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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投资增速下降没有拖累经济增长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月，增长7.2%，全年预计在7.1%左右。2017年是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出现重大转折之年，自2000年以来投资增速首次小于名义增长速度，而且差距达4个百分点，这说明投资增长对经济的贡献显著降低，但也意味着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强，投资波动带来的冲击减弱。
　　2000年以后，我国投资增速快于GDP增长是一个常态，但2017年这一关系出现了显著变化。年间，我国投资增速基本与GDP增速相同，显示投资占GDP的比重处于平稳状态。自2000年以后，我国进入了新一轮快速增长期，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的需求扩张，加上投资乘数效应，使投资长期保持高于GDP的增长速度。2012年以后，两者的差距不断缩小，至2016年基本相同。但2017年前三季度，GDP名义增速达到11.3%，而投资增速仅为7.5%，投资低于GDP增速3.8个百分点（见图1）。
　　近年来投资增速不断下降，但经济增长速度非常稳定。2012年时，投资实际增长速度达到19.6%左右，当年的GDP增速为7.9%。2014年时，投资实际增速为15.1%，当年经济增长7.3%，两年相比较，实际投资增速下降了4.5个百分点，而经济增速仅下降了0.6个百分点。到2016年时，投资实际增速为8.8%，经济增速为6.7%，与2014年相比较，投资增速下降了6.3个百分点，而GDP增速仅下降了0.6个百分点。2017年，投资实际增速预计将再下降6.6个百分点，但经济增长预期会高于个百分点（见图2）。
　　经济稳定增长的背后是投资的贡献显著减弱。首先是投资转化成经济需求的能力下降。从最终需求的角度看，由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构成，其中资本形成包括固定资本形成和存货变动。资本形成而不是投资是真正的社会总需求。2005年以前，固定资本形成与固定资产投资两者基本一致，单位投资大致产生单位固定资本形成。但近年来，这一比率快速下降，2010年时，单位投资产生0.77元固定资本形成，2016年时，已经下降到0.535元。
　　其次，相当多的投资还形成对进口的需求，实际固定资本形成增长对经济的贡献还要更小一些。2016年，我国固定资本形成增长从30.15万亿元增长到31.89万亿元，增加了1.74万亿元，同比增长5.8%，但其中约10%形成了进口需求，扣除这部分以外，实际只增加了1.47万亿元，占GDP增量4.72万亿元的31.1%，而同期居民消费从26.6万亿元增加到29.3万亿元，且消费直接拉动进口的比重很低，这样估计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有56.5%的贡献。
　　根据我们的测算，近年来固定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显著下降趋势。2012年至2016年，固定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41.3%下降到31.1%，下降了10个百分点。2017年，由于出口增长迅速，可以预计，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将大幅度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投资增速下降带来的冲击。
　　正如中国经济规模小于美国，但中国对全球增长的贡献远远超过美国一样，虽然我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很高，但由于消费保持了稳定较快的增长，已经成为促进增长的主体，投资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的拖累也就小了很多。
　　总体来看，近年来我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显著下降，消费已经成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量，出口回升也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增速不断下调并没有对经济带来显著的冲击。展望2018年，由于不少市场内生性投资已经趋稳，预计总投资增速也很可能实现止跌企稳，维持在7%左右的增长水平。由于投资增长基本实现稳定，而且投资波动本身对经济增长冲击的减弱，这两方面都有利于减轻2012年以来由于经济下行带来的宏观调控压力，有利于扩大优化政府支出结构的空间，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上来。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DF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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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洪才：投资增速下滑拖累一季度经济 波动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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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在做客中新网视频访谈时表示，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增速放缓的直接原因是投资增速下滑，大家要正确理解这种正常波动。中新网 李美多 摄
中新网4月21日电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一季度的一系列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一季度GDP为128213亿元，同比增长7.4%，比上一季度回落0.3个百分点。一季度经济增速放缓有何原因，对普通百姓有何影响？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在做客中新网财经频道视频访谈间时表示，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增速放缓的直接原因是投资增速下滑，大家要正确理解这种正常波动。
徐洪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经济增速换档，由原先过去年增速9%左右下滑到7.5%左右；第二个特点是前期政策消化，第三个特点是各项矛盾的集中凸显。
他表示，经济增速下滑主要是潜在经济增长力在下移。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来临，原来二元经济结构——那种廉价的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供给的状况不复存在了，工资成本上升的比较厉害，特别是一些加工工业、加工贸易，还有一些中小企业面临这方面的压力。二是现在对节能环保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提高了标准和要求，也因此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三是政府的经济体量比较大了，跟过去相比，保持以往9%的快速增速，这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速度，但我们未来保持中高速增长的趋势没问题。”
徐洪才指出，一季度经济下滑的直接原因，是投资增速在下滑。他说：“投资的三大块：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制造业，这三大块都有各自的原因，总体是下移了。现在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17%点多，显然它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明显减弱了。另外就是消费也有一点温和下移的趋势，出口这块有其他的原因。”
在谈到经济增速下滑对普通百姓的影响时，徐洪才说：“(如果)就业机会减少，政府财政收入下降，可能影响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更多是对未来经济发展预期的形成，以及对外部投资者方方面面预计的形成，可能有一点负面。但如果真正分析清楚下移的这种波动是正常的，对经济未来平稳运行充满希望和信心。”(中新网财经频道)
(原标题：徐洪才：投资增速下滑拖累一季度经济 波动正常)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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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房地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态势 或进一步拖累GDP增长-随州房产在线|&&& 正文房地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态势 或进一步拖累GDP增长 11:36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一季度前两个月数据来看，房地产市场投资增速延续了去年以来的下降态势，并且随着新开工负增长和土地购置面积负增长仍将继续，开发商集体仍在去库存，无钱、无暇拿地。包括华远地产前董事长任志强在内的业内人士，而这会进一步地拖累GDP的增长。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回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8786亿元，同比增长10.4%，增速比去年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5922亿元，增长9.1%，回落0.1个百分点。自去年1月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连续14个月下滑。2013年末房地产投资增速为19.8%，2014全年降至10.5%，跌幅近五成。而到今年2月份，这一数值进一步下跌至10.4%。与此同时，开发商土地购置面积仍然是负增长，地方供地不足或房企拿地意愿不高。从一季度的一线城市土地成交情况看，总成交建筑面积是近三年的*低点，仅为1132万平米。不少开发商人士反映，去年9·30新政和降息降准虽然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楼市，但到了今年一季度尤其是春节期间效应已经递减，感觉房子“卖不动了”。银行业人士指出，一季度，尽管降息之后房贷利率明显下行，但在利率市场化、股市疯狂和负债来源愈发不稳定的背景下，银行配置信贷的意愿依然不高，信贷的“量”依然偏紧。此外，房地产库存持续创出新高。截至2015年2月，商品房待售面积6.4亿平方米。按2014年商品房销售面积12.1亿平方米计算，在不考虑新竣工面积的情况下，全国商品房存销比为6个月，而2012年7月降息带动投资反转时这个数字仅为3.5个月。除了高企的待售库存，巨大的在建面积存量也是阻碍房地产开工的障碍。截至2015年2月，在建房屋施工面积48.3亿平米，待售住房与在建住房需54个月才能卖掉。民生证券宏观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认为，过去几年的投资实际上已经透支了相当一部分未来的居住需求。持续低迷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叠加其他因素，导致一季度GDP下行。管清友预计，一季度经济增速大概率低于预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主要是因为传统增长引擎如房地产继续失速，而新增长点又青黄不接。3月30日开始，中央各部委密集推出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提振楼市，包括央行等三部委降低购房贷款门槛，财政部出台二手房交易税收优惠，国土资源部调整土地供应机制等。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认为，这些政策对地产销售增长将起到一定积极作用，并将适当改善投资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软着陆。预计5、6月份市场或好转任志强指出，3·30新政出台后，已经看到有房价在上涨，尤其是二手房。但二手房交易是个人行为，对于GDP没有影响。只有一手房快速消化才能增加房地产投资，拉动GDP的增长。“当然，政府不希望房价快速增长，否则首套房首付比例为什么是30%，二套房首付是40%，而没有降至20%或10%，现在*主要的任务仍然是去库存。”任志强说。因此，3·30新政并不足以让房地产投资增速重回高位。余斌预计，2015年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将下降到7%左右，降幅比去年收窄。管清友也认为，在楼市的天量库存未消化前，地产投资回暖概率不大。任志强预计，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落至5%－7%。从房企的角度来看，CRIC研究中心房玲指出，2015年1季度土地市场较为冷清，企业拿地谨慎，其中重点房企拿地力度整体下滑且企业间分化明显。据CRIC数据统计，1季度20家重点房企拿地总投入897亿元，同比下降44%。其中17家房企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尤其是世茂和绿城，1季度均没有拿地动作；此外，20家重点房企中，超过半数拿地销售比低于平均水平。企业拿地投入的收紧一方面是因为一季度房企销售情况普遍不佳，在“现金为王”的压力下，房企拿地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经过过去两年的存货积压，多数房企将去库存作为2015年的首要目标，拿地节奏均放缓。万科董事会秘书谭华杰表示，虽然万科手握重金，净负债率降至十年来低位，但仍会倾向于考虑在存量市场拿地，因为土地招拍挂价格太高了，尤其是一线城市。此外，自3月份以来，万科、保利、中海外、碧桂园等绝大部分房企今年新开工都是持平或小幅下滑，各家房企均把消化存货放在重要位置，也针对各自的存货制定了分类处理措施。不过，房玲预计，随着首套房贷*低两成、二套房首付降至四成等利好政策的落地，预计5、6月份市场销售情况将有明显好转，而随着销售情况的回暖，房企拿地积极性有望回升，但对此继续保持谨慎态度。
责任编辑：真真网友评论()
文明上网，理性发言。|新闻排行周月123456789精品栏目8000元/㎡4800元/㎡4850元/㎡待定5100元/㎡5100元/㎡待定4990元/㎡余永定：经济增速下降还没有见底 楼价下跌终难避免 - 数据 -重庆乐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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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经济增速下降还没有见底 楼价下跌终难避免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卢晓平
面对难题，中央提出“去产能、去库 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力，破解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局。
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面对难题，中央提出“去产能、去库
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力，破解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局。日前，上海证券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先生。
保住经济增长底线十分必要
上海证券报：您过去一直强调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性，为什么最近提出再次引入经济刺激的主张，这种主张与您对当期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有什么关系？
余永定：我认为中国经济现在面临很大的通缩压力。结构改革要继续推进，但通过需求管理摆脱通缩压力，保住经济增长底线也十分必要。
所谓通货收缩是指物价的普遍、持续下降。到今年1月底，PPI已经连续47个月为负。我认为，在中国，PPI比CPI更能全面反映整个经济的供
求失衡状况。PPI篮子不仅包括原材料、中间品价格，而且包括最终产品价格；不仅包括生产品价格而且包括消费品价格。不仅如此，2015年GDP减缩指数
也由正转负。
通胀（物价普遍上涨）的危害大家都理解，但物价普遍下降又有什么不好呢？在经济学文献上，通缩对经济的破坏作用主要来自通缩导致的实际债务上
升。债务是按名义货币计算的，物价的下降导致实际债务上升，而企业的去杠杆则会导致经济陷入衰退。中国的情况略有不同，通缩压力是从产能过剩开始的，产能
过剩导致PPI下降。但产品价格下降的同时，名义工资却在上升。这样就导致企业利润下降和亏损增加。事实上，中国非金融企业利润率是世界上最低的。
2015年企业利润已经开始负增长。中国企业本来就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PPI下降导致实际债务增加，并进而导致企业利润减少和亏损增加。企业盈利下降和
亏损增加最终都将导致企业减少投资。
投资是当期有效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的减少必然导致当期产能过剩的进一步恶化。这样，以产能过剩作为起点，以PPI为作用渠道，经济增速和
通缩压力相互影响以致形成恶性循环。通缩同物价的一次性调整不同，一次性调整持续时间短、产出损失小，通缩则意味着物价和产出会一路持续下跌。除非出现某
种良性外部冲击，通缩的结果很可能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
CPI为正这个事实是否能够否定通缩压力的存在呢？否。CPI为正，主要是工资上涨、老龄化的结果（对食品、娱乐教育与文化、医疗保健的需求增
加）。工资上涨快于CPI上涨，意味着企业利润受到进一步挤压。此外，中国大量借债的企业是制造业、国有企业、大企业，其他产品和服务价格微升的企业大多
是从事服务业的民营、中小企业，这些企业的负债负担本来就不高。因而，CPI上升对于实际债务上升的抵消作用十分有限。总之，CPI为正并不能否定中国存
在通缩压力。相反，同CPI和PPI皆负相比，CPI微正、PPI为负，对经济造成的下行压力更大。
如果你接受中国处于通缩压力状态这样一个判断，你就必须警惕经济增速下滑的顽固性和持续性。事实上，我们从2012年开始等待增速反弹，但增速
没有反弹，而是逐年下降。一种比较乐观的看法是，中国经济将在今年下半年出现反弹。如果真是如此，中国确实没有必要引入什么刺激措施。大家认为中国经济增
长将走出一个L型。问题是：我们并不知道中国经济是处在L的一竖上还是在一横上。经过四年的等待和失望，我现在倾向于认为，经济增速下降还没有见底，因为我们没有看到PPI回升的迹象。换言之，物价下降和有效需求减少的负循环还未结束。
难道我们不可以通过增加消费需求增速的办法来抵消房地产投资增速骤降带来的影响吗？当然，这最好不过。而且政府确实应该采取措施，鼓励居民消
费，但居民消费需求主要是居民收入和财富变动等一些变量的函数。很难设想，如果GDP增速大幅度下滑，居民消费能保持足够快的增速，以致能够抵消投资增速
下降对经济造成的下行压力。此外，出口增加也能帮助维持经济增长。但是，其作用也是有限的。
为了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在未来5年内，中国经济年均增速必须保持在6.52%以上，这个目标还要不要保？目前，银行不良债权在增加，如果经济增
速大幅度下滑，不良债权就会进一步大幅度增加。不仅如此，虽然目前房价依然居高不下，但除极少数大都市外，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房价下跌恐怕是难以避免
的。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势必会给中国金融体系带来不稳定的因素。2015年以来资本外流和外逃增加，市场信心有待提振。如果GDP增速进一步下降，信心从
何提振？资本外流和外逃如何遏制？人民币汇率如何稳定（应不应该稳定是另外一个问题）？
总之，中国必须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不会跌破某一底线。否则，就必须采取措施，摆脱通缩压力的不良循环，防止经济增速的大幅度下滑。
短期需求管理和长期结构调整并不矛盾
上海证券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当下最热的词汇，您对此是怎么看待的？
余永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概可以理解为结构改革吧，结构改革包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劳动结构、产能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等等。“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大概也包含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变人力和资本投入驱动为创新驱动、改善人力资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等。供给面的结构改革必然包括对某
些工厂和生产设备实现“关、停、并、转”，即对现有资本存量的调整。更重要的是，为了使供给结构合理化，必须调整需求结构，只有这样，未来的供给结构才能
变化。例如，旧产业的淘汰和新产业的发展是要靠投资（包括人力资本投资）实现的。在调整需求结构的过程中，很难避免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例如，在房地产投资
减少的同时，消费需求未必能够相应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产能过剩。但是，此时的过剩产能（如果钢铁产能过剩）并非完全无法
利用。如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这部分产能中的相当大部分就可以得到利用。而基础设施投资，如果计划得当，不仅可以弥补因投资结构调整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
而且可改善未来供给结构。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依然很大、公共产品供给匮乏。只要规划得当，基础设施投资并不会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和经济结构的恶化。把北
京的地下管线修得好些，把地铁的安全隐患减少些，把城际交通搞得更为现代化些，总不至于会恶化经济结构吧？相反，稳定经济和收入增长是为结构调整的深化奠
定坚实的基础。需求管理同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是相辅相成的，不应该把它们对立起来。“一石二鸟”何乐而不为？总之，供给面的结构改革不排斥需求管理，需求管理也不排除结构调整。
上海证券报：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五大任务，即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对此，您是如何理解的？
余永定：中国的去库存现在主要是指房地产去库存。2015年房地产库存一直在增长。2015年末的商品房待售面积7亿平方米，占平均商品房年销售额的54%。但是，尽管库存增加，房价却并未下跌。这种状况难以持续。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去库存必须伴随价格的下跌。除少数国际化都市外，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大概终究难以避免。政府恐怕应该为未来房地产价格下降可能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带来的冲击设计好预案。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去库存非常必要，但在短期内，去库存并不能抑制经济增速下滑。此外，去库存主要是企业的事情，政府作用是辅助性的。当然，在发生危机的形势下，政府可能不得不入市干预。
同去库存问题相比，去产能的含义可能会引起更多争议。产能，顾名思义是生产能力，而生产能力又是同资本存量相联系的。过剩的产能可以包括两部
分：永远无法使用的产能（死产能）和由于暂时的需求不足导致的闲置产能。第一类过剩产能是无效产能。例如，生产电子管显像管的产能是无效产能、死产能，应
该在物理上消灭和从统计中扣除。值得指出的是，这种产能的产品没有需求，不会造成物价下降压力；去掉这部分产能也不会导致物价上升。第二类过剩产能并非无
法利用，而是当期需求（需求曲线左移）减少所致。这类产能过剩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在价格下降过程中，一部分竞争力较差的企业完全或部分退出生产，
相应产能被闲置，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过剩产能。应该看到，供给量减少和产能闲置有助于价格稳定。但如果有效需求增加，部分被闲置的产能还会得到利用。
在过去，钢材过多就盖更多的钢厂。新钢厂需要钢材，可以吸收过剩产能。但新建钢厂在未来会提供更多新产出，从而使未来产能过剩更为严重。我们不
能重复这种做法，但也不应该让所有过剩钢铁产能闲置。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增加有助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需求，使至少部分“过剩”产能得到利用。否则不仅资
源浪费严重，而且会加重通缩压力。总之，去产能的重要内容是增加有效需求。
去杠杆应该是指减少企业债务。中国企业债务居高不下，对中国的金融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去杠杆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去杠杆意味着企业投资意愿和能力的减弱，其结果也是PPI和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降。在目前，更重要的问题似乎是控制信贷增长速度。
降成本和补短板属于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资源配置，这些措施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在当前情况下，两者都有助于摆脱通货收缩压力的不良循环。但降成本特别是如果涉及降工资成本，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更复杂一些，需要进一步分析。
不难看出，尽管“三去、一降、一补”十分必要，但这些都不是针对通货收缩开出的药方。例如，由于需求不振，房地产库存迅速增加。尽管房价未降，
面对住房需求减少的现实，房地产开发企业一直在压缩房地产投资（少盖房）。由于房地产库存居高不下，2016年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第一要务必然是去库存。在
把积压的房子卖出去之前，房地产开发企业是不会盖新房的。由于房地产投资和相关投资在GDP中的比重极高，如果房地产投资增速骤降必将严重拖累GDP增
速。尽管“去库存”可以帮助房地产开发企业度过债务难关，但“三去、一降、一补”解决不了经济增长因房地产投资增速锐减而急剧下降的问题。如果政府的判断
是，房地产投资增速不会大幅度下降也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冲击，或者即便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也不要紧，则只要不在本应由企业决定的问题上越俎代庖，把
政策着力点放在“三去、一降、一补”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中国政府就必须刺激有效需求，用政府部门的加杠杆抵消企业部门的去杠杆对经济
增长的抑制作用，防止经济硬着陆。
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我国目前主要问题是经济的持续下滑压力大。为防止硬着陆，摆脱通货收缩压力的不良循环是关键。通货膨胀对经济有很大的消极作用，特别是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收缩可能比通货膨胀更难克服、延续的时间更长，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可能比通胀更严重。
我们需要一整套
比较完整的适合国情的经济政策
上海证券报：如何摆脱通缩压力？还是采取老办法，加大投资刺激力度吗？2008年，政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出台了“4万亿”的刺激政策，到现在还难以消化。中国还能承受再一轮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吗？
余永定：为了防止经济硬着陆，我们需要一整套比较完整的适合国情的经济政策。其核心是在不恶化经济结构的前提下，刺激有效需求，使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能够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
为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收入翻番宏伟目标，这也是“十三五”规划一个核心的指标，“十三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一定要略高
于6.5%。因此，我们应采取各种政策，防止经济出现进一步下滑。为了保证经济增速不进一步下跌，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充分灵活的汇率政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增加财政支出，扩大财政赤字。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是政府主导投资于基础设施，改善公共产品的供给。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的
基础设施投资的余地依然相当大，包括城市的管网建设、北京地铁改造、长江生态环境改善、现代化的卫生系统建立和完善等等。所以说，现在不是没有能够利于改
善经济结构的投资，再搞比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的余地是存在的。
上海证券报：大规模刺激政策会不会带来以前曾经出现过的问题，会不会走老路？
余永定：为了吸取年的经验教训，必须仔细规划、从长计议，把刺激计划设计得更为周详，尽量避免重复建设和浪费资源，使刺激计划完全可以和“十三五”规划有机结合。
需要强调一点，刺激计划的融资方式应该与“4万亿”显著不同。具体地说，应该以财政融资为主，而不是主要依靠银行信贷。
这次应该靠财政支出，政府出钱。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应该是政府带头投资，政府花钱，这里有一个挤入效应，而不是挤出效应。政府承担主要风险，政府让利，民间跟进。财政的钱从哪来？很简单，发国债。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陷入通缩。政府当时通过发行国债方式解困，当时不少人担心财政赤字。但事实上，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之后，中国的
财政赤字反倒减少了。日本当年十分害怕公共债务增长。当公共债务占GDP比为91%的时候，日本政府就开始搞财政重建，使公共债务占GDP降下来，结果很
快出现经济衰退。现在日本的公共债务占GDP比已经达到230%以上。日本官僚当年害怕的公共财政危机依然并未发生。根据国际经验，考虑到中国目前公共债
务对GDP之比还不算太高，如果可以使中国经济增速维持在6.5%的水平上，把财政赤字提高到4%应该是安全的。
增发国债一个非常大的好处是推动国债市场的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明确，要建立一个无风险的收益率曲线。如果庞大的涉及面非常广的国债市场
这条曲线建立不起来，一旦所有的金融产品不能正确定价，会出现大量的投机和套利等等混乱现象。因此，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既刺激了有效需求，又发展了我国
金融市场，何乐而不为？
政府应该通过发放国债为刺激措施融资，国债的发放对象应该是中国居民和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则应进一步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支
持。例如，货币政策应该有助于国债的发放、有助于降低国债发行成本。理论上，克服债务—通缩恶性循环，不但要刺激有效需求，而且要实施债务重组。中国上世
纪90年代末期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未来一两年中，中国恐怕也难免再次开展大规模的债务重组。
此外，为了确保央行能够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必须有充分的灵活性。同时，鉴于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一些脆弱性，必须继续坚持资本管制。
总之，2016年，面对通缩压力和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的严峻挑战，中国在推进结构改革、增长方式转变的时候，应该结合“十三五”规划的落实，执
行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产品提供为主要内容的扩张性财政，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为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支持。同时，中国应该加快汇率制度改革，通过市场供
求，并辅之以资本管制，实现汇率稳定和双向波动。中国还有很大的政策空间，只要政策对头，就一定能够实现经济稳定较高速度的增长。免费约车看房请拨打400-606-6969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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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监管部门对于乱象整治工作中的大案要案会坚持顶格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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