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国祥、郭晓涛：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情况非常复杂，一前一后各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王朝时期，前者秦汉王朝时期，奠定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王朝格局；后者隋唐帝国时期，铸就了以中国为核心、华夏文明为传统的东亚秩序文明圈。三国魏晋南北朝夹在两个大统一帝国时期之间，处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战争与分裂时期。这一时期中原扰攘、神州芜秽，历史事件千头万绪，文化面貌多元杂糅，各方面的文化因素在东亚大陆的核心地带相互融合、碰撞、裂变。战乱造成人口大面积、大范围地移动，晋室衣冠南渡、胡族逐鹿中原、西域宗教信仰纷至沓来，直接导致这一时期的文化面貌呈现出万千星斗竞相辉映的局面。
2015年，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显著。中原地区的大型遗址，作为都城的不同时间段的帝国核心，有着学术价值可观的重要发现；一般城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开花，成果卓然；在边陲地区，跨文化地域的考古发掘，为研究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提供了珍贵的研究素材。
研究方面的收获，主要体现在对以往构建理论的不断探索和深化，使之进一步丰富或改进。第一，在都城考古方面，都城制度的研究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进展，逐步对以往的认识有所调整、纠正或者重新定义。第二，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与其社会一样正处在一个变革时期，自俞伟超先生提出“晋制”说以来，学界多承其衣钵，在材料逐步丰富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尤其近年来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晋制”理论的内涵，以齐东方先生为代表，对其理论在更深层次进行阐发。第三，社会在动荡、文化在碰撞、思想在激荡，多元文化的融合交汇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的重要特色，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成果显著增加，研究视野扩展到整个东亚大陆，乃至与中亚、欧洲腹心地带的比较。第四，有别于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考古有一个重要的学科分支——墓志研究，作为一大亮点其研究逐步深入，从原有的经史互补的研究习惯中逐步突破出来，谱牒世系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墓志研究不再满足于两重证据法的研究现状，开始向史学史方面挺进。第五，与其他领域一致，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方法也大量引进了各种科技手段，技术考古在其中多有贡献，诞生了一大批喜人的成果。
一　都城和其他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一）都城遗址
从年代上讲，三国魏晋南北朝自曹丕禅汉代魏开始，至北周覆亡隋朝建立，凡361年。其间累计建立政权29个，不同等级的都城遗址分布在不同区域。北方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后，不约而同地彰显其国统正朔之诉求，这个时期进入一个蔚为壮观的造城运动时期。都城制度在这场运动中不断地被探索、被定型，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都城考古将是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的一个重要节点。
2015年度出版的徐苹芳《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中，徐苹芳先生强调了古代城市考古学与古代史之间密切的关系。而城市考古中最重要的环节，则是都城遗址的考古。
1.汉魏洛阳城
在河南洛阳汉魏故城太极殿遗址发掘的基础上，北魏宫城太极东堂遗址又有新的发现，明确了东堂殿基的规模范围、形制布局、建筑时代以及其与主殿太极殿的关系。此次发现与之前发掘的太极殿主殿台基，共同构成了魏晋至北魏宫城中最核心的宫室建筑群，确定了太极殿主殿与太极东、西堂东西并列三殿的总体格局，完善了对该建筑群建造与沿用时代的整体认识。太极殿主殿与东堂台基的时代序列大致相当，其始建年代均可上溯至三国曹魏时期；迨至北魏沿用其主体格局，并有所改建；北魏分裂之后，洛阳城顿成废墟，到北周宣帝时期，对该建筑群又进行了大规模改建，但据发掘情况结合文献记载，此次改建并没有完成。综合分析，太极殿及太极东堂遗址的发掘，为研究汉魏洛阳城的宫城形制演变和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提供了重要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发现北魏宫城太极东堂遗址》，《考古》10期）。
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座“建中立极”的太极殿，其主殿与东西堂东西并列的形制布局，以及太极殿为大朝、太极东堂为常朝的宫室制度，均创始于曹魏时期，影响了后世诸朝的宫殿样式和形制；从太极殿的发掘收获，再回溯到此前十余年该城宫城南区的考古工作，基本上确定了曹魏至北魏以宫城南门阊阖门为起点、经由二号和三号宫门至太极殿的宫城轴线，为进一步探索中国古代都城的单一宫城形制和“五门三朝”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基础资料。
以往对北魏洛阳外郭城里坊曾有过较多复原研究，郑君雷通过考古与文献资料再次进行了探讨，主要从坊里、道里、营建里几个概念的尺度出发，对目前郭城东西墙复原中的问题进行了辨析，由此进一步厘定了东郭城以及建春门诸石桥的位置关系，同时认为南郭城过洛河存在有规划的里坊，记载的320坊当为规划数，而220里则是实有里坊数（郑君雷《北魏洛阳外郭城复原研究的初步检讨》，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2.六朝建康城
王志高将其多年来江苏南京六朝建康城考古研究的论文结集成册，总结和回顾了六朝建康城考古发掘的心路历程，许多论文对六朝建康城的建制、布局、城市建设等有较深入的研究，基本复原了六朝都城——南京的风貌（王志高《六朝建康城的发掘与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江苏六朝史研究会组织的“六朝建康城东方大都会”国际高层论坛，是研究六朝建康城的学术盛会，张学锋对会议发言进行了总结（张学锋《“六朝建康城东方大都会”国际高层论坛会议总结》，《南京晓庄学院学报》7期）。
楼劲认为经过历史、考古学者的不懈努力，六朝建康城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他对建康城的四至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角度，认为从建康城礼制建筑遗址的文献记载出发，进一步细化建康宫、城方位的参照系；同时还对建康城的朝向问题提出了个人见解（楼劲《六朝建康城研究的新阶段》，《南京晓庄学院学报》7期）。
日本学者佐川英治基于近年建康城的考古工作，首次对建康城和日本藤原京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提出了六朝江南文化的新论点（[日]佐川英治《六朝建康城与日本藤原京》，《南京晓庄学院学报》7期）。
张学锋在对六朝建康城研究基础上，以建康城为中心，旁及曹魏邺北城、北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南城、隋唐长安城，指出这一时期出现的“中世纪都城”的形制特点。都城经过严格规划，坐北朝南；宫城位于中轴线北端，衙署位于宫城之南，里坊构成的外郭城三面包围宫城；宫城以北设立禁苑。认为中世纪都城是中国传统都城制度与草原文化结合的产物（张学锋《所谓“中世纪都城”——以东晋南朝建康城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8期）。
牛润珍《古都邺城研究——中世纪东亚都城制度探源》（中华书局），系统讲述了邺城的历史变迁和都城制度对东亚都城的影响。
在陕西靖边县统万城的一南一北，分别发现一组大型夯土基址，均在距离城址2千米~3千米以外。统万城以南的夯土基址由3个方形夯土台基组成，边长36米~37米；夯土台基有着巨大的地下夯土基础；夯土台基外有一周围墙。城北的夯土基址也由3个夯土台基构成，2个圆形台基、1个方形台基。发掘者认为上述夯土基址的性质可能与赫连大夏国的祭祀习俗相关（《榆林考古接连有重大新发现》，《榆林日报》10月30日）。
吉林集安市国内城遗址是高句丽时期的第二座王都，也是高句丽都城史上历时最久的平原城址。赵少军分析国内城城垣北墙遗迹东北墙角的剖面，认为国内城的北墙及东墙局部，在高句丽时期存在一次大规模的补修，其最大特征是在城垣内侧完成（赵少军《国内城城墙修筑问题探讨》，《东北史地》2期）。
6.其他皇家遗址
在都城遗址之外，研究者将视野拓展到都城以外与皇家功能息息相关的建筑遗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武川县榆树店古城的考古调查结果认为，该古城应该是北魏阴山行宫广德殿遗址（张文平、袁永春《考古调查确认北魏阴山行宫广德殿旧址》，《草原文物》1期）。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大青山坝顶圜丘遗址的考古调查显示，遗址底层为长方形夯土台基，其上有三层圆形台基，认为该遗址是附属于北魏行宫阿计头殿的祭坛遗址［袁永春、张文平《呼和浩特市大青山坝顶圜丘遗址性质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36卷5期］。
（二）城镇及其他遗址
城市考古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的重要内容，除洛阳、建康等都城遗址外，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及研究视角的拓宽，地区性城镇邑聚遗存也成为研究的重要方面，尤其区域考古调查方法的使用，使得一些重要遗址重见天日。
严辉通过文献和考古调查结合的方法，对河南伊洛河流域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古城、古聚落进行了全面梳理，析出《水经注》古城邑聚记载凡83处、《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凡84处，勘核后确定约122处。认为该区域内都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清楚，但是郡县、乡亭、聚邑、坞垒、关津等资料尚不明晰。对比考古调查与发掘的29座古城邑资料，认为考古工作还有深入的空间，建议设立课题解决（严辉《伊洛河流域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古城、古聚落汇考》，载本书编委会编《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作为地方性城址的代表，江苏扬州市蜀岗上古代城址资料的公布，确证了六朝时期广陵城的存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陵城经历数次兴废，而考古资料却一直暂付阙如，2015年度扬州城的考古工作是一大突破。其北城墙东段夯土墙体的发掘解剖，发现的六朝时期夯土最高残存1.2米，是在汉代夯土城墙内侧加宽1.7米形成；而唐代夯土则又是在六朝及以前墙体之上两侧增筑加宽而成。六朝广陵城城垣地望的确定，为下一步全面考察六朝广陵城提供了重要线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年）》，科学出版社）。
汉唐蓟城是今天北京城市的源头，近年不断有新的发现。胡传耸对近年来北京地区汉唐蓟城考古工作进行了回顾，考古发现的蓟城城垣之下叠压着东汉时期的墓葬，可以确定蓟城的年代不早于东汉，很有可能是魏晋至隋唐时期的蓟城遗存。随着西晋华芳墓志和其他唐代墓志的出现，魏晋至隋唐时期蓟城的位置、规模也基本已经确定下来（胡传耸《北京汉唐考古回顾与展望》，《北京文博文丛》2辑）。
在辽宁沈阳市老城区地下，埋藏着一座古城——宫后里古城，以往学者一致认为其与《汉书·地理志》中辽东郡的侯城县相关。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不断考古发现有关古城的详细信息。考古工作者基本上确定了这座古城的四至范围，结合勘探发掘资料，认为宫后里城址始建于战国中晚期，东汉中晚期至魏晋时期兴盛，魏晋之后基本废弃（赵晓刚、姜万里《沈阳宫后里城址刍议》，《东北史地》2期）。
四川芦山县姜城遗址是一座汉魏时期的古城遗址，近年来陆续出土一些经过改用的残碑，分别是《杨君之名残碑》《赵仪碑》《“十四年”残碑》。郭凤武等对新近出土的《故府张君之碑》考释研究，认为碑主人应该是东汉晚期到三国蜀汉时期，曾官至蜀汉云南太守的汉嘉人张休；结合其他残碑的情况，研究者认为这些残碑是延熙十一年（248）被重复利用于筑城（郭凤武、吴伟《四川芦山县姜城遗址新出土〈故府张君之碑〉初探》，《四川文物》6期）。
唐际根等对江西萍乡县芦溪古城考古勘察，古城平面呈不规则近圆形，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墙垣宽度为18米~20米，系红色土堆筑于地面之上，内夹大量砂石。调查者认为古城的年代很可能早至三国时期，并将该古城与孙吴时期修建的萍乡县城联系起来（唐际根、邹松林、常淑敏《江西省萍乡芦溪古城勘察简报》，《南方文物》4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策勒县斯皮尔古城的考古工作又有新的发现，古城平面呈矩形，年代约为魏晋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新疆策勒县斯皮尔古城的考古调查与清理》，《考古》8期）。
日本学者关尾史郎综合甘肃高台县境内的古墓群、画像砖、出土简帛以及分布的古城址等考古资料，提出了发展“高台学”的学术呼吁。认为高台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对于了解河西地区的历史文化构成有重要意义。同时指出，魏晋时期在此建立的建康郡居住着粟特人，这里成为他们前往内地的中转站，这对从城址考古研究角度探索东西方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日］关尾史郎著，王蕾译《高台研究的成果和意义——推进“高台学”》，《河西学院学报》31卷1期）。
魏坚《牛川古城与北魏六镇》的报告，介绍了近年在内蒙古考古调查发现的一些古城，有四子王旗库伦图城卜子古城、察右中旗土城子乡元山子古城、达茂旗希日穆仁城圐圙古城和察右后旗克里孟古城，而克里孟古城应该就是牛川古城。同时还结合文献以及周围军镇的设置，认为克里孟古城在北魏帝国的军事防御以及皇帝北巡中扮演重要角色。韦正介绍了河北尚义土城子古城的调查收获，认为该城址是北魏北部边疆东部地区最大的城镇遗址，推测为六镇中的柔玄镇（包桂红、程鹏飞《“草原游牧民族与丝绸之路暨中蒙联合考古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草原文物》2期）。
二　墓葬的发现与研究
（一）“晋制”的有关讨论
囿于文献，传统考古学在研究之初就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影响，认为所谓的“晋制”就是“薄葬”的代名词。这一点，从俞伟超当年将单室墓作为“晋制”的主要因素考量，应该就是产生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之下。然而，作为一个大时间段内的墓葬制度理念，如果仅仅用薄葬来解释，显然不够完善。
齐东方在关于“晋制”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中，深刻剖析了构成“晋制”内涵的四个概念：丧葬观念、丧葬习俗、丧葬礼仪、丧葬制度。同时认为晋制的存在与否，应该从这四个要素的动态形成过程来观察。曹魏墓葬的不封不树首开先河，西晋墓葬承其流风，衣冠南渡之后，以中原为正朔的东晋王朝继承了北方墓葬制度；由此可以确定，魏晋时期由于上层观念的转变，使得原有的丧葬观念受到冲击动摇；原来东汉时期前堂后室的墓葬形式发生了改变，原有的横前堂被祭台代替，表明了丧祭礼仪的转变；汉代墓葬中习见的日用品组合，在魏晋时期逐步向祭奠仪式感强烈的用器过渡；牛车、陶俑、仪仗组合成为两晋墓葬的普遍风尚，并逐步被社会各层面接受，进而形成群体记忆而被固化成为一种习俗。至于习俗如何确定成为礼仪和制度，作者引述了大量文献加以佐证，从概念方面为“晋制”的研究构建了一个完善的制度体系（齐东方《中国古代丧葬中的晋制》，《考古学报》3期）。
作者之所以剖析“晋制”的内涵与外延，应该是对于目前学术界对“晋制”理论滥用的反思。而事实上，魏晋时期之后的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陆沉、战乱频仍，草原、西域、宗教的因素大量注入墓葬文化之中，墓葬制度在这两个时期的巨大变化，更应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多元化的墓葬文化则更可能是影响隋唐墓葬制度的源头。
刘振东对晋制的探讨，认为就墓制而言，曹魏制度是对汉制的颠覆，而晋制则是对曹魏制度的继承和改造。其主要从坟丘墓即封土墓葬的角度出发，对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制度，尤其是墓葬等级制度进行归纳综述。其将魏晋时期归结为中国古代坟丘墓的衰落期，从地面设施、墓葬形制以及随葬品三个方面对曹魏时期的墓葬加以论述。认为地面设施“不封不树”，是曹魏墓制与两汉时期墓葬制度最重要的区别。从墓葬形制方面比较，曹魏时期的墓葬埋藏较深、墓葬规模变小、墓内装饰趋于简单化，平面形状发生些许变化（刘振东《冥界的秩序——中国古代墓葬制度概论》，文物出版社）。
值的肯定的是，其认识到曹魏与西晋墓葬之间的不同，同时将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分别定义。显示了在其研究过程中，认识到这一个历史大时期内，各个时间段、不同地域墓葬文化所体现的不同面貌。也就是说，所谓的晋制是一个不断嬗变的动态进程。
霍巍对晋制的探讨，不仅局限在墓葬内，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到了墓葬周边。其通过分析六朝墓葬外神道瑞兽形象的演变规律，进一步阐述了墓葬从“汉制”到“晋制”的转变机理。其中六朝墓葬神道石刻瑞兽的出现，与汉代开始出现的城门、宫门、墓门的守护性石兽应该有所关联；而汉代的石兽可能与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后，“西方”文化因素的影响有关。而六朝狮子图像进入墓室内部，与地面石兽相互呼应，形成从外到内、由表及里的一套瑞兽系统，这一研究是对“晋制”特点的重新阐发。这种新特征是对汉代“四神”传统的革新与嬗变，其是在传统基础之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在当年俞伟超先生提出“晋制”理论的基础之上，霍巍认为“晋制”的探讨，除了墓葬形制的演变之外，亟待从更多方面加以考量（霍巍《六朝墓葬装饰中瑞兽的嬗变与“晋制”的形成》，《考古》2期）。
（二）帝王陵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三国曹魏陵墓
年，曹休墓的发掘为了解曹魏时期贵族墓葬的排列布局提供了标尺性的依据，严辉在其基础上与曹魏高陵横向对比研究，认为曹休墓的发掘有助于解决曹魏帝陵的问题，继而表明对文帝首阳陵地望的倾向性意见——可能在河南偃师市邙岭乡赵坡村附近。耿朔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出发，通过对“首阳山”和“乾脯山”古今地望及名称的辨析，对首阳陵的相对位置进行了研究。认为曹魏主陵区不同于西晋帝陵在首阳山以南，应该在首阳山主峰以北地区寻找（耿朔《首阳山小考——兼谈魏文帝首阳陵位置问题》，《北方民族考古》2辑）。
2.六朝陵墓
江苏南京市栖霞区狮子冲发掘了2座南朝大型砖室墓，墓葬位于象山南麓，东西并列，均坐南朝北，墓坑间距仅10米，墓室规模庞大。据调查和勘探，两墓与狮子冲的神道、石兽、陵垣共同构成一座完整的陵园。根据两墓封土之间的叠压关系判断，M1的营建年代晚于M2。墓室砖壁上均发现拼接整齐的砖印壁画，其中1号墓的“竹林七贤”砖印壁画在全国范围内罕见。2座墓葬中出土砖上的纪年分别是中大通二年和普通七年，发掘者认为2座墓葬的墓主分别为梁昭明太子（M1）及其生母丁贵嫔（M2）（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大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4期）。
此两座墓葬的发掘，纠正了学术界长久以来认为狮子冲神道石兽为宋文帝长宁陵，或者陈文帝永宁陵列置的学说，同时也验证了王志高之前对这两座大墓墓主身份的研究推测。
许志强、张学锋对狮子冲南朝墓主身份的判定进行了详细阐述，总结了前人关于狮子冲石兽及墓主身份的研究，同时结合对墓葬形制规模的考察与比较研究，认为狮子冲南朝墓与此前发掘的甘家巷6号墓、老米荡梁墓等栖霞山地区南朝墓葬基本相同，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南朝中晚期大型墓葬。而从砖印壁画尤其是“竹林七贤图”的横向比较研究出发，认为狮子冲墓葬的规格与西善桥油坊村大墓、宫山大墓、建山金家村大墓、胡桥仙塘湾大墓一脉相承，应该属于帝王级别的墓葬。最后通过文献的梳理论证，综合认定两座大墓墓主人分别是梁昭明太子及其生母丁贵嫔（许志强、张学锋《南京狮子冲南朝大墓墓主身份的探讨》，《东南文化》4期）。
以往经过科学发掘的六朝帝陵少之又少，早年一些被推定为帝陵的大墓，墓葬信息多不完备，造成了目前六朝帝陵定名的不确定局面。此次发掘的狮子冲大墓之所以引起重大关注，关键在于墓葬的信息较为全面，不仅为六朝帝陵的确定提供了参考系，同时从墓葬出土各类遗存的剖析，对比其他性质相近墓葬，可以更全面了解六朝帝陵埋藏制度的内涵。
王志高《六朝建康城发掘与研究》论文集中，有多篇研究六朝帝陵和贵族墓葬的文章值得重视。其中，对南京甘家巷西梁始兴郡王萧憺神道之东的一对南朝石兽进行了研究，指出以往学界认为其与鄱阳郡王萧恢有关的观点不确。其通过对石兽的造型、装饰风格的对比研究，同时考虑到与家族其他成员的位置关系，认为该石兽极可能是在世子始兴嗣王萧亮墓前列置的（王志高《南京甘家巷“梁鄱阳王萧恢墓神道石刻”墓主身份辨正》，《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期）。
刘庆柱先生在为王志高《六朝建康城发掘与研究》论文集的著序中，强调说明了帝陵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帝王陵墓与都城研究共同构成了古代都城“二元”文化的物化载体，研究帝王陵墓的制度，不啻是在研究地下的都城制度。所以，帝陵的研究要与都城的研究互相呼应才能相得益彰。
（三）一般墓葬的考古发掘
齐东方指出，丧葬观念只有普及到社会各阶层，才能成为时代的特征；而构成时代总体文化面貌的，绝大多数是一般人群社会。从这个意义讲，对一般墓葬的研究关注，是各个时期墓葬研究的共同命题，魏晋南北朝时期也不例外。2015年度，各地考古发掘层出不穷，新材料不断涌现，使得这一时期的墓葬文化特征不断丰富与完善，相关研究也逐步深化。
北京大兴区发现2座北朝墓葬，通过墓葬中的铭文砖可知，墓主人名韩显度，祖籍乐浪郡朝鲜县，下葬于元象二年（539），这座北朝墓葬为本地区的墓葬研究树立了时间标尺（张景华、李韵《北京发现大型古墓葬群》，《光明日报》3月17日）。
烟台市博物馆在山东烟台龙口市发掘东汉至魏晋时期墓葬7座，均为带斜坡墓道的砖室墓，墓室均为穹隆顶。由于破坏严重，棺椁制度和葬式不清楚。主要随葬品有白陶和釉陶器（孙兆峰《山东烟台发现战国至魏晋大型墓葬群》，《中国文物报》7月17日）。
河北赞皇县北魏李仲胤夫妇合葬墓是北朝赵郡李氏家族墓中的一座。根据墓志记载，夫妇埋葬时间相差27年，墓葬发现有二次葬的遗迹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工作队《河北赞皇县北魏李仲胤夫妇墓发掘简报》，《考古》8期）。
北魏李翼夫妇合葬墓为长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墓主殁于河阴之变，永熙三年与其夫人一起迁葬到此，墓为二次葬，随葬品组合完整、布局清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工作队《河北赞皇县北魏李翼夫妇合葬墓发掘简报》，《考古》12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发掘资料予以公布，壁画墓为单室砖室墓，在墓葬周边发现有墓园围墙遗迹。墓内发现大面积壁画，题材分别有神仙故事、马匹交易、围猎、出行等内容。墓葬的发掘为讨论北朝忻州地区墓葬文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该壁画墓一度曾经被认为与尔朱荣的墓葬有关（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考古》7期）。
山西大同市恒安街发掘1座北魏墓葬，墓为偏室土洞墓，墓葬中铭文砖写有“崔令珍妻韩法容”。墓葬中出土的金耳饰与1978年阿富汗席巴尔甘地区出土的大夏贵霜时期墓葬的金耳饰十分相似，反映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恒安街北魏墓（11DHAM13）发掘简报》，《文物》1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太原晋阳古城东南侧发掘一批古代墓群，其中北齐墓葬22座，均为拱顶土洞墓。依据天井的有无与多寡，可以初步了解有不同等级的墓葬。M20出土的“齐故楚州刺史赵公铭”墓志，可知墓主的身份与年代。由此可以大体推断该处墓地的年代当在河清三年（564）前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太原开化墓群年发掘简报》，《文物》12期）。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乌审旗郭家梁村发现的北朝时期4座墓葬资料，发掘者认为墓葬或与北魏时期铁弗匈奴有关（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乌审旗郭家梁村北朝墓葬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期）。
内蒙古自治区伊和淖尔墓群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的一处丘陵谷地中，2014年发掘2座北魏时期墓葬。墓葬为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墓室平面呈长方形，直壁拱顶。室内放置有木棺，墓主为仰身直肢葬，头向东北，入葬时身裹毛毡。出土有金银器、铜器、漆器、釉陶器、玻璃器、丝织品等珍贵遗物，墓葬年代大致为北魏平城时期。这批墓葬集鲜卑文化和欧亚草原文化因素于一体，为研究北魏时期草原丝绸之路、边疆地区历史民族关系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陈永志、宋国栋、庄永兴《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再次发现北魏贵族墓》，《中国文物报》3月13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海子塬墓地于2010年在西北大学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合作下，发掘1座北魏时期墓葬（M14），出土的萨珊卑路斯银币为探讨高平经平凉至安定段的丝绸之路提供了新的考古学资料（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阳县文物管理所《宁夏彭阳海子塬北魏、隋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3期）。
《北燕冯素弗墓》发掘报告在发掘多年以后，2015年度得以发表。根据墓葬形制，出土的步摇金叶、龙首提梁器、印章等综合考虑，推断这两座墓葬应该是十六国时期北燕国宰辅冯素弗及其妻属的墓葬（辽宁省博物馆编著《北燕冯素弗墓》，文物出版社）。
辽宁辽阳市苗圃汉魏墓地中，发掘1座纪年为西晋“太安三年”的壁画墓。墓葬为大石板砌筑的多室石室墓，为本地域传统的筑墓方式。明确的纪年铭文，使该墓可以成为西晋时期辽阳壁画墓的代表。此墓利用汉墓的建筑材料改建，这是魏晋时期山东地区的习俗，发掘者认为这体现了西晋辽阳与山东的文化交流（李海波、刘潼、徐沂蒙《辽阳苗圃汉魏墓地纪年墓葬》，《北方民族考古》2辑）。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小村发掘2座南朝墓葬，其中M1有竹林七贤内容的画像砖（南京市博物馆《南京雨花台区铁心桥小村南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期）。
同在雨花台区，华为南京基地发掘了一座土坑竖穴砖室墓，出土了较丰富的随葬物，其中1件小金罐引人注目（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华为南京基地南朝墓M36》，《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0期）。
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发掘两座西晋时期纪年墓，分别为元康七年（297）和永宁元年（301）。M8出土的铭文砖记录了墓主身份及卒葬年月，是近年来六朝墓葬的重要发现（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板桥新凹子两座西晋纪年墓》，《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期）。
同在板桥地区，南京市考古研究所还发掘5座六朝时期墓葬。其中南朝中晚期的M1中出土的滑石印章，确定了墓主身份。发掘者认为该区域大型墓葬较为集中，应该是南朝时期帝室及世家大族的集中埋葬地（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板桥张家洼南朝墓M1》，《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期）。
南京市考古所在雨花台区铁心桥镇尹西村还发现4座东晋中期家族墓，其中一座墓中出土的六面印章确定了墓主身份（陈大海《南京尹西村东晋家族墓》，《大众考古》5期）。
河南洛阳吉利区济涧发现1座北魏墓葬，墓顶在生土壁上减地雕出仿木结构的“人”字形屋顶形状。墓内出土的铜具有强烈的北方草原因素，发掘者认为该墓主可能来自北方草原民族（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吉利济涧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4期）。
河南淅川县杨营村发现魏晋墓葬5座、南朝墓葬7座，从考古学层面反映了丹江中游地区社会人文和人地关系的变迁（咸宁市博物馆《河南淅川杨营墓群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永州市蓝山县五里坪发现汉至魏晋时期大型古墓群，共清理墓葬51座，其中土坑墓34座、砖室墓17座。魏晋时期墓葬数量较少，朝向多为西北—东南向，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开始出现直口六系罐、盘口罐等（陈斌《湖南蓝山五里坪发现汉至魏晋古墓群》，《中国文物报》11月20日）。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中山大学北校区发掘14座砖室墓，其中4座为东汉三国时期，10座为晋南朝时期。东汉三国墓室为单隅顺砌，墓室砖墙单薄，墓室低矮；东晋墓葬则为双隅砌筑，券顶为三层结顶，墓室装饰有直棂窗等设施。东晋墓葬中布置有排水设施，甬道地面增加了窨井，东晋晚期墓葬墓道两侧砌筑有排水砖沟，同时为了排水顺畅，降低甬道平面，增加后室高度，呈现出由甬道到前室、后室逐级抬升的态势。在10座晋南朝墓葬中，三组为“同茔异穴”，应属于本地区这一时期“族葬”的主流形式。据对随葬品分析，瓷器制作工艺受到北方传统影响，有可能是东吴集团入主广州地区的结果。此外，三国与南朝墓葬随葬品组合存在连续性，这和墓葬结构上的变化基本一致，符合“族葬制”的传统（广州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山大学北校区砖室墓发掘简报》，《广州文博》8辑）。
此外，在广州市麓湖公园还发现4座墓葬，均为券顶砖室墓。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综合分析，墓葬的年代在两晋至南朝中晚期（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广州市麓湖公园晋南朝墓葬发掘报告》，《广州文博》8辑）。
东汉末年以后，中原板荡，战乱频仍，北方民族纷纷南渡之后聚族而居。在福建建瓯市东峰村发掘南朝时期墓葬24座，其中九郎柯墓地出土的纪年铭文砖，基本上确定了墓葬的年代。这一发现，为研究闽中地区六朝时期汉人扩张和区域开发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福建建瓯市东峰村六朝墓》，《考古》9期）。
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在浦城县石陂镇发掘1座南朝券顶砖室墓，为闽西北六朝时期墓葬的区域研究增添了新资料（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等《浦城县石陂镇官山南朝墓清理简报》，《福建文博》3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嵩明县发现两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封土石室墓，墓葬形制为横列前堂式，墓室墙体和券顶有大小不一的石块建构，墓葬出土有铜跪俑、人形金箔等器物。发掘者认为墓主可能为中原迁入的汉人，或是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当地土著（闵楠《嵩明出土魏晋南北朝铜跪俑》，《云南日报》3月16日）。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在石柱县陶家坝发掘1座六朝时期的刀把形砖室墓，由甬道、墓室构成。墓室内有宋代及后世的碎瓷片，发掘者认为可能与南宋盗墓有关。考虑到这一地区唐宋时期的葬俗，将这一现象解释成为借室葬可能比较合适（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重庆市石柱县陶家坝东汉六朝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期）。
2015年年初，陕西兴平县留位墓地发现南北朝时期墓葬5座，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墓道均朝南。一般由墓道、墓室两部分构成，规模较大的墓葬有天井、过洞。在咸阳市底张镇发掘南北朝时期墓葬12座，墓葬方向一致，形制相似，布局规律统一，应是家族墓地。大多数墓内发现多具骸骨，墓地随葬品极少见，发掘者推测与迁葬或战乱相关（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新收获》，《考古与文物》2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发表了2010年新疆库车友谊路发掘的5座魏晋十六国时期墓葬资料。墓葬均为斜坡墓道砖室墓，发掘者认为墓葬显示的文化属性与中原、河西地区关系密不可分，可能与当地的龟兹文化相关（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库车友谊路魏晋十六国墓葬2010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4期）。
（四）一般墓葬的研究
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乱象纷呈的时期，各种文化的交汇融合，造成物质文化方面的精彩纷呈，墓葬方面亦概莫能外。对于此时期墓葬研究的关注点较多，民族特色是这一时期墓葬的一大特征；同时，有一些特色夹杂着异域风情，是东西方文化通过丝绸之路、欧亚草原大通道等路径进入之后，和中国传统文化碰撞之后留下的文明火花。
辽东地区由于各种文化的杂糅，墓葬壁画既有中土模式，也存地域特色。孙力楠对辽东地区汉至魏晋南北朝的墓葬壁画源流进行了研究，指出辽东地区的壁画在题材上与中原地区大体一致，但在时间上有一定的滞后性（孙力楠《辽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墓葬壁画源流初探》，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张永珍对沈阳地区的汉至魏晋墓葬进行了区域墓葬类型与分期方面的研究，其确定的四期为公孙氏割据时期，五、六期则从公孙政权覆亡延至两晋之交（张永珍《辽阳沈阳地区的汉魏晋墓葬类型与分期研究》，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韦正对被认定为拓跋鲜卑墓葬的单棺合葬墓进行了专题研究。从分布地域上，单棺合葬墓是以平城地区为中心，但可以经由内蒙古中部追溯至北部，时代上亦可以追溯到檀石槐联盟时代之前。单棺合葬墓是具有拓跋鲜卑渊源且长期保留的一种葬俗，伴随着拓跋鲜卑的南迁和社会的演化，多人合葬墓等原始葬俗逐渐被淘汰，而单棺合葬墓在平城地区被保留下来；而洛阳地区目前尚未有单棺合葬墓资料的出现，表明这种葬俗在洛阳地区被终止。作者认为单棺合葬墓葬俗的出现、流行和消亡折射了拓跋鲜卑的封建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逐步汉化的过程（韦正《拓跋鲜卑的单棺合葬墓》，载内蒙古博物院等编《中国北方及蒙古、贝加尔、西伯利亚地区古代文化》，科学出版社）。
被推定为4—5世纪之交拓跋鲜卑族群的七郎山墓地人群性质重新引起了争议，吴松岩通过研究认为该人群应该为北魏镇民，很可能来自西北的羌戎降民部落（吴松岩《七郎山墓主人为北魏镇民论》，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对墓葬壁画和图像学的研究，一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考古研究的重中之重。南朝地区画像砖墓的研究已经很多，2015年度发掘的狮子冲南朝大墓，出土的大量画像砖及榜题铭文，为这些图像的属性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也是研究南朝帝陵陵墓制度内涵的重要资料。
在对南朝地区其他墓地图像资料研究方面，浙江余杭小横山东晋南朝墓地以其墓葬数量而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小横山墓地东晋南朝墓葬112座，其中南朝画像砖墓20座。韦正将小横山墓地画像砖题材分为7个类型，结合发掘出土位置，建立起图像之间的前后关系。对小横山M93券门上方朱雀砖的对比分析，认为应该是南方地区发现的唯一此类题材的画像砖。针对羽人戏龙（虎）砖，认为该类画像砖清晰展示了多砖拼嵌的大幅羽人戏龙（虎）画像砖转化为小幅单砖的演化线路，而小幅单砖上龙虎图像之上添加的骑乘人物，使得图像的本身意义更为清晰，可以与许多早期相关图像联系起来。从本质上讲，小横山墓地中的图像反映了世俗性的中国传统丧葬观念和礼仪制度。考虑到墓地的画像砖样式极有可能来自京城，推测墓地主人与首都建康应该联系紧密，作者列举了可能与墓地主人相关的齐钱唐公主和梁人朱异。结合小横山墓地的地望，同时探讨了临平湖与吴晋历史变迁的关系（韦正《小横山南朝画像砖墓管窥》，载巫鸿、朱青生、郑岩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三辑，文物出版社）。
再把视线转回到北方地区，北魏经历了平城、洛阳之后，形成了一种在形式上沿袭晋制，在风格上草原与中土相互交融的墓葬文化特征；迨至北魏分裂，王室播迁，邺城与长安地区风格大相径庭，其中邺城地区的壁画墓异军突起，形成了全新的邺城模式。区别于郑岩在魏晋南北朝壁画墓中提出的邺城规制理论，杨泓先生从田野发掘中有关“邺城规制”的考古遗迹和标本入手，按照都城规制、建筑创新、墓葬规制、佛教艺术等几个方面，分别讨论了邺城规制出现的文化背景，并认为邺城规制对隋唐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杨泓《邺城规制初论》，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杨泓先生这一观点，在倪润安的文章中再次得到了阐发与引申。其从墓葬的各个方面综合剖析了北朝末期墓葬文化的格局面貌，认为随着北魏分裂，北朝墓葬文化的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变化，并成为此后隋唐文化的重要源头。倪润安继此前对平城的墓葬研究之后，从北朝后期的墓葬格局出发，重点讨论了北齐墓葬文化格局形成的成因及其历史走向。首先北齐墓葬文化的格局脱离不了东魏时期奠定的基础和框架，邺城作为当时的中心区域影响最大。东魏邺城地区墓葬形制继承了洛阳地区北魏末年墓葬的特征，随葬品方面也承续北魏晚期的衣钵；但墓葬壁画方面，东魏墓葬突破了北魏中晚期遵循的“晋制”束缚，开创了新范式。而东魏青齐地区的墓葬则保持北魏晚期的地方传统，圆形石室墓占据主流位置，这种形式对冀定地区有所影响。青齐地区这种较为独立的文化特征，表明了东魏邺城文化的辐射强度较差，王朝文化的控制力较弱。及至北齐重振，东魏墓葬的文化格局得到强有力的改造，在邺城之外，晋阳霸府崛起。从两地的墓葬文化面貌观之，邺城崇文、晋阳尚武，两地文武相和，共同构建出北齐墓葬文化的“双核”体制，一改东魏邺城在文化影响力上孤掌难鸣的被动局面。北齐墓葬文化所产生的“双核”格局，直接影响了隋唐社会制度和历史走向（倪润安《北齐墓葬文化格局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期）。
江苏镇江地区发现一批六朝时期土洞墓，其与毗邻的南京、马鞍山等地区墓葬形制显然有别。刘华军对比了洛阳地区西晋土洞墓的形制特征，认为镇江六朝土洞墓大量承继了中原地区土洞墓的特征，部分特点受到了土著因素的影响（刘华军《对镇江地区六朝土洞墓的源流的一点思考》，《中国文物报》8月28日）。
韦正对北朝时期高足围屏床榻的形成进行了研究。其对一些考古出土资料逐一推定，并分析其具体特点，认为其形成与北方地区火炕的生活方式有关，同时受西方因素影响，华夏文化的矮足榻向高足床转变；而南方地区的人物画，显然对北方地区的围屏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韦正《北魏高足围屏床榻的形成》，《文物》第7期）。
三　专题研究
（一）陶瓷器
北朝城址的建筑遗迹中，陶制砖瓦占遗物的绝对数量，对砖瓦的专题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朱岩石通过对北朝时期出土陶瓦的观察，重点分析了这一时期陶瓦制作技术的发展演变过程（朱岩石《北朝陶瓦制作技术考古学研究》，载本书编委会编《庆祝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邯郸市临水镇发掘一批瓷窑遗址，时代从北朝一直到元代。北朝时期窑址遗存有原料池1座，出土了具有明显北朝晚期特征的青瓷，通过与北齐高润墓比较，发掘者认为该遗迹时代上限可以早至北朝晚期、下限不晚于隋代（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等《河北邯郸临水北朝至元代瓷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8期）。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对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的调查发掘，为探明南方地区早期越窑的时代序列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发现三国西晋时期窑址60余处，揭露了3条半地穴式长条形斜坡状龙窑，由火膛、窑室、排烟道组成。从结构、装烧技艺和出土产品观察，这3座龙窑代表了东汉、三国、西晋时期较完整的发展序列（郑建明《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的调查与发掘》，《中国文物报》2月27日）。
耿朔初步探索了北方地区出土西晋瓷器的主要特征，几乎均系日常实用器，而几乎不见随葬明器。通过与南方地区西晋瓷器的比较，认为绝大部分北方瓷器来自长江中下游的窑厂，沿水路上溯，南瓷北运的主要市场是首都洛阳以及水路沿线城邑。考虑到西晋瓷器在北方墓葬中并不是主要的明器，推测在北方地区可能是社会生活中的奢侈品（耿朔《北方地区出土西晋瓷器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
近年来，一系列考古新发现引发北方早期瓷器的讨论方兴未艾，其中有一些重要研究，诸如白瓷起源问题在学界争议颇多。刘未利用北朝纪年墓出土的瓷器建立了北朝瓷器序列，并将窑址、遗址中出土的同类型瓷器移入序列。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大量北朝瓷器的来源指向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中游的洪州窑、岳州窑产地。刘未在文中还对目前学界在北朝瓷器的生产时间上推断过早等问题表达了见解（刘未《北朝墓葬出土瓷器的编年》，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二）丝织品
丝织品自先秦时期出现，成为最能代表中国古代文化的象征。对于古代丝织品的制作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有赖于考古发现中丝织品的种类。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是古高昌时期的墓地，从1959年第一次发掘至今共发掘墓葬473座，墓地延续时间从三国时期一直到唐代中期，出土的大量精美丝织品为学界广泛关注。达瓦加甫·乌吉玛对墓地出土丝织品的纹样特征进行了归纳研究，总结了出土丝织品的种类有锦、绮、绢、缣、纱、刺绣、夹缬、绞缬、缂丝、绨、缯、绫、罗等，并对各个时期的种类进行分期。墓地第一期即从西晋到高昌国时期，丝织品纹样较少，主要为中国传统纹样：回纹、菱形纹、禽兽纹；同时开始吸收西域中亚的纹饰图案，从墓地丝织品纹样分析中发现数量最多的是联珠纹、植物纹和动物纹。这些有着异域风情图案的丝织品出现在汉文化为主体的高昌地区，体现的是这一时期该地区中西交流的繁盛。此外，还讨论了纹样中反映的宗教因素（达瓦加甫·乌吉玛《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丝织品纹样特征探讨》，《北方民族考古》2辑）。
（三）铜镜
2014年，洛阳地区出土了一面三角缘神兽镜，这是继2006年、2007年以来洛阳地区出土的第三面同类型铜镜。虽然出土地点不明确，但是文章甫一公开，在日本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张懋镕先生在之前研究基础之上，认为该铜镜是典型的三国时期魏式镜，铜镜上的直柄单层笠松纹、直柄双重叠笠松纹，从未在中国境内出土，而洛阳地区接连出土此类型铜镜，昭示着其有可能成为日本出土三角缘神兽镜的源头（张懋镕《也谈新发现的洛阳三角缘笠松形神兽镜》，《中国文物报》4月24日）。
（四）金器
魏晋十六国时期，活跃在东北亚地区的多个族群在文化面貌上高度发达，创造出璀璨的三燕文化。田立坤以三燕文化的金器为中心，对东北亚地区3~6世纪黄金制品的共性进行分析。其分别对三燕文化金器，还有新罗、百济、伽耶金器，包括倭国金器，各自分类。认为从早到晚的年代序列是：三燕—高句丽—新罗、百济、伽耶、倭国，由此确定了东北亚地区3~6世纪黄金制品经历了从辽西到辽东、朝鲜半岛、日本依次传播的过程。同时，高句丽金器的来源或来自扶余，三燕文化的金器可能对其工艺制法产生过影响（田立坤《东北亚三至六世纪的黄金制品》，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四　墓志、简牍、铭文等出土文献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中出土有大量的石刻墓志、刻铭砖以及其他一些材质的文字资料。这些文字材料的研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研究的最大特色，其作为地下出土文献不仅能够指明墓葬的时代、性质，还可以获得一些依靠考古手段无法获知的其他信息，同时对于既有传承文献也具有补充及研究的作用。
（一）墓志
墓志的研究功能并不仅仅是比勘史料，有学者认为墓志更是一种既能独立但并非孤立的史学考察对象。将墓志作为独立的考古学材料来研究，客观地建立起独立于史料之外的时空关系。研究途径的另辟蹊径，使得墓志的研究不至于沦为史料文献的附庸。
陈爽通过文本分析和图版对照，判定大量魏晋南北朝墓志直接抄录了墓主家族谱牒，并对谱牒残章做了辑录和格式复原。这一研究，可以视为魏晋南北朝历史考古的一次重新发现（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学林出版社）。
骆鹏考释了南京出土的南齐王珪之的墓志，王珪之属六朝琅琊王氏家族，在礼学方面有较高的造诣。王珪之墓志的出土，对南朝墓葬的断代分期和六朝士族家族墓地的分布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骆鹏《南京出土南齐王珪之墓志考释》，《东南文化》3期）。
西魏时期的纪年墓葬十分罕见，其价值不言而喻。赵强就西安地区出土的2座西魏纪年墓深入研究，2座墓葬分别是大统五年的姬买勖墓和大统十二年的邓子询墓。作者参考以往发现的侯义墓、谢婆仁墓、舒洛平墓，分别就西魏时期的职官制度、乡里制度进行了详细分析（赵强《西魏两座纪年墓葬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4期）。
徐冲从洛阳地区新出土北魏广阳王元渊墓志出发，探讨了元渊之死和北魏末年的政局（徐冲《元渊之死与北魏末年政局——以新出元渊墓志为线索》，《历史研究》1期）。
幽州刺史墓是1976年朝鲜考古工作者在朝鲜半岛发掘的墓葬，对于该墓墓主的身份，朝鲜、韩国、日本、中国的学者研究分歧较大。孙泓通过对墓志的考释，认为该墓墓主幽州刺史镇不应是南燕桂林王慕容镇，而应该是前燕慕容暐时期某任名字为“镇”的幽州刺史；同时还推定了高句丽灭辽东的时间（孙泓《幽州刺史墓墓主身份再考证》，《社会科学战线》1期）。
北周武德皇后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突厥族皇后，朱振宏在前人考释基础上，对武德皇后墓志重新研究，分析了武德皇后阿史那氏进入中原以后的荣衰情形（朱振宏《北周武德皇后墓志考释研究》，《唐史论丛》20辑）。
（二）简牍
20世纪以来，新疆地区出土了大量佉卢文简牍，杨福学通过这些简牍研究了魏晋时期鄯善国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诸多方面，为重新构建鄯善国经济史奠定了坚实基础［杨福学《佉卢文简牍与鄯善国经济史的构建》，《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期］。
出自尼雅遗址编号为Kh?677的佉卢文木牍文书最早由英国学者发表，文俊红、杨福学通过研究，对鄯善国妇女拥有土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文俊红、杨福学《佉卢文书所见鄯善国妇女土地问题辨析》，《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期］。
自1996年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出土以来，相关资料陆续得以刊布。徐畅就此进行了简单总结和回顾，其将吴简的整理工作视为新世纪汉晋简牍最伟大的功绩之一。与竹简的整理研究同步，竹、木牍的整理有着可观的进步，即将出版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木牍》单行卷收录吴简木牍凡376枚。作者稽核了近年来已经刊布的吴简中的木牍资料，从木牍分类、功能差别、书写材质的变化等方面，认真分析了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于木牍研究的现状（徐畅《走马楼吴简竹木牍的刊布及相关研究述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31辑）。
戴卫红分别就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贷食”竹简和韩国扶余地区出土的7世纪百济时期“佐官贷食记”木简进行研究，从形制、内容、字形方面分析，二者之间既有不同，又有联系，这应该是与百济和东晋南朝各代政权的友好交流密切相关的（戴卫红《中、韩出土“贷食”简研究》，《中华文史论丛》1期）。
凌文超注重从考古发掘的现状出发，综合利用走马楼吴简在考古发掘整理过程中的各类客观信息，对走马楼吴简中有关孙吴临湘县库钱账簿体系进行复原和整理研究，他的方法不啻为对考古资料的进一步发掘（凌文超《走马楼吴简库钱财簿体系的整理复原与研究》，《考古学报》2期）。
张传官、杨金东对浙江萧山老虎洞南朝墓出土的墓砖铭文进行了分类研究，一类是“宋景平元年太岁癸亥七月许作”；另一类是“会稽永兴西乡相藏里许督自书之”。作者认为砖铭内容为墓主自定，应是墓主生前就已经制作好的，而其同姓亲友负责其墓砖的制作过程。砖铭中出现具体的乡里名称，为研究南朝时期萧山地区乡里制度有着重要价值（张传官、杨金东《谈杭州萧山区南朝墓M1新出墓砖铭文》，《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9期）。
刘卫鹏对甘肃骆驼城遗址出土的前秦“建元廿年”棺板题记进行订正和考辨，校正后的题记是：“建元廿岁，太岁在申，十二月廿三日壬申，（直）危，葬时天地鼎峙，陇道断绝二年”。作者从题记内容出发，发现了前秦建元二十一年“陇道断绝二年”的记载（刘卫鹏《甘肃高台前秦“建元廿年”棺板题记辨正》，《敦煌研究》1期）。
（三）其他铭文
吴浩军收集了河西走廊地区出土的镇墓文60余则，并逐一进行考释和文字校勘，为研究河西地区魏晋十六国时期丧葬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吴浩军《河西镇墓文丛考（三）》，《敦煌学辑刊》1期）。
贾小军对敦煌地区出土的10份有关“薄命早终”的镇墓文进行研究。认为其书写的基本意图在于隔绝生死，为生人除害；相关内容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神鬼观念、人们对生命概念的理解，以及生者对死者的处理细节等问题（贾小军《魏晋十六国敦煌“薄命早终”镇墓文研究》，《社会科学战线》3期）。
陈鸿钧整理了广州地区西晋时期的铭文砖资料，对其中“永嘉”年间的铭文砖展开了深入分析。这些铭文砖除广州地区有发现以外，在粤北之韶关、连州，广西梧州等地区均有发现，认为这些铭文砖反映了北人南迁安居乐业的宏大史事。而铭文砖中“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中“广州”一词是出土文物中首次出现（陈鸿钧《广东出土西晋“永嘉”铭文砖考》，《广州文博》8辑）。
五　佛教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李崇峰从天竺寺塔出发，从佛教考古的角度，对西域洞窟、入华佛教寺院遗址的诸多方面发隐钩沉，勾勒了佛教从印度到中土的历史进程（李崇峰《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裕群对山西高平大佛山摩崖造像考证研究，认为大佛山摩崖造像是建州境内开凿年代最早的佛教造像，是“云冈模式”南传的重要例证（李裕群、Lidu Yi《山西高平大佛山摩崖造像考——“云冈模式”南传的重要例证》，《文物》3期）。
2012年，邺城北吴庄佛教造像资料公布以后，邺城地区佛教遗存的研究成为邺城考古的一大重要领域。何利群总结概括了邺城周边地区佛教石窟和造像出土的研究情况，重新强调了北吴庄造像埋藏坑发现的意义；结合区域调查和矿物学分析，认为邺城地区出土的青石和白石造像可能来自邺城南部山区（何利群《邺城地区佛教造像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的探索》，《华夏考古》3期）。
中日学者合作重新整理了包头博物馆北魏怀朔镇佛寺遗址的出土遗物，并与思远佛寺遗址、思燕佛图遗址进行比较研究。从瓦当样式看，怀朔镇出土的双瓣莲花纹瓦当有两种样式，Ⅰ式瓦当大致时代相当于平城建造明堂的太和十五年（491）；Ⅱ式瓦当为新样式，形制接近于洛阳永宁寺瓦当，应是迁洛以后制作。出土泥塑像的样式，以通肩大衣的如来像、菩萨像居多，其样式与云冈石窟二期接近。结合瓦当样式，怀朔镇佛寺遗址的年代当为洛阳之前较为妥当。关于怀朔镇佛寺遗址的性质，考虑到其塑像接近于方山思远佛寺、朝阳思燕佛图，其建设可能与皇权的介入相关（谭士俊、姜涛、杨君、冈村秀典、向井佑介《北魏怀朔镇佛寺遗址研究》，载内蒙古博物院等编《中国北方及蒙古、贝加尔、西伯利亚地区古代文化》，科学出版社）。
佛教的东渐与北传需要一个过程，根据文献记载公元345年前燕慕容皝于朝阳龙城立龙翔佛寺，学界大致认可此为佛教进入辽西及东北地域的触点。宋玉彬从考古学角度出发，利用新考古材料，对佛教进入图们江流域的时间进行了论证。首先，确定了图们江地域发现早期高句丽佛教遗存的可能性，并对该流域内出土瓦作产品的遗址进行筛选和对比研究，区分出三燕和高句丽时期的瓦作产品；进而以河南屯寺庙址为切入点，认为该遗址为一处渤海早期的寺庙遗址，而杨木林子庙址的始建年代则或可追溯到高句丽时期，古城村1号庙址则有可能在国内城为都时兴建。由此，作者基本厘清了图们江流域佛教铺陈的态势，在考古类型学的具体运用上有借鉴意义（宋玉彬《试论佛教传入图们江流域的初始时间》，《文物》11期）。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高句丽，学界历来观点不一致。王飞峰通过对中国与朝鲜半岛文献的系统梳理，结合目前高句丽佛像的发现情况，认为佛教在东晋太元末期（390~396）传入高句丽地区，冬寿墓出现的莲花纹是对辽西地区壁画素材的重新整合，与佛教传入高句丽并无关系（王飞峰《佛教传入高句丽时间考》，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吉林省珲春市古城村1号寺庙址出土遗物进行了整理，有大量的石质佛教造像，以及不同类型的建筑板瓦、筒瓦等。宋玉彬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遗物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整理，结合周边其他遗址相关遗物，剖析了1号寺庙址出土遗物中间存在时代和风格上的矛盾之处，初步给出了这些问题形成的背景原因。其依据出土佛教造像的性质特点，推断寺庙址的年代至迟不晚于渤海国建国初期，而其一侧的温特赫部城址始建年代可以早到高句丽时期。1号寺庙址的断代确定的意义，在于该寺庙成为图们江流域现已确认年代最早的佛教寺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吉林珲春古城村1号寺庙址遗物整理简报》，《文物》11期）。
六　边疆民族与中外文化交流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一）边疆地区
自20世纪90年代田立坤提出“三燕文化”的概念以来，三燕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吴珍锡将早期鲜卑和三燕文化的陶器对比分析，论证了以“鲜卑慕容部”为主体的东部鲜卑从游牧模式向定居农业转变的过程（吴珍锡《三燕墓葬随葬陶器组合的演变及其反映的社会形态转变》，《北方文物》3期）。
高句丽政权地处东北边陲，存续时间超过七百年，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就开始了高句丽的考古学研究。因而，对高句丽多年来的考古学研究有必要进行系统的回顾，吉林省在这一方面凭借地缘优势取得了显著进展。
华阳梳理了近年来吉林省内学者在高句丽方面的研究成果，指出高句丽的研究呈现出逐步细化、深入的趋势，同时也分析了学者们目前在此方面研究的问题所在，并提出了解决的相应措施（华阳《吉林省高句丽研究综述》，《东北史地》3期）。
高句丽的墓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积石墓和封土墓。多年的研究基本确立了积石墓向封土墓转变的时代趋势，而这一趋势的节点何在？学术界众说纷纭。赵俊杰以集安地区两座积石壁画墓（山城下1405、1408）的时代为中心，探索了高句丽晚期积石墓向封土墓转变的考古学图景。文章拟定了一条高句丽新旧墓制过渡时期的发展脉络，基本廓清了其演变特征（赵俊杰《集安地区高句丽晚期积石墓的探索——以两座积石壁画墓的时代为中心》，《考古与文物》2期）。
东北地区高句丽王陵的确认一直是学术热点，近年来高句丽王陵调查报告出版，一批考古新资料得以公布，尤以出土的“辛卯年好太王崚造铃九十六”铭文的铜铃引人注目。赵俊杰、马健从铜铃研究出发，否定了关于太王陵墓主为“广开土王说”，指出该铜铃是广开土王在位之时制作用以祭祀其父故国壤王的；由此，太王陵应为故国壤王的陵墓，而将军坟则应是广开土王的陵寝（赵俊杰、马健《高句丽太王陵墓主“广开土王说”的反思——出土铭文铜铃再研究》，《考古与文物》3期）。
好太王碑面世以来，相关研究成果众多。赵俊杰从碑文中关于“十四年甲辰”的纪事中发微钩沉，首先确定该年纪事中“和通残兵”，是记载了广开土王十四年（404）倭人联合百济入侵带方郡故地之事。从史料价值方面，该记载为考证汉人前往日本的经过提供了线索和证据。通过考古材料与文献的互证，赵俊杰认为公元4世纪末叶，百济势力一度到达当时的带方郡，甚至向北到达乐浪郡。在考古学材料上，汉人砖室墓数量急剧下降，说明这一地区汉人社会发生了巨变。而好太王碑记载的倭人入侵时间极有可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战争的结果开启了大量汉人“渡来人”到日本地区繁衍生息的序幕（赵俊杰《四、五世纪之交带方故地汉人集团的动向新证》，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二）中外文化交流
入华粟特人的墓葬是中西交流的研究热点之一。马晓玲总结了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入华粟特人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状况，梳理了2000年以来此项专题研究的总体发展态势和研究脉络，同时指出了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学术偏差（马晓玲《中古时期入华粟特人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3期）。
贾发义分别从交通、商业、政治、民族特点等方面探讨了中古时期粟特人移入河东的原因，近年来山西地区大量出土的粟特人墓葬为研究粟特人分布区域提供了重要考古依据（贾发义《中古时期粟特人移入河东的原因及分布初探》，《中华文史论丛》1期）。
李瑞哲对北朝至隋唐时期入华粟特人墓葬石质葬具图像的分析认为，粟特人墓葬图像内容应该是粟特人起居生活的真实写照，考虑到图像内容的高度相似性，当年应该存在共同的图像范本（李瑞哲《对“图像程序”的重新认识——入华粟特人石质葬具图像所表现的共同主题》，《敦煌学辑刊》1期）。
交叉步葬式是北魏时期一种特色的葬式，马燕经过归纳总结交叉步葬式的时代主要为4世纪后半至5世纪前半期。作者还将内陆欧亚西部斯基泰—萨马尔特时期的交叉步葬式、欧亚草原中世纪早期的交叉步葬式资料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早期的交叉步葬式可能与咸海、新疆及里海北岸活动的塞人相关，而北魏时期交叉步葬式可能与北高加索早期阿兰遗存、南哈萨克斯坦阿雷西流域的文化遗存有直接关联（马艳《北魏与内陆欧亚西部交叉步葬式》，载内蒙古博物院等编《中国北方及蒙古、贝加尔、西伯利亚地区古代文化》，科学出版社）。
2015年10月，“草原游牧民族与丝绸之路暨中蒙联合考古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会议主要围绕“中蒙联合考古最新成果”“草原游牧民族文化与艺术”“草原游牧民族与丝绸之路”“古代游牧民族丧葬习俗、祭祀仪式及都城研究”4个主题展开。忍冬纹的纹样起源于地中海地区，后在西亚、中亚地区开始流行。中国与会学者程鹏飞对北魏中后期的忍冬纹进行了综合研究，从宁夏固原北魏漆棺墓、司马金龙墓、伊和淖尔M3中的忍冬纹来看，体现了当时儒释道等文化因素共存的现象，同时明显感受到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并而未合、汇而未融的文化气息（包桂红、程鹏飞《“草原游牧民族与丝绸之路暨中蒙联合考古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草原文物》2期）。
七　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
贺云翱曾经指出，技术考古是深化考古学内涵的重要途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技考古的手段在历史时期考古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通过技术的手段可以获取更多隐藏着物质遗存背后的形成背景、机理以及构成要素。
DEM水文分析方法是调查古代河道的主要方法之一，胡珂使用该方法发现了陕西靖边统万城的古代河道。说明在统万城建成之初，确实存在较好的水文条件，并对其环境意义进行了初步讨论（胡珂《使用DEM水文分析方法发现的统万城古河道及其环境意义的初步讨论》，《考古与文物》4期）。
在古代大型城址的考古过程中，新技术的引入可以使田野考古工作的效率事半功倍，高密度电阻率方法在晋阳古城考古勘探的运用取得了初步成效。晋阳古城历史悠久，文化层埋藏较深，且目前遗址表面现状复杂，张欣在考古物理勘探方面使用高电阻率法进行了大胆尝试，认为这种方法与传统钻探互相结合是对晋阳古城考古勘探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张欣《高密度电阻率法在晋阳古城考古勘探中的应用》，《文物世界》5期）。
王贺、梅建军等对北周武帝孝陵内出土铜器上的铜锡焊料进行科学分析与研究，采用了模拟实验的方法，研究结果认为出土焊料为锡青铜合金。作者梳理了从西周晚期至汉代以来的焊料成分，认为武帝孝陵发现的锡青铜焊料说明北周时期存在铜焊技术，此次发现对于追溯铜焊技术的发生时间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王贺、梅建军、潘路、杨军昌、张建林《北周武帝孝陵铜锡焊料的科学发现与研究》，《文物》4期）。
材料学的研究方法不断被引入到对考古学遗存的研究中来，檀剑、李延祥对黑龙江友谊县凤林古城出土的铁器进行金相组织观察和夹杂物成分分析，认为该遗址中出土的铁器为生铁系列钢产品，产品采用了铸造、退火、炒钢、淬火等工艺。文章为深入研究魏晋时期东北亚地区钢铁技术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檀剑、李延祥《黑龙江凤林古城出土铁器的实验研究》，《中国文物科学研究》1期）。
（本文由《中国考古学会年鉴》编辑委员会提供，原文刊于：《中国考古学年鉴20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1月）
感谢郭老师授权
责任编辑：
声明：本文由入驻搜狐号的作者撰写，除搜狐官方账号外，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搜狐立场。
今日搜狐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