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隆中导游词_百度文库
两大类热门资源免费畅读
续费一年阅读会员，立省24元！
古隆中导游词
阅读已结束，下载本文需要
想免费下载本文？
定制HR最喜欢的简历
你可能喜欢外地餐饮进京之四：如何征服北京餐饮市场？
[ 亿欧导读 ]
外地企业进京，谋定而后动。进京五步法：①调查；②试水；③调整；④扩张；⑤收获。餐饮进京，想要征服北京市场，需要做到四个征服：①征服顾客；②征服餐饮地产供应商；③“征服”政府；④征服竞争者。
【编者按】近日传统餐饮消息频频，如成都二十年餐饮老店关门、和合谷将卖身资本、江边城外或将转型、西安市传统小吃开始战略收缩......部分传统餐饮身身陷“关店潮”。随着翠华餐厅分公司撤离杭州、澳门豆捞败走济南消息传出，餐饮人开始思考异地扩张的局限之处。
本文以外地餐饮进军北京成败为例，分析外地异地扩张的失败原因和成功关键，以飨读者。
当年李自成率军攻占了北京，但这位征服者只过了三个月便仓皇败逃。北京清河小营曾矗立一座雕像：李自成骑马回首凝望曾经拥有过的北京城，着实发人深思。对于外地餐饮企业来说，不仅要攻下北京市场，还要能守住，然后要能赢得顾客和击败竞争对手。这才算是成功。
征服者从来就不是弱者，敢于说征服市场的，必须是强者，至少是未来的强者。征服者不仅要有一颗“勇敢的心”，还要有正确的方法策略。这一篇写给那些准备征服北京市场的勇敢者。
北京市场等着你来征服！
北京餐饮市场餐饮营业收入256亿元，肯德基200家店年营业额至少20亿元，海底捞年营业额也不少于5亿元，一旦征服这个市场，会赢得累累硕果。北京是最容易征服的城市，历史上就被成吉思汗、满清等多次征服。北京本土餐饮并不目前并不强大，强势品牌主要集中在烤鸭与家常菜（全聚德、金百万、大鸭梨、郭林）、北京火锅（福成肥牛、东来顺）、韩式烤肉（汉拿山、权金城）等几个领域。肯德基征服了北京的快餐市场，其他领域还缺乏具有统治力的征服者，这就是机会！
运筹于帷幄之中，诸葛亮未出隆中就帮刘备定下了三分天下的战略，外地企业进北京也未需要动而谋先定。
对于想进京发展的外地企业来说，要想征服市场，需要制定正确的策略，龙策餐饮智库这里献上的对策是“五步进京法”：
第一阶段：调查。对市场进行系统的调查分析，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进京策略。
第二阶段：试水。先开一家店，最好有一个年度的市场经验积累，最少也得半年。有些企业上来就连开几家店，然后看效果，如果全部成功了，自然非常理想，但是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非常之小。常见的情况是有好有坏，错综复杂，让企业彻底晕菜。比较稳妥的做法还是先开一家店试水。
第三阶段：调整。重点是对赢利模式进行调整，通过良好的经营业绩来树立信心。
第四阶段：扩张。开店速度初期不能太快，中期不能太慢。真功夫进京，即使很多餐厅生意不好，仍然大举扩张。用风投的话来说，餐饮企业最需要的是规模。无论是直营还是加盟，无论是收购还是兼并。
第五阶段：收获。餐饮的现金流很好，利润率也很高，在发展的过程中就会滚出不少利润来。更大的利益来自于企业成为所属业态的领导者时，此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垄断市场，要规模有规模，现利润有利润，要人才有人才，要未来有未来，届时会有无数风投愿意出一大笔钱甘做小股东，有无数投资者愿意用30倍甚至更高的市盈率来收购，有无数投行愿意帮你去上海、深圳、香港、美国去上市。
一、征服顾客
进京餐饮企业最担心的问题是餐饮消费地域差别太大，菜品口味不被北京顾客所接受，事实上因此而吃大亏的外地企业数量也是非常庞大的。人们普遍认为只有通过口味本土化，适应北京顾客的口味才能解决问题。龙策餐饮智库认为这种观点未必正确。麦当劳进北京以及中国市场以后，并没有采取本土化策略，但依然取得了成功，因为麦当劳征服了顾客。
进京企业有两种选择，同时也是两种结局：一种是顾客征服，就是说要适应顾客的口味。一种是征服顾客，让顾客接受你的口味。适应顾客是被动的，被顾客征服则是失败的。上策是想办法征服顾客，这才是强者所为。人们第一次喝可口可乐，第一次喝啤酒，第一次喝咖啡，都很难说好喝，但为什么后来还会经常喝？是因为被征服了，开始不觉得好喝，后来反而越来越觉得好喝。嘴巴一开始并没有被征服，但心里、大脑被征服了，嘴巴只好适应它们，也跟着被征服。
所以，征服顾客一定要攻其心智，不能光在嘴巴上做文章。看看那些做电视购物的是怎么征服消费者的：铺天盖地的宣传，致命的诱惑，虽然他们的行为为人们所不齿，但手法还是值得借鉴的。麦当劳其实就与电视购物有异曲同工之处：征服顾客并不靠口味，并不是通过打动顾客的嘴巴来赢得消费者，而是利用美国异域文化加上强大的宣传攻势博得了顾客的心，利用位置便利的优势让顾客不得不掏腰包。也许你并不喜欢麦当劳，但还是会去吃麦当劳。进京餐饮企业如果能做到这两点，同样可以征服顾客。
硬性的征服总是有风险的：征服不了怎么办？其实北京的地名早就告诉征服顾客的真正策略是什么：一是宣武，二是崇文。宣武就是要坚持自己，崇文就是要学会适应。也就是说要先来硬的，让顾客适应你，不行就来软的，去适应顾客。无论是坚持，还是适应，都属于手段，只要能征服顾客，让顾客满意，让顾客忠诚，让顾客死心塌地跟着你，这就是成功。从肯德基和麦当劳的例子来看，征服者是打不过顺应者的。麦当劳已经很成功了，肯德基在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则是一个人类餐饮历史上的传奇。
二、征服餐饮地产供应商
好的店址是稀缺资源，餐饮企业之间的竞争其实就是在争好店址。肯德基、麦当劳很擅长干这事，他们手中掌握了北京位置最好的适合做餐饮甚至是任何商业形式的店址，如果有一天肯德基、麦当劳不想卖汉堡了，想卖面条或者卖服装，他们也一定生意红火，因为他们的位置实在太好了，而且他们借位置之利，还可以打击任何竞争对手。如果他们卖牛肉饭，就一定可以把吉野家挤惨。
选址确实是个极为重要的事情，对于人生地不熟的外地企业来说，在北京市场选址处处都是陷阱，很多企业因此吃了亏。但是这事怪不得别人，没人推你到陷阱，都是自己跳下去的。选错店址，关几家店，对于中小餐饮企业来说是要命的，但对于想征服北京市场的大企业来说这些还都是小儿科。要想迅速在北京市场形成规模，就必须迅速找到足够多的好店址，迅速大量开店。要做到这一切，除了要有足够大的胆魄，有很好的赢利能力，有充裕的资金，有能干的团队以外，还必须要掌握一些速成法，那就是要征服餐饮地产供应商。
北京的餐饮地产供应商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房地产开发商和商业企业、党政军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一般企业和小业主。房地产开发商和商业企业相当于店址批发商，他们掌握了数量庞大而集中的店址资源。党政军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是店址寻租者，他们往往不按市场规律办事。一般企业和小业主是利益追逐者，他们在出租店址过程中追求最高的租金和最大的利润，很难从他们身上占到便宜。
针对不同类型的地产供应商，可采取不同的征服策略。首先要力争与地产供应商和商业企业结盟，北京有些大的地产开发商在北京有很多项目，还有华联、家乐福、等商业企业在北京有很多网点，通过与这些企业结成战略联盟，就能在短期内迅速开出很多新店。针对店址寻租者可借用后面将提到的征服政府的那套方法，也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发动人脉关系。
针对地产供应商进行公关宣传。如果他们认为你是象肯德基、麦当劳一样有影响力的品牌，他们愿意以非常低的价格把店址租给你，然后借你的金字招牌来拉动人气和忽悠其他投资者。
征服餐饮地产供应商的基本原理是不等值交换，除了实打实地付租进行现金交换外，企业还可利用自己的品牌影响力、人脉关系、政府资源，以及进京企业能调动的对餐饮地产供应商有价值的其他任何资源。从地产供应商那里获得优先租赁权或廉价租赁权。
三、“征服”政府
政府行为对大企业的经营会产生重要影响。当年肯德基、麦当劳进中国时属于外商独资企业，享受了不少优惠政策，可以说他们之所以有今天，中国政府（当然包括北京政府）是帮了大忙的。全聚德这样的大型国有餐饮企业，也没少从政府那里得到“好处”。
早些年餐饮企业还是拿不上台面的，但现在餐饮企业成长了，金融危机了，政府开始瞄上餐饮这碟“小菜”。政府不管企业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是北京的还是外地的，只要你足够强大，能贡献足够多的GDP和税收，能创造可观的就业机会，政府就会另眼相待。如果在北京注册企业或者是把总部迁到北京，你就成了北京本土企业，就能得到当地的“国民待遇”。如果注册成外资企业，也可以得到一些政策上的照顾，象肯德基一样享受“超国民待遇”。如果你宣扬北京文化，还可能成为北京的城市名片，享受全聚德一样的待遇。如果你能在早餐工程中标，还能得到政府的配套资金。如果想自己买地盖楼开店，靠上政府更是可以在拿地方面得到照顾。北京政府是开放的，会欢迎餐饮行业的强者，也会帮助强者，只要你能用GDP、税收及就业机会“征服”政府。
北京政府见过大世面，想“征服”是不容易的，而且外地企业想从北京政府方面得到政策上的照顾更是不易。但外地企业的父母官——本土政府也可能成为很好的“同盟”。例如地方政府想打造城市名片，发扬传统文化，餐饮就是最好的载体。所以云南政府会支持滇菜企业进京，不仅给政策，还给钱，因为这属于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就会如虎添翼，将极大的推进进京企业的发展。
四、征服竞争者
餐饮企业与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是全方位的，表面上可以共存共荣，实际上是有你无我的。征服顾客、征服餐饮地产供应商、征服政府等等，都是在壮大自己，打击对手。还有更厉害的杀手锏，那就是兼并和收购。既可把对手拉到自己的阵营，化敌为友，将其变成自己的赚钱机器。也可以通过收购兼并，获得控制对手的权利，然后再釜底抽薪，将收购来的品牌扼杀。
目前在餐饮行业大企业间的收购和兼并不常见，比较有名的案例是：百胜收购小肥羊的股份，虽然其目的并不是征服竞争者，实际上已经曲线进军火锅市场。泰国的品诺集团就是通过收购乐杰士，把其优质店址变成品奇比萨和时时乐的店铺，从而达进入北京并迅速开店的目标。菲律宾的快乐蜂通过收购永和大王进入中国快餐市场，通过收购嘉和一品而进入简餐市场。
目前还直接竞争对手之间的并购更是没有目但也告诉人们：随着越来越多的餐饮企业股票上市，越来越多的餐饮老板开始把自己的企业当“猪”养，完全可以通过并购的方式获得控制权，从而达到征服对手的目的。
征服了顾客，就可以坐地赚钱。征服了地产供应商，就可以拥有数不清的店铺。征服了政府就可以插上腾飞的翅膀。征服了竞争对手，就可以真正占有市场。但是，真正的餐饮大鳄潜伏在资本市场里，他们并不需要去做关于顾客、店铺、供应商等琐碎的事情，只需要利用资本的力量来控制那些餐饮巨头，然后像玩扑克牌一样，在手中排列组合……
全文连载完毕！感谢关注！
系列链接：
你知道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2017发展热点看热词
希望已经一片狼藉的无人货架不要太快的破坏了社区新零售的蓝海环境
快来扫描二维码，参与话题讨论吧！
微信扫码登录
发送验证码
发送验证码
发送验证码
如果你遇到下面的问题
我在注册/找回密码的过程中无法收到手机短信消
我先前用E-mail注册过亿欧网但是现在没有办法通过它登录，我想找回账号
其他问题导致我无法成功的登录/注册
账号密码登录
关联已有账户
曾经使用手机注册过亿欧网账户的用户
创建并关联新账户
曾用微信登录亿欧网但没有用手机注册过亿欧的用户
没有注册过亿欧网的新用户
先前使用邮箱注册亿欧网的老用户，请点击这里进入特别通道
填写个人信息
扫描二维码，下载亿欧客户端
Android & iOS
亿欧公众号
小程序-亿欧plus诸葛亮怎能未出茅庐，而先定三分天下呢？_百度知道
诸葛亮怎能未出茅庐，而先定三分天下呢？
当时有手机吗？
我有更好的答案
、诸葛亮喜欢出游，出游使他开阔视野。把理论与天下的一些新闻联系起来，孟公威，客观看待。2、诸葛亮的哥哥谨在东吴可是任士大夫、诸葛亮喜欢与颖川石广元，对政治可是很明锐的人噢。3，黄承彦等人谈论天下大事，不至于纸上谈兵
采纳率：33%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啊，一定要用手机吗？再说诸葛亮的老丈人和刘表是担挑，都娶的是当地豪族蔡讽的女儿，消息能不灵通吗？
参考资料：
诸葛亮(181-234)想的
楼住听我的。未出隆中而天下三分是演义说的。历史上的说法有出入。其实，天下三分已经是注定的，比诸葛亮还早预测此事的是鲁肃！
我觉得诸葛亮那是在没有出山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当时的情况,,他也想出山作一番大的事业,但是他不知道帮谁好,因为当时曹操和孙权两家的势力都相当的大,他认为只有帮着弱者胜利,才能有他的功劳,他就想到了刘备.他就想方设法的让刘备知道他这个人,最后就有三顾茅庐了,他之所以让刘备三次请他,第一是看看他有没有雄才大略,在一个看看刘备有没有诚心请他,如果没有他就不可能在刘备那有所作为,综上所述:曹操.孙权.刘备,
他已经在掌握之中了了.所以,他才为出茅庐而定三分,这是我的一个想法而已,呵呵
其他17条回答
为您推荐：
其他类似问题
您可能关注的内容
三分天下的相关知识
换一换
回答问题，赢新手礼包
个人、企业类
违法有害信息,请在下方选择后提交
色情、暴力
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三千年来谁著史：明清时期的进退定律_起点中文网_小说下载
扫描下载起点读书客户端
　　对于传统政治，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会，好像搞政治就是搞阴谋，搞政治就是搞权术，总之，政治与官场差不多是同义词。实际上，政治并不仅仅是治人之术，更不是流氓手段，政治是一种大智慧。它需要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阴阳家、农家、墨家等各家的智慧融合起来，使这些智慧能够“雅俗共赏”，更要将治心与治事融合起来，真正做到“内外合一”。如果真能做到这样，那恐怕真的会有“圣王政治”了。当然，将政治搞成这样，自古以来就没有几个人，甚至连一个也没有。
这样的政治本来就是一种理想，不可能在现实中完全实现，但不能因为无法完全实现就抛弃这样的政治，这种理想政治的用义就在于为我们提供一个为之奋斗的目标。数千年的传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五千年的文明史孕育了我们无限丰富的智慧，那应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我们决不应该对其有任何亵渎的举动。对于我们来讲，那些历史的陈迹也许首先显现出了权术的一面，但实际上，传统智慧绝不仅仅是一种权术，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至为深刻的文化，只有当我们用自己的生命来体味这种文化，整个身心都浸透了这种文化时，才能自然而然地达到内谋谋圣，外谋谋智的境界，才能成为圣智兼备的谋略家。中国人生来似乎就是谋略家、政治家，时时用智，处处用智，似乎已成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副对联，说透了中国的世事人生。但是，这副对联将因果关系颠倒了，绝非懂得人情世故就是懂得了学问文章，而恰恰是道德学问的深浅决定了处理人情世故水平的高低。纵观历代成功者，从无只靠权谋而成功的。没有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的人，玩弄权术只会玩火自焚；而只要达到了“内圣”的境界，就自然会取得“外王”的成功。当一个人灵根深种的时候，他的心灵就不会枯竭，智慧就会像源泉一样地汩汩流出。
中国的一切都似乎和政治有关，从家到国，从幼到老，从农到商，似乎都要运用政治智慧。然而，政治是一种大智慧，它的背后是无限深厚丰富的文化，只有深深地体味了这种文化，才能借助这种智慧走向成功！
　　开国易，固权难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创业易，守成难。这是千百年来经验的总结。自三皇五帝的传说开始，在三四千年的古代历史中，中华民族经历了三四十个朝代，其中为巩固权力而杀人最多的开国皇帝，恐怕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属了。
俗语道：“一朝天子一朝臣。”其实这话极不可靠，一朝天子固然要换一朝臣，但这一朝臣可未必能做得稳。“伴君如伴虎”这话倒是十分有道理。虎者，百兽之王也，将虎比君，实寓豺狼当道之意，始作此语者，可谓意寓深长，对中国历史有切身的体会了！开国皇帝何以比其他后继皇帝更需固权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一是开国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有混进开国队伍的可能，如不清理，将来会酿成大祸。其二是开国期间有许多人手握重兵而又威望很高，如不诛杀，很有可能造成功高震主、才大压主和权大欺主的情况，将来必成后患。至于第三点，则是作长远之计，为子孙谋划了。
关于为子孙计，用朱元璋所做的一件小事情可以给出绝好的说明。
在朱元璋要赐死开国功臣李善长时，太子朱标曾向朱元璋进谏说：“皇父诛杀的人太多太滥了，恐怕有伤于和气。”朱元璋听了，默无一语。第二天，他又把太子叫来，将一根长满刺的荆棍扔在地下，要太子捡起来，太子面有为难之色，朱元璋笑道：“我让你拿着棘杖，你认为棘杖上有刺，怕伤了你的手，若是把棘刺除去，就可以不必担忧了。我现在诛戮功臣，便是替你把刺去掉，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用意吗？”
谁知太子却是一位饱读圣贤之书的书生，听了父亲这话，大不以为然，反而叩头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这话明摆着说朱元璋是一个昏暴的君主，朱元璋哪能不怒，当即提起身前的几案，就要投到太子的身上。太子见了，惊慌万分，连忙把怀里的一卷东西掏出扔在地上，拔腿就跑。朱元璋拾起这卷东西，展开一看，原是《负子图》，不觉大恸，才未追究太子的罪责。原来，当年朱元璋同陈友谅大战，以二十万大军对陈友谅的六十万大军，形势非常危急，马皇后背负太子作战，终于战胜了陈友谅。事后，朱元璋让人绘成《负子图》，以纪念这段艰难的历史。多亏这张《负子图》救了太子的性命。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到开国帝王要除功臣的深刻用意。
明朝初立之时，朱元璋确实是宵衣旰食，每天忙到深夜，早上又早早起床，接见大臣，批阅奏章，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衣食起居也十分俭朴。尽管如此，在战争中崛起的新的地主、官僚还是用各种方法营私舞弊、盘剥农民，一些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功臣宿将也恃功自傲、恃权自专，或是徇私枉法、巧取豪夺，刚刚缓和的农民矛盾又趋尖锐。许多地方竟爆发了小股农民起义，再加上北方元朝的残余势力还在不断骚扰，东南沿海一带又有倭寇出没，使刚刚建立的明朝处于内忧外困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固权措施。
其一是改革官制，削弱了中书省和大都督府的权力，把这两个主管行政和军事的要害部门分成几块，又把亲王派往各地监军，这样，大权就集中到皇帝一人的手中了。
其二是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施行严刑峻法。都察院的权力是纠察百官的得失，监察御史的官品虽然只有七品，但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大官都可以告，凡是大臣奸邪、擅作威福，小人构陷、扰乱视听以及贪赃枉法，变乱祖制和学术风气等都在纠劾的范围之内。《明律》中的许多规定，在今天看来，确实是十分残酷的。例如：凡奸邪进谗言使未犯死罪而致死的人处斩；如有人犯了死罪，有人用巧言进谏使之免于死罪的，进言者也要被处斩；即使是掌管刑律的官员，如果听从了上司的主使，减轻或是加重了罪犯的刑罚，也要被处死，并将其妻子充作官奴，家产没入官府。对于贪污，朱元璋的认识十分深刻，认为其直接关系到政治风气乃至国家的生死存亡，他说：“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认为此弊不除，欲行善政，绝无可能。于是，《明律》规定，官吏必须廉洁奉公，即使因公出差乘坐公车，也不能捎带私人财物，附载衣服等不得超过十斤，每超过五斤打十鞭，十斤加一等，直至笞至六十。凡贪污者，至轻之罪也要发配到北方边地，如果贪污数额折价超过六十两银子以上，处以枭首、剥皮和实草之刑。其具体的做法是把犯官先砍去头，然后再剥下皮，把头挂在杆子上，把皮包上草秸，放在衙门口旁边的土地庙外，或是摆在公座之旁，其用意是警告后来的官吏，不得再行贪污。朱元璋的这一招虽不太“人道”，但却十分有效，这种法令实行不久，吏治果然有所好转。
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些官吏胆敢以身试法，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有人告发二司与户部侍郎郭桓勾结贪污，朱元璋迅速查勘，追出赃粮七百万石。朱元璋大怒，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全部处死。
经过拷问，又牵连了许多人，最后杀人总数，包括官吏和地主竟达数万人之多。在这种严刑峻法和“运动”打击结合的综合治理下，洪武年间的吏治总算呈现出了新的面貌。
其三是对官吏实行特务统治。朱元璋设立了巡检司和锦衣卫，让巡检司专门负责盘查全国各地的过往行人，人们被限制在方圆一百里的活动范围之内，如有超出，须事先弄得“路引”，这是防止人民串联造反的重要措施。锦衣卫则是专门负责监视百官的动静的，就连街衢之上，也布满锦衣卫。这样，吏民的一言一行都逃不过皇帝的耳目。
一次，博士钱宰罢朝回家，在路上信口吟道：“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对钱宰说：“昨天作得好诗！不过我并未‘嫌’你啊，改作‘忧’字怎么样？”钱宰一听，连忙跪下叩头，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朱元璋并不是要追究他的罪责，而是要显示自己的无所不知，钱宰才算没有倒霉。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已是无所作为，但朱元璋还是不放心，常派锦衣卫去监视他。
一天，一个特务向田间插秧的一个老农夫问讯道：“这里可有个退了休的吴尚书吗？”那老人措手答道：“我吴琳便是。”朱元璋得到了这一消息，知道吴琳并无异志，十分高兴，奖赏了吴琳。大学士宋濂是著名的学者，对朱元璋可谓赤胆忠心，但朱元璋竟还不放心，经常派特务监视。
一次，宋濂在家请客，特务竟把赴宴人等乃至菜肴的全都列单汇报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宋濂请客及菜肴的情况，宋濂把所请客人和菜肴情况一一据实回答，朱元璋听后十分满意地说：“宋学士所说皆实，没有骗我！”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在家生闷气，监视他的人认为有可能是对皇上不满，就偷偷地把他生气的样子画了下来，交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问他何故生气，宋讷作了解释，朱元璋知道他生闷气与朝事无关，才不追究。宋讷非常奇怪地问太祖怎么知道他的家事，太祖就把那张画像拿出来给他看，结果宋讷几被惊倒。就这样，朱元璋掌握了臣下的一言一行，臣下深恐动辄得咎，真正做到了前人所谓的“慎”、“独”，哪里还敢有不臣之心呢？
其四是实行舆论控制，以建立他在人们意识中的崇高地位。在时人看来，朱元璋的出身十分微贱，祖祖辈辈都是替地主干活的农夫，而且朱元璋本人还做过和尚，因此，朱元璋做皇帝，不仅不符合当时的标准，简直是对民众的一种污辱，尤其是许多贵族出身的文人，更是看不起朱元璋。至于出来做明朝的官，他们更是不愿意。对于这部分文人，朱元璋毫不留情。例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两人为了找借口不出来做官，竟致把手指截断，朱元璋听说了，就特意把他们召来，当面质问：“过去世道动乱的时候，你们住在哪里？”他们回答说：“红寇窜乱之时，我们住在闽、赣一带。”朱元璋一听，勃然大怒，他起自红巾军，夏伯启竟敢把红巾军称为寇，实是胆大包天，当即下令把他们处死，并命令凡是不听征召，不与政府合作的知识分子，一律杀头抄家。
朱元璋识字不多，却特别忌讳文字上冲撞他，对于能合他心意的一些诗文词句，他也格外见爱。一次，朱元璋微服出访，到了江淮一带的多宝寺，见寺中多宣多宝如来的佛号，就对侍从说：“寺名多宝，有许多多宝如来。”随行的学士江怀素知道太祖又在考较群臣，就马上趋奉道：“国号大明，无更大大明皇帝。”朱元璋一听大喜，把江怀素提升为吏部侍郎。
朱元璋在江淮一带遇到以前的故友陈君佐，陈君佐少有才名，朱元璋就带他出入淮扬一带。一天，朱元璋在一家小店吃饭，忽有所思，又出对道：“小村店三杯五盏，没有东西。”陈君佐脱口而出对道：“大明君一统万方，不分南北。”朱元璋极其高兴，想让他随侍左右，当一词臣，陈君佐过惯了逍遥自在的生活，并不愿意，朱元璋也未勉强。又过了几天，朱元璋遇一士人，见他文采风流，相问之下，知他是重庆府监生，朱元璋便命他属对，自出上联道：“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那士人也不假思索，开口对道：“一人为大，大邦大国大明君。”朱元璋闻言大喜，第二天，就遣人送去了千两黄金。
如果谁无意当中冒犯了他，甚至被人无中生有地构谄，朱元璋也横加杀害。例如，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的《万寿贺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之句，其中“法坤”读作“发髡”，即剃去头发，朱元璋怀疑是讽刺自己当过和尚，“藻饰太平”与“早失太平”同音，这位教谕当然也就成了枉死城里的新鬼。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中有“送瞻帝扉”，“帝扉”可读作“帝非”，朱元璋也怀疑这是吕睿暗示他不能当皇帝，也将之杀头。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州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其中“式君父”可读作“失君父”。祥府县学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其中“取法”可读作“去发”，朱元璋都以为是对自己不敬，均处以死刑。
逢年过节或是谢恩上表，总免不了要写一些歌功颂德的话，谁知这些文人却大遭其殃。最为怪诞的是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为本府起草的《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这本是极尽颂扬的话，谁知朱元璋见了大发其火，他说：“‘生’者，僧也，这是骂我当过和尚；‘光’则秃也，说我是个秃子，‘则’音近贼，是说我当过盗贼。”这位拍马屁拍到驴腚上的教授，只好呜呼哀哉了。在这种严酷的文字狱的统治之下，文人学士只好缩头缩脑，别说高谈阔论，发表什么政治见解，就是平时说话作文，也要小心万分，否则，不知什么时候，横祸就会飞到自己的头上。
朱元璋用这些手段改善了吏治，巩固了他的统治，树立了他的威信。
同时，他对于一些谋反或是不驯的功臣，也决不手软，胡惟庸谋反案和蓝党大狱，不仅是明朝的两次大狱，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狱，这两次大狱共杀死了四五万人，朝廷官员几乎为之一空。自此以后，朱元璋的权力“棘杖”上的确没有扎手的硬刺了。
在明朝的开国功臣之中，武臣立功最著者，当推徐达、常遇春，文臣立功最著者，当推李善长、刘基。刘基是一位奇人，他洞察世事，无有不中，因此，他对朱元璋封赏的官职，多次拜辞不受，因为他知道朱元璋生性忮刻，很难容人，跟他共事长久，必不免有杀身之祸。而李善长却官至右丞相，封韩国公，有骄矜之态。朱元璋对他渐感不满，想换掉李善长，让刘基为右相。刘基说：“善长是有功的老臣，能够调和各将的人际关系，不宜马上把他换掉。”朱元璋很奇怪地问道：“善长多次说你的短处，你怎么多次说善长的长处呢？我想让你做右相，不知怎样？”刘基顿首说：“换相好比换殿中的柱子，必得用大的木材，若用小的木材，不折断也必定仆倒，我就是那种小材，怎能当右相呢？”朱元璋问：“杨宪如何？”刘基说：“宪有相材，无相器。”又问：“汪广洋如何？”又答：“器量偏浅，比宪不如。”又问：“胡惟庸如何？”刘基急忙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必至辕裂犁破，祸且不浅了！”
不久，杨宪因诬陷他人而被处死，李善长又被罢去相职，胡惟庸逐渐升为丞相。他听说了刘基对自己的评价，怀恨在心，就诬陷了刘基的儿子，又害了刘基。刘基忧愤成疾，被朱元璋派人护送回青田，不久去世。害死了刘基之后，胡惟庸更加意气扬扬。他恃权自专，朝中生杀陟黜之事，不待奏闻，就自行决断；对于送来的奏章，他也先行拆阅，凡不利于己者，就藏匿不报。朝廷势利之徒，蜂拥而至，胡家珍宝金帛，积聚无数。魏国公徐达看不过去，就给朱元璋上了密本，说胡惟庸奸邪，应加诛除。朱元璋没有相信徐达的话，反给胡惟庸知道了这件事，因此，胡惟庸对徐达怀恨在心。于是，胡惟庸就私下里买通了徐达家里的看门人，让他诬告徐达，谁知弄巧成拙，这计谋被自己的守门人报告了徐达，反而遭到了朱元璋的怀疑，每天上朝都提心吊胆，恐怕遭到不测之祸，等了几天，竟然没事，才逐渐放下心来。
　　胡惟庸自此收敛了一阵，后来觉得自己应当再找个牢靠的靠山，就看上了李善长，李善长虽不当丞相了，但朱元璋还是十分看重他，经常出入宫廷。胡惟庸请人做媒，把女儿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胡惟庸有了李善长这一靠山，不觉又趾高气扬起来。正巧，胡惟庸定远的老家宅中的井里忽然长出了竹笋，高及数尺，一班趋炎附势之徒都说是极大的吉兆，又有人说胡惟庸家的祖坟上每天晚上有红光照耀天空，远及数里。胡惟庸听了，更觉得是吉兆，越发得意。
恰在这时，德庆侯廖永忠，因擅自使用皇帝的龙凤仪仗而被赐死，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书劝谏朱元璋，说他分封太多，用刑太繁，求治天下之心太过迫切，结果使得朱元璋大怒，把他捕入狱中，活活饿死。安吉侯陆仲亭擅乘驿车，平凉侯费聚招抚蒙古无功，均被朱元璋下旨严厉责罚。汪广洋罢相数年，由胡惟庸推荐，重登相位，不久又因刘基案被贬谪，汪广洋知道胡惟庸的不法行为，但一直替他隐瞒，在二次罢相之后，出居云南，不久即被赐死。朝廷官吏屡屡得咎，使得朝廷之上人心惶惶，深怕祸及己身。尤其是汪广洋被赐死，更使胡惟庸觉得震动，他认为朱元璋迟早要惩治自己，就下定了反叛的决心。
首先，胡惟庸把那些遭到朱元璋惩治而心怀不安的官吏争取过来，结成党羽，然后又托亲家李存义去他的哥哥李善长那里探听口风，李善长知道这是祸灭九族的事，起初不肯应允，经李存义再三说明利害，最后默许了。从李善长的态度里胡惟庸得到了鼓舞，加紧了谋反的准备活动。胡惟庸把一些亡命之徒结纳为心腹，又暗地里招募了一些勇士组成卫队，并把天下兵力部署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再派人去同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联系，引为外援，还结交了一些掌握兵权的人，准备一旦事发，就起兵响应。他又秘密结交日本派来的贡使，作为事败之后的退路。
胡惟庸在觉得一切准备完毕之后，就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正月，奏告朱元璋说京宅井中出了一眼甜泉，乃是大吉大利之兆，请朱元璋前去观看。朱元璋竟信了他的话，车驾从西华门出发，准备前往。就在这时，内使云奇突然闯入跸道，勒住了朱元璋的马缰绳，极力劝阻朱元璋，说是不可前往，由于情势太急，云奇声调急促，以至不能说得明白。朱元璋见此情景大怒，以为云奇放诞不敬，就喝命左右用金锤挝击。云奇断了胳膊，仆倒在地，气息奄奄，但却用手指着胡惟庸的宅第方向。这时，朱元璋突然明白了，忙登上高处向胡惟庸的宅第方向看去，但见胡宅中隐隐透出兵气，朱元璋大惊，立即发兵前往捕捉。
不一会儿，羽林军就将胡惟庸及埋伏的甲士捉拿归案，经人对质，胡惟庸无法抵赖，只得承认。胡惟庸被牵至市曹，凌迟处死。
朱元璋当然不肯罢休，他派出官吏，四处拷掠，把胡惟庸一案的新账旧账一同清算，由擅权枉法到私通日本、蒙古，再到串通李善长等人谋反，由此牵连到的胡惟庸的亲族、同乡、故旧、僚属以及其他关系的人皆被连坐族诛，先后杀掉了三万多人。
又过了十二年，蓝党之狱又成。凉国公蓝玉，是著名的武将，也是开国功臣，但为人桀骜不驯。蓝玉与太子朱标是间接的亲戚，往来很亲密。蓝玉在北征时看到燕王朱棣的行止，深感不安，回来后对太子说：“我看燕王在他的封地里实在是太有威风了，其行止不亚于皇帝。我还听说燕地有天子气，愿殿下细心防备，免生不测。”太子为人生性忠厚，不愿生事，就对蓝玉说：“燕王对我十分恭顺，决不会有这样的事。”蓝玉见太子不信，只好自找台阶说：“我蒙受殿下的恩惠，所以才秘密地告诉你涉及利害的大事。但愿我说的不中，不愿被我言中。”
不久，太子病死，朱元璋觉得燕王朱棣为人阴鸷沉稳，很像自己，就想立他为太子，但一些大臣反对，觉得于古礼不合，也对其他皇子无法交代，朱元璋只得立了朱标的儿子做皇太孙。燕王朱棣见太子已死，无人替蓝玉说话，在入朝奏事的时候就对朱元璋说：“在朝诸公，有人纵恣不法，如不处置，将来恐成尾大不掉之势。”朱棣虽未明指蓝玉，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蓝玉曾在太子面前说过朱棣，朱棣现在要施行报复了，再加上“纵恣不法”四字，更是确指蓝玉。
在这种情况下，蓝玉竟还率性而为，一点也不约束自己。他出征西番，擒得逃寇，且捉住了建昌卫的叛帅，自以为功劳更大了，愈觉得意扬扬，本以为回朝后定会大有封赏，没想到朱元璋根本就不理他。到册立皇太孙时，他满以为会让自己做太子太师，却没想到自己还是太子太傅，反倒让冯胜、傅有德两人做了太子太师。蓝玉十分愤怒，扯着袖子大喊道：“难道我还做不得太子太师吗？”他这一番闹腾弄得朱元璋更不高兴。
自此以后，蓝玉上朝奏事，没有一件能够获准，但蓝玉不仅不知收敛，还更肆无忌惮，即使陪皇上吃饭，也出言不逊。一次，他见朱元璋乘舆远远经过，便指着说：“那个乘舆的人已经怀疑我了！”此语一出口，大祸即来。其实，蓝玉并未像胡惟庸那样谋逆，只是“祸从口出”罢了。锦衣卫听到了这句话，立刻告及蓝玉谋反，并说他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垣、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河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设计起事，欲劫皇上车驾，朱元璋听了，正想杀人而找不到借口，便不问青红皂白，一齐拿到朝廷，并亲自审问，再打入刑部大牢，以假作真，全部杀死。
仅此还嫌不足，凡与蓝玉偶尔通信的人，也不使漏网，四面构陷，八方株连，朝廷中的勋旧，几乎一扫而空。此次前后共杀一万五千余人，与胡惟庸案杀人并算，共计近五万人。
至此还不罢休，蓝党之狱过后年余，颖国公傅友德，奏请土地，不仅不准，反予赐死。宋国公冯胜，在缸上设板，用碌碡打稻谷，以作打谷场，声响远震数里，有仇人状告冯胜私藏兵器，朱元璋把他召入廷内，赐以酒食，说是决不相信别人的谣言。冯胜喜不自禁，谁知刚刚回到家里，即毒发而死。定远侯王弼，在家里曾叹息说：“皇上春秋日高，喜怒无常，我辈恐怕很难活下去了！”这一句话，果然被特务告密，立即赐死。
这样一来，开国功臣已所剩无几，即便有几个，也早已远离朝廷，不涉政事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得保首领，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人都死在胡蓝大狱之前，沐英镇守云南，总算偏远无事，只有汤和绝顶聪明，洁身远引、解甲归田，绝口不谈政事，享年七十多岁，得以寿终正寝。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把开国功臣杀得如此彻底的，确实应数明代。
朱元璋从改变官制、改善吏治、严格法令、压制舆论、杀戮功臣和特务统治六个方面集中权力，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可以说收到了相当的成效。自洪武年间及其以后，明代的君权确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旁落过，至于燕王朱棣起兵争位，那是皇帝家里自己的事了。
历史的血腥至今犹能闻到，权力的“棘杖”又何曾一时光滑可手过呢？杀了近五万人来巩固皇权，试图为子孙后代削出一把可以挥压万民而又光滑可手的权力之杖，其结果怎样呢？还不照样是叔侄争位、宗室相残？还不照样是奸佞迭出、祸乱相行？
孟子说：“不嗜杀者能一之。”其意是说以仁行事才能得天下、保天下。但这一万古不变的信念，在历史上实现了多少，今天还是否适合，也许是个很值得探寻的课题。
在中国历史上，开国帝王很多，因为每个朝代都有一个开国帝王，但我们很少听说有开国皇后。的确，有开国帝王不一定有开国皇后，能与开国帝王生死与共并能共享安乐的“开国皇后”确实如凤毛麟角，屈指可数。正是因为少之又少，所以才显得更加珍贵。时至今日，每个创业者几乎都希望有一位红颜知己与自己携手共进，但如愿者几稀。因此，与红颜知己共闯商场与疆场，似乎已成为现代创业者梦寐以求的事。
当我们怀着上述的目标去搜寻中国古代历史的时候，我们惊奇地发现，明朝开国帝王朱元璋的夫人马皇后，不仅是一位真正的开国皇后，似乎也符合现代人的要求。
朱元璋早年寄身寺中，暂做和尚，穷困潦倒，后见郭子兴起兵反元，就投到郭子兴的军中。郭子兴见朱元璋气宇不凡，相貌出众，也十分看重。朱元璋作战勇敢，智勇兼备，打了不少胜仗，郭子兴对他就更加器重。后来郭子兴曾同夫人张氏谈及朱元璋的军功，张氏说：“朱元璋的才能，我不太了解，但看他的相貌，将来必定有一番作为，应该加以厚恩，使他感恩图报，方肯为我们出力。”郭子兴说：“我已提拔他做队长了。”张氏说：“依我所见，这还不足，听说他已二十五六岁，尚未成家，何不将义女马氏配给他，一可使壮士效诚，二可使女有所归，也算是一举两得之事。”郭子兴思虑了一会儿，觉得不错，就挑了个机会，告诉了朱元璋，朱元璋当然十分高兴。
马氏不是郭子兴的亲生女儿，而是他收养的义女。在郭子兴微贱的时候曾与宿州的马公结成了生死之交。马公是宿州新丰的豪富，为人慷慨仗义，疏财济贫，天长日久，家业就衰落下去，他的妻子生下一女，不久就病死了。此女从小无人照管，过惯了贫苦的日子。后来，马公杀人复仇，为了避祸，就把女儿寄养在郭子兴的家里，后来郭子兴听说马公客死异乡，就收马氏做义女，加以抚养。好在此女聪慧，郭子兴教她文字，刘氏教她针线，一经指导，无不立会。到了十六岁，既出落得一副好身材，更兼知书达理、勤劳贤惠，可谓秀外慧中。马氏早就听说朱元璋之名，朱元璋也知马氏是郭子兴的义女，二人相互倾慕，结婚后十分和睦。
朱元璋做了郭子兴的乘龙快婿，不久就被提升为镇抚，再加上他战功赫赫，大家都尊称他为朱公子。郭子兴见朱元璋威势日重，倒还没有多想，他的两个儿子看了却心怀嫉妒，再加上朱元璋同他们称兄道弟，他俩更觉不满。于是，这弟兄两人密谋定了，想驱除朱元璋。俗语说，疏不间亲，兄弟俩编造谎言，屡屡在郭子兴面前谗毁朱元璋，起初郭子兴不听，但说得多了，郭子兴不免起疑。尤其是郭子兴的性格不够大度，偏怀苛刻，遇事不能明辨，易听人言，所以，郭子兴害怕朱元璋真的擅权自专，将来会危及自己。而这时朱元璋并不知道郭子兴对他已起疑心，在军事会议上还是率先发言，不免有顶撞郭子兴的地方。郭子兴大怒，找了个借口，把他关了起来。郭子兴的两个儿子听说了，觉得害死朱元璋的时机已经到来，便偷偷嘱咐膳夫，不要给朱元璋送饭，把他活活饿死。朱元璋未能回家，马氏便探知了此事。她偷偷地跑进厨房，拿了一块刚刚下锅的热饼，准备送给朱元璋吃，谁知刚出门就撞见了父母，她怕被义母看破，连忙把热饼塞进怀中，热饼烫在皮肤之上，疼痛难忍。马氏一面向义母请安，一面眼睛瞅着别处，脸上也显出很不自然的神情。义母见她神情有异，却偏偏叫住她寻根问底，后来实在烫痛难忍，就伏地大哭，说明了原委。等取出饼来一看，胸乳都被烫烂了。义母了解到这一情况，连忙劝告郭子兴，郭子兴也觉得关禁朱元璋显得过分，两个儿子再加暗害更于情理不容，于是放出了朱元璋，对两个儿子大加训诫。朱元璋知道了马氏揣饼烂胸的事以后，大为感动，尤其是马氏以此打动义母，再由义母说动郭子兴，救出了朱元璋的性命，还能使他恢复原职，朱元璋更觉得马氏德足可敬，才足可佩了。
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郭子兴由于受彭大、赵均用两个将领的排挤，到滁州驻守，赵均用一直想加害郭子兴，亏得朱元璋用计贿通了赵均用的左右，接郭子兴来到滁州，朱元璋等人共推郭子兴为滁阳王，当地的所有军马，都归朱元璋节制。
朱元璋带领军队驻守滁阳（今安徽省安肥市东北）时，嫉恨朱元璋的人散布谣言，说朱元璋手握重兵，为了保全实力，不肯出战，就是出战，也不尽力。郭子兴性情耿直暴躁，信以为真，把朱元璋的得力战将都调动到自己的部队，削弱了朱元璋的兵权，对朱元璋也冷淡起来，遇到战事，也不和朱元璋商议，致使二人互相猜忌。
有一次，朱元璋打了胜仗，向郭子兴报功，但郭子兴只是冷淡地敷衍了几句。朱元璋非常懊丧，回到自己家中，长吁短叹。马氏见了，就关切地问：“听说夫君打了胜仗，我正为你高兴，为什么夫君却闷闷不乐？难道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朱元璋说：“你怎会知道我的事？”马氏说：
“莫非是我义父薄待了你？”朱元璋被妻子猜到心事，更加烦闷，说：“你虽然知道，又有什么用呢？”马氏说：“你可知道义父为什么这样对待你吗？”朱元璋说：“以前怕我专权，已削了我兵权。现在怀疑我不肯尽力，我已争先杀敌。如今打了胜仗，你义父仍然对我冷淡。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好。”
　　马氏想了一会儿，问：“你每次出征回来，有没有给义父礼物？”朱元璋听了一愣，说：“没有。”马氏说：“我知道其他将帅回来时都有礼物献给义父，夫君为什么与别人不一样？”朱元璋忿然说：“他们是掳掠来的，我出兵时秋毫无犯，哪里会有礼物！就是有从敌人那里夺来的财物，也应该分给部下，为什么要献给主帅？”马氏说：“体恤民生，慰劳将士，理应如此。但义父不知道这些，见别人都有礼物，只有夫君没有任何表示，反而怀疑你私吞金帛，因此心中不高兴，这才薄待了夫君。我有一个办法，可以使你与我的义父前嫌尽释。”朱元璋问：“你能有什么办法？快讲出来！”马氏说：“我这里还有一些积蓄，把它们献给义母，请义母向义父说明情况，义父一定高兴，不会再难为你。”朱元璋觉得十分过意不去，说：“既然这样，就按你说的办吧，不过这样有点太委屈你了！”
第二天，马氏将自己积蓄的贵重首饰等物品一一捡出，送给义母张氏，并且说是元璋孝敬义父、义母的一点儿心意。张氏满心欢喜地告诉郭子兴，郭子兴神色怡然地说：“元璋这么有孝心，以前倒是我错疑了他。”自此以后，郭子兴对朱元璋疑虑渐释，遇到战事，都和朱元璋商议。翁婿和好，滁阳城从此巩固。
然而，郭子兴的两个儿子却觉得朱元璋的权力太大，威望太高，十分嫉恨朱元璋，总想找个机会除掉他。不久，郭子兴的两个儿子邀请朱元璋出去饮酒，马氏嘱咐朱元璋说：“这两个人几次三番想害你，这次一定没安好心，你一定不要喝他的酒。”经马氏提醒，朱元璋就想了一个计策。等他和郭氏兄弟一起走到半路，朱元璋忽然从马上一跃而下，对天喃喃而语，若有所见，过了一会儿，翻身上马，驰骋而回。郭氏兄弟在后面追喊，朱元璋回喊道：“我不负你，你何故设计害我，如今天神告我，说你们二人，在酒中下毒，天神下令我返！”郭氏兄弟听了，真吓得汗流浃背，私语道：“置毒酒时，我俩未对任何外人说过，他怎地知道，难道真有天神助他？”从此，两人再不敢陷害朱元璋了，就是在郭子兴的面前，也不谈及朱元璋的功过。
后来，郭子兴病死，朱元璋逐渐成为主帅，马氏成为朱元璋的重要参谋之一。朱元璋每次出兵打仗，军中的文书多交给马氏办理。史书记载，马氏仁德慈善，有智计鉴断之能，爱好文史，朱元璋每次出征，文书之类均交马氏管理，即使在紧张仓促之中，马氏也未曾丢弃过。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朱元璋率兵从和阳渡江攻太平，和阳空虚，马氏料定元兵必来劫掠义军的家属，便未经请示，就率领义军家属渡过长江。果不出所料，马氏的队伍刚到达长江对岸，元军就向和阳进攻。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朱元璋同陈友谅会战于南京。当时，陈友谅的势力比朱元璋强大得多，很多人都认为很难取胜，城中人心惶惶，竟有人挖地窑埋藏金银。马氏却把自己的金帛拿出来鼓励将士，激励士气，结果，朱元璋大胜，消灭了陈友谅建立的“大汉”政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又攻克了苏州，俘虏了张士诚，于是，在扫平群雄之后，朱元璋于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做了大明的开国皇帝，册封马氏为皇后。
马皇后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不仅常常参与军事，在空闲时间，还带领妇女赶制军衣，可谓竭心尽智，劳苦功高，应算得上“开国皇后”。作为一个女人，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但最为难得的，是她在建国以后的表现。在她被立为皇后以后，朱元璋曾深情地对她说：“朕起自布衣，登得帝位，外靠功臣，内恃贤后，为朕司书，为朕随军，为朕亲缉甲士衣鞋，种种劳苦，不胜枚举。古称家有良妇，犹国有良相，今得贤惠如后，朕益信古语不虚。”马氏却说：“妾闻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妾同贫贱，愿无忘君臣同艰难。”马皇后的话，可谓语重心长而又适得其时。
朱元璋把她比作唐代的长孙皇后，马皇后谦辞不敢当，待到朱元璋要把马皇后的宗族故旧请入朝廷，授以爵禄，马皇后叩谢道：“爵禄所以待贤，不应私给外家，妾愿陛下慎惜名器，勿徇私恩。”但朱元璋为了表示对马皇后的感佩之情，还是追封了她的父母，并设庙四时祭拜。马皇后的这番话，不仅令朱元璋倍加感动，就是放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也不多见，今人听来，尚犹自敬佩。
马皇后起自寒微，一直不忘本色，虽贵为皇后，却过着较为俭朴的生活。平时，她衣不重彩，多穿丝麻织成的练布，过去的破烂衣服什物也总是修补再用。但她并非吝啬，在许多地方，她十分大方。一次，朱元璋视察太学，马皇后听说太学生有几千人之多，便问他们的生活是怎样安排的。当她得知太学生是由国家供应饭食时，便说：“太学生虽免去了饥寒之虞，但他们的家属却不一定有生活保障，希望能给那些家境贫寒的太学生以补助，让他们的妻子老小不至挨饿受冻。”还特别建议设立了红板仓，积聚财物赠送生员的家属，以保证太学生无后顾之忧，安心读书。
朱元璋刚开始制造纸币时，屡次试制都不成功。一天，他梦见有人告诉他说，如果想制成纸币，必须取秀才的心肝来才行。梦醒之后他想道：“这难道是让我去杀读书人吗？”马皇后听他说了这个梦，就对皇帝说：“照我看来，秀才们所做的文章，就是他们心肝了。”皇帝听了很高兴，立刻命主管的官署找来秀才们进呈有关文章，加工来用，纸币果然就制造成功了。
在明朝建国初年，宰相胡惟庸谋反案应是最大的谋反案之一，其株连之广，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是少见的。中国著名文学家、洪武朝大学士、太子朱标的老师宋濂因年纪已大，早已退隐林泉，离京师千里而居，但他的孙子宋慎知道胡惟庸谋反而未举报，就被株连逮捕到了京城。马皇后听了，连忙跑去对朱元璋说：“听说皇上要处死宋学士，不知是何缘故？”朱元璋说：“宋濂的长孙宋慎知情不报，形同谋反，属大逆不道之罪，按律当诛，且应祸灭九族！”马皇后求情说：“宋学士闲居浦江，早已不问政事，且离京城有千里之遥，根本不知其孙谋反的事，怎么能处他以死刑呢？”朱元璋对谋反之事恨之入骨，所以不听马皇后的劝告，拂袖而去。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只见马皇后直落眼泪，朱元璋很奇怪，就问她是什么原因。马皇后说：“宋学士跟随皇上四十多年，德高望重，四海敬仰，又兼满腔赤诚，肝胆照人，出生入死，明昭目功。如今年逾古稀，却要受刀斧之刑，我哪里能吃得下这珍馐美味？”朱元璋听了这番话，被深深地打动了，就免了宋濂的死刑，改为发配茂州。
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这一点，在朱元璋一朝表现得尤为突出，马皇后在谏阻杀戮、保护功臣方面，其做法也可谓前无古人。建国之初，明朝定都南京，但南京城墙不够坚固完整，朱元璋准备修建，因国库中资金缺乏，朱元璋就向民间募集资金。吴兴人沈秀是一位深藏于江南小镇的富商，用“富可敌国”四字形容，毫不为过。他一生精明盖世，老来却犯了两个大错误：一是他自动捐款要求修半边城墙，二是他修的这半边比朱元璋修的那半边提前三天完工。本来，朱元璋对沈秀主动要求修半边城墙就大为不满和嫉妒，觉得一个商人竟敢同皇帝平起平坐，且是用钱来修城墙，岂不是为沈秀自己立纪念碑，灭了他皇帝的威风？再加上比皇上提前三天完成，那就更是压倒了皇上，有“欺君之罪”！朱元璋性情忌刻，哪里能容，就找了个借口沈秀乱掘山脉，把沈秀捕入狱中，准备处死。马皇后知道了此事，急忙前去问询，朱元璋说：“民富敌国，是为不祥。”马皇后抗言道：“国家立法，所以诛不法，非以诛不祥。沈秀虽富可敌国，却并未犯法，为什么要处他死刑呢？”朱元璋理屈词穷，只得把沈秀改谪戍云南，沈秀终于死在贬所。从此，江南富人吸取教训，更加深藏不露。
马皇后做了十五年的皇后，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病重，医治无效，群臣纷纷访求名医，督责医官，马皇后却很平静地对朱元璋说：“生死有命，祷祀何益？世有良医，亦不能起死回生。倘服药不效，罪及医生，转增妾过。”这种宁静安详而又慈悲的情怀使朱元璋及群臣大为感动。朱元璋问她有何遗言，马皇后说：“妾与陛下起自布衣，赖陛下神圣得为国母，志愿已足，尚有何言！妾殁之后，只愿陛下亲贤纳谏，如是而已。”言讫而逝，年五十一岁。马皇后的这番不是遗言的遗言，至为朴实而又至为深刻。自朱元璋及群臣百姓，闻马皇后死讯，无不恸哭。
是年九月，葬马皇后于孝陵，临葬风雨雷雹大作，朱元璋以为不吉之兆，愀然不乐。送葬僧人宗泐口宣一谒道：
雨落天垂泪，雷鸣地举哀。西方诸佛子，同送马如来。
朱元璋听了，才转忧为喜。马皇后死后，宫中有很多追忆马皇后的歌谣，其一曰：“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抚我育我，怀德难忘。怀德难忘，于万斯年，毖彼下泉，悠悠苍天。”
这里倒不是要为一位封建皇后树碑立传，而是因为马皇后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一个特例。她的特别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品德端正，处事得当。马皇后身为郭子兴的义女，朱元璋的妻子，其地位与作用都十分微妙。如果她存有私心或是处事不当，极有可能导致郭子兴和朱元璋关系的破裂。如果真的出现了那种情况，不仅朱元璋当时死无葬身之地，就是对于郭子兴和农民起义军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损失。马皇后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义父和丈夫一时的曲直得失，维护了他们的团结，发挥了朱元璋在农民起义军中的作用，为义军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二、马皇后既能辅佐朱元璋打天下，又能辅佐朱元璋治天下，如此善始善终，实属难能可贵。贫贱而不馁，富贵而不骄，这是中国传统的做人标准之一，在马皇后身上确实体现出来了。至于大和尚颂她为救苦救难的“马如来”，虽有过誉之嫌，也实在是不无道理。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多残暴，后宫多秽乱，而马皇后却像一道耀眼光芒，划破了黑沉沉的夜空，显示出了人性之美，女性之美。实可谓斯人虽已逝，千载有余情！
政坛上的奇人逸士
奇人逸士，可谓世不一出，如凤毛麟角，只能自待其来而无处寻觅。奇人之奇，就在于无世俗之累，入世可经天纬地，出世可“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不为穷困所忧，不为闻达而喜，常得率性而为。借用今天时髦的话说，那才真叫“潇洒走一回”！
只是当今之世，媚俗入骨髓者却偏偏要装出一副清气泠然的模样，浑身铜臭气却偏偏要做出一副绅士的派头，孰不知，如果划分“阶级成分”的话，他们只能归入俗人庸人的阵营中去，且是其中的下焉者，如想和奇人逸士攀缘，恐怕还要“十世修行”！只是奇人逸士太过遥远，时下之论，“贵族”一词髦得合时，阿猫阿狗披上冠带，据说也成了贵族。其实，奇人逸士才是中国传统贵族精神的代表，在他们身上积聚着真正的浓郁的贵族气息。至于今天自封为“贵族”的新贵族们，实在是身外无处不贵族，唯有精神不贵族！
元末明初的刘基，在中国历史上应称得上是一位奇人。他在改朝换代之际大有作为，为明朝铺设了一条开国之路。关于他的传说十分丰富多彩，什么能掐会算，什么呼风唤雨，简直有些像《水浒传》里梁山好汉的军师公孙胜，至于冒他的名而出的风水堪舆之作以及预测祸福的《推背图》之类，更加比比皆是。剥去这些虚幻迷离的色彩，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可以看出，刘基是一位学者、军事家、政治家和特立独行的智达之士。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生于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其家庭为一耕读传家的正统地主家庭。浙江自宋以后就成为文化教育十分发达、才杰俊秀迭出的地方，素有“千山千水千秀才”之称。刘基的祖先原是丰沛人氏，在宋为官，后随南宋南迁，落脚浙江青田，到刘基的祖父这一代，还做南宋的太学上舍，并且博学多智，通晓天文地理，为人正直仗义，曾经组织过反元起义。刘基出身于这样一个较有名望的家族，自小耳濡目染，树立了建功立业的大志，也造就了他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性格。据载，刘基才华出众，自幼就显露出来，尤其他的博闻强记，实在令人吃惊。
刘基的住处附近有一家书店，刘基上下学经常路过。一天，他看到一本天文方面的书，随手翻阅了一遍，第二天再来读书时，竟能将前一天读过的那本天文书背诵下来。书店主人十分钦佩，就想把那本书送给他，刘基说：“书已在我胸中矣，书本已对我无用了！”他的老师对他也十分器重，因为他不仅过目成诵，还能根据所学的经文，阐发自己的见解，道人所未道，言人所未言，他的老师断言他将来必成大材。在十七岁时，刘基离了府学，到括苍山的石门洞去师从当时的名士郑复初学习“二程”的理学。在这一时期，他更进一步地博览群书，尤其注意正统经史子集之外的杂家著作，医农术数、天文地理均深有心得。这样，刘基在青少年时期就已打作好了知识上的准备。
　　刘基的青年时期是十分坎坷曲折的。他于至顺四年（公元1333年）考中了进士，其后被授为江西高安县丞。当时，元朝的政局动荡不定，一方面是统治者横征暴敛，醉生梦死；一方面是农民起义的烽火遍地燃起。在这种情况下，有识之士或是心怀观望，寻找时机以图起事，或是干脆投入起义军中，极少有人为元朝的统治者卖命。刘基也是这样，虽做了一个辅佐县令的小官，但他并不是死心塌地地为元朝着想，而是十分注意搜集风土人情，了解社会时事。当然，身在元朝吏籍之中，他也不能不例行公事，做一些应付门面的事，但他决不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而是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心去伸张正义。在当高安县丞时，他曾受命复审过一桩人命案，初审裁定者是一个极有权势的蒙古贵族，但原告一直不服，连连上诉，经过勘查，刘基认为初审有误，应定为蓄意谋杀。经过刘基的努力争取，终于使冤情大白。这件事为普通百姓所赞扬，但却为当权者所不容，不久，刘基就因别人的诬陷而另调他任。刘基实在看不惯官场的贪赃枉法、阿谀奉承，一气之下，弃官回家，于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回到青田老家，做起隐士来。刘基的学问品才已广为人知，浙江行省又让他担任儒学副提举的官职，刘基觉得也许这一官职比较适合于自己的特点，便即到任。谁知到任一看，天下官场一片黑暗，他无法改变自己的性格，对一些不法现象仍是愤加指责，其结果当然是得罪了许多人，很多人弹劾他超越职责范围，多管闲事。于是，刘基又一次愤而辞官。
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前后，方国珍兄弟时降时反，占据着温州、台州、庆元等地，在海上出没无常，很难剿灭，也加深了沿海一带百姓的灾难。元朝官吏自己无能，又想起刘基是一人才，便把他任命为浙东元帅府都事，让他想法剿灭方国珍。刘基两次辞官，本不愿再去与贪官污吏为伍，但又想只是剿灭匪寇，也就勉强应允。一到任上，刘基就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方国珍兄弟反降无常，目的无非是为了向朝廷要挟，索取高官厚禄。刘基反对招安的政策，坚决主张消灭。他分析了当时的情况，主张实行分化瓦解之策，即只拿方国珍兄弟，余者不问。此布告一出，方国珍的军心立刻不稳。原来，方国珍多行不义，其部下多是被他胁迫，本不愿为他卖命，见了布告，就想离之而去。方国珍十分惊慌，便托人给刘基送去了许多财物，请求他改变策略，刘基坚决不从。方国珍无法，只好转而贿赂别的高级官员，没想到一举成功，方国珍再次接受了招安。这也罢了，气人的是刘基挨了一顿训斥，说他是擅作威福，伤了朝廷爱民好仁之心。刘基这次真的心灰意冷了，他对元朝彻底失去了信心，他再也不愿在官场混下去，哪怕是借此为民做些好事他也不干了。
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他第三次辞官，又回到了青田老家。这次归隐，他为中国文学史添了一部寓言集。他借寓言的形式嬉笑怒骂，表示自己对污浊现实的愤慨和对人生的精辟见解，他给这部寓言集取名为《郁离子》，大概寓有郁愤不平而又离经叛世之意。此时，刘基已四十多岁了，他于二十多岁中了进士，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宦海浮沉，并数度隐居，难道他一生的历程就此结束了吗？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元末，要想施展宏图大志，唯一的出路就是反掉元朝。
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刘基的机会终于来了。在郭子兴死后，朱元璋的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他接受了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正确建议，避开了蒙古人的锋芒，迅速壮大起来。朱元璋十分注意军队的纪律，建立了良好的威望，而且每到一处，十分重视访求当地的贤达，罗致帐下，以为己所用。占据处州以后，朱元璋访得刘基正在青田老家隐居，便专使往请。刘基虽也早已听说朱元璋的名声，但毕竟缺乏了解，再加上他二十年做官的坎坷经历，似乎不愿再出山了，所以，他拒绝了朱元璋的第一次邀请。朱元璋并未气馁，再派总制孙炎前往邀请，朱元璋备以聘礼书信，极言求贤若渴之情，再加上孙炎对朱元璋的雄才大略、鸿鹄之志的一番描述，刘基终于被感动。于是，刘基说：“我过去曾经辞官在西湖闲住，见西北方向有异样云气，我曾说那是天子之气，十年之后应当在金陵。现在朱氏创业兴旺，又礼贤下士，应天顺人，恐怕将有大成。”就这样，刘基经过朱元璋和部将胡大海的三次邀请，终于应聘。刘基在见朱元璋之前，就已经对天下大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针对朱元璋的情况，思考了十八条建议。在见到朱元璋之后，他立刻提出了他的所谓“时务十八策”，朱元璋听了，兴奋不已，认为刘基未到军中，就已把天下大势看透，实在是不世之才，立即下令修建礼贤馆，把他待为上宾，引为心腹知己。
当时，朱元璋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两支军队的势力都比朱元璋强大，而且想合力消灭朱元璋。因此，朱元璋的军队虽生气勃勃，但仍处在东西夹击的危险境地中，怎样对付张士诚和陈友谅，就成了朱元璋的当务之急。如果能采取正确的策略，朱元璋就能继续发展，弄不好，就会像包饺子一样被张、陈两支军队吃掉。就这个问题，朱元璋虚心请教了刘基，朱元璋说：“我为天下麻烦先生，把您请了出来，真是委屈您了，希望先生不要抛弃我！如果您有什么指教，请直言不讳，我一定虚心接受。”
刘基说：“明公占据了金陵，甚得地势之便，但东南有张士诚，西北有陈友谅，多次骚扰侵凌明公。如此看来，要想取得天下，当务之急，先除此二人！”朱元璋正在考虑这一问题，却十分犯难，不知如何是好，就皱着眉头对刘基说：“这两人势力强大，怎样才能剿灭呢？”
刘基说：“抵御敌人，应当权衡缓急，用兵应当有先后次序，如今应当先对付陈友谅，后收拾张士诚。”朱元璋说：“张士诚弱小而陈友谅强大，诸将多认为应当先除弱者，剪除陈友谅的羽翼，而且先弱后强，是用兵的常法，先生何故舍弱而图强呢？”刘基说：“如今之势，不可拘泥于兵法。张士诚只是一自守汉罢了，他胸无大志，只求自安，不愿多事，如果你集中力量攻击陈友谅，他也不会乘虚攻金陵，不敢轻举妄动。而陈友谅劫主称帝，没有一时一刻忘记金陵，且占据长江上游，可以顺流而下。他野心勃勃，企图扫荡群雄，因此他才是目前最主要的敌人。如果你集中兵力对付张士诚，陈友谅乘虚而入，明公还有退路吗？如果先灭陈友谅，则张士诚的存亡全操于我手，还有何惧呢？先灭陈，后扫张，继而西攻陕西，北上大都，天下岂不可定了吗？”
这一番话，实不亚于诸葛亮的“隆中对”，把朱元璋说出了一身汗。此后，朱元璋就按照刘基定下的这一策略，平定了天下，建立了明朝。
在具体的战役中，刘基也屡立大功。刘基到朱元璋军中不到两月，陈友谅就挟持徐寿辉率大兵来攻，并联合张士诚东西夹击。当时，敌兵浩大，朱元璋势小，因此诸将主张不一，有主战的，但更多的是主逃，甚至主降。在众人议论纷纷时，刘基旁立不语，朱元璋最后问及刘基的意见，刘基斩钉截铁地说：“先斩言降者和言逃者，才能取胜。陈友谅挟徐寿辉而来，乃是向我示威，逃无处逃，降则死无葬身之地，如今之计，只有决一死战。陈友谅虽说势大，但属不义之兵，士气不振，且又远行深入，疲惫不堪。而我们则是守卫疆土，将士齐心合力，以逸待劳，再多设埋伏，一定会成功。况且陈友谅骄悍有余，智计不足，正应了骄兵必败、悍兵必败的古训。以此看来，战之必胜。”刘基的这番话，坚定了朱元璋和诸将士的必胜信念，也确实符合当时的形势，道出了胜败的根源。陈友谅进军初期，因其势太大，打了一些胜仗，在占领了太平以后，就使人椎杀了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为汉。后来深入朱元璋的防地，被刘基困住，弄得缚手缚脚，施展不开，屡吃败仗，最后退至江州。
江州临水而建，城墙多建在水中，易守难攻。朱元璋攻了数日，城完如故，陈友谅以为固若金汤，便放心回去睡觉了。谁知刘基暗中测量了城墙高度，造了许多坚梯，载于船尾，趁黑暗缓缓移至水中的城墙边，军士顺利登上城头，一举攻克。陈友谅还以为天降神兵，忙携带妻子，乘船逃往南昌。在后来的鄱阳湖大战中，刘基又多出奇计，帮助朱元璋击败了陈友谅，并将其杀死于湖中，彻底消灭了陈友谅的大汉政权。在奉韩林儿为小明王问题上，刘基与朱元璋等人的看法完全不同。朱元璋接受韩林儿的封爵，其目的是为了不招人眼，把元兵的矛头都指向韩林儿、陈友谅等人。他这样做，确实为自己赢得了发展的时间，但随着形势的推移，再尊奉韩林儿，就有害无利了。
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正月，朱元璋在金陵中书省设座，遥拜小明王，刘基独傲立不拜。朱元璋问其故，刘基说：“韩林儿虽是韩山童（红巾军重要首领）之子，但自身并无建树，只是一个牧童罢了，且他姓韩不姓赵，却诡称宋裔。宋亡已久，人心不归，何必要假借前代年号？大丈夫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摆脱别人的牵制。如果继续尊他的名号，将无以自立。”朱元璋当时未做什么表示，但他已深受刘基的影响。后来因救韩林儿而差点被陈友谅趁虚打败，才越加相信刘基的话。最后，朱元璋干脆杀了韩林儿，自树一帜。这在当时看来，也是一个正确的策略。
刘基为明朝开国立有三件大功：一是指出正确的政治方向，即摆脱韩林儿而自树一帜，以收揽人心，威服天下；二是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先攻陈友谅，后灭张士诚；三是在各个战役中屡出奇计。难能可贵的是，开国以后，他能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要求“以仁治天下”。朱元璋在登基之后面对满目疮痍的世界感到一片茫然，不知所措，就向刘基请教，刘基说：“生民之道，在于宽仁。”对于吏治的腐败，他深恶痛绝，建议朱元璋严加治理。他仍然保持着刚正不阿的性格，对于文臣之首的李善长，他也毫不通融，不顾李善长的求情和威胁，毅然以御史中丞的身份杀死了李善长的亲信、贪污犯李彬，引起了朝野震动。后来，他敌不住李善长的百计陷害，干脆回家闲居。
刘基极有知人之明，他深知朱元璋生性多疑。外宽内急，所以不去致身仕途，而是尽量洁身远引。一次，朱元璋想把李善长换掉，让他当丞相，刘基说：“李善长是功臣勋旧，能够调和众臣。”
朱元璋奇怪地问：“李善长多次说你的短处，你为什么总说他的长处呢？我想让您当丞相，不知意下如何？”
刘基说：“国之大事，莫大于置相，易相犹如殿之换柱，如用小柱，非折即仆。我就是这样的小柱，怎么可以换上去呢？”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刘基说：“杨宪有当丞相的才能，却无当丞相的器量。丞相必须持心如水，不偏不倚，杨宪做不到。”
朱元璋接着问：“汪广洋如何？”刘基说：“器量更浅，胸怀更小。”朱元璋最后说：“胡惟庸怎么样？”刘基答道：“万万不可。当丞相好比驾车，胡惟庸不仅驾不好车，还会弄得辕断轮摧。”
朱元璋还是让这几个人当了丞相，结局如何呢？杨宪因犯律被杀，汪广洋被赐死，胡惟庸谋反，其案株连之多，被杀三万人，连李善长也被连累灭族！
刘基可算有知人之明了！胡惟庸因刘基曾在朱元璋面前贬评过自己，就怀恨在心，当了丞相之后，就诬陷刘基的儿子，也诬陷刘基占了有王气的坟地，刘基本来在家过着隐居的生活，下棋品茶，逍遥自乐，却忽然被传到京城，令其对证。虽然最后朱元璋还是把他护送回家，但他还是忧愤成疾，于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中国历史上的最早的奇人当数武王伐纣时的姜子牙了。姜子牙知道自己有很大的本领，但时运不来，他也无可奈何，于是就耐心等待。他可谓事事不顺心，即使做点小买卖，老天也与他作对。一次，他借了点钱买了点面到街上去卖，没想到一阵风把面全吹跑了，弄得他血本无归。但他没有灰心，等待时来运转。他在渭水边上钓鱼，用的是直钩，所以一条鱼也钓不到，他老婆来送饭，见他用直钩钓鱼，不禁大怒，就把鱼钩弯过来，趁他吃饭的工夫就钓了许多。姜太公见了，反把那些鱼都放到水里，并对老婆说：“我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一切都要顺其自然，岂可勉强。”后来，连老婆都跟他离婚了，他还是在等待。一直到了八十岁，周公才来到渭水边，请他出山。周公亲带车马，在他的身边一站就是半天，姜子牙终于被周公的态度所打动，出山帮助武王伐纣。
据说，姜子牙不仅智谋超人，还道术精深，既能出谋划策，又能掐会算，甚至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立下了大功，后被封于齐。在当时，齐地是膏腴之地，鱼米之乡，又是经济最为发达的“开发区”，其享禄之厚，为百官之首。姜子牙也被尊称为太公，可谓福寿双全。
　　秦末汉初的张良也算是一位奇人，他奇有四处：其一是散尽家财，誓为韩国报仇，寻访刺客，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虽未成功，但其勇烈刚毅，不能不叫人啧啧称奇。其二是他得遇奇缘，学得兵法。据说，张良遇到一位老人，那老人让张良把掉在地上的鞋子给他穿上，张良照办了，老人就约他黎明在某地相会，授以兵法。张良连去两次，老人都先他而到，老人给他最后一次机会，于是，张良干脆从晚上等到黎明，根本就不回去，总算使老人满意了。老人觉得他品德甚佳，才质不凡，就授他兵法，张良从此就成为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了。这个“张良纳履”的故事，直到现在还被常常拿来教育儿童尊敬老人。其三是他屡出奇计，助刘邦脱困危、胜项羽，成为西汉的开国功臣。其四是能功成身退，不贪名利，既躲过了刘邦、吕雉对功臣的诛戮之祸，又免去了像萧何那样的屈身之辱，只是洁身远引，钻研兵法，恰像清溪湍湍，避世而流。
东汉末年的诸葛亮当然也算得是一位奇人。他躬耕隆中，不辍诗书，用他的话说，就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等到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见他仁德至厚、诚信可嘉，便决定辅他共图大业。诸葛亮未出隆中就三分天下，既出隆中，更东联孙吴，北抗曹魏，火烧赤壁，再取CD，终于证实了他三国鼎立的预言。但诸葛亮之奇，还不全在此处，与其他人相比，他是洞察世事偏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明知天下大势，三足而立，魏、吴皆不可图，但他却要实现刘备匡扶汉室、继承汉统的遗愿，不辞辛劳，六出祁山，终于鞠躬尽瘁，积劳成疾，呕血而亡。
隐居山林不足为奇，奇的是在经世济时中偏能显示出其奇人逸士的本色。政坛上的奇人逸士，“兼济”与“独善”兼得，现在想来，犹令人向往不已。
做大事要有大决断
“当断不断，自取其乱”是许多有志之士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后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这条经验决不是随便说说而已，而是用无数的鲜血和头颅换来的。如果对此还不理解，请看看下面的事例。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李世民看到隋朝将要灭亡，就暗中积极准备起义。他散施财物，接济贫穷，供养门客，许多贤能的人和侠义之士都聚集到他的门下，李世民不仅声名鹊起，也为自己日后谋事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积聚了大量的人才。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时任太原留守，李世民与早就有意造反的晋阳令刘文静密谋，劝说李渊兴举义兵。李渊在考虑了利害之后，同意了李世民的建议，将自己家族的兴亡交给了李世民。当年五月，李世民设计杀掉反对自己的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二人，李渊正式宣布起义。
当时正逢阴雨连绵，李渊的军粮即将用尽，李渊与大将军府长史裴寂商议，决定暂时撤军返回太原，等准备好了再图进取。李世民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向李渊建议说：“我们本是兴大义以拯救天下百姓的，应该尽快进入京城，向天下发号施令；如果遇到了一小股敌人就撤军，恐怕跟随我们起义的人就会不相信我们，人心就会涣散，义军就会解体。我们如果撤回太原，那仅仅保守一城之地，和贼寇又有什么两样呢？又如何保全自己？”李渊仍然采取保守的态度，不采纳李世民的意见，催促军队准备撤退。
李世民见一般的劝谏没有作用，就横下一条心，在中军帐外放声痛哭，哭声传到帐中，李渊忙把李世民召入帐中，询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哭泣。李世民说：“如今，我们是为伸张大义而起兵，若前进则必能取胜，若撤退则必然导致军队离散。如果我们的军队离散在前，敌人就会乘势袭击，死亡顷刻就到眼前，因此，我万分悲痛。”听了这番话，李渊顿时省悟过来，立即取消了撤军的命令，准备进攻。
八月己卯日，连续下了半个月的大雨停了。李渊立即率军进逼霍邑。为了引诱宋老生出城交战，李世民带领数员将领骑马来到城下，装作察看地形部署的样子，借以激怒宋老生，诱使他出城交战。宋老生果然中计，领兵出城，背城列阵。李渊与李建成在城东列陈，与宋老生周旋交战，李世民与柴绍率军从城南冲击宋老生的军队，宋老生的军队禁不住两面受敌，阵脚大乱，四散奔逃。李渊的义军终于杀掉宋老生，攻占了霍邑。
从此以后，李渊的义军声威大震，所到之处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到了河东，关中的豪杰就争相前来投奔义军。此时，李世民又请求进兵入关，夺取永丰仓，以救济穷困的百姓，并收编各路义军，借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准备攻取京城。
这次李渊十分赞同李世民的意见，派李世民率领前军渡过黄河，先平定了渭北（渭河以北地区）。三辅（指京城长安周围的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三个郡）的官吏、百姓、豪侠之士纷纷前来投奔义军，每天有一千多人。军队在泾阳（今陕西泾阳县）驻扎时，数量已扩充到了九万多人，再加上击败刘鹞子后收编的军队，义军的力量就更加壮大了。
此后，李世民留下殷开山、刘弘基等将领驻守长安故城，自己率军前往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义军的首领都率军前来投奔，这样，李世民的军队又增加了十三万。不久，义军就平定京城。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十一月，李渊立代王杨侑为天子，改元义宁。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渊受禅登皇帝位，改元武德，唐朝建立。宋朝的宰相吕端被宋太宗称为“吕端大事不糊涂”，说的就是大事有大决断。宋太宗病危，内侍王继恩等人嫉恨太子英明过人，就私下里同参知政事李昌龄等打算立楚王元佐为皇位继承人。宰相吕端到宫禁中去探问皇帝的病情，发现太子不在皇帝身边，就觉察到其中有变化，马上在笏上写了“病危”两个字，命令自己身边可靠的官员请太子立即入宫侍候。
太宗死后，李皇后叫王继恩召吕端进宫。吕端预料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有变化，马上哄骗王继恩，让他领着进书阁查检太宗先前亲笔书写的册立太子的诏书，然后趁势把王继恩锁在书阁内，使他一时不能出来，这才入宫。皇后说：“皇帝已经去世了，立太子应当立长子，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吕端说：“先帝立太子，才刚刚一年。现在天子刚刚离去，难道可以马上就违抗天子的命令吗？”于是，拥戴太子继承王位。
宋真宗登上王位，举行登基仪式，在天子座位前垂着帘帏，接受群臣的拜贺。吕端平静地站在殿下，先不拜天子，而是请求天子卷起帘帏，他上殿仔细看过，认清了确是原太子，这才下台阶，带领群臣拜见天子，高呼万岁。
南宋宋高宗建炎初年（公元1127年），因金兵南侵，皇帝跑到钱塘，而留下张浚在平江镇守后方。当时，汤东野听说有皇帝的赦令将到，心里对这件事感到十分怀疑，便跑去向张浚禀告。张浚听到这一消息，因为当时朝廷中很乱，立即警觉起来，说：“马上派遣懂得公务的官员前去看看，让驿站的坐骑走得慢些，让前去的官员先把诏书拿回来给我们看。”
汤东野派去的官员打开诏书一看，果然不出所料，由于杭州发生兵变，逼宋高宗退位，改由太后听政，宋高宗是迫于无奈才写下的诏书。汤东野考虑到情况复杂，不能宣读这样的诏书。但有诏书要来这儿的消息已经宣扬出去了，将士们渴望得到朝廷的赏赐。汤东野担心军队得知杭州发生兵变、高宗退位，可能会发生变乱，所以同张浚商量这件事。张浚说：“马上打开府库拿出钱来，作出要犒赏众军的姿态，先使军心安定。”
于是，他们就把这封假诏书藏了起来，私下里把州府中过去收藏的高宗皇帝登基时大赦天下的诏书放在车中。等到迎来诏书后，他们把那张大赦天下的诏书张贴在城楼，但那城楼的台阶立即禁止通行，没有人敢上去，因此谁也看不清诏书，也就看不出诏书上的破绽。同时，他们就按照皇帝祭天地时赏赐的惯例，把钱银、布帛赏给将士，于是军心大悦。随后，张浚就决定兴兵勤王，保卫宋高宗。
相反的例子则是明代的建文帝。朱元璋为了为儿孙的权力铺好道路，几乎杀尽了所有的功臣。功臣是不能谋反了，自己的兄弟子孙呢？那就难说得很。
明代建文帝朱允炆掌政不久，他的叔叔燕王朱棣就前来朝见，户部侍郎官卓敬秘密上书说：“燕王才智过人，酷似先帝朱元璋皇帝的头脑，而他所在的北平也强手如林，才子辈出，金、元就在北平建立都城。依我看，应该将燕都迁到南昌，以断绝祸根。刚萌生而没变化的事称为苗头，有了时机就发展的称为势力。如果不趁早而为，恐怕将来无法收拾。”建文帝看了奏文，大为吃惊，第二天对卓敬说：“燕王是我亲叔叔，同我是骨肉至亲，足下怎么说出这种话？”卓敬回答说：“杨广和隋文帝难道不是父子关系吗？后来还不是子篡父位。”建文帝没有采纳卓敬的意见。不久，燕王以“靖难”为名起兵北平，攻破南京，建文帝死于宫中。燕王在北京即位，是为明成祖。
可以说，如果没有李世民的决断，就没有唐朝的诞生。如果真的是按照李渊的部署撤兵了，那义军只有灭亡一条路。何以见得呢？道理很简单，正如李世民所说，在当时，义军凭的是一股气，而不是凭借粮草和实力，义军其聚也快，其散也快，如果与对方打持久战，必然会挫折锐气，很快就会成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之势。只有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才是正确的选择。而建文帝无论是政治才能还是军事才能，都远不是朱棣的对手，又没有适时地采取正确的策略，仅靠妇人之仁，没有大决断，所以最后落得个身首异处的结果。因此，做大事者必须要有大决断，事事优柔寡断，是自取败亡之道。
政治预言家
中国自古就有许多政治预言家。这些人，好像能上知一千年，下知五百年似的。实际上，他们也是平凡普通的人，只不过善于根据社会形势、人事去分析得失成败以及各种力量的对比发展罢了。
中国是一个历史极其悠久的国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改朝换代和你争我夺是经常发生的事，所以，高瞻远瞩就成了统治者必不可少的素质，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中国在政治预测方面的智慧是相当发达的。但这种政治预测又无一定之规，总是根据具体的世事变化而变化。总体来看，不外乎从社会发展、形势变迁和人事转化三个方面入手。
在《三国志》中有一篇著名的《隆中对》，是诸葛亮在隆中回答刘备有关天下大势的咨询。在这席冠绝千古的谈话中，诸葛亮未出隆中就三分天下，而其后的形势也正是根据他的预测发展的，诸葛亮可谓是一位“国际形势预言家”了。但细看这篇《隆中对》，就可看出，诸葛亮并无什么特异之术，他绝非靠能掐会算来预测出天下大势，而是完全依据于对现实形势、人事准确全面的了解和细致周密的分析而作出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一旦出了隆中，就尽心尽力地辅佐刘备，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靠他的努力，刘备才得以与曹操、孙权抗衡而三分天下。看来，要想做一个政治预测家，不能以隔岸观火的悠闲态度来对待世事，有时还需要积极地参与和投入，才能实现自己的预测。在这个意义上讲，那就不仅是政治预言家，还是政治活动家了。
楚、汉相争时期，刘邦曾被困在荥阳，他为了争取各方的支持，让郦食其为他出谋划策，计谋一出，立刻遭到了张良的坚决反对。张良就是从社会发展、形势变迁和人事转化三方面来分析和确定当时的策略的。可以说，刘邦之所以能够胜利，全在于张良的这一分析和预测，否则，必败于项羽之手。今天看来，这场在政治预测方面的交战犹是惊心动魄：
张良身体经常生病，从未单独带领军队，而是作为出谋划策的大臣，经常随从汉王。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项王把汉王重重包围在荥阳城里，汉王忧心如焚又很恐慌，与郦食其商议怎样去削弱楚国的力量。郦食其说：“过去商汤讨伐夏桀时，封夏桀的后代于杞；周武王诛杀殷纣王时，封殷纣王的后代于宋。现今秦朝残虐无道，用杀伐灭亡了六国，使六国后代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陛下您如果重新拥立六国的后代为王，这些人必然会争着拥戴陛下您的大德大义，情愿做您的臣子和姬妾。大德大义风行于各诸侯王那里，您就可以西南称霸，楚国也必定整肃衣冠，毕恭毕敬来朝谒您。”汉王说：“很好。赶快催促刻六国王印，先生出发分封时就可以带印前往了。”
郦食其的这番话，即使在现代读者看来，似乎也觉得合情合理，但经张良一分析，我们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如果按郦食其的话去做，那就大势去矣！且看张良的理论：郦食其还没有走，张良从外边来谒见汉王。
汉王正在吃饭，说：“门客中有人给我献上一个削弱楚国力量的计策。”详细具体地把郦食其的计策告诉了张良说：“子房，你看怎样？”
　　张良说：“是谁给陛下出这样的计策？陛下的事业完了。”汉王说：“为什么呢？”张良说：“我请借您面前的筷子，为您指画形势。过去商汤和武王讨伐夏桀王、殷纣王而封他们的后代，是有把握致桀王、纣王于死命，现在陛下您有把握致项羽于死命吗？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谋的第一个原因。周武王进入殷朝，标榜商容的里门，到箕子门前抚车轼示敬意，修封比干的坟墓，现在陛下您能做到吗？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谋的第二个原因。把殷纣王积粟之仓钜挢里的粮食都发散出去，把殷纣王储财之所鹿台的财物都分发出去，用以接济贫穷的人，现今陛下您能吗？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策的第三个原因。在殷朝的战事一结束，就停罢军用的车辆改作乘人之用，把刀枪剑戟都倒着装载，表示不再用了，现今陛下您能这样做吗？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策的第四个原因。把军马散放在华山的南边，表示没有什么用处了，如今陛下您能这样吗？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策的第五个原因。把运输军需用的牛马都放牧在桃林塞的原野上，表示天下不再有运输与积聚，现在陛下您能这样做吗？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策的第六个原因。而且天下的游说之士，离开自己的父母，抛弃了祖坟边的热土，离开有交谊的老朋友，跟从陛下您，只是日夜盼望能得到很小一块土地。今天去拥立六国的后代，没有土地去封有功劳的人，游说之士各自回去给自己的主公干事去了，跟自己的家人团聚，与老朋友会面，谁还跟陛下您去夺取天下呀？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策的第七个原因。楚国不强还倒罢了，强则六国必屈服跟从楚国了，陛下您去哪里寻找在您面前称臣的六国后代呢？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策的第八个原因。如果您用这个计谋，陛下的事业就完了。”
汉王停止吃饭，把嘴里的饭也吐了出来，骂道：“这小子，差点坏了我的事业。”下令催促销毁六国的王印。张良的这番话实在是太厉害了，前半部分还倒罢了，后半部分尤为振聋发聩，幸亏刘邦能及时醒悟，如果不听张良之言或是晚听张良之言，别说打败项羽，建立汉朝，恐怕自己也已死无葬身之地了。
张良的政治预测可谓是极其正确，就在他说了这番话不久，占据齐地的韩信就派使者来见刘邦，要求封他为齐地的假王，刘邦一听，勃然大怒，觉得韩信不赶快来救援自己，还趁火打劫，要挟封王。但后来听了张良的劝说，竟封他为真齐王，从而稳住了韩信，打败了项羽。如果按郦食其的计策封了齐国的后代，那韩信早就背叛刘邦。由此可见，汉朝的兴亡成败，有一大部分是捏在张良这位政治预测家的手里的。
上面的这个例子，均是把政治预测与实际操作结合起来的，通过努力来实施自己的预测，最终达到预测的结局。这是一种主动性极强的预测，能够进行这种预测的人，一般来说都能取得成功。
还有一种预测，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但因对事情的发展无能为力，便只能眼看着事情往坏的一面发展。“召公谏厉王止谤”就是这样的例子：
厉王实行暴虐的统治，奢侈骄傲，国都的民众都议论他的过失。召公劝诫说：“民众都忍受不住您的政令了。”厉王发怒，找到一个卫国来的巫师，叫他监视议论的人，巫师报告谁议论，就杀掉谁。于是，议论的人少了，诸侯也不来朝见。
厉王三十四年（公元前844年），他的统治更加严厉，国都的民众再不敢说话，路上相遇，也只是互相以眼色示意。厉王高兴了，告诉召公说：“我能消除议论了，他们都不敢说话了。”召公说：“这不过是堵塞民众讲话罢了。堵住民众的嘴巴，比堵塞河流的后果还要严重。河水堵塞起来，一旦决口，伤害的人一定很多，民众也是一样。所以治水的人要疏通河道。使水流通畅；治理民众的人，要开导他们，让他们讲话。所以天子办理政务，让大臣和普通官吏献上议论朝政的诗篇，乐官进献反映民意的歌曲，史官进献可供借鉴的史书，乐师进献有劝诫作用的箴言，然后由盲人朗诵和宣读，百官可以进谏，普通民众的议论也可以间接地传给天子，左右侍从要尽规谏的责任，同族大臣要监察和弥补天子的过失，乐师和史官要用乐曲和史实开导天子，老臣把一切汇集整理，然后由君王斟酌取舍。这样，政事才能办理好，不违背情理。民众有嘴巴，正像大地有山河，人类的财富用度都从这里产生出，又好像大地有高低干湿等各种类型的田土，人类的衣服食物都从这里产生。放任民众讲话，政事的好坏得失都可以反映出来。好事加以推行，坏事加以防备，正像大地出产财富衣食一样。民众想在心里，说在嘴上，成熟的意见便于推行。若是堵住他们的嘴巴，那么支持你的人能有几个呢？”厉王不听，于是国都没有人敢说话。
三年以后，大家都串联起来造反，袭击厉王。厉王在国都居住不下去了，只好逃到了彘地。
周厉王的败亡在于他压制舆论，箝住人口。其实，谁都知道压制舆论是一种愚蠢的做法，但人一旦得势，又往往肆逞己欲，不愿接受舆论的监督，就终于一天天地失去了人心。召公可谓是一位明白人，预见到周厉王如此下去必无好下场，只是他只能说说，却无力改变一天天腐败下去的情况，只能眼看着国家局势往他预见的坏的方向发展。
还有一种政治预测，不是为某一具体的事物考虑，而是高瞻远瞩，为未来作好准备。也许，这种准备一时还看不出效果，甚至会有负面反应，但对将来，却意义重大。试看雄才大略的清太宗皇太极是怎样收拢汉族人才的：
皇太极打算留下洪承畴为己效力，便派范文程去劝洪承畴投降。洪承畴当时正在跺脚大骂，范文程心平气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