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同志离开我们已26个年头了。但是，他那清脆高亢的讲话声似乎仍萦绕于耳，他那充满活力的举止似乎仍历历在目。他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回忆起57年前的1958年，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来到南通，并作了一场热情洋溢的报告。当时我还是南通县中学高中部学生团干部，尽管是在他离开南通以后，听团县委传达时才知道，但听了他的讲话，我们仍然无限兴奋和喜悦。胡耀邦同志来南通时，正是大跃进前夕。他到南通后先登了狼山，在山门口看到了一幅对联很有气魄，在作报告时就以那幅“长啸一声山鸣谷应，举头四顾海阔天空”为切入口，结合当时的形势，向团员和青年们讲了四个问题，一是大有希望，二是小有困难，三是真有办法，四是要有志气。他的讲话，简洁明快，富有感染力，让人印象深刻，我们听了感到很有力量、有奔头。那次传达以后，我们学校为了激励和体现团员、青年的志气，在校内组织了一次马拉松长跑活动，即以学校到南通城的来回为距离，全校学生在操场上累计跑完这段路程。诚然，1958年以后，国家在经济工作上出现了重大失误，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接着又遇到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洗劫，胡耀邦同志所讲的那个“大有希望”迟迟没有出现。直到粉碎了“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希望才慢慢地到来。&在我担任南通市市长后，与已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有过两次直接接触。一次是1986年春，我和南通开发区的同志在北京，到总书记家中；另一次是1986年11月，总书记到南通视察，我与时任市委书记朱剑一同接待。&1986年春季去总书记家，是因为我与总书记的夫人李昭及总书记的小儿子胡德华此前已有多次接触，认识并熟悉了。李昭同志在任北京市纺织工业局党委书记时，与南通国棉二厂有业务交往和合作关系，多次到过南通，也住过一些时间，我也几次接待过她。胡德华同志当时是南京工程兵学院的教员，教爆破技术课程，因业务关系，也几次来过南通，我们都有见面和交往。我和开发区的同志去北京后，打电话向李昭同志问好。李昭同志非常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她家。于是，我们6人就去了。总书记家住房不大，天井也小，陈设简陋，作为会客的房厅，只有一张大桌子和几把普通的椅子。与李昭同志聊了一会儿，胡总书记回来了，他热情地与我们一一握手，并请我们饮茶，听取我们汇报。他不但不摆架子，而且主动问这问那，说话亲切，就像多年的老朋友见面一样。那次，我们对总书记简朴的居住条件和他的平易近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86年深秋，胡耀邦总书记先后两次到江苏视察，第一次是10月25日到28日，总书记冒着蒙蒙秋雨考察了无锡、苏州市的城市建设以及无锡、江阴、张家港、常熟、吴县等地生机勃勃的乡镇工业。第二次是11月15日，总书记在省长顾秀莲的陪同下来到南通，下榻文峰饭店。&总书记坐直升机察看了正在开发的一望无际的黄海滩涂，看到江苏省近千公里的海岸线，以及沿海三市南通、盐城、连云港的全貌。黄海滩涂是由长江下泄泥沙淤积而成的新大陆，当时已有900万亩，并且每年向大海延伸6万亩，已开发200万亩。胡总书记在直升机上一面看一面赞赏：“滩涂是宝！”“滩涂是大宝！”并问我：“南通市滩涂面积多大？”我说：“完全属我市的300万亩。我市海岸线向北还有300万亩滩涂在我们视线内；站在盐城市沿海岸线向南看，这300万亩滩涂在他们视线内。”胡总书记说：“都是江苏的，国家的。都要开发。向滩涂要宝。”我汇报道：“我们已和盐城市的领导商量过了，从这300万亩滩涂中间开始，我们向南通方向开发，他们向盐城方向开发。我市已率先在中间树了界碑，开始种小米草了。”总书记听后，很高兴地说：“这好！这好！对人民有益的事要互相关心、共同发展。”&直升机噪音大，因受海风的冲击，颠簸很厉害，尽管我们身上有安全带绑着，但还是左右摇摆很厉害，不得不用两手抓紧栏杆。总书记却兴奋得两手总是要松开，说话打手势。他不顾个人安危，完全融入到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中去了。&飞机着落加油，总书记就下来坐车、步行考察。他察看了南通的黄海滩涂开发情况和长江港口建设情况，工厂和农村建设发展情况，再次登上狼山察看全市和港口全貌。&在到南通之前，总书记先乘直升机察看盐城、连云港的滩涂后，参观了新四军军部旧址和纪念馆，又坐直升机到海安县考察。陈毅元帅和粟裕将军率领新四军及地方武装在海安取得过七战七捷的伟大胜利，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当时，在那儿要建七战七捷纪念碑，胡总书记专门为此题词：苏中七战七捷。&11月16日下午，省委、省政府在南通市委礼堂召开全省11个地级市市委书记、市长，60多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以及省委、省政府部门领导参加的干部大会。胡耀邦总书记作报告。省长顾秀莲主持会议。&&总书记讲话很深刻，也很生动，1958年在南通讲话时借用狼山的一副对联，这次讲话又用南通的三座古塔作比喻。他说，南通有三座塔，角是四、六、八，两塔平地起，一塔云中插（指狼山顶上的支云塔），江苏省要争取三个第一。“我今年深秋两次来江苏，看到大江南北城乡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局面，内心很高兴，江苏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变化最快的省份之一。希望江苏的同志不要满足这一领先地位，要继续努力，实现三个领先，即在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上继续领先，在科学技术发展上，在精神文明建设上也要争取在全国领先。这就要求江苏省同志坚决贯彻中央改革开放政策，百折不挠向前进。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改革开放是我国的长期国策，这是经济工作中心的一环，决定性的一环。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最主要是抓两条：一是下决心简政放权，充分尊重企业自主权；二是认真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把职工的劳动所得同经济效益挂起钩来。要很好地对外开放，充分发挥沿海地区交通方便、技术力量雄厚的优势，在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以及向内地输出技术方面累积经验，走在全国多数省前头。”&总书记特别强调：“建设精神文明要针对不同人群、不同职业、不同场所，提出一些简单明了的具体目标，切实抓好，做到每年都有所收获，都有所前进。”他还特别指出：“江苏一千公里的海岸线，沿海南通、盐城、连云港三市，海域和陆地面积超过全省的三分之一，人口近全省的三分之一，处于长江三角经济圈的北翼，与江苏苏南经济发达市相比或与全国其他经济发达省相比，差距在沿海，因此潜力也在沿海，希望在沿海开发上下功夫，向滩涂要宝。”&总书记还讲到：要加强中青年干部培养，领导班子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中央会作出表率。他表示，自己过七十岁就自动下来，让给年轻人干。老同志有责任将年轻人扶上马来，还要送一程。&他讲的话大家很爱听，他一面讲，还一面做手势，不时地站起来，会场气氛十分活跃。&总书记平易近人的作风，处处都能感受到。在南通活动时，他乘坐的是市政府提供的大巴车，每次上车前都亲切地向在车门口迎接他的驾驶员致意说：“师傅，你好！”他对住地的服务和保卫工作人员也都是亲热招呼。总书记心中装着全国的大事，心中想到的是全国人民的安居乐业，吃饭、睡觉都闲不住。有一次我陪他用餐，吃饭的时候，没有任何拘束，他喜欢听真话，有什么说什么。他问我：“有没有去过深圳？感觉怎么样？”我回答说，去过了，还在深圳设了办事处，为招商引资服务，及时报告好信息。他又说：“香港、深圳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把先进的技术、管理和必要的先进设备，还有资金引进国内来发展经济。”“要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和质量。”我向总书记汇报说：“我市各中外合作合资企业注意引进的消化、吸收。提出了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要为我所用、为我所有、为我所出、为我所创。”他还问我对深圳总的感觉怎么样，我说改革开放好，深圳发展变化真大、真快。总书记说：“我们利用外资有成绩，对外开放政策要坚持好，要扩大对外开放，因为闭关自守是没有前途的，中国过去发展慢、落后就在于此，但必须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同时，窗口打开了，开放了，香风、臭气都会进来，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会有反应，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陪同吃饭的过程中，总书记和我从国事、省事、市县事，聊到了家事。他关切地问到我父母和家庭情况，讲到做好工作与保重身体、处理好方方面面关系的问题。因为谈话比较自由，我就顺便向他建议让胡德华转业到南通工作的事。一听到这个提议，他马上警觉地问：“是不是德华找了你？”我回答说：“他没有找我，是我在与他交往的过程中，了解到他懂技术，为人淳朴，没有一点大干部子女的架子，是个干事业的人，他如能转业来南通，可以在我市海滩开发中发挥他的一技之长。”他听后，严肃地对我说：“是不是在这里工作你们会提拔他的职务，解决他结婚后两地分居的问题？我告诉过德华，他转业后仍回原地。至于结婚后两地分居的问题，全国这种两地分居的夫妇多着呢，得按规矩办！”看到他一脸的认真和严肃，我也不便再说什么了。在这件事上我被总书记点拨了一下，内心对他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品格更为崇敬。&28年前即1987年下半年，我作为党的十三大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党的代表大会时，又一次远远地看到他出现在主席台上。这一年的1月，胡耀邦同志辞去了总书记职务，保留着政治局委员职务。10月，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当政治局常委进场入座时，全场热烈鼓掌。胡耀邦同志稍后一点入场，但他一进来，全场起立，又一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而且经久不息，直到胡耀邦同志缓缓地走过大半个主席台，在自己席位卡的地方坐下。大会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代表们才停止了鼓掌。这代表着全党同志对胡耀邦同志的高度信任和爱戴。&2004年，南通市政府机关的一些离退休老干部到江西参观考察，他们告诉我说将去共青城胡耀邦同志的陵园，我嘱他们代为表达心意，向耀邦同志陵墓敬献了花篮。在胡耀邦同志逝世15年后，大家献上的不仅仅是一个花篮，而是无限的敬仰和思念。祝愿耀邦同志这棵参天大树的精神和品格长青长存。江海文化：南通独特魅力之所在孙应杰文化，是一个城市的名片，更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是城市的魅力所在。南通，这个建城较晚、相对年轻的城市，古往今来，为什么为世人所瞩目，为什么被许多名人所吟咏，所赞叹，正是在于它拥有独特的江海文化，因而造就了南通独特的魅力，深深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征服了人们的心旌，获得了人们广泛的认同。独特的文化生成于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南通位于长江入海口，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既扼江又面海的城市。万里长江从这里奔腾入海，浩瀚的大海又在这里与大江拥抱，江涛海浪，无际无涯，这种雄伟壮阔的景象给人心灵的震撼和启迪是无与伦比的。所以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来到南通，登上狼山观海，看到“无边波浪拍天来”的壮景，不由发出“遨游半是江湖里，始觉今朝眼界开”的浩叹。这时的他刚踏入仕途不久，这次狼山的登临观海使他顿开眼界，对他政治家不凡胸襟和气魄的形成不无关系。南宋著名的爱国将领、诗人、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被金兵押往北方的路上逃脱，历尽艰险，来到南通，面对江海奇景，他也写出了“风起千湾浪，潮生万顷沙”的诗句，滚滚而来的不尽长江，浩渺无际的苍茫大海，更加坚定了他渡海南归抗金的决心，他在《泛海怀通州》诗中写道：“江波无奈暮云阴，一片朝宗只此心，今日海头觅船去，始知百炼是真金”。从古到今，不仅是王安石、文天祥，只要是来过南通的名人雅士，无不被长江的奔腾不息、不可阻挡和大海的包容万物、气势磅礴所倾倒，从中受到启迪，吸取力量，更不用说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代代江海儿女，他们时刻沐浴着江风海浪，接受着江海的熏陶，江海的精神、江海的品格早就融入了他们的血液中，成为他们共同的理念、情操、规范和价值取向。这就是江海文化生成的根基。独特的文化产生于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中。文化是人创造的，江海相抱的独特环境使生长在这一方土地上的江海儿女产生了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因而创造出独特的江海文化。远在5000多年前，青墩先民为了生存，在这块滨江临海的莽荒之地，向江海觅食，赖荒滩谋生，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团结协作，艰苦创业，广学博采，开拓创新，制石器、磨骨器、造陶器，渔猎垦殖，在沼泽地上营造出“干栏式”居室，在麋鹿角上刻画出筮占文字，展现了中华文明之光，开创了江海文化之源。从此，这一文化之源就浸漫在生活于江海平原上的一代代儿女的生命历程中，流淌在一代代人的血脉中，并不断得到充实、弘扬、光大。其后，无论江海如何变迁，向江海开拓、索取就成为南通人生产生活的主流方式。从西汉开始兴盛起来的南通独特的煮海制盐业，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民生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江海文化谱写了辉煌的篇章。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都没有到过南通，然而李白在诗中赞颂道“吴盐如花皎如雪”，杜甫在诗中也提到“蜀麻吴盐自古通”。宋代大词人周邦彦在词中更以“吴盐胜雪”来形容女子的皮肤白皙无暇。南通出产的“吴盐”成了古代文人笔下的宠儿，这也是江海文化魅力的一个映证。到了近代，张謇先生组织江海儿女在荒无人烟的黄海摊上开垦植棉，创办了大生纱厂，开创了一条民族振兴、地方自治的新路子，使南通成为中国民族工业发祥地之一，在张謇先生身上集中体现了江海文化的精髓。1953年12月，张謇先生的侄儿张敬礼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毛主席亲口对他说：“讲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毛主席的话既是对张謇先生的高度赞赏，也是对江海文化的高度肯定。独特的文化凝结于独特的物质精神成果中。一切物质的精神的成果无不铭刻着文化的印记。独特的文化魅力必须通过独特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体现出来。作为江海文化之源的青墩文化就是以带有鲜明的江海特色的干栏式居室和刻有筮占文字的麋鹿角而有别于其他地域的新石器文化，尤以筮占文字的发现而闻名于世。西汉以后，以独特的煮海制盐生产而兴起的盐文化历经千年，展示了光彩夺目的风韵。近代，张謇先生则以开垦江海滩涂、兴办纱厂起家，对南通进行了全方位的规划、建设和经营，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民立师范学校、第一所民间博物馆、第一所纺织学校、第一所戏剧学校、第一所中国人办的聋哑学校和第一所气象站，开中国城市建设、社会建设多项事业之先河，使南通成为全国的“模范县”，把江海文化推向了新的层次。当时，国内外有识之士对南通赞扬不绝，社会各界的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如沈寿、欧阳予倩、梅兰芳、王国维、朱东润、陈寅恪、江谦等，被南通的魅力所吸引，纷纷来到南通，许多人参与了南通的建设，并利用南通这个舞台，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了一段段佳话，也为江海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即使到了现在，近代南通的魅力依然撩动着人们的心。2002年，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来通详细考察了20世纪初张謇先生全面建设经营南通的业绩，提出了南通是中国人基于中国理念，比较自觉地、创造性地全面规划、建设、经营的第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这段对近代南通城市建设成的精辟论述，彰显了江海文化在其中的底蕴。新中国成立后，江海文化随着南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而焕发着新的光彩。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南通的江海开发不断取得丰硕成果，凝结其中的江海文化也不断取得新的发展。1986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考察了我市沿江开发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后，为我市和开发区分别写下了“面向世界”和“扬子第一窗口”的题词，充分肯定了南通开发开放的成绩，也赋予了江海文化新的内涵。1990年4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费孝通，在南通考察以后，在开发区写下了“江海明珠，风水宝地”的题词，这是对大美南通的高度概括和赞誉，也是对江海文化的高度概括和赞誉。城以文而美，文以城而显。进入21世纪后，南通实行江海联动、陆海统筹开发，大桥、大港、大学、铁路、高架陆续建成，改革开放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果，江海文化建设也上了新的台阶，教育之乡、建筑之乡、体育之乡、长寿之乡、文博之乡、平安之乡、新侨之乡等美誉接踵而来，江泽民、朱镕基、吴邦国、温家宝、李岚清等党和国家前领导人，他们在职时或是退休后来通考察都对南通给予了高度评价。南通在国内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江海文化也越来越得到世人的认同和赞美赏。今天，在向着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进军的新征程中，如何把一代代江海儿女接续奋斗而培育、积淀、铸就的江海文化传承、发展、光大，为建设“强富美高”的新南通提供更加强大而深厚的力量源泉，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而光荣的任务。让我们在开拓创新中传承、发展、光大，在传承、发展、光大中开拓创新，创造江海文化新的辉煌！在烽火硝烟中成长壮大的“新七团”沈朝周1946年7月，国民党军政在南通至泰州一线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犯。华中野战军奋起迎战，苏中战役就此打响。此时，通榆公路线的（南）通如（皋）段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原来的华中一分区被分割为东西两块，8月6日，为了适应斗争形势，华中军区第九军分区宣告成立，洪泽任军分区政委，梁灵光为军分区司令员。10月，九分区七团在南通县石港镇东南于家园成立，团长王世仁、政委陈直斋，七团下辖3个营、两个直属连近2000人。这支部队定名为七团，是因为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一师三旅曾有一个七团，该团驰骋江海平原，战功显赫。“新七团”的诞生无疑将继承老七团的光荣传统，续写老七团的辉煌篇章。“新七团”成立后面临的严峻形势1946年10月中旬，敌人夺取东台后，调兵南下，整编六十五师一五四旅四六一团集结南通；整编二十一师一四五旅四三五团及淞沪司令部独立团徐容部集结海门；整编四十九师七十九旅二三五团两个营集结如皋；整编六十五师一五四旅四六○团集结李堡。各地土顽反动地主武装经过训练后，蠢蠢欲动，黑云压城城欲摧。敌人展开对九分区的全面“清剿”，妄图消灭我坚持原地斗争的武装力量。10月24日，国民党整编军4个团加上5000余人的武装“还乡团”，分南北两路开始对九分区“清剿”。南路敌整编六十五师一五四旅四六一团进犯并占领了金沙。28日，海门徐容部由敌整编二十一师一四五旅四三五团护送，兵分两路，陆续占领麒麟、三阳、长沙、长乐、汇龙等镇和四甲坝、泰安港。11月4日，敌四三五团从四甲坝进占三余、掘港。北路敌整编四十九师七十九旅二三五团两个营由丁堰出发沿串场河北的丁掘公路，占领双甸、岔河、马塘、掘港。敌整编六十五师一五四旅四六○团由李（堡）角（斜）占据了如东的栟茶、古坝、丰利。至此，九分区主要市镇、交通干线均被敌人占领。敌人构筑大小据点64个，特别是敌重点“清剿”的南通县构筑据点50个，形势愈发严重。初战受挫，总结经验教训大敌当前，刚组建的“新七团”还未进行各方面的整顿和系统训练，就投入了紧张的反“清剿”斗争，只能在战斗中学习、锻炼。只有同心协力、勇于战斗，才能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金（沙）石（港）线中心的西亭被敌人占领，分区首长决定乘敌人立足未稳，打它个措手不及。11月1日夜，“新七团”攻击侵占西亭的敌四六一团一个连，战斗至拂晓，尽歼街头土顽100余人，将敌军主力包围于西街大庙，一度突进外围工事。但由于“新七团”缺乏攻坚经验，火力组织也不好，最终未攻克。18日，“新七团”暨如皋警卫团再攻据守通西重镇刘桥的通保两个连，也未能攻克，仅俘土顽200人。由于西亭、刘桥攻坚均未获胜，“新七团”决定从挫折中奋起，改变作战指导思想，避强打弱，先打野战、先打土顽，不打消耗战，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始尝胜果，分区形势发生转折1946年冬至1947年春，是华中九分区对敌斗争最艰苦的阶段，形势最紧张。敌人占领的地区达250个乡，1600多个村，80万人口，区乡政权约三分之一被摧垮。为了对付严峻局面，“新七团”兵分两路：由洪泽、周一峰等率一个营，活动于通如一线；由梁灵光、谢中光等率两个营，南下海启，寻找战机。1947年2月，苏中区党委和纵队党委管文蔚、吉洛等领导决定在海（安）栟（茶）线上展开攻势，打破敌人的封锁，尽快恢复一分区与九分区之间的联系通道，牵制敌人，掩护九分区党政机关及分区武装插回原地，打开局面，坚持南线斗争。并电令“新七团”北上东台配合。海（安）栟（茶）交通线，西起海安镇，东迄黄海边栟茶，全长50余公里，苏中战役以后，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根据既定方针，2月15日，发起栟北战役，华野十一纵队开展了积极的作战行动，在海栟封锁线上，撕开了一个口子，同时迫使国民党军分兵北援，在九分区境内撤去24个据点，减轻了九分区军民的压力。栟北战役的胜利，给坚持内线的军民以极大鼓舞，各县地方武装乘机出击，取得胜利。一下东南，收复聚星镇栟北战役后，“新七团”重返南线，首先插回掘港、马塘、南坎。为打开南通的局面，保证分区南北畅通，“新七团”选择在敌人力量薄弱的二窎一带寻找战机。3月1日，“新七团”在南通县警卫团的配合下，取得二窎伏击战的胜利。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支援海启军民的斗争，在华野九十三团的配合下，“新七团”于3月25日攻打东南中心据点聚星镇。战斗中步炮密切配合，战斗较为顺利。经过数小时战斗，我部以伤8人、牺牲4人的代价全歼守敌顽区队、自卫队130余人，缴轻机枪3挺、长枪40余支。攻克聚星镇是“新七团”建团以来攻坚战斗中的首次大胜。“打了个翻身仗”，大大提高了部队的作战士气和打攻坚战的信心。随后，又攻克滥港桥、丰利等地。首战通西，扬威花市街通西地区四面以江、河为界，敌人以此天然地形筑成封锁线，在石港至刘桥运河一线修筑公路，每隔10里、5里构筑一个据点。为恢复通西地区，打破敌人的封锁，分区领导采用敌进我进的穿心战术。5月11日，“新七团”直扑石港至刘桥运河线上的花市街据点。由一营担任主攻，翌日拂晓前攻克，全歼守敌50余人，缴轻机枪4挺，并逼退吴观音堂之敌。天亮后，部队向花市街南转移，在四安区进行了一次武装大游行，吓退陈家酒店、严家园两据点敌人。花市街战斗，打破了敌人对通西半年的封锁，震撼了敌人，同时给当地干部和群众以巨大的鼓舞，人们奔走相告。这次战斗为恢复通西打下基础。二下东南，灵甸大捷1947年5月下旬，分区决定将启东与海门交界处，紧靠长江边的灵甸港据点作为攻击目标，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于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5月29日晚，“新七团”会合东南警卫团，越过敌人的封锁线，直扑灵甸港。三营九连主攻。经过3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保安大队一个连。接着，各部队按预定计划分别进入伏击阵地，准备痛打徐容的增援部队。次日，徐容部第三营及苏四保共6个连前来增援，于上午9时许进入伏击圈。我四面出击，不到一小时就胜利结束战斗，共毙伤敌副营长、连长以下80余人，生俘4个连长及副连长以下440余人，缴获重机枪3挺、轻机枪34挺、步枪255支及其他军用品等。灵甸战斗的胜利，不但歼灭了敌人主力，有力地支援了全分区的反“清剿”斗争，而且通过配合作战，部队提高了战斗力。“新七团”等参战部队受到华东军区和苏中军区领导的电令嘉奖。三下东南&拔除三阳镇据点灵甸大捷，东南心腹大患被除，九分区的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显著特点就是群众游击活动的蓬勃兴起。1947年下半年，“新七团”干部进行了调整，由谢友才任团长、肖卡任政委、梅永熙任副团长兼参谋长、陈佐任政治处主任。新上任的团长谢友才是一位老红军，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与肖卡一武一文配合默契。部队抓紧进行整训，战斗力不断提高，战斗规模日益扩大，大量拔除据点，逐渐恢复和扩大了解放区。7月下旬，“新七团”先后攻克骑岸镇等据点。8月，驻南通的国民党四十九师王铁汉部被调往东北，驻海启的守敌纷纷放弃小据点，土顽集中于三阳镇据点。8月20日夜，“新七团”包围了三阳镇，东街守敌在我迫击炮火等攻击下首先投降。同时，三营猛烈攻击西街，西街守敌见势不妙，纷纷溃逃，被“新七团”追击全歼。三阳战斗俘顽区长以下450余人，毙伤40余人，缴获轻机枪10挺、长短枪200余支，获得苏中军区嘉奖。随后“新七团”乘胜攻克了新港、北新、新安3个据点，扩大了战果。这样海启地区就连成一片。再战通西&解放刘桥11月初，敌人重新占领了太平庵桥、长河滩一线，并到处骚扰抢掠。为支援通西肃清刘桥土顽，分区决定“新七团”三进通西，拔除刘桥据点。8日晚9时，“新七团”发起主击，至次日上午，完全控制了街道，敌退入西街头核心工事固守。9日下午3时，我军发起总攻，一举歼敌400余人，其中毙伤60余人，缴获六〇炮2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6挺、长短枪200余支，受到华中指挥部的嘉奖。刘桥解放后，重新占领太平庵桥、长河滩一线的土顽随即逃走。至此，九分区已经恢复了五分之四的地区。其后，“新七团”先后攻克五总埠、南阳、东安、永阳等处据点。二打石港&机动作战1948年1月，分区领导为配合东台、台北两地的反“扫荡”，决定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战役，由“新七团”、八团及南通、如东两县警卫团合作作战，攻打如东县的岔河、南通的石港两处重要据点。“新七团”主攻石港，敌人将街上一座四层钢筋水泥洋楼修筑为核心工事，四周构筑了夹墙堡，自吹为“万年桩”。25日夜，雪花飘飘，寒风刺骨，“新七团”发起猛攻，二营突破外围，进入街道，经过一小时的巷战，将敌逼进核心工事。次日中午，三营八连发起主攻，先后击退敌人6次反冲锋，至下午4时，全歼守敌。八团主攻岔河，于23日全歼守敌。岔石战役共歼敌2600余人，其中石港歼1200人，俘敌石港区大队副杨石九等以下24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32挺、长短枪800余支。此战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使如东、南通连成一片，为九分区的反攻打下坚实基础，受到华中指挥部的嘉奖。配合华野十一纵春季攻势，“新七团”奉命机动作战。3月7日，“新七团”攻克东台县的安丰据点。由于初次直接配合主力作战，士气旺盛，全歼守敌350余人。15日，再度攻克被敌人占领的石港镇据点，全歼国民党军编余军官大队和省保安第七总队总队长郑炎、第二大队大队长龚文华、石港顽区区长朱达章以下450余人，毙伤石港自卫中队长李家伟以下80余人，缴获轻机枪10挺。“新七团”上升军区主力部队1948年4月，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新七团”由九分区司令员梁灵光率领，上升到主力部队，编为华东野战军十一纵队三十三旅九十八团。“新七团”从1946年10月组建起，到上升主力部队离开九分区，历时一年半，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胜不骄、败不馁。据不完全统计，共参加大小战斗130余次、攻克大小据点60余处，歼敌9800余人，缴获八二炮1门、六〇炮3门、小炮10门、重机枪10挺，轻机枪270挺，汤姆枪80余支，步马枪3500余支以及弹药等军用物资。抗&日&义&勇&&&&精&神&永&存——纪念南通抗日义勇宣传队成立七十八周年徐&咸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通一群思想进步的大学生及部分知识青年，不甘当亡国奴，自动发起组成了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8月11日，以徐惊百和邹强为主要发起人，组织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他们制作袖标，排练节目，但是在向国民党南通县党部和县政府提出申请时，竟遭到拒绝，未获批准。8月17日，日军开始空袭南通城，炸毁了基督医院等处，南通城内人心惶惶，一片混乱。随着抗日活动的开展，抗日团体感到需要有一个公开的合法组织名义。此时，原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一一师布防长江口，师部进驻南通城。由于东北军参加了西安事变，拥护“联共抗日”的八大主张，与日本侵略者有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因此，徐惊百、邹强提出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改名为“抗日义勇宣传队”（以下简称宣传队），希望争取得到一一一师的承认与支持，有利于名正言顺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这个建议得到全体队员的赞同。为了能取得合法地位，徐惊百动员父亲徐德称（曾任东北大学教授）写信给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东北大学学生），以师生之谊联系；又通过张謇的孙女张非武等名门子弟的社会关系，加上县长洪声（东北人）一起出面与东北军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交涉。常恩多一贯主张坚决抗日，在看过宣传队排练的节目后，发现部队需要这样一支高素质的文化宣传队伍，便立刻行文上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1937年10月，经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批准，“抗日义勇宣传队”正式成立。宣传队名义上隶属一一一师政训处序列，而实质上受中共一一一师工作委员会领导。宣传队成立之初，政训处派员宣布了几点要求：1.一一一师的编制名额，军委会有规定限制，不得擅自超编。宣传队人员名额不得超过30名。因此，地方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宣传队可以一一一师番号定名称，不列入政训处政工人员的编制，但受一一一师领导。2.部队经费有限，宣传队属于义勇志愿性质，队员不授军衔，不付薪饷。每人发给军服一套，皮带一条。办公费、宣传活动费，由师部供给。3.政训处任命少校政训员段克文为宣传队队长，宣传队的一切活动，必须服从队长的领导。宣传队觉得只要能够实现保家卫国、团结抗日的愿望，体现义勇抗日、不计报酬的无私胸怀，就完全接受了政训处的命令和条件。后来发现，段克文是国民党派来监视宣传队的。宣传队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成功将段撵走。宣传队成立后，立即在南通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徐惊百、孙卜菁、邹强是宣传队的中坚和骨干力量，他们进行周密地组织和策划，把宣传队分成报纸编辑组、歌咏队两块，分别迅速开展活动。报纸编辑组主办一一一师的机关报《军民导报》，徐惊百、赵琅、邹强、钱素凡（钱彤）、吴质（吴功铭）、王衍（王颂璇）、江涛（沈俊仁）为报纸编辑兼记者；史白（施春瘦、施玉）为特约撰稿人，撰写评论文章。消息来源开始是由张非武、徐微收听无线电广播（当时张家是南通城内为数不多拥有电子管收音机的大户人家），速记抄录抗日前线的消息和战报；还有梁腾、余仪孔通过县政府弄来的电报抄件。后来，师长常恩多看到《军民导报》办得不同凡响，有声有色，立刻调来一部电台，专门给宣传队抄收新闻战况电讯。由于《军民导报》报道抗战新闻快于当时的其他报刊，销量迅速上升，达到近3000份，发行范围也从最先的南通城区，扩大到如皋、海门、启东等县，同时一一一师下属的各级机关和每个连队，都可以看到当天的《军民导报》。该报成为当时南通抗日宣传的第一媒体。歌咏队由孙卜菁、王坚分工负责。在当时众多的宣传手段中，歌咏是最普遍、最简单的宣传形式。宣传队虽有两大块的分工，但是对于歌咏，其实已经达到了没有一个队员不会唱，没有一天不唱歌，没有一次宣传活动没有歌咏的程度。主要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游击队之歌》《军民合作一条心》《大刀进行曲》《抗战到底》《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救亡歌曲。宣传队除了在城里街头剧场自己演唱，还下连队对东北军官兵进行教唱，与东北军士兵打成一片，特别是演唱的东北民歌，引起广大官兵的思乡共鸣，激励了官兵的信心，大大鼓舞了军民抗战到底的士气。宣传队还自编自演了许多歌曲，比如《吃饭歌》《抗日义勇宣传队队歌》，等等。其中的队歌，是借用苏联歌曲《祖国颂》的曲子，稍加修饰，集体作词创作出来的。歌中唱道：“我们都有火一般的热血，更赋有钢铁般的毅力，我们不怕流血牺牲，一定要把鬼子赶出境！”队歌由孙卜菁指挥，集体合唱，气势磅礴，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宣传队在南通街头进行歌咏表演时，一位名叫陈瘦秋的青年，自称在上海时与赵丹、顾而已、钱千里、朱今明、梁腾、徐渠等南通籍演员共事过。他有3部上海热门的抗战题材新剧本《放下你的鞭子》《八百壮士》《望东北》，希望加入宣传队。徐惊百得知后，立刻向主管的政训处汇报。政训处听说陈瘦秋是当时著名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演员，还会导演、编剧和化妆，便批准了他入队。宣传队随即增加了演剧组，开始招募演员。张非武介绍自己的五妹张聪武（张岑）参加演出。张聪武当时还是南通女子师范学校二年级学生，喜爱文艺，会舞剑，扮相好，扮演的剧中女主角卖艺少女香姐，无论唱功、做功都非常出色。吴质则介绍弟弟吴滨（吴功铨）参加表演。经过陈瘦秋排练，宣传队在更俗剧场、街头、连队开始巡回演出，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放下你的鞭子》中的主题歌《九一八小调》，更是成为南通城里青年学生口头传唱的流行歌曲。1937年11月中旬，一一一师奉命撤离南通城，向靖江、扬州、高邮、宝应一带转移。宣传队的27名队员们本着自愿选择的原则，或者随军北上，或者留在南通从事其他形式的抗日活动。当时自愿随军的有14名队员，分别是：徐惊百、孙卜菁、邹强、赵琅、张非武、吴质、吴滨、王衍、陈瘦秋、王坚、孙振中、梁腾、吴禾生（蓝琼）、薛鹤年。留在南通继续从事抗日救国工作的有13人，多为女同志，他（她）们是：钱素凡、张聪武、孙术、钱彬、余仪孔、邹泰、徐陬、徐微、徐楠、徐娴、孙永磬、高维炳、江涛。宣传队中，原来没有中共党员。1938年8月，一一一师工委书记张苏平在宣传队发展了第一个党员徐惊百，徐惊百又发展了邹强、周丕炎、刘祖荫等队员加入共产党。宣传队员就像种子，利用深入连队进行文艺宣传的机会，对军队士兵进行思想文化教育，并发展思想进步、积极抗日的官兵加入共产党。宣传队在长期的游击战中，除了本职的歌咏宣传和报纸编辑工作外，还参加了部队的伤员救护、弹药运输工作。每到一地，都向当地居民发放动员抗日救国的传单，召集当地民众参军。日，师长常恩多获知了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与日军签订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秘密协议后，毅然带兵围捕军部，抓获了日军代表。缪澄流逃跑。此事上报国民党中央后，蒋介石虽然宣布撤销缪澄流军长职务，但是也对常恩多的“犯上”给予斥责，同时怀疑常恩多通共，命令驻军特务对一一一师开始暗中清查。日，一一一师参谋长陶景奎利用常恩多病重之机，以宣传队涉嫌通共为由，将宣传队队员全部关押，逐个审讯。宣传队队员没有一个人认罪屈服，坚持抗战无罪、内战违法的统一口径，并开始了绝食斗争。由于宣传队在东北军中有良好的基础，几百名官兵集体到师部为宣传队队员请愿，要求释放。陶景奎在查不到证据的情况下，又怕部队内部生乱，只好释放了全体宣传队队员，并宣布就地解散宣传队。宣传队解散后，一部分人回到了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参加了共产党政权领导下的工作。宣传队成立初期的27名队员中，有6人先后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是：徐惊百、史白、钱素凡、张聪武、吴滨、陈瘦秋，其中前5位已被中央人民政府授予“革命烈士”称号，成为南通人民心中的不朽英烈。而陈瘦秋，由于安葬于山东省临沂市国民党将士的墓地，2013年才被发现，现正在申报“革命烈士”称号。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新年贺词中讲到：“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今天我们回顾南通抗日义勇宣传队员一心为抗日救亡，舍生忘死的大公无私精神，就是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刊误更正2015年第5期《江海春秋》上刊登的《刘少奇在海安》一文中，误将到会议员200多人刊登为到会议员380人；另外，应作者要求，文中“日，刘少奇由陈毅陪同前往盐城”，应更准确地表述为“日夜，刘少奇、陈毅离开海安。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于11月24日中午移至盐城文庙”。特此更正。&&&&&&&&&&&&&&&&&&&&&&&&&&&&&&&&&&&&&&&&&&&&&&&&&&&&&&&&&&&&&&&&&&&&&&&&&&&&&&&&&&&&&&&&&&&&&&&&&&&&&&&&&&&&&&&&&&&&&&&&《江海春秋》编辑部如&皋&抗&战&二&三&事徐良泉&口述&&丁建明&整理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笔者专程拜访了徐良泉，听他讲述烽火岁月的难忘往事。徐良泉，1917年10月出生，如皋县第五届政协委员，离休教师。2005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麻队长”气死小日本1938年春，日军登陆南通，国民党军队弃城而逃。如皋白蒲镇地处通如公路中心，敌人重点驻扎，百姓深受其害。日军肆无忌惮地到城郊乡村抓鸡抢鸭，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白蒲东郊，穷苦农民出身的李坤，自发组织游击队，积极抗日，因他脸部有麻点，个子高大，身强力壮，大家都叫他“麻队长”。在李坤的带领下，游击队经常神出鬼没，运用智斗巧斗的战术打击日军，气得日军直跺脚，却也无可奈何。日军三三两两下乡掳掠，李坤带领游击队东一枪、西一枪，常常使日军摸不着头脑，不知底细，吓得丢下鸡鸭，慌忙逃命。日军经常到白蒲北街市场抢夺小贩的鱼，分文不给。李坤知道后，命令两名游击队员化装成老百姓进入市场，正遇一名日军埋头拣鱼，另一名则在闲逛。游击队员给拣鱼的日军当头一枪，闲逛的日军吓得拔腿逃向南街头据点，向上报告。待日军进街搜查时，两名队员早已撤退。日军吓破了胆，不敢轻易下乡，一天到晚龟缩在碉堡里。李坤采取“敌驻我扰”的战术，消耗敌人的弹药。每当夜深人静时，他们在碉堡周围，用煤油铁皮筒燃放爆竹，单声爆竹当步枪，连声鞭炮充机枪。日军误以为我军来袭，在炮楼上架起机关枪乱扫。此时，游击队员早已回家睡太平觉去了。日军不敢随便出动，只能依靠伪警察下乡找伪乡保长向老百姓征粮征草。游击队员对伪警察包围痛打缴枪；对伪乡保长则晓以大义，减少征收，并规劝他定期向游击队汇报，促其由日军的手足转变为我方耳目，化阻力为助力。1939年冬的一天下午，李坤遭敌人逮捕，押到白蒲，敌人打算第二天上午就地执行死刑，为了扩大影响，还通知周边老百姓前来观看。敌伪将李坤关押在一间旧房内，用一根铅丝扣住他的脖子，穿过墙壁，由隔壁的看守日军每隔一二十分钟拉一下铅丝，防止李坤逃脱。李坤发现墙壁上有许多铁钉，便灵机一动，拔起一根大铁钉，将颈项上的铅丝扣到墙上的另一根钉子上，供鬼子牵拉。他手握铁钉，使劲挖墙砖，拼尽全力，终于挖出了一个大洞。待看守日军睡着时，立即逃出洞口，越过围墙，趁公路边南洋桥伪警察换岗间隙，冲过关卡，西奔而去。在鬼子眼皮底下办抗日小学1940年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启，夏季在如皋县东马塘镇举办“苏四区暑期文教研究会”，我和哥哥徐浩泉一同去参加。在那里，我们接受了抗日民主教育的洗礼，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并且知道共产党打击日本侵略者有“文武”两条战线，只有两系战线相结合，才能包打胜仗。学习结束后，如西县政府为了掌握敌情，决定在敌寇眼皮底下办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我被派到距敌伪据点仅300米左右的任口小学办学。我以教学为掩护，做情报收集工作，掌握敌伪动态，及时向区情报站汇报。吴迪贤和马晋是任口小学四年级学生，家住在镇上，经常到据点玩耍，便借此探听消息。如遇到特殊情况，我则亲自走一趟。课堂上，我采用两套书教学，一套是三分区统编的抗日课本，一套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识字课本，平时上课时使用抗日课本，宣讲抗日知识。学生轮流在校门口站岗放哨，发现敌伪下乡，立即通报。学生们立即将抗日课本传递给班长统一保管，再全体藏到指定地点打埋伏。当时学校教师的薪酬是每月小麦300斤，另外补贴小情报员每月小麦100斤，工资常常预付一年。根据地的公粮运送不便，但当地的保长是“自己人”，对敌敷衍，实则为我方做事。我背着大秤跟在保长后面，就在据点周围征收粮食，再给保长开具粮证，让他到根据地的粮站结算。据点里的敌伪军见到了，还以为我们在替他们收粮。虎口办学，坚持五年。在敌人的心脏里周旋，传递情报。由于情报、教学双丰收，如西县人民政府于1943年、1944年两次传令嘉奖。因为西边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日军不敢轻易下乡，五年多时间里，竟未发现我们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办了一所抗日小学，每天都在高呼：“打鬼子，救祖国，爱人民，保家乡。”伪军更是稀里糊涂，一直以为是伪组织办的白蒲分校。1944年底，因日本鬼子人手不够，小据点纷纷撤退，任口仅剩伪据点，由平潮镇伪军驻防。牛槽救乡长1943年，白蒲伪军朱开聪部苏文才排驻扎如西县薛窑区康庄据点，搜刮民财，欺压百姓，无恶不作，老百姓对其恨之入骨，纷纷向我方区公所诉苦。区长黄仲凡随即委派张健到康庄乡担任乡长，并佩发1支手枪，交代两个主要任务：一是刺探敌伪动态，随时上报；二是不准伪军欺侮群众，大煞其威风。张健是平潮西天后宫初中学生，自发投奔根据地参加革命，智勇双全。到任之后，他白天打埋伏，黑夜走访，唤醒群众觉悟，增强抗日信心。在他的宣传教育下，不少青年积极要求参加抗日。距离伪据点二里路，有一个丁家油坊，丁家父子都是抗日积极分子。张健将丁家油坊当成“防空洞”、反伪活动关系户。丁家小儿子丁良福和张健关系亲密，两人经常半夜一个在据点南边放一枪，一个在据点北面甩一个手榴弹，吓得伪排长苏文才魂不附体，以为新四军来了，步枪机枪齐发，一直打到黎明，第二天才知是我方的“空城计”。苏文才惊恐万状，千方百计要除掉张健这个“眼中钉”。中秋后的一天下午，敌伪发现张健去了丁家油坊，立即通知苏文才。苏文才带领伪军10多人前去包抄。丁良福得知后，即刻奔回告诉父亲丁德富。敌伪越来越近，转移张健已不可能。急中生智，丁德富想到了牛槽。丁家油坊前面是3间住房，后边3间是作坊，东北角是牛窝，养着一头拉大油磨的老水牛。丁德富便让张健躺在牛槽里，身面盖满铡碎的稻草。伪军蜂拥进宅，先在屋子里翻箱倒柜，顺手牵羊，寻遍全屋未见人影。又去作坊搜查，只见一台大油磨和几套榨油箱，东北角一头老水牛正在慢悠悠地吃草。苏文才大发雷霆，问丁德富：“有没有生人来过你家？”丁德富答：“刚刚看见魏保长从我家门前向西，没有进我家。听说这几天保长忙着为白蒲朱团长借捐，我家早已交去。”苏文才无功而返。苏文才因没有抓到乡长张健，认为听信了谎报，结果把“谎报人”臭骂了一顿，还赏了两个响亮的耳光。抗战时期弦歌嘹亮的南通县中陆子森在抗战胜利70周年到来的日子里，一首南通县中的老校歌（四安侨校时期）牵引我们走进了血与火的抗战岁月：“绿树丛中，红墙古庙，是我们的侨校。课堂啊，是新造，宿舍啊，在四郊。朝来暮去，栉风沐雨，师生不辞劳。这里不是交通的要道，未遭敌寇的骚扰，四安真安好。东望金沙，敌寇盘踞了我们的原校，南望通城，城上高悬着敌寇的旗旄。我们要卧薪尝胆，把敌寇赶回三岛。复兴我们中华，收复我们的南通，打回我们的原校。”慷慨激昂的歌词，深沉悲壮的旋律，述说的是南通县中在抗战中的不平凡的斗争历史。国土沦陷&&艰难迁校日，南通沦陷，国民党南通县政府迁至金沙，下半年，日寇数犯金沙，县政府再撤往北兴桥。位于金沙孙氏小学（后为区实验小学）西侧的南通县立金沙初级中学几乎陷入停课状态。历史记下了志士仁人在危急时刻的可贵贡献：时任南通县教育局局长的吴浦云于1939年2月给南通县立金沙初级中学校长李伯平写信，建议学校搬迁到金沙西北40多里处，四安镇西北的温家桥，那里河沟交错，夹车路较多，交通不便，当时是日寇暂时难以染指的净土。3月初，南通县教育局作出了迁校的决定。3月9日，吴浦云、李伯平携四安地方士绅吴质夫等，在四安温家桥附近察看庙宇和民宅拟作临时校舍，不久，金沙初中校名改为南通县立初级中学（简称南通县中）大部迁到四安温家桥三官殿庙复课，时有初中3个班，四年制乡村师范1个班，共计学生近百人。学校于1941年增设高中班。还有一部分迁至严家灶、三余一线坚持办学。迁校初，南三官殿殿屋“勉可敷用”，但由于沦陷区失学学生不断前来求学（后高初中各级俱全时达四五百名学生），学校面临着校舍缺少等诸多困难。在吴浦云等奔走游说下，四安的地方士绅和民众积极参与建校，集资、献工、开荒移坟、拆旧房，不到半年时间，在四面环绕小河的南三官殿后的老坟地上建造了3排共28间房屋，有教室、办公室、宿舍、图书室和实验仪器室等。学校初立，校舍依旧不够使用，老师和学生大部分借助邻村民舍上课，而桌凳则是从原金沙初中校区偷偷运过来的。当时金沙镇被日军占领，四周岗哨林立，学校的教师和工友常借着夜色，冒着危险，将学桌凳、办公桌、黑板和部分仪器从老校区搬运到船上，运至新校区。搬运很费力气，虽是初春，大家却大汗淋漓。绿树丛中，红墙古庙，在民族危亡的艰难关头，南通县中师生们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开始了全新的学习生活。乡村四野&&弦歌嘹亮南通县中从敌占区金沙镇迁到敌后的温家桥，这是一个重大转折，它揭开了南通县抗日民主教育的新篇章。当时，校长李伯平主张学校教育首先要为抗日救国服务，他在校务会和教务会上屡次提出：“设置课程应尽量和抗日发生联系”“周课时应酌量减少，以使学生有参加抗日救亡宣传的机会。”当时南通县中的部分课程增加了宣传抗日的内容，如朱敬亭老师的国文课，陈修定老师的历史课，胡植哉老师的地理课，都常以讲时事的方式，宣传抗日统一战线，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国文课，抛弃了原国统区的教本，编选油印了许多激励爱国主义、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反封建剥削的古代诗词及现代进步作家的作品，这些对青少年学生都有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1940年10月新四军东进后，南通县中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抗战激情高涨，温家桥的南通县中成了当时南通地区规模最大的抗日学校。那时，新四军党政军领导梁灵光、刘季平、顾尔钥等常来学校做形势报告，给师生以指导与鼓舞。1942年底，著名的抗日救国民主战士邹韬奋给温家桥校区的师生做精彩的抗战演讲。学校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大会，校歌咏队在会上演唱了《欢迎韬奋先生》等歌曲，许多学生都得到了韬奋先生的亲笔签名题字。这些生动的形势、政治报告，都是当时青年学生最爱听的，对他们认清形势，开拓视野，启迪思想，以后走上革命道路，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南通县中积极倡导学生走群众路线，与群众相处融洽。学生们分散住宿在学校周围的群众家里，常利用假期向农民宣传时事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政策；乡亲们则热情端茶送水，还手把手地教他们农活。1942年秋，新四军在二窎谢家渡取得歼灭日伪军重大胜利后，南通县中高中部的同学立即组成慰问队，跋涉五六十里，前去慰问战士。远处偏僻乡村的校园生活虽然是艰苦，师生们平时以杂粮、蔬菜为主，很少吃到大米，更难得开荤。但师生们同甘共苦，感情很深。然而，校园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四面环水的校园中挺立着一颗古银杏，高耸参天，远看枝繁叶茂、郁郁苍苍。学生们经常活动于树荫之下，读书、看报、唱歌、跳舞，处处欢声笑语，显得朝气蓬勃。学校适应战时需要，将高大的树干系上麻索、竹竿，让学生练习攀登，学生爬上树干，极目瞭望，既可以观察敌情，还能领略乡村景色。血染旗帜&&精神长存南通县中的共产党组织建立较早。1940年10月，新四军挺进通如启海地区后，南通县中就有7名学生参加了苏中四分区在掘港举行的冬训班，一个月后，就有5名学生参加了党组织。1942年，学校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隶属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民运部（中共南通县委当时对外的公开部门）领导。自此，县民运部就经常派人到学校动员师生们参加抗战工作，学校师生中追求进步的氛围越发浓烈。南通县中党支部成立后，带领青年学生参加四分区文教研究会、寒假服务团、学习班等组织，并培养了一批骨干，最多时学校支部有三四十名党员。学校党支部为了提高党员思想理论水平，组织党员参加在校外秘密举行的党训班。由校党支部主导的抗日救亡活动常常搞得红红火火，师生们参加了“二五减租”、征收爱国公粮和“三冬”（冬学、冬防和冬耕）等社会实践活动。在反“清乡”斗争到来前，学校党支部向地方党政军部门和文教战线输送了一批批骨干，南通县中实际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干部学校。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南通县中培育的学子为了民族解放，纷纷走向抗日救亡第一线，他们有的担任区、乡党的干部，不少人先后为国捐躯；有的投笔从戎，在南征北战中英勇牺牲。南通县中乡师班毕业的，曾经担任中共南通县袁港区区委书记的陆文山，在反“清乡”斗争中兼任区基干队队长，他始终坚持原地斗争，带领战士上阵杀敌，使日伪军胆战心惊。1944年2月，陆文山不幸在负伤时落入敌手，面对酷刑他毫不屈服，“法堂”上在手铐脚镣情况下，他曾猛不防咬下审讯他的日本宪兵头目的耳朵。在被押上刑场经过金沙虹桥时，他与押解他的两个日伪军扭打一起跌入河中，英勇牺牲。建国前，南通县中的学生中就有20多位成为烈士，他们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极其可贵的贡献，他们的英名将永远被后辈铭记在心。眼望沦陷的国土，耳听大众的嗟伤，一大群热血青年，挺立在古庙荒野，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和他们的侨校校歌，“卧薪尝胆，把敌寇赶回三岛……”在嘹亮歌声中升华的是“复兴我们中华”的伟大理想，他们的英勇斗争精神和崇高品格将激励一代代青少年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奋斗。志开法师与栖霞寺救难董玉龙志开法师，又名智开，俗姓王，名志林，江苏省海安县白甸镇人，生于日（农历九月二十九），卒于日（农历腊月十八），享年70岁。志开法师自幼天资聪颖。因家贫体弱，在家读了几年私塾，12岁时父母送他到宜兴、溧阳两县交界的白塔山大觉寺出家为僧。1928年受具足戒于宝华山。志开法师慈爱为怀，曾致力于教育及慈善事业，为社会造福，竭尽他作为佛子的责任。1929年志开法师在白塔山大觉寺时，痛感山区僻壤、文化落后，许多贫苦儿童不能上学读书，他遂利用寺产，毅然创办“白塔义务小学”，自任校长，招收无力求学的儿童50余人，并免除学费，此举受到社会人士的赞扬。志开法师立志佛教理论学习，1934年春，获师父恩准离开大觉寺，考入焦山佛学院研究佛教理论。1936年冬毕业，应南京摄山栖霞寺监院卓成和尚邀请来到该寺，与大本、觉民、本沧、合成诸法师一起，筹办栖霞律学院。1939年春，又被卓成和尚收为法子，任栖霞寺监院，并兼任栖霞律学院训导主任、教务主任、院长。1947年任栖霞寺住持（方丈），列栖霞中兴第四代，为临济宗第四十七世传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日。志开法师在寺内以抗日救国道理，鼓励僧俗大众。1937年年底，日军侵入南京城，南京沦陷。志开法师到处奔波，救死扶伤。南京保卫战中，因仓促未能撤走的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中校参谋主任廖耀湘，被困在栖霞山坳之中，志开法师等鼎力帮助，在群众中募得便衣，并和栖霞山下的江南水泥厂难民营取得联系，偷偷将廖耀湘及其他官兵用小船送到长江北岸，使他们再赴抗日前方。抗战胜利后，廖耀湘特到栖霞亲书“栖霞古寺”的匾额相赠，以表感谢。栖霞山难民收容所是南京大屠杀期间唯一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难民救助机构。南京城逃难的百姓流离失所，露宿栖霞山坳，惨不忍睹。时任住持若舜在香港养病，监院卓成在泰州，志开法师当即与大本法师一起向栖霞寺当家和尚明常、寂然力陈救助事宜，建立栖霞难民收容所，志开法师任总务，负责处理难民的生活。笔者曾查阅了日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被日本军队占领后涉及到栖霞山的一些文字资料。从《拉贝日记》看，栖霞山难民收容所请人转交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信件至少有2件。一件是日带到南京的致日本当局的《请愿书》，拉贝收到后，当天就致函日本大使馆转交了《请愿书》。拉贝在日记中记述：栖霞山“难民们在请愿书中请求得到怜悯及保护，免受日军士兵的侵扰。日军士兵在栖霞山的所作所为，同在南京一样恶劣”。另一件是栖霞山难民收容所日写好，2月3日请人译成德文送到拉贝手中的求援信。拉贝在日记中说:“上述由栖霞山江南水泥厂的辛德贝格先生送交的报告，证明不仅南京饱受了日本兵痞之苦，而且从四面八方都传来了有关日本士兵烧杀奸淫的消息。我们不禁这样想，这些身穿军服的士兵全都是日本的刑事犯罪分子”。这封被译成德文的信，节录部分内容如下：“南京沦陷以来，每天都有数百人逃至我庙（栖霞寺）寻求保护，要求安置。我写此信的时候，寺庙里已聚集了2.04万人，大部分为妇女和儿童，男人们几乎都被枪杀或被掳去为日本士兵当苦力。下面，我们扼要地列出日本兵自今年（1938年）1月4日以来所犯下的罪行：1月4日：一辆载着日本士兵的卡车驶来，他们掠走了9头牛，并勒令中国人为其宰杀，以便把牛肉运走。与此同时，他们放火焚烧邻近的房屋以消磨时光。1月6日：从河上来了很多日本士兵，他们抢走了难民的一头毛驴，并抢走了18个铺盖卷。1月7日：日本士兵强奸了一名妇女和一个年仅14岁的少女，抢走了5个铺盖卷。1月8日和9日：有6名妇女被日本兵强奸。他们像往常一样闯进寺庙，寻找年轻的姑娘，用刺刀威逼她们就范。1月11日：有4名妇女被强奸。喝得酩酊大醉的日本士兵在寺庙内胡作非为，他们举枪乱射，击伤多人，并损坏房屋。1月13日：又来了许多日本士兵，他们四处搜寻并掠走大量粮食，强奸了一位妇女及其女儿，然后扬长而去。1月15日：许多日本士兵蜂拥而来，把所有年轻妇女赶在一起，从中挑出10人，在寺庙大厅对他们大肆奸淫。一个烂醉如泥的士兵晚些时候才到，他冲入房内要酒喝、要女人。酒是给他了，但是拒绝给他女人。他怒火冲天，持枪疯狂四射，杀害了2个男孩后扬长而去。在回到火车站的路上，他又闯进马路边的一间房子，杀害了一位农民70岁的妻子，牵走了一头毛驴，然后纵火把房屋烧了。1月16日：继续抢劫、奸淫。1月19日：日本士兵大闹寺庙，砸坏门窗和家具，掠走了7头毛驴。我们请求你们，不管是谁，只要能帮助我们阻止重现这种惨无人道的残暴行径即可。安置在我们这儿的难民百分之八十已失去了一切，他们房屋被毁，牲口被杀，钱财被抢。此外，许多妇女失去了丈夫，孩子没有了父亲，大部分年轻男子遭到日本士兵的杀害，另一部分则伤的伤，病的病，躺在这里缺医少药，谁也不敢上街，害怕被杀害，而我们还只剩下少量的粮食储备。我们的农民既无水牛又无稻种，怎能春耕播种呢?”当时在栖霞山江南水泥厂工作的有两个欧洲人，一个是德国人京特博士，另一个是丹麦人辛德贝格。后者在日就打算将几名受伤的中国人送到南京，但当了解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在半路上又让人把伤员运回栖霞山。同时日本人也不允许伤员通行。辛德贝格自己执意要到南京来，为此整整一大段路步行，后来搭上了一辆日本卡车，通过城门到了南京。接着，12月23日，又把上述栖霞山难民致日本当局的请愿书送到拉贝手中。送交日求援信的也是这位辛德贝格先生。当时栖霞山的情况和南京城区内一样都是十分严重（栖霞山在南京市区东部，距离市区约20公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财务的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在日《南京受难的日日夜夜》的报告中说，他为了“急需寻找粮食”，越过封锁线，开车去了栖霞山，看到的情况令他“感到震惊”：“在一个小时的车程中，连一个人都没有看到，就连较大一些的村庄，也空无一人。房子被烧光了，人被打死了”。还活着的人，惊惶地躲到栖霞寺中去。而在栖霞寺，日军“任意拉出年轻小伙子枪毙，任意强奸少女。寺庙里的佛像，或被抢走，或被破坏，就连和尚，他们也不放过，也要加以虐待”。拉贝也一再提到栖霞山的情况，日，他在《国际委员会关心形势的内部报告》中说：“在南京附近，有许多村庄被烧毁，遭受了严重的战争损害。它们也十分需要南京给予救济。例如我们收到了来自近于荒芜的地区要求救济的呼声，那是一个有2.4万人的栖霞山难民营……”拉贝自己也说：“不管怎么说，我是德国人，作为德国人，我希望与同盟国日本大使馆保持友好关系。”“我要不是亲眼看见，绝不会相信。”写日记，也“不是为公众，只是为我的妻子和我的家人”。《拉贝日记》是作为日本同盟国的德国人，客观地记述日军暴行的“真实情况的报告”。人们可以想一想，连日本的同盟国德国人，也忍无可忍地指责日军的暴行，说明日军暴行确实已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当时正是隆冬时节，寺内寺外挤满了难民，由于男人多被杀害或被强迫去给日军做苦力，难民多数为妇女和儿童。为了保证难民最基本的生活供应，栖霞寺僧众节衣缩食，每日供应难民两餐。虽然栖霞寺有些寺产和储备粮，但由于难民太多，渐渐寺里的财力就坚持不下去了，到了1938年春天，只能勉强保证每日一顿稀粥。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3月，栖霞寺难民收容所共收容难民达2.4万余人，寺庙供应难民共用100多万斤粮食，除储备粮全部吃空外，社会人士还给了一些援助（这段史实在20世纪60年代由朱洁轩编撰、香港鹿野苑出版的《栖霞山志》第二卷第六章第三节“明常上人事略”中有所记载）。在2003年栖霞寺出土的“寂然上人碑”中记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卢沟事起，烽火弥漫，旋及沪京（南京），（难民）载道流亡，惨不忍睹。（寂然）上人用大本、志开两法师之建议与襄助，设佛教难民收容所于本寺。老弱妇孺获救者二万三千余人，日供两餐，时逾四（个）月。道途宁静，始遣之归，真盛德也。事变之后，……上人留守栖霞，苦极艰深，困行忍迈，铁肩负厄，处之怡然。”栖霞寺是六朝胜地、千佛名蓝，在清朝也曾是乾隆皇帝行宫，民国初期在宗仰、若舜住持操劳之下，重整宗风，修葺寺庙，栖霞寺拥有殿堂数百间、置田数千亩、容众数百人，香火鼎盛，政商名流多有助缘。自是诸缘云涌、法运益隆。栖霞寺庙产自是殷实，但每天2万多的难民虽是施粥也是不易，坐吃山空，断饮断粮就会有老弱病民饿死。法师们一方面向商贾、殷实大户募集粮食，安抚难民情绪；一方面要和日军直面冲突，带领僧众御日军、救难民，并与设在栖霞山下的江南水泥厂难民营保持联系沟通，一直到1938年春，近三四个月的日日夜夜，法师们备受煎熬，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减少和消弭难民遭到的迫害。大本、寂然、明常等法师虽早已出家、修行数年，可谓高僧大德，在南京大屠杀的血雨腥风下，毅然带领众僧与日军斗智斗勇，甘冒死亡风险，营救护送抗日官兵，辗转辛劳为难民筹集粮食，奋力保护妇孺。他们勇敢和正义的行为，使许多在魔爪下挣扎的生命得到呵护。在血与火的弥漫中，人性与兽行苦苦搏斗，救难与牺牲时时相随，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佛教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在他们身上有着最完美的诠释。志开法师他们为国家、为民族作出的杰出贡献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湮没，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并且是一个英雄的僧人群体！我们相信，栖霞寺也因为1937年的救难事件而永远受到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敬仰！抗日战争胜利后，志开法师在战后百废待兴的时刻，多方努力，创办了一所纪念宗仰大和尚的“宗仰中学”，有600多名学生，且多是贫家子弟。以后又设立织造厂、石灰厂，为佛教致力生产之先驱。1949年4月南京解放，志开法师去无锡；1956年，回海安县白甸乡，转务农业。“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后因胃癌病故。志开法师为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长者尊敬，对同侪热情，对学生慈爱，对晚辈照顾周到。在教育上从严要求，注重培养人才，他的徒弟星云大师（临济宗第四十八世传人）和法子法宗、超尘、悟一、达道等法师，在台湾、香港弘扬佛法，颇受尊敬。1989年，星云大师回到海安白甸将师父遗体起棺火化，并将骨灰分为4份，在法师故土、南京栖霞寺、台湾佛光山、美国西来寺立碑安葬。并以师父志开法师名义，给海安县相关部门捐款10万元，作为志开教育奖学金，奖掖优秀的贫寒子弟完成学业。2014年8月，为纪念志开法师，庄严恢宏的志开禅院在法师家乡海安县白甸镇动工兴建！解放前夕南通县劳工生存状态一瞥武志敏家中藏有一本南通县总工会会刊《通工周报》，民国三十六年（日出版，为“南通县总工会一周年纪念特刊”（以下简称“特刊”）。南通县总工会成立于日。从成立之日至1949年2月南通城解放，总工会存在仅2年半时间，当时的南通县相当于现今南通市的市区范围。“特刊”16开本，共59页，有各方长官、兄弟总工会、资方代表的题词；弁言，理监事肖像；有关工会工作的论著8篇；工作概括、各级工会概括；南通轻工业之全面；章程法规等。从所载文章及统计资料，可管窥解放前夕南通县总工会概况及劳工生活状态之一斑。工会的行业、会员构成：“特刊”中有总工会总务组发表的一周年《工作概况》报告，其中公布了“南通县总工会各产职业工会一览表”，共有39家会员单位。分别是6家产业单位：大生纺织一厂、大生纺织副厂、大生电厂、榨油业产业、通燧火柴厂、面粉业产业。另外33家职业工会是：染纸业、码头运送业、唐闸挑挽业、南北货纸业、浴室业、理发业、图书文具印刷业、棉纺织业、中西菜馆业、挑挽业、中服缝纫业、旅馆业、水泥木工石作业、茶食业、香业、砰布业、洗染业、面制熟食业、银楼业、花炮业、中纺办事处货栈包扎业、木排夫业、猪鬃业、人力车业、纸糊品业、任港舢板业、酿酒业、汽车司机业、屠宰业、油漆业、手车业、服装业、邮务业。尚有机器冶炼业、碾米业、电话业、电气业、鞋帽业、麻制品业、制革业7家单位正在组织并申报建立。总工会全部会员有21660人，其中女工会员6544人，占比30.2%，这主要因为大生纺织一厂、大生纺织副厂以女工为主体。6家产业单位的会员总数有8102人（其中大生纺织一厂有5955人）。分析以上数据，以机械化大生产为主的6家产业工会，在全部工会行业中仅占比15.4%，会员数占比37.4%。由此可见，解放前夕的南通工业经济虽有大生纺织集团的支撑，但总体还很薄弱，主要以小手工业作坊为主。从以上行业构成看，给人感觉好似行业协会性质，其实不然。“特刊”中附有国民政府的“修正工会法草案”，其中第三章第十三条规定：“同一产业之被雇人员除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者外，均有工会会员资格。”依法可知资方代理人不可加入工会，因此总工会其性质不属行业协会。劳工生活状况：南通县总工会成立以前，未曾有工人社团做过工人生活状况的调查、统计分析。基于此，有热心工运的会员做了一次调查活动作为尝试，写了一份报告“谈工人生活状况之调查”在“特刊”发表。报告描述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胜利以后，我国濒于内战，工商百业，凋敝不振，几将形成经济总崩溃，以是物价激涨，民不聊生，究其原因，内战固应负责，而政治晦暗，行政腐败，形成生产不足，亦是主要理由。”调查者组织了七八个人，花了3个半月的时间，走访了居住、生活于一镇七乡的大生纺织一厂工人3848人（女工3167人、男工681人），做了3个项目调查：一是工人的健康：健康者2600余人占2/3，体弱者470余人及患病者700余人占1/3。患病者尤以患心疼病者最多，平均每32人有心疼者1人。二是工人的意见：共29项，因为调查在生活指数解冻之前，所以意见颇多，其中以感觉工作时间太长的为最多，一般每日总在10小时以上。三是工人的要求：也是29项，要求最多者为减少工作时间，次者为要求增加工资。当时腐败的国民政府行将垮台，物价飞涨，“这一年以来，生活指数从4040倍激增至25300倍，计增强六倍之多”。在“各级工会概况”报告中，码头运送业工会提到“工资不能跟随物价……米价一跃三倍余……要求增加工资……只能增到五成”。大生纺织副厂资方在介绍生产经营运行情况时谈到工人生活“每人所得工资已足维持其个人生活，勤俭者尚负担其家属清苦之生活”。按潜规则，资方的介绍往往总会高估一些，足见当时工人的生活十分艰辛。调查组走访的工人样本数占到大生一厂会员总数的64.6%。在如此大的样本中，体弱及患病者的比例占1/3，不可谓不高；所患病种有“伤力、吐血、产后失调、腹痛、头痛、白带、痔疮、花柳、黄病、心上疼、肺病、风湿、咳嗽、齿疾、骨酸痛、贫血、目疾、鼻破、肝气、胃病、月经不调、害乳、疥疮等”。分析所举病例多为主诉症状，并非医院的病名诊断，说明当时的工人多无条件去正规医院、诊所看病。这些情况，总体反映出纺织工人身体健康状况堪忧；与劳动时间过长、生活艰辛、缺乏医疗保障不无相关。调查组人员还提及调查工作遇到的困难：“被调查的工人容易误会，以为要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是想抽捐收税”“乡镇保长……会给你不少麻烦”“工人户口的名字许多与工厂里的不相符”“社会人士不谅解”。这些阻力也许是这次调查的项目、内容局限，数据不详细，没有反映工人实际收入的原因所在。这些现象，反映了当时工人和工会的生存大环境及开展活动的内外条件均不如人意，可能与政府腐败、对工会工作支持不力，民众对工会信任度不高有关。从以上分析可知，在国民党统治的社会制度下，由政府控制的工会组织，不可能为工人阶级争取主人翁地位。日南通城解放。次日，共产党领导的南通市政府成立，并且随即建立了区、乡、镇各级政府。新的人民政府为建立革命秩序和恢复生产，解散了旧有的南通县总工会，同时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建立自己的新团体。据《南通市解放十年史》资料统计，至1949年五一劳动节以前，已建立8个正式的基层工会和20个工会筹备委员会或职工代表会。五一劳动节那天，南通市的工人阶级第一次以主人翁的身份庆祝自己的节日，举行1.2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和游行，检阅了自己的力量。到9月底为止，全市建立35个基层工会组织，有工会会员1.7万多人。日至27日，召开了南通市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通过选举产生成立了南通市总工会。在共产党领导下，南通的工人阶级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翁，成为建设新中国、新南通的主力军。“江海春秋”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为顺应互联网发展时代趋势，进一步拓展南通党史、地方志的宣传教育渠道，不断增强宣传教育工作成效，更好地向公众传播党史、地方志知识，南通市委党史办官方微信平台“江海春秋”于日正式开通运行。“江海春秋”微信公众号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为宗旨，以普及党史知识、挖掘历史文化、关注市情动态、展现南通风采为主要功能，不定期进行更新。党史、地方志爱好者和社会大众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添加关注：1、微信搜索“江海春秋”公众号并添加关注；2、搜索微信号“ntjhcq”并添加关注；3、扫描下方二维码并添加关注。一张南通解放初期的救灾聘书江乐这是一份1950年“苏北南通行政区生产救灾委员会”的聘书。整页聘书就是毛笔书写的一纸公函，信笺眉头印有“苏北南通行政区生产救灾委员会用笺”红色字样。全文竖写：聘书聘字第200号1950年3月兹聘江涛同志为本区生产救灾委员会劝募委员主任朱溪东、顾尔钥、顾怡生。盖有方形公函红印。聘书签发于1950年3月。灾情发生在日，距南通城解放还不到半年时间。据《南通市解放十年史》记载：6号台风过境，“台风暴雨，沿江决堤成灾，9000多亩田被淹，近4000间房屋倒塌或破坏。政府拨粮2万多斤救济，并发动互助互济。在修堤抢险中，农民群众勇敢地行动起来，大批机关干部，以及解放军官兵2000多人，也投入了抢修工作，5天中就修成大堤1000多丈。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南通人民，首次显示出了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力量和信心”。因为是夏季，南通农田的作物以水稻、玉米和棉花为主，受灾严重必然导致秋收粮棉大量减产，影响来年贫困农户的衣食生计。当时的南通城郊区属于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土改，地主、富农占有大量土地；贫雇农占农村人口的56.89%，却只占有18.09%的土地，大多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深受剥削，生活十分贫困，一遇灾荒，或每到春天青黄不接时，生计很难维持。日，中共南通地委领导的新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新考验，迅速发动群众，组织抢险抗灾。1950年2月，党中央决定江苏等省新解放区于1950年秋收以后实行土地改革。南通地区按照华东局的指示定在9月份进行。为配合秋季土改工作顺利进行，首先要帮助贫雇农渡过春荒，安排好春播种粮，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新社会的温暖。当时的南通解放不久，刚经历过战争，新政府的财政还很困难，加之国民党政权崩溃时的通货膨胀余波未平，物价飞涨，在这样困难的形势下，生产救灾工作单纯靠政府显然不现实，必须同时发动社会各界出钱出力。这就是“生产救灾委员会”开展工作的历史背景。聘书的落款有主任3人，朱溪东、顾尔钥分别是中共南通地委和南通专署的领导，顾怡生是南通教育界有名望的社会贤达，并非政府公职人员。这样的领导成员结构显示，“生产救灾委员会”是中共南通地委和专署领导下的具有慈善救助性质的社会公益机构。“江涛”是我父亲的本名，参加革命后，父亲在组织内部用化名“沈俊仁”。这份聘书用父亲的本名，也表明这不是一次“公职”任用，而是社会公益志愿行为。从“聘字第200号”字样可知，至少有200人在为“生产救灾”工作做公益服务。父亲年轻时参加革命活动，与顾尔钥、顾民元（顾怡生之子）等熟悉；参加新四军后，被派驻南通、上海收集敌伪情报；为掩护身份，曾在学校、医院任职，与知识界人士交往较多；为收集情报，常与社会中上层人士接触，社会关系比较广泛。这样的经历有利于“劝募”工作的开展。这也许就是选聘父亲为“生产救灾委员会”劝募委员的原由。这份聘书见证了南通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发动社会各界抗灾救灾、为人民办实事的一段历史。接管南通邮电始末严迪解放前遗留的三个烂摊子电信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命脉，1949年2月前，它不在南通人民手里。当时有三个电报、电话的烂摊子：一是电话交换所，设在南通县政府内大会场东侧房子里，为县政府党政机关专用。日该所又与无线电台合并，成立了南通专用电信所。接转电话的能力薄弱，只有35门供电式总机一台、40门磁石式总机一台，合并使用，实占门数只有60％。腐败现象严重，话务员贩卖经济消息是公开的秘密。二伪电报局，属国民政府交通部，主要业务是电报，1946年从南大街基督教堂迁至城南路28号(原淮海实业银行旧址)。国民党将设备带走，我们接收时只有一个电报局的空壳。便于统一管理，更好地服务南通市民，将原国民党电报与电话两个摊子合在一起，成立南通区邮电管理中心分局，后又叫南通电信局。成立时在大门口集体拍照留念，当时这支接管队伍共100多人，大家一心革命，不讲究官职排序，领导洪德泽局长、李诚副局长都站立在旁边和后面，我一个话务班长却坐在前排正中。三是大聪电话公司，由张謇与商界人士集资，于1913年3月创办。1946年，市内电话最高容量达900门。职工81人，市内电话月租费金圆券100元，唐家闸、天生港、平潮125元。后来走向衰落，用户数从600多户降至300多户。建立电信队做好接管南通的准备日，南通城的上空仍然乌云密布。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将战火中的苏皖第九交通分局改名为华中第九邮政管理分局，于文夫任局长，洪宗义任副局长。日又将华中第九邮政管理分局，改名为第九邮电管理分局。当时苏北解放区没有电信管理机构与人才，后来成立了电信队，才开始培训电信专门人员。1948年12月电信队正式开班，由李诚任队长，后来增加了朱佐周、张诚，军分区派来通信参谋俞文松任教师，学员有陈鸿章、汤有祥、吴得高、盛兰琦、瞿信洲、曹志诚、黄勇、朱秀芳、季楚荚等30多人，大多从各县交通站调来，我是从九分区军政干部学校调来的。主要课程是电话机原理，各部件名称，电话的实际装拆，要求能够熟练操作，遇有障碍能独立处理。还有机务、线务、爬电话杆等课程，没有课桌、教室，有块小黑板，借农民房子作为教室，有时在农民打麦场上席地而坐听课。除了学习，我们也承担了九地委机关首长电话接转工作，凡是九地委机关首长的电话都由我们来完成，那时我背着20门小总机，机关转移到哪里我们就安装到哪里，用时将电话皮包机放在首长办公的桌上即可。政治学习也很正常，主要学习淮海战役的战争形势、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和进城后要遵守的城市规矩，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晚上把背包带放在头底下睡觉，如遇南通的敌人夜袭，背包一打即可转移。接管南通县电话交换所的经过日下午，由军分区通信参谋俞文松和另一位女同志作为军管会代表到县政府接管电话交换所。电话交换所的现场有供电式、磁石式总机各一台，没有遭到破坏，设备完好。虽然当天国民党逃跑了，但是交换所里还有两人未走，一个叫杨辅臣，50多岁，管工程，还有一个不到15岁的实习话务员杨继宗。事后我问杨继宗：“你怎么不怕的？”他轻松地说：“我们已知道共产党对留用人员的政策有三条，一要把东西管管好，二要把门关好，三是带着证件来上班，共产党要给我们饭吃的。”和俞参谋一起来的女同志对杨继宗说：“你去把人叫回来，要他们带着原证件来上班。”第二天他叫来了9个人，他们是：张宝藩、许学智、李锦涛(机务)、李富官(机务)、陆锦秀(工程)、石钟麟、陆信行(报务)、朱步沄、季云龙(话务)。日，队长徐伦和盛兰琦到电话交换所，通知留用人员将两台总机搬运到南门电信局，令杨辅臣、张宝藩等负责，杨辅臣在新址指挥安装。话务员季云龙把总机上接听的头带听筒也从家里带来。电话接转工作由我与解放区一起来的瞿信洲、曹志诚，加上原人员魏云山、朱步云、季应龙负责。我任话务班班长，每天在总机上值班。此时，各接管单位都已正常工作，要求装电话的单位也多了起来，这时我们只能以党政机关为主，无法增容。我向徐伦反映，总机容量太小怎么办。他想了一想，对我说：走！我们到大聪电话公司去借100门总机来。于是我们整理好灰色军装，戴好两粒钮扣的军帽，别好军管臂章，背上驳壳枪，就出发了。到了官地巷大聪电话公司，只见高低一致、排放整齐的100门磁石式总机共有80多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设备没有借成功。至于电报局一头的设备，国民党逃跑时装箱运走了，只留下满目苍凉的空房子，谈不上接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个月在1949年2月到1949年8月这7个月的时间里，南通邮电工作者以革命精神为指引，夜以继日，无私奉献，终于圆满完成上级交办任务。南通邮电工作得到了上级部门的大力扶持，从缴获的器材中，调来了一台20瓦无线电台，建了一座特高频站，新建了报房。当时没有发电机，只有以人工手摇发电代替，发电报时不能停顿，故配备了陈建国等3人不间断地摇。报房投入使用后，开通了上海、无锡、镇江、扬州、盐城、崇明、泰州等地的电报业务，国内已解放城市的电报业务基本开通；新建长途电台后，由我兼任长话班班长，负责开展长话业务。增加一台加拿大生产的20门交换机，开办加急、寻常等四类长途电话业务。市内电话也有新的起色，上级部门新增加了一台100门的磁石式总机，电话房也从防空洞边的小屋搬迁到二楼，粗具规模。7个月的时间里，面对有形和无形的困难，从接管到开业，各项建设井井有条，报务、机务、线务、话务全部到位，老百姓可以到邮电局来发电报、打长途电话，比解放前方便许多。在市委和上级邮电部门的领导下，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取得了接管、重建的双胜利。邮与电条件都已成熟，上级部门宣布于日邮电分开，成立南通电信局，李诚任局长。实现市话大合并日，大聪电话公司移交给南通市政府，改名为南通市话公司。经过4年的努力，我们的期望终于变成现实。10月底，局长通知要我做好接收准备，南通市话公司总机要与我们总机迁并。南通市政府拨款4亿元(老币)进行设备整修，当时没有立刻搬迁。11月13日，南通市话公司总机正式迁并电信局，我们心里非常激动。当天，市话部门开了一个会，强调在过渡期间，特别要加强责任心，必须在搬迁切割过程中确保电话畅通。在局长统一指挥下，全局统一行动，各部门协调配合，线务、机务、话务动作一致。从晚上9点至凌晨6点，要完成600多个电话用户的切割通话，把他们的总机搬运过来，这个工作量在当时是空前的。1953年李诚已调省邮电局任副局长。路云时任局长。他就住在话房的西头，不时过来看看，测量台在隔壁，由袁经安、陈锦章、王文斗3位同志操作。路云局长看到不慌不乱的现场，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很认真、很正常，他放心了。迁并工作在凌晨6点前顺利完成。我早上安排好话务员值班，将坐席名次排定，要求她们熟练接转。那时我23岁，一夜不睡并不在乎，从早上6点直到晚上6点，我一直在8台总机话务员的身后观察通话是否通畅。此时南通市的总装机容量已达720门。全市实现了市话大合并。新中国成立前通州典当业略述程太和通州典当业于明代传入，多为徽州人独资开设经营，规模较大，制度健全，管理严密。民间曾有“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之说。清咸丰五年（1855）至同治十三年（1874），通州典当40余家，遍及城厢及乡村主要集镇，其中城厢5家，唐闸1家，即三泰（新城桥北，后改五福）、源大（十字街南路西）、和康（东大街）、万隆（河西街）、通济（西门外马家府），大和公（唐闸北川桥）。民国16年（1927）初，南通县有通济、万隆德记、和康泰记、三本、公济、德源、德隆、谦和、泰祥、鼎泰源记、恒益、仁泰、洽源、源昌、寿丰、吉祥和、通裕、同裕18家典当。民国22年（1933）剩14家，资本额82万元，年营业额251万元。民国27年（1938）3月，日军侵占南通后，典当被抢被焚，纷纷倒闭停业。通济、万隆两典停当待赎，民国29年（1940）两典合并更名为通和兴，民国37年（1948）停止典当业务，专营堆栈。通州典当收当的当物有3大类（细软、粗硬、其他）9小类（金银首饰、衣服、被帐、家具、器皿、农具、古玩、机件、农产品）之分。道光二十年（1840）以前，通州典当当率值十当五，金银首饰值十当八。自清末至民国22年（1933），当本利率，一般均为月息2分。民国23年（1934），经典业公会呈请上级批准，利率统一改为月息2分2厘半，一直延续到南通沦陷前均未改变。民国36年（1947）月息是抗战前的10倍。民国37年（1948）9月，月息提高到4角5分，当期1个月，利率高达50％。清末，通如一带各典当期，以27个月为满。宣统元年（1909）当期以18个月为满，至民国35年（1946）改为两个半月为满。当物人交当物品时，典当开给他当票，不记当户姓名，只记当票号数、当本金额、当入日期，当物人必须在限期内备款取赎原物，如逾期不赎，即为满当。当物在1个月内取赎者，无论日期长短，以1个月计息；足月后，5日内不计息，6日即作1个月计息，称为“月不过五”。清末民初，南通城影响较大的典当有通济、三本、洽源三大家。典当人员编制分内、外各四大缺。内缺是：事（管事的，掌管全面工作）、楼（管楼的，掌管各号内一切当物，兼负治安责任）、钱（管账的，负责全部财务工作）、饰（管首饰的，兼管古董、珠宝、玉器、字画等）。外缺是：头、二、三、四柜，俗称朝奉。还有帮柜1人，如有朝奉请病、事假时，就由他补缺代理。下面是签票、记账、写竹牌、打包、入架等，都为大、小学生意（即练习生）的事。遇有上面各执事因病故或犯错误撤职的，下面才得依次递升，不然做到胡子白，还算学生意的，所以他们的称呼也与一般商店不同，不叫张相公、李相公，而是互称某某翁。以通济典当为例，设于西门外马家府（典当行一般设置在深巷偏僻处，因当物人大多处于难处，怕遇到熟人难为情），资本额20万元，浮存额10万元，有职工30余人。通济典内设管事1人，掌管全典事务，包括经济调度和人员录用以及对外交际等，每年工资银圆2000元以上。管楼1人，负责人员调配，管理学生意的，掌管各号内一切当物，并负责治安、消防安全等工作，每年工资银圆。管钱1人（亦称账房），相当于现在的总账会计，每年工资约1200银圆。管饰1人，管理金银首饰，兼管古董、珠宝、玉器、字画、铜锡器等，每年工资约1000银圆。另设朝奉6人，每人每年工资800～1000银圆，按营业额计算。中班6人，负责收货、签票，每人每年工资400～600银圆。学生意的有正式12人，候补3人。其中有1个学生意的为领班，指挥其他学生意的按次轮流拿来赎当的当票，到货房对号取货。候补学生意的负责将取赎的衣包等送到柜上，交给朝奉，将当进的衣包、铜、锡器等送到库房，从上午8时开门，到下午3时关门，川流不息，晚上练习写字、打算盘。学生意领班每年工资300银圆。学生意的每年200银圆。候补学生意的每年120～150银圆。另外，还有厨师、更夫、警卫等人员。为了及时查点库存货物，通济典规定每年农历冬至起盘货。盘点时照常对外营业。因为抵押品多，要按账簿逐一核对。如有差错，还要复点，故往往要1个月左右才能盘点结束。盘点中偶尔也会发现有朝奉串通学生意的，偷窃押品或者以价格低的物品调换价格高的现象。典当业有专用行话、专用字。朝奉所唱的当物名称、色泽等，都是用的门里行话，且有一定唱腔声调，外人是听不懂的。书写当票，也是典当业专造的100多个字，除他们门里人和衣庄的人认得外（当物满期后，当物人未能赎当，以衣物为主的当物大多转售给衣庄），其他人看了都是莫名其妙。当铺的当物编号，用的是千字文。由于当铺业务繁杂，一天就有几百号，所以每月就换一个字，由开业头一个月的“天”字起依次往下排列，但把不吉利、寓意不好的字统一换掉，如宇宙洪荒的“荒”字，改为“昌”字；剑号巨缺的“巨缺”两字，改成“既集”；“火”字是典当业最忌讳的一个字，因此，龙师火帝改称“虎帝”。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代当组织是指自身无充沛资金，不能把当物全部收下，需要转当给与其签订合同的上典，取赎时多收1个月利息算为接典手续费的机构，故称为代当，又名代步，也叫接典。唐闸大和公即为代当。狼山佛教文化的挖掘和传承马建清&&邹&杰狼山佛教文化是江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传承、弘扬狼山佛教文化，对塑造城市文化品格、打造江海文化品牌，提升文化竞争力和影响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都具有重要意义。狼山佛教文化的主要内容狼山有“江海第一山”之称，南临长江，山水相依，风光秀丽。山下竹林房舍，阡陌纵横；山上奇峰怪石，寺院塔殿、亭台楼阁等名胜古迹，鳞次栉比。狼山广教寺建于唐总章二年（669），距今已有1300多年悠久历史，因供“西方三圣”之一的大势至菩萨，蜚声海内外。狼山佛教文化源远流长，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大势至文化。狼山为大势至菩萨的唯一道场，成就了中国佛教“八小名山”之一的牢固地位。狼山广教寺被尊为是“西方三圣”之一大势至菩萨的唯一道场，供奉大势至菩萨像。大势至菩萨文化为狼山佛教文化的标志之一，既有观音菩萨慈悲救难的一面，又有以智慧光普照一切、得无上力的文殊菩萨的一面，还有使众生解脱血光刀兵之灾的地藏度生的一面。总之，大势至菩萨被认为是智慧、光明的象征，被看作是一位佛光永照、化煞化凶、吉祥如意的候补佛，吸引着无数游客、香客朝拜。大圣文化。在狼山之巅的大圣殿佛台上，高高端坐着一位全国独一无二的身披龙袍、头戴毗卢帽的菩萨，全名为“大圣国师王菩萨”，民间习惯地称之为“大圣菩萨”。据史料记载，大圣菩萨僧伽和尚是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人。公元661年，他带着弟子到中国中原地区传授佛法，在唐朝国都长安，由于为皇帝的女婿治病获得成功后，声名鹊起，唐中宗皇帝尊其国师，赐之龙袍。大圣菩萨与狼山有着极深的渊源。在民间，僧伽大圣的传奇故事口口相传，如大圣菩萨借狼山有借不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