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经济学：不用数学的经济学》(茅于轼，岑科)【摘要 书评 试读】- 京东图书
人文经济学：不用数学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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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西方经济学是否是科学？（三）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退休教授
管理学博士，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
关键字: 陈平茅于轼逻辑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数学科学西方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邹至庄聚焦三中全会实地经济学
事关经济学的讨论大家并不陌生，有趣的是理论科学家再次介入经济学讨论。茅于轼、陈平、陈禹、孙涤都有理工专业背景。陈平更是自称研究经济问题的物理学家。茅于轼先生在接下来的几封邮件里，回顾了自己研究历程的转变，再次引出新的话题。这些邮件不仅呈现出一个和以往媒体上改革推动者形象不同的茅于轼，也引出陈平更多关于经济学与科学关系的思考。在以往国内知识界少见的话题浮出水面，想必会给大家的思考带来新风。茅于轼更希望张五常、盛洪等经济学家能加入这个讨论。
【讨论（一）、（二）内容，请点击链接：、】
陈平教授、茅于轼教授、陈禹教授和孙涤教授
一、陈平答茅于轼、孙涤：《实验如何检验收入分配的经济学》问题
【观察者网注：此前孙涤在回应中推荐两本最新著作。并提出一个新问题：经济学所处理的&真理&（利益如何分配的学说），是既不能靠逻辑亦难以通过实验来证明（证实）的。
格林斯潘：The Map and the Territory: Risk, Human Nature, and the Future of Forecasting
推荐著作一：Alan Greenspan 在一个星期前出的反思集，颇有意思的&The Map and the Territory&；（观察者网此前刊载一文，为格林斯潘就其新书接受的采访。）
叶航、陈叶烽、贾拥民：《超越经济人：人类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8月版
推荐著作二：《超越经济人&&人类的亲社会行为和社会偏好》（浙大的叶航团队所著，九月刚出版）。】
陈平10月25日回应：
孙涤，茅于轼，诸位学友，
茅于轼和我的对话引起许多朋友的兴趣。我和茅于轼商量，同意把我们的对话公开，一则方法论上有新意，二是可以改变国内的学术风气。我们请上海民办的《观察者》网站编辑，帮我们组织讨论。因为我在《观察者》网上有个专栏。大家如同意，以后只要回答我的邮件，就可加入我和茅于轼的对话了。
孙涤的问题非常深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立场，经济利益分配属于规范经济学（nominal economics）,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主流价值判断，似乎不属于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的范围。马克思经济学的说法，就是阶级利益，社会学家放大一点，就是利益集团。这次金融危机，西方主流媒体也看得很清楚，自由化的政策和利益集团有关。好些著名经济学家的立场，如格林斯潘、伯南克、萨默斯，支持自由化，不仅是学理问题，还收了金融界各种利益输送，如离开公职后到大金融集团任高管或董事，加高额咨询费，在职时接受高额演讲费，等等。国内的走穴名家，如郎咸平，显然不是学理出发，而是自己炒作赚钱。
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利益分配问题，可以由实践检验。我是主张经济学是经验科学（empirical science），即是价值问题，也是可以由实践检验的。举例言之。新古典经济学讲社会利益等于个人利益加总，以此论证帕累托最优的价值判断，再证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正确。模型只讲鲁滨孙经济，代表者模型。我认为是错误的。
理由两条：
一、个人利益是波动的向量，不是标量。所以，个人利益之和，不是算术之和，是向量之和。以房地产为例，地产商和制造业的利益是冲突的，地价越高，房地产投资者短期利益越高，制造业成本越高，一旦制造业出走，房地产泡沫破裂，长期大家都受损，这里是短期和长期的矛盾，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全是如此。即使我赞成市场经济，不赞成消灭房产私有制，我也可以明确用金融危机的实践否定有效市场理论，支持行为经济学的观察，支持对房地产投机的调控，包括征收空置税和累进房产税。
二、自由化大行其道的是涓流理论（trickle down economics）。他们鼓吹给富人减税，富人增加消费，等于给穷人创造就业。这个理论之荒唐，自然可以用马克思经济学批评，也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理由。但是，我批评涓流理论，同样可以用经验数据和经济学机制反驳。理由很简单，美国减税后，对美国的投资没有增加，收入差距增大，美国失业率增加了。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投资回报率高于美国。给美国富人减税，资本无祖国，投资外逃到中国和新兴市场去了。从长远看，不同道德价值观主导下的经济制度，一定会影响这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文明生存率和危机应对力。这是为什么我在美国欧洲生活观察多年，越来越觉得中国文明有生命力的原因。这是否属于科学主义？请陈禹批评。
我受爱因斯坦和普里戈金影响，很多观察，是从世界公民的角度出发的，是科学家的角度。某些事实，例如殖民主义的影响，即使我主观不喜欢，也得承认某阶段国际竞争力的事实。我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说良心话，我看到苏联的衰败、西欧的老化和埃及文明的命运，是十分悲哀的，一点没有幸灾乐祸的心情。对日本的老化、台湾的乱局，也是一样的心情。我倒是担忧中国人盖了几百个高楼，就得意忘形，其实研究院和高科技国防，和西方、前苏联比，还差得远。中国的科学理论和哲学，美国、中国和欧洲比，更处在初级阶段，差得更远。
就孙涤提出的分配问题而言，我认为德国的分配模式，比英美模式好的多，莱茵模式的市场经济，强调制造业而非金融，强调利益参与者 stake-holder而非股东利益，强调环境，而非GDP，还有限制高楼，鼓励中小城市，在奔驰汽车厂所在城市的市中心，只许公共有轨电车和自行车，不许开汽车。经济发展，科学领先，而非市场主导，如此等等，都是值得中国学习的。
二、陈禹（10月25日）：反思&权贵资本主义&一类概念
陈平教授及各位：
很愿意继续参加你们的讨论。
再补充一点意见。
我赞成陈平的意见，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确实需要进行认真的反思。因为这套理论的影响实在太深了。大家都很熟悉凯恩斯的这段话：&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他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来统治着。讲求实际的人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是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现在的种种现实问题，背后几乎都是和这个理论体系相关的。不进行这样的反思，许多具体问题，包括政策研究都难免失之偏颇，或者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同样在《通论》的结尾，凯恩斯强调：&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夸大了。&&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现在的许多讨论，恰恰就是把问题都归结为既得利益集团，而忽视了基本理念的偏颇。（例如所谓权贵资本主义。）
至于从哪个角度进行反思，已经有了许多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从思维方法的角度切入，也许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在这方面，近年来的复杂系统科学，或者称为复杂性研究的一些进展，值得研究。我相信，如果能够突破绝对化、简单化、没有时间和历史的思维定式，经济科学的发展就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繁荣局面。
三、茅于轼谈微观经济学（10月26日）
谈到微观经济学是不是科学。我认为是。由于微观经济学的基础是数理经济学，实际上把经济学变成了数学。数学具有万世不变的特点。
经济学变成数学要增加几条假定。如经济人的假定，效用理论的假定。用数学的语言讲，就是&人是一台只讲自身利益的计算机&。其结论就是一般均衡为最优的资源配置。转换成生活的语言就是：通过价格的浮动使一切商品的供需均衡。此时用钱可以买卖一切商品。于是各种不同的商品即使物理量纲都不同，但是可以通过价格做价值的衡量。于是有GDP，企业有投入产出，可以衡量企业是否创造了财富，可以在不同的技术方案之间选优劣，可以决定什么该出口，什么该进口等等。这几条万世不会变。
为什么一般均衡理论在金融危机中会出问题？因为一般均衡的最优完全是静态的，它处理不了动态问题。当经济活动涉及未来的不确定性，静态理论就无能为力了。一般均衡对于即时完成的交易是有效的，但对于交易要延长到未来时就无效了。因为未来有不确定性 。
由于网上讨论，言不及义，没有办法，只能勉强说几句。
【观察者网附注：茅于轼先生在10月31日对这封邮件的论题进行了扩展论述，见后文《六、茅于轼：详谈经济学是不是科学？》】
四、陈平与茅于轼的&往日与随想&
两位精神抖擞的老人谈及一些往日岁月。观察者网也一并原样发表，供读者体会他们的岁月感觉。
陈平（10月26日）：
这个问题以后再深入讨论。
从力学问题过渡到微观经济学正是经济学走过的道路。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
茅于轼，我对我们的讨论大有信心。我们一定会产生新的东西。
我和茅于轼都是业余经济学家，希望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加入讨论，看看我们是否在班门弄斧。
【注】为方便编辑，我把茅于轼第一问题，即逻辑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编号为（1.x）, 上次的邮件编号应改为（1.1）。
这里是茅于轼第二问题，微观经济学是否是科学，编号为（2.1），以后顺序为（2.x）。
这是图书馆或生物学的分类方法。不是科斯的观察方法。我在这里用实践来对比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和世界观。
茅于轼（10月26日）
陈平，你好
我今年84岁，再过三个月就到85岁了，是1929年1月出生。
我在1979年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下发现了数学中非线性规划（拉氏乘数法）的经济学意义，它给拉氏乘数法一个经济学解释，加上一两个简单的假设，得出经济学里的万古不变的道理，即价格指导资源配置可导致最优的结论。我写了&价格万岁&的短文。
陈平（10月27日）
我争取到你的年龄还有如此的锋芒和激情。
我从来怀疑价格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一是&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美国科学家不如开餐馆或歌星。二是我的第一个经验研究就发现货币指数和故事指数是混沌，不是白噪声，加上耗散结构否定势函数的存在，也就否定优化理论。我们的研究都是时代规范的缩影，路径依赖。
但是，搞清不同规范的逻辑，互相对话，可以找到边界和交集。
茅于轼（10月27日）
陈平，你好
我知道你和你爱人经常有学术上的争论。可是我没有这份享受。我们结婚58年，马上就到钻石婚了。我太太是我一生幸福的最主要来源。
1979年我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我认识到这是一个静态最优。经济中更多的问题是动态的。所以后两年我致力于研究动态最优。1981年我从经济学的择优分配道理出发，推出了变分法中的Euler方程。这个结果类似于Richard Bellman的动态规划原理。当年我写了一本小册子，把我的研究发表在油印本上（这个小册子在2009年重新发表在北大的《经济学季刊》上。没有引起关注）。当时我感觉还有一个高阶微分能不能忽略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但是我被当时经济改革的大量问题所吸引，我放弃了动态最优的研究转入改革的推进。
而今你和我讨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我又重新回顾这一段过程。正如你所说，要找讨论的对象不容易。也许你，盛洪，张五常，是可以对话的。不过你谈到的物理学的很先进的理论我都不具备，怕讨论不起来。
五、陈平谈西方经济学：为什么尊敬萨缪尔森和西蒙（10月30日）
我从小就对科学、文学、政治都有兴趣，
但从来不能做出明确选择（所以我从人生经验也不相信新古典的理性人假设和效用排序）。
从1984年起放弃政治，专心研究，原因是两个：
第一，发现普里戈金对社会的影响大过政治家，而且成败取决于自己的努力，和时势的偶然因素关系小得多。我84-87年发现了经济混沌，开始以为很容易，后来越做涉及面越宽。是萨缪尔森1995年指出我们可能会改变经济学的范式，我们自己都不相信。到1999年我发现弗里希（Frisch）和卢卡斯的错误，才意识到有大仗要打。
第二，我对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批评，很多方法论是从人类学研究文化，风俗，村落，部族的启发而来。我80年代参观匈牙利科学院，影响最深的是进门巨幅的美女油画，题目是：&Inspirtion&。你说的动态优化问题，是科学的基本问题。国内宣传什么老三论，新三轮，只是把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和协同学并列。中国学术界的实用主义和折衷主义风气，使多数人不注意他们之间也有学术范式的竞争关系。
维纳的控制论强调负反馈是稳定性的基础，这是新古典均衡模型的依据。哈根（Haken）的协同学，只有一个说法，就是复杂系统的简化，可以区分快变量和慢变量，然后做绝热近似把慢变量当做常数，减少了体系的自由度。问题是经济学的变量，变化速度差不多。哈根找到的唯一的一个经济慢变量是语言，所以，协同学在经济学难以推广。
但是，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喜欢协同学，因为哈根是做激光理论的。非平衡系统可以用优化原理（量子力学就是优化原理），只有一个案例，就是激光。如果哈根理论具有一般性，新古典经济学的优化框架就可以保留。
普里戈金的自组织和耗散结构论，在三个方面都有所突破。
第一，普里戈金研究生命的物理学机制时，发现化学反应是生命的基础，化学方程和人口方程同类，和牛顿力学、量子力学、波动方程不同类。
我的工作是证明人口动力学方程（即生态学的物种竞争模型）可以用于微观、宏观、金融理论。（金融部分是唐毅南完成的）。
第二，生命和创新的本质是催化反应，是正反馈。正反馈传统数学观念认为是不稳定的，是秩序破坏之源，普里戈金颠倒过来，认为正反馈是创新之源。
新的秩序-耗散结构是正反馈、负反馈、和外来冲击之间三方作用造成的动态结构。所以&混沌产生有序&。
混沌鼻祖约克，Lorenz, 分形鼻祖Mandelbrot，和圣塔菲的人都把&混沌&看成非线性&无序&的代名词，什么生命处于&混沌边缘&（edge of chaos），我们布鲁塞尔-奥斯汀学派是反对的。所以我发明的&色混沌&一词，&色&就是频率，是熊彼特的&生物钟&，反对法玛的&白噪声&模型。
第三，普里戈金证明，对远离平衡的系统，势函数不存在，优化理论失效，但是动力学照样有。这是我为什么一开始就不去管新古典经济学的优化方法的原因。
前年我到德国斯图加特讲演，哈根自己已经不能工作了。他的合作者，唯一做过社会学经济学的统计物理模型的前驱 Weidlich 来听我的讲演，承认普里戈金是对的。
还给我讲了70年代哈根和普里戈金竞争诺贝尔奖的故事，非常有意思。留待以后讲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战略时再讲。
我建议你和邹至庄联系。他的思路和你接近。
邹至庄出过一本书：Chow, Gregory C.: Dynamic Economics: Optimization by the Lagrange Metho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邹至庄：Dynamic Economics：Optimization by the Lagrange Method（《动态经济学：拉格朗日的优化方法》），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2月版
他在奥斯汀讲演时公开批评主流派缺乏数学知识，而且霸道。他的论文原题是&没有Bellman方程的动态优化&。原因是卢卡斯等人用Bellman方程，不用拉格朗日乘子法，理由不是数学，而是价值观。因为贝尔曼方程假设未来无穷远的长期均衡解已知，然后递推反算回来，求现在到未来的轨迹，这在科学哲学上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物理学家敢断言未来如何。
拉格朗日法是从过去的初始条件出发，预言未来的轨迹，就非常合理，即使有干扰或误差，也只是限制预言的时间尺度，不排除短期、中期预报的可能。
天气预报就是依据流体力学方程加热力学的状态方程做出的，我也研究过。目前天气可以预报3天到一周，取决于气象网站分布的密度和信息采集的精度。宏观经济学只有一个气象站（统计局），用统计平均来预报全国的经济走向，是真的科学模型，还是拍脑袋调模型参数？做个计量经济学模型的人都心照不宣。
中国、美国都是经济高度非均衡的大国，如何能用正态分布的平均值方差来描写？邹至庄的工作，实际推翻了卢卡斯学派的数学基础。但是编辑部逼他修改标题，使多数人看不出邹至庄的革命意义。
我是经过文革的人，对学术垄断根本不买账。你主流杂志不发我的文章，我就到非主流杂志和国际会议上和你交锋。要按什么主流杂志的文章数排名，我的学术地位当然比不上主流杂志发文章的人，但是我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权更有影响。尤其危机一来，大家就会寻找替代的范式，我们的工作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年青人理解。
所以，我们从来不怕争论，因为失去的只有错误和无知，没有什么地位需要维护和留恋。真正好的科学家，不怕新思想。这是我尊敬萨缪尔森和西蒙，不欣赏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的原因。
我没有试图和科斯打交道，因为他不但拒绝数学模型，也拒绝定量分析。讲交易成本，从来不给出交易成本的比较数据。我昨天刚找到一组数据，可以证明科斯猜测是错的，我是对的。
留待以后再说。我得先发学术文章，再来讨论方法论问题。
但是，这两个月和你以及盛洪的讨论，已经刺激我做出大发现了。我先预告一下，我批评科斯对企业没有分类，无法从成本看结构。
我这两天去看了一个歌舞剧《永远的探戈》，一高兴，第二天早上就把想了半年没解决的问题，找出线索了。我答应这本书写出来，就题献给我爱人做她明年退休的礼物。
问你爱人好！
六、茅于轼：详谈经济学是不是科学？（10月31日）
经济学有一门分支称为数理经济学，就是把数学引进了经济学。于是经济学就有了数学的特点，即&放诸四海而皆准&，而且万古不变。
为什么经济学可以应用数学？如果假定经济学的目的是财富生产的极大化，于是数学中的极大化方法就可以应用到经济学里来。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个极大化是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去实现的。一个社会在人力，自然资源，技术能力等方面都有不可突破的限制。于是我们的问题就是在这一系列限制下如何使财富的生产达到极大。这时候数学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就是数理经济学。
将数学引进经济学先要设立几个假定。一是&经济人&的假定。实际上就是假定人是一台追求利益的计算机，它对在给定条件下计算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这个假定是否成立关系重大。有许多论文讨论这一问题。它涉及到道德，人是不是也有比自身利益更重要的考虑。尽管议论纷纷，但并没有能完全推倒这个假定，它大体上是能够成立的。
二是人在做选择的时候，有一个优先顺序，称为效用。买什么东西，选什么职业等等都不是抓阄决定的，而是有一个比较和理性的选择的。这个优先顺序各人都不相同，但是确实存在。此外，还有一些别的假定，如边际收益递减，吃第三个馒头的味道赶不上吃第一个馒头。在数学上认定为如投入产出是凹函数（或称上凸）。
有了这些条件，最优解就可以推导出来。其结果就是&一般均衡状态&。这个状态就是所有商品的供求都达到均衡，因此钱可以无障碍地购买一切商品，一切商品也能无障碍地换成钱。这个均衡是通过价格的浮动而实现的。在现实生活中是通过自由买卖，自由定价而实现的。我们能够买到粮食是因为有市场，有自由交换。不是因为有18亿亩耕地红线的保护。在一个市场上钱可以买一切东西，不光是粮食。没有那么多红线保障几千种商品的供需平衡。
一般均衡的最优性和万古不变性，也可以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来说明。在一般均衡条件下钱可以衡量一切商品的价值。从而一切经济决策都有了方向。此时不同商品可以还算到同一个单位上来比较（理发可以和打电话比较），这个单位就是货币单位（元）。于是商品可以相加，得出GDP。没有一般均衡是算不出GDP来的。特别是一切经济活动都有了方向。比如企业必须赚钱，而不是生产产品。在一般均衡条件下投入品可以和产出品做比较，知道企业是赚钱还是赔钱。两个技术方案可以比较那个成本更低更可取。可以知道什么商品该出口，什么该进口等等。如果没有一般均衡这一切都迷失了方向。所以一般均衡为最优，而且万古不变。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均衡价格，钱不能度量每一种商品的价值，决策全部陷入混乱。均衡价格能够最优配置资源这一点是万古不变的。所以我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就是&价格万岁&。任何放弃商品交换，用互相服务，不计价格的&理想&社会注定是要失败的。
但是一般均衡的最优性仅仅是静态的。如果讲动态，就要考虑未来的变化。一切设及未来的交易都有不确定性。如果未来的交易能够百分之百地按合同完成，未来的交易和即时完成的交易没有区别，动态等于是静态。但要解决从现在的状态过渡到将来的状态如何选择一条最优径路。我推导出了动态择优分配方法，实际上就是变分法中的Euler方程。不过我用了自己的择优分配的原理来推导它。如果未来具有不确定性，问题进入另外一个随机过程的分支。要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去解。这些都是经济学中尚未彻底开发的领域 。
另外，我对食利者的看法有所不同。传统的道德观认为食利者是剥削，是寄生虫。但是现代的经济学认为放贷者对经济是有贡献的。他们的贡献是&钱尽其用&。其实，所谓资源配置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包括钱尽其用。这是财富创造的根本原因。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整个金融业干的就是钱尽其用。他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也冒不确定性的风险。
对投机我也有我的看法。投机包括在空间的投机和在时间的投机。不管是空间或时间的投机，相同的地方是把商品从多余变为稀缺，从而价值提高了。这是真正的财富创造，不是虚无的财富。对食利和投机不创造财富的错误认识来自&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生产劳动才能生产出价值。其实劳动对财富创造既不是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劳动如果用得不得当还会消灭财富。大炼钢铁的劳动是消灭财富的。钢炼出来了，国家更穷了。学大寨，以粮为纲，上山下乡，工业化等等都可能消灭财富。通过改善资源配置赚到钱，才是财富的创造。
七、陈平：反思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不同道路（10月31日）
茅于轼新写的段落很好，把新古典最基本的假设都说清楚了。体验检验真理不是喊口号那样容易的事。
邹至庄的原文找到了。我附在这里，给茅于轼研究。我从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自己的履历上找到的。邹至庄和我在德克萨斯大学的一个老师David Kendrick是《经济控制论学会》的共同创始人。学会的旗舰杂志是《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他俩是主编。
邹至庄的文章1993年发表在该杂志上，标题是：《不用解贝尔曼方程的优化控制》，见：
Gregory C. Chow, &Optimal Control without Solving the Bellman equ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 17, 621-630, July 1993.
邹至庄1997年的专著，更是系统展开，矛头直至经济学主流的名家。邹至庄的数学，比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卢卡斯（Lucas），萨金特（Sargent）漂亮的多。卢卡斯用递推动态规划算了好几页才得到的结论，他几行就用数学标准的拉格朗日方法解出来了。他把理性预期理论最著名的例子，包括卢卡斯模型和萨金特模型，都重新解了一遍。
可惜邹至庄和张五常一样，没有再进一步，挑战主流派的长期均衡的出发点。这也是弗里德曼（1953）法玛（1970）发明有效市场的共同出发点。
我的理解，邹至庄和贝尔曼的数学结论虽然一样，解释完全不同。因为贝尔曼方程假设未来（长期均衡）已知，倒推回现在通往未来的轨迹。拉格朗日法是标准的物理学，假设过去的初始条件已知，预测未来。这就留下余地，如果加上非线性项，混沌解就可能产生。这是我们所期待的。（邹至庄自己没有走这样远，因为他还是在计量经济学的规范之内）。
邹至庄1993年的原始论文发表在他自己曾主编的杂志上。1997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专著，改标题为《动态经济学：拉格朗日的优化方法》。
不知就里的读者，以为只是一个数学方法的改进，还放在不引人注意的副标题里。革命的对象&贝尔曼方程&根本就不出现了！
如果是物理学，新的更好的数学方法出现，就会更新教课书。典型的例子是量子力学。波尔和海森堡最早的量子力学模型只在思想史上重要，解方程只用后来薛定谔的波动方程，或是狄拉克的算符，不会只教老祖宗的原始模型。
经济学就不是。
直到如今，所有主流教科书都是教卢卡斯、萨金特数学过了时的所谓经典，没有几个人了解邹至庄的工作，尽管他在次主流杂志有论文和主流出版社有专著，但是我查了一下，没有书评。这是典型的美国的&思想市场&。再好的工作，没有主流的大款评论家捧场促销，一般读者，即使是专业经济学家，也是和证券分析师一样，不敢冒逆流的风险，随大流是保地位的安全之道。这是典型的学术上的&羊群行为&，是学术非理性和泡沫的起源。
自然科学能大发展，你得知道物理学、生物学，和经济学的&文化&完全不同。科学研究挑战权威才能成名，经济学追随权威才能有生存空间。动摇科学旧权威的是新的数学方法和实验，动摇经济学旧权威的主要是历史事件，新的数学方法能否接受，还在历史潮流之后。
拉格朗日方法至今还湮没无闻，混沌一度成为热点，但是在主流长期保持沉默之后，年青人也不敢跟进，就进不了主流。但是没有被忘记。因为自然科学越来越火。新古典经济学自称要学物理学，连科斯也用物理做比喻。这是我们还能立足的原因。
也是我们承认经济学至少是前科学。因为大家都赞成用数学语言定量描写观察到的现象。
否则经济学还是哲学和历史的范畴。假如经济学家这样的髙知识群体，没有几个是真正独立思考的&理性人&，市场上的股民如何能同时做出独立判断，优化定价呢？
这是行为经济学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论据。我还有更进一步的论据，以后再讨论。
茅于轼是自己独立发现优化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解，比从教科书上学优化理论深刻的多。茅于轼如果1950年代就在国外研究，比如留学苏联，必定爆的大名。
要知道经济学的优化方法，发明最早，数学最严格的不是美国人，是苏联数学家庞特里亚金，平衡态统计力学的基础数学是柯尔莫果洛夫。康托洛维奇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如果优化理论正确，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等价的，因为优化要求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中央计划者。这是为什么相信市场万能的休克疗法的设计者，都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不是自下而上的分权实验。
谢谢茅于轼，希望我们的对话能听到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的意见。
八、茅于轼：中国经验和经济学的现实问题（10月31日）
陈平，你好
谢谢你介绍邹至庄的工作。不过我现在对动态最优已经没有兴趣了。数学也有二十年不碰了。我现在关心的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又回到斯密的年代。斯密并没有解决当时他自己提出的问题。比如财富是如何创造的。他的回答还是劳动创造了财富。
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穷国，他们能不能学中国的经验致富？我眼看着委内瑞拉越搞越糟糕，他们想致富可是方向错了。他们让士兵接管超市，接管工厂。认为干活就能创造财富，也就是劳动价值论。
中国的经验是什么？赚钱就是财富的创造，前提是&钱能够买到一切商品&，实际上就是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说的就是钱能够买到一切商品。
我也研究金融业如何创造财富。他们所赚的钱是不是他们创造的，还是剥削别人的。如果他们创造了财富，他们为社会做了什么贡献？我发现这些重大问题对当政者还没有想清楚。所以才有&金融业要支持实体经济&的片面性理论。
投机是不是创造财富也是许多人没有想清楚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改革开始时认定投机是剥削，是犯罪。据说还枪毙过人，因为他们发的财太大了，罪恶太深重了。
当前中国的紧迫问题是为资本主义正名。否认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这都涉及到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不是动态优化问题。
我在北京创办了一个&人文经济学会&，目的就是普及经济学。用我的学说来解释经济学。
再回到动态最优说几句。Bellman的方法和变分法的方法都是终点已定条件下求最优径路。如果终点未定，就要用完全不同的方法。这里先要解决终点的最优选择问题。好像你研究的问题跟这一类问题有关。我用的方法实际上是Lagrange方法的动态化。我推出了一个数值计算的方法求解最优径路。比如飞机从甲地飞到乙地，经过的高度，空气密度，温度，气流方向都不同。发动机的效率也不同意。如何选择最能节省燃料的径路，可以用我的方法求出数值解。在每一时刻飞机应该在什么地方，用多大的功率飞行等等。
实际上我完全脱离了国际的学术界，只关心国内的现实问题。二者不能兼顾，我还是选择国内的经济改革问题作为研究的对象。
九、陈平：一切有待展开（11月3日）
同意茅于轼意见。邹至庄的数学太深。不适合在网上讨论。
茅于轼讨论的价格，投机，食利问题，是新古典的核心问题。我们放到孙涤的分配问题一起讨论。
委内瑞拉我没去过。我去过巴西，见过阿根廷的财政部长。拉美的问题是个好题目。
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中低收入陷阱，主要是依据拉美问题来的。可以和中国问题一起讨论。
转型问题，中国可以和苏东比较，发展问题，中国可以和拉美比较。
茅于轼有时间可以展开一下。你的文章都像是格言警句，我学不来你的文风。我讨论问题都是先想经验例子，再分类，再对比不同类的代表理论。最后才去想政策和应用问题。
所以每次你提一个问题，我的答案总是一长串案例和文献。我的学生经常抱怨信息量太大，但是我养成习惯了，改不了。
真是对不起。
谢谢茅于轼。
【本期讨论者简介】
孙涤，1979年跳级考入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院。1984年就读奥斯汀德州大学商学院；1988年获管理学博士学位。1995年越级晋升为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终身正教授。1997年当选为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分校商学院信息管理系系主任，并任上海交通大学顾问教授（1993年）、上海财经大学兼任教授（2002年），在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南京大学等兼任教授。1999年起任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总经理、战略规划委员会首席顾问。2005年起任深圳发展银行的首席信息官。
茅于轼，1929年生，经济学者。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93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任所长。代表作有《择优分配原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等。2012年3月，茅于轼获得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
陈禹，原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现已退休。196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在中学教数学多年。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信息管理系，攻读计算机应用硕士学位。1981年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2009年退休。由于工作中大量接触经济管理实际工作，对于系统科学、经济科学、复杂性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参加了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多年来的活动。代表著作有《信息系统的分析与设计》（1986）、《信息经济学教程》（1998）、《关于系统的对话》（1989）等。
陈平，自号&眉山剑客&，别号&寂寞求错&。1968年毕业于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1987年获得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物理学博士。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退休教授。现任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复杂系统和演化经济学。北大网页：，北大邮箱：，观察网专栏：。
（进一步讨论将在下一期刊登）
责任编辑：余亮 张苗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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