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如何废除的？
科举制度是如何废除的？
08-12-03 &
废除科举制 100年前，就是1905年，中国在做什么？清廷宣布废除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是最为震动的大事。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称：“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于是，由此开始，一个贯穿百年的现代化教育在中国艰难地兴起。但是，100年前的中国，不了解世界，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更没有100年后如何与世界相处的想法。 1905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它正式废除了从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的进士科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科举制度。从新学堂的兴起到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今天，中国的教育体制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势头。2005年正好是科举制废除100周年 废除科举制度，捣毁了封建官僚制度的基础。 科举制度是经历漫长历史阶段形成的，它的形成是历代统治者为了更好地奴役广大劳动人民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从隋帝创立科举是“倡天下读圣贤书考进士及第”的风气。我们可以理解为：天下读圣贤书，实际上是让天下人去读儒家的“经书”，而这些经书是经过历代诠释者为更好地做忠君的顺民角度去阐释的，尤其是经宋代理学家提出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纲常”之类，让天下人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而已。所以，我们说倡科举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让天下人读书，而在于统治者的“治天下。”所谓“治天下”，是“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也就是说让读书人中举，走进仕途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帮助皇帝治理天下。从这一点看，我们还可以说科举具有某些积极意义。在科举施行一千多年中，许多读书人本着“匡社稷济苍生”的目的参加科举，的确出了些治世之能臣，为人民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但科举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以科举销尽天下英雄气。”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就是中了科举的“英雄”们，做了官后，帮助统治者奴役百姓，而百姓也成了“顺民”，这样，封建官僚机构便可以正常运转。废除科举，就意味着封建官僚机构的基石被捣毁，封建官僚机构如风雨中的大厦摇摇欲坠了。结果在废除封建制度六年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就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 废除科举制度极大地冲击儒家学说灌输在国民头脑中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 学而优则仕这就是孔子的思想，也成了古代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在封建社会中，读书人本着“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闻”的目的走上仕途。尤其科举制度施行后，科举成了封建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入场券，成为他们为获取高官厚禄权势的手段。“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此读书人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苦读圣贤书”，他们只是闭门死读书，读死书，不学其它的技能，不事其它的行业，多数人变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甚至出现了像范进孔乙己式的人物。因无一技之长，到了科举制度后期更有甚者甚至成了无业游民。废除科举后，学而优则仕成了学优而无仕了，读书人没有了出路，在苦闷、惆怅、无奈之后，为了生计，他们变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学而优则仕”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唐朝，成熟于宋朝，盛行于明朝、清朝。在一千多年中通过开科考试，共遴选了十万进士。这就为封建官僚机构提供了大量人才。废除科举，等于关闭这些知识分子的仕途大门。为个人的出路，为民族的复兴，这些人开始思考个人与民族的前途而去寻找新的出路。其结果，大批优秀人才纷纷走出国门，或到日本，或到欧美，他们怀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革命救国”的理想，去学习，去奋斗。同时在这批优秀人才中的很多人加入了1905年在日本成立的同盟会并成为主力军，从事“反封建，建共和”的革命活动，同国内的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一道，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经过六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在1911年推翻了清王朝，废除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的废除无疑成了革命烈火的助燃剂，历史前进的推进器。 废除科举制度，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古国，有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明，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教育的国家。 中国的教育起源于三代——夏、商、周。三代建立的学校分别是校、序、庠。以后各朝各代均设立学校。科举制度施行后，全国办私塾，设学堂，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到了明清，科举制度日趋腐朽，而教育也日渐式微，明朝八股文的出现，严重地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制约了科技文化的发展。到了清末，许多有识之士，观照西方的文化教育、科学的进步，发出了“科举制度非改不可”的呐喊，终于在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了。 废除科举制度启动了现代教育，自1905年后，全国各地新学堂纷纷设立，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有6万多新学堂。新学堂引进新的教育理念，吸收西方教育的优点，增设了许多富国强民的学科。新学堂的知识分子接受启蒙思想，崇尚科学民主，学习现代各种科学与技术。从此中国的教育开始了新的征程，大大地向前发展了。 废除科举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社会与思想基础，极大地推进新文化的传播。 废除科举制度，中国的知识分子或出国学习考察，或著书立说，或大量翻译西方科学与文化的著作，大量引进西学，因而开拓民众的视野，提高了人民的思想，同时这些知识分子还批判中国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后，高扬“科学、民主”大旗，以包容的心态，北大聚集了许多学贯中西的大师，而这些人后来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与领导者，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从1905年到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历时十年左右，可以说废除科举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社会与思想基础，推进了新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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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科举制 100年前，就是1905年，中国在做什么？清廷宣布废除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是最为震动的大事。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称：“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于是，由此开始，一个贯穿百年的现代化教育在中国艰难地兴起。但是，100年前的中国，不了解世界，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更没有100年后如何与世界相处的想法。 1905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它正式废除了从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的进士科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科举制度。从新学堂的兴起到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今天，中国的教育体制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势头。2005年正好是科举制废除100周年 废除科举制度，捣毁了封建官僚制度的基础。 科举制度是经历漫长历史阶段形成的，它的形成是历代统治者为了更好地奴役广大劳动人民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从隋帝创立科举是“倡天下读圣贤书考进士及第”的风气。我们可以理解为：天下读圣贤书，实际上是让天下人去读儒家的“经书”，而这些经书是经过历代诠释者为更好地做忠君的顺民角度去阐释的，尤其是经宋代理学家提出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纲常”之类，让天下人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而已。所以，我们说倡科举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让天下人读书，而在于统治者的“治天下。”所谓“治天下”，是“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也就是说让读书人中举，走进仕途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帮助皇帝治理天下。从这一点看，我们还可以说科举具有某些积极意义。在科举施行一千多年中，许多读书人本着“匡社稷济苍生”的目的参加科举，的确出了些治世之能臣，为人民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但科举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以科举销尽天下英雄气。”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就是中了科举的“英雄”们，做了官后，帮助统治者奴役百姓，而百姓也成了“顺民”，这样，封建官僚机构便可以正常运转。废除科举，就意味着封建官僚机构的基石被捣毁，封建官僚机构如风雨中的大厦摇摇欲坠了。结果在废除封建制度六年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就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 废除科举制度极大地冲击儒家学说灌输在国民头脑中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 学而优则仕这就是孔子的思想，也成了古代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在封建社会中，读书人本着“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闻”的目的走上仕途。尤其科举制度施行后，科举成了封建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入场券，成为他们为获取高官厚禄权势的手段。“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此读书人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苦读圣贤书”，他们只是闭门死读书，读死书，不学其它的技能，不事其它的行业，多数人变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甚至出现了像范进孔乙己式的人物。因无一技之长，到了科举制度后期更有甚者甚至成了无业游民。废除科举后，学而优则仕成了学优而无仕了，读书人没有了出路，在苦闷、惆怅、无奈之后，为了生计，他们变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学而优则仕”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唐朝，成熟于宋朝，盛行于明朝、清朝。在一千多年中通过开科考试，共遴选了十万进士。这就为封建官僚机构提供了大量人才。废除科举，等于关闭这些知识分子的仕途大门。为个人的出路，为民族的复兴，这些人开始思考个人与民族的前途而去寻找新的出路。其结果，大批优秀人才纷纷走出国门，或到日本，或到欧美，他们怀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革命救国”的理想，去学习，去奋斗。同时在这批优秀人才中的很多人加入了1905年在日本成立的同盟会并成为主力军，从事“反封建，建共和”的革命活动，同国内的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一道，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经过六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在1911年推翻了清王朝，废除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的废除无疑成了革命烈火的助燃剂，历史前进的推进器。 废除科举制度，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古国，有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明，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教育的国家。 中国的教育起源于三代——夏、商、周。三代建立的学校分别是校、序、庠。以后各朝各代均设立学校。科举制度施行后，全国办私塾，设学堂，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到了明清，科举制度日趋腐朽，而教育也日渐式微，明朝八股文的出现，严重地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制约了科技文化的发展。到了清末，许多有识之士，观照西方的文化教育、科学的进步，发出了“科举制度非改不可”的呐喊，终于在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了。 废除科举制度启动了现代教育，自1905年后，全国各地新学堂纷纷设立，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有6万多新学堂。新学堂引进新的教育理念，吸收西方教育的优点，增设了许多富国强民的学科。新学堂的知识分子接受启蒙思想，崇尚科学民主，学习现代各种科学与技术。从此中国的教育开始了新的征程，大大地向前发展了。 废除科举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社会与思想基础，极大地推进新文化的传播。 废除科举制度，中国的知识分子或出国学习考察，或著书立说，或大量翻译西方科学与文化的著作，大量引进西学，因而开拓民众的视野，提高了人民的思想，同时这些知识分子还批判中国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后，高扬“科学、民主”大旗，以包容的心态，北大聚集了许多学贯中西的大师，而这些人后来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与领导者，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从1905年到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历时十年左右，可以说废除科举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社会与思想基础，推进了新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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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一年(1905)慈禧太后下诏书，宣布自光绪三十二年开始废除科举。 科举是中国封建皇朝选拔人才的一种考试制度。始于汉代，隋唐时期形成制度。明清两代考生首先参加童试，参加者无论年龄大小，一律称为儒童或童生；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也就是秀才。秀才分三等，成绩最好的中凛生，由官家按月发给粮食；成绩次好的称增生，不供给粮食。廪生和增生有一定名额限制。成绩再次的是附生，就是才入学的附学人员。取得秀才资格的人才能参加正式科举考试。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乡试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称大北。录取的人称举人，第一名叫解元，第二名称亚元。会试于乡试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录取者称贡士，第一名叫会元。殿试是最高一级的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参加考试的人是贡土。考取后称进士，第一名是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叫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一名称传胪。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上面所提到的解元、会元、状元，即所谓“三元”。根据这一制度秀才是功名的起点。如果在三级考试中都名列第一，这就是连中“三元”。据史书记载，自实行科举考试起至废科举，连中三元的有十三人。他们是：唐朝的张又新、准元翰，宋朝的孙何、王曾、宋庠、杨置、王若叟、冯京，金朝的孟宋献，元朝的王崇哲，明朝的商辂，清朝的钱檠和陈继昌。 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清廷诏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责成各督抚实力通筹，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乡城各处遍设蒙小学堂。 科举制度是隋以后各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分科取士而得名。汉代已有考试取士之法，但系临时措施，并未形成定制。隋文帝废除为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公元587年)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炀帝时始置进士科。唐代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又有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武则天亲行殿试，并增设武举。其由皇帝特诏举行者称制科。诸科之中，惟进士科为常设，最为重要。宋以后各朝科举制仅有进士科。唐宋进士科主要考试诗赋。宋神宗熙宁时，玉安石改用经义。元、明、清均用具法。明清两朝的经义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须依朱熹《四书集注》等书。 19世纪80年代后，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洋务运动的发展，科举制度发生改变。1888年，清政府准设算学科取士，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1898年，加设经济特科，荐举经时济变之才。同时，应康有为等建议，废八股改试策论，以时务策命题，严禁凭楷法优劣定高下。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下令所有考试悉照旧制。 1901年9月清廷实行“新政”后，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重提改革科举，恢复经济特科，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此时，科举考试已改八股为策论，但尚未废除。因科举为利禄所在，人们趋之若骛，新式学校难以发展，因此清廷诏准袁世凯、张之洞所奏，将育人、取才合于学校一途。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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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晚清重臣张之洞、袁世凯、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将军督抚会衔上奏，要求废除科举，兴办现代学校。面对如此众多位高权重大臣的意见，清廷同月即谕令从1906年就开始废除科举制度。时人曾说：&言其重要，直无异于古之废封建、开阡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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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魏晋以来，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 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据史载，开皇三年（583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开皇十八年（598年）七月，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四月，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10科举人。大业五年（609年）正月，又诏令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骄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等4科举人。这些虽都是临时取人之法，尚未形成制度，但分科举人的特征，以具科举制的雏形。大业年间，隋炀帝还曾设置明经，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去士，这标志着科举制已经诞生了。 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时完善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在唐朝，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即位后，大大扩充了国学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交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他在位期间，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很多很有才学的人。 ▲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誊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宋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宋代的科考分为三级：解试（州试）、省试（由礼部举行）和殿试。解试由各地方进行，通过的举人可以进京参加省试。省试在贡院内进行，连考三天。为了防止作弊，考官俱为临时委派，并由多人担任。考官获任后要即赴贡院，不得与外界往来，称为锁院。考生到达贡院后，要对号入座，同考官一样不得离场。试卷要糊名、誊录，并且由多人阅卷。而殿试则于宫内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及定出名次。自宋代起，凡于殿试中进士者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 南、北宋三百二十年，总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取进士二万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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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后，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洋务运动的发展，科举制度发生改变。1888年，清政府准设算学科取士，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1898年，加设经济特科，荐举经时济变之才。同时，应康有为等建议，废八股改试策论，以时务策命题，严禁凭楷法优劣定高下。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下令所有考试悉照旧制。 1901年9月清廷实行“新政”后，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重提改革科举，恢复经济特科，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此时，科举考试已改八股为策论，但尚未废除。因科举为利禄所在，人们趋之若骛，新式学校难以发展，因此清廷诏准袁世凯、张之洞所奏，将育人、取才合于学校一途。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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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后，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洋务运动的发展，科举制度发生改变。1888年，清政府准设算学科取士，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1898年，加设经济特科，荐举经时济变之才。同时，应康有为等建议，废八股改试策论，以时务策命题，严禁凭楷法优劣定高下。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下令所有考试悉照旧制。 1901年9月清廷实行“新政”后，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重提改革科举，恢复经济特科，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此时，科举考试已改八股为策论，但尚未废除。因科举为利禄所在，人们趋之若骛，新式学校难以发展，因此清廷诏准袁世凯、张之洞所奏，将育人、取才合于学校一途。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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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科举制 100年前，就是1905年，中国在做什么？清廷宣布废除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是最为震动的大事。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称：“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于是，由此开始，一个贯穿百年的现代化教育在中国艰难地兴起。但是，100年前的中国，不了解世界，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更没有100年后如何与世界相处的想法。 1905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它正式废除了从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的进士科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科举制度。从新学堂的兴起到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今天，中国的教育体制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势头。2005年正好是科举制废除100周年 废除科举制度，捣毁了封建官僚制度的基础。 科举制度是经历漫长历史阶段形成的，它的形成是历代统治者为了更好地奴役广大劳动人民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从隋帝创立科举是“倡天下读圣贤书考进士及第”的风气。我们可以理解为：天下读圣贤书，实际上是让天下人去读儒家的“经书”，而这些经书是经过历代诠释者为更好地做忠君的顺民角度去阐释的，尤其是经宋代理学家提出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纲常”之类，让天下人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而已。所以，我们说倡科举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让天下人读书，而在于统治者的“治天下。”所谓“治天下”，是“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也就是说让读书人中举，走进仕途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帮助皇帝治理天下。从这一点看，我们还可以说科举具有某些积极意义。在科举施行一千多年中，许多读书人本着“匡社稷济苍生”的目的参加科举，的确出了些治世之能臣，为人民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但科举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以科举销尽天下英雄气。”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就是中了科举的“英雄”们，做了官后，帮助统治者奴役百姓，而百姓也成了“顺民”，这样，封建官僚机构便可以正常运转。废除科举，就意味着封建官僚机构的基石被捣毁，封建官僚机构如风雨中的大厦摇摇欲坠了。结果在废除封建制度六年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就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 废除科举制度极大地冲击儒家学说灌输在国民头脑中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 学而优则仕这就是孔子的思想，也成了古代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在封建社会中，读书人本着“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闻”的目的走上仕途。尤其科举制度施行后，科举成了封建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入场券，成为他们为获取高官厚禄权势的手段。“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此读书人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苦读圣贤书”，他们只是闭门死读书，读死书，不学其它的技能，不事其它的行业，多数人变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甚至出现了像范进孔乙己式的人物。因无一技之长，到了科举制度后期更有甚者甚至成了无业游民。废除科举后，学而优则仕成了学优而无仕了，读书人没有了出路，在苦闷、惆怅、无奈之后，为了生计，他们变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学而优则仕”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唐朝，成熟于宋朝，盛行于明朝、清朝。在一千多年中通过开科考试，共遴选了十万进士。这就为封建官僚机构提供了大量人才。废除科举，等于关闭这些知识分子的仕途大门。为个人的出路，为民族的复兴，这些人开始思考个人与民族的前途而去寻找新的出路。其结果，大批优秀人才纷纷走出国门，或到日本，或到欧美，他们怀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革命救国”的理想，去学习，去奋斗。同时在这批优秀人才中的很多人加入了1905年在日本成立的同盟会并成为主力军，从事“反封建，建共和”的革命活动，同国内的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一道，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经过六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在1911年推翻了清王朝，废除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的废除无疑成了革命烈火的助燃剂，历史前进的推进器。 废除科举制度，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古国，有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明，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教育的国家。 中国的教育起源于三代——夏、商、周。三代建立的学校分别是校、序、庠。以后各朝各代均设立学校。科举制度施行后，全国办私塾，设学堂，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到了明清，科举制度日趋腐朽，而教育也日渐式微，明朝八股文的出现，严重地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制约了科技文化的发展。到了清末，许多有识之士，观照西方的文化教育、科学的进步，发出了“科举制度非改不可”的呐喊，终于在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了。 废除科举制度启动了现代教育，自1905年后，全国各地新学堂纷纷设立，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有6万多新学堂。新学堂引进新的教育理念，吸收西方教育的优点，增设了许多富国强民的学科。新学堂的知识分子接受启蒙思想，崇尚科学民主，学习现代各种科学与技术。从此中国的教育开始了新的征程，大大地向前发展了。 废除科举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社会与思想基础，极大地推进新文化的传播。 废除科举制度，中国的知识分子或出国学习考察，或著书立说，或大量翻译西方科学与文化的著作，大量引进西学，因而开拓民众的视野，提高了人民的思想，同时这些知识分子还批判中国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后，高扬“科学、民主”大旗，以包容的心态，北大聚集了许多学贯中西的大师，而这些人后来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与领导者，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从1905年到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历时十年左右，可以说废除科举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社会与思想基础，推进了新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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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科举制 100年前，就是1905年，中国在做什么？清廷宣布废除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是最为震动的大事。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称：“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于是，由此开始，一个贯穿百年的现代化教育在中国艰难地兴起。但是，100年前的中国，不了解世界，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更没有100年后如何与世界相处的想法。 1905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它正式废除了从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的进士科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科举制度。从新学堂的兴起到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今天，中国的教育体制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势头。2005年正好是科举制废除100周年 废除科举制度，捣毁了封建官僚制度的基础。 科举制度是经历漫长历史阶段形成的，它的形成是历代统治者为了更好地奴役广大劳动人民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从隋帝创立科举是“倡天下读圣贤书考进士及第”的风气。我们可以理解为：天下读圣贤书，实际上是让天下人去读儒家的“经书”，而这些经书是经过历代诠释者为更好地做忠君的顺民角度去阐释的，尤其是经宋代理学家提出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纲常”之类，让天下人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而已。所以，我们说倡科举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让天下人读书，而在于统治者的“治天下。”所谓“治天下”，是“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也就是说让读书人中举，走进仕途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帮助皇帝治理天下。从这一点看，我们还可以说科举具有某些积极意义。在科举施行一千多年中，许多读书人本着“匡社稷济苍生”的目的参加科举，的确出了些治世之能臣，为人民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但科举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以科举销尽天下英雄气。”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就是中了科举的“英雄”们，做了官后，帮助统治者奴役百姓，而百姓也成了“顺民”，这样，封建官僚机构便可以正常运转。废除科举，就意味着封建官僚机构的基石被捣毁，封建官僚机构如风雨中的大厦摇摇欲坠了。结果在废除封建制度六年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就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 废除科举制度极大地冲击儒家学说灌输在国民头脑中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 学而优则仕这就是孔子的思想，也成了古代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在封建社会中，读书人本着“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闻”的目的走上仕途。尤其科举制度施行后，科举成了封建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入场券，成为他们为获取高官厚禄权势的手段。“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此读书人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苦读圣贤书”，他们只是闭门死读书，读死书，不学其它的技能，不事其它的行业，多数人变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甚至出现了像范进孔乙己式的人物。因无一技之长，到了科举制度后期更有甚者甚至成了无业游民。废除科举后，学而优则仕成了学优而无仕了，读书人没有了出路，在苦闷、惆怅、无奈之后，为了生计，他们变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学而优则仕”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唐朝，成熟于宋朝，盛行于明朝、清朝。在一千多年中通过开科考试，共遴选了十万进士。这就为封建官僚机构提供了大量人才。废除科举，等于关闭这些知识分子的仕途大门。为个人的出路，为民族的复兴，这些人开始思考个人与民族的前途而去寻找新的出路。其结果，大批优秀人才纷纷走出国门，或到日本，或到欧美，他们怀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革命救国”的理想，去学习，去奋斗。同时在这批优秀人才中的很多人加入了1905年在日本成立的同盟会并成为主力军，从事“反封建，建共和”的革命活动，同国内的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一道，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经过六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在1911年推翻了清王朝，废除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的废除无疑成了革命烈火的助燃剂，历史前进的推进器。 废除科举制度，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古国，有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明，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教育的国家。 中国的教育起源于三代——夏、商、周。三代建立的学校分别是校、序、庠。以后各朝各代均设立学校。科举制度施行后，全国办私塾，设学堂，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到了明清，科举制度日趋腐朽，而教育也日渐式微，明朝八股文的出现，严重地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制约了科技文化的发展。到了清末，许多有识之士，观照西方的文化教育、科学的进步，发出了“科举制度非改不可”的呐喊，终于在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了。 废除科举制度启动了现代教育，自1905年后，全国各地新学堂纷纷设立，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有6万多新学堂。新学堂引进新的教育理念，吸收西方教育的优点，增设了许多富国强民的学科。新学堂的知识分子接受启蒙思想，崇尚科学民主，学习现代各种科学与技术。从此中国的教育开始了新的征程，大大地向前发展了。 废除科举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社会与思想基础，极大地推进新文化的传播。 废除科举制度，中国的知识分子或出国学习考察，或著书立说，或大量翻译西方科学与文化的著作，大量引进西学，因而开拓民众的视野，提高了人民的思想，同时这些知识分子还批判中国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后，高扬“科学、民主”大旗，以包容的心态，北大聚集了许多学贯中西的大师，而这些人后来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与领导者，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从1905年到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历时十年左右，可以说废除科举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社会与思想基础，推进了新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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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废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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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科举制 100年前，就是1905年，中国在做什么？清廷宣布废除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是最为震动的大事。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称：“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于是，由此开始，一个贯穿百年的现代化教育在中国艰难地兴起。但是，100年前的中国，不了解世界，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更没有100年后如何与世界相处的想法。 1905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它正式废除了从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的进士科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科举制度。从新学堂的兴起到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今天，中国的教育体制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势头。2005年正好是科举制废除100周年 废除科举制度，捣毁了封建官僚制度的基础。 科举制度是经历漫长历史阶段形成的，它的形成是历代统治者为了更好地奴役广大劳动人民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从隋帝创立科举是“倡天下读圣贤书考进士及第”的风气。我们可以理解为：天下读圣贤书，实际上是让天下人去读儒家的“经书”，而这些经书是经过历代诠释者为更好地做忠君的顺民角度去阐释的，尤其是经宋代理学家提出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纲常”之类，让天下人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而已。所以，我们说倡科举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让天下人读书，而在于统治者的“治天下。”所谓“治天下”，是“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也就是说让读书人中举，走进仕途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帮助皇帝治理天下。从这一点看，我们还可以说科举具有某些积极意义。在科举施行一千多年中，许多读书人本着“匡社稷济苍生”的目的参加科举，的确出了些治世之能臣，为人民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但科举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以科举销尽天下英雄气。”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就是中了科举的“英雄”们，做了官后，帮助统治者奴役百姓，而百姓也成了“顺民”，这样，封建官僚机构便可以正常运转。废除科举，就意味着封建官僚机构的基石被捣毁，封建官僚机构如风雨中的大厦摇摇欲坠了。结果在废除封建制度六年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就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 废除科举制度极大地冲击儒家学说灌输在国民头脑中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 学而优则仕这就是孔子的思想，也成了古代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在封建社会中，读书人本着“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闻”的目的走上仕途。尤其科举制度施行后，科举成了封建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入场券，成为他们为获取高官厚禄权势的手段。“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此读书人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苦读圣贤书”，他们只是闭门死读书，读死书，不学其它的技能，不事其它的行业，多数人变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甚至出现了像范进孔乙己式的人物。因无一技之长，到了科举制度后期更有甚者甚至成了无业游民。废除科举后，学而优则仕成了学优而无仕了，读书人没有了出路，在苦闷、惆怅、无奈之后，为了生计，他们变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学而优则仕”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唐朝，成熟于宋朝，盛行于明朝、清朝。在一千多年中通过开科考试，共遴选了十万进士。这就为封建官僚机构提供了大量人才。废除科举，等于关闭这些知识分子的仕途大门。为个人的出路，为民族的复兴，这些人开始思考个人与民族的前途而去寻找新的出路。其结果，大批优秀人才纷纷走出国门，或到日本，或到欧美，他们怀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革命救国”的理想，去学习，去奋斗。同时在这批优秀人才中的很多人加入了1905年在日本成立的同盟会并成为主力军，从事“反封建，建共和”的革命活动，同国内的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一道，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经过六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在1911年推翻了清王朝，废除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的废除无疑成了革命烈火的助燃剂，历史前进的推进器。 废除科举制度，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古国，有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明，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教育的国家。 中国的教育起源于三代——夏、商、周。三代建立的学校分别是校、序、庠。以后各朝各代均设立学校。科举制度施行后，全国办私塾，设学堂，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到了明清，科举制度日趋腐朽，而教育也日渐式微，明朝八股文的出现，严重地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制约了科技文化的发展。到了清末，许多有识之士，观照西方的文化教育、科学的进步，发出了“科举制度非改不可”的呐喊，终于在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了。 废除科举制度启动了现代教育，自1905年后，全国各地新学堂纷纷设立，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有6万多新学堂。新学堂引进新的教育理念，吸收西方教育的优点，增设了许多富国强民的学科。新学堂的知识分子接受启蒙思想，崇尚科学民主，学习现代各种科学与技术。从此中国的教育开始了新的征程，大大地向前发展了。 废除科举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社会与思想基础，极大地推进新文化的传播。 废除科举制度，中国的知识分子或出国学习考察，或著书立说，或大量翻译西方科学与文化的著作，大量引进西学，因而开拓民众的视野，提高了人民的思想，同时这些知识分子还批判中国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后，高扬“科学、民主”大旗，以包容的心态，北大聚集了许多学贯中西的大师，而这些人后来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与领导者，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从1905年到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历时十年左右，可以说废除科举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社会与思想基础，推进了新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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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科举制度，捣毁了封建官僚制度的基础。 科举制度是经历漫长历史阶段形成的，它的形成是历代统治者为了更好地奴役广大劳动人民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从隋帝创立科举是“倡天下读圣贤书考进士及第”的风气。我们可以理解为：天下读圣贤书，实际上是让天下人去读儒家的“经书”，而这些经书是经过历代诠释者为更好地做忠君的顺民角度去阐释的，尤其是经宋代理学家提出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纲常”之类，让天下人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而已。所以，我们说倡科举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让天下人读书，而在于统治者的“治天下。”所谓“治天下”，是“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也就是说让读书人中举，走进仕途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帮助皇帝治理天下。从这一点看，我们还可以说科举具有某些积极意义。在科举施行一千多年中，许多读书人本着“匡社稷济苍生”的目的参加科举，的确出了些治世之能臣，为人民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但科举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以科举销尽天下英雄气。”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就是中了科举的“英雄”们，做了官后，帮助统治者奴役百姓，而百姓也成了“顺民”，这样，封建官僚机构便可以正常运转。废除科举，就意味着封建官僚机构的基石被捣毁，封建官僚机构如风雨中的大厦摇摇欲坠了。结果在废除封建制度六年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就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 废除科举制度极大地冲击儒家学说灌输在国民头脑中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 学而优则仕这就是孔子的思想，也成了古代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在封建社会中，读书人本着“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闻”的目的走上仕途。尤其科举制度施行后，科举成了封建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入场券，成为他们为获取高官厚禄权势的手段。“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此读书人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苦读圣贤书”，他们只是闭门死读书，读死书，不学其它的技能，不事其它的行业，多数人变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甚至出现了像范进孔乙己式的人物。因无一技之长，到了科举制度后期更有甚者甚至成了无业游民。废除科举后，学而优则仕成了学优而无仕了，读书人没有了出路，在苦闷、惆怅、无奈之后，为了生计，他们变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学而优则仕”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唐朝，成熟于宋朝，盛行于明朝、清朝。在一千多年中通过开科考试，共遴选了十万进士。这就为封建官僚机构提供了大量人才。废除科举，等于关闭这些知识分子的仕途大门。为个人的出路，为民族的复兴，这些人开始思考个人与民族的前途而去寻找新的出路。其结果，大批优秀人才纷纷走出国门，或到日本，或到欧美，他们怀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革命救国”的理想，去学习，去奋斗。同时在这批优秀人才中的很多人加入了1905年在日本成立的同盟会并成为主力军，从事“反封建，建共和”的革命活动，同国内的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一道，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经过六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在1911年推翻了清王朝，废除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的废除无疑成了革命烈火的助燃剂，历史前进的推进器。 废除科举制度，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古国，有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明，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教育的国家。 中国的教育起源于三代——夏、商、周。三代建立的学校分别是校、序、庠。以后各朝各代均设立学校。科举制度施行后，全国办私塾，设学堂，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到了明清，科举制度日趋腐朽，而教育也日渐式微，明朝八股文的出现，严重地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制约了科技文化的发展。到了清末，许多有识之士，观照西方的文化教育、科学的进步，发出了“科举制度非改不可”的呐喊，终于在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了。 废除科举制度启动了现代教育，自1905年后，全国各地新学堂纷纷设立，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有6万多新学堂。新学堂引进新的教育理念，吸收西方教育的优点，增设了许多富国强民的学科。新学堂的知识分子接受启蒙思想，崇尚科学民主，学习现代各种科学与技术。从此中国的教育开始了新的征程，大大地向前发展了。 废除科举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社会与思想基础，极大地推进新文化的传播。 废除科举制度，中国的知识分子或出国学习考察，或著书立说，或大量翻译西方科学与文化的著作，大量引进西学，因而开拓民众的视野，提高了人民的思想，同时这些知识分子还批判中国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后，高扬“科学、民主”大旗，以包容的心态，北大聚集了许多学贯中西的大师，而这些人后来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与领导者，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从1905年到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历时十年左右，可以说废除科举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社会与思想基础，推进了新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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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科举制 100年前，就是1905年，中国在做什么？清廷宣布废除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是最为震动的大事。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称：“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于是，由此开始，一个贯穿百年的现代化教育在中国艰难地兴起。但是，100年前的中国，不了解世界，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更没有100年后如何与世界相处的想法。 1905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它正式废除了从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的进士科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科举制度。从新学堂的兴起到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今天，中国的教育体制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势头。2005年正好是科举制废除100周年 废除科举制度，捣毁了封建官僚制度的基础。 科举制度是经历漫长历史阶段形成的，它的形成是历代统治者为了更好地奴役广大劳动人民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从隋帝创立科举是“倡天下读圣贤书考进士及第”的风气。我们可以理解为：天下读圣贤书，实际上是让天下人去读儒家的“经书”，而这些经书是经过历代诠释者为更好地做忠君的顺民角度去阐释的，尤其是经宋代理学家提出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纲常”之类，让天下人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而已。所以，我们说倡科举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让天下人读书，而在于统治者的“治天下。”所谓“治天下”，是“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也就是说让读书人中举，走进仕途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帮助皇帝治理天下。从这一点看，我们还可以说科举具有某些积极意义。在科举施行一千多年中，许多读书人本着“匡社稷济苍生”的目的参加科举，的确出了些治世之能臣，为人民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但科举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以科举销尽天下英雄气。”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就是中了科举的“英雄”们，做了官后，帮助统治者奴役百姓，而百姓也成了“顺民”，这样，封建官僚机构便可以正常运转。废除科举，就意味着封建官僚机构的基石被捣毁，封建官僚机构如风雨中的大厦摇摇欲坠了。结果在废除封建制度六年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就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 废除科举制度极大地冲击儒家学说灌输在国民头脑中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 学而优则仕这就是孔子的思想，也成了古代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在封建社会中，读书人本着“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闻”的目的走上仕途。尤其科举制度施行后，科举成了封建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入场券，成为他们为获取高官厚禄权势的手段。“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此读书人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苦读圣贤书”，他们只是闭门死读书，读死书，不学其它的技能，不事其它的行业，多数人变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甚至出现了像范进孔乙己式的人物。因无一技之长，到了科举制度后期更有甚者甚至成了无业游民。废除科举后，学而优则仕成了学优而无仕了，读书人没有了出路，在苦闷、惆怅、无奈之后，为了生计，他们变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学而优则仕”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唐朝，成熟于宋朝，盛行于明朝、清朝。在一千多年中通过开科考试，共遴选了十万进士。这就为封建官僚机构提供了大量人才。废除科举，等于关闭这些知识分子的仕途大门。为个人的出路，为民族的复兴，这些人开始思考个人与民族的前途而去寻找新的出路。其结果，大批优秀人才纷纷走出国门，或到日本，或到欧美，他们怀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革命救国”的理想，去学习，去奋斗。同时在这批优秀人才中的很多人加入了1905年在日本成立的同盟会并成为主力军，从事“反封建，建共和”的革命活动，同国内的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一道，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经过六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在1911年推翻了清王朝，废除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的废除无疑成了革命烈火的助燃剂，历史前进的推进器。 废除科举制度，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古国，有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明，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教育的国家。 中国的教育起源于三代——夏、商、周。三代建立的学校分别是校、序、庠。以后各朝各代均设立学校。科举制度施行后，全国办私塾，设学堂，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到了明清，科举制度日趋腐朽，而教育也日渐式微，明朝八股文的出现，严重地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制约了科技文化的发展。到了清末，许多有识之士，观照西方的文化教育、科学的进步，发出了“科举制度非改不可”的呐喊，终于在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了。 废除科举制度启动了现代教育，自1905年后，全国各地新学堂纷纷设立，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有6万多新学堂。新学堂引进新的教育理念，吸收西方教育的优点，增设了许多富国强民的学科。新学堂的知识分子接受启蒙思想，崇尚科学民主，学习现代各种科学与技术。从此中国的教育开始了新的征程，大大地向前发展了。 废除科举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社会与思想基础，极大地推进新文化的传播。 废除科举制度，中国的知识分子或出国学习考察，或著书立说，或大量翻译西方科学与文化的著作，大量引进西学，因而开拓民众的视野，提高了人民的思想，同时这些知识分子还批判中国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后，高扬“科学、民主”大旗，以包容的心态，北大聚集了许多学贯中西的大师，而这些人后来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与领导者，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从1905年到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历时十年左右，可以说废除科举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社会与思想基础，推进了新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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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八股是铲除了科举制度的一个旧疾，而经济特科的设立则是代表了考试制度的一个新方向。严修（），天津人，光绪九年进士。1894年，甲午战争发生以后，被任命为贵州省学政。从现存的严修日记中可以看到，任学政的几年中，他一直在考虑科举考试问题，他还把王安石与苏轼的科举争论出成考题。在贵州的最后一段时间，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写出了建议设立经济特科的奏折。“词科之目，稽古为荣，而目前所须，则尤以通今为切要。或周知天下郡国利病，或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或算学译学擅绝专门，或格致制造能创新法，或堪游历之选，或工测绘之长，统立经济之名，以别旧时之科举。”（《严修年谱》102页，齐鲁书社）他把这种掌握具体知识拥有一技之长者称之为经济科，经国济世的人才，并且认为是目前所须。这不仅显示了他与以往不同的人才观念，更重要的是，把新的学科与科举联络起来，把民间提倡多年的西学与现行制度结合起来。 　　冯桂芬是较早的提倡西学的学者，他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已经列举西学，说“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但他对科举的改革却没有什么新的建议，基本上停留在顾炎武的思想里。郑关应在西学与学校，西学与科举的问题上，是有很成熟设想的，在《盛世危言》的学校篇中，他广泛介绍西方和日本的学校和学科，如基础学科的国教、格致、算学、地理、史事、绘图、体操等。在考试篇中，他主张加试西学，“一试格致、化学、电学、重学、矿学新法。二试畅发天文精蕴、五洲地舆水陆形势。三试内外医科、配药及农家植物新法。” 　　严修的特科建议，肯定受到了郑关应思想的影响。根据他的日记，就在他提交奏折不久，有人从他那里借去了《盛世危言》。严修的建议在朝廷的详议之后，最后形成了六个科目，即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看起来都是老名词，实际的内容则多是西学，比如在理财一项中有税则、矿产、农功、商务。在格物一项中有中西算学、声光、化电。 　　特科只在新政时期进行过一次，但对于改革科举和促使科举走向覆灭却是很关键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写到：“贵州学政严修，适抗疏请举特科，得旨允行。当时八股未废，得此亦足稍新耳目，盖实新政最初之起点也。”严修的特科建议，使得科举改革走上了可操作的层面，而此例一开，一发而不可收拾。保守派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严修的老师徐桐宣布与他断绝关系，他实际上也因此丢官。严修自己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甚至做了更坏的准备。 　　戊戌变法的内容，有一项是建立新式学堂，推广新式学科。但新式学堂与科举的关系并不明晰，只有特科可以与新式学科保持一种沟通。在郑关应的思想中，首先是学校与西学是对应的关系，而科举考试西学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但是竟然是他设想的补救办法首先得到承认和实施。经过戊戌政变，到了新政时期，学校与西学的关系被凸显出来，成为培养人才的首选方案。 　　在张之洞等人1903年年底的奏折中，要求逐渐摒退科举的最大理由是科举妨碍了学校，一是学堂不同于科举，“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只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二是学堂已经包括了科举的内容，“凡中国的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而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所未备”，现在要求减退科举，并不是说废科举，“实乃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但是，由于社会上人们还有所观望，所以民间不肯出资兴办学堂，而“除兴学堂外，更无养才济时之术。”（《张之洞全集》第三册1596——1600页） 　　1905年8月，袁世凯等六大臣上书，请立停科举，所陈述的原因依然是科举妨碍学堂，由于国家急需人才，如果按原来的计划，只能等到二十年以后才会出现有用人才，而强邻环伺，刻不容缓，即使立即停止科举，新的人才也要等待十年之后了。此次奏折，也不是没有新意，除了科举无用之外，更强调国民教育的意义。“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得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于国，下知自谋其生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兵农工商，各完其义务而分任其事业，妇人孺子，亦不使佚处而兴教于家庭。无地无学，无人不学，以此致富奚不富，以此图强奚不强。”（《袁世凯奏议》下册1187页，天津古籍出版社）这差不多是近代中国教育救国论的先声了。这个奏折上达的第二天，皇帝的批准上谕发下，科举制正式废除。 　　就是在科举制的时代，全国各地也都设有学校，但由于做官是唯一出路，学校实际上都是科举的预备学校。西学传入中国，在教育上首先是洋务运动中成立的一些专门学校中才有相应课程，并没有成为普通的教育课程。严修的特科开设，给了学习西学者一个政治出路，但没有对应的学校教育，这种特科的基础是很有限的。戊戌变法，正式在全国设立新式学堂，课程内容已经是中西合璧了，当然这种学堂的真正发展应该是新政时期。科举废除以前的新政时期，有两种学校并存，新式学堂和科举预备学校。1903年限制科举，科举预备学校遭到致命打击，到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学校的双轨制正式结束。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如果没有新式学堂和相应的西学传入，科举制的弊端就不会如此明显，废除科举制的条件就不成熟，因为没有科举制的替代物，科举制的废除也就不会发生。与此同时，中国的人才观念在近代发生了极大变化，从古代的贵族式的通才思想（王安石已经属于特例），一变成为工具主义，特别强调具体的实践能力。这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当然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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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科举制 100年前，就是1905年，中国在做什么？清廷宣布废除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是最为震动的大事。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称：“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于是，由此开始，一个贯穿百年的现代化教育在中国艰难地兴起。但是，100年前的中国，不了解世界，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更没有100年后如何与世界相处的想法。 1905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它正式废除了从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的进士科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科举制度。从新学堂的兴起到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今天，中国的教育体制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势头。2005年正好是科举制废除100周年 废除科举制度，捣毁了封建官僚制度的基础。 科举制度是经历漫长历史阶段形成的，它的形成是历代统治者为了更好地奴役广大劳动人民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从隋帝创立科举是“倡天下读圣贤书考进士及第”的风气。我们可以理解为：天下读圣贤书，实际上是让天下人去读儒家的“经书”，而这些经书是经过历代诠释者为更好地做忠君的顺民角度去阐释的，尤其是经宋代理学家提出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纲常”之类，让天下人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而已。所以，我们说倡科举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让天下人读书，而在于统治者的“治天下。”所谓“治天下”，是“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也就是说让读书人中举，走进仕途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帮助皇帝治理天下。从这一点看，我们还可以说科举具有某些积极意义。在科举施行一千多年中，许多读书人本着“匡社稷济苍生”的目的参加科举，的确出了些治世之能臣，为人民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但科举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以科举销尽天下英雄气。”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就是中了科举的“英雄”们，做了官后，帮助统治者奴役百姓，而百姓也成了“顺民”，这样，封建官僚机构便可以正常运转。废除科举，就意味着封建官僚机构的基石被捣毁，封建官僚机构如风雨中的大厦摇摇欲坠了。结果在废除封建制度六年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就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 废除科举制度极大地冲击儒家学说灌输在国民头脑中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 学而优则仕这就是孔子的思想，也成了古代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在封建社会中，读书人本着“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闻”的目的走上仕途。尤其科举制度施行后，科举成了封建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入场券，成为他们为获取高官厚禄权势的手段。“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此读书人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苦读圣贤书”，他们只是闭门死读书，读死书，不学其它的技能，不事其它的行业，多数人变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甚至出现了像范进孔乙己式的人物。因无一技之长，到了科举制度后期更有甚者甚至成了无业游民。废除科举后，学而优则仕成了学优而无仕了，读书人没有了出路，在苦闷、惆怅、无奈之后，为了生计，他们变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学而优则仕”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唐朝，成熟于宋朝，盛行于明朝、清朝。在一千多年中通过开科考试，共遴选了十万进士。这就为封建官僚机构提供了大量人才。废除科举，等于关闭这些知识分子的仕途大门。为个人的出路，为民族的复兴，这些人开始思考个人与民族的前途而去寻找新的出路。其结果，大批优秀人才纷纷走出国门，或到日本，或到欧美，他们怀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革命救国”的理想，去学习，去奋斗。同时在这批优秀人才中的很多人加入了1905年在日本成立的同盟会并成为主力军，从事“反封建，建共和”的革命活动，同国内的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一道，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经过六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在1911年推翻了清王朝，废除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的废除无疑成了革命烈火的助燃剂，历史前进的推进器。 废除科举制度，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古国，有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明，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教育的国家。 中国的教育起源于三代——夏、商、周。三代建立的学校分别是校、序、庠。以后各朝各代均设立学校。科举制度施行后，全国办私塾，设学堂，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到了明清，科举制度日趋腐朽，而教育也日渐式微，明朝八股文的出现，严重地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制约了科技文化的发展。到了清末，许多有识之士，观照西方的文化教育、科学的进步，发出了“科举制度非改不可”的呐喊，终于在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了。 废除科举制度启动了现代教育，自1905年后，全国各地新学堂纷纷设立，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有6万多新学堂。新学堂引进新的教育理念，吸收西方教育的优点，增设了许多富国强民的学科。新学堂的知识分子接受启蒙思想，崇尚科学民主，学习现代各种科学与技术。从此中国的教育开始了新的征程，大大地向前发展了。 废除科举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社会与思想基础，极大地推进新文化的传播。 废除科举制度，中国的知识分子或出国学习考察，或著书立说，或大量翻译西方科学与文化的著作，大量引进西学，因而开拓民众的视野，提高了人民的思想，同时这些知识分子还批判中国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后，高扬“科学、民主”大旗，以包容的心态，北大聚集了许多学贯中西的大师，而这些人后来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与领导者，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从1905年到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历时十年左右，可以说废除科举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社会与思想基础，推进了新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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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政是一位富有雄心壮志的君主。他完成了统一大业，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其间的549年，诸候混战无休无止，百姓为躲避战争，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农业发展受到极大程度的破坏，大量田地荒芜。再者，匈奴等游牧民族，趁势入关，南下骚扰周边地区人民，给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重重灾难。因此广大人民，都希望能尽快完成统一。而秦始皇统一中原，恰是应人民所愿，结束了相持数百年的诸侯混战。人民生活逐渐安定下来，一个较为完善的封建制国家开始孕育而生。 战国时期，由于各国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各不相同，故而影响了各地经济，文化之间的交流。齐、燕等国发行的是刀币，赵、魏、韩等国则通过铲形的布币，秦和东周边流通圆形方孔钱，楚国却使用贝币。度量衡是商品交换的工具，与国家赋税相关，但由于各国的单位进制各不相同，使得七国之间的度量衡五花八门。为解决货币不通，单位不一带来的诸多问题，秦始皇下令规定：在全国统一发行，使用圆形方孔钱，以秦国商鞅变法时的度量衡为标准，度量单位改为十进制，并定期对度量衡进行检查。 春秋战国以来，由于诸侯割据，因而造就了不同文字，于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差异。文字形体不一，造成了人们交流的不便和误解，对社会生活中的经济、文化以及思想交流产生了莫大障碍。 秦始皇在统一度量衡的同时，下令统一文字。规定以秦国小篆作为全国通用的标准字形，废除六国的旧体文字。小篆不仅吸取继承了六国文字的合理因素，同时还具有笔划简明的特点。较易推广。此外，民间还流行一种比小篆更为简易的文字——隶书。这便是我国今体文字的前身了。 为消除北方游牧民族的屡次侵犯，秦始皇下令修筑长城抵御外袭，并派遣蒙恬出兵讨伐。在消除匈奴的威胁之后，秦始皇又立即调转矛头，决心降服并大力开发越族地区，迁移近50万人口到越族地区与越人杂居，促进民族之间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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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八股是铲除了科举制度的一个旧疾，而经济特科的设立则是代表了考试制度的一个新方向。严修（），天津人，光绪九年进士。1894年，甲午战争发生以后，被任命为贵州省学政。从现存的严修日记中可以看到，任学政的几年中，他一直在考虑科举考试问题，他还把王安石与苏轼的科举争论出成考题。在贵州的最后一段时间，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写出了建议设立经济特科的奏折。“词科之目，稽古为荣，而目前所须，则尤以通今为切要。或周知天下郡国利病，或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或算学译学擅绝专门，或格致制造能创新法，或堪游历之选，或工测绘之长，统立经济之名，以别旧时之科举。”（《严修年谱》102页，齐鲁书社）他把这种掌握具体知识拥有一技之长者称之为经济科，经国济世的人才，并且认为是目前所须。这不仅显示了他与以往不同的人才观念，更重要的是，把新的学科与科举联络起来，把民间提倡多年的西学与现行制度结合起来。 　　冯桂芬是较早的提倡西学的学者，他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已经列举西学，说“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但他对科举的改革却没有什么新的建议，基本上停留在顾炎武的思想里。郑关应在西学与学校，西学与科举的问题上，是有很成熟设想的，在《盛世危言》的学校篇中，他广泛介绍西方和日本的学校和学科，如基础学科的国教、格致、算学、地理、史事、绘图、体操等。在考试篇中，他主张加试西学，“一试格致、化学、电学、重学、矿学新法。二试畅发天文精蕴、五洲地舆水陆形势。三试内外医科、配药及农家植物新法。” 　　严修的特科建议，肯定受到了郑关应思想的影响。根据他的日记，就在他提交奏折不久，有人从他那里借去了《盛世危言》。严修的建议在朝廷的详议之后，最后形成了六个科目，即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看起来都是老名词，实际的内容则多是西学，比如在理财一项中有税则、矿产、农功、商务。在格物一项中有中西算学、声光、化电。 　　特科只在新政时期进行过一次，但对于改革科举和促使科举走向覆灭却是很关键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写到：“贵州学政严修，适抗疏请举特科，得旨允行。当时八股未废，得此亦足稍新耳目，盖实新政最初之起点也。”严修的特科建议，使得科举改革走上了可操作的层面，而此例一开，一发而不可收拾。保守派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严修的老师徐桐宣布与他断绝关系，他实际上也因此丢官。严修自己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甚至做了更坏的准备。 　　戊戌变法的内容，有一项是建立新式学堂，推广新式学科。但新式学堂与科举的关系并不明晰，只有特科可以与新式学科保持一种沟通。在郑关应的思想中，首先是学校与西学是对应的关系，而科举考试西学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但是竟然是他设想的补救办法首先得到承认和实施。经过戊戌政变，到了新政时期，学校与西学的关系被凸显出来，成为培养人才的首选方案。 　　在张之洞等人1903年年底的奏折中，要求逐渐摒退科举的最大理由是科举妨碍了学校，一是学堂不同于科举，“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只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二是学堂已经包括了科举的内容，“凡中国的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而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所未备”，现在要求减退科举，并不是说废科举，“实乃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但是，由于社会上人们还有所观望，所以民间不肯出资兴办学堂，而“除兴学堂外，更无养才济时之术。”（《张之洞全集》第三册1596——1600页） 　　1905年8月，袁世凯等六大臣上书，请立停科举，所陈述的原因依然是科举妨碍学堂，由于国家急需人才，如果按原来的计划，只能等到二十年以后才会出现有用人才，而强邻环伺，刻不容缓，即使立即停止科举，新的人才也要等待十年之后了。此次奏折，也不是没有新意，除了科举无用之外，更强调国民教育的意义。“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得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于国，下知自谋其生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兵农工商，各完其义务而分任其事业，妇人孺子，亦不使佚处而兴教于家庭。无地无学，无人不学，以此致富奚不富，以此图强奚不强。”（《袁世凯奏议》下册1187页，天津古籍出版社）这差不多是近代中国教育救国论的先声了。这个奏折上达的第二天，皇帝的批准上谕发下，科举制正式废除。 　　就是在科举制的时代，全国各地也都设有学校，但由于做官是唯一出路，学校实际上都是科举的预备学校。西学传入中国，在教育上首先是洋务运动中成立的一些专门学校中才有相应课程，并没有成为普通的教育课程。严修的特科开设，给了学习西学者一个政治出路，但没有对应的学校教育，这种特科的基础是很有限的。戊戌变法，正式在全国设立新式学堂，课程内容已经是中西合璧了，当然这种学堂的真正发展应该是新政时期。科举废除以前的新政时期，有两种学校并存，新式学堂和科举预备学校。1903年限制科举，科举预备学校遭到致命打击，到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学校的双轨制正式结束。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如果没有新式学堂和相应的西学传入，科举制的弊端就不会如此明显，废除科举制的条件就不成熟，因为没有科举制的替代物，科举制的废除也就不会发生。与此同时，中国的人才观念在近代发生了极大变化，从古代的贵族式的通才思想（王安石已经属于特例），一变成为工具主义，特别强调具体的实践能力。这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当然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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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科举制
 100年前，就是1905年，中国在做什么？清廷宣布废除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是最为震动的大事。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称：“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于是，由此开始，一个贯穿百年的现代化教育在中国艰难地兴起。但是，100年前的中国，不了解世界，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更没有100年后如何与世界相处的想法。
 1905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它正式废除了从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的进士科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科举制度。从新学堂的兴起到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今天，中国的教育体制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势头。2005年正好是科举制废除100周年
 废除科举制度，捣毁了封建官僚制度的基础。
 科举制度是经历漫长历史阶段形成的，它的形成是历代统治者为了更好地奴役广大劳动人民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从隋帝创立科举是“倡天下读圣贤书考进士及第”的风气。我们可以理解为：天下读圣贤书，实际上是让天下人去读儒家的“经书”，而这些经书是经过历代诠释者为更好地做忠君的顺民角度去阐释的，尤其是经宋代理学家提出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纲常”之类，让天下人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而已。所以，我们说倡科举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让天下人读书，而在于统治者的“治天下。”所谓“治天下”，是“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也就是说让读书人中举，走进仕途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帮助皇帝治理天下。从这一点看，我们还可以说科举具有某些积极意义。在科举施行一千多年中，许多读书人本着“匡社稷济苍生”的目的参加科举，的确出了些治世之能臣，为人民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但科举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以科举销尽天下英雄气。”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就是中了科举的“英雄”们，做了官后，帮助统治者奴役百姓，而百姓也成了“顺民”，这样，封建官僚机构便可以正常运转。废除科举，就意味着封建官僚机构的基石被捣毁，封建官僚机构如风雨中的大厦摇摇欲坠了。结果在废除封建制度六年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就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
 废除科举制度极大地冲击儒家学说灌输在国民头脑中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
 学而优则仕这就是孔子的思想，也成了古代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在封建社会中，读书人本着“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闻”的目的走上仕途。尤其科举制度施行后，科举成了封建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入场券，成为他们为获取高官厚禄权势的手段。“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此读书人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苦读圣贤书”，他们只是闭门死读书，读死书，不学其它的技能，不事其它的行业，多数人变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甚至出现了像范进孔乙己式的人物。因无一技之长，到了科举制度后期更有甚者甚至成了无业游民。废除科举后，学而优则仕成了学优而无仕了，读书人没有了出路，在苦闷、惆怅、无奈之后，为了生计，他们变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学而优则仕”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唐朝，成熟于宋朝，盛行于明朝、清朝。在一千多年中通过开科考试，共遴选了十万进士。这就为封建官僚机构提供了大量人才。废除科举，等于关闭这些知识分子的仕途大门。为个人的出路，为民族的复兴，这些人开始思考个人与民族的前途而去寻找新的出路。其结果，大批优秀人才纷纷走出国门，或到日本，或到欧美，他们怀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革命救国”的理想，去学习，去奋斗。同时在这批优秀人才中的很多人加入了1905年在日本成立的同盟会并成为主力军，从事“反封建，建共和”的革命活动，同国内的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一道，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经过六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在1911年推翻了清王朝，废除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的废除无疑成了革命烈火的助燃剂，历史前进的推进器。
 废除科举制度，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古国，有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明，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教育的国家。
 中国的教育起源于三代——夏、商、周。三代建立的学校分别是校、序、庠。以后各朝各代均设立学校。科举制度施行后，全国办私塾，设学堂，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到了明清，科举制度日趋腐朽，而教育也日渐式微，明朝八股文的出现，严重地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制约了科技文化的发展。到了清末，许多有识之士，观照西方的文化教育、科学的进步，发出了“科举制度非改不可”的呐喊，终于在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了。
 废除科举制度启动了现代教育，自1905年后，全国各地新学堂纷纷设立，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有6万多新学堂。新学堂引进新的教育理念，吸收西方教育的优点，增设了许多富国强民的学科。新学堂的知识分子接受启蒙思想，崇尚科学民主，学习现代各种科学与技术。从此中国的教育开始了新的征程，大大地向前发展了。
 废除科举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社会与思想基础，极大地推进新文化的传播。
 废除科举制度，中国的知识分子或出国学习考察，或著书立说，或大量翻译西方科学与文化的著作，大量引进西学，因而开拓民众的视野，提高了人民的思想，同时这些知识分子还批判中国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后，高扬“科学、民主”大旗，以包容的心态，北大聚集了许多学贯中西的大师，而这些人后来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与领导者，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从1905年到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历时十年左右，可以说废除科举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社会与思想基础，推进了新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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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活动自汉代启蒙、唐朝将其正式确立，一直到清末，走过了1300多年的历史。在封建社会里，科举对统治王朝的人才选拔、改变社会构成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到了清末，这一制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亡。但它被取消的前前后后到底发生过什么？　　科举废除前，有力保科举与力废科举的争论，也有清政府在维持中央集权和抗外族保疆域之间抉择的隐痛。力废者的逻辑是：抗外敌，救中国，必须建立新式教育，教授实用知识。科举障阻新式教育，也障阻中国图存。　　力保者的逻辑是：他们并非不知晓科举弊病——八股取士，导致政府实用人才匮乏。然而若贸然废止科举而无精妙制度顶替上来，儒家思想渐被搁置，朝廷抡材力弱，精英阶层远离中央控制，也会危及政权和国家。　　随着激烈反对废除科举的徐桐、刚毅、赵舒翘相继死于非命，清政府高层权力极大倾斜向力主废除科举的官员———荣禄、刘坤一、袁世凯、张之洞等人。　　日，袁世凯、张之洞等实权官员递呈《请废科举折》称：“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所谓“危迫情形”，指两次鸦片战争战败，甲午之战中国战败，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离北京，1904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出之后，趁机入侵中国东北，国事危亡。　　无论力保者还是力废者，其最终目的都是：保安政府，救国图存。所以受废保争论影响最大的，并非论争双方，而是清朝政权本身。纽约市立大学东亚系教授李弘祺说：“中国社会阶层是一个闭合金字塔结构，皇帝、贵族、官员和平民分别铺就金字塔的每一层砖，儒家思想成为砖块之间的黏合剂。若无外力入侵，这个体系相对和谐、稳定。”若废止科举，教授实用知识，将挤压儒家思想走向考试边缘。“黏合剂”干涸之后，砖块之间会否滑脱？若“黏合剂”被固守不放，能否抵挡西方国家坚船利炮？清朝政府身处二难境地，难以抉择。　　抉择犹疑者中，首当其冲是慈禧太后。日、11月1日，慈禧太后发布谕令，中止维新变法中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　　仅仅两年之后，庚子事变发生，为挽救清朝政府，日，慈禧太后发布意旨决然相反的谕令：“（我朝科举）行之二百余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弋取科名之具，剿袭庸滥，于经史大意无所发明，宜讲求实学，挽回旧习。”最高统治者的一声“讲求实学”之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科举的运动似乎已然无法停止，四年之后，科举废止。然而在这之前，是一场横亘历史的改革与保守的论争。　　历朝历次论争最多不过废而再立，不如清朝末年来得激烈、彻底。　　清初，康熙皇帝已意识到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并于1663年废止八股文考试。1665年，礼部侍郎黄机说：“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言微旨，以观心术。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康熙于是在1668年恢复八股文考试。　　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书乾隆皇帝说：“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应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　　乾隆组织讨论之后，发现没人能提出替代科举之方，这次提议暂且结束。　　等到鸦片战争到来，炮弹逼迫着要改革。李鸿章提出建议：设立洋学局，教授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器等科目，若学生学有所成，则和科举出身获得同等地位。战争的失败让人们在渴求军事等实用技术的同时，向科举制度伸出了矛头。　　李弘祺对此不禁有所感慨：“科举制度是因时代而失败的制度，并不是因为其本身而失败的制度。”　　各种声音对科举废止的评价不一。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说道：“废止科举划时代的意义超过了辛亥革命，其意义不亚于1861年沙俄政府的废奴和1868日本明治维新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