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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微空间甬绣酒店(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店)#卫生间是全透明吗？有帘子什么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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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房型都不一样，但是卫生间都有帘子的，这点您可放心
全透明，有帘子，半透明/(/&/&/ω/&/&/)/
有窗的房间卫生间是透明玻璃有帘子，但不能百分百遮住。无窗的房间是磨砂的门，完全不透。还是要根据不同房间不一样的
有薄薄的一层纱
我们的房间不是透明的。有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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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All rights reserved. | 　　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只好看看过去，希望有点启发。　　老夫先来搬点转头，大家也别光看，一起砌墙！　　一线楼市房价越炒越高，这是有历史的　　1949以前的上海楼市，虽然有起伏，几乎没有大跌过　　原因在于其经济地位　　尤其是涉外的“租界”，所以屡屡成为避风港，房价不断被炒高　　现在的问题是，“租界”没了，万一崩溃，上海还能成为避风港吗？其他的一线楼市呢？　　香港应该可以再度辉煌！　　租界肇始 清朝末年（1843 - 1911）　　“上海等地通商开埠，随着新的土地关系的形成，以及近代产权制度的建立，促使房地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在那里迅速崛起。”　　日，上海正式对外开埠，此时的上海由江苏巡抚辖下的“上海道台”管理。　　《南京条约》允许外国侨商在通商之地觅地建屋，然而老外习惯了“买地”而不愿意受租期限期。经过两年的谈判，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议定了租界的“根本大法” —— “租地章程”，其中最重要的“发明”就是永租制。永租制只许租地人退租，不许原业主收回，租约上写明“永久租用”，在满足清朝皇帝面子的同时，实际上为外人提供了获得土地永久使用权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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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3 年的小刀会起义成了房地产业的契机。租界华人从五百骤增至两万，外商趁机建起大量简陋的木板房出租，仅英租界就有八百幢，据称“利润达到30%以上”。 “华洋分居”的禁令就此成了一纸空文。第二年英、美、法领事便删改了《租地章程》中每家租地不得超过十亩、不得加价转租、不得建房租与华人等限制性条款，房地产业的发展脱离了封建体制的束缚。在法租界，1853年只有四处中国民房，十年后就有了四百幢新屋。　　1860年至1862年，太平军三次逼近上海，又对租界房地产起了推动作用。十年战事使不少江南城镇损失一半以上的人口。士绅望风而逃，有洋枪队保护的上海租界成了避难所。有钱没钱都要求生，大量平民也同时涌入。　　日《北华捷报》写道：“凡是能够逃难的人都纷纷涌进租界，致使租界成为……巨大的避难所。”华人一时多达五十万，仅英租界的木板房就盖了八千幢，战争财发得舒舒服服。　　开埠十几年之后，租界内的地价涨了十几倍。初期每亩土地押租只要银三四十两，到了1849年某法商租地就花了每亩130两；到1857年，法租界均价涨到每亩642两，又增了四倍；太平军逼近时更不用说。　　法国驻沪代理领事爱棠感慨：“法租界长期以来不被注意的地皮突然变得身价百倍，所有出卖的地皮都被争相购买”，“地皮价格抬得很高，最初每亩地卖200两已经被认为很贵了。现在即使卖1200两，买主还是争先恐后。”　　太平天国之后，租界发生了第一次房地产危机：避难华人如潮退去，总人口从几十万减少到十万，大批房屋空置，许多投机房地产的人破产。随后是1866年世界金融恐慌，上海亦遭波及，著名的颠地洋行倒闭。1870年代世界经济开始复苏，苏伊士运河开通、与伦敦间电讯开通等对上海的进出口贸易有很大推动。工业也开始发展，过去的贸易商开始加大直接投资、设立工厂，工商业繁荣导致租界内外的常住人口增加。
　　1920年代，现在的东风饭店、和平饭店、汇丰银行大楼、海关大楼等高楼大厦在外滩拔地而起，精美的花园别墅也大量增加。　　金融风潮 “黄金十年”（1927 - 1937）　　1935年的经济萧条引发了新一轮房地产危机。年关结账时，上海八个房地产大亨相继离沪避债，人称“八仙过海”。　　1927年至1937年，包括“八一三”淞沪抗战，被称为上海史上所谓的“黄金十年”。　　1927年7月成立的上海特别市政府制订了“大上海建设计划”，这项计划因“八一三”而中止，但是管理机构没有停止过规范房地产市场的努力，先后颁布的法规、举措有：　　禁止房东出租时私立名目；颁布土地征收法和《市民租用公地规则》；整理道契（永租土地的官方契据），停发华商道契；成立平民住所委员会，建成三处800余间住所；成立土地整理委员会，先后公布《土地法》、《土地法施行法》；改道契为永租契，统一规定契式、编号；公布不动产抵押注册规则；市中心住宅用地公开招投标……　　在这个时期，作为对内、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上海的工商业、邮电交通迅速发展。1931年外商在上海投资额达11.1亿美元，占当时外国资本对华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由此提升人气、拉动了房地产业的增长。在所谓“黄金十年”的初期，地价迅速上升。以中百一店基地为例，每亩地价由 1927年的银九万两涨到了1933年的十八万两；房地产交易总额也连创新高，1930年达到0.84亿元，1931年达到创纪录的1.83亿元；公共租界每年新建房屋六千多幢……　　如果没有战争会怎样？历史从来不能假设。　　开埠之初，战争曾促进了租界内房地产业的发展；到了战云密布的1930年代，租界再也不是可以隔岸观火的“世外桃源”了。
　　1932 年“一·二八”战争使上海遭受空前的打击。日军枪炮所及，工厂被毁损超过一半，店铺被毁损七成，房屋被毁达 85%，仅房屋一项就损失2亿银以上。战争造成租界内空置房增加，当年工部局统计：新建房屋少了一半。1932年全市房地产交易额只有2500万元，只有上年的13%。　　“屋漏偏逢连夜雨”。接着是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加上国内农村经济破产，工商业欲振乏力。还有一个重要因素：1934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购银法案，提高银价，大量收购白银，引发中国白银外流，币值不稳，造成了1935年的“金融风潮”，大量工厂、商店停工，华资银行倒闭、停业的达12家，钱庄也没了11 家。　　经济萧条引发了新一轮房地产危机。由于金融业银根收紧、只收不放，抵押活动停滞，导致多家中外房地产企业倒闭，年关结账时，上海八个房地产大亨相继离沪避债，人称“八仙过海”。到了1936年，公共租界的空置率达到10.9%，这就足以使得地价暴跌、房地产买卖一落千丈。房地产商无力偿还利息，又收不回放出去的款子，个个债台高筑。
　　游资趁乱 日伪时期（1938 - 1945）　　由于房地产是几乎惟一未被日军管制的行业，大批业外商人组建房地产公司，不建房屋，而是将房地产当作投机工具，“踢皮球”、“飞过海”盛极一时。自“八一三”至1941年12月，上海四周沦陷、仅存租界，史称“孤岛”。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公共租界，法租界因为法政府已向德国投降而未被占领。　　日伪时期兵荒马乱，老百姓本能地躲进相对安全的租界。1938年租界人口从两年前的167万涨到450万，每天收到汇款银20万元以上。人口、游资又一次聚集，使得上海房地产业进入了一轮畸形的繁荣期。　　此时英美房地产企业经营活动受到抑制，许多人见势不妙、就此退出中国。华商数量虽然超过了外商，规模仍是“小巫见大巫”。然而房地产商日子并不好过，用地、营造都发生了重大问题。首先是日军大肆强占民地。不到四年的时间，日军四十起圈地达30万亩；后来日伪“恒产公司”征地时又任意估价，付的还是“白条” ——不兑现的公司债券。　　新建房屋开展租赁本是上海房地产商的看家本领。然而1938年后，币值不断下跌，到1941年货币贬值十五倍以上，房东是做不下去了，与此相应，楼市炒作之风日盛。　　1942年6月，日伪一度下令取缔证券交易，导致巨额游资转向房地产，形成空前的房地产投机狂潮。当时除了同业公会三百家房地产商以外，还有兼营房地产业的企业三百家。1943年全市房地产成交额5亿元（日伪货币），达到了新的高峰。　　由于房地产是几乎惟一未被日军管制的行业，大批业外商人组建房地产公司，不建房屋，而是将房地产当作投机工具，“踢皮球”、“飞过海”盛极一时，依靠转手获取暴利，连过户、公告都免了。导致土地价格越炒越高，“定票”（相当于现在的预售合同）也是满天飞。市中心的房子有价无市，投机者转炒郊区，有家地产公司囤积了两百亩空地，盖了房子的土地还不到一亩。　　“综观现阶段的房地产投资，对于社会各业的贡献少、危害多。一言以蔽之：投机的恶果。”已故学者王季深在其1943年专著《上海之房地产业》中写道：“时隔数月，同一房地产已经数易其主，如此互相做踢皮球式的买卖，其价安得不愈踢愈高？……房地产业投机的最大恶果：间接刺激价格，陷民生于水深火热之境！”　　日，重庆国民政府代表分别在中美、中英关于取消两国在华治外法权、收回公共租界的文件上签字。中国租界始于战火，终于战火。　　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供求方方面面的作用下，日伪时期地价与房租的“均衡”发生了移动。　　1944 年伪地政局重估地价，原法租界地价与1940年相比增值40倍。按照1945年的房租标准，营业用房租金为战前基数的180倍，居住用房租金为战前基数的 140倍。租赁市场的拥挤可见一斑，而作为房地产基础的“买地建屋”、增大供给却“跟不上趟”，大批游资滞留在房产市场进行炒作而不是建设，泡沫吹到了惊人的地步。
　　（1946-）　　抗战胜利并没有为房地产业带来春天。随后的“接收”被百姓称为“劫收”，房地产业也在劫难逃，在不断加速的恶性通货膨胀中走向灭亡。　　1946 年后，有关当局虽然提出了《大上海区域计划总图草案》，但并未执行。由于“国统区”经济日趋崩溃，外商无心恋战、相继撤退，很多公司把总部由上海改到了香港。“在中国开展大规模业务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新沙逊洋行老板维克多·沙逊曾表示。他把所属华懋、远东、上海等地产公司改为上海分公司，设总公司于香港，资本额也改以港元计算。　　“从汪精卫的时候就开始通货膨胀。”那时候住在淮海中路的陈慰慈回忆，“抗战胜利以后，美国货来了，用国民党的钱一样也买不到，都要银元。买东西不讲价钱，讲一块银元买多少个，如果买碗那就买十个碗回去。不找钞票，因为钞票没有用。”　　物价飞涨之下，大家都忙着换黄金、银元，房屋建设陷于停顿，坎坷一生的近代上海房地产业油尽灯枯，只能静待来世了。
　　租赁市场在日伪时期的基础上进一步濒临崩溃：　　和1933年相比，地价涨了一千倍，而米价涨了五千倍，房租则是战前的七千倍。　　真正的房东收不到钱，收到了也是一堆废纸；　　在失去强制力量干预的情况下，“二房东” （从房东处租房后再进行分租的房客）喧宾夺主，随行就市大发其财，一幢楼塞进“七十二家房客”，都是“二房东”的功劳。
　　从历史记录看，租界、美帝反而成为保护伞，这让自干五情何以堪？　　大乱来时，房东傻眼，还是二房东（中介？地痞黑社会？）有生存空间
　　据说：　　当时每当战事吃紧就有很多房东恐慌性抛盘，但不怕死接盘的人更多，一旦平静下来房价就反弹，大捞一笔。解放前上海楼市始终没有出现崩盘的情况。　　当然，49年前夜接最后一棒的人算是倒了八辈子霉　　当年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炒楼，解放军放消息要总攻，他们就吸筹，然后又说不打了，他们再高位抛出
　　日，重庆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抢购黄金案。当时，黄金价格每两由法币2万元涨到3.5万元。突然在提价的前一天，一批高官和阔佬，抢购了1万多两黄金。报纸披露了黄金储蓄提价75%的消息后，许多人才恍然大悟。舆论纷纷指责财政部黄金加价舞弊，事前泄露消息，丑闻迅即传遍各地，重庆地方法院不得不立案审理。　　杜月笙率众抢购　　此次抢购黄金风潮来得非常突然，而且购买黄金的款项都是大数目，多经由各商业银行转账，或是中央银行直接划款。在提价的前一天，就被抢购了1万多两黄金。可想而知，抢购者并非普通市民。　　日晚，孔祥熙连夜去见蒋介石通报此事。蒋介石听后大为恼火，下令一定要严查此事。　　在重庆各界尤其是报界的追踪调查下，一切线索几乎全都指向了上海滩传奇人物杜月笙。当时，杜月笙正蛰居在重庆南岸的汪山一带，打点自己在那里的“中华实业信托公司”。　　28日，听闻黄金加价的小道消息后，杜月笙按捺不住了，他“率领”着自己控制的其他企业，一起前去抢购黄金。　　与杜月笙交情深厚的军火商李祖永，仅一人就购买了3300两黄金。至于杜月笙本人抢购了多少，由于人们可以查到的线索似乎都与杜月笙有关，便无法计算。　　杜月笙涉嫌推动黄金抢购，一时成为陪都重庆的头条新闻。一时间，重庆黄金抢购案由于杜月笙的特殊身份而变成了举国关注的重大案件。　　可是，杜月笙绝非等闲之辈。他狡猾、奸诈又重义气，出入红道、黑道，在政界和商界间游刃有余，许多军政要员都是他的同伙和兄弟，他与孔祥熙合办过公司，同时也是几十家银行、公司、企业的董事长，连军统局的戴老板也尊称他为“三哥”。况且这次“黄金案”事发前，孔祥熙也早已吃饱了“黄鱼”。鉴于此，蒋、孔只好默默地不再穷追细究了。当全国上下都在关注并期待真相和国民政府如何严查重处时，法庭到最后都没有公开传讯杜月笙。　　经查，国民政府最终认定是财政部总务司长王绍斋泄密，王绍斋遂被扣押，军火商李祖永等人也被拘禁待审。但让国统区人民气愤的是，这几个在押犯人，也在黄金抢购案的风潮平息后逐一恢复了自由，那些买了数百上千两黄金的达官显贵全部逍遥法外。迫于全国的舆论压力，国民政府只是抓了几个在银行工作、趁机买了几两黄金的职员，做了替罪羊。一场轰动重庆、震惊全国的黄金案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老舍“抢购”黄金　　在这次黄金抢购风潮中，还有一个人被莫名其妙地牵扯了进来。他就是作家老舍。　　1945年的老舍，正在重庆北碚苦写《四世同堂》的第二部《偷生》。当时，他虽已是远近闻名的著名作家，但经济依然十分拮据，穷到了“必须卖衣物才能养家糊口”的地步。　　在这次的抢购黄金案中，报纸公布了大量抢购黄金的户头，其中一个赫然写着：“舒舍予黄金150两。”　　老舍，原名舒庆春，舒字拆开来为舍予，老舍便用此作为常用名。看到报纸公开的消息，有些人忿忿地说：“别看老舍平日装穷，实际上暗地有那么多钱买黄金，而且，150两，一夜之间就赚250万啊。”　　也有些人纷纷质问老舍，老舍指着报纸幽默地说：“在重庆警察局人口登记中，叫舒舍予的就有7个之多。怎么知道抢购黄金的那个舒舍予就一定是我呢？”　　《新华日报》倒是耐不住性子，出面为老舍辟谣，并刊出消息称：“昨日各报所载黄金案中的舒舍予，与名作家老舍无关。老舍仍然在乡下过着穷作家的生活，靠着卖心血及衣服杂物维持全家衣食。”　　那么，这个抢购黄金的“舒舍予”到底是何许人呢？这个谜底一直显得迷雾重重，直到次年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后，真相才被揭开。原来，由于当时购买黄金有数量限制，孔祥熙家的孔二小姐在得到黄金提价的消息后，就马上命令手下人假造几个名字去中央银行抢购，“舒舍予”就是其中之一。　　孔祥熙被迫辞职　　其实，抢购黄金的风潮并非“一日之功”。早在1942年，重庆国民政府就推出“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即储蓄人按当日牌价在银行存款，到期取得黄金。由于这项存款的每日牌价不同，给了投机者很大的操作空间。早在日本投降前，宋子文就曾说过：“政府有力量在手，就黄金一项，就可稳定金融。”可见当时的国民政府对黄金的操控。　　1945年，这股暗涌达到了高潮。　　3月28日和29日发生的“黄金抢购案”轰动了整个重庆，由于事发突然，短时间内筹不到现金的一些人竟用空头支票订货，这使得全国一片哗然。迫于各方压力，开始还佯装视而不见的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彻查，勒令对相关人员严惩重处，但依然无法平息各方的愤怒。因此，孔祥熙也被迫辞职，但这根本无法浇灭高官富商们的舞弊气焰。　　当年6月，为收拾残局，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下令停止黄金储蓄，禁止黄金自由买卖。他当时认为，黄金投机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决定凡购买黄金存款的储户一律捐献四成给国库。　　但这个决定的受害者并非富商，而是无法尽快将黄金取走的中小储户。于是，很多人连本钱都没有收回，便纷纷破产。但陈立夫认为，让下层民众兑现一两黄金也要打6折，是否有些太说不过去了。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后说：“那这样好了，二两金子以下，全数还本，不打折扣。”　　就这样，“黄金存款”共219万两，国库从中就拿走了82万两。就连“四大家族”中的陈立夫也不得不感慨说：“我们已经先替共产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出现大肆抢购物资、囤积居奇的现象，由此形成了一股又一股的投机潮。　　再次证明，乱世只有高层权贵和黑社会可以发财。
　　民国三十年，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出版了《中国土地问题之统计分析》一书，该书第六章第一节列举了全国每一个省份的平均地价， 全部折合成大洋 ，贵州每亩地不到一块钱，甘肃每亩地不到十块钱，河南每亩地十三块钱，广东和浙江两省的平均地价最高，也才五十块大洋一亩。由此可见，那个时代地价低廉已经成了普遍现象。　　为什么土地那么便宜？因为在广大农村以及某些城市，土地的产出太少，而税费成本却太高，经营土地极不划算（这跟当今这个时期几年前的情况一样：农民种一年地赚的钱也不如做民工，到城里打工两三个月的工资高——楼主点评），故此买地的人不愿意出大价钱。吴组缃在短篇小说《一千八百担》里举过一个典型例子：南京城里一个商人贷给乡下某油坊主两千块大洋，每年收些利息，后来油坊破产，油坊主自杀，商人去要债，油坊主的家人说：“要钱没有，我们用土地还账好不好？”商人说：“我们家也有一百多亩地，去年反倒贴了几十块大洋来完粮纳税，我要的是钱，要你的地干嘛？”旁边一个律师跟着帮腔：“这年头，地是个倒霉东西，是个瘟神，谁见了谁怕！”您瞧瞧，一个谁见了谁怕的东西，当然只能便宜卖了。　　但也不是所有的土地都不值钱。民国时区域发展极不均衡，少数大城市畸形繁荣，其他地方基本破产，土地放在广大农村和死气沉沉的故都北京非常不值钱，放在上海、南京、广州、杭州等地方却是寸土寸金。以上海为例，从民国建立到抗战爆发，公共租界的地价差不多一年涨一倍，最贵时一亩地能卖三百万块大洋。还有广州，最繁华的惠爱路两边的商铺宅基，论井（折合十多个平方米）出售，每井高达四十万块大洋。
　　吴组缃在短篇小说《一千八百担》里举过一个典型例子：南京城里一个商人贷给乡下某油坊主两千块大洋　　从上头看，南京这样的二线城市房地产靠不住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一句富有哲理的话，是对中国历史的高度概括，是最大的中国特色。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即1949年到1978年是通货紧缩时期。建国后的后三十年，即1978年到2012年是通货膨胀时期。2013年之后十年将是通货紧缩时期。　　.　　最显著的标志性事件已经发生，2013年6月媒体热炒“银行钱紧”的话题，股市对此已经做出了及时的强烈的反映，6月24日25日连续2天盘中出现上百个股票“跌停”的状况。见微知著，一叶知秋，它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人们，2013年之后十年将是通货紧缩时期。　　.　　“银行资金短缺是暂时的现象”是错误的说法。为什么呢？还是从历史源头说起吧。不知道历史，就无法知道未来。　　.　　.　　一、1978年改革开放前，社会处于非常严重的通货紧缩状态　　.　　许多人介入炒房和恐慌买房，最主要原因是对过去35年印钞票437倍及其带动的房价大涨几百倍有强烈的感性认识，因为缺乏理性分析，用惯性思维和经验主义复制未来，产生了“房价永远大涨，投资房产永远跑赢通货膨胀”的错觉。　　.　　.　　1949年，中国改朝换代，把“蒋剥削”赶到台湾，把“帝剥削”赶出中国。毛诗词有：“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进行“土改”，打倒地主富农，免费分地分房。有10套房子的，留下1套够住的，无偿交出9套。没有房子的，每家免费分配1套。土地也是这样。也就是说，1951年之前把农村的富人的头发都理光了。1956年前后把城镇的富人的头发也基本上理光了。　　.　　1978年之前。因为旧中国的底子一穷二白，因为西方搞经济封锁，与国外在人员、产品和货币的联系极少，因为搞阶级斗争耽误经济生产，生活水平很低，因为实行半供给性半福利性分配，因为农民的生活还处于“自种粮食，自己织布，油灯过夜”的旧模式，所以人民币需要量很少。　　.　　1976年以前，老毛的工资最高，也只有404元；35岁左右的县长每月全部收入不超过70元。10年文革里搞得人人自危，基本上没有红色灰色收入，奖金和稿费被废除。1978年全国平均月工资28.6元，基本没有其他收入。1976年，许多家庭是3个学龄前孩子 + 2个在上学 + 夫妻2 = 一家7人，就一人在上班，月收入只有40元，仍然体面地生活着。说明那时币值低估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　　.　　1977年，全国人均存款只有20元。1984年，家庭资产达到1万元的称为万元户，在一个县也只有二三十个家庭，那时多数县级干部也达不到万元户标准。既然住房那么的保值增值，为什么你家18代祖宗几百年传下来的房子，在1978年的总市值在1万元以下呢?　　.　　日人民日报新闻评论：“一名大学生从参加工作起就日日节衣缩食，每月存款50元已是极致。”那些渲染“通货膨胀将使得富人变成穷人”的人，许多是在30+年大通胀中由大穷人变成大富人，由几百元发展到买入10套8套也是付全款。　　.　　.　　二、1978年到2000年是改革开放初期，补印钞票与国际接轨　　.　　什么是恶性通货膨胀？1948年到1949年，国军兵败如山倒，老蒋在大陆的交椅坐不下去了，即将败退台湾，于是破罐子破摔，用印钞机洗劫大众的钱包。人们发现，几个月里，纸币金圆券就多出了“几个0”，即通货膨胀“几个10倍”。许多人说“住房可以抵御严重通货膨胀”，可是，1949年逃到台湾去的几十万富人，全部是一个砖头也没有带走，全部被“土地改革”了。　　.　　为什么说1949年到1978年是严重通货紧缩？最重要的事件是1955年的货币改革，人民币去掉了“4个0”，即原来10000元老人民币只能换到1元新人民币，即通货紧缩“4个10倍”。　　.　　那时通货紧缩到什么程度？《陈云文选》：“一九六二年货币流通量达到一百三十亿元，而社会流通量只要七十亿元，另外六十亿元怎么办？就是搞了几种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六十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也就是说，被经济封锁，被闭关锁国的新中国，一个泱泱大国，在1962年货币总量才0.0130万亿元，总金额只相当于2013年上海一个小区的住房的总市值，总里用普通的算盘来计算就可以了。　　.　　2010年12月人民币广义货币总量M2为72.5852万亿元 / 1980年人民币货币总量为0.1661万亿元 = 437倍。有人看到这个数字会说：“2010年之前三十年里通货膨胀437倍，太可怕了”。错也错也。　　.　　扣除银行乘数，小于200倍。2010年12月广义货币总量M2为72.5852万亿元 / 银行乘数4倍 = 基础货币大约只有18万亿元。说明通货膨胀被炒房利益集团夸大了。改革开放从1978年12月三中全会开始，1980年尚未起步，所以银行乘数小于2倍。说明2010年之前三十年里通货膨胀不是437倍，而是小于218.5倍，可能只有190倍。　　.　　1980年，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仅为0.1661万亿。这个数字反映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土地、房地产、矿藏资源、股权、科学技术、机器设备、工农业产品、劳动力等等可交易商品被低估95％的状况。　　.　　2010年之前三十年，美国通货膨胀2.9倍，而人民币通货膨胀437倍。437 / 2.9 = 151倍。但2010年到美国旅游的人，并没有感觉中国的物价比美国有很大的差距。近十年，美国一直在逼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理由是人民币仍然低估。说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资产价值严重低估；1978年后补印钞票使资产价格与国际接轨。 　　.　　1978年之前，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禁止剥削，矿藏、森林、公路等资源处于“没有市场，极少交易，极其低价”的不正常状态。改革开放后，资源市场从无到有，总市值增多几十万亿元。这需要补印很多人民币。　　.　　1978年之前，原来个人不能开工厂开商店办公司，雇工是剥削要坐牢，整汽车卖东西犯投机倒把罪，企业公司商店全部是公有的。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从基本没有→到满天繁星”，各行各业发展迅速，市场总市值增多几十万亿元。这需要补印很多人民币。　　.　　1978年之前，没有股市、期货市场。改革开放后，股市、期货市场从无到有，总市值增多几十万亿元。这需要补印很多人民币。　　.　　1978年之前，基本上处于被闭关锁国的状态。改革开放后，与100个国家的贸易大增多，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需要补印很多人民币。　　.　　1978年之前，人民生活水平很低。改革开放后，生活大提高，逐步取消凭票供应，暗补变明补，工资和社保向国际靠拢。民生方面增多的货币流通量就有几十万亿元。这需要补印很多人民币。 　　.　　.
　　今后十年房市将是局部性通货紧缩　　.　　1、通货紧缩不是指印钞机印钞票大减少的情况。是指长期的“流动错配”将导致实体经济和房市等领域呈现流动性紧张的局部性通货紧缩的情况，是指到处缺钱，钱紧，货币流动减速，银行乘数降低的情况，是指资金链紧绷，三角债，地方政俯债务危机，房市债务危机。　　.　　2、金融危机情况下银行乘数降低会导致M2减少。2013年初在社会上流通的基础货币大约25万亿元 × 银行乘数大约4倍 = 2013年初广义货币M2为100万亿元。假设2015年进入房熊市，出现金融危机，假设那时在社会上流通的基础货币增多到30万亿元，但是经济危机使得房价大跌、股价大跌、矿产品大跌，导致各行各业呈现债务危机，使得银行乘数下降到2.5倍，那么，32万亿元 × 银行乘数2.5倍 = 广义货币M2降低到80万亿元。即减少20万亿元，呈现全局性通货紧缩。在此情况下，房市的局部性通货紧缩将最严重，因为房价跌跌不休导致资金源源不断流出房市。　　.　　3、2013年初全国住房的总市值大约190万亿元 × 一旦房价下跌50％ = 虚拟货币就会被消灭95万亿元。印钞机加班加点几年也无法弥补这么多的虚拟货币的减少。例如：王二经常夸耀自己是千万富翁，在房价下跌50％后，原来1000万元的住房总市值只剩下500万元 - 按揭余额501万元 = -1万元，即王二沦为负翁。那时，印钞机是否在“偷钱”，已经与大多数炒房囤房者无关，因为他们的口袋已经空空如也，无钱可偷。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特别是房市里呈现严重缺钱，到处资金链断裂，人人负债累累的通货紧缩状况。
　　不通，时代不同，再说不战争，没契机，战争是恐怖的吞金兽。
　　国民政府随后于日再次漠视市场规律，将法币与美元的外汇比价锁定为2020∶1，使法币价值再次被高估60%以上。　　由此造成进口暴增、出口暴减，国际收支迅速恶化。　　待官方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改为浮动汇率以后，法币的突然贬值引致物价大幅波动。
　　民国37年，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面额为1元、5元、10元等。规定黄金每两换金圆券200元；银元1枚换金圆券2.4元。并规定凡存有金、银、外币，均要向银行兑换，不得在市面流通。违者以妨害“勘乱”论罪。　　1948
　　楼主，这些都是你从哪里看的啊
　　1946年8月,我经堂兄胡章耀介绍进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上海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宁波路50号（江西路口），是一幢规模很大的大楼，楼上是管理部门，楼下为营业大厅及业务机构。设有存款部、储蓄部、内汇部、国外部、往来部、信托部、分行部、出纳部等。在全市主要地段设有分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实力雄厚的大银行。陈光甫以银行为基地，逐步拓展其他行业，投资创办宝丰保险公司，大业盐号，并首创旅游业，成立中国旅行社，旅行社在解放前不是一个热门行业，盈利不多。陈光甫的经营思路是在全国各地设旅行社，以此为先遣部队，通过它了解当地政治、经济资源，为上海银行设立分支机构、发展金融业务创造条件。　　上海银行对内推行西方现代化管理，广招各种人才，所有职工均考试录用，从练习生，办事员到职员，实行考核及升级加薪制度，每年的端午节、中秋节加发双薪，一日三餐免费供应，有家属宿舍，单身集体宿舍，上下班有班车接送，还有医务室，免费看病。平时宣传“行即是我，我即是行”，笼络员工感情。内部出版《海光》刊物，设有图书馆，阅览室，建立京剧社组织，京剧社各种乐器、行头设备齐全，我记得还有一套精致的脸谱，这些东西解放后都移交给人民银行京剧社。行方还不定期的在三楼会议室放映电影，组织职工外出旅游。由于待遇优厚，所以员工队伍比较稳定，一般职工都安分守已，一心捧牢“金饭碗”。　　我在出纳部汇划间工作，那时还天天回家住宿，银行班车开到西区只停靠在华山路武康路口，下车后回家还得步行很长一段路程。不久我就申请住集体宿舍了。　　这个宿舍地处静安寺，至今我还记得是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1760号，是一幢三层楼弄堂房子。静安寺周围环境我还是熟悉的。静安古寺就在十字路口，一路有轨电车在这里是始发站，人来人往，电车铃声叮叮当当，市面十分热闹。静安寺山门外马路中央原有一口沸井，即涌泉，有天下第六泉之称，据说井内泉水早晚沸腾，泉旁筑有花岗岩石栏，中间还有一根很高很高（像电线木杆一样高）的石柱，称为“梵幢”，是仿照印度阿育王时代石碑的形式。那时我好奇地沿着石栏往井里探望，只见是一坛死水，又脏又臭。后来马路拓宽，就把它填没了。解放前，这里是上海西区最热闹的地方，附近有全市闻名的百乐门舞厅，旁边是百乐门商场，还有有名的西区老大房，几爿大银行----上海银行、新华银行、交通银行都在这里设立分行。
　　我住宿在静安寺闹市区，但是也不大出去玩，同室居住的是人事处管教育的何陶如先生，晚上没事，他教我语文，有空还继续练毛笔字。我练字不得法，一忽儿练颜体，一忽儿练柳体，所以字体不伦不类，很不正规。宿舍隔壁是一座“新新电影院”，因为影院与宿舍贴得太近，晚上可以听听“隔壁戏”，有时对过窗户没关好还可以看看“白戏”。我小时候没上过电影院，现在电影院近在身边，开始看看电影了。记得看的第一部影片是“大破黑龙会”，是黑帮、枪杀之类的内容。后来看了不少好来坞影片如“芙容春色”“碧水良缘”“彩虹鸟”等等。这些电影从现在眼光看也谈不上什么黄色，比现在的爱情剧床上戏要保守些。　　我的业余生活除了看戏看电影，平时没有什么事。自己想想长期下去也不是办法，何不趁还年轻，多读点书，将来才有出头之日，要在银行捧住“金饭碗”，没有学历不行，从传习生升为助员、办事员到职员，不容易。有位老职工，干了一辈子还是一个小小的办事员。于是就萌发了读夜书的念头。先在联华补习学校，以后又到上海市商会去读书，可是这两所学校学习的都是单课，选读英语、数学之类，拿不到文凭。一同去夜校的好朋友金龙云，我们两人都想找一所有文凭的学校，在他努力下，两个一道进了一所中正夜中学。这所学校在石门路、山海关路口的育才中学内。育才中学是上海有名的学校，师资雄厚，校舍高大，设施齐全。中正夜中借用该校软硬件，课程也和日校一样，毕业后也有文凭。可是几个星期下来，课程负担实在太重，精力搭不够。一个晚上要上四节课。我们白天工作，晚上匆匆赶去上课，到了第二节课，上下眼皮已经开始“打架”，没有办法只得到走廊里用冷水冲冲脸，打起精神继续“战斗”。晚上总要到十时许下课，回到宿舍休息已是半夜了。那时集体宿舍已搬到虹口区同济路同济里。从石门路乘上一路有轨电车，从北京西路转向南京路向东到外滩，过了外白渡桥再折向四川路，经过海宁路，横浜桥，终点站是在四川路虹口公园。从西区到北区一路上电车铃声叮叮当当，总要化一个多小时，下车后再步行约二十分钟才到宿舍。　　在解放前的二年多时间里，我白天工作晚上读书，基本上还是一个学生，一个比较单纯的少年。生活在大城市，处在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到处是车水马龙，灯红酒绿。但这些对我影响不大，因为看看另一面，马路上拉黄包车的，拾垃圾的，路边讨饭的，真是可怜，尤是是在冬天看到普善山庄的车子在路边收尸，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旧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穷苦人的地狱。看了不少外国的、国产的电影，也没有受到什么坏的影响，同事朋友中许多人西装革履，我也不追求，也没有什么过高的欲望，只求多读书，学一点本领，能有朝一日出人头地。　　我虽然在银行工作，说来人们不相信，我那时却不懂储蓄积一点钱。但是确实也没有多余的钱，每月收支轧平。至今我还保存着解放前二本个人零用钱帐，举例来说，1948年全年收入包括奖金共2592.50元，其中个人零化主要用于夜校回来夜点心之类开支共184.86元,车费81.53元,杂项支出267.15元，包括洗衣费，书杂费，给宿舍工友赏金，给弟妹零用钱等，添置衣物868元（那时一件衬衫340元，一件汗衫210元）余下1190元全部贴补家用，占我的收入46%，那时我家人多，开支大，弟妹都在上学。我的工资收入除个人零用外，全部贴补家用。　　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政治危机四伏，经济趋于崩溃边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那时钞票不值钱，500万元面额的大钞也已问世。我的日记帐上记着1948年8月份工资收入数字为98,615,000元，快接近一个亿了。那时理发一次为100万元，一碗阳春面70万元，一支牙膏也要70万元。看到一份资料，有人列举1937年到元法币购买力的变化，作形象的比喻：元可以买二头牛，到1941年只能买一只猪，到1942年只能买一只火腿，到1945年只能买一条鱼，1946年时100元只能买一个鸡蛋，到1947年只能买五分之一根油条，成捆的法币只好糊墙壁了。所以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一提到通货膨胀，钞票贬值，都感心有余悸。记得有位德国专家讲过，搞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就是掠夺。过去我听说有些人包括一些所谓经济学家，主张搞货币贬值，想以此来刺激经济。听到这些论调真是令人后怕。　　1948年下半年，物价飞涨，货币大量贬值，市场一片紊乱。到了8月19日蒋介石政府不得不宣布“法币”崩溃，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发行“金元券”。说什么金元券代表黄金，规定以300万元老法币换一元金元券。办法还规定老百姓手中的黄金白银都要限期向中央银行兑换成金元券。解放前黄金白银是可以自由买卖的，许多金店银楼既买卖金银首饰，也经营大条小条（也称为大黄鱼小黄鱼），有钱人家买房子、顶租房子都讲大条多少多少根（因为法币不值钱，一天一个价，说不清楚），普通老百姓有一点钱也买一二块小黄鱼（一块重一两）。国民党政府就用“币制改革”这个办法搜括民旨民膏，想以此来挽救它的经济危机。可是事隔不久，金元券也大量贬值，老百姓为了保值，就争着用金元券购买黄金，当时在外滩的中央银行（现在中山东一路24号工行市分行营业部）门前及周围马路上挤满了抢购黄金的人群，当时报纸上称之为“抢购黄金风潮”。　　那时银行内钞票大进大出，银行本票满天飞，我们工作忙得不得了，天天加班加点。晚上读书时间也没有了。办公室里大家议论的也是物价问题，为了保值，有的人搞私营拆放（放高利贷），买点大头小头（银元，袁世凯头像的称大头，孙中山头像的称小头）。据我的日记帐记戴，当时我买进银元一枚，买进价为250万元。银行当局也采取一些应急措施，稳定职工人心，发一些面粉、生油等实物。当时社会上物资短缺，抢购风潮不断，工厂罢工，学生罢课，几个大学的游行队伍走到外滩一带，我看到白底黑字横幅标语写着：“要民主，要自由”，还有画上一只破饭碗，写上“要吃饭”。我们也听到江西路对面新华银行职工也举行罢工，但上海银行没有动静。解放后才知道上海银行那时地下党员只有陈曰熹一人，他是以银行为掩护，在外搞学生运动，上海银行进步力量太弱。1948年底上海银行高层根据形势已在采取应变措施，董事长陈光甫已把大量外汇抽逃国外，银行业务采取收缩、维持，一时营业厅内冷冷清清，员工上班实行AB制，隔天休息。陈光甫本人也借口去了香港，一去不返。　　陈光甫在上海的公馆是一幢西班牙式的三层楼花园洋房，地址在福开森路（现在叫武康路）22号。资方怕解放后被“共产”，就叫我们一批单身汉前去居住。我也就从虹口同济里宿舍搬进陈公馆。我和同事三人住在二楼原女主人的一间起居室。有两位工友留下来照料，为我们烧饭，烧开水，反正有大炉，天天供应热水洗澡。一条大狼狗，没有随主人跑掉，在大草坪上溜达溜达，伴着我们热闹热闹。　　“山雨欲来风满楼”，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横渡长江，上海已处在解放军包围之中。此时上海正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我们在外滩一带常常听到“飞行堡垒”飞驶而过，刺耳的铃声不断，大批爱国志士被捕被杀。据说那时有位老百姓在外滩等乘电车，不知何故被便衣特务叮上，问他在等什么，回答“等八路”，于是认定他在等共产党而被捕，实际上他在等八路电车（杨树浦至十六铺的有轨电车），真让人哭笑不得。我们心中也明白，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气数已尽。坐在我对面的陆姓同事，经常拿些进步杂志给我看，里面有介绍中共领导人的材料，我也知道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文武全才，根本不是什么“共匪”，回到宿舍夜深人静，我也与同室好友“偷听”新华社广播，了解时局发展。　　那时，国民党节节败退，有些散兵游勇到银行来要钱要物，到我们出纳部汇划间也来过几人，有的也可怜，受了伤拐了脚，没有去处，到处流浪。我们深居简出，下了班就回宿舍，武康路一带平时已很冷静，此时更是行人稀少。所以我回到宿舍就闭门不出静待变化。说来也快，一天清晨我在睡梦中被一阵阵枪声惊醒，同事们也陆续起身，一打听原来解放军已从七宝地区攻进市区。一大早我站在二楼阳台上看东方红日升起，上海解放了。那天是日。解放军进入市区，苏州河北还有国民党残部在顽抗，战斗相当激烈，到5月27日才解决战斗，上海全部解放。　　（胡海章口述，邢建榕整理）　　
　　抗战开始，上海租界房屋有限，租房价大涨，而且通货膨胀，房产业主不能月月增租，不能撵房客搬家。租房住户紧缩居室，转租别人以营利。便出现二房东、三房东。花大价买别人居住权，便出现顶费。至胜利后、解放前，则均以金条计预费矣。友人于1948年以四根大条(即四十两黄金)顶下(这里指转让或取得房屋或土地租赁权)复兴公园对面巴黎公寓一套公寓，也不过两间房加厨房、洗澡间，连厅也没有，只一段过道而已。　　通胀年代，旧上海以黄金为保值工具
　　从1945年8月至1948年8月，法币发行量增加了1191.8倍。日的发行量为1937年6月的42882.5倍。从1945年8月至日，发行量平均每月以20.79％的速度增长。由于法币发行量以天文数字激增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国民政府乃在日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在其所附的《人民所有金钱外币处理办法》中规定：自本办法公布之日起，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货券，在中华民国境内，禁止流通买卖或持有。并强制人民于9月30日以前向中央银行或其委托银行兑换金圆券。这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对国统区人民的一次大洗劫。据统计，此次共搜刮到民间的黄金1667163盎司，白银8881373盎司，银元 枚，美元元，港币元，菲币785907比索，外币存款美元。总值约17961万美元①，约占国内金、银、外币存量的20％弱。　　同时，政府又以限价和取缔囤积为借口，大肆搜括私人企业的物资，将大批私人存货没收。　　据粗略估计，国民政府垮台之时，官僚资本的资产至少在200亿美元左右。　　自1947年2月，国民政府实行紧急措施方案后，即出现资金逃流海外现象。随着军事上的惨败，逃资更加剧。据日联合社报道，国民政府的金银外汇准备2.75亿美元，在上海保管者不过1/3，约0.73亿美元的准备已运台湾，余均存国外。据美国华盛顿州议员沙瓦治称，中国官场要人在美国存款有10至20亿美元②。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两次下令用轮船从上海运走国库黄金 2775358两、银元1520万枚、美元1537万元、珠宝以及大量外汇，总价值约5亿美元。①
　　如果按照官方汇率，47年2月间国民党宣布的官方汇率是1美元兑换1.2万法币，而1948年1月黑市价格早突破1美元兑换17万法币。1948年第一季度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以官方汇率计算为165万美元，黑市汇率计算为12万美元。　　崩溃时，官方牌价和黑市价差十几倍
　　陈立夫：我们已先替共产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　　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拥有600万盎司黄金，9亿美元，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法币10万亿元，相当于当时法币发行额5569亿元的20倍。此外，还有美国给予的剩余物资约20亿美元，这些完全可以用于整顿税收、平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国民党政府没能抓住机会，反而昏招迭出。　　当时，上海物资奇缺，同时由于道路破坏，法币也奇缺，导致暂时性的通货紧缩。市场上出现了1法币兑换200储备券（汪伪政权的货币）的情况。上海官方乘机建议将法币和储备券的兑换比率定为1:200，当时任经济部次长的何廉极力反对。何廉指出货币兑换应该以各地的物价指数为基础，以局部市场的价格来定官方货币比率，实际会造成货币贬值，使沦陷区人民一夜之间破财丢产。结果是何廉的意见最后没有人搭理。　　日，财政部公布了《伪中央储蓄银行钞票收换办法》，还是将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率定为1:200。如此政策就意味着沦陷区数亿民众的动产价值，一夜之间变成了只有1/200，这无疑是对沦陷区民众财产的一次洗劫，真是“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实际上，这一经济政策也动摇了正常的国家经济秩序。中储券的购买力显然被严重低估了，而法币的购买力无形中增加了好几倍。当时，国统区来的人，一个个都成了腰缠万贯的大员，凭着本已不值钱的法币在沦陷区大发横财，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回忆说，他随郑洞国从昆明取道柳州，飞上海前领取了薪俸，一下飞机就发现手中的法币突然成了硬通货，在柳州理一次发的法币，够在上海高级理发店理上一年，在重庆只能购买2根油条的法币，到了上海竟可以在上好的酒楼摆上两桌酒席。　　资金自然向最有利可图的地方流动，于是重庆的法币纷纷流往上海，沦陷区人民竞相抢购，形成供不应求之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大量增加法币以应急，大量的法币充盈市场，物价为之飞速上涨，法币信用自此开始丧失。沦陷区发生了急剧的通货膨胀，不到8个月，南京城里最基本的生活物资，如稻米，暴涨500倍之多！ 经济秩序几近崩溃。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陈立夫曾经总结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日本投降以后，收复地区人民自然欢迎使用法币，但财政当局宋部长（宋子文）竟规定200元伪币换取1元法币，以为这样一来，就可用少数法币把伪币都收了回来，其实害了老百姓。有5000元伪币的人只能换到25元法币了，战前，一个富有的人经过这场战争，他的财产贬值了几百倍，这不是替共产党铺路吗？我们已先替共产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　　到1946年7月，敌伪产业接收大体完成。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当局混乱无序的经济接收，给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大批工厂、企业、商店在接收中倒闭、停工，使战后经济丧失了恢复活力的能力，也为之后的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　　另一个导致国统区经济混乱、物价飞涨的原因是南京政府在国民经济尚未恢复、国内经济秩序还处于极其混乱的时候，便急急忙忙地把战时所采取的各项管制措施一律予以废除。可以想见，在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尚未恢复常态以前，过早地放弃对物价、分配、资金等管制是极为有害的，这使社会久久不能走出无序状态。　　此时，中共控制的地区却实行强硬的政府管制，资源调配、人力动员上均处于有组织的状态中。虽然在整体实力上，共产党所控制的地区不及国统区富有，但有力的动员使中共在资源控制能力上远比国民党有效得多。可以说共产党把解放区的每一分钱都用在了战争中，而国民党却由于经济秩序混乱，无法有效调动资源用于内战。内战初期，国民党政府仰仗手中的外汇存底和美国的军事援助还能支撑大局，但是在外汇用尽、外援渐无的情况下，财政便吃紧起来，最后只能滥发纸币应急，恶性通货膨胀就一发不可收拾。　　这一点美国人看得清楚，驻华大使司徒雷登1947年9月下旬给马歇尔的内部报告中称：“到8月底，通货比5月底膨胀了64%，比去年初膨胀了27%。1947年的头5个月一直维持着这样高的通货膨胀率，从年初始，预算赤字与通货膨胀几乎同步上升，政府处境继续恶化，行政上仍旧无能，这仍属于基本趋势。现在，中央政府犹如病入膏肓之人，衰弱不堪。”
　　印钞票！先印法币，后印金圆券　　打仗是世界上最费钱的事情。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计划3-6个月剿灭“共匪”。可是事与愿违，内战打了2年，仍没有很快结束的迹象，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反而逐渐处于被动。军费高居不下，政府已无法通过发行公债筹措军政费用，弥补财政赤字。于是政府便更多地倾向于由国家银行垫款。为应付政府垫款，中央银行不得不大量增发纸币。1946年财政部长俞鸿钧就坦言，“从1月到5月……税收仅有25000万元，约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额的财政赤字，由发行补足”。　　内战打到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已然是处处被动，战场的失利，使政府的信用濒临破产。法币的发行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法币的发行量由抗战胜利时的5万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造成了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有的造纸厂干脆以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的原料，比用其他纸成本还低。　　1948年5月行宪选举后，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王云五任财政部长，开始筹划货币改革。7月29日，蒋介石在浙江莫干山召见翁文灏、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王云五等人，商讨币制改革案，以图重整经济，恢复国家的经济秩序。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通过币改方案，发行金圆券。　　金圆券的发行初期，在没收法令的威胁下，大部分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众皆服从政令，将积蓄之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试图冻结物价，以法令强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价供应货物，禁止抬价或囤积。蒋经国一个个地召见上海的大资本家，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手下说：“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曾为国民政府赴美奔波借款，颇受蒋介石赏识，此时也不得不向中央银行移存现金外汇114万美元。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不敢住在家里， 几乎每晚换个地方，后装病住在虹桥疗养院，“警察局曾派人来行要周具结，非经批准，不准擅离上海”。　　这些强硬的行政手段，虽然一时奏效，但却非长久之计。国民政府中那些喝了洋墨水的经济学家早就看出其中问题。著名经济学家蒋硕杰在口述自传里提到，当时随蒋经国、熊式辉等在东北行辕视察的时候，政府官僚还用的是一套汉代桑弘羊的平准盐铁的法子恢复经济，他当时感到触目惊心。果然，上海物价并没有因为蒋太子的雷霆手段而真正得到控制。　　法币、金圆券下的人民　　由于生活费用不断上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两个反映时代特点的概念，即所谓“底薪”和“实际薪津（金）”，意思就是基本薪水加上物价津贴。“实际薪金”的计算，是以底薪为基数，定出“薪金加成倍数”，再加“生活补助费基本数”。薪金加成的倍数和生活补助费，随着物价上涨每季度作调整，所以“实际薪金”也应该随之不断提高。　　实际　　薪金 ＝ 底薪基数 × 薪金加成倍数 + 生活补助费　　1946年3月，国民政府通知：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法币5万元，物价加成倍数为150倍。1946年12月，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法币17万元，物价加成1100倍。所以底薪为600元的教授实领薪金83万元法币，可买23袋面粉。可是到了1947年5月上旬，由于内战军费激增，国统区物价猛涨。这时虽然又进行了调整，“物价加成倍数”是18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增加到34万，一个教授所领的薪金142万元，不够买10袋（440斤）面粉，反而相当一个清洁工的水平。以后虽每隔一两月调整一次薪金，但与物价上涨速度相比，还是望尘莫及。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记者招待会上抱怨：“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谈都是白费”！日，胡适校长致电政府，说平津物价高昂，教员生活清苦，“请求发给实物；如不能配给实物，请按实际物价，提高实物差额金标准”。1948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公教人员待遇调整办法，可即便是教授的薪水也不够买5袋面粉。　　1948年9月币制改革后，政府规定：文武公教人员之待遇，一律以金圆券支给。一个刚参加工作的知识青年，按照抗战前标准领取40元月薪，这时得到金圆券40元，购买力相当于战前的标准银币20元，实际收入比战前降低一半。而照抗战前标准领取600元薪水的教授、高级知识分子等，这时得月薪为金圆券122元，相当于战前银币61元；实际收入为战前标准的十分之一。　　日上海市米价每斤金圆券1角3分、面粉每袋7元6角、猪肉每斤7角3分、生油每斤6角，表面上看物价还可以接受，可是从10月以后市面上就没有“限价”商品了，人们只能在黑市高价购买生活用品。由于国民经济没有恢复，战场局势每况愈下，再加上蒋经国上海“打老虎”行动不了了之，人民对政府残存的最后一点信心也顷刻瓦解。物价刚刚稳定不久，便又急速上涨。　　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日记录：“海甸、成府（注：即在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之间及周围地区，中关村一带）交通如常。国军撤、中共来，都无扰乱。商店渐开门，东西很贵。中共所用长城银行的纸币出现了。” 这时候偶尔能买菜也很昂贵，12月22日的物价又涨到：肉60元（金圆券）一斤，鸡蛋10元一只，青菜4元一斤，冻豆腐4元一块，金圆券发了没几天就花光了。浦江清的日记中写道：“不知中共何时把北平攻下，方始得到安定。”到12月28日，肉价还是金圆券60余元，纸烟40元20支，花生米涨到50多元一斤，浦江清“舍不得买”，跑了多家，只买了些黄豆（18元一斤）、黑豆（20元一斤）。
　　如果说北平天津地区因为战事紧张而物资奇缺的话，作为大后方的杭州也好不到哪里去。1949年上半年，浙江大学教授夏承焘，也几乎无日不为柴米油盐而操心，他在日记中记载： “1月4日，米价已至700元一石”、“6日，午后买食物，费百余元。”、“7日，过大街购一帽，金圆百元。物价猛涨惊人，午后过珠宝巷口，买金买银洋者甚拥挤。金圆券，将成废物矣。”、“9 日，午后与家人进城购日用衣物，费600元。物价一日数变，金圆券亟须脱手。”、“14日，剪发付13元，前次仅3元”。　　煤荒也是困扰百姓的一大难题。1947年9月北大的教授宿舍“每家窗前的存煤石栏里大多空空如也，只有少数‘节余’，而且小心地洒上石灰防贼”。研究西域史的向达教授，为了购买冬天的三四吨煤，“他说要在休假一年中到南京中央博物院去坐坐办公室，多拿一份薪水，来供家里还债过冬”。季羡林在回忆往事时说，在政治经济完全崩溃的解放前夕，“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　　1947年5月中旬一篇来自河南开封的报道，真实地反映了物价飞涨下的民不聊生：“汴垣从本月起，红粮每市斗已从5000元涨到11500元，除了少数官僚资本家和收钞票或经手钞票的机关的主官或主管等人外，都深感到了‘活’的困难。求活声掩蔽了纸烟大王周锦堂吸食鸦片被捕的新闻；压小了省参议会大会的民意表现，顾不到过问国共两军的谁胜谁败”。人们互相在探问：“天不会快塌了吧？”政府的威信，就在这忽视百姓饭碗的过程中逐渐丢失了。　　总崩溃：金圆券变成废纸　　金圆券政策失败源于发行限额无法严守。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战时的赤字，每月达数亿元至数十亿元，主要以发行钞票填补。这年秋冬之际，东北、平津先后失守，中原会战惨败，国军精锐丧尽，内战的军事急速逆转，而国民党曾希望得到的美国贷款援助却从来没有落实。军事上的失败和金融上的崩溃互为因果，通货进一步膨胀。由于无法解决财政问题，金圆券发行仅1个月后就发行到12亿元，至11月9日则增至19亿元，接近初订上限之数。10月28日，政府决定粮食可自由买卖，货物可计本定价，11月1日，又颁布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放弃限价政策。11月11日，行政院修定金圆券发行法，取消金圆券发行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但兑换额由原来1美元兑4金圆券立即贬值5倍，降至1美金兑20金圆券。从此金圆券价值江河日下，一泻千里。　　至1948年12月底，金圆券发行量增至81亿元。至1949年4月时增至5万亿；至6月更增至130万亿；比10个月前初发行时增加24万倍。金圆券钞票面额不断升高，最终出面值100万元的大钞，但仍不足以应付交易之需，各式买卖经常要以大捆钞票进行。5月，一石大米竟要4亿多金圆券。当时流行着这样的笑谈：“在中国唯一仍然在全力开动的工业是印刷钞票。”　　进入1949年，国民党政权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时有覆灭的可能，由政府信用支撑的金圆券自然急速贬值。贬值速度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机关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一个办公室十来个人，管生活的人领取工资后，先不发给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场换成银元、港币或美钞，再来按人分发。普通百姓拿到金圆券马上就兑换金银或抢购东西。抢购风潮一浪高过一浪。许多商店的店主、店员破天荒地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劝阻顾客别买，顾客哪管那么多，见什么买什么，有一苦力从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主吃了一惊，问他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　　许多地区干脆拒用金圆券了。中央银行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康定、宝鸡、吉安、南昌、哈密、兰州等地分行先后电陈总部：“各该地市面及机关行使银元，拒用金圆券。”最后连军队也不要金圆券了，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电陈：“5月份发出薪饷金圆券，各部队以市场拒收，均原封退还。他请求财政部改发银元，以免运送金圆券徒增机费负担。”　　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6月5日下令禁止金圆券流通。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甚至广州，所有交易非港币莫属，金圆券则完全拒用。广州国民政府终于在7月3日停发金圆券，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这篇文章有点意思，楼主请继续，谢谢！
　　5年内就不得不卖出非自住房，如何抵御二十年后才可能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　　.　　.　　一、恶性通货膨胀有二种情况：　　.　　一种是国家分裂。例如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分裂为15个国家，执正党下野，正权失控，虽然军事工业、重工业发达，但是民生用品十分缺乏，商店空空如也，连蔬菜、衣服、肥皂、电池都成为紧俏物资，主权货币被美元喧宾夺主。苏联解体后，卢布对美元贬值到惊心动魄的程度，1988年汇率为1.6:1，到1998年跌至1:20000一带。　　.　　一种是长期战乱，经济崩溃。例如旧中国，几十年烽火连绵，老百姓饥寒交迫，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国军兵败如山倒，在蒋介石逃往台弯前几个月，正权失控，主权货币被银元喧宾夺主，金圆券发生成千上万倍的通货膨胀。　　.　　.　　二、多军有二张互相矛盾的理论王牌　　.　　1、房市多军说，正俯强大到无所不能，不可能让房价跌。同时说，正俯无能到只能让印钞机加班加点，现在够买到3房的钱，将来买不到1个厨房。多军的逻辑多么的混乱啊。不是无知，就是忽悠。　　.　　2、既然你相信中国正俯有巨大的利益和强大的控制力，就不应该相信正俯会搞恶性通货膨胀　　.　　5000年的历史表明，货币的寿命 = 正权的寿命。货币是正俯的饭碗、命根子，除非民怨沸腾，兵匪一家，正俯失控、穷途末路，走投无路，万不得已才会将纸币“破罐子破摔”，才会出现自杀性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国1921年在南湖游船上产生反对谠，在26年之后才发生正权摇摇欲坠的情况，政权还持续28年。中国的反对谠连影子都没有。所以，至少二十年以内不会有恶性通货膨胀的问题。　　.　　.　　三、中国的政权很强大，所以至少二十年以内不会有恶性通货膨胀的问题　　.　　1、中国从秦始皇开始，就是中央集权制，不断完善，所以正俯有超强的控制力和稳定性，处理危机的能力特别强。太平天国1851年起义，到1911年清朝被推翻， 政权还持续60年。　　.　　2、中国不但执正党一当独大，而且老毛发明党指挥枪（政俯）和支部建在连队（基层），所以正党具有超强的组织力和拨乱反正能力，即使是遵义会议前的溃败，即使是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即使是十年大浩劫，都能够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民主党派拥护执正党，团结一心，肝胆相照。　　.　　3、中国一直强调自己是社会主义，仍然含有计划经济的成分，即使是股份制了的国有企业仍然在垄断控制，所以银行只会半倒闭，不会轰然倒下。　　.　　4、实行严格的货币管制，在境内不允许任何非主权货币流通，外币只能兑换成人民币才能流通。改革开放初期，甚至只能兑换成“外汇兑换券”，只能在特定的商场使用。直到90年代，还禁止黄金买卖，火车站民警查到黄金贩卖者，不但全部没收，还要给予治安处罚。一旦货币大波动，严格的管制就会再现。　　.　　.　　四、目前的人民丰衣足食，所以至少二十年以内不会有恶性通货膨胀的问题　　.　　历朝历代都为饥寒交迫而不断动荡，根本原因是吃不饱，穿不暖。那时，百姓每人只有半套衣服，家里经常没有隔夜粮，冬天一到，冻死的饿死的不计其数，所以见面的问候语是“吃了吗”。即使到了1976年，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人还是数以万计。现在，随着改革开放，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丰衣足食，宴席上的问候语是“买房了吗？”“买车了吗？” 　　.　　恶性通货膨胀的特征是抢购。中国是世界工厂，具有超强的生活物资的生产能力，产能严重过剩，钞票虽然多，物品也多，所以没有必要去抢购。没有抢购，货币就会各就各位，正俯就很容易调控。　　.　　.　　五、中国很强大，但是印钞机受到地球村老大的制约　　.　　近100年，美国平均每年货币增发在3％以下，如果中国的货币增发没有“与国际接轨”，没有保持相对稳定，就会被“坐过山车”，所以政俯印钞票是有底线，有原则的。　　.　　2013年13％的货币增发仍然是西方国家难以接受的。于是，大问题出现了，如果继续二位数大印钞票，后果是人民币对美元最终会从升值到贬值，热钱就会带头出走，从而引爆一系列经济泡沫；如果进一步减少货币增发的速度，就是通货紧缩刺破经济泡沫。这就是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都进退维谷。
　　.　　如果发生金融危机，就是2008年那个样子，房价股价大跌，消灭大量流动性，大家不敢投资。看到大家缺钱，就在2009年大印钞票，造成目前经济决策上诸多的进退两难，吃了一次白粉，得不偿失，折腾得够呛，怨声载道。管理层还敢再“来一桶”吗？规律帝和西方食利集团正在虎视眈眈，张网以待呢。　　.　　假如人民币被“坐过山车”，在初中期，外汇银行一手卖出美元，一手收回人民币入金裤，是通货紧缩的表现。　　.　　.　　六、有人说：“你看，苏联卢布最终变成草纸，但目前莫斯科的房子仍然非常值钱。”非也，非也　　.　　假设中国像苏联那样分裂为几个国家，或者改朝换代，就是革命，就是“万马战犹酣”“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房子越多就越是革命的对象，越是大祸临头。那种情况下，就会杀幅济贫，脑袋难保，就要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所以最值钱的是食物。1948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最值钱的是美元、黄金、白银、食物，比房子更能抵御通货膨胀。为了生存，许多人卖出房子去换成这些更需要、更实用的东东。这说明，即使在恶劣情况下，房子也不是抵御恶性通货膨胀的最佳品种。　　.　　1948年，老蒋面对大战争大动乱，随便印金圆券，结果就是纸币失去信誉。大众不得不换成美元等外币。外币被限制进口，就以物易物，用工业品跟农民换粮食吃。一领到工资，不敢过夜，立即到街上换成生活用品。失业的，吃不饱的，就去偷，就去抢，就去投奔游击队，就去上山当土匪。总之，设会动荡，能够活着就是万幸，待购者还有钱去买房吗？　　.　　等到政治台风过去的那一天，房东已经换人了。“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唐诗)。1949年改朝换代，国民谠的倌员逃到台湾，带走财宝，房子卖不出去也带不走。1951年大陆进行“土地改革”，打倒地主富农，免费平均分地分房。有10套房子的，留下1套够住的，无偿交出9套。没有土地房子的，免费得到土地和住房。　　.　　顺便说。子不嫌母丑。中国人不要养成骂老祖宗（毛、邓）的习惯，否则一代骂一代，否则形成社会分裂。到2013年拥有三五套以上的家庭，大多数是1949年翻身的贫下中农。富人骂老毛是忘本，是没有良心，如果没有他，目前的富人大多数仍然是种田的农民。　　.　　.　　七、恶性通货膨胀的时候铸币税损失得不到弥补　　.　　住房能够抵御通货膨胀，不是说印钞机对住房不收取铸币税，而是住房能够通过价格上涨来“堤内损失堤外补”。假设2年纸币贬值50％，那么你的房子也就贬值50％，这是通货膨胀造成的“堤内损失”。　　.　　在恶劣情况下铸币税损失无法“堤外补”。人民币变成草纸，可能是大战争大动乱。一旦打仗，最安全的是地广人稀的农村，谁还往导弹瞄准的城市跑，找死啊。这种情况是在极端恶劣的形势下发生的，必然是社会动荡，鸡飞狗跳，脑袋难保，必然是企业倒闭，农民工吃饭成为问题，付不起租金，必然打道回俯。必然到处资金链断裂，出现三角债，富人忙于跑路，跳楼的信息不断传来，仍然有钱的忙于移民，那么房价如何上涨？ 　　.　　如果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就会大幅加息，利率可能像1993年那样高达19％，许多人不得不卖出，买房者付不起月供，于是房价上涨不了。也就是说，铸币税损失无法“堤外补”。　　.　　如果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率，饥肠辘辘无米下锅的正俯会通过提高房产税来转嫁危机，房东就是冤大头。房子在待租中，房子没有接棒人，你如何转嫁房产税？　　.　　.　　八、在房熊市里不得不卖出　　.　　近十年，实际的货币超发率是8％。如果你相信这个数字，你就知道房价泡沫每年有10％，就不是房价上涨的问题，而是将要下跌的问题，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就逃之夭夭。也就是说，你知道高税费的住房是无法长期投资的。　　.　　炒房利益集团把平均每年印钞票18％歪曲为通货膨胀率18％，董藩叫授甚至渲染北京房价25年后将上涨到80多万元。炒房囤房者已经下定决心要通过买房来抵御严重通货膨胀乃至恶性通货膨胀。决心死了也不卖，长期投资，不动如山。　　..　　其实，炒房囤房者是握不住的。因为在房熊市里，印钞鸡向房子圈钱的情况就会昭然若揭，人人明白。房价大跌的第一年，可能大跌30％，每年折旧2.9％（折旧期35年），平均各种税费1.1％，而且你相信每年通货膨胀率18％，那么你的房子的“变现价值”仅仅一年就损失52％，第二年下跌10％，又损失32％…… 剩下的价值都是银行的了，你已经无权卖出，但亏损仍然是你的，所以不得不提前断臂逃生，止损卖出。　　.　　做股票遇到大亏损可以“腌咸菜”，趴倒不动。炒房囤房者遇到断供被收房，5年后年年上涨30％也与你无关了。于是，在房牛市里，你相信李嘉诚说过的“地段地段还是地段”。到了房熊市，你将不得不相信李嘉诚说过的“房价上涨的时候未必会死人，房价下跌时却一定会四人。”　　..　　万科股票，如果不动如山握住20年，可以赚几百倍的钱，但是多数人炒作万科是亏钱。为什么没有一直握住？股票具有很强的周期性，会大起大落。万科的股价，20年里至少5次被“腰斩”。房市已经沦为高杠杆的期市和博傻的股市，因为贪心导致牛市不言顶，所以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恐惧导致熊市不言底。几人能挺得住呢？.　　.　　假设正权摇摇欲坠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发生在二十年以后，可是，5年内就会有惨烈的熊市不言底，那么你炒房囤房者的非自住房在5年以内就卖出了，请问你如何在二十年后以房子抗通膨？请问你如何传给你的子孙后代？也就是说，你叶公5年内就害怕龙而落荒而逃了。所以你现在准备持久战，最终必然是运动战、游击战。　　.　　.
　　九、如果你准备长期投资70年，更加握不住　　.　　不要以为你多军与政俯站在一个战壕里。炒房囤房者最响亮的口号是“纸币永远在快速贬值，傻瓜才把钱存在银行里”。2003年以来房价疯狂上涨，已经导致人民对货币的不信任，进而导致物价大涨，严重影响正俯的威信。久而久之，通胀的预期越来越深入人心，社会稳定的问题就会越来越棘手。　　.　　明智的执正者，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那样爱护货币。国务院参事任玉岭任北海市副市长时亲历泡沫破裂。他说：“1994年，北海市的物价上涨高达43%，就是由房价大涨引起的。违反规律就好景不长，北海有十几年经济一蹶不振。”他还说：“通货膨胀有热钱，升值、次贷、石油粮食涨价等外因，但主要原因还是在国内，主要矛盾在房地产。房地产的高通胀是这次通货膨胀的总根子，是这次通货膨胀的牵引机和助推器。”“必须铲除祸根，长痛不如短痛。”　　. 　　对印钞机要有最基本的信任。假如新一届的正俯是值得信赖的，不可能自毁长城。假如将来的正俯是不值得信赖的，中国可能经济下滑、设会动荡，城市化倒退，刚需回老家，那么，建立在沙滩上的高房价必然无人光顾，轰然倒下。　　.　　在房市里，多头大炒通货膨胀预期观念，所以在民众中弥漫着一股对人民币的恐慌情绪，担心今后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虽然世事难料，但是，在今后经济危机和通货紧缩是大概率的情况下去恶意炒作通货膨胀概念，是不明智，是反其道而行之。许多高位买房者在5年内就会因为经济危机和通货紧缩沦为负翁。这表明，他们买房抗通膨的计划明显是错误的，注定会半途而废、无功而返、失败收摊。　　.　　近几年买入100平米的一手房，税费有几十种，占到新房总价值的70％。土地出让金只是几十种税费中的一种，所以土地价值难以超过新房总价值的50％ × 拆迁时房产证上的土地使用权只剩下50％ × 在拆1盖1的情况下建筑面积是拆迁前的1倍 × 一年后的土地价格难以预测而忽略不计 = 房龄35年时房东拥有的土地价值仍然只相当于新房总市值的25％(25平米新房的价值)。即从理论上说，拆一盖一情况下存在就近补偿25％的可能性。最多是就近补偿50％。70年里经历2次拆迁，第一次拆迁，100平米的老房子拆迁只能就近补偿50平米新房；第二次拆迁，50平米剩下25平米，是亏大钱。结果仍然是一个叶公见到龙就逃之夭夭的故事。　　.　　. 　　.
　　今后十年房市将是局部性通货紧缩　　.　　1、通货紧缩不是指印钞机印钞票大减少的情况。是指长期的“流动错配”将导致实体经济和房市等领域呈现流动性紧张的局部性通货紧缩的情况，是指到处缺钱，钱紧，货币流动减速，银行乘数降低的情况，是指资金链紧绷，三角债，地方政俯债务危机，房市债务危机。　　.　　2、金融危机情况下银行乘数降低会导致M2减少。2013年初在社会上流通的基础货币大约25万亿元 × 银行乘数大约4倍 = 2013年初广义货币M2为100万亿元。假设2015年进入房熊市，出现金融危机，假设那时在社会上流通的基础货币增多到32万亿元，但是经济危机使得房价大跌、股价大跌、矿产品大跌，导致各行各业呈现债务危机，使得银行乘数下降到2.5倍，那么，32万亿元 × 银行乘数2.5倍 = 广义货币M2降低到80万亿元。即减少20万亿元，呈现全局性通货紧缩。在此情况下，房市的局部性通货紧缩将最严重，因为房价跌跌不休导致资金源源不断流出房市,而半倒闭的银行不但没有钱放贷款，而且要催收贷款。目前的鄂尔多斯和温州的银行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在忙于雨中收伞。　　.　　3、2013年初全国住房的总市值大约190万亿元 × 一旦房价下跌50％ = 虚拟货币就会被消灭95万亿元。印钞机加班加点几年也无法弥补这么多的虚拟货币的减少。例如：王二经常夸耀自己是千万富翁，在房价下跌50％后，原来1000万元的住房总市值只剩下500万元，因为按揭余额501万，王二沦为负翁。那时，印钞机是否在“偷钱”，已经与大多数炒房囤房者无关，因为他们的口袋已经空空如也，无钱可偷。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特别是房市里呈现严重缺钱，到处资金链断裂，人人负债累累的通货紧缩状况。　　.　　4、房价大跌，人皆富翁变成6成返贫，于是银行存款大幅度减少，加上银行乘数降低，于是银行的贷款数大减少。开发商和买房者难以通过银行获得资金，使得房价上涨的基础丧失。　　.　　5、不可能吗？最近6年，印钞机在大印钞票，股市却从6124点下跌到2000点，呈现局部性通货紧缩。也就是说，印钞厂在大印钞票，有的领域仍然会出现非常缺钱的状态。就像人群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一样。　　.　　6、不可能吗？最近6年，房市在大炒通货膨胀概念，可是实体经济非常缺钱，呈现局部性通货紧缩。老板到处借高利贷，将利息拱高到年息180％。也就是说，即使全局性的通货膨胀，也会出现局部性的通货紧缩。就像云南大旱灾与长江大洪灾同时出现一样。　　.　　7、不可能吗？2007年到2011年，美国印钞机在大印美元，美国房价却下跌35％左右。汽车城底特律甚至出现一套房子只挂牌1美元的情况。也就是说，即使是大印钞票，也可能出现房价大跌的情况。　　..　　8、不可能吗？1992年前后几年，中国严重通货膨胀，银行年利率最高时达到19％(包括保值贴补率)。那时，海南岛、北海市、广州市等许多城市的房价却在大跌。潘石屹津津乐道的胜利大逃亡就是那个时期。也就是说，即使是严重通货膨胀时期，遇到政俯要刺破房地产泡沫，房市也会大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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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xlf225588sxlf 32楼
17:04:04　　今后十年房市将是局部性通货紧缩　　.　　1、通货紧缩不是指印钞机印钞票大减少的情况。是指长期的“流动错配”将导致实体经济和房市等领域呈现流动性紧张的局部性通货紧缩的情况，是指到处缺钱，钱紧，货币流动减速，银行乘数降低的情况，是指资金链紧绷，三角债，地方政俯债务危机，房市债务危机。　　.　　2、金融危机情况下银行乘数降低会导致M2减少。2013年初在社会上流通的基础货币大约25万亿元 × 银行乘数大约4......　　-----------------------------　　很好。有92-94时期美金相关走势资料吗？
　　有资料说　　房产税是租界时代当局最大收入来源　　近期推房产税的可能性很大，一则财政收入告急；二则现在不收，万一房价下跌就推不动了。
　　现在和民国时代情况不同　　1、当时战乱和政权更替，货币滥发；现在政治上还是稳定的，货币上M2增速虽比较离谱，但时刻有逆转的可能。　　2、现在商品供应充足，甚至过剩。
　　赵登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教授）2003年5月　　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到这儿来为大家做讲座，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如何认识人民币汇率”。　　首先我来谈一下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到底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一个美金可以换到八块三人民币？这是一个历史形成的过程，1948年的华北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宣布人民币不和黄金挂钩，不和任何外国货币挂钩。二十多年人民币汇率一直稳定在1美元兑2.46币元，到了年左右，　　当时西方各国实行了通货膨胀的政策，世界经济发生滞胀，即经济停滞并伴随有通货膨胀，所以当时西方各国的货币失去了信誉，70年代中国的人民币　　缓慢升值，从1971年的1：2.46升至1980年的1：1.45，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成为计价货币之一，凡是跟中国做生意的人，都愿意用人民币来计价。1981　　-1993年，中国始实行双重汇率制，人民币经历了一个持续的贬值过程，官方牌价从1：1.54贬到1：5.80，而1993年的美元市场调剂价最高达到1：10。　　中国从1994年开始，实行了以单一的、外汇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反映外汇市场需求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个制度执行到今天，将近有十年了，在这十　　年当中，人民币汇率基本上是定在1美金兑换8.3人民币元，所以这十年基本上是固定的。　　1994年之前中国是一种过度状态，有双轨制，有牌价制度，有市场汇率，有黑市汇率。当然，只要有外汇管制，黑市汇率就会永远存在，当时计划牌价　　和市场汇率相并存，计划牌价当时是一个美金换5.6人民币，市场汇率是一个美金换8.7人民币，94年以前有外贸经营权的公司，他们出口所赚得的外汇　　可以保留一部分在自己手上，叫外汇留存。比如我是一个出口公司，我出口赚得的100万美金，可以留70万在自己账户上，30万卖给国家，这叫三七分成　　。就是说，你只要完成了国家出口赚取外汇的任务之后，节余下的外汇可以按三七或二八留有自己的外汇账户。你按指定的外汇牌价卖给国家是5.6元，　　那么你节余下来的自己的外汇可以在市场上卖到8块7，中间有2块1的差价，这就是双轨制。所以5块6卖给国家你就很亏，大家就都希望把外汇放在自己　　的账户上，在调剂中把它调剂出去，这个时候，外汇双轨制就带来了很多扭曲。刚才说的是出口，那进口呢？如果我要进口国家计划的重大项目，比如　　说三峡工程要进口发电机设备，三峡公司如果从美国那里买机器，必须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对美国付款，你是拿多少人民币换成美元呢？比如说需要1000　　万美元，你是拿5600万人民币换1000万美元？还是拿8700万人民币来换1000万美元呢？这是进口的问题。如果是计划进口的物资，国家就按计划牌价换　　给你，就按5块6卖给你，如果是非计划、非国家重点投资项目的进口的物资，那么你这个公司就要到市场上去调剂外汇。所以一个5块6，一个8块7，不　　管是出口还是进口，都涉及到资源的配置问题。它不是在一个平等的价格上进行的，当时谁能拿到计划牌价的外汇，他就能赚钱。他如果拿到计划牌价　　的外汇，管它是进口还是不进口，再以8块7卖出去，他就可以赚2块，他每拿到一个计划价格买美金的额度，他就能赚2块钱，他拿到100万美金的额度，　　就可以赚210万。所以当时很多很多的腐败也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也就是制度设计得让人有空可钻，至于谁能拿到计划牌价的外汇，那就有各种各样的　　途径，有的是条子，有的是项目，有的是项目拿了以后又不用它。93年底94年初，国家鉴于这种情况，就实行了汇率并轨，一口气把它并到一个美金换8　　块7。我顺便说一下，在93年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一种严重的通货膨胀，92、93、94年中国发行的货币量三年累计新增的发行量超过了建国以来所有年份发　　行的货币量的总和，所以这三年既是我们收入涨得最快的时候，也是物价涨的最快的时候，也是货币发行量最多的时候。所以那几年是中国的一个特殊　　时期，当时在我们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掀起了投资的热潮，自那以后，即94年以后，中国经济开始慢慢的软着陆，高通货膨胀、高　　货币发行量及全国各地的高投资热（比如说开发区、房地产热）逐渐地降了下来。94年是中国外汇改革的关键年，中国的汇率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定在8块　　7了。
　　93年的黑市价曾经达到了11块，就是说一个美金可以换11块人民币，当时在黑市上炒人民币的炒家全部套牢、亏损，因为93年他在黑市上用11块钱　　人民币去换美金的时候，没想到94年汇率并轨以后，人民币从来没有贬到11块，所以这种黑市投机是可能亏损的。刚才我说的94年以前的计划牌价是5块　　6，这个计划牌价的5块6也不是一口气到93年的5块6的，在88年的时候，中国开始了两轮外贸承包，当时外贸公司全部是国有公司，国有公司当时实行的　　是一种外贸承包制，就是说，你承包多少创汇任务，然后超过承包额度以后，你赚的美元，你可以分成，这样一种承包制度在它实施之前，官方牌价当　　时经历了几次变革，当时一美元兑人民币曾经是一块多、两块多，1979年中国改革刚启动的时候，一个美金只换1块4毛5人民币，这也引证了当时70年代　　为什么世界各国跟中国做生意要用人民币来计价，因为中国当时不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1个美金换1块4毛5国家认为不利于出口，就实行双轨制，当时　　的双轨制是这样的：牌价是1块4毛5，但外贸结算采用2块8，这样慢慢松动，计划牌价到88年左右基本上就定在5块6了，到了94年以后就不存在计划问题　　了，就只存在市场汇率了，市场汇率就是1块美金换8块7人民币，我们的8块7就这样定下来的。当时的8块7是对计划牌价和调剂价的简单合并，也就是一　　口气并到调剂价了，是一次猛烈地贬值，接下来的三年人民币又慢慢回升，从8块7升到8块5再到8块3，这时就到96年了，本来还有升值的余地，结果　　1997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所以人民币当前汇率水平的形成是一个慢慢演化的过程。
　　看上去房产税和阳光财产一样遥远啊
　　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两次通货膨胀　　第一次通货膨胀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实际上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党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来的时候，仍面临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现实。因此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实行新八字方针，即调整、改革、整顿、提高。随之，进行了一系列的价格改革。　　从1979年起，政府提高了粮食、棉花等18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收购价提高30。5%，棉花提高25%，油脂油料提高38。7%。并对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超购加价政策，扩大议价收购范围。但是在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同时，没有相应调整其销售价格，致使与农产品相关的副食生产销售严重亏损。继而在1979年11月，国家又提高了畜产品、水产品和蔬菜等8种副食品的价格；并相应给予城镇居民5元/人、月的价格补贴。　　同年4月，政府有计划地提高了煤炭、铁矿石、生铁、钢锭、钢坯和有色金属、水泥等产品的出厂价格；其中，原煤提价30。5%，生铁提价30%，钢材提价20%。而燃料、原料价格的提高，致使与此密切相关的下游产品和高附加值的卷烟、酿酒业等成本上升，利润逐年减少，直接影响到国家税收。在此情况下，于1981年11月，适当提高了烟、酒、竹木制品、铁制品、陶瓷制品和皮革制品的价格。此外，针对第三产业服务品价格偏低的问题，从1983年12月起，提高了铁路货运价格和水运客运价格。其中，铁路运价提高幅度达21。6%。　　同期，中国农村改革在全国推进，包括降低农业税收，提高农产品价格，允许农民承包土地，开放集市贸易等。不仅如此，经济体制改革还从农村向城市扩展，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在以上多种措施的影响下，年中国经济再次进入高涨阶段，1984年GDP增长率已高达15。2%。与此同时，物价水平也开始大幅攀升，零售物价指数从%跃升至1985年的8。8%。归结这次通货膨胀的原因，主要是源于成本推动，即价格改革的因素。这也是中国引入市场手段的制度成本。
　　第一次宏观调控　　在集中进行价格改革的时期，如果不能控制总需求，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两种因素同时推动物价上升，就出现严重通货膨胀。而且在总需求持续扩张下，价格改革必然因“比价复归”而失败。在1986年以后，我国就出现了各种价格之间的轮番上升，价格与工资的轮番上升，国内物价上升迫使汇率贬值，人民币贬值则提高进口品价格，以成本推动方式推动国内通货膨胀，出口大幅度增加则是总需求扩张的一部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中央不能控制地方政府的盲目攀比。　　其实在1985年第一次通货膨胀时，中央就开始经济紧缩。198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攀比增长速度的现象。　　尽管1980年代全社会对于改革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改革的宏观环境却一直缺乏共识，地方政府和企业总是倾向于高速度发展，无论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下都是如此；理论界的主流“经济自由主义”热衷于以发展促改革，忽视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尤其是1980年代前期改革的成功，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出现的初步繁荣，大大鼓舞了改革派的信心。而在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初期，对于市场经济的知识也只是凤毛麟角。当时我们所知道的，也仅仅是“总需求，总供给”而已，现在想起来，如果早知道什么叫“通货膨胀预期”，也许就不会有后来那种“长痛不如短痛”，“价格闯关”的社会动员，抢购风或许就可以避免。　　1986年3月，“七五”计划决定前两年调整。但1986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回落，许多人认为经济滑坡，强烈要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五年计划第一年经济总是要涨，这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综上原因，1985年—1986年宏观调控无法到位。
　　二次通货膨胀与“价格闯关”　　由于宏观调控不到位，1987年中国经济继续过热，增长率达11.6%，1988年为11.3%，预算外投资膨胀无法控制。1988年7月份，物价上升幅度已达19。3%，创历史最高记录，各阶层群众产生通货膨胀预期。但此时，仍准备进行全面的价格改革。结果成为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抢购风潮的导火索。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价格闯关”的消息。当天就出现抢购。有的人一下子买200公斤食盐，买500盒火柴，商店被抢购一空。银行发生挤兑，有的地方银行因不能及时支付，群众在愤怒之下把柜台推倒。大家误以为9月1日物价要全面放开，新一轮大涨价即将开始，在各大中城市掀起凶猛的抢购风潮，在几个方面都堪称共和国历史之最：第一，波及面广。8月中旬始大城市突起抢购风，席卷全国城市和部分乡村。第二，涉及50个大类500多种商品，部分地区抢购粮食食油。大到几千元的高档商品，小到易消耗的便宜货，均在抢购之列。第三，盲目性大。消费者不是为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