了1962年5月省委批转的一份省委行政编制小组的文件，后面附有各地区人口数字表明，1960年底，四川人口总数6236万。另一《户籍年报》的材料上，1957年，四川人口总数7215.6万。比较表明，3年之内，四川人口减少一千万。
　　但廖伯康补充说：实际死亡，应该不止一千万。杨尚昆又问此话怎讲？
　　廖伯康提出的理由是：一，1957年至1960年的自然增长人口；二、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四川还在饿死人。廖伯康说，基于这两点，还应该加上250万。廖伯康回忆道：杨尚昆听到这个数字，“一拍大腿”，表示赞成。并立即吩咐秘书打开小会议室的一个保密柜，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打开看了后说：“就是这个数字！”这个情节表明，当时的中央领导是在各种数字中做筛选，找实情。
　　这就是广泛流传的四川省前政协副主席（离休前的职务）廖伯康认为四川大饥荒期间饿死1200万人的版本的由来。
　　中央派来秘密调查人员了解天府之国的惨状
　　廖伯康还以四川省荥经县为例，向杨尚昆具体描绘了大饥荒的惨状。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的村死得一个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从其他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
　　当时，杨尚昆问道：“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问题？”廖伯康回答，归纳起来是，四川省“主要领导人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不过，现在廖伯康说，那只是他们当时的思想水平。现在，他认为，“其实这位领导人比我们更了解中央，只不过他是揣摩一人之好恶，又从‘左’的方面加以发挥发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如何了解真实情况，他们给了中央一个建议，那就是派出一批四川籍的司局干部，以探亲的名义去调查。为什么是司局级，因为部长级干部到地方要报告省委，司局级不必上报，不引人注目。
　　7月2日，也就是廖伯康和于克书汇报后第四天，杨尚昆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向邓小平汇报了四川的情况，邓小平同意“按他们的意见派人去”。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四川籍司局级干部中提了16人名单。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了有关这些人员的部委的党书记会议，把名单交给杨尚昆。会议的保密程度是：只让参加会议的人知道，不得告诉其他没有参与会议的部党组成员。
　　后来实际到川的是17人。多出一位萧风，刚从《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报社机关党委书记，调任中央办公厅财贸组长。他到杨尚昆处汇报工作得知情况，要求前往。他不是四川人，年龄偏大，身体不好，但他热心这件事。
　　这批人到四川后，完全依他们的意愿调查，没有当地官方的指令和安排。跟任何人联系，都不会说出真实目的。跟廖伯康等几位知情人，是心照不宣，很有秘密工作的味道。
　　历来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地区(当时包括重庆)，在大饥荒期间，可谓饿殍遍地，惨不忍睹。
　　据现在可以查证的资料，郫县人口在年4年间，由28万降至23万，净减5万。全县劳动力比1958年减少近20％，有7个公社减少30％。友爱公社一管理区1958年上半年有855个劳动力，后剩500人；永定公社一管理区1958年每个标准劳动力负担3.9亩土地，后需负担13亩土地，即劳动力减少60％。
　　温江全区人口1957年为494万人，1961年为433万人，4年净减61万人。全部非正常死亡约为90万人。
　　这里举的郫县、温江，是成都平原最肥沃的地方，历史上鲜有饥荒饿死的记载。
　　大饥荒饿死的都是农民。但当时四川的城市市民和公职人员，供给粮食定量，只有21斤（远低于全国其他城市，例如，北京是31斤），还被要求“节约”两斤，实际只有19斤。廖伯康回忆，当时的重庆市委机关食堂，一个窗口卖一两饭一份，一个窗口卖二两一份。可是，有人说，我一顿吃一两，太饿，吃二两，粮票不够。于是，廖伯康作为办公厅的副秘书长，决定为食堂增设了一两五钱的窗口！
　　可以想见，当时的调查人员给中央的报告内容是何等凄惨。廖伯康说，田家英看过所有报告，并打算送请刘少奇看过转毛主席，但接着八届十中全会，政治风向变化，并未送到毛主席那里。
　　这些报告至今尘封整整50年了。能够查到的，只有萧风的一份报告，流落到民间。2002年，廖伯康跟已经93岁的萧风取得联系，获得了萧先生当年报告的自留底稿。
　　“萧李廖反党集团”，真相与判断
　　廖伯康向中央报告大饥荒的政治后果，影响了许多人的命运。萧风在四川调查期间，曾应邀与《泸州日报》编委座谈，其间以个人的理解回应过“包产到户”的话题。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话题。消息很快传到了四川省委，直接影响到萧风的工作，“文革”期间还受到追查。
　　杨尚昆和廖伯康那次谈话，在“文革”中给杨尚昆造成麻烦。1968年底，“中央文革小组”派出两个工作组，一个在北京提审杨尚昆，一个在重庆提审廖伯康，追查1962年那次谈话的问题。
　　付出最大代价的是廖伯康等人。四川追查“对不起省委的事情”（向中央报告大饥荒情况），从给毛写信开始（于克书作了检讨勉强过关），直到查出“萧李廖反党集团”。其中，萧指萧泽宽，当时重庆市委组织部长；李指李止舟，市委副秘书长；廖即廖伯康。这个排序由当时3个人的职务大小得来。他们的“罪名”是：“1962年正当我国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萧李廖等人……恶毒攻击党，攻击三面红旗……”
　　其中，廖伯康受到的冲击最大。他的检讨无论怎样都过不了关。他因“反对党的方针政策、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党的组织纪律”被处以“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建筑工地劳动。此后，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逃亡……20年间，备受苦难。其间，眼见不少人被折磨致死，或自杀身亡。在1949年之前的地下活动期间，廖伯康学习过如何坐监狱，这帮助了他。他在“学习班”打太极拳，不允许，就围着桌子跑。终于迎来了平反的一天。1978年第一次平反，1982年，第二次，彻底平反。1983年任重庆市委副书记，1985年，任重庆市委书记，1988年任四川省第六届政协主席。
　　现在，廖伯康先生在家安享晚年，做口述历史。大饥荒是他人生最重要的阶段、最难忘的历史。“大跃进”时代有一句口号，“一年等于二十年”，“我的大跃进，三小时等于二十年”（报告四川大饥荒，跟杨尚昆谈话时间3小时）。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四川为什么比全国更悲惨，在廖伯康心里，这些问题早已梳理得清清楚楚。自然原因？廖伯康查过气象纪录，不是问题。外调粮食？廖伯康把四川和外省做过对比，四川调粮算是比较少的。结论是，政策原因，而四川比全国更左。廖伯康说：58年谎报（产量），（其他省）59年补回来了；59年谎报，60年补回来了。就四川顶得住！所以，（四川）62年还在饿死人。”
　　在廖伯康的回忆录里，有两个“动人的故事”说明年轻人需要历史真相。一个是，“文革”期间，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到重庆造反，当时廖伯康已经化名“廖纯”被关押在重庆周边。革命学生找到他，带回重庆。当学生们知道他是因为捅开四川大饥荒而“犯错误”，当晚就把惟一的一张床让给他睡，他们全睡地板。
　　第二个故事则有些浪漫：廖伯康和政治难友们避难北京期间，一直得到闹革命的大学生们的帮助，学生们组成了“专案组”。一位西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和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在“专案组”发生了恋情，后来结婚了。廖伯康称，“萧李廖案”是他们的红娘。
　　30年后，廖伯康问这对夫妻，当时为什么那么热心帮助他们。得到的回答是：那时，他们去中央档案馆查阅过萧风、邓照明（回川调查大饥荒的一位川籍干部）写给中央的报告。他们还从邓照明的报告中，摘抄了八千字……所以，他们有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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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我的沧桑50年（1959至今）
《唉，我的沧桑50年（1959至今）》：从大饥荒、文革、下乡、下海、下岗一路走来的悲喜人生主人公赵超美——1959年出生，正好碰上三年大饥荒，但活了下来；1966 年文革，学业终止，红卫兵武斗；1969年，兄弟姐妹上山下乡；1974年轮到自己；1979年知青回城，无业闲晃；1989年走进工厂；2002年遭遇下岗；2007年被拆迁……剧烈的社会变化，从出生、成长、恋爱到工作、家庭等等方面，密集地一个接一个冲击着这个普通的中国人。平凡的命运充满癫狂诡异，真实的人生犹如魔幻现实。
《唉，我的沧桑50年（1959至今）》：从大饥荒、文革、下乡、下海、下岗一路走来的悲喜人生主人公赵超美——1959年出生，正好碰上三年大饥荒，但活了下来；1966 年文革，学业终止，红卫兵武斗；1969年，兄弟姐妹上山下乡；1974年轮到自己；1979年知青回城，无业闲晃；1989年走进工厂；2002年遭遇下岗；2007年被拆迁……剧烈的社会变化，从出生、成长、恋爱到工作、家庭等等方面，密集地一个接一个冲击着这个普通的中国人。平凡的命运充满癫狂诡异，真实的人生犹如魔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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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我的沧桑50年》第一部分
我生下来了，还不足月，只有三斤多一点，估计也是活不了，我爹就直接烧水准备煮汤了，下锅前我哭了一嗓子，把我爹还吓一跳，说，咦？他娘的还是活的？先留着吧，啥时候不行了再煮汤吧。
《唉，我的沧桑50年》第二部分
我大姐生于1950年初，因而得名赵解放。赵解放长得不算漂亮，跟我二姐赵援朝的妖艳之美和我四姐赵争鸣的恬静之美比起来，赵解放可以说丝毫没有特点。作为家里最大的孩子，赵解放很早就承担起了做家务的责任，那么如果我大姐能够默默无闻兢兢业业地帮着我妈照顾这个家的话，她会成为一个令人敬重的好大姐。可是我大姐的问题就是，我妈要她做什么事她都唧唧歪歪地极不情愿，还老想逃避职责，能躲就躲，不能躲就跑，结果是该做的事一样没少做，该挨的打一次没少挨。这就导致赵解放积怨甚深，总是埋怨命运不佳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
《唉，我的沧桑50年》第三部分
1968年底，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随即开始了历时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当时在校的“老三届”学生一片热血，满腔壮志，在“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的口号声中奔赴云南、新疆、内蒙、陕北、黑龙江等偏远贫困的地区，誓言要“战天斗地”。我的二姐赵援朝和三哥赵卫国，一个去了内蒙，一个去了云南，开始了他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知青生活。
《唉，我的沧桑50年》第四部分
我俩在火车上晃了不知道几天几夜，晃得筋松骨软，一路上有人说起西双版纳四季如春风景如画，水果多得遍地都是，人都没地方睡觉，只好躺在水果上睡，睡醒了随手一捞就是水果，就躺在那里吃。听得我和赵跃进哈喇子一阵一阵往外流，收都收不住，心想这回可他妈的是来对地方了。我心里直替赵争鸣惋惜，要是她也能来就好了，这么多水果俺们轮圆了吃，再也不用为了碗油茶面挨我妈一顿胖揍了，这日子，岂不是上了天堂？我和赵跃进一路想一路傻笑，旁边人以为我俩癫痫了呢。要不是这位老兄的云南水果论，恐怕我和赵跃进早就跳车逃跑了。
《唉，我的沧桑50年》第五部分
鸡不等人，说干就干。我找了个大家都去边贸市场赶集的日子，决定就这天动手，当晚我去找赵跃进，把方案大致跟他说了一下，赵跃进有点担心，说让我去引开小黛农，万一小黛农砍死我咋办？我说你一天到晚吹牛逼说自己神功盖世，小黛农一个小姑娘你也收拾不了？赵跃进最怕别人激，一听就急了，说别说一个小姑娘，我这神功一出，连长都得束手就擒，这事交给我了。我心想不就“猴子偷桃”嘛，小黛农可是无桃可偷的。我也不说破，要等赵跃进想明白小黛农无桃可偷这件事，恐怕得等动起手来以后了。
《唉，我的沧桑50年》第六部分
刘副连长回来的时候还带着一个小个子男人，据说是她老公，长得尖嘴猴腮，一副大眼镜盖住上半个脸，露出来的下半个脸还留着小胡子，形状颇似老鼠，我们刚见到他的时候都吓一跳，以为被我们煮了汤的老鼠们借尸还魂报仇来了。
《唉，我的沧桑50年》第七部分
1977年8月，复出的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要恢复高考，并决定当年12月举行高考。这个消息传到云南，众知青面前陡然铺开了一条康庄大道，顿时欢呼雀跃，四处奔走相告，很多知青开始复习已经丢了多年的功课，一瞬间中学课本成了最抢手的图书，甚至红过了“毛选”，我和赵跃进为了一本数学课本，险些把我们班长活活掐死。
《唉，我的沧桑50年》第八部分
1979年我又参加了一次高考，不管怎么说，这次比上次有进步，上次数学只考了24分，一直被我引为奇耻大辱，这次果然有突破--27分。虽然突破得不多，但是也打破了我的历史最好成绩，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十一年后我应该可以考60分了，我认为此事值得庆祝。赵争鸣却不这么想，她认为我是人头猪大脑，除了吃喝拉撒睡不会干别的，不思进取还自作聪明，最后总结说我恬不知耻。这些话让我很生气，我跟她大吵了一架，不欢而散。后来她拿到一个师范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直到她走我们都没再说过一句话。
《唉，我的沧桑50年》第九部分
我跑回锅炉房找我师傅说了一声，请他帮我代两天班。又想去跟苗苗说一声，但是想想还是算了，这事最好不让她知道，我毕竟不是去旅游的，带着她有点什么事就比较麻烦，再者说她要是知道这事，依着她那个二踢脚脾气，要是跟校方的人打起来，岂不是添乱。
《唉，我的沧桑50年》第十部分
坐牢有两个阶段最难熬，一个是刚进来的时候，一个是快出去的时候，中间的日子基本上是浑浑噩噩，一片茫然的。由于我被关在省城的劳改队，所以我妈每次来看我都要坐好几个小时的汽车。老太太基本上每个月来看我一次，我每次见她，都觉得她比上一次更老一些，白头发更多一些，背也更弯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总之每次我妈走的时候，我看着她弯曲的背影，心里都难过万分。
《唉，我的沧桑50年》第十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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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爪夜叉，男，原名刘辉，生于西北某工业城市，父母原是知青。刘辉就读于当地子弟学校，小时候耳濡目染，对知识青年当年支援边疆，建设祖国的事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长大后四处搜集当年长辈们的故事，嬉笑怒骂成文，酸甜苦辣尽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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