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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一天：很多人抢着干的高速公路收费员一月工资多少？很多人都想错了
来源：新文阁
编辑：jian
导读 : 每一个高速公路出口都有一个收费站，而这些收费员大多都是一些年轻漂亮的姑凉在工作，很多人看了都心旷神怡，对于收费也是大大方方给。那么...
　　每一个高速公路出口都有一个收费站，而这些收费员大多都是一些年轻漂亮的姑凉在工作，很多人看了都心旷神怡，对于收费也是大大方方给。那么这些年轻的收费员的工资收入如何呢？　　高速公路收费员工作其实并不轻松。　　很多人都觉得在高速公路收费站上班比较轻松，而且工资收入应该也很高，毕竟看起来这个职业形象是非常光鲜的。不过，只有真正从事过这份工作的人才会真正体会到并不轻松。　　首先就是工作环境，一整天都坐在一两平方的小房间里，吃喝全都在里面。而且夏天里面就是一个蒸笼，虽然说有的会有空调，但窗户长时间开着，里面想凉快下来也不容易。就算是姑娘一天下来也得浑身是汗。而冬季也是如此，冷风吹进来可不好过。　　除了工作环境，平时工作也是不容易的，不论哪一个司机态度不好，你都不能吵起来，一旦吵架了，收费员可就要意味着扣工资了。好不容易才当起来的5星员工可能就会因为一句话被撤销掉。　　那些高速公路收费员一个月挣多少？很多人都想错了　　高速收费公路员也有公营跟私营两种，毕竟很多地方都是有民间投资的，所以会有一些私人的收费站，而这些私人收费站就不需要穿什么统一的制服了，收费也是比较贵的，有的时候还会多收你的钱。　　而大多数大家看到的收费员都是公办的，不过，却是一些外包公司的，他们聘请收费员来收费。这些收费员因为是非正式员工，所以福利跟报酬方面都很差。　　一般来说工资也就是左右，绩效的话得看服务水平，假如有投诉的话就评不到5星员工，工资也会少几百块。综合下来，高速收费员一个月工资也就是三千多块钱而已。　　至于为何还会有那么多人抢着去干，那是因为离家近，很多收费员都是当地人，工作时间结束就可以马上下班回家，不存在业绩和加班的情况，交通也比较方便。　　以下为网友评论：　　网友“日后再说”：正真收益的是那些管理人员，一个人奖金有一个收费站人员工资高　　网友“行者”：哪个不是花15到20万进的里面,我家亲戚18万进去的.福利超好,工资没有奖金高.　　网友“董彦松”：干什么都比农民种地好。　　网友“丁小胖”：其实办个一卡通就行了，收费员太没技术含量了很容易被电脑替代　　网友“师哲心”：买路钱，　　网友“手机用户”：七线君不要妄加猜测，你所说几乎没有可信度，不如在头条发个笑话，对了，这就是笑话　　网友“蓦然回首”：二干元鬼才相信，哄鬼　　网友“现实太假”：河北邯郸高速一个月两千左右。[衰]憋屈[流泪][流泪]　　网友“手机用户”：七线君，你真的调查过？满嘴喷粪　　网友“东勤”：用手机刷就完了呗，进高速刷一下，出高速刷一下，都不会因缴费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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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热门排行核心提示：1978年，全国有4000万户农民的粮食只能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农家，地净场光就是断粮之时，从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济，靠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同是这一年，约有2亿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超过2角，有2.716亿人每天挣1.64角，有1.9亿人每天挣约0.14角，有1.2亿人每人每天挣0.11角，山西省平鲁县每人每天大约挣6分钱。
　　本文摘自《大转折的瞬间：目击中国农村改革》 作者：李锦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今天，你是否相信20多年前会有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床上，床对面拴着山羊；90岁的老人一个冬天都睡在床上，因为没有衣服穿；病在床上的人，饭后不让洗碗，为的是饿极时能闻一闻碗里的香味。这是真的，这是一个记者1978年在沂蒙山一个普通村庄的见闻。
　　1978年，全国受灾，农民生活更为困难。这一年农村人口为8.032亿，全国农民人均年度纯收入仅有133元，其中90％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10％。
　　1978年，全国有4000万户农民的粮食只能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农家，地净场光就是断粮之时，从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济，靠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同是这一年，约有2亿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超过2角，有2.716亿人每天挣1.64角，有1.9亿人每天挣约0.14角，有1.2亿人每人每天挣0.11角，山西省平鲁县每人每天大约挣6分钱。
　　每天1角钱的收入，是包括粮食、柴草、棉花等等全部收入折算出来的。实际上，不少社队农民除了口粮外，再没有1分钱现金分配。如果社员有点家庭副业、自留地收入，还可以补充亏空，但在那个年代，连门前屋后的树都入了公，农民没有其他任何收入，仅有那1角钱的分配，穷困窘迫之况当不难想象。
　　统计数字是有说服力的，但生活中的事实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个春节，我从农历腊月二十二到正月初二在一个村住了整整10天，亲眼看到在贫困中挣扎的农民生活的悲怆。在这10天里，目睹那凄惨场面，心灵在一次次巨大的冲击中颤抖。尽管报纸一时还不能刊登这些，但我还是一次次按动快门，记下那些使人看了心酸的场面。
　　正月初一，走进一个姓鲍的现役军人的家。这间大概有十二三平方的小屋，四壁空空，屋角支着一张锅，因为烟熏火燎，墙壁黑得发亮。靠墙是石头垒起来的床，一家3口人挤在这张庆上，床对面拴着山羊。实在因为太穷了，只好人畜同居。我一进屋就明显闻到家里一股羊粪的膻臭味。做父亲的不无庆幸地说，老大到西安参军去了，比过去住得宽敞些了。
　　来到“老支前”王大爷家，是正月初一上午10点。这是一座斜依在半山坡上的低矮草房，墙是碎石片堆起来的，里面用泥巴糊着。老人在过年前两天没面吃了，嫁到山下的女儿送来一碗用豆腐白菜包的水饺。老伴90岁了，已病了很久，瘫在床上，听说闺女送水饺来了，嘴里直嚷嚷“水饺、水饺”，要起来吃。王大爷掀开被子，老伴竟一丝不挂，原来老人没有衣服穿，成天躺在这破被子里。只见大娘灰暗的皮包着骨头，肋骨清晰可辨，两条腿像是铁锨把一样细瘦。裹在她身上的棉被也已40多年了，硬邦邦的。带我来的干部说：“没衣服穿，躺在床上两年了，也没好吃的，可老妈妈命硬，今年90岁，就是不肯走。”
　　屋里有种说不清的味道，像是霉味，又像是臭味，干部赶快把我拉到门外。干部向王大爷介绍我是新华社记者，北京来的。老人伸出双臂抱住我，双眼紧瞅住，连声喊“领导，领导”。我打量一下，大爷脸上已布满老年斑，鼻涕流到胡须上也不擦，一根麻绳扎着黑棉袄，里面没有衬衣。乡干部一把把他拉开，说把领导衣服弄脏了。大爷很不好意思，忙伸出手想替我掸，可又不敢，抬起手顺便擦了一下自己的鼻涕。
　　干部说，领导来看你日子过得咋样？大爷说：“好啊，有吃有穿，托共产党的福。”明明已经断粮，连过年也不能吃上一顿饱饭，老伴衣服也没有，还在掩饰贫穷生活。大爷听干部介绍我是北京的记者，大着胆问：“刘司令还好吧”我感到诧异。老人说，他与儿子一起参加过打孟良崮，打双堆集，又打过长江。儿子当兵，他是支前的民工。到南京他就回来了，儿子为刘伯承司令站岗，当了警卫员。辞行时，还与刘司令一起拍了照片。后来独生儿因没有文化，老是头疼，便主动要求回家。
　　听了大爷的诉说，刹那间我有一种负疚感涌上心头，感到眼角发热。为了中国革命，沂蒙老区人民做出多大的牺牲和奉献啊！没有他们，哪有新中国，哪有社会主义政权。可是，他们的日子过得还是这么艰难！
　　沿着“老支前”家门前的路下山，到了抗日战争中老妇救会员王正英的家。老妇救会员病倒了，脸色蜡黄，呻吟不止，躺在一张床上，见来客了，想撑着起来，可欠欠身又倒下了，没有力气。掀开她家的锅，从没洗的锅底能看得出来，煮过玉米糊糊，还有野菜。揭开面缸盖，大约有三四斤玉米面，地上篮子里是野菜，这家人因为缺粮食，一天只吃一顿饭，要到下午3点才做饭。老妇救会员约60岁，头发蓬乱，倒在没有垫被的席子上。胃病发起来了，又没钱到医院去，就在家熬着。问她1947年带村里妇女去孟良崮支前的事，她两只眼看着我，呆呆地，不讲话。男人替她回答：头晕，记不清过去的事。枕边有3个碗，碗底还有没有吃尽的野菜糊糊，老妇救会员不让洗，饿了就用舌头舔一舔，说能闻到玉米糊糊的香味。
　　接着，我们又找到支部书记老张的家，这个58岁的干瘦老头已当了21年干部。问群众为什么这么穷，他说“人懒”；问有没有办法，他说“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个村处在半山腰，土地荒薄，小麦产量只有50公斤，人均口粮39公斤，老百姓靠借钱买返销粮。全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9元，每天平均收入只有七分九厘钱，而且这还是实物折算出来的。也就是说，全年没有一分钱现金收入。家产在30元以下的有13户，这就意味着除去一张木床、一张破席、一床烂被和锅碗筷便一无所有了。村里有30多个光棍汉，有的娶过媳妇，可媳妇跟人家跑了。他家算混得好的，有一堆地瓜干，从地上堆满东边半个山墙，还有三四个“山东白干”酒瓶。与别人家不同的，他家有一扇门，很简陋的门，木条钉的。他说，村子就是有一条好的，从没出过贼，因为没有可偷的东西，所以也用不着关门。他的50多岁的老伴一直在旁边，手插袖筒里，听我们拉呱。出了他家，干部在路上介绍，这支部书记还是新郎官，刚成亲才3个月。他当了20多年干部，可也当了30多年光棍。不久前，看这女人的老伴过世了，才把她接过来，这女人在人家那边已当奶奶了。干部还介绍，听说这支书年轻时就爱上过这女人，因为他家太穷了，就跟了别人。没想到30多年村里一直穷，老张也说不上媳妇。有人说是老张有真情，在一直等候她。也有人说是女人看上老张家堆半墙的地瓜干，能吃几年。不管咋说，最后，老张还是得到了这女人，现在日子过得还是蛮和睦的。乡干部说，城里文化人知道了这事，说不定能编出个梁山伯祝英台一样的戏文哩。听了这曲折又令人心酸的故事，我特地又转身回去，为他们在地瓜干堆前拍了一张“结婚照”，拍照时他们都笑不起来，脸上流露出忧愁。临出门时，这对夫妇直把我们送出来，连声嘱咐“领导，好走”。
　　一个当了20多年干部的人到50多岁才娶上媳妇，这个村有那么多光棍汉，过不了多少年，这个村子不就会自生自灭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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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前，那1949年前，中国人平均寿命只有36岁。这个是什么概念？？
　　文革十年物价及收入略记：　　大米[斤]：一角二分九厘　　小麦[斤]：九分　　猪肉[斤]：七角二分　　鸡蛋[斤]：六角三分　　白菜[斤]：四分　　辣椒[斤]：一角　　煤球[斤]：四厘　　木柴[斤]：三厘　　工人[学徒工]：十八元　　工人[二级工]：三十八元四角　　工人[三级工]：四十五元六角　　农民[每天十个工分]：穷至三分富至八角，不等。　　市民购粮食肉蛋类皆凭票供应，有粮票布票油票肉票鱼票蛋票糖票烟票酒票煤票糯米票糍粑票黄豆票绿豆票豆腐票干子票火柴票木材票肥皂票酱油票等等。
　　@人世尘埃
08:26:44　　文革十年物价及收入略记：　　大米[斤]：一角二分九厘　　小麦[斤]：九分　　猪肉[斤]：七角二分　　鸡蛋[斤]：六角三分......　　-----------------------------　　市民购粮食肉蛋类皆凭票供应，有粮票布票油票肉票鱼票蛋票糖票烟票酒票煤票糯米票糍粑票黄豆票绿豆票豆腐票干子票火柴票木材票肥皂票酱油票等等。　　---------------------------------　　凭票和排队是因为限价,是由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是为了保障公平分配.　　市场经济不限价当然不需要凭票和排队,一元钱你排队我就提价到10元,10元还排队我就提到20元.　　如果哪一天中国人真的排队去买奔驰了,那是好事不是坏事。从理论上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可能的，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的。
　　万里1977年感慨：解放28年 农民还没吃饱饭　　核心提示：调研者要有吸取群众智慧的胸怀。万里到定远县卢桥镇调研，问一位农民有什么要求。农民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万里感慨万千：我们的农民多好啊。可解放28年了，我们连农民吃饱饭这点最起码的要求，都没有满足！　　文章摘自《学习时报》日 作者：熊若愚 原题为《万里调研的三点启示》　　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正在全国各地深入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要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勤下基层，把为民服务创先争优的要求落到实处。怎样搞调研，才能真正做到不扰民、真为民？万里调研的故事读来颇受启发。　　1977年6月，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和大多数新任领导干部一样，第一项工作就是到基层调研。据万里回忆，“我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到农村去。下去调查，轻车简从，一般是一部小车，两三个人，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直接到村到户。这样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那几个月，我不开会，不作指示，不提口号，只是看、听、问。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越认定非另找出路不可”。　　面对严峻的现实，万里和安徽省委一班人制定了“省委六条”，于1977年11月颁布，允许生产队根据生产需要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1978年春，安徽省委又顶着巨大压力，进一步提出“借地渡荒”政策，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找到了一条农民走向温饱之路，并为纠正建国以后越来越左的农村政策，打开了历史突破口，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要吃米，找万里”的不朽丰碑。　　比起30多年前，今天的条件已大为改善，但还有大片的贫困地区，还有大量的贫困群众，万里的求实精神和调研方法，至少给我们三点启示。　　调研者要有相信依靠群众的勇气。万里调研，既没有警车开道，又不让市县乡村四级领导跟随，也很少带有关部门的同志，而是直接走到田间地头、群众家里去看、去听。当地干部担心领导安全，要求给万里带路。万里回答，即便到了地主家，又有什么可怕的，看看他们的生活也好啊。30多年来的调研情况证明，调研一旦与层层陪同、定点走访等形式主义的东西沾上边，就很难听到真话、摸到实情；调研者只有把群众当亲人，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群众才会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　　调研者要有吸取群众智慧的胸怀。万里到定远县卢桥镇调研，问一位农民有什么要求。农民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万里感慨万千：我们的农民多好啊。可解放28年了，我们连农民吃饱饭这点最起码的要求，都没有满足！随后，万里来到凤阳县小岗村调研，总结小岗人创造的经验。在万里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大包干经验很快在安徽全省推广开来，小岗也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之一。实践证明，领导干部进行调查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善于倾听群众呼声，体察群众情绪，感受群众疾苦，总结群众经验，吸取群众智慧。　　调研者要有改革创新的政治担当。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衡量调查研究搞得好不好，关键要看调查研究的实效，看调研成果的运用，看能不能把问题解决好。在当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背景下，万里毅然提出“以生产为中心”、搞“联产计酬”。有人拿出《人民日报》文章找万里，问他是否还坚持搞包产到户。万里坦然处之，只要群众吃饱饭，挨批斗就挨批斗吧。要不是对人民感情深，绝对不会冒这个风险。如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面对改革难、住房难、上学难、就医难等一个个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现实问题，调研者更需要有政治家的担当，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以改革开放初期“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努力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上闯出一条新路。
　　[转帖]毛时代经济真相揭秘：三十年经济负增长　　讨论到毛时代的经济时，很多总是说毛时代的经济如何高速增长，并且列举出诸多的数据来“证明”毛时代的经济时如何“高速增长”的。但是他们总是说不清为什么如此“高速增长”的经济中，人民生活水平会越来越差。比如这里：　　“从吃的方面看，粮食人均消费量1966年为381斤，1976年为383斤，比最高的斤分别低28斤和26斤，食用植物油人均1966年为3.5斤，1976年为人均3.2斤，1956年则为5.1斤。从穿的方面看，1966年棉布人均消费量为20尺，1976年为23.7尺，而1956年则为29.2尺，1968年每人平均只发9尺布票。从住的方面看，一五期间住宅建设投资占非生产性投资的百分之9.1，而文革中只占百分之4。”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　　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有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三十年代。　　──杨继绳《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结构》　　一边是“高速增长”的确证，一边是不断下降的生活水平，这两者竟然总是处在毫不相交的两条平行线上，竟然从来没有相遇过，这很令人奇怪，今天，本人就来破解这个怪现象吧。　　《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中，这样说：　　“十年之间一共损失高达5000亿元，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9年，我国全部国营企业（包括工农业、运输业、邮电业、商业、城市公用事业、建筑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为4892.5亿元，文化大革命十年相当于败掉了全国亿万人民三十年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一份家当。”P349　　《大动乱的年代》也有如下评论：　　日，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在经济上，只是国民经济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三十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百分之八十，超过了全国三十年固定资产的总和。”P625　　这两段话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文革期间，整个国家所受到的损失相当于1949年至文革结束三十年间所累积的财富总和。看原文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损失还只是直接经济投资的损失，比如其中仅“三线工程”就造成2000亿元的损失。这里不包括文革初期红卫兵打砸抢所造成的损失，如果算上被毁掉的不计其数的文物和艺术品，这个损失将变得无法估量。如果谁有这个精力和兴趣，可以研究一下改革三十年来对文革造成的文物损坏修复所投入的资金，看这个资金总额有多少。　　社会发展中，仅说物质财富的话，一般产生两种财富，一种是固定资产，比如建筑、生产机械、生活物资。一种是消耗型财富，比如粮食、副食品等物资，消耗型财富就不用多说，反正已经吃掉了，何况毛时代也没几个人吃得好。我们能够计算的财富当然是固定资产，这是衡量财富的一个条件。　　毛时代的固定资产数额已经出来了，而损失的数额并没有出来，这里就有个问题，除了文革的损失外，还有没有其他损失呢？如果有，还有哪些呢？如何计算毛时代的经济状况呢？实际上，计算毛时代的经济状况非常简单，我们只要毛时代把累积的财富和损失的财富做个对比就完全可以看出毛时代的经济究竟是什么情况了。　　三年大饥荒时代的损失时多少呢？本人没有没有确切数据，但根据网上差得的一致数据是这么多：　　续三年“大跃进”，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200亿元。　　这个数据实际上本身也不可靠，理由有三个：一、有鉴于造假的传统和刚刚过去的“亩产万斤”，本人怀疑这个数据严重偏低。二、这个数据并没有计算间接损失。实际上间接损失远比直接损失大得多，这是常识。三、这个数据并没有计算人的价值。当然，不计算人的价值也是正常的，反正毛时代的人命本来就不值钱，不计算进去又何妨。　　除了这两个数据，还有其他地方，比如朝鲜战争。根据官方的资料，朝鲜战争直接费用达62.5亿人民币。这还不包括战争之外、战争之后的其他损失。这个数据同样也是严重偏低和无法估计。　　接下来就是援外。关于援外，虽然也是我国国民生产出来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我们并没有享受到，这些大量的钱财白白送给外国人享用，我们不但没有享受到一分钱的好处，同时更谈不上继续生产财富的可能性──因为这些钱财流入外国人的口袋里去了。所以，这部分资金是必须列入损失账单中去的。　　网上到处都说共和国建国头十年援外的金额达到40亿元人民币。实际上当然不止这个数额，光是对越援助就大大超过这个数额，比如越南人黄文欢《黄文欢革命回忆录：沧海一粟》中就这样说：　　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七八年，中国援助我国的物资的总值超过二百亿美元，占中国援外总量的百分之四十一。P264　　从这份资料中我们不难得出当年援外的金额最少约488亿美元。而毛时代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绝大部分时间是1美元兑换2.4618元人民币，其中略有起伏，但变动不大。我们以这个汇率为准计算48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201.4亿元。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计算毛时代的大致经济情况了。　　毛时代的经济成绩一览表单位：亿元　　历年固定资产＋4892.5　　朝鲜战争－62.5　　大跃进－1200　　历年援外－1201.4　　文革－5000　　────────────　　经济总和－2571.4　　通过这张表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大致情况，这个大致情况就是毛时代从1949年到1978年三十年时间内，全国总资产成负增长，其负增长金额为2571.4亿元人民币。从这个数据来看，毛时代的经济状况可谓是失败到底。有人用七个馒头的比喻来说明毛时代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数据不难发现，毛时代现在不是七个馒头的问题了，而是倒欠馒头的问题了。这个问题是这里原本有七个馒头，老毛生产了一个馒头出来，但是他却吃掉了七个馒头，结果是只剩下一个馒头，这就是毛时代经济最直观的描述。总是说毛时代的经济如何“高速增长”，实际上他们犯了一个小小的小小的错误──只算生产不算损失。这种计算方法就好比你发了1000元的工资，但还有1200元的欠账。但你光说工资，不提欠账，自然是大大的有钱。用这样的方法，偶看无论是算谁，那都是“高速增长”。毛时代的经济就这样“高速增长”、“高速增长”，高速到“负增长”，果然是千年以来第一人啊～～～　　所谓经济增长，最直观的办法就是财富积累，有财富积累就是经济增长，没有财富积累，那叫“亩产万斤”。毛时代的财富成负增长作为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各位还有什么疑问吗？
　　文革造成的损失：1978年人均粮食占有不如50年代　　核心提示：若就实际消费量而言，全国平均每人每年消费的主要消费品，1978年与1957年相比，除猪肉与食糖略有增加外，粮食由203.06公斤降到195.46公斤，食用植物油由2.42公斤降到1.60公斤，牛羊肉由1.11公斤降到0.75公斤，家禽由0.50公斤降到0.44公斤，水产品由4.34公斤降到3.42公斤。　　本文摘自《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作者：赵德馨，原题：《中国经济50年发展的路径、阶段与基本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5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依附性的、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变成独立的、先进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再变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50年间发生两次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这在中外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在经济形态变革的同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经济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5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年均达7.7％，是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正如毛泽东、邓小平等人一再说过的，在中国进行的这些变革和建设，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没有现成的方案可遵循，没有任何人准备好了一种现成的理论（知识）可供采用。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摸索中探索前进的道路。因此，弯路、曲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能在探索的实践中，不断地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并将这些经验教训升华为理论，用以指导下一步的实践。这种总结和升华工作，会使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知道得更多一些，变得更聪明一些，行动起来会少犯错误，少走弯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并跨入一个新世纪之际，尤有进行这种总结与升华的必要，也是进行此项工作的有利时机。　　一、经济增长的“之”字路　　看经济增长的路径与阶段可以先从经济增长的速度、波动、质量和绩效等四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经济增长速度的“之”字路　　增长速度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成就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从50年的整体来看，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有明显的阶段性。以国民生产总值（注：本文所用数据，除注明者外，皆来自国家统计局编辑的统计年鉴。中国在1978年以前采用的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进行国民经济统计，因而没有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据。我们发现1979年以后历年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基本上是同步增长的（所谓基本上同步，即并非完全一致。见拙撰《经济的稳定增长与发展速度》图1。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较为稳定，后者一般为前者的81％。采用这一比例，可以估算出年间各个年份的国民生产总值近似数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为标准，可以将年的经济增长分为三个阶段：，，1979年以后。　　第一个阶段是年。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小阶段。年是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年完成“一五”计划时期（“一五”计划的五年是年。该计划于1956年完成）。1956年相比于1949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30.06％，年均增长率，达16.8％；国民收入增长了108.8％，年均增长率达14.2％。可见，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很快的。　　第二个阶段是年。若以1956年为基期，这22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36％，国民收入年均增长5。3％。与第一阶段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低10。44个百分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低8.9个百分点。在新中国经济史上，这22年是增长速度较慢的一个时期。　　第三个阶段是1979年以后。这个期间经济快速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按现价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588。1亿元增加到1998年的79553亿元）。比年平均增长速度6.1％快3.5个百分点，比年的6.36％快3.24个百分点。可见，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又恢复了高速增长。在此期间，出现了两个高速增长的时期：年，年均增长11.4％；年，年均增长11.2％。在整个80年代，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约3.1％，发展中国家只有2.5％左右。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约2％，其中发达国家1.8％，发展中国家5.4％。中国是这个时期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上述数据表明，国民经济在第一阶段增长较快，在第二阶段较慢，在第三阶段又恢复了较高速度的增长。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呈现出阶段性的快速增长——慢速增长——快速增长的“之”字路状态。
　　（二）经济波动的“之”字路　　与经济增长速度密切相关的是经济波动。经济波动是国民经济扩张与收缩，波峰与波谷交替出现的现象。一次扩张过程和一次收缩过程构成经济波动中的一个周期。以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变动作为划分周期的标准，从周期、波幅、波位3个方面来考察，中国年的经济波动呈现为3个阶段。以从一个波峰到另一个波峰为一个周期（计算波幅等等数据时，从第2个周期起，是以波峰后的一年为起点），已有11个周期，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附图　　图1 年中国经济波动图（注：图1所示使用的中国经济增长率数据中，年使用的是国民收入增长率，当时我国还没有国内生产总值（GDP）统计。年使用的是GDP增长率。在《中国统计年鉴》上，年期间，既有国民收入增长率数据，又有GDP增长率数据，两者之间相差很小，一般仅为一个百分点左右。我们这里在年使用国民收入增长率，年使用GDP增长率，并不影响有关分析。）　　第一阶段是年，其中包括年、年两个周期。这两个周期的最高增长年度分别是1952年和1956年，当年国民收入增长率分别为22.3％和14.1％。最低增长年度出现在1951年和1954年，当年国民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6.6％和5.8％。从1952年波峰到1954年波谷的波幅看起来大一些，但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恢复性经济增长，它与正常年份的增长不同。这个阶段经济波动实际并不剧烈。如果将年除外，那么，1953年和1956年都为波峰年份，从1953年到1956年为一个完整的周期。第一阶段波动的状况是：波动周期短，平均每个周期3.5年；波位高；波动强度不大。波动类型属高位—平缓型。　　第二阶段是年。这个阶段经济在决策失误和政治动乱中大起大落。波动之剧烈在世界经济史上罕见。这个阶段包括、、、、、年等6个周期。22年中6个周期，平均每个周期3.7年。在这6个周期中，有3个属于经济增长绝对下降的古典周期，即年周期，年周期，年周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济增长最高的年份，最低的年份，负增长的年份，都出现在这个时期。、、年等6年均属负增长。各个周期的波幅很大，分别达到17.5个百分点，46.7个百分点，30.5个百分点，5.4个百分点，7.2个百分点，14.4个百分点。各周期内平均增长率，即波位分别是13.25％，3.975％，7.225％，6.1％，4.7％，5.6％，各个周期的波位相差较大。这从侧面反映了经济波动的剧烈。这一时期经济波动的状况是：波动周期短，波动幅度大，波位低。波动类型属大起大落型。　　第三个阶段是1979年到现在。其中包括，，年等3个完整的周期（1993年以后进入第四个周期，至今已有7年，还未结束）。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中有3个周期，平均每个周期4.7年。它们都是增长周期，没有出现增长率为负的年份。它们的波幅分别是7.6个百分点，2.8个百分点，10.4个百分点。和第二时期相比，波动幅度大大减小。3个周期内平均增长率，即波位分别是9.3％、11.3％、8.72％，各个周期的波位相差不大。这一时期经济波动的状况是：波动周期长，波动幅度小，波位高。波动类型属高位—平缓型。　　年中国经济3个阶段波动的状况是：波位高，波动平缓（波幅小）——波位低，波动剧烈（波幅大）——波位高，波动平缓（波幅小）。波动类型是：高位—平缓型——大起大落型——高位—平缓型。明显地表现为一个“之”字形。
　　（三）经济增长质量的“之”字路　　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衡量增长质量主要看增长的效率和效益。经济效率是企业或社会在生产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比率。衡量经济效率最重要的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指在经济活动中相对于一定的投入所获得的收益的多少。　　年是经济增长质量较好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建成了100多项先进的工业项目。工业技术水平有较大提高，设备的质量和技术性能有了很大的改善，新产品不断出现，工程技术人员迅速增加，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1956年与1952年相比，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85.7％，年均提高21.4％。产品质量也有了提高。年积累额765亿元，新增国民收入293亿元，每百元积累增加国民收入3803元，经济效益较好。　　年，由于片面追求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实行粗放式扩大再生产，忽略了对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的追求，导致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质量很差。这首先表现为经济增长的效率低下。1952年～1978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为—0.32％，对总产出增长贡献的份额为—5.3％。（注：郭庆、胡鞍钢：《中国工业经济问题初探》，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版，第30页。）。年、年，全要素生产率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30.15％、7.15％。1978年以前，全要素生产率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仅为0.16％。而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8.7％。（注：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国民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门——工业，按净产值计算的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57年～1978年平均增长3.4％。其中独立核算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仅增长2.6％。年间，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仅增长1.5％。国民经济的另一重要部门——农业，由于人口的膨胀，土地资源的紧缺和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递减。按净产值计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1978年仅为1957年的94.8％，年均每年下降0.2％。由于增长效率低，到1978年，全社会每个就业人口所生产的国民生产总值为632美元，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34％。　　这个阶段经济增长质量差还表现为经济效益低下。每100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年为19元。几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实际情况是：“一五”时期（）为32元，“二五”时期（）只有0.9元，“三五”时期（）22.4元，“四五”时期（）为15.8元。平均每增加100元的国民收入所需积累额，“一五”时期为312元，年则为526元。从能源、原材料的利用效益看，资金使用效果也不大相同。如每吨标准煤所生产的国民收入，“一五”时期为1086元，“二五”、年、“三五”、“四五”、“五五”、“六五”各个时期分别为504元、695元、737元、579元、547元、767元。它们在504元至767元之间，远远低于1957年以前的时期，也低于1978年以后的时期。　　这一时期由于政治动荡对经济建设的冲击，固定资产形成率、交付使用率、投资回收期受到很大影响。大量的产品积压，不少产品质量低劣。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约为6。1％（以1956年为基期，则为6。36％。按国民收入计算为5。57％），并不低，若将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结合起来看，这22年中国经济基本上处于徘徊、停滞状态。　　1979年以后，在农村推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城市推行了以国有企业为重点的城市体制改革。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步步深入。1992年以后，大力推动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这使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首先，经济增长效率提高。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年分别达到2.48％和28.5％。此中的前一项，改革前，年为0.77％，年平均为负数，年的26年也是负数。至于后一项，年的26年为0.16％。1998年已超过30％。可见1979年以后经济增长效率大大提高。　　改革以来，由于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建立，企业兼并、企业破产开始出现。这有助于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和资本存量调整，使以前存在的闲置生产能力得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提高。1994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按当年价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为7094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比1978年提高1。5倍，年均提高6。5％。在国民经济投入产出数量上，平均每增加100元国民收入所需积累额，年为270元，年为526元。这就是说，为获取同样收入，1979年以后的时期比1978年以前的时期可以减少约一半的投入。　　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经历了一条高—低—高的“之”字路。
　　（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速度的“之”字路　　经济增长的绩效主要表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人民生活水平与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密切相关。特别是与经济增长质量关系密切。年，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走了一条快—慢—快、高—低—高的“之”字路，相应地，人民生产的提高速度也走了一条快—慢—快的“之”字路。　　1949年～1998年人民生活提高速度，明显地呈现为如下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财政、商业、银行等方面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消除了旧中国长期存在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全国物价迅速稳定下来。1952年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比建国前大大提高了。1952年职工工资比1949年提高了70％左右。土地改革使全国2亿无地和少地农民无偿地获得了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3500万吨粮食的地租。1952年农民收入比1949年增加30％以上。　　年，劳动人民的生活在年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改善。1956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达到99元，比1952年的76元提高34。2％（按当年价格计算，下同）。1956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由1952年的446元增加到610元，提高了将近37％。此外，国家还在医疗、保险、文化、教育、福利方面为职工支出了大量经费，新建住宅9434万平方米。农民人均消费水平，1952年为62元，1956年为78元，增加了将近26％。平均每个农民实物消费额84.2元，比1952年的72.8元增长11.6％。每人平均购买力增长得更快一些。（注：日《人民日报》）农村的文化教育和卫生保健事业有了发展，这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增强了农民的体质。在这个阶段，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　　在第二个阶段（年），由于从1953年起长期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了给重工业建设筹集资金，国家实行以牺牲当前消费为手段的高积累政策。再加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人民生活提高缓慢。年22年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名义工资由637元增加到644元，仅增加7元。就实际工资而言，1978年仅为1957年的85.2％，22年间减少了14.8％。这22年间，农民家庭平均每年纯收入由72.95元增加到133。57元，年均仅增加2.9％。这22年间，居民消费水平共提高47.5％，平均每年仅增长1.8％。若就实际消费量而言，全国平均每人每年消费的主要消费品，1978年与1957年相比，除猪肉与食糖略有增加外，粮食由203.06公斤降到195.46公斤，食用植物油由2.42公斤降到1.60公斤，牛羊肉由1.11公斤降到0.75公斤，家禽由0.50公斤降到0.44公斤，水产品由4.34公斤降到3.42公斤。年，居住条件恶化。1978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6平方米，低于1952年的4.5平方米。农村居民平均每人使用房屋面积，1978年为10.17平方米，比1957年少1.13平方米。在生活服务条件上，每万人拥有的零售商业、饮食、服务网点及其从业人员，1957年分别为41.81个，117.17人，到1978年则减少到13.04个，63.14人。这给居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年，文化、教育、卫生状况有所改善。1978年与1957年相比，各级各类学校及其教师、在校生、毕业生，各类文化事业单位及其人员数都有增加，但实际文化教育水平下降。报刊杂志拥有量虽有所增加，但品种急剧减少，内容单一、刻板。文艺团体表演的内容更是单调。从总体上说，年，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处于徘徊、停滞状态，经济增长给社会带来的福利水平很低。　　第三阶段（年），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一改过去长期低速增长甚至停滞的局面，呈现出大幅度增长的态势。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1998年的2160元。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23元增加到2150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6倍，平均每年增长8.1％，比年快4.8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元增加到1998年的5425元。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1倍，平均每年增长6.2％，比年每年快5.1个百分点。　　从居住方面看，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1978年为3.6平方米，1998年超过9平方米，增加了1.5倍以上。农村人均居住面积，1978年为10.17平方米，1997年为22.46平方米，增长1倍多。住房质量也有了明显提高。　　年是继年之后又一个人民生活快速提高的时期。（注：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年为7.5％，年为3.3％，年为7.2％。）年，人民生活提高速度走了一条“快—慢—快”的“之”字路。
　　二、经济结构的“之”字路　　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波动状况、增长质量和人民生活状况，都呈现出“之”字形的发展路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直接的原因是经济结构走了一条“之”字形的发展路径。　　经济结构内含广泛，其中重要的是所有制结构、体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它们都走了“之”字路。　　（一）所有制结构变化的“之”字路　　年，中国所有制结构经历了3次大变化，并因此出现3个阶段。第一次是年，接收国民政府的财产为人民政府所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归农民所有，形成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第二次是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形成单一的公有制。第三次是1979年以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引入、培育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形成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　　年的多种所有制中，主要是国家所有制、劳动者个体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就经济成分言，则有5种，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新中国成立时，国家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从这个需要和当时中国生产力极其落后且极不平衡的国情出发，国家领导人认为中国不可能一下子过渡到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必须经过一个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前述5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共同发展。这使国民经济很快恢复。　　从1953年开始对各种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1955年秋季以前，改造的步伐是渐进的。虽然部分个体户变成互助组、初级合作社或高级合作社的成员，部分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变成从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前述5种经济成分仍然并存，国民经济仍在迅速发展。从1955年秋季起，社会主义改造步伐突然加速，使这种改造于1956年底基本完成。中国由多种所有制并存转变为单一的公有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客观规律。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它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1949年以前的中国。生产关系超前于生产力，它同样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1957年至1978年的中国。　　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中国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生产力总体水平落后并且呈现多层次性，因而客观上要求除公有制经济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与外资经济）的存在与发展。在这个理论的指引下，20年来，逐步消除了单一公有制结构对生产力的羁绊，出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各种经济成分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生动局面。1978年，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公有制经济占99％，非公有制经济占1％。1998年，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已达24％。它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个体、私营、外资经济是经济增长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它们使国民收入增加，税收增加，就业机会增加，出口增加。实践证明，1979年以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的形成，是对1957年～1978年所有制结构改革的一项重大成果，是对年新民主主义社会多种所有制结构与经验的肯定。继续发展和完善这一所有制结构，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保证。　　50年间，中国所有制结构变迁的路径，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有明确的反映。1949年9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制订的《共同纲领》中，关于所有制结构的规定是：“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1954年宪法的有关规定与此基本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1975年宪法的变化则极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现阶段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1982年宪法又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对1982年宪法有过两次修正。第一次是1988年。该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第二次是1999年，修改后的宪法第6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进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国家根本大法的规定，反映了50年间，中国所有制结构经历了一条多种所有制并存——单一公有制——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之”字路。
　　（二）体制结构变化的“之”字路　　年，中国经济的体制结构亦即经济体制经历了市场经济加计划的体制——计划经济加市场的体制——市场经济加计划的体制的“之”字形路径。年，从总体上说，是从市场经济体制向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特别是1953年以后，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成长，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被消灭。分阶段言，年是市场经济体制，1953年开始实行“一五”计划，并逐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到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计划工作机构。1956年，随着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市场经济被消灭。年是计划体制时期。年是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成长，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取代的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要作用。在1949年9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制订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规定5种经济成分并存，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与此相适应，规定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工作方针。这是一种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作方针。当时的一些计划工作，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的。从1950年起，一些实际工作措施，使许多要素退出市场，市场经济逐渐萎缩。如1950年关闭证券市场，年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金融市场萎缩。1953年批判“四大自由”，禁止土地买卖、自由雇工等，土地退出了流通领域。由于农村禁止自由雇工，城市国家统一安排就业制度的推行，以及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建立，劳动力市场开始消失。由于支持战争和抑制通货膨胀的需要，政（国）务院建立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其他中央财政经济管理部门，统一了全国财政收支，奠定了以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经管理体制的雏形。从生产上看，在接收国民政府的企业及征用外国在华企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营企业，基本上是按国家计划生产，市场机制对它们的调节作用逐步缩小。对私营企业来说，由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制度的实施，大部分私营企业的生产被间接纳入国家计划范围，其对市场信号的敏感程度大为降低。从市场看，由于计划调拨与配售的重要生产资料品种增加，生产资料市场也逐渐萎缩。　　年是市场经济体制转向计划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亦即后者代替前者和二者并存的时期。“一五”计划的时限是年。“一五”计划的制订至1955年完成。在年，市场和计划共同发挥作用，市场仍起着主要作用，但计划的作用日益扩大。此时的体制是市场经济加计划的结构。“一五”计划的推行标志着以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的目标的确立，即以计划取代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1953年，实施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个体农民和私营工商业同市场的联系被割裂。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于1956年基本完成，“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也于1956年基本完成。至此，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经济调节体系以及政企合一的企业模式。计划经济的特征基本具备。市场主体消亡。各类市场，如生产资料市场、商品市场、金融市场萎缩和变形，劳动力市场完全消失。市场已基本失去资源配置的功能。1956年底，中国实现了经济计划化。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并存的“双轨制”格局被计划经济体制（即计划经济加市场的体制结构）的“单轨制”取代。　　年，国民经济中虽然也存在市场，但这个市场已失去资源配置功能和作为经济体制的独立品格。它已沦为计划经济体制的附庸。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再加上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因而造成企业活力不足，经济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当等弊病。经济决策者对此有所了解，并试图改革。然而由于在认识上和理论上把计划经济体制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把市场当作计划的，也当社会主义制度的对立因素与异己物，以致改革总是在中央与地方的权限的划分上做文章，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上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到70年代末期，2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经济长期的徘徊与停滞。计划经济体制已走到尽头。从1979年起，开始了市场取向型经济改革。于是，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在中断了近30年后被重新启动。　　1979年以来，在理论上，经历了从中共十二大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三大“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再到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过程。至此，市场化改革成为全党、全民族的共识。在实践上，在体制改革方面，首先是对人民公社和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培养市场主体，并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调节生产。与此同时，允许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市场主体出现，并允许它们同国有企业竞争。其次是逐步放开价格，使其成为反映市场供求和调节资源配置的最重要信息。再次是逐步发展和培育各种市场，如生产要素市场、金融证券市场和技术市场等，改变了年各种市场名存实亡的状况。最后是建立了以税收、利率、信贷等为手段的宏观间接调控体系，改变了以前以行政命令为手段的调控体系。这些改革使经济体制由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年市场、计划共同发挥作用，逐渐地以市场为主的经济体制。这是一种进步，也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体制的重新肯定。
　　（三）产业结构变化的“之”字路　　产业结构主要指国民经济中各种产业间的组合关系。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优化，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能否有效配置，以及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和增长质量的高低，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旧中国留下来的是一个现代工业很少的产业结构。1949年，农业净产值占工农业净产值的84。5％，工业占15。5％（其中，轻工业占11％，重工业只占4。5％）。面对工业落后的现实，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尽快建立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加快经济增长，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的产业结构政策。二是建立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和国家对资源集中支配的体制，以强制积累，筹集建设重工业和基础工业所需的资金。“一五计划”就是在这个产业结构政策指导下实施的。它的实施，使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04。96％。其中，重工业增长162。29％，轻工业增长73。3％。由于重工业增长很快，使产业结构比较协调。1957年，重工业产值13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净产值，下同），轻工业产值127亿元，重轻工业产值之比为102∶100，接近1∶1。就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而言，这个比例关系较为合理。在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比例也基本协调。“一五”时期，在重点发展工业的同时，农业发展较快。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5％。农业的发展基本上满足了工业的需要。1957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62。3％，轻工业占18。6％，重工业占19。1％。与1949年相比较，农业产值下降了22。2个百分点，轻工业产值上升了7。6个百分点，重工业产值上升了14。6个百分点。这表明产业结构发生了农业国向工业国方向的转变。　　从1958年起，在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将重点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的产业结构政策发展到极端，在工业领域中实行“以钢为纲”。与此同时，在农业领域里实行“以粮为纲”。这种政策导致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结构单一，第三产业全面萎缩的畸形产业结构。这种畸形主要表现在三次产业之间发展不协调：第一产业发展停滞。第三产业逐渐萎缩。第二产业过度发展。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53年为15。9％，1978年下降到9。5％，下降6。4个百分点。同一时期，第二产业由43。11％上升到70。2％，上升了27。09个百分点。第一产业由41％下降到20。41％，下降了20。59个百分点。对于一个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仍未解决吃饭问题的国家来说，这样的产业结构是极不正常的。在工业内部，由于过份强调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的发展，轻重工业比例失调。轻工业总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55％下降到1978年的43。1％。同期，重工业的比重则由45％上升到56。9％。在重工业内部，片面发展钢铁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忽视了能源、原材料工业的发展，形成国民经济发展的能源、原材料“瓶颈”。在农业内部，由于强调“以粮为纲”，片面注重种植业发展，忽略林牧副渔业的发展。在种植业内部，搞粮食种植单打一，忽视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的发展，导致农业经济结构畸形，农民收入长期得不到提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严重影响了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绩效。　　从1979年起，产业政策开始由重点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向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转变。经过20年的努力，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首先，改变长期以来“挖农业，补工业”，“重生产，轻流通，轻服务”的政策，大力发展农业和第三产业。三次产业比例逐渐走向协调。1997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分别为18。7％、49。2％、32。1％。和1978年相比，第二产业比例大幅下降，第三产业比例大幅上升。这样的产业结构，尤其是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其次，工业内部各部门比例关系逐渐趋于协调。1979年以来，轻工业迅速发展，逐渐改变了轻工业严重落后于重工业的局面。1998年末，轻重工业比例为49。3比50。7。与1957年一样，接近1∶1。在重工业内部，能源、原材料工业严重滞后于加工工业的局面得到扭转，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落后的状况大大改变。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瓶颈”约束开始减缓。再次，农业内部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向多元发展的现代农业转变。年，牧业和渔业产值以每年9。8％和12。4％的速度增长。在农、林、牧、副、渔业总产值中，牧业所占比重由15％上升到30。2％，渔业由1。6％上升为8。6％，种植业的比重由80％下降为57。8％。　　年产业结构走了一条比较协调—严重不协调—比较协调的“之”字路。
　　三、经济政策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之”字路　　年经济结构各个层面“之”字路的形成，是政府经济政策的变化导致的。这种政策是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体现。50年来，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也经历了一条“之”字路：正确—错误—正确。新中国成立之初，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包括经济理论在内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20多年革命与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总结经验教训中形成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在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最重要的理论创造。它产生于中国，适合中国的国情，因而促进了建国初期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就基本框架而言，是从苏联搬来的，实践证明，它不符中国的国情。放弃自己创造的、行之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学习苏联的经济体制，不仅使毛泽东进入了晚年的错误时期，也使中国出现了22年的经济停滞。1978年以后，在邓小平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总结了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形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是中国共产党在40多年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最重要的理论创造。它使经济重新快速发展。　　50年来，中国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经历了适合国情到不适合国情，再到适合国情的“之”字形过程，形成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转向斯大林模式，再转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之”字路，也就是正确—错误—正确的“之”字路。　　四、三个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明显地呈现出年、年、1979年以后三个发展阶段。在这个三个阶段上，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是高—低—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是好—差—好；经济波动状况的变化是高位平缓型—大起大落型—高位平缓型；人民生活提高速度的变化是快—慢—快；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所有制并存——单一的公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经济体制结构的变化是市场经济加计划——计划经济加市场——市场经济加计划；产业比例状况的变化是比较协调—严重失调—比较协调。以上7个层面都呈现为年对年的否定，年对年的否定和对年的肯定。这种否定之否定，螺旋形上升，就是本文所说的“之”字路。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国民经济中所有制结构的变迁，社会阶级、阶层、群体结构和国家政治体制也发生了变迁。其变迁的路径同样是“之”字形的。这在国家根本大法中有关条款的规定中有明确的反映。1949年《共同纲领》有关国家体制的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54年宪法与此基本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1975年宪法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到了1982年宪法又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一个“之”字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济发展经历了上述3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现代经济史）应据此分为3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上述3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应据此分为3个时期。　　中国经济50年发展路径的基本特征，从哲学上讲，就是否定之否定。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合乎规律的，是螺旋形前进。从历史上看，前进中有曲折，有倒退，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对此，列宁等哲人早已概括过，因而不值得大惊小怪或予以责备。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从中发现中国当前阶段经济发展的规律，以指导今后的工作，使经济发展少走或不走“之”字路。
　　50年间经济演变的“之”字路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经验教训。例如：　　1.确定经济发展速度要从国力出发。发展速度太慢了吃亏，人们不愿意。人们都想快，但不能太快。太快就过热，国力承受不起，就要“着陆”。太快后的“着陆”，不论软的还是硬的（“软着陆”当然比“硬着陆”好），都要着到陆地即降到谷底（波谷）然后才可以回升，波幅都会很大。波幅大，经济受的损失就大。所以太慢了会吃亏，太快了也会吃亏。1990年，拙作《经济的稳定发展与增长速度》（注：载1990年第4期《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一文中，对年中国经济40年间增长的速度、波动状况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作了一番考察后提出：“今后，国民经济若能以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6％～7％之间的速度前进，就有可能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可以保证我们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可以因为避免了大上大下，会在宏观经济上产生巨大的效益；可以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处于良性循环的环境中。”1995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年的经济发展远景目标规划中，提出发展速度为6％。（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这是一项以中国45年经济发展实际为依据，经过计算与论证的科学决策。50年的事实还告诉我们，搞经济工作，既要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更要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即效率与效益。只有效率高、效益好的经济增长能给人民带来实惠。只有这样的增长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只有带来这样增长的经济工作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年的经济增长，就速度而言达到6。36％。它在我们认为的适度速度范围之内。可是，投入大，人民付出了艰苦的劳动，所得却甚少。就整体而言，这是国民经济停滞时期。　　2.决定经济增长速度高—低—高，经济增长质量好—差—好，经济增长波动高位平缓—低位剧烈—高位平缓，经济增长绩效或人民生活提高程度快—慢—快的直接原因，是经济结构（包括所有制结构，体制结构，产业结构等）的合理—不合理—合理。在经济结构诸因素中，所有制结构是个主要因素。它是体制结构的基础。它和体制结构决定产业等等结构。导致经济结构变动的原因是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和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经济变化“之”字路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正确——错误——正确。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不能不特别注重对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研究。这是它的特点。观察中国的经济工作，不能不首先注重它的指导思想。做经济工作的中国官员和企业家，不能不首先研究指导思想。在现阶段，也就是要首先研究邓小平经济理论及中共中央对这个理论的阐释与运用。　　3.新中国50年经济史证明，上述包括所有制结构、体制结构、产业结构等等在内的经济结构（或被称为制度、模式）是可以选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的是自己创造的、在革命根据地行之有效的（试验过的）新民主主义模式。年选择并在年成为现实生活的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传统社会主义模式”）。1978年以后选择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模式。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模式带来经济增长速度快，质量好。年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带来经济的停滞。1978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模式，是在总结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模式成功经验和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教训的基础创造的。它是对建国初期模式的肯定和对年模式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1978年以后的模式是对建国初期模式的肯定与继承，是对年模式的否定和批判。1978年以后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在本质上就是在既定历史事实（如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等等）的前提下，否定年的不合中国国情的模式，重新肯定建国初期的合乎中国国情的模式。可见，人们虽可以选择模式，但所选模式是否有生命力，能否给人们带来经济实惠，从而为人们所接受并长期存在下去，在于它是否合乎国情。在这里，体现了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性，以及经济规律客观要求和亿万人民切身物质利益主观要求的一致性和不可违抗性。　　4.中国人能够创造符合国情的发展模式，无须从国外引进。50年经济发展的事实和中国人民的实践证明，建国初期的和1978年以来的带来经济迅速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模式，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土地上创造的特有的模式，是符合国情的，导致年经济长期停滞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是从苏联学来的。对于这一事实，以及中国革命中的其他事实，邓小平作了高度的概括：“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经验。”（注：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页。）这也是50年新中国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　　5.邓小平经济理论是50年经济工作经验的理论结晶。上述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模式，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反映20世纪下半叶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因而，这两种模式的基本内涵相同。只因历史前提与时代的不同而在程度和表现形式上有所差异。新民主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作出的选择。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40年代，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20多年革命与根据地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实践的理论结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模式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导下而作出的选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70～90年代，在继承新民主主义理论精华的基础上，对建国以后50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经验，亦即“之”字路经验的总结与升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70年多年来实践的理论结晶。这种理论的获得，标志我们对在中国搞现代化事业，已经知道得较多了。如果说过去的50年，我们是处在孙中山所说“不知也要去行；当中必走许多之字路”的阶段，那么，今后，我们已开始迈入“知道了以后才去行，是很容易的”的阶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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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TMDEX
08:24:34　　改革开放前，那1949年前，中国人平均寿命只有36岁。这个是什么概念？？　　-----------------------------　　常识性问题，不值得回答。
　　为什么说文革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　　由于党内健康力量对文革的各种形式的抵制，由于全国人民、党员、解放军战士坚守岗位，努力奋斗，在一定程序上减少了文革破坏，使我国在文革十年期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些成绩决不是文革的功劳。　　文革“踢开党委闹革命”，各级党组织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处于瘫痪状态，只剩下领袖个人的领导。王洪文公然提出“要派不要党”。张春桥宣布“造反派就是党支部，队员就是支委”。为了把帮派骨干塞进领导班子，王洪文说“一切都要根据需要，叛徒有什么关系，就是真正的叛徒，只要江青相信就行”。1968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居然有一名石家庄国棉一厂的非党员工人参加，公然指着朱德、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鼻子大声呵斥。　　十年动乱的症结之一，就是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党的领导实际上被受到重用的中央文革所取代，中央文革位居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而实际上把持中央文革、后来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缓的江青，当时却连中央候补委员也不是。　　文革中，国家政权被削弱，各级政权机关被夺了权，人民解放军被搞乱，公检法专政工具被砸烂，本来就很薄弱的民主和法制几乎荡然无存；私设公堂、刑讯逼供、随意逮捕、违法关押、任意抄家的现象极为普遍；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命财产失去保障。而且一度在一些地方发生包围、冲击、占据、破坏、抢劫银行、电台、监狱、仓库、港口等事件，以致不得不派军队来保卫这些场所，同时发生炸毁铁路、桥梁，武装抢劫客运列车，绑架乘务员，抢走枪支等事件。　　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重提四个现代化目标，却被四人帮攻击为“资本主义化”、“卫星上天，红旗落地”。邓小平复出后，对铁路运输等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使全国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四人帮却鼓动“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不为错误路线生产”，“不为资产阶级上台作嫁衣裳”。　　由于经济建设遭到巨大破坏，文革十年间，人民生活非但没有提高，而且有所下降。　　从吃的方面来看，粮食人均消费量1966年为381斤、1976年为383斤，比最高的1956年的409斤分别减少了28斤和26斤；食油人均消费量1966年为3.5斤、1976年为3.2斤，比最高的1956年的5.1斤分别减少了1.6斤和1.9斤。　　从穿的方面来看，棉布人均消费量1966年为20尺、1976年为23尺，比最高的1959年的29.2尺分别减少了9.2尺和5.5尺；1968年平均每人只发9尺布票。　　从住的方面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住宅建设投资占非生产性投资的9.1％，而在文革头五年的三五期间只占4％，在后五年的四五期间只占5.7％。人口大幅增多，住宅建设投资却大幅减少，造成城市居民住房十分拥护的严重状况。　　由于工人人数增加，文革十年中职工平均工资降低了4.9％。　　文革使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调。1966年到1976年，重工业从32％上升到38.9％，农业却从35.9％下降到30.4％，轻工业从31.4％下降到30.7％。在农业内部，由于过于强调以粮为纲，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各业受到排挤，虽粮食产量有所增加，但整个农业收入减少，而且大搞伐林造田、围湖造田之类，使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　　“到1979年，全国有1.4亿人（约占总人口14.4％）的全年口粮不足280斤，有四分之一的生产队（2亿人口，约占总人口20.1％）每个社员年均收入在40元以下，每人每天不足0.11元。他们实际处于半饥饿状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大潮新起——邓小平南巡前前后后》，1992年7月北京第1版，第40页）　　工农业生产与交通运输的比例关系也不相适应。工业总产量在文革十年中增长了1.25倍，而铁路货运周转量只增加28.2％，以致物资积压，流通不畅。同时，经济管理体制更加混乱，经济效益全面下降，投入不断增多，产出日趋减少。
　　经济状况，不能仅用一个年增幅（假定7％）来评价，还要考虑达到这个年增幅所必需的成本开销，或者说每百元投资能创造多少国民收入。如果国家必需有7％的经济年增幅才能运转下去，但已经接近于无力支付达到这个增幅所需的资金了，那么，虽然年增幅依然暂时维持在7％左右，也已经濒临崩溃边缘了。　　按每百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计算，一五期间为35元，三五期间降到26元，四五期间跌到16元。工业每百元资金利润，1966年为34.5元，到1976年下降为19.8元。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计算，文革十年经济损失达5000亿元，超过建国30年工业、农业、建筑业、运输邮电、商业、城市公用事业的全部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总值。因此，从总体看，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　　文革十年间，广大知识分子和专业干部的业务被荒废，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学被长期中断，使我国少培养大学毕业生100多万、中专毕业生200万。在我国科学技术队伍的组成上，出现一个长达十年以上的空白。　　青少年一代的学习被耽误，旧的文盲未扫除，新的文盲又大量产生。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大陆文盲和半文盲多达2.3亿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文革增加的。　　许多科研单位停止工作，有些甚至被解散。基础科学理论被扣上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帽子，受到歧视和打击，严重损害了整个科研事业的基础和队伍，虽在科研的某些方面也有比较突出的成就，但就整体水平来说，拉大了同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在飞速发展的世界科技潮流中严重落伍。　　文革中，各级党政干部几乎全被打倒或曾被打倒，人们眼见那些开国元勋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老革命家们，一个个被指控为走资派、反革命、大叛徒、大军阀，而仅有的几位戴着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耀眼桂冠、被封为接班人、助手或学生的人，不久也一个个丑态毕现，被相继打倒，这就在人们心中形成了一种共产党内难觅好人、总出坏人的感觉，使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和信誉大大下降，造成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信仰危机。　　文革也严重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在全世界人民心中的威信，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抹了黑。　　文革作为一场特殊的政治运动，作为一次全局性的长时期的左倾错误，不但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而且使中国社会主义面临崩溃。对于文革造成的极其严重的灾难性后果，必须给予充分正视。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吸取教训，以免在今后重犯类似错误。　　主要资料来源：席宣、金春明《简史[增订新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月第3版　　席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金春明：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史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主任
　　作者：ZTMDEX　回复日期： 08:24:34　 回复
　　改革开放前，那1949年前，中国人平均寿命只有36岁。这个是什么概念？？　　=====================================================================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因为解放前人均寿命少，所以解放后三十年农民长期贫困就是正确的，应该的吗？　　所以说党的农村政策就是正确的吗？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都是正确的吗？　　何况解放前中国长期陷于战争，外敌入侵和内战，而解放后早已是和平年代。
　　中国人口总量由4亿增长到10亿，基本消灭不识字的文盲，人均寿命由35岁提升到65岁，上面却只拿“人均消费”来说事，把人当纯粹的粮食消费者，其他人死光了，你人均当然高了，那也是犹太资本集团的“消灭过剩人口可以自然富裕”的垃圾理论。　　强制计划生育也是这种垃圾理论指导下的产物，和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彻底是两回事。
　　我替毛左回答楼主：　　1、老毛做得不完美，但已经够好了；（直接无视与同时期各国的横向比较）　　2、问题都是刘邓等人搞的，多亏老毛才没弄出更大的麻烦；（可惜刘邓等人的做法才是正确的，而且也是老毛提拔选定的）　　3、现在问题这么多，岂不正好证明老毛的正确性；（感冒再厉害也不能吃砒霜来治疗）　　4、如果把老毛那套再坚持30年，会比现在做得更好（再坚持30年，中国早就亡国灭种了）　　5、都怪帝国主义捣乱，才会有这么多问题（咱们就没给帝国主义捣乱吗）
　　@tombl
10:10:13　　中国人口总量由4亿增长到10亿，基本消灭不识字的文盲，人均寿命由35岁提升到65岁，上面却只拿“人均消费”来说事，把人当纯粹的粮食消费者，其他人死光了，你人均当然高了，那也是犹太资本集团的“消灭过剩人口可以自然富裕”的垃圾理论。　　强制计划生育也是这种垃圾理论指导下的产物，和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彻底是两回事。　　-----------------------------　　扯淡。到现在文盲都还多的是。　　毛左脑子不知是不是浆糊：一边喊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一边叫嚣计划生育错了。
　　知识分子们的一项奇耻大辱：文革十年没涨过工资　　日 15:50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陈明远 　　核心提示：到“文革”十年，调资工作完全停顿。以致全国知识分子十几年来没有提级，实际收入年年下降。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到1977年都成为40岁左右的中年人了，按常例都应当获得高级职称了，但他们在高校任职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助教”、在科研机构任职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实习研究员”、在企业工厂任职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助理工程师”，工资长期停留在每月50元左右不变。这真是全世界罕见的奇耻大辱。　　本文摘自《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 作者：陈明远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1966年到1976年这10年间，我国人民生活陷入了贫困的谷底；知识分子更是首当其冲。真是达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成分（按照思想意识划分）、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按照实际生活水平）。”　　虽然城市就业人数有所增加，全国工资总额有所扩大，但是全民所有制的职工实际工资继续减少。知识分子（跟职工一样）的平均名义工资，1965年为652元，平均月薪54元3角。到1976年平均工资605元，减少47元；平均月薪50元4角，减少4元。按百分比计算，平均收入减少；如果考虑物价（尤其自由市场物价）的因素，生活降得更苦。　　若以1955年人民币1元的标准购买力计算，知识分子的平均实际月薪，1965年为元，1976年为元（1976年人民币1元的实际购买力相当于1955年的8角）。如前所述，我国知识分子（跟职工一样）的平均实际月薪，1957年为元，1960年为元，（注：1960年人民币1元的实际购买力相当于1955年的9角4分）。真是臭老九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历年积欠了多少工资　　1957年到1976年，知识分子的收入长期冻结，生活水平持续下降，达20年之久。　　实际上，从年间，几乎所有的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大中学教员、医务工作者、科研工作者）的实际工资只有下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提高。　　按照1956年国家制订的知识分子晋级的标准，大学毕业生的起始月薪为56元，研究部毕业生的起始月薪为62元，中专毕业生的起始月薪为37元。比较当时机械工业部所属企业工人的工资，8级工为107元，一级工则为34元。这样，就1956年我国工资制度初次运行的规定来看，教育程度对于工资级别的划分，还是起着重要作用。　　但是严重的问题在于：50年代以来，这一工资制度没有随改变了的现实而进行调整，特别是没有建全和实施一套与之相应的晋级机制。　　无论对于教学机构（各高校）或科研机构（各研究所、设计院等）如果职称升级正常的情况下，助教或研究实习员（大学毕业3年，或研究生刚毕业者、约为25岁）2年后即可晋升为讲师，这时大约27岁，可领取为元的月薪。　　讲师（助理研究员）级别的月薪分为元、106元、元和元四等，平均每2年可升一等；一般说来，正常情况下讲师（助理研究员）应该到第6年后就可晋升为副教授（副研究员），这时大约33岁；如果得不到副教授的头衔，那么作为一等讲师，可以领取相当于三等副教授的月薪元。　　副教授（副研究员）月薪分为元、177元、207元和元四等，平均每3年可升一等；一般说来，正常情况下副教授应该到第7年就可以晋升为正教授（正研究员）；这时大约40岁；如果得不到正教授的头衔，那么作为一等副教授，可以领取相当于三等教授的月薪元。　　正教授（正研究员）月薪可分为207元、元、元和345元四等，平均每5年可升一等。到50岁时，应该领取一等教授的月薪345元。正教授（正研究员）到65岁以后或70岁时退休。　　何况，对于那些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可以提前晋升，或给予奖励。这些都成了泡影。　　到“文革”十年，调资工作完全停顿。以致全国知识分子十几年来没有提级，实际收入年年下降。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到1977年都成为40岁左右的中年人了，按常例都应当获得高级职称了，但他们在高校任职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助教”、在科研机构任职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实习研究员”、在企业工厂任职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助理工程师”，工资长期停留在每月50元左右不变。这真是全世界罕见的奇耻大辱。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赖得胜教授的计算，求出全国各大学每个知识分子在工资冻结20年间的收入损失（1956年币值）：　　(1)助教的收入损失＝17496元；　　(2)讲师的收入损失＝17376元；　　(3)副教授的收入损失＝17376元；　　(4)教授的收入损失＝13530元。　　（参看赖得胜《教育与收入分配》，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按照1956年标准人民币值为现在10倍计算，从年每个助教、讲师、副教授收入损失17万多元，每个教授收入损失13万多元。而在这20年间，一个助教总共领取的工资也不过10多万元。这就是说，他们的损失更大于他们的实际所得。
　　文革究竟有多大危害：知青下乡拖累中国科技进步　　日 10:55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潘鸣啸 　　核心提示：因为一代人没有好好的念书，而且以后他们回城了，回城基本上大部分除了那些精英可以在1977年和1978年考试，考大学，除了这一批极少数以外，大部分回城以后，只能当工人，所以对国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有一个学者做了研究，研究的那个时候损失了多少大学生，多少个中专的学生，很多很多，整个的教育水平就降低了。　　本文摘自凤凰网读书会 作者：潘鸣啸 原题为：中法学者刘小萌、潘鸣啸共话知青一代　　“失落的一代”没有贬义　　潘鸣啸：现在，我再谈一下意识形态方面的后果。在政治方面有比较明显的成绩，那就是把红卫兵运动完全解决了。1968年底，红卫兵已经受到了政府一些的控制，后来把他们全部解散在农村，当然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完全是人造的社会问题，不具有发生的必然性。另一方面，那些知青在农村并没有变成所谓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没有变成那些大公无私的雷锋，反而在农村学会了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为他们去的是非常艰苦的地方，他们要为了自己吃饭而奋斗，所以他们要不停地挣工分。他们也要找办法回城，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那些方法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气氛有很坏的影响。　　事实上，在70年代，开始有一些腐败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那些知青要想办法，他们要的父母也要想办法，让他们的孩子回城，比方说贿赂一些干部，或者一些医生，让他们病退，还是说一些假话，所以在这方面影响也是比较负面的。可是如果说这些知青没有变成社会主义新农民，没有变成雷锋，他们还是对经历改造有很重要的烙印。　　所以你看到现在，他们还是很多活动，他们组织一些联谊会，那些网站什么的，期刊，那种属于一个特殊的一代的感觉是很强的。这个可以说也是这个运动的结果，现在可以讲，对于这样一个后果，就是这一代人。怎么说呢？我的书名叫《失落的一代》，我的书的名字没有贬义。我是法国人，那个名字开始流行的时候，就是法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兵，1917年就来法国，帮助法国人打德国人，海明威就留在那儿，留在法国，以后他认识了一些法国人，他认识了老太太，老太太跟他说，你们这些当过兵的人，你们都是失落的一代，以后他写小说，用法文，虽然是英文写的，可是用法文写的“失落的一代”的一章。　　因为他自己承认我们是失落的一代，失落的一代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他们把青少年的理想，那些幻想，那些很天真的信仰都毁灭了，因为他们看到的事情是完全跟他们所学的东西反差太大，所以他说我们在这方面是失落的一代。我觉得中国的知青也是这样的，也是因为他们原来的有很多很美好的理想，可是他们看到中国的现实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现实把他们的那些信仰完全毁灭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失去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这不仅是对对整个国家重大的损失。　　因为一代人没有好好的念书，而且以后他们回城了，回城基本上大部分除了那些精英可以在1977年和1978年考试，考大学，除了这一批极少数以外，大部分回城以后，只能当工人，所以对国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有一个学者做了研究，研究的那个时候损失了多少大学生，多少个中专的学生，很多很多，整个的教育水平就降低了，这个到现在还是有害的，因为很多的当过工人，他们没有特别的能力，他们在农村学的东西在城市以后就没多大用处了，在城市，他们九十年代开始，把那些国营企业的整顿，他们就下岗了，所以有一个中国学者在美国写了一篇文章，叫“从下乡到下岗”，但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虽然他们把很多幻想都失去了，可是他们知道了中国的现实是怎么回事的，所以也可以说他们也是“思考的一代”。　　他们不会很容易被一些很美妙的口号骗倒，他们是比较踏实、实事求是的。可以看到，这一代人之中一些作家、艺术家、社会科学家都很出色。因为他们的经历是赋予了他们一种创造性。中国知青是个讲不完的题目，这个涉及的面特别广、特别大，也许这个刘小萌还有其他一些比较好的看法。
　　法国左翼学者：用工资收入证明“文革”平等愚蠢　　日 08:50　　来源：经济观察网 作者：崔卫平　　核心提示：但是在中国这个地方，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年代，你去买东西、住房子甚至都不需要花钱。钱在这个社会根本不重要，权才是最重要的。　　法国汉学家潘鸣啸（资料图）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网，作者：崔卫平，原题：《告别乌托邦》　　第一次见潘鸣啸先生，是在秦晖先生家，一个儒雅的法国学者，高个儿，神态睿智、宁静。他很快就让我觉得很生气。第一，他将汉语说得那么好，“儿”音那么准确；第二，他的神情各方面都像中国人，他的谦和，他的内向，他带一些无奈的微笑，仿佛已经探到了我们民族的根基，并从中生长了出来。他这样做，不仅让我对他的民族失掉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