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书摘】细说民国大文人-周作人（民国文林编著）
周作人（），原名櫆寿，又名奎缓，字星杓，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绍兴人，现代散文家、文学翻译家、学者。&
&&【印象】&
&&刘半农曾回忆与周作人初见时的情景：“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独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
美子这样描写周作人：“周作人好似一个考八卦文的（老学士），眼上架着金丝眼镜，嘴上留着清秀的仁丹小胡，一望而知是鲁迅的弟兄。只是周作人讲的完全是绍兴话，声音很低，谈话时似乎没有乃兄起劲，可是也并没有一丝（师爷气），待任何人都是客气的。”&
温源宁写道：“周先生总是温文尔雅，静若处子，说话有如窃窃私语，走路几乎像老太太；然而，他有那么一种超脱之态（是不够亲近呢，还是暗中藐视呢，很难说），人们在他面前，便难以无拘无束，他冷眼旁观，也许不免窃笑。他清淡对客，文质彬彬……叫人无法对他亲亲热热，他那形如枪弹的头一上一下地摆动起来，这就表示着，你可以跟他亲近，却不要太随随便便。当然，谁也不能对他毫不客气。刚跟他会面的时候，大家总是尊敬他，这尊敬，若是来自敌手，就会转为害怕，若是来自朋友，就会转为亲近,亲近得如兄如弟,互有好感，不过绝不会到热诚相与的地步。”
温源宁还说：“周先生还有另外一面……他大有铁似的毅力。他那紧闭的嘴唇，加上浓密的胡子，便是坚决之貌。他洁身自好，任何纠葛，他都不愿插足，然而，一旦插足，那个拦阻他的人就倒霉了！他打击敌手，又快又稳，再加上又准又狠，打一下子就满够了！……在高级会议上，他发言短而句句中肯……他绝不慌张，老是沉着、冷静，他给我们的印象是这么一个人：能够保持轻松自在的心情就高兴至极，不过，若有风浪袭来，还是照样高兴。”&
朱杰西写周作人走路：“他带着一些兴奋的样子走向书架或者别的地方去，而姿态很像一种醉汉的碎步，或者说犹如火焰的欢心舞蹈，生命的活跃充分表现了出来，与平常在外面的枯淡的神情完全不相同。”&
抗战时期，周作人到苏州时，陶亢德到苏州火车站迎接，江苏教育学院的学生们也在月台列队欢迎，陶回忆：“听得一声‘立正’，欢迎的学生个个挺起脊梁向知堂致敬了。知堂答礼的样子后来雨生形容得甚妙：‘好像老农闲步田间时的偶一俯视新苗。’”&
辛朗回忆：“周作人是长着一个团团的面庞，初看起来很有些绅士的样子，但没有使人望而生畏的气魄,像普通说的忠厚长者倒有几分近似，他说起话来有些嗫嚅,在说话间用‘或者’以及‘也许’的地方，尤其在对某种事物要下批评了，总是最多用的，一双近视眼透过眼镜所折射到的地方常是很近，使人很容易想到一个村姑，是那样含羞，也是那样保留着几分稚气的。”&
& 尚钺这样描述周作人：&
“兔嘴式的日本小胡子上面，耸着两朵不大的深黑浓眉。在这样的胡子与眉毛之间，永远是刮得发青光的‘平静’的瓜子脸。不过这脸上的摆饰却很醒目：一个使人看着发冷的平凡的女性的小鼻子和两只老是在窥探他人隐秘的女性眼睛。这眼睛看来虽然很简单，但被两片无边的近视眼镜一罩，却显着有些复杂：像时时在侦察谈话的对手，也像刻刻在审视自己说话的斯文舌头。&
说得抽象一点，这面孔上似乎永远挂着一种深知‘个人自扫门前雪’好处的日本式的聪明孀妇的神情……总是缭绕着一种所谓‘淡漠悲哀’的表情。……有一个朋友当时称这面孔为‘小老人’,到今日我还觉得毕肖。”&
碧云在《周作人印象记》中回忆，她第一次和朋友去拜访周作人，周家大门紧闭，旁边开有一个长约四尺宽二尺的小门，二人很是诧异，心中想不会就如小猫一般从这个小门钻进去吧。果然，周家的工友从小门出来，领着二人从小门钻进去。告辞时，周坚持要送二人，于是碧云又得以“亲眼看到他也弯着腰穿过小洞门”，将二人送到大门口。&
徐淦回忆其于1943年见到周作人时的情形：“他不如发表《五十自寿诗》时刊物上登的相片那么丰润，满面红光，这几年工夫变得瘦削了，一脸晦气，近视镜后面的目光带着冷峻。”&
20世纪50年代，徐淦到北京，曾在周作人家中住过一段时间。徐在周家附近的小吃店用餐时，偶尔和伙计说起周作人，伙计便竖起大拇指说：“周先生是个好人，新街口一带谁不知道他！他老人家当大学教授和做官的时候,每月发薪发白面那天,一定把白面分散给四近揭不开锅的穷苦人家。谁要是去向他告帮，他从来不叫人失望，总是十块十块地接济人……”&
叶淑穗回忆周作人：“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此人颇讲礼仪。记得第一次到八道湾去见周作人，我们走到后院最后一排房子的第一间，当我们轻轻地敲了几下门以后，来开门的是一位戴着眼镜、中等身材、长圆脸、留着一字胡、身穿背心的老人。我们推断这位可能就是周作人，可是开门的人，听说我们是找周作人的，紧接着就说，他在后边住。由于和周作人是初次见面，我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往后走，再敲门，他们回答说，周作人就住在这排房子的第一间。我们只得转回去再敲门。来开门的还是这位老人，不同的是穿上了整齐的上衣。”&
&&【淡漠】&
&&周作人出生后，母亲鲁瑞发现这个孩子很安静，很少哭闹，即使肚子饿了，也只是努着小嘴左右觅食，并不哭。她对丈夫周伯宜说：“这孩子是耐性子。老大像我，他是像你的。”&
周作人排行第二，幼时得过天花，身体较弱，父母对他的要求较松，对他的培养也不像对老大那样重视。鲁迅和周作人在一起时，基本都是由鲁迅做主，周作人只要照做就行了。兄弟二人一路求学，都是鲁迅先行，周作人跟随，日后到北大任教，也是鲁迅为他联系安排。祖父下狱、父亲病重等变故让鲁迅过早承担了长子、长兄的责任，也给鲁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但对周作人则鲜有触动。周家人都说，老二是周家的一个“福人”，鲁老太太曾感慨道：“其实他们兄弟，都生长在多灾多难的周家，谁也没有福可言，只是老二有一个比他大4岁,而且聪明能干又负责的哥哥，家里一切事情都有哥哥承担了。”&
母亲还说周作人：“从幼小时期，一直受到大家的照顾，养成了他的依赖性，事事都要依赖家里人，特别是依赖老大。他对家庭没有责任感，在他的心里,家里的事都要由老大负责,与他无关，他比较自私。”&
鲁迅回忆，祖父下狱后，兄弟二人在皇甫庄外祖母家中避难，受尽了冷眼，被亲戚们说成是要饭的。而在周作人的记忆中，他们“在皇甫庄避难的生活，是颇愉快的”。&
1897年正月，周作人陪祖父的妾潘姨太到杭州陪侍因科考贿赂案被光绪皇帝钦判斩监候、羁押在杭州府狱里的祖父周福清。在杭州时，周作人住在花牌楼，被“拘在小楼里边”，“生活够单调气闷”。有学者认为，这段生活也是周作人淡漠性格形成的原因之一。&
周作人曾有“鹤生”的笔名，典出于在日本留学时，蒋抑卮给他起的外号“鹤”，有种冷漠和孤傲的味道。&
八道湾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杏树，开花的时候，周作人每天从树下经过，却不知道花开了。鲁迅因此说周“视而不见”,他曾感慨:“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林语堂说，鲁迅极热，周作人极冷。1944年，林在西安遇到沈兼士，相约登华山。路上，沈对林说，周作人在北平做日本御用的教育长官时，日本人将抗日青年关在北大红楼，夜半挨打号哭之声，惨不忍闻，周作人竟装痴作聋，视若无睹。沈兼士边说边流泪，林语堂不禁感慨：“热可怕，冷尤可怕！”&
周黎庵记载,从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到9月底,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肃奸运动，逮捕了许多人。在这四十多天中，周作人经常到琉璃厂逛旧书铺，镇静自若，一点没有风雨欲来的恐惧情绪。&
周作人被捕前,北大学生邓云乡到周的办公室请其写稿子,周当时正准备赴南京应付汉奸诉讼，他对邓的冒失并不气恼，只是轻松地说：“现在不是写文章的时候，将来一定给你写。”&
王士菁回忆，周作人即使谈到激动人心的事或应该深刻反省的事时,也不激动,“仍若无其事，甚至有点麻木不仁”。谈到李大钊去世后掩护李的子女、保护李的文稿之事，他并不激动，“好像在叙述和自己并无多大关系的往事”；偶尔谈到自己落水之事:“也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糟了’,并无惋惜，也并无自责，好像谈的是别人的事情一样”。&
佟伟回忆：“周作人不讲自己好，也不讲自己坏，对任伪职事不愿多谈。……我曾有意与他谈谈这个问题……但基本上失败了。有一次……提到此事他面带愁苦的表情，说：‘那也是不得已的事。’其他再不愿谈。又一次我提到此事，他则说‘我和一些老朋友，也需要生活’。……他做的好事……他也一句不讲，似乎没有发生过，又似乎已经发生了,但过去就过去了,不再值得讲了。”
周作人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胡适：“(胡适)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惟如为了投机而骂，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当初不曾热烈地捧他，随后也不曾随队地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以为非，都可轻便，在我不过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
妻子羽太信子去世后，周作人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对然稍觉寂寞，唯老僧似的枯寂生活或于我也适宜。拟稍静定后可以多做点翻译工作也。”&
&【悲苦】&
1921年，病中的周作人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这过去的我的三个月的生命，哪里去了？&
& 没有了，永远的走过去了！&
我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地一步一步的，&
& 在我的床头走过去了。”&
1923年7月，与鲁迅失和后的周作人在《寻路的人》一文中写道：&
“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
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意识着罢了。&
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
& 周作人在《昼梦》中叹道：&
“我是怯弱的人，常感到人间的悲哀与惊恐。&
我曾试我的叫喊，却只有返响回来，告诉我的声音的可痛地微弱。&
我往何处去祈求呢？却只有未知之人与未知之神。”&
1928年9月,周作人发表《历史》一文,指出“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不久，他又发表《青年脆》一文，说：“近两年来中国到处是人头脆，而青年似乎尤其脆得可以。”这年11月，周作人发表《闭户读书论》，从此闭门读书，不问世事。&
次年，周作人写下《哑巴礼赞》，叹息“世道衰微，人心不古”，他说“语云：‘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说话不但于人无益，反而有害”，“几千年来受过这种经验的先民留下遗训曰：‘明哲保身’,几十年来看惯这种情形的茶馆贴上标语曰:‘莫谈国事’”。之后,他又写《麻将礼赞》,叹道：“我们的生活恐怕还是醉生梦死最好吧。”&
周作人有一个长达十三字的署名：京兆布衣八道湾居士苦茶庵主。他形容自己的处境，爱用
“苦”字，“苦雨斋”、“苦茶”、“苦住”等。
1932年，有署名“吾家予同”之人(game.mihua.net)称周作人“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周在给俞平伯的信中称其“大误”，说：“自审近来思想益消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
1934年，周作人五十寿辰时，作打油诗二首，其诗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其二云：“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常风回忆，1938年夏，到北平接家眷的叶公超受中研院与北大之托，劝周作人南下。叶在北平的两个月间，多次劝说周南下，但每次周总以南下有种种困难为由推脱，并请叶代为向在南方的朋友们说明。叶离开北平的前一日，到周宅辞行，临别时，周一直送至街口，时天色已晚，常风在汽车里“隐隐约约看见周作人孤单单地站在那里。一阵秋风落叶扫地而过，他还兀然不动望着即将开动的汽车向我们挥手。我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凄凉。车子开后叶先生和我好半天都没说话……车子开到大街上后叶先生才叹了一口气，‘苦雨斋将来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日，这天是周作人的七十大寿（虚龄），他在日记中写道：“生日照例是不幸的日子，甚为不快，不知何时得脱此苦也。”&
& 【人本】&
周作人幼年与祖母蒋氏（其父周伯宜的继母）生活,对祖母很是同情，他回忆:“我的祖母……在有妾的专制家庭中，自有其特别的苦境……那种苦忍守礼，如不坐石条，不饮龙眼汤的事，正是常有。至于生平不见笑容，更是不佞所亲知灼见也。”&
由于祖母的际遇，周作人对祖父很是不满，他于晚年回忆，一次祖父骂祖母“长毛嫂嫂”，还含糊地说了一句房帏隐语，祖母便哭了起来，说：“你这成什么话呢？”周当初并不懂什么意思，
后来才知道，祖母一家曾陷入太平军中，祖父说的便是此事。明白之后，他“对于说这样的话的祖父，便觉得毫无什么的威xin了”。&
周作人祖父的妾潘姨太是北京人，喜欢京剧。在花牌楼时，她偶尔找来《二进宫》之类的石印戏本，让周作人帮她描一本，自己也按上年的小字抄一本。潘姨太当时刚过三十岁，却要陪着一个监狱里的老头虚耗青春，年少的周作人心里对她生出许多同情。&
虽然几乎每次家中的风暴都是潘姨太惹起来的,也带给祖母许多困碍，但周作人认为:“以平常的妇女处在特殊的环境里，总会有这种情形,这是多妻的男子的责任,不能全怪被迫做妾的人……”
周作人从小就关注女性命运，除了祖母、潘姨太，邻家拒婚茹素早卒的少女、杨三姑等也给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为他日后格外关注旧时代女性命运的原因。&
由于周遭女性的遭遇，周作人憎恨蓄妾的男子，也因此，他日后对长兄鲁迅和三弟周建人颇有微词。他在山中杂信中说：“我平常有一种偏见，以为做不必要的恶事的人，比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做恶者更为可恶；所以我憎恶蓄妾的男子，比那卖女为妾——因贫穷而吃人肉的父母，要加几倍。”基于以上原因，他对提鸟笼的人也极为反感，认为“同缠足一样是痛苦的赏玩，是一种变态的残忍的心理”。&
& 周作人da姑去世后，其女儿珠姑因不堪同父异母兄嫂的虐待，与一个茶房店伙私奔，做了那人的妾。一年，珠姑托人给鲁老太太带来一些礼物，说想念外婆家，希望能让她前来走动。鲁老太太与家人商量后婉辞谢绝了。周作人晚年提及此事很是后悔，他说：“我家自昔有妾祸，潘姨刚才于两年前出去，先母的反感固亦难怪，但我们也摆起道学家的面孔来，主张拒绝，乃是绝不应该的，正是俞理初的所谓虐无告也。回想起这件事，感到绝大的苦痛，不但觉得对不起大姑母，而且平常高谈阔论的反对礼教也都是些废话。”&
周作人的叔叔伯升只比周大两岁，二人自小一起上书房念书，后又一起到南京上学。1904年，周作人的祖父去世，当时作为长子的周作人父亲早已去世，长孙鲁迅在日本留学，周作人便顶替了祖父葬礼中“孙子”的位置。不久，叔叔伯升从学校回来奔丧，周作人本以为自己可以卸任了，但却未得到许可。周作人不知道是因为礼教的规定还是仅仅因为伯升是庶出，他认为，如果仅仅是后者，那对伯升实在是极不公平的。周作人与伯升关系一直很好，伯升37岁早逝，周作人很是为之叹息，晚年在回忆录中亦多次谈及。&
周作人很注重对儿童心理的研究，他多次指出中国的儿童书籍太少，不能满足孩子们的要求，到晚年，他为自己当初没有学习绘画，不能为儿童们画画而遗憾。他还从《太平广志》中为儿童玩偶找出了中国名字——“新妇子”。&
冯至曾对静远说，周作人在男女关系上比较开明，北大某教授曾写信追求一女学生，女学生将信件公开，某教授被免职。周作人曾为之鸣不平。&
周作人评价中国书籍有一条独特的标准，就是看作者“对待人的态度”，特别是“对待女人、儿童的态度”。依此标准，中国书籍中惟有《红楼梦》是好的，《西游记》和《聊斋志异》可以给儿童带来快乐，故可以一读。《水浒》中，他最喜欢鲁达，最憎恶武松，因为武松嗜杀，杀嫂子，血溅鸳鸯楼，虽是中国传统的英雄,在他看来则是狗熊；而鲁达在水浒英雄中杀人最少,仅为一人，这一人还是因无奈和失手。&
周作人晚年常写文章责备鲁迅“娶妾、多妻”，孙郁认为，周之所以对长兄如此苛刻，“一是因羽太信子之故而结下的怨恨；二是从朱安的角度考虑问题，觉得朱安太可怜”。&
& 【雅趣】&
周作人在八道湾的寓所苦雨斋，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里是当时文学界名人雅集的地方，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都可以前来，“推门即入，不拘形迹”（张琦翔语），经常前来的名士有钱玄同、刘半农、黎子鹤、马季明、徐祖正、俞平伯、沈尹默等人。&
张中行回忆，周作人以态度温和着名，他的苦雨斋从不将访客拒之门外，每有人来，总是客气接待，对坐在椅子上，不忙不迫，细声微笑地谈闲话。“几乎没有人见过他横眉竖目，也没有人听过他高声呵斥。”&
周作人好饮茶，尝言，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
在《雨天的书·自序一》中，周作人说：“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为愉快的事。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只好随便写一两行……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
周作人常在散文中提到各地饮食，他晚年作品《知堂回想录》中更是有一章“路上的吃食”专门谈在各地求学时吃过的风味小吃。后钟叔河辑录《知堂谈吃》一书，在序中说：“谈吃也好，听谈吃也好，重要的并不在吃，而在于谈吃亦即对待现实之生活的那种气质和风度。”&
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发表后，刘半农认为周的诗虽然不错，却“撒了谎”：周不会作画，从不写草字；玩古董有些瞎吹，种胡麻更非事实；寒斋不寒，炉火很旺；苦茶不苦，你若去吃，定是三炮台香烟和法国面包点心。&
& 【性情】&
周作人出生的那天，他的一位堂房叔叔夜半归来，走进内堂门时，似乎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转瞬就不见了。后半夜,周作人便呱呱坠地。堂叔看见白须老人的传言不胫而走,传来传去，白须老人竟变成了老和尚。从此，周作人便被传言是老和尚投胎转世。周后来亦自承是一个和尚。
生病住院期间，周作人读了大量的佛经。从《鲁迅日记》得悉，鲁迅去探病时，常给他带去佛经，还特地去给他买过经书。他的早期作品常谈佛理，如《山中杂信》、《胜业》、《谈戒律》、《释子与儒生》等。但从上世纪40年代直至其去世的20年间，其作品再难觅与佛理有关的言论，研究者认为，这大概与他晚年对现实的顿悟有关。&
儿时，鲁迅对周作人说长庆寺的佛像有许多手，手里拿着各种东西，其中还有骷髅。周当时并不明白骷髅的意思，经鲁迅解释后,他感到非常恐惧,以后到寺中去都不敢正眼看佛像。父亲病时，周作人兄弟三人常听父亲讲《聊斋》,周记得其中有一种叫“野狗猪”的怪物,兵乱后到死人堆中，专门吃人的脑髓，当他听到父亲说肢体不全的尸体一起站起来，惊呼“野狗猪来了，怎么好”的时候，觉得实在阴惨得可怕。这两件事情让他记忆极为深刻，60多年后回忆起来都“不是很愉快的事情”。&
鲁迅到南京读书后，周作人也很想从家里逃脱，原因一半与鲁迅相同，源于“衍太太”的挑拨离间，另一半是讨厌上街买菜。他倒不怕与小贩们讨价还价，而是因为祖父规定，上街一定要穿长衫。于是大夏天，他便只能穿着长衫，挎着篮子，走二里路到早市,挤在鱼摊菜担中间,酷热难当，他觉得，这对他来说，实在是“无形的虐待”。&
杭州的拱辰桥很是繁华，这是周作人从绍兴到南京上学的必经之地，但他经过四五次，一直没有上过岸。一次，由于船到杭州较晚，来不及进城，船上的人便只能上岸过夜。周住的那家客栈隔壁住了一个“野鸡”，他刚要了一碗汤面，茶房便来劝他去隔壁“白相”（玩），不一会儿，隔壁的“小姐”和服侍她的“大姐”轮番来劝他过去，周好不容易将她们打发走。这个客栈的臭虫、蚊虫，隔壁没有生意的主仆喁喁的聊天声，又让周作人实在觉得心烦，到了半夜便下楼结账，乘船进城。以后路过，他再也没有勇气上岸去了。&
1904年冬，周作人到北京考官费留学，他去听了三回京剧，既感受到了京剧的精华，也看到了糟粕。其中一次是谭鑫培的，周平常讨厌京戏里的长音，听了有一种生理上的不愉快，但这次听谭老板的戏却没有这种反感。又一次是两场偷情戏,很是淫亵。这次经历给周留下了极为糟糕的印象,以后在北京的40多年中，他再不曾看过一场京戏，只要听见“嗳嗳嗳”的唱腔，便“衷心发生厌恶之感”。&
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作人“过得颇为愉快”，既“没有遇见公寓老板或是警察的欺侮”，也没有受到过国际事件的刺激，如鲁迅所经历的日俄战争中辱杀中国侦探的刺激。他对日本印象很好，很快习惯了日本的生活方式，融入日本文化。留学6年间，他从未回过国,东京已然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周作人喜欢日本式的生活方式，他说：“日本住房，几张席子（榻榻米），一张炕桌，一副坐垫，看书、写字、吃饭都是这张桌子，晚上睡觉，拉开墙柜，扯出被子就睡，搬家也简单方便。”梁实秋曾说：“我记得他写过一篇文章赞美日本式的那种纸壁地板蹲坑的厕所，简直匪夷所思。”&
周作人翻译日本作家江马修的小说，将题目翻译为“小的一个人”。他觉得此种说法不符合中文习惯，但又没有更贴切的译法。他将作品送到《新青年》去发表，陶孟和提笔加了一个“小”字，于是题目变成“小小的一个人”，一下子便生动起来。周对陶十分佩服，称其为“一字师”。&
1926年，张竞生主编的《性史》一书出版,一时间举国哗然,张竞生被文学界戏称、讽刺为“性学博士”，但周作人却公开表示支持张。周说：“假如我的子女在看这些书，我恐怕也要干涉，不过我只想替他们指出这些书中的缺点或错谬，引导他们去读更精确的关于性知识的书籍，未必失色发抖，一把夺取淫书，再加几个暴栗在头上。”&
一次闲谈中，张中行对周作人说，希望他能编一本日本俳句，因为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周作人听罢，郑重拒绝道：“没有那个本事,办不了。”20世纪30年代,在北大的一次诗歌讨论会上，郑振铎、冰心等人都做了长篇的发言。轮到周作人时，周只说自己不懂诗，所以不能说什么。&
周作人说：“我从小读《论语》，现在得到的结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点对隐者的同情。”
他崇拜陶渊明，20世纪30年代有人称他为现代陶渊明，他高兴地将其引为知己。&
1930年，周作人去辅仁大学演讲，该校英语系一年级学生邓广铭听完了全部的六次演讲并做了完整记录。演讲结束后，邓将记录稿拿给周看，周校改一遍后交出版社出版，这就是《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周作人的演讲既无讲义亦无提纲，周说邓的记录稿不但绝少错误，还条理分明。书出版后，周作人把稿费700元全部送给邓广铭，邓用这笔钱买了一套线装的百衲本二十四史。&
张中行曾听赵荫棠说，周作人任伪职后，一位落魄的北大学生曾求他介绍工作。这位学生第三次上门时，正赶上屋内有客人，门房挡了驾，但学生以为是周推托,怒气难平,在门口大骂起来，声音高到内院也能听得清清楚楚。几日后，这位学生便接到了任职的通知。有人问周，他这样大骂，怎么还帮他？周答：“到别人门口骂人，这是多么难的事情啊，太值得同情了！”&
张琦翔回忆：“周作人平时手不释卷，什么家务公事，统统委之于人。有一天，家里丢了两包大米，有人劝他追查一下，但他却说:‘没有那么多工夫查，耽误了看书,划不来，丢了算了。’”
周作人曾说，他的心里住着两个鬼:“绅士鬼”和“流氓鬼”,它们“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
“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秘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小流氓）。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着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即一溜烟儿地走了。”&
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写了一系列文章支持学生运动，其文笔辛辣犀利，丝毫不输乃兄鲁迅。但他出作品集时，却不收录此类文章。孙郁说：“（这）大约又是‘绅士鬼’起作用吧？这是一个矛盾的人，一个被精神困扰的痛苦的灵魂。”&
周作人曾对赵荫棠说，他知道自己本性中有不少坏东西,因而如果做了皇帝,也许同样会杀人。
周作人惧内，对夫人羽太信子言听计从。“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局势极不安稳，一遇风吹草动，信子就叫人将八道湾门口挂的“周宅”的牌子取下，换成“羽太寓”，并挂上日本旗。周听之任之，不加制止。鲁迅听说后，慨叹道:“现在八道湾只有老二一个中国人了,而他又是如此昏。”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多次引用《东山谈苑》典故: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晚年，他对杜牧的“忍过事堪喜”极为激赏,多次表示“寿多则辱”，“即使长命，在四十八岁内死，最为得体”。&
张中行回忆，周作人与鲁迅一样，琐屑小事也一丝不苟。书籍总是整整齐齐；给人写信，八行信笺用毛笔书写，总是最后一行署名，恰好写满；给人寄书，总是包得棱棱角角，整整齐齐；友人送他图章，他也要糊个方方正正的纸盒，将图章装起来。&
俞平伯说周作人：“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这个态度在以前我尚不懂得。十年以来，他写给我辈的信札，从未有一句教训的调子，未有一句情热的话，后来将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来一看，字里行间，温良恭俭，我是一旦豁然贯通之，其乐等于所学也。在事过情迁之后，私人信札有如此耐观者，此非先生之大德乎。”&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谈论叔叔周作人，不像父亲鲁迅那样“时时解剖别人，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自己”。&
& 【文艺】&
在南京上学时，周作人得到了一本插图本的英文《天方夜谭》，引发了他对外国文学的兴趣。他试着将其中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翻译成文言文。翻译时，他对原文做了删节和修改：一是阿里巴巴死后,其弟凯辛娶了他的妻子，周认为不合礼数,将此删除；二是书中的女奴后来成了凯辛的儿媳，周在叙述她的命运时修改为“不知所终”。他以“萍云”为笔名将译文寄到《女子世界》发表。后此文又出了单行本，命名为“侠女奴”。&
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时，开始翻译外国小说，大多为东欧小说，译笔古奥，结集出版时起名为《或外小说集》（“或”为“域”的古字）。胡适称赞“域外小说集比林（琴南）的小说确是高得多”，“是古文翻译的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
《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册分别在东京和上海寄售，半年中，第一册在东京销售21本，第二册20本，第一册多售出的一本还是他们自己买的；在上海，两册均售出二十本上下，此后再无人问津。鲁迅在以周作人名义写的序言中说，销路不好的原因是小说都比较短，与我国传统的一二百回的章回体小说区别甚大，看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了头，却已完了。”阿英则认为，周氏兄弟翻译虽用文言文，但仍旧保留了原来的章节格式,当时的中国读者极不习惯,有些佶屈聱牙，不受欢迎是很正常的。&
& “五四”前后, 周作人的翻译小说集《点滴》(后更名为“空大鼓”)出版,
全书21篇作品中，俄国、波兰、南非、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小说占了70％以上，其中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可爱的人》、库普林的《晚间的来客》、安特莱夫的《齿痛》、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酋长》等在“五四”时期均产生了很大影响。&
周作人自谦自己并非文人，也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如搜集歌谣、童话、民俗，翻译东欧、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等，都是高兴了来帮一手，但这只是在缺少人手的时候才行，如已有了专门的人，他就只得溜出去，另去做扫地砍柴的勾当了。&
胡适到紫禁城拜见逊帝溥仪后，社会各界都开始关注“这个青年”的前途了。周作人的建议是溥仪最好出国留学，研究希腊罗马艺术，理由是他衣食无忧，最适合研究这些“无用学问”。&
& 在《自己的园地》序中, 周作人谈到其写作的原因, 是“寻求想象的朋友请他听我无聊的闲聊”,
是“因寂寞，在文学上寻求安慰”。&
周作人提倡“多面多样的人道主义的文学”，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学”。他对作品的选择不拘一格，翻译了人生观迥异的梭罗古勃与库普林的作品，又翻译了在女子解放问题上与易卜生意见不同的斯忒林培格的作品。&
汪静之的诗作“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受到周作人的极力推崇，周说：“这是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方是诗情的精神。”&
周作人喜欢诵吟张心斋的《幽梦影》，说是那样的旧，有时这样的新。&
“五四”以后，周作人撰写了大量的散文，其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常以“风”、“雨”
一起构成散文的“基本意象”。在其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包括其学生俞平伯、废名等人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被阿英称之为“很有权威的流派”。&
周作人说：“我写文章平常所最为羡慕的有两派，其一是平淡自然，一点都没有做作，说得恰到好处；其二是深刻泼辣，抓到事件的核心，仿佛把指甲狠狠地掐进肉里去。”&
曹聚仁评价周作人的文风，“可用龙井茶来打比，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前人评诗，以‘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来说明神韵，周氏小品,其妙正在‘神韵’”。&
周作人博览群书。一次，张中行从地摊上买到一本日本废性外骨的《私刑类纂》，内容丰富，插图幽默，很是有趣。后来张在与周的闲谈中提及此书，周立即举出其中的几幅插图，如同刚刚看过。到周家串门的朋友学生都知道，周作人永远是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桌上放着一本书。他每天都要动笔写作，说没有别的事可做，不读不写闷得慌。&
废名回忆，周作人作文从不打草稿，一遍写好，看一看有没有错别字,便不再修改,算是完卷。因为他说起稿便不免于重抄，重抄便觉得多无是处，想修改也修改不好，不如一遍写好。&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继续从事翻译工作。他先后翻译了《俄罗斯民间故事》、《日本狂言选》、《希腊拟曲》、《伊索寓言》等9部作品,与人合译《阿里斯托芬喜剧集》、《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共三集）、《石川啄木诗歌集》、《平家物语》等6部作品。&
文洁若回忆，周作人每翻译一部作品，都力所能及地多找几种版本，然后选定自己认为最可靠的版本,如果个别词句和注释参考了其他版本,他就在注文中一一说明。他每次都加上详细的注释，在前言后记中交代作者生平、作品的历史背景、艺术特点等。立论精辟，提纲挈领，深入浅出，恰到好处。文洁若曾搬出原稿核对周作人翻译的稿件，从未找出过差错，每遇到译得精彩的地方，总不禁拍案叫绝。&
周作人曾希望在译着后面多加一些注释，但出版社要求他压缩从简，他只能在页末略加几条简单的注。为此，他十分惆怅，提起这部译作便觉得“没有多大意思”、“没有什么可喜的”。&
郁达夫曾比较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文章，他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周作人的文体，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烦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
& 【教学】&
冰心晚年回忆老师周作人：“我在燕大末一年，1923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不像别的老师,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眼。我的毕业论文《论元代的戏曲》，是请他当导师的，我写完交给他看，他改也没改，就通过了。”
冰心回忆：“我二十岁开始写作，那时还在上学，怕人家说我写文章，就起了个笔名。我的原名叫谢婉莹，婉是排行，冰与莹也有一点关系。记得当时周作人先生是我的老师，他不知道我已开始发表作品，上课时还拿我的文章来教我们。”&
卜乃夫曾回忆上世纪30年代慕名到北京大学旁听周作人讲课的情景：“铃声响过不久，教室门开了，我的心弦微微有点儿颤动,跨进一个中等身材、个儿不算太矮的人,着一件米灰色布棉袄裤，黑色布鞋、光头、白眼镜，全身上下给人一种整洁朴素之感。……他讲书正如他写文章，除正文外还有不少的插语。但他给我的最深印记，却是踌躇不决。他未开口之前,总要用手抓头,考虑一下，开口时则有点吞吞吐吐，辅助词用得很多。正像他写文章一样，似乎恐怕一句话说出去，会成为一颗炸弹。”&
周作人满腹学问，但不善言辞，说话带着浓厚的绍兴口音，极不易听懂，走上讲台后，常让人觉得他手足无措，许久才站定，然后把两手分别插入棉袍兜儿里才慢慢开始讲课。学生形容他讲课如同拜伦笔下的波桑教授：“他讲起希腊文来，活像个斯巴达的醉鬼，吞吞吐吐，且说且噎。”&
& 吴晓铃回忆，周作人在燕大授课时, 给学生打分全部是中庸之道的M (成绩分为五个等级:
优（E）、良（G）、中（M）、平(P）和劣（F））。燕大注册科的人找他说，五等应一应俱全。周答应改评，将成绩全部改成E后，从此便不肯到燕大兼课。&
周作人曾应邀为清华文学社讲演，梁实秋回忆：“到了约定的那一天，他仆仆风尘地到了清华园。讲题是‘日本的小诗’，他坐在讲坛之上，低头伏案照着稿子宣读，而声音细小，坐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事后我知道他平常上课也是如此。一个人只要有真实学问，不善言辞也不妨事，依然受人敬仰，岂明先生便是一个实例。我后来看到他的讲稿发表，才明白他讲的原是松尾芭蕉等等的俳句。”&
柳存仁考入北大后，曾去旁听周作人讲课，柳回忆：“他不是那种大声疾呼长于雄辩的人物，开口只是娓娓清谈罢，就是说话的声音也不特别响亮，所以四五排以后的听众就有点吃力。第一堂课听毕，往往五六十人就一窝蜂似的散了,到了第二回上课,剩下的就是真正选习的20余人罢了。”
谢兴尧回忆，北大曾请日本学者原田淑人讲考古学，由周作人进行翻译。周声音很细，说话很慢，好像很吃力的样子，翻译了两三次就换成钱稻荪翻译，钱的声音清楚明亮，学生很是满意。&
何其芳在《论周作人事件》中写道：“据他（何的某位同学）说周(作人)上课总是晚到早退，而且下课后便慌忙地离开学校,因为他怕‘庸俗’的学生们去麻烦他。在街上他有一个特别的规矩,不招呼人。而且他暗暗地嫉妒着鲁迅先生。他曾经对我那位同学说:
‘人们都说鲁迅对青年好……他的意思颇不以为然。……他的署名似乎是有等级的，大刊物是知堂，小刊物是智堂、跖堂，一直到印成书时才是周作人。”&
& 【少年】&
周作人幼时，与妹妹端姑睡在一个房间里。一次，周觉得妹妹的大拇脚趾很是可爱，便一口咬了下去，疼得妹妹大哭起来，大人闻声赶来，才知道是周的恶作剧。当时周作人正患天花，传染给了妹妹，周后来痊愈，妹妹却不幸夭折，去世时不满周岁。方顶的瓜皮帽，样子很滑稽。一次，有户人家嫁女儿，大家都去看新嫁娘，此人也在围观的人群中。周作人偷偷走到他后面，扯他的小辫子，由于辫子深压在帽子里，一扯动，帽子便飞了。此人也不生气，回头问周道：“人家连新娘子也看不得吗？”周作人见他的态度极好，下次便不再和他开玩笑了。&
少时，周作人在杭州花牌楼陪伴入狱的祖父时，首先遇到的烦恼事就是被臭虫咬。臭虫咬人既痛又痒，还起很大的肿块。周将一盘凉水放在床前的地上，在床上尤其是帐子的四角和两扇的缝合处找臭虫，找到后便将臭虫拨到盆中，不一会儿盆里就浮满了臭虫。另一件事就是挨饿。当时周十二三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日三餐之外，下午照例有一条糕干作为点心，但周总是不够吃。他回忆道：“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来偷冷饭吃,独自到灶头,从挂着的饭篮内拣大块的饭直往嘴里送，这淡饭的滋味简直无物可比，可以说是一生吃过的东西里最美味的。”&
在周作人的记忆中，父亲伯宜公从不打小孩，但周建人却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回忆，父亲唯一一次打孩子就是打了周作人,原因是周作人与凤升叔（即伯生）吵架,“祖父听到后生起气来，对我父亲说：‘伯宜嗬，我和你约法三章，凤升不好归我教训，寿不好归你教训’，说着拖了凤升叔进屋去了，父亲……便扯了二哥到大堂前……要二哥朝着牌位跪下，一边打一边骂：‘打死你这不肖子孙！周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子孙？’这是我父亲第一次打孩子，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二哥不久就好像完全忘记了这件事……”&
周作人的祖父好骂人，上至昏太后、呆皇帝，下至子侄儿孙，无不痛骂，平常不骂的人只有姨太太和小儿子伯升，一次，伯升在学堂考了倒数第二，周作人考了第二，他骂道：“阿升这回没有考背榜，倒也亏他的。阿櫆考了第二，只要用功一点本来可以考第一的，却是自己不要好。”&
少时，周作人、周建人，以及本家的两个叔叔周冠五、周呜山去周作人的大姑德姑姑家看潮。一路上，四个少年故意站在船侧两舷，将船摇晃得此起彼落，颠簸不堪。德姑姑的女儿吓得大哭，德姑姑出声制止，但四人却不买账，仍将船晃得像醉汉一样，一直到下船才停止。&
四个人在德姑姑家的楼上住下，德姑姑待客很热情，每餐给他们做四大盘四大碗的全荤菜，盛一桶米饭。为了捉弄德姑姑，四个人商量出一个办法，有时将四大盘吃干净，四大碗不动；有时又将四大碗吃干净，四大盘不动；有时则只吃饭而不动一筷子菜；有时将一桶米饭全吃光，有时只吃半桶，有时却又颗粒未动。楼上设了两张床,德姑姑让他们两人睡一张,但他们全挤在一张床上睡，另一张空着。德姑姑怕他们晚上饿，给他们每人准备一盒点心，他们却故意半夜假装抢东西吃而发出打斗的声音，慌得德姑姑忙披衣上来查看，他们却又寂静无声地假装睡熟了。&
德姑姑在楼上设了一个便桶，方便他们夜间之需，但他们却成天待在楼上,让他们上街,不去，看戏，也不去。大小便无论日夜都撒在便桶里，还不让用人去倒，一定要等便桶盖浮起来了，才让老妈子用粪勺，一勺一勺地撒出去。气得德姑姑恨恨地说：“你们这班恶客，我该不邀你们来！”
但到他们真要走时，德姑姑却又深情挽留。&
一年夏天，德姑姑回娘家拜祭生母，午后已隐隐有雷声，天气极不好。但因继母蒋老太太的一句玩笑话，德姑姑起了误解，一定要回家去，众人怎么劝说也不肯听，说：“死也得去！”说罢便出门坐上了回家的船。没过多久，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晦黑如夜。傍晚，噩耗传来，德姑姑在暴雨中落水，尸身次日才被捞起。&
父亲去世，大哥鲁迅到南京求学，家中收租完粮的任务便落到周作人头上。周对这种生活很是失望，有一段时间，他在街头游荡，“几乎成了小流氓”。他结识了一名人称阿九的小“破脚骨”
（小流氓），两人一起闲逛，但并不真去惹事。游荡到半夜，两人就近吃点夜宵。一次，他们在一位寿材店老板开的荤粥店吃粥时，阿九忽然正色问道：“这里边你们下了什么没有？”店主愕然不知所对，阿九这才慢慢说道：“我想起你们的本行来，生怕这里弄点花样。”暗示店主在粥里下了毒药，店主不禁失笑。这种便是小“破脚骨”的一点把戏，周作人说：“我从他的种种言行之中，着实学了些流氓的手法。”&
周作人与几位友人从上海出发到日本留学，到上海后，他们住在一家旅店。当时几个人正是年轻气盛，主张打倒迷信，破除敬惜字纸的陋习，所以上厕所时总是用报纸擦拭，引起了其他客人的嫌恶。旅店的住客联合抗议,对他们说愿意提供上厕所用的草纸,请勿再用字纸。几个人没有办法，只好屈服。&
&&【婚恋】&
1897年正月，周作人到杭州陪伴羁押在杭州府狱中的祖父。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初恋，隔壁姚家的养女，一位姓杨，人称“阿三”（三姑娘）的女孩。&
周作人从不曾和三姑娘交谈过一句,也没有仔细看过她的面貌姿态。在他的记忆中,三姑娘“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年纪十二三岁的少女,并没什么殊胜的地方”,但却是他“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每次三姑娘抱着猫来看他写字，他便“不自觉地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
有一天，潘姨太发泄她对姚姓一家的憎恨时说：“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周并不明白婊子的意思，但他当时听了便想：“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婊子，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因母亲生病，大半年后，周作人回到绍兴。过了一个月，仆人阮升回绍兴，带给周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周“很觉得不快，想象她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周作人对少年时在花牌楼的日子和三姑娘念念不忘。晚年，周作人写道：“我与花牌楼作别，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可是我一直总没有忘记那地方……”&
1900年，周作人在绍兴娱园遇见了与他同年同月生的表姐郦，顿时心生爱慕，但郦表姐自小已定下亲事，周只能单相思。一次，周作人与一些小兄弟溜上楼找东西吃，无意中看见她的一件雪青纺绸衫，不禁穿上跳起舞来。后来，周读到一首日本诗歌《绛绢里》，描写一个男子接触到已故女友衣服时的感受，不禁产生了共鸣。郦表姐命运多舛，婚后因病早逝，只留下一张照片放在鲁老太太那里。&
周作人东渡日本后，鲁迅将他接到自己寄宿的伏见馆住下。刚到伏见馆，他便遇到了馆主的妹妹、兼做下女的乾荣子，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前来帮他们拿包，端茶倒水。乾荣子赤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这双裸露的天足给周作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1年，他在《天足》一文开篇便写道：
“我最喜见女人的天足。”&
1933年，周作人还曾梦见乾荣子。次年暑假,周作人携妻到东京度假，他于8月9日晚间,妻子、友人一起到本乡三丁目闲逛，而当年的伏见馆便在二丁目，周与乾荣子可能还有一次偶遇。而这次故地重游也给周作人的婚姻带来了风波,晚年羽太信子在与周作人争吵中,时常提及周作人这次“东京之行”时的“外遇”。
&周作人在诗作《她们》中写道：“我有过三个恋人，虽然她们都不知道。……她未嫁而死，她既嫁而死，她不知流落什么地方，我无心去再找她了。养活在我的心窝里，三个恋人的她却还是健在。她的照片在母亲那里，我不敢去要了来看。她俩的面庞都忘记了，只留下一个朦胧的姿态，但是这朦胧的却最牵引我的情思。我愈是记不清了，我也就愈不能忘记她了。”&
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是日本人，本为鲁迅兄弟在日本“伍舍”的女佣，日，周与19岁的信子初次见面，次年3月18日结婚。
&1911年，在长兄鲁迅的催促下，周作人结束留学生涯，携妻返回绍兴老家。一次，羽太信子因琐事大发脾气，忽然晕倒在地，周家人不知所措。周作人经此一下，从此便不敢“忤逆”信子。后来，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来到中国，信子又一次因发脾气而倒地，重久见后漫不经心地说，她是老毛病，过一会儿自己就好了。果然，过了一会儿,她便自己爬了起来。大家这才知道,她这是病态。
周建人回忆：“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妻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里，一讲起日本，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
周氏一家搬入北京八道湾后，因周母年事已高，周家的财政大权便由信子接管。当时，鲁迅在教育部供职，每月收入300多元；周作人在北大任教,月薪240元；周建人虽无固定工作,但靠翻译、写作，也时有稿费收入。全家收入颇丰，但信子花钱无度，时常入不敷出。一次苏联盲诗人爱罗先珂建议羽太信子养些家禽家畜，信子买了四只小鸭子，鸭子要吃东西，信子便让管家徐坤去找，结果徐高价买来泥鳅喂鸭。&
周作人对家事一概不管。周氏夫妇与鲁迅失和时，周作人说：“要天天创造新的生活，便只好牺牲与兄长的情谊。”&
也有一些文章记述了羽太信子的另一面,俞芳在《谈谈周作人》中写道:周母说信子勤劳好学，有上进心。她对周母的照顾很是上心，比如，周母有肾炎，要吃西瓜，为了让婆母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将西瓜熬成西瓜膏，这样老人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西瓜。她对周作人和孩子们的照顾也很周到。&
徐淦在《忘年交琐记》中回忆羽太信子说：“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里里外外操劳个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鞠躬如也,低声碎步，温良恭俭让，又极像绍兴的老式妇女，使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前知堂当教授，做伪官领高薪时她会变成阔太太，如今过苦日子才变成这样勤劳朴素。”&
文洁若在《晚年的周作人》中回忆：“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母亲鲁老太太、女儿若子、周建人的儿子丰三的牌位）前供上饭食，然后全家人才用膳。”钱稻荪对文洁若说：“羽太信子病笃说胡话时，讲的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日语，这使周作人da为感动。”
（据徐淦回忆，羽太信子“说不上几句像样的绍兴话”。）&
& 新中guo成立后，羽太信子加入了中guoguo籍，她拿着批准入籍的证书高兴地对住在周家的徐淦说着什么。因其说的是日语，徐并不明白其意，周作人在一旁翻译道，信子说她太爱中guo，渴望加入中guoguo籍，申请了许多回，终于如愿以偿，所以万分高兴。&
羽太信子晚年，跋扈的性格并无太多改变，碰到不顺心的事便大发脾气。加上她体弱多病，精神状态几近崩溃。信子去世后，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余与信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情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兄弟皆多妻，遂多猜疑；以为甲戌年东游时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
日，信子病重，送入北大医院急救。是晚，周作在日记中写道：“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无寂寞之感。五十年余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失，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此志感。”两天后，羽太信子因冠心病病故于北大医院，享年75岁。&
次年4月8日，为信子周年忌辰，周作人忆起妻子，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为信子周年忌辰，忆戊申年（1908）初次见到信子，亦是4月8日也。”&
& 【怡怡】&
周家朝北的套房里放了一张小床，幼时鲁迅和周作人便在床上玩耍。一次两人模仿戏中兄弟失散，沿路寻找的情形。二人在床上来回走着，大哥呀贤弟呀地叫喊，直到喊得声嘶力竭才停下来。
周作人少时，睡下后常听鲁迅讲故事。当时鲁迅已15岁，看了《十洲》、《洞冥》等书，每天晚上睡下后不立即就寝，而是将书中看到的仙怪鬼神的传说讲给弟弟听。讲的什么故事，周作人已经不太记得，但大哥讲故事的情形他却永生难忘，到晚年他写《儿童杂事诗》时，仍很怀念：“幻想山居亦大奇，相从赤豹与文狸。床头话久浑忘睡，一任檐前拙鸟飞。”&
鲁迅对兄弟很是爱护，特别是对周作人。在兄长的羽翼下，周作人几乎感觉不到生活的压力，他说：“我始终同鲁迅在一处居住，有什么对外的需要，都有他去办了，简直用不着我来说话。”
鲁迅早年，经常与弟弟们互用署名，或混用笔名，特别是与周作人，但总体上看，鲁迅作品署弟弟名字的情况多一些，例如，他们在日本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便只署了周作人一人的名字。&
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结婚后，留学官费不够用，鲁迅便回国，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供养弟弟，支助弟媳一家（鲁迅多次支助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并负担其三次来中国的费用，还负担信子妹妹福子的学费）。鲁迅对一起回国的许寿裳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启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
初入北大任教，对周作人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周作人白天拟好讲义草稿，等晚上鲁迅下班回来帮他修正字句后，方用于第二天的讲课。&
1917年，周作人病重，当时北京正流行猩红热，鲁迅整日愁眉不展,四处告贷,为周延医买药。周作人回忆，当他高烧不退时，鲁迅“也似乎有点儿张皇了，决定请德国医生来看，其时狄博尔是北京外国医生最有权威的人，虽然他的诊费不及意大利的儒拉大夫的贵，（但也）要十二块钱看一趟”。&
当得知周作人只是出疹子，鲁迅便精神焕发地对许寿裳说：“启孟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当时他们住的绍兴会馆设施极为简陋，周作人病中,没有便器,小便只能用大玻璃瓶，大便则将骨牌凳翻过来，中间放上洋簸箕，簸箕里铺上厚粗草纸。每天周作人方便后，都是由鲁迅亲自倒到院子里的茅厕去。&
1919年底，鲁迅全家搬入八道湾，房屋为鲁迅选购，并亲自设计修建。鲁迅选中此处，是看中八道湾空地宽大，适合弟弟的孩子们游玩。在鲁迅建造装修房屋之时，周作人却携妻赴日本探亲游玩。&
1920年底，周作人患肋膜炎，鲁迅极为担忧，四处奔走，为弟弟筹集药费。因家中人多嘈杂，鲁迅将周送到西山碧云寺静养，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忧伤地写道：“清晨携二弟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停饮，大醉。”&
& 【阋墙】&
周氏兄弟反目，也许儿时便有预兆。鲁迅的母亲鲁瑞曾对许羡苏说：“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后来也有人引用《诗经·小雅》之句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
日，鲁迅日记记载:“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17日，周作人的日记曾记载有关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后来被他剪去了。19日，周作人将一封绝交信送给鲁迅，信中写道：“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这日，鲁迅日记记载：“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8月2日，鲁迅与朱安搬出八道湾。
次年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取东西，与周作人夫妇发生冲突，鲁迅日记记载:“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当时住在八道湾的川岛（章廷谦）回忆，当时周作人拿起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就要向鲁迅砸去，被他劝下。而周建人听母亲说，鲁迅则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向周作人掷去，周才退下。&
关于失和的原因，鲁迅从未在文章中提及,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他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流传有许多说法，有人说鲁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发现。与鲁迅、周作人都有密切交往的川岛反驳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千家驹认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鲁迅的妻子，证据是鲁迅在日的日记记载:“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千认为，这里的“羽太”即信子，鲁迅将给信子的信称为“家信”,可知他们是夫妻关系。还有人说,鲁迅的“迅”字与“信”字在南方是谐音，系指羽太信子。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此种说法太过牵强。1912年5月,信子生下儿子周丰一，其弟重久送妹妹芳子来绍兴照顾信子。7月10日，鲁迅寄“羽太家信”,并不是寄给信子的，而是寄给日本的羽太家的。鲁迅日记中也有给信子写信的记载，写明是“与二弟妇信”，而非“羽太家信”。&
& 日本人中岛长文根据周作人提到的“蔷薇色的梦”、鲁迅日日记中
“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许寿裳说的“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言，不加体察”、张凤举对郁达夫所言：信子“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川岛说“周作人老婆造谣时说鲁迅调戏她”，以及周作人的译着《某夫妇》、文章《抱犊谷通信》等细节，分析猜测：日,鲁迅与信子因信子花钱大手大脚之事发生争执，鲁迅要求分家，故当日鲁迅一个人吃晚饭。17日，周作人发现大哥不与他们一起吃饭，问信子何故，信子便告诉周，鲁迅调戏自己。周联想到鲁迅与朱安的关系，便轻信信子所言，于是给鲁迅去函，致使兄弟失和。&
也有人认为，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的原因，一方面是长期一起生活造成的家庭矛盾；另一方面，大概与羽太信子的占有欲太强有关。鲁迅、周作人兄弟感情深厚，信子对此可能有所不满，信子希望丈夫只围绕自己打转，不希望丈夫与其兄长关系太过密切。这也可以从信子之妹芳子与周建人最后仳离之事中得到印证。&
& 1964年，周作人在写给香gang友人鲍耀明的信中说，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中“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与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谈及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了引证鲁迅日记外，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
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
不愿同他一道住。如此推断，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是羽太信子不愿同鲁迅一道住。”&
周建人认为两位兄长失和的原因是当家的羽太信子挥金如土。周家雇有许多仆佣，有绍兴家中的老仆人王照鹤、管家、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人七八人，还有打扫、洗衣、看孩子的女仆二三人，比祖父在前清做京官时请的佣工还要多。信子经常心血来潮，花样百出，有时饭做好了，却说想吃饺子，将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师赶紧另包饺子；被褥才用一两年，便不要了，赏给仆人，全部换新的。鲁迅不仅每月薪金交公，多年积蓄赔进去，有时还要四处借贷，穷得连夜间写文章吸香烟都没钱买。鲁迅到上海后，对周建人谈及八道湾时的生活，说：“我已经涓滴归公了，可是他们还不满足。”&
周建人还提及，一次，周作人说要将岳父母接到中国来同住，鲁迅很不赞成，认为多年来寄钱供养他们，已经情至义尽，今后可以继续养老送终，他们还有别的子女在日本，就不必接到中国来了。&
许广平回忆，鲁迅谈及八道湾时的生活说，羽太信子花钱大手大脚，什么都要买日本货，一有钱就到日本商店买上一大堆；周作人一家无论大病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诊治。钱花光了，便由鲁迅去借，有时鲁迅借了钱急忙回家，到门口看见日本医生的汽车，便感慨：“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许广平说，因为后来北洋政府欠薪,鲁迅工资不能上交,于是就变得讨厌起来了。鲁迅对他说，管家徐坤很会讨周作人夫妇的喜欢，连周买双布鞋，做件大衣，都是徐从外面叫人回来试样子。徐的家眷与八道湾比邻而居，徐常将食品从墙头送过去。鲁迅看见后告诉信子，信子狠狠责骂了徐，但并不是骂他偷东西，而是责怪徐“为什么给他（鲁迅）看见了”。而周作人则说：“辞退他对我日常生活的照料没人能代替得了，还是留着吧。”&
日本人增田涉说:“他(鲁迅)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这时候使我想起他常说的‘寂寞’这个词来。”
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文中提到，鲁老太太曾对人说:“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鲁迅）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
俞芳还回忆，朱安曾“很气愤地”对人说：“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鲁迅也听到信子对孩子们呵斥道：“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
1924年,鲁迅在一篇短文中署名宴之敖者,他曾对许广平解释过此署名的含义:“宴从宀(mi&n，深屋），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予予，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来的。”在两地书中，鲁迅也将羽太信子成为“宴太”。&
1925年，周作人翻译了罗马诗人喀都路斯的第一百首诗《伤逝》，中有“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之句。不久，鲁迅发表同名小说《伤逝》，开篇便说：“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
发表小说《伤逝》后两周，鲁迅又发表小说《弟兄》，此文完全是描写1917年周作人出疹子，自己惊慌失措、悉心照料之事。他在文中向弟弟表达了“鹡鸰在原”（鹡鸰亦作脊令，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困处高原时，就悲鸣向同伴求救，《诗经》中有云：“脊令在原，兄弟难急”）的意思。&
鲁迅收藏的现代作家的译着中，以周作人的译着种类最多。二人失和后，鲁迅仍搜集弟弟的作品。&
《语丝》被查封后，鲁迅担心周作人的安危，给川岛写信说:“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相助耳。”&
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去时，编辑正在校勘，鲁迅说：“启孟的译稿编辑还用得着校吗？”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周作人说：“那总还是要看一遍的吧！”鲁迅这才默不作声了。&
1933年，鲁迅再次向弟弟发出求和的讯号,他在其诗《题三义塔》中写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1936年10月，平津地区的104位教授联名发表《平津文化界对时局的意见书》,周作人没有参与此事。鲁迅逝世后，周建人给周作人写信说：“（鲁迅）又说到关于救国宣言这一类的事情，谓连钱玄同、顾颉刚一般人都具名，而看不到你的名字，他的意见，以为遇到此等重大问题时，亦不可过于退后云云。”&
与鲁迅断交后,周作人依旧平静地上课、作文。但他在1923年(www.hushui.net)7月25日所写的《自己的园地·旧序》中,重复了7月18日写给鲁迅字条中的话:“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
1924年6月，周作人写《破脚骨》一文，据川岛说，此文是针对鲁迅，在文中,周暗示鲁迅是个
“无赖子”。&
舒芜在《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中说：“周作人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对鲁迅的人身攻击却是时时处处，一触即发，常常是非常恶毒的。”&
周作人对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亦有微词，他说鲁迅好色、纳妾，晚年，他的日记中仍有“兄弟皆多妻”之语。&
虽然失和，但兄弟二人却没有断了联系，他们都在《语丝》写文章；有共同的朋友，这些朋友经常在同一天先后拜访二人，周建人、川岛不止一次充当了二人沟通的桥梁。二人还一致对外，在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中，周作人在鲁迅起草的《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宣言》上签了字；在鲁迅与陈源的比战中，周作人毫不犹豫站在了长兄一边。&
荆有麟回忆，二人失和后，还常在北大教员休息室见面，一接触便起争执。可一旦有人攻击周作人,鲁迅便用各种笔名代弟弟应战。成仿吾和鲁迅论战时,周作人也在其文章中为鲁迅帮腔。“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被列入北洋政府的缉捕名单，周作人知道后，马上托人通知鲁迅。&
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发表后，友人们纷纷唱和，引发一场风波。鲁迅却能理解二弟，他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许多年后，周作人谈及鲁迅对他的上述评价时说:“当时胡风辈闹得满城风雨,独他一个人在答曹聚仁杨霁云的书简中,能够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芥蒂,这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了。”&
日清晨，鲁迅逝世。第二日,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走进教室。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只字未提其他事情。第一堂课下课前几分钟，周挥一挥袖子,掸了掸粉笔灰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周的脸色非常难看。柳存仁回忆：“他并没有哭，也没有流泪，可是眼圈有点红热，脸上青白的一层面色，好像化上了一块硬铅似的。这一点钟的时间,真是一分钟一秒钟的慢慢的挨过,没有一个上课的人不是望着他的脸，安静地听讲的。这个时候容易叫你想起魏晋之间的阮籍丧母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写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作品，在谈及鲁迅时，也会称“家兄”。陈迩冬回忆，他在周作人屋中见到过鲁迅拓的汉碑，一次，周送他出门时，指着外院的丁香树说：“这是家兄种的。”&
1958年，周作人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谈及上海鲁迅墓前的塑像说：“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真是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假使陈西滢辈画这样一张相，作为讽刺，也很适当了。”&
徐淦回忆，他在与周作人日常闲谈中常提到鲁迅，“知堂很坦率，从他的口吻中，我听出他对杰出的兄长之爱和敬，始终如一，像两人儿时、少时、青壮年、中年时的莫逆有增无减”。羽太信子一次给徐送茶时，也提到鲁迅，周作人当时翻译信子的话说：“内人告诉足下，自从足下来后，院子里的左邻右舍，都对她说，她们觉得又像过去大先生住在这里的时候，看到通宵在灯下干夜活的情形了，她们对大先生都是很敬爱、挺怀念的。”&
对于长兄，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我很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了。关于鲁迅以外的人我只有对许季茀一个人，有要订正的地方，如上边所说的，至于其他无论什么样人要怎么说，便全由他们说去好了。”言下之意，当年他有对不起鲁迅之处。&
周建人说，鲁迅逝世前几天，身边还放着周作人的书，闲来时常翻阅。而日，周作人开始阅读鲁迅的杂文。这对兄弟在即将离世之际，都不约而同阅读对方的文章，实在让人感慨万千。&
周作人不仅与长兄鲁迅失和，与三弟周建人的关系亦不睦。&
据周海婴记载，羽太信子怀孕后，其妹妹芳子从日本到绍兴照顾信子。信子得到芳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后，渐渐离不开芳子了。为了把芳子长久留在身边，她便准备撮合芳子和小叔周建人。周建人时正因青梅竹马的表妹病逝而十分悲痛。信子便乘机灌醉了周建人，将芳子推进周建人的房间。鲁迅谈及三弟的婚姻时，说是“逼迫加诈骗成局”。&
据俞芳记载，在绍兴时，周建人与芳子关系尚好。周家迁到北京后，芳子看到姐姐大肆挥霍，十分羡慕，对信子言听计从，效仿信子，贪图享乐，常埋怨丈夫无能，不会赚钱。一次，周作人夫妇、芳子带着孩子去游玩，周建人准备同往，没想到,他走到车子旁边时,芳子一脸不屑地说：“你也去吗？”周建人看着妻子冰冷的表情，十分难受。&
周建人到上海后，希望妻儿也一同到上海居住。但信子不让妹妹离开，芳子也不愿离开，反而经常写信向周建人要钱。后来，周建人积劳成疾，患了肺结核，芳子仍拒绝到上海照顾丈夫。五年后，心灰意冷的周建人与王蕴如结合。&
鲁迅去世的1936年冬天，鲁老太太八十寿辰,周建人、王蕴如到北京为母亲祝寿。结果,信子、芳子大闹寿宴，周建人与芳子的长子周丰二更是手持军刀从屋内冲出，要砍周建人，被亲友拦下。此后，周丰二打电话到日本领事馆，要求他们扣留周建人，将其“法办”。周、王二人无奈，只能提前回到上海。鲁老太太伤心地对俞芳说：“如果大先生还在，八道湾不敢如此嚣张……”&
抗战爆发前，冯雪峰认为，要让周作人接触进步势力，他隐约表示让周建人去接近周作人。也有人对周建人说，生物学家秉志由上海一家书局供养着，周作人只要愿意来上海，生活完全不成问题，商务印书馆或其他书局可以供养。周建人想起鲁迅生前说过的周作人不如南来安全的话，于是致信周作人，恳请其来上海，但周作人未作复。&
寿宴之后，周建人不再给八道湾寄钱，唯独通过母亲给大女儿马理（周鞠子）每月20元。抗战时期，周作人通过日本使馆，要求商务印书馆直接将周建人的一半工资，汇给周作人。兄弟关系更加恶化。&
新中国成立后，羽太芳子向法院起诉，状告周建人“重婚”。一些老友发现芳子的诉状出自周作人之手(周作人只承认他改了几个字)，叹道：“知堂老人坐不住，又出山了。”法院经过调查，判决周建人与芳子实际离婚成立，周丰二与周建人脱离父子关系。&
刘哲民记载，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茅盾、叶圣陶（周海婴记载为叶圣陶、胡愈之）三人试图为周作人、周建人兄弟调解。他们拉着周建人到八道湾做客，周作人很客气地招待了他们，但兄弟二人却互相不搭理对方。面对此僵局，三人不知该如何劝说，只好无功而返。&
周建人回忆，全国解放后不久，他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碰到周作人，二人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二人都老了，周作人颇为凄凉地说：“你曾写信劝我到上海。”周建人回答：“是的。我曾经这样希望过。”周作人颇为凄凉地说：“我豢养了他们，他们却这样对待我。”听了这话，周建人觉得他还不明白,还以为自己是八道湾的主人,而不明白其实他早已是一名奴隶。这次意外相遇，成为这对兄弟的永诀。&
& 【疏离】&
周作人回忆，他幼时常患病，大概是因为母亲奶水不足，家人特地为他雇了个奶妈。这个奶妈也没什么奶水，为了不让周哭闹，常给他买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吃，以至于他很瘦弱，可偏偏又见了什么都要吃。家人为了给他治病，只准他吃饭和咸鸭蛋。本家的衍太太曾对他说：“二阿官那时吃饭很可怜相的，每回一茶盅的饭，一小牙（四分之一）的腌鸭子，到我们的窗口来吃。”周作人也知道这可能是衍太太的挑拨离间，但这些不太好的记忆，可能导致了他与母亲的疏离。&
俞芳在《谈谈周作人》中回忆：“太师母（鲁老太太）也常谈周作人的长处。她说，老二很爱整齐，他的抽屉，总是整理得整整齐齐的，他包的东西，棱角分明，捆扎细致。他的性格和顺，遇事很好商量，对人谦和……老大(鲁迅)进三味书屋读书时，是给他买了一张有两个抽屉的书桌的。……而老二（周作人）进三味书屋时，因为家用紧，没有给他买书桌，只从家里搬去一张没有抽屉的方桌供他使用，他起初有些不高兴，认为不像样子，怕别人见笑，但一经和他说明家境困窘等道理，他就没有什么意见了。”“老大去南京读书时,太师母曾借贷凑了八元钱给他,而当老二去南京时，太师母连八元钱也难筹措了。……他能理解家里的难处,拿了点路费,就高高兴兴地上路了。”
俞芳回忆：“太师母有时也谈周作人的不足之处,她说老二从幼小时起,一直受到大家的照顾，养成了他的依赖性，事事要依赖家里人，特别是依赖老大。他对家庭没有责任感，在他心里，家里的事，都应该由老大负责，与他无关。”&
鲁老太太搬到阜成门西三条与鲁迅同住后,周作人常常逾期给母亲生活费,鲁老太太极为不满，有时坐车到八道湾去要账。鲁迅知道后，劝母亲不要去，免得淘气（受气），并说要钱我这里有。鲁老太太说：“并不是等钱用，而是气他们的这种行为。”接着又叹道：“只当我少生了他这个儿子。”&
鲁迅南下后，周作人很少到西三条探望母亲。有时母亲身体不适，就由羽太信子或羽太芳子去看望。他们仅给鲁老太太开些阿司匹林之类的药物服用。&
1932年，鲁老太太大病一场，刚开始，周作人等人并未重视，后来病情日渐严重，才请医生出诊两次。母亲病重后，周作人忙给在上海的周建人写信，告知母亲生病。鲁老太太托人给鲁迅发去电报，鲁迅便赶回北平。而鲁迅一到，周作人便放手不管了。&
俞芳回忆，鲁迅逝世的电报到达八道湾后，周作人找宋紫佩同往西三条，通知太师母。事后，太师母对俞藻说：“那天，老二和宋紫佩同来，我心里已猜到不是好兆头，心想，大约老大的病更加严重了。及至得知老大已经逝世，我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悲痛到了极点。只觉得全身颤抖，两腿抖得厉害，站都站不起来，只好靠在床上说话，但头脑还是清楚的。我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老二说：‘我苦哉，我苦哉……’”太师母接着对俞藻说：“老二实在不会说话，在这种场合，他应该说，大哥不幸去世，今后家里一切事，理应由我承担，请母亲放心。这样说既安慰了我，又表明了他的责任。”太师母气愤地说：“难道他说苦哉苦哉，就能摆脱他养活我的责任吗？”&
“七七事变”前后，鲁老太太心情沉重地对俞藻说：“我真为老二担心，现在报纸上登载教育界开会的消息，很少有他的名字，恐怕他对抗战的态度不坚决……”&
周作人称呼母亲为“鲁迅的母亲”、“鲁迅的老太太”或“鲁老太太”，无论是公开场合或私下与友人谈话。1936年10月，北大召开悼念鲁迅大会，会上，周作人称呼母亲为“他（鲁迅）的母亲”，与会的老舍听到后极为反感。后来老舍在一次纪念鲁迅逝世的会议上提到周作人时说，这种人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肯承认，何况国家。&
1938年夏，常风陪同叶公超敦促周作人南下。周对叶历数举家南迁的种种困难：“鲁迅的母亲和他的女人都要靠我养活，老三一家也靠我养活。”常风“听到他提到自己的母亲时竟然说是‘鲁迅的母亲’很觉着惊愕”，回去的路上还“感到十分刺耳不解”。&
中岛长文认为，周作人与母亲的关系有某种缺欠，因而他对母性有所希求，这是“他成为中国第一个女权主义者(真正的称呼应是‘母性主义者’)，在家庭中却唯唯诺诺”的原因；也是周作人迷上这个“有着圆脸,毫无特征的最普通的女人”羽太信子的原因,因为信子身上有着“母性爱”。
另有研究者认为，鲁迅兄弟反目大概也是周作人称呼自己的母亲为“鲁迅的母亲”的原因之一。鲁老太太较为喜欢鲁迅，鲁迅搬出八道湾，她也跟随大儿子搬出去。鲁迅逝世前，母亲一直是他养活；鲁迅去厦门任教前，母亲一直是他照应。&
& 【自由】&
“五四”运动爆发时，周作人正在日本探亲。5月12日，他得知消息后，立即匆匆回国。6月3日，他与刘半农等人以北大代表的名义去北大第三院法科慰问因声援学生运动被捕的中小学生，为军警所阻。次日下午，他参加北大教职员会议，讨论营救被捕学生之事。5日,他路遇大队军警包围学生演讲，是夜，写下《前门遇马队记》，对军警的行为进行谴责。14日，得知陈独秀被捕后，他和李辛白、王星拱等人以北大代表的名义到警察厅探望。&
1924年，周作人与鲁迅、孙伏园、钱玄同、林语堂等人创办《语丝》，周作人在发刊词中说：
“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和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
因提倡自由，抨击专制，1924年，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一书，与《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书一起被北洋政府查封。&
“五卅惨案”发生后,周作人愤然写下《对于上海事件之感言》,随后又写下《吃烈士》一文，讽刺“五卅惨案”中镇压工人有功而“加官晋爵”的官僚和借“五卅”“博得蝇头之名利”的商贾是在“吃烈士”。&
1925年，女师大风潮爆发，周作人支持学生，立场鲜明。他发表文章，明确要求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能够因教育前途之棘而引咎辞职”。8月19日,教育部强行接收女师大，学生代表与警察发生冲突，7名学生受伤，各校、各团体声援代表14人被捕，周作人在给友人的信中愤怒地说:“北京教育部的总长司长动不动就以保安队及打手从事……我的沉默之期或者也不很远了罢。”&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撰文痛斥北洋政府，他说：“这是北京城中破天荒的大残杀，比‘五卅’、‘上海事件’更为野蛮，其责任除政府当局段祺瑞、章士钊、贾德耀诸人直接负担，我们要求依法惩办外，对于国民军的首领也不能屈为谅解。”他对牺牲的女学生给予极高评价，称她们为“新中国的女子”。他为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送殡，并送去挽联：“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震耳，弹雨淋头。”&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周作人发表《吴公如何？——致荣甫先生》，明确表示：“要不要清党，我们局外人无从说起，但是那种割鸡似的杀人的残虐手段我总不敢赞成，白色恐怖绝不会比赤色的更好。”他在文中质问胡适道：“以我贫弱的记忆所及，《青天白日报》记者二名与逃兵一同斩决，清党委员到甬斩决共党二名，上海枪决五名姓名不宣布，又枪决十名内有共党六名，广州捕共党一百十二人其中十三名即枪决……清法着实不少，枪毙之外还有斩首，不知胡先生以为文明否？”9月，他又一次批评蔡元培、胡适二人身在上海，却对清党运动“视若无睹”。&
1933年，周作人致函许寿裳，请蔡元培营救以“共产党”名义被捕的女师大学生郑德音。&
& 【立场】&
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时曾听章太炎讲学。章太炎反满革命，被俞樾詈为“不忠不孝”，章遂作《谢本师》一文，与俞断绝师生关系。周作人在日本听章讲学,对章执弟子之礼,后章依附孙传芳，周亦作《谢本师》与章断绝师生关系。抗战时期，周作人与其学生沈启无反目，沈作《谢本师》与周绝交。晚年，章太炎自定的弟子名录中，没有鲁迅，与其绝交的周作人却榜上有名。原因据章太炎说，当时想起谁就写谁，而他没有想起鲁迅。
周作人思想“左”倾，他拥护无政府主义思潮，并倾向社会主义。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周作人撰文明确表示反对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他对国民党、蒋介石一向轻蔑、厌恶，认为蒋其人一无可取，不可信任。&
周作人在《谈虎集·北沟沿通信》中说：“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和顺民的平均罢了。”&
& 周作人在《我最》一文中说：“我最不喜欢谈政治”,
“《新青年》的同人最初相约不谈政治”，“政治我是不喜欢谈的，但也有要谈的东西。我所顶看不入眼而想批评的，是那些假道学、伪君子。”&
20世纪30年代初，周作人坚决反日。他抨击日本在北平办的汉文报纸《顺天时报》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一张机关报。他撰文批判日本帝国主义说：“日本人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却显得那么不怕丑……”&
蒋梦麟回忆，一次,某日本人到北大讲演中日文化合作,周作人对其说:“谈到中日文化合作,我没有看见日本人的文化，我倒看见他们的武化,你们都是带着枪炮来的,哪里有文化,只有武化。”&
周作人在《关于征兵》中写道：“吴公稚晖说过，他用机关枪打过来，我就用机关枪打过去，这是世界上可悲的现象，但这却是生存竞争上唯一的出路。修武备，这是现在中国最要紧的事，而其中最要紧的事则是征兵。”&
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周作人的对日态度发生了变化。耿传明在《周作人的最后22年》中写道：“抗战之前，他（周作人）对郑振铎说过这样的话：‘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抵抗人家？’……中日开战之后，他不相信退守大后方的国民党，会有有朝一日收复中原的可能。”&
周作人于1935年10月、1936年9月,两次撰文为秦桧翻案,他认为秦桧主和并不是不忠,而是“爱国”。&
抗战爆发后，友人纷纷劝周作人南下，但周作人还是留在了沦陷的北平，他在给陶亢德的信中说：“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
1938年春夏，周作人和寺内寿一（日本陆军大将）的合照在香gang的报纸上刊发后，文协便开除了周的会籍。&
同年8月，胡适从伦敦寄给周作人一封信，信中附白话诗一首,劝周南下，周作人亦回诗一首，诉说自己不南下的理由：“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别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周作人拒绝南下的理由为“上有老、下有小、家累重”，俞芳认为这是托词，鲁老太太根本不是他的负担，而当时八道湾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最小的是周作人女儿静子的两个孩子，“但是八个青壮年，带两个小孩子，问题应该是不大的”。&
“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指定年迈且患高血压的马裕藻,以及董康、周作人三人留守，保管校产。日本人占领北平后，多次命周作人请马裕藻出山任教，马裕藻让幼子马泰将周拒之门外。周来的次数多了，马裕藻便让马泰对周说：“我父亲说了，他不认识你。”从此，周才不再登门。
周作人并非起始就有附逆之心，张铁荣在《周作人平议》中说：“北平沦陷后不久，据一位最后逃出虎穴的北大同学透露，一天，周作人从东安市场回家,路经北大二院,下车看看学校的情形，当时任翻译的日本人小林过来用日语打招呼，此人有一种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平日对教职员毫无礼貌，周作人给他一个冷面孔，毫不理会，昂首直入，小林立即改用中国话向周致意，并连连道歉，周作人还斥责了他对教职员语势之不当云云。……人们还不知道，周作人曾和马幼渔一起痛骂过当时已附逆的原北大日文教授徐某，时间是日本侵略军占据北平之后大约半年……”&
1939年元旦早晨，有人冒充学生到八道湾拜访周作人，进门便抬手给了周一枪，子弹打中周腹部。刺客还打伤了当时在周家做客的周作人弟子沈启无，在逃走时，又打死了周家的一名车夫。子弹打在只是打在周毛衣的口子上，划伤了皮肤，但周坚持说子弹打进肚子里了。事后到医院做了检查，又在客厅找到了子弹，周才松了口气。但此后他却极为惶恐，同意由日本人派三名便衣警卫进驻其家中。出于安全考虑，他辞去了京郊燕京大学的教席，随后出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一职。&
周作人认为刺客是日本人，有人说是“抗日锄奸团”，也有人说是爱国青年学生，又有人说是周作人的侄儿周丰三因无法阻止伯父当汉奸而决定干脆刺杀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所为。但无论哪种说法，迄今都没有得到证实。&
周海婴记载，周作人对日本的态度越来越暧昧时，正上中学的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的次子周丰三多次劝说他悬崖勒马，周作人并不理会。周丰三郁郁寡欢,最后竟以死相谏,但周作人仍不为所动。
1941年，周作人出任伪国民政府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务，文化界一片哗然。艾青说：“周作人，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背叛了我们！”&
依附日本人后，周作人da兴土木，翻盖了八道湾的住宅，卧室也完全改建成日式的榻榻米。家人过生日、过满月都要庆贺，终日车水马龙，宴席不断。张琦翔说，八道湾苦雨斋原本是学子、教授推门即入，不拘形迹。当周成了伪督办，翻盖房子后，给朋友们发通知说，每周一、三、五下午四时至六时会客。而逢着会客日，周家有好多官僚，于是朋友们便不大到苦雨斋了。
周作人刚开始大概还抱有“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的想法，于浩成在《关于周作人的二三事》中说：“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于上午七八时即按原定计划派军队进驻燕京大学，将代校长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邓之诚等教授聚在一起，准备解去关押……听我父亲(董鲁安，原燕京大学教授，后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说，陆志韦先生在匆忙中低声告一位懂日语、以前经常代表燕大校方与日本当局联系、办理交涉的萧先生说：‘找周岂明！’可见周作人还是起到某种缓冲甚至‘保护’作用的。”&
某日，伪新民会通知北平各校学生到天安门参加庆贺皇军占领宜昌大会，教育总署请示督办周作人，周认为学生应远离政治，参加与否，无关宏旨，教育总署便按其意思通知各校。次日，各校照例放假，无一学生到会。伪新民会顾问安腾大怒,要亲自去逮捕周作人,经人力劝才作罢。自此，各校有会必到，到必抢先，而周作人则再不敢管此类事情了。&
之后，周作人便进出于各类教育会议及各类讲习班、训练班,每会必到，训词、训示也是:“现在所施行的教育方针，是以亲仁善邻为主旨”，“总之，藉着教育行政的力量，以圆满达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种目的”等。&
1941年4月，周作人与钱稻荪等人赴日本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据当时报纸报道：“14日，周作人一行抵东京”，“上午十时晋宫问候，询问陛下康强后，更赴大宫御所秩父官邸问候。正午出席文相官邸中桥田文相主办之午餐会。下午一时半，赴高松莒御殿问候。二时半，参拜明治神宫，其次更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径往宿舍云。”此行，周作人还慰问了在侵华战争中受伤的日本军人。&
范纪曼回忆，20世纪40年代初，周作人到中央大学讲演，当时中大在地下党员范纪曼的领导下发生了反对伪校长樊仲云的学潮。范在讲演前找到周作人说明情况，但并没有透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周听罢说道：“我的演讲，你们樊校长一定会失望的。我从‘五四’到‘三一八’，也是站在学生方面的。”果然，周的讲演《中国的思想问题》赢得学生们的阵阵掌声，而坐在主席台上的樊仲云等人则显得非常狼狈。&
任伪督办期间，周作人曾多方照顾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帮助李星华、李光华姐弟办“良民证”，协助他们从北平转移至延安，掩护李大钊次女李炎华及其夫侯辅庭。他还曾营救中共地下党员高炎。&
周作人亦与国民党方面接触，曾多次找国民党北平地下市委委员沈兼士“闲谈”。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受审时，国民党地下工作者张怀、董洗凡等人为其做证，称周曾有掩护或联名保释被捕人员的举动。&
周作人一方面附和日本人的大东亚文化理论；另一方面又希望能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他的这种矛盾，触怒了日本人。1943年8月，日本人片冈铁兵斥责周作人为“中国反动老作家”。&
任伪职期间，周作人曾对友人说：“我现在好比是站在戏台上场门边看戏的看客。”&
晚年，周作人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说到自己任伪职的原因：“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此处又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当时有人也有劝我不要干的，但由于上述的理由，遂决心接受。”&
20世纪60年代,周作人对张铁铮谈及他当年任伪职之事时，张说:“这是日本人‘胁迫’的。”
周说：“我当时同意了，以后担任过伪职的人，受到查处是当然的。”谈及去长春见溥仪之事，周说：“我去长春是汪精卫点的名,不过我见溥仪的兴趣远不如见罗振玉兴趣大,我见到了罗振玉。”
1986年，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简报》发表的沈鹏年访问记录说，周作人本不愿出任伪职，出任是共产党的意思。沈任职后，执行了中共向其暗示的“积极中消极，消极中积极”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