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电我国图书走出去的问题还需解决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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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装浏览器,或使用别的浏览器中国核电走出去:从“呛声”到“和声”
来源:第一财经网站
  两  年前,中国两家核电企业各自组成财团竞购英国同一个核电项目,最终被国资委召回。中国核电企业在国外互相厮杀,一度被认为是“缺乏统一部署”“诸侯割据”。  这种状况有望得到改变。  就在全国“两会”开幕当天,3月3日,中国核工业集团(下称“中核”)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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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网站发布了中核董事长孙勤与媒体的对话。孙勤说,中国核电在国际市场上面对的都是世界级的竞争对手,要想“与狼共舞”,就需要联合起来“走西口”。  就像《第一财经日报》此前报道的一样,孙勤称,由中核和中国广核集团(下称“中广核”)联手打造的“华龙一号”肩负着核电“走出去”的重任。而在技术融合上,两家集团已经在年初的专家会上达成了共识:中国核电“走出去”就是用“华龙一号”一个声音说话。  这一表态得到了另一家重量级核电企业中广核的遥相呼应,其董事长贺禹在两会提案即为推动“华龙一号”走出国门。  两大核电巨头在国外市场竞争中时有分歧,而这一次,它们有望从此前的互相“呛声”转变为“和声”。中核一位内部人士对本报说,现在“(中核)终于想通了”。  终结“诸侯割据”  此前的两年,中国核电企业“走出去“的方式被认为是“诸侯割据”“明争暗斗”。2012年,中国两家核企各自联手法国阿海珐和美国西屋参与竞购英国Horizon核电项目,这种各自为战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与其他核电列强的竞争能力。  中国核电“走出去”面临的是来自俄罗斯、日本等的国际竞争。孙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反思了这种“缺乏统一部署”的后果:同业竞争,他们也有过,但实际上就是两败俱伤,渔翁得利。  本报注意到,这是中国核电企业首次对外坦承类似的“内斗”现状。  中国核电“走出去”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是配套政策的“碎片化”。孙勤认为,国家层面应进一步加大组织协调的力度。如果能够有一个平台,根据“走出去”项目的需要,打包形成技术输出、人才培训、资金支持等方面的政策“集装箱”和“手拉箱”,将是对企业的有力支持。  孙勤表示,俄罗斯、法国、日本、韩国等都把核电出口作为政治外交的一种手段。所以中国的核电企业应该在政府的指导下,加强协调合作,建立市场开发秩序。  实际上,尽管中国核工业已经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但是直至去年年底,中国才把核电“走出去”升格为国家战略(将核电“走出去”作为中国与潜在核电输入国双边政治、经济交往的重要议题)。  “中国核电产业联盟”可谓应运而生,在今年年初得以正式建立。该联盟是由中核、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国核技”)及中广核等三家核电企业联合发起的,其成立的背景正是中央政府鼓励核电“走出去”。  国家核安全局原局长、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理事长赵成昆此前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认为,联盟的成立,有助于协调中国核企在“走出去”的种种关系。  就像孙勤所说的那样,“我们在海外核电项目的建造和运营方面已有成功的经验,新兴核电国家的市场开发是当前的重点”,赵成昆认为,中国现在有3家核电巨头都有足够的能力“走出去”,但从国家的层面来讲,怎样建立一个有力的政府协调机制,以避免企业在海外“不相互竞争,不相互砍价”非常重要。“中国人还是要注意这一点,”他提醒,“否则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国家核电主管部门的一位官员亦对本报表示,核电“走出去”需要政府做好协调工作,以免国内企业之间“一窝蜂打起来”。  饭碗端在谁手上  融合中核、中广核两方技术的“华龙一号”技术平台有望成为中国核电产业共同发力海外的第一张牌。  基于种种教训,知情者说,国家核电主管部门将中核以及中广核两家企业拧到一起,责成它们把两家核电公司的技术进行融合,研发“华龙一号”。  上述中核内部人士表示,两家企业已经在“华龙一号”的合作上达成了基本共识,至于日后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即使存在分歧,也并无大碍。  “我们呼吁团结。”一位核电知情者对《第一财经日报》说,“内部的矛盾不利于我们核电的发展,现在是我们与世界核电强国进行竞争的最好时机,再也不能错失了。”  “中国核电"走出去"可能需要一些条件。”赵成昆对本报说,“首先要拥有核电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没有属于自己的知识产权,在外面就只能当小伙伴。”在这方面,他认为中国还要付出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  上述官员向本报指出,此前因为中国没有属于自己的核电技术知识产权,所以每一次“走出去”都要拉上国外的企业,而后者则总是“占得更多的便宜”。  在那些重量级的合作伙伴中,“中广核喜欢拉上法国,国核技就喜欢拉上美国。”这位官员解释,“这是因为中国还没有掌握相应的技术,也没有相应的技术知识产权。其中核燃料的处理就是一个最大的难题。在核燃料这一块,法国从中国赚到了比其他设备还多的钱。”  中国核电企业已深刻领悟到了这一点。孙勤在此次采访中表示,“与其给外国人当伙计,不如我们中国人自己牵头干”,“中国核工业的"饭碗"什么时候都要端在自己手上”。  “华龙一号”由此产生了。“他们从国外回来就说,外国人不要我们的技术,是因为我们在国内还没有原型堆。”上述官员向本报透露,“他们希望国家批准他们建设一两个三代技术核电站,以便出口之用。”  海外争雄  多名知情者也曾对本报表示,两家企业曾分别向国家核电主管部门提出,给它们各自研发的CPR1000和ACP1000提供“路条”,用以出口。但由于目前中国已经存在了“五花八门”的核电机型的现状,国家核电主管部门并不赞同这样的做法,因为这会产生更多的核电机型。  原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汤紫德曾在《核电在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核电已经形成了一套多国采购、多种标准、多种机型、多种管理模式的四多现象,违背世界各国发展核电,推行国产化、标准化、系列化成功反馈的惯例。“四多现象”为提高工程造价设下了埋伏,而由于各层关系的牵制,导致管理松弛,出现工程进度拖延,质量、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在一些核电站的建设中屡见不鲜。  而造成“四多现象”的原因是,汤紫德在书中指出,“由于在核电建设的各个环节中,过分注重照顾各种关系,使得核电在中国缺少正确的判断和抉择机制”。  就像汤紫德所指出的一样,摆在中国核电面前的事实是:“起步早、进步慢、差距大”。起步比中国还晚的韩国,现今已跻身世界级核电强国,成为继美国、法国、俄罗斯、加拿大和日本之后,全球第六个能够完整出口核电工程的国家。  在过去几年,韩国在国际核电市场上屡斩大单,仅是2009年的阿联酋核电项目订单总额就达到400亿美元。而中国直至去年才确定在巴基斯坦投资65亿美元承建核电站。  孙勤表示中核“目前已与多个国家稳步推进合作事宜”。而在这个时候,包括韩国在内的这些核电强国,正在把触角伸向世界上任何一处打算建设核电站的角落,其中,俄罗斯自2005年以来已累计获得21台核电机组的海外订单。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预测,未来10年,除中国外全球约有60至70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开工建设。  中国将如何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巨大的国际核电舞台上“与狼共舞”?是继续“当伙计”还是另辟蹊径“中国人自己牵头干”?显然,这一切只有时间才能回答。  为什么是“华龙一号”?  用“华龙一号”一个声音“走出去”的呼声越来越高。继中国核工业集团(下称“中核”)董事长孙勤之后,又有11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支持这一举动。  该提案的名称是《加快推动“华龙一号”走出去,早日实现核电“强国梦”》。知情者对《第一财经日报》说,“华龙一号”含有中华大龙之意。  这些全国政协委员中包含了中国另一家重量级核电企业掌门人:中国广核集团(下称“中广核”)董事长贺禹。此外,该提案的委员还包括了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国资委副主任金阳、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总经理王寿君、集团董事长王计、工程总公司董事长易军、中国核电工程公司总经理刘巍、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长万钢、中国核动力研究院院长罗琦、中国节能环保集团董事长王小康、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邓伟。  该提案是由贺禹发起的。他在3月6日对媒体说,由中广核和中核共同研发的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已完成初步设计并启动施工设计。  按照中核和中广核的说法,“华龙一号”融合了国际最先进的“能动与非能动相结合”设计理念,各项技术指标全面达到全球最新安全要求,满足美国、欧洲三代技术标准,是中国目前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技术。  日本福岛核电事故后,国内核电发展节奏放缓,导致中国已形成的年产10~12台套核电装备制造能力部分放空,产能过剩矛盾将较为突出,而加快实现中国核电“走出去”,则可以缓解这些矛盾。  贺禹表示,“华龙一号”已经形成了生产力,其商业应用和技术出口可助中国核电发展规划目标的顺利实现。  就像孙勤此前所说的一样,贺禹希望中国尽快批准在国内开工建设“华龙一号”,以便给国外客户提供信心,使“走出去”步伐变得顺畅。他表示,在三代引进技术的关键设备制造和设计固化完成之前,在国内批量建设“华龙一号”,确保国务院批准的2020年核电装机5800万千瓦目标顺利实现。  “如果国家能源局不退步,其大批的生产还需要有一个过程。”上述知情者此前对本报说。今年1月27日,在国家能源局召开的一次核电会议上,国家能源局要求“华龙一号”的安全标准不能低于AP1000。  AP年中国从美国全面引进的第三代型核电技术,由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主要负责AP1000消化和吸收。  孙勤也表示,“华龙一号”目前的定位是国外市场。他说,尽管AP1000“讲得很好”,但其依托项目三门核电站目前遇到的问题很多。  “我们不能等AP1000!”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核电专家说,“它的问题太多了,等它解决还得等到什么时候?”  而另有专家则向本报表示,AP1000在安全性方面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因为至今没有首个堆型建设的经验,因此造成了时间比预期的晚了一些。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华龙一号”有以外压内之势。这种观点认为,这是以“走出去”作为理由,以便将来能够在中国建设更多的“华龙一号”机型。  不管如何,业界一直认为,中国已有的核工业机制需要理顺,否则类似的争议将会继续下去,从而影响中国核工业的发展。  作者:林春挺来源第一财经日报)点击进入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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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能源核电站核级设备研发中心(以下简称设备研发中心)学术委员会2015年年会在上海召开,该委员会主任隋永滨主持了会议。
会上,中科华核电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与上海电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学等九家单位代表签订了小型堆关键设备合作协议。
据有关负责人介绍,这标志着中国广核集团小型堆关键设备从设计研发阶段到设备制造技术落实阶段的转变,为今后工程项目的设备供货打下基础。
会议期间,以叶奇蓁院士为代表的与会委员针对华龙一号“走出去”相关的设备鉴定与标准、小型堆研发等问题展开了专题研讨,在堆型发展方向及工程应用、核级设备鉴定标准、关键设备国产化、核级设备“走出去”等方面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并对设备研发中心今后长期发展提出了建议。
与此同时,上海市核电办公室主任韦平则呼吁,从国家层面特别是能源局角度,应加大协调力度,把核电“走出去”相关的鉴定标准及规范工作作为重大专项课题,从体系化角度建设核电标准,为核电“走出去”扫除障碍。
此外,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副司长黄鹂指出,中国核电的问题综合起来就是创新问题,是制约核电“走出去”的最大问题。这不仅需要国家在政策方面的引导,更需要核电企业自身提高创新能力。
而在谈及对设备研发中心的发展时,黄鹂表示,希望设备研发中心作为行业的研发中心,除了在中国核电业内提高水平,应与国外机构建立联系,加强国际合作,扩大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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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闻热搜榜【观察】3万亿产值很诱人 中国核电走出去还需解决哪些问题
来源:第一财经网站
  利好中国的核电的消息似乎停不下来,而且一个比一个大。中国的核电开始进入老牌核电国家英国、新兴核电国家阿根廷,正在考虑参股法国核能巨大阿海珐集团,而最为关键的则是,中国国内的核电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国核电即将进入一个稳定、规模化发展的时代。”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司长刘宝华在10月30日前往国家核电调研时说,“在当前形势下……(核电)要持续稳定发展,避免大起大落……加快推动我国从核电大国向核电强国迈进。”  最新消息是,于本周召开的第二届核能安全技术高峰论坛介绍,位于广西防城港和山东威海的两个核电项目将分别在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上马。《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从已经公布的官方资料中发现,单单这两个项目,共4台机组,总投资就超过了600亿元。而这仅仅是中国未来发展核电的一个缩影。  走出去,3万亿产值是多大  同样在10月30日,中电联发布的《中电联发布2015年前三季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认为,中国有必要“增加水电和核电开工规模”。报告说,相比风电和太阳能风电,水电和核电不仅同样具有良好绿色低碳性能,还有发电成本较低和发电容量效用高的比较优势,在严格控制电源总开工规模情况下,可适度增加开工这两类项目规模,为拉动和稳定经济增长、促进电力结构绿色转型和低碳发展、保障电力中长期安全经济供应发挥作用。  核电在生产过程中不会产生二氧化碳等大气污染物;但核电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在环境保护方面,刘宝华在5月份的第三届能源论坛上说,根据核电技术装备能力及厂址的条件,2030年中国可以支撑1.5亿到2亿千瓦的核电装机。 “如实现上述目标,可以减少燃煤6亿吨/年,减排二氧化碳15亿吨,二氧化硫4500万吨,氮氧化合物减少排放2300万吨,有力支撑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目标。”  而在经济方面,用中核集团总经理钱智民最近的话说,那就是,“如果我国能够在2030年前获得"一带一路"沿线20%的市场份额,即约30台海外市场机组,这将直接产生近1万亿产值,创造500万个就业机会,全寿期将产生约3万亿产值。”  如果不出意外,中国未来至少还要上马超过30台的核电机组,将对“拉动和稳定经济增长”起着可观的效应。在出席全国政协11月3日在京召开的“优化新能源布局 促进清洁能源健康发展”主题座谈会时,国务院研究室巡视员范必建议,中国应该“坚持AP1000技术路线,加快后续项目审批”。他援用相关的统计数据说,“十三五”具备开工条件的AP1000厂址有10个,共32台,总装机容量可达4000万千瓦。这些机组可以考虑按每年5-8台的速度开工。在“十三五”期间再发放一批AP1000“路条”,为“十四五”作准备。  AP1000是中国2006年从美国引进的第三代核电技术。该技术被认为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核电技术之一。范必建议“有序推动湖北咸宁、湖南桃花江、江西彭泽等内陆核电项目,"十三五"期间可考虑内陆核电项目零的突破”。他认为,从安全性考虑,内陆新上核电项目应选择三代AP1000或CAP1400。  而核电的规模化发展,使得中国不得不考虑建设一个巨大的核循环项目,以此来减核电站产生的乏燃料给安全管理带来的压力。9月23日,国家国防科工局副局长王毅韧在中核集团举行的中法合作核循环项目推介会上就曾介绍,中法两国将在华合作建设一个投资总额可能高达千亿元人民币的核循环项目。  核电在中国拥有如此美好前景,以至于太多的能源巨头都纷纷表示要进入核电领域。除了目前拥有核电站建设和运营资质的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和国家电投集团之外,华能集团等四大发电企业和华润电力以及神华集团都有进入核电领域的打算。它们中有的已经参股了一些核电项目,甚至有做核电业主的打算。另外,神华集团总经理凌文也在2015国际煤炭峰会上称,要“通过参股核电项目建设,积极争取核电牌照”。  自主技术得到国际认可  上述两个位于广西防城港和山东威海的核电项目将各自采用华龙一号机组和CAP1400机组。而这两个核电技术均属于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官方资料显示,这两个核电项目均属于示范工程,它们的建设有利于中国日后对外出口华龙一号和CAP1400打下关键的基础。这两种核电技术已经被官方确认为中国核电“走出去”的王牌产品。  其中, 华龙一号已经得到了欧洲发达国家的认可:英国一核电项目――布拉德韦尔B项目――拟采用中广核集团推出的华龙一号。中广核集团计划在年底在广西防城港核投入华龙一号的建设,正是为了英国日后能够采用该机组提供必要的基础。  官方资料显示,国家能源局已经在去年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发改委、中广核集团的请示报告发出复函,同意广西防城港核电二期工程按2台机组论证,采用华龙一号技术方案。而根据第二届核能安全技术高峰论坛介绍,该项目正在按照能源局、发改委、国务院要求逐级报批。  另外,华龙一号也已经踏入了有阿根廷核电市场的关键一步。2015年2月,中阿政府签订了《关于在阿根廷合作建设压水堆核电站的协议》,这被认为是“华龙一号出口拉丁美洲”的一个标志。进入阿根廷核电市场的中资企业是中核集团。该集团已经在今年5月份在福建福清投入了华龙一号的建设。  而在CAP1400方面,本报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该技术目前正在努力争取到进入南非核电市场的“入场券”。正是为了这张入场券,CAP1400的拥有者,国家核电正在争取早在山东威海上马该机组。  “(中国要)尽快核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AP1400示范项目。”范必在上述座谈会上建议,该技术可以在“十三五”期间批量建设,同时成为“走出去”的主力机型之一。他说,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具有完整核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近年来国内核电装机和在建规模迅速扩大,核电“走出去”取得初步成果。  标准化设计急需完成  但范必同时提醒,中国毕竟是核电行业的后来者,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关键还要看“内功”是否过硬。目前中国应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突出问题:降低核电“走出去”融资成本;加强核安全监管合作与监管能力建设;提高核电标准国际认可度;推进国内核电建设稳步发展;建立集中高效的核电决策体制。  范必提出的第三个“突出问题”,也是目前最备受业界的关注的。他说,核电涉及敏感技术,各国的核电发展政策不同,监管和认证体系也不一样,不同标准规范之间的互认性较差。  他建议,国家能源局、国家核安全局、国家标准委等有关部门与核电企业在标准制定上加强协调,全面开展我国核工业标准与美、法两国核工业标准规范的对比工作,以便在“走出去”过程中采用我国核工业标准,同时参考美法权威的第三国标准。  范必同时指出,核电堆型的标准化设计也应提上日程。目前,中国尚未对同一机型制定统一的设计标准与设计规范。核设施营运单位或工程公司在设备采购时执行的标准不完全相同,给制造企业的标准化、批量化生产带来一定困难,这对安全管理也是一项重大挑战。比如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订购同样的机组部件,不同企业、不同机型的设计尺寸不同,企业每生产一件就必须重新设计、重新试验。现有的几大核电装备制造企业,必须分别满足不同业主、不同机型的差异性需求,制约了批量化和系列化发展。”  为此他建议,核电主管部门组织力量,一是尽早实现“华龙一号”堆型设计、施工设计、设备制造的标准化,防止出现两大公司两条“龙”。二是在充分吸收依托项目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固化AP1000设计,形成标准化设计方案,并在相关核电企业之间共享,为批量化发展创造条件,防止出现三个公司三个AP1000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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