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门战役唯一逃回来的战士：用两个篮球游回大陆
金门战役唯一逃回来的战士：用两个篮球游回大陆
金门战役唯一逃回来的战士：用两个篮球游回大陆
(本文章为萨沙原创）
日，解放军9000多人渡海发动了金门战役。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孤立无援的解放军面对数倍国军，全军覆没，被俘4000多人。被俘的这几千人不是去了台湾，就是最后被遣返回大陆。其中有一个战士却非常特殊，他是自己回到大陆的，竟然还是抱着两个篮球从金门游了回去。听萨沙说一说吧。
这个战士叫做胡清河，是山东人，251团二营的卫生兵。胡清河被俘时只有19岁，却已经是参加过3年作战的老兵了。他是家里的独子，在1946年刚刚16岁时候，就主动参加解放军，开始了军旅生涯。
胡清河参加了包括孟良崮战役在内的70多次战斗，曾经11次遇险，负伤4次。胡清河获得多次战功，包括1次一等功，在1947年参加了共产党。
金门战役则不同，敌众我寡，弹尽援绝，岛上到处是国军。胡清河和200多战友被包围在摊头狭窄的区域，无法抵抗，只得投降。胡清河是卫生兵，没有武器，腿部还负伤了。被俘以后，胡清河曾憧憬自己的部队很快会解放金门，到时候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等了几个月，对岸毫无动静。
而国军害怕这些战俘逃亡，将4000多人大部分运回了台湾。
胡清河的运气很好，作为有技能的卫生兵，他成为军医的助理，留在了金门。胡清河思乡心切，每时每刻都在计划逃回去。
金门距离大陆距离倒是不太远，只有几公里。但胡清河从没有在海里面游过泳，只在老家小河沟里面扑腾过。面对波浪汹涌的海洋，胡清河没有把握游回去，必须依靠漂浮物。
自然，国军也不是弱智。他们知道这些解放军战俘靠不住，对他们看管极为严格。
胡清河回忆：金门国军对官兵偷渡返大陆防范极严，所有能作漂浮的用品，如木板之类，都收藏得干干净净。连火房做饭的木柴也严加看管，还编上号。
这怎么办呢？胡清河一度灰心丧气。
很快，聪明的胡清河发现了一个好东西，绝对能够帮助他游回去，这就是篮球。
胡清河回忆：一次我在篮球场上看别人打球，突然想到，篮球可以作救生圈使用，就设法打篮球的主意。那时国军也想到了这点，对篮球看管很严格，采取“连环保法”。也就是每连两个篮球，由两个班共同保管，5天轮换一次。球丢了，要追究两个班的责任。一个男人泅渡靠一个球是不够的，有两个才行。
自然，有了篮球也不行，还要掌握金门的潮汐变化。金门一个老百姓告诉他潮汐的规律。胡清河仔细观察很久，终于有了把握。
胡清河回忆：金门湾五天一小潮，十天一大潮，初一小潮，十五大潮。泅渡的时机当然以涨大潮为最好，因为涨大潮时海水把沙滩都淹没了，一直涨到岸边，只要从岸边跳下水，即可开始泅渡，不易被发现，如果是小潮或退潮，就在沙滩上跑一段路，暴露的可能性就大一些。
一切准备完毕，胡清河终于行动了：我恨不得立即走，但时机总是不对。一个姓徐的战友逃走后被抓回来，被国军抓住处决了。我一直挨到日，终于等到了机会。那天是涨大潮的日子，又恰好轮到我们连保管篮球。于是中午时分，趁那两个班不在宿舍的时机，悄悄进屋把那个篮球放了气，取出球胆，又把球壳撑圆，放回原处。从中午到晚上，这段时间一般没人打球，球胆丢了不易被发现。回到班里，也依法炮制，取出另一个球胆，然后把两个球胆和绷带贴在腹部，外面用腰带勒紧。国军的腰带宽，别人看不出腰部藏着什么东西。
胡清河又回忆：这一切工作准备好，开晚饭时，我趁别人忙着吃饭的混乱时机，假装要去大便，悄悄离开营区。我顺着一条早已察看好的小沟，猫着腰迅速地冲到海边。此刻，海水已经涨满了沙滩。机不可失，我解下腰带，把两个球胆吹鼓，系在旧带的两头。随后又把衣服帽子都脱下扔了，只剩下短裤。我把绷带绑在赤裸裸的胸前，就向海水深处趟去。一会儿，两个球胆就像救生圈一样把我托在水面，顺着开始退潮的海水，向远处漂去。这天天气挺好，风也不大，大约游了两里多路，回头望望，快看不清岸边了，才松了一口气，就在这时，在头顶上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急促而沉重。我顿时心头一沉，马上意识到，国军已经发现我逃跑了，而且知道我的去向。如果他们用快艇追来，那我就完了。这样一想，我就拼出全身力气。向自认为大嶝的方向猛游。不过，显然国军并不知道他在哪里，这阵射击是乱射。
12小时后，筋疲力尽的胡清河终于游到了大陆。他回忆：第二天拂晓，经过12小时的漂游，终于游到了大陆海岸。因为天未大亮，海滩上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这时我已筋疲力竭，倒在了沙滩上……大约过了一小时，我感到肚子饿得难受，就又爬起来向前走。这时离岸不远的一个地堡内的哨兵发现了我，大喊一声：“谁？干什么的？”用枪对准了我。我连忙回答：“别开枪，我是28军84师的”哨兵显然不相信我的话。我当时身上只穿一条短裤，手中还提着两个球胆，哨兵以为是爆炸物，不敢靠近，命令我扔到地上。球胆在地上蹦哒了几下，他们这才放心。很快，这个单位的连长出来了，他拉着我的手说：“同志，你受苦了！”他这句话引出了我一大串泪水。
作为唯一游回来的战士，胡清河做梦也没想到以后发生的事情。
胡清河被审查了3个月，没有发现变节证据和特务嫌疑。即便如此，他仍然被开除军籍，留党察看。胡清河回到家乡镇上一个卫生所，担任普通卫生员，一干就是30年。
文革期间，他被当做间谍、特务、叛徒遭到批斗，开除公职。直到1985年，胡清河才被平反，恢复了党籍。
即便如此，胡老之前每个月退休工资不过几百元，生活非常清贫。看到那些从台湾回来的战友（在金门被俘的解放军战俘，选择去了台湾）穿金戴银，还被政府尊称为台湾同胞，胡清河有些心里不平衡。
不过，每当有人问胡清河是不是后悔回来，他却斩钉截铁的回答：不后悔！比起那些战死在金门的战友们，我娶了媳妇又生了孩子，已经很好了。金门战役幸存者
每当看到网上或是电视中讲到有关65年前的金门战役，那场恶仗那场失利。心中总不免阵阵的隐痛。1949年的金门战役，到底发生了什么？知情者能活到现在的恐怕不多了。作为幸存者，我只想说：请记住那段历史，尊重那段历史！---（右侧图像：上为难友夏克昌左为周洋右李达夫。摄于1951年春）
&&&&&&&&&&&&&&真相1：内湖集中营&
在一些有关49年金门战役失利的文章中，都会提及“台北内湖集中营”，我也曾参加此次战斗，并被俘，关押于此。特向大家介绍一些真实的集中营情况。以纠正那些不实的报道。
49年10月金门战役失利后，被俘人员中，凡年轻一些的人员又没受伤的，就地补入当地国民党军中，而大部分则用登陆艇分批运至台湾（大都是伤员）。据说，分别关押在十个地方。而在战场上被指认出是排以上干部则被关押在内湖集中营。而该营对外挂牌为“内湖军官新生营”。
内湖集中营是台北郊区匆忙把一所小学改造而成的，它只有前后两排低矮的小教室，每排约四间小屋。在教室外的廊柱上用铁丝网连起来，只留下两个出口，供被俘人员分别出入。教室外有一片空地，供吃饭和听教官授大课所用。而空地四周用多层铁丝网包括“人”字形的大铁丝网包围着。后来又竖起一道一人多高的竹篱笆墙，使被俘人员看不到外面
&&管理人员和军队全在铁丝网外面活动，岗哨很稠密，而且绝不准许进入铁丝网内，更不许与被俘人员说话，教官和管理队长是通过一道铁丝网门进内。
&&开始阶段营内关押着约一百余人，分成五个小队，每队约二三十人，分别关押在各小教室内桌椅早已搬走，地上铺着很厚的一层稻草，所有的人每天均坐在稻草上“反省”，晚上就睡在稻草上，三人一床垫，据说是日本人当年留下的。床垫只能横着盖着肚子，头脚只能露在外面。
由于天天坐在稻草上不久就压成了碎末，虱子横行。集中营弄来了一些六六六粉，倒灌在每个人身上和裤子里。集中营里没有医务室，有病只能自己扛着，如果有人伤口复发，只能靠被俘人员用盐水冲洗伤口。
集中营里没有自来水，在第二排的屋后，由铁丝网围着一块稻田的水沟，有一股水流过，每天清晨在军人铁丝网外监视下，以队为单位，分批在此洗漱。但被俘人员是没有牙刷毛巾的，就只能用手和手指来代替。正因为没水一年多关押期间，我从没洗过澡，只能期盼下雨天。
集中营里只有一个很小的厕所，也是分批去上，大家没有草纸只能在解大手时抓一把地上的稻草代劳。其后有台北美国新闻处来营内放一些宣传美国生活方式新闻片，同时还带来一批宣传资料。这些纸质材料就成了大家的抢手货。新闻处还以为大家有兴趣，就在以后的放映纪录片时带更多的宣传材料，这多少满足了大家的需求。
天气逐渐炎热起来，集中营进行了一些改造，在每间教室内用木板搭建了两层的通铺。白天让所有战俘在底层接受训话和所谓的“反省”晚上在分散上下铺睡觉。这种结构酷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
集中营的伙食一天两顿，用箩筐装着，外加一桶咸菜汤，晴天在小操场内吃，雨天则在小过道蹲着吃，但是从没有吃饱过。对于抢饭，大家都司空见惯了。由于吃不饱饭，导致营养不良，以至于有些人都患上了肌肉神经痛，夜晚无法入睡，只能在屋里走来走去，以减轻腿部疼痛。
内湖集中营关押的人员总数还不到二百人，日，集中营内约一半人和同一天从其他关押点调转来的数百人进行了第一次遣返大陆活动。此时集中营内还剩下一百余战俘，据称这些人是“表现不好”者。没过几天，又从这些人中选取30余“顽固分子”带离集中营。剩余的人全部集中在第一排平房中。而第二排平房正则关押一批当地的激进分子。
日，集中营内所有的战俘和从其他关押点转来的人进行了第二次遣返大陆活动。当时的管理教官声称内湖集中营不久将撤销，新的关押点将定为火烧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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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2：飞机脱逃事件
每当从网上和电视中看到有关65年前（49年10月24日）金门战役失利的文章和报道之后，总会感到心中阵阵隐痛，因为我也是参加这次战役的人员之一，并在战斗中负伤后被俘（现为三等残废军人）。押至台湾内湖集中营。1950年12月遣返大陆。
六十五年过去了，当年15岁的我，也已80岁了。恐怕今天仍健在的难友也所剩无几.
&&多年来我很少与人谈及被俘之事，因它与“耻辱”二字是同意语，很多回归的难友背着战俘之名，遭受了各种不幸的境遇，好在83年中办发了74号文件，为金门战役回归战俘落实了政策。虽说这一政策来的晚了一些，但对仍健在的人和家庭是一种解脱和安慰。而那些已逝去的难友和家庭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我不想在这里讲述金门战役失利原因和经过，以及集中营里所受到的迫害，在从乐天、邢志远二人所主编的《回顾金门登陆战》一书中已有较详尽记述；我也不准备讲述我个人的被俘情况，以及回归后的几十年的生活经历。我要讲述的是一件与金门战役毫无关联的重大事件，一架飞机脱逃真相。
近来在网上看到一些有关西北野战军有一架飞机脱逃的不实报道和有关洪亮潘国杰以及大胡子连长被俘传言。甚至说大胡子连长驾驶一架小飞机劫持了洪亮和潘国杰二人去了台湾。
由于在内湖集中营里我和洪亮、潘国杰比较接近，并得到他们的信任。所以洪亮对我讲述过飞机脱逃的真实经过。现凭记忆整理出来以证视听，还原历史真相。
49年秋，西北野战军取得巨大胜利，国民党军大败退。蒋介石特派一架飞机去西北接三马军阀之一的马洪滨（马步芳和马洪奎已逃跑）由于马部已起义，所以飞机降落后就被我十九兵团接管了。
当时机上有五个乘员，事后才知道该机的正驾驶是国民党空军头头毛帮初的儿子。
&兵团就派司令部作战参谋洪亮同志负责接待安排这五个机组成员的生活，并给予较高的待遇。由于此时连日阴雨，隐蔽飞机处是泥土地，机轮有些下陷，于是这些飞行员提出应把飞机拖到较硬的跑道上。洪亮不知这是他们策划的阴谋，竟然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当时机场有一个北平和平起义，原傅作义部的高炮连防守，于是洪亮就命令战士把飞机推拉到飞机跑道上。许多战士也爬上飞机好奇的四处观望，此时飞机驾驶员又提出人太多，飞机轮子还会下陷，毫无警惕的洪亮，又中了他们的诡计，把机上的战士全赶了下去，此时，机上只剩下了他、潘国杰和大胡子连长三人。
&&冲昏头脑的洪亮得意的坐在付驾驶座上，这时正驾驶又提出发动一下飞机，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完全丧失警惕的洪亮居然同意了。猛然间飞机开始滑行，直到这时洪亮才意识到形势不对，急忙去掏枪，但为时已晚，被两个飞机乘员按在了椅子上。在这之前他们在后舱已下了大胡子连长的枪，潘国杰没带武器。两人被他们控制。就这样飞机被劫持并押着被俘的洪亮潘国杰和大胡子连长飞到了当时尚未解放的成都。（据说当时成都的报纸电台大肆吹嘘了一番）
&&四川解放前，他们三人被转移到台湾。大约在1950年初。他们又从被关押的监狱转至内湖集中营，这就是西北战场一架飞机脱逃的真实经过。
同样在一些网上对洪亮和潘国杰的身份也有各种不实的猜测，甚至称洪亮是个懂多国语言的神秘人物等等······
由于在集中营里与他俩接近较多，并得到了他们的信任，所以我对他们的情况稍有了一些了解，出于对他们的怀念和崇敬，特对各种不实的谣传给予纠正，还原历史真相。
洪亮同志，又名刘严，北京人，他之所以懂得外语，是因为解放前就读于北京的辅仁大学（天主教会所办）他是地下党员，据说他母亲也是党员。
被俘后国民党对他自称是管理参谋一直怀疑，不断追查。但脱逃飞机上的几个乘员们也只知道他是参谋，至于是什么参谋就说不清。同时被俘的大胡子连长因不是一个部队，也不知道他的职
务。潘国杰则坚称他是管理参谋。而集中营里其它被俘人员也不了解他们。就这样直到他被带走被杀害，也不知道他是兵团作战参谋真实身份。
也许是因为文化层次差别，在战俘营里，洪亮总有点与众不同突出的特殊感觉。他经常与所谓的教官公开辩论，如一次关于三民主义问题时，他就公开站出来说:“是你们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就被你们背叛了。”记得大约在1950年6月，集中营搞过一次全体战俘个别甄别，提出一些问题让你直接回答，如是蒋介石好，还是毛泽东好？是苏联军队好还是美国军队好等问题。当时我回答的是毛泽东好，因为他把土地分给了穷人，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苏联军队我没见过，倒是我在上海看见过很多美国军舰以及很多美国兵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甚至还强奸了中国女大学生即沈崇事件······甄别结束后，集中营政训队长在全队面前指责是洪亮教唆了我，教坏了我。
这时洪亮同志站起来反驳：“你们怎么有脸说出口？有人在背后控制他？连一个小孩都没有办法，说明了是你们政治上的无能!”说完之后，洪亮用命令的口吻说：“拿支烟来！”哪个姓赖的政训教官只得乖乖的拿出一支烟来给洪亮，然后在大家的嘲笑声中狼狈的跑了。这次冲突成为了集中营内对敌政训官的笑柄。
实际上私下里他非常内疚和痛苦，是他的错误和麻痹才造成飞机的脱逃，他曾对我说：“我无脸回去、我对不起组织只能以死来证明一切，一定要让潘国杰能活着回去，向组织说明真相。自己也就死而无憾了。’&
在网上有人称洪亮是个神秘人物，但在集中营里真正的神秘人物是潘国杰，他的真实身份是十九兵团司令部的机要参谋。他与洪亮是好朋友，是洪亮约他上的飞机，不幸同时被俘。飞机上驾驶员都不认识他，就连一起被俘的大胡子连长也从没见过他，也就不知他是什么职务了。正因为如此，被俘后洪亮和潘国杰统一口径、声称潘国杰是新参军不久的学生、是文化教员。
&潘国杰本人皮肤较白，个子高高的，一付书生相，在集中营里他少言寡语，除与个别值得信任的人之外，很少与人接触交谈。很多被关押的同志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实际上他是集中营秘密党组织领导，曾秘密策划过暴动的活动······。
&&至于那位在一些网上文章中提到的大胡子连长，此人个子比较矮小，但长了一脸&絡腮胡子，故被称为大胡子。在集中营里总是讨好管理教官，自称起义完全被迫的，并成了卧底，经常向管理人员打小报告，以取得欢心。在集中营里大家对他都避让三分。他也曾表忠心愿意继续为国民党服务。但最后国民党没有要他，还是把他遣返回大陆。&&&&&&&
&1950年7月国民党对战俘进行了第一批遣返，潘国杰在洪亮同志保护下以文化教员身份被遣返。大胡子连长也在其中。我和洪亮以及其它约一百余人仍关在内湖集中营。大约半月之后，战俘被集中点名带走了三十余人，均是所谓最顽固分子。洪亮和最早知道我真实身份的老乡蓝培伦他是六十一师炮营教导员也在其中。被带走的这些人和其它金门被俘的几位团一级干部均被国民党杀害了。
（潘国杰在南京审查时寄给我的照片）&&&&&&&&&&&&&&&&&&
&&&&&&&&&&&&&&&&&&&&&&&&后续
我是50年12月第二批被遣返回大陆福建。当时第一批回来的潘国杰仍在南京接受审查时我和他通过一次信，他还寄了一张照片給我，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不知他之后命运如何、现在是否还健在？他是我多年来所掛念的人之一。至于逝去的洪亮，65年来他一直是我心中最崇敬的人。
&&&&&&&&&&&&&&&&&&&&&&&&&&&&&&金门战役幸存者夏克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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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3：我的战俘经历
&& 一、要求上前线
1949年7月，我随十兵团文工团进军福建，部队到达建瓯时，文工团领导通知我与另外3人到兵团司令部七科报道。当我到达之后才知道七科将开办一个无线电报务员班，而我们几个就是学员。
因当时我军内无线电报务员大多是原国民党军内解放过来的报务员，同时形势的发展也急需一批新人加以补充。故决定从部队里抽调一些年纪轻、又有一点文化的人加以培养，当时我十五岁又上过半年初中，正符合这个条件。
大约九月初培训班在泉州逐渐来了十几个年纪都在二十岁左右的战士，其中有一个来自作战部队82师244团小电话员，听他讲了不少该部队在解放战争中各战场的作战经历和经过。这对于我一心想参加真正战斗、感受战场气氛具有极大吸引力。
&我从小生长在抗日根据地苏皖边区而且也经历过日军扫荡和46年国民党重点进攻时的战场氛围，所以特别向往去前线参加真正的战斗。
这时福建只剩下厦门和金门两个岛屿没解放如果我错过了，就没有参战的机会了。于是我再三向七科领导要求上前线。在我不停地要求下，领导终于同意了我的请求。他的意见是等战斗结束后再回培训班继续学习。
&&我到82师报到后，以见习报务员身份给一位姓徐的报务员当助手。该报务员名字我已忘记但他对我这个什么也不懂的孩子却很热情还抽空向我讲解电台使用方法。他是淮海战役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报务员。
到后第二天正赶上攻打厦门，当晚在师部电台上能听到敌电台呼救和增援的呼叫。我记得当时在场的82师钟师长说了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登陆就是胜利。"&事后看来这就给金门战役失利埋下了伏笔--“轻敌”！&
其后，电台配属给244团，另抽调十名战士负责搬运，架设和手摇发电机的任务。并由团姓程的作战参谋负责我们的活动和生活。
团部进驻莲河这一天国名党的B-29轰炸机对大嶝岛开始了狂轰烂炸。第二天我们渡海到了大嶝岛，又看见了B-29轰炸机对莲河进行了饱和轰炸，过了两天，当我们从大嶝岛返回莲河时才发现原先团部所在地已经被炸成了一片废墟，我们总算逃过了一劫。
&&&&二、渡海上战场
24日晚，电台登上了团指挥所的船，这是进攻船中最大的一条木帆船，全船近八十余人，团部还有一位当地游击队的小伙子，充当语言翻译。电台跟随团长在一起。船航行了一段时间后，因团长命令禁声，所以大家都避免发出声响。大约在凌晨四点左右，有战士报告，一营被敌人发现，团长命令发信号弹，要求我方大炮开火这时从大嶝岛和莲河一线，我方大炮开始向金门轰击，岛上也向我方进攻的木船开火。此时的我兴奋不已，心跳也开始加速，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么激烈的战斗气氛。
第二次信号弹后，我方炮火开始延伸，我们乘坐的是最大的木船，因此在敌方的探照灯的指引下，成了敌人重点打击的目标，人员开始大量的伤亡，有战士报告，咱们的程参谋牺牲了。这时团长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程参谋他牺牲的光荣”。我站在船舱口，突然感到被人推了一下，然后倒地，可一点也感觉不到疼。却听到旁边有人说：“啊！你受伤了，快下到船舱底去！”我顺梯滚了下去，这才发现舱里躺着很多伤员，二个卫生员用手电照着给我包扎，这时我看到右腹部有巴掌大的一块血迹，左裤腿却被血染成大半条裤子。包扎好后卫生员安慰我没什么关系。就在这时有人喊道“我是共产党员重伤不哭”。&
不久船靠了岸，报务员找到了我，问我“是留在船上待涨潮后回后方、还是立马上岸？”当时我觉得还没感受到真正战斗就回去太划不着，就回答“我不回去我要上岸！”于是徐报务员背着我沿搭好的船板上了岸。上岸后徐指着前方一个隐约可见高坡上碉堡说团指挥所就设在那儿，我要去架电台了，你自己爬上来吧，他放下我就走了。幸亏我上岸没留在船上，到了天亮国民党飞机和军舰对海滩上的船进行了饱和轰炸和炮击，把搁浅的船全部炸毁。那些没下船的伤员全部牺牲在船上和海里。
&&在一片黑暗和激烈地枪炮声中，我开始慢慢的向约一百余米处高坡爬去，碉堡已隐约可见，约爬了一半感到全身无力，停下休息却昏睡了过去。一阵激烈地枪声把我警醒，我发现太阳已经升的很高了，在我左手边约两百米处，敌人正向我们射击子弹在我躺着的沙坡上打得噗噗作响。于是我加快了速度爬向高处碉堡。到达后报务员发现我还活着，就把我安排在碉堡门口的壕沟里。这时听到摇发电机的战士说,实在摇不动了。事后才知道十名服务电台战士已有七人伤亡。这时我才发现壕沟里已躺满了伤员
&&过后不久，我就听人说，坦克来了，准备手榴弹！此时坦克
开始炮击碉堡，突然我感觉有一个东西打在了我的眼睛上方，我用手一摸，发现肿了一个包，原来是炮弹打碎的一小块石头蹦在了我的眉骨上。这时不断有人在催促，团长你快走，敌人上来了！突然，敌人把一颗手榴弹丢进了战壕里掉在了躺在我右边的司号长的旁边，司号长牺牲了，我却没有负伤是他帮我挡住了手榴弹的弹片。
&&三、被俘
&&&&很快，敌人上来了，所有的人被押坐在一个圈子内，我和团部乔参谋，徐报务员等约三十余人一起被俘。其中半数以上是伤员，就这样，我成了金门战役最早被俘的人员。事后了解当时的作战部署是部队登陆后要向前穿插，而团部只有一个排左右的兵力在坚守。其他部队都在前方远处，面对四辆坦克的进攻，因为没有火箭筒，手榴弹根本不管用，导致毫无抵抗能力，敌人上来了，被迫无奈，团长只有带着几个人向251团登陆点撤逃。后在集中营听团长的警卫员小崔说，在撤退时，他负了伤，昏了过去，又听说团长也在不久后不幸负伤被俘。
& 244团是最早失去电台和指挥的一个作战单位！
被俘时我和徐报务员挨在一起，他告诉我：“电台已经被我烧坏了，我口袋里还有密码本，拿出来把它埋了。”我趁敌人不注意，快速扒开地上的沙子，把密码本埋了进去。同时我俩还商量如果敌人问起，就说译电员牺牲了（在这以后的多次审问、讯查中我都坚称译电员牺牲了）。
&&过后不久未负伤的人被带走，我则找了一根树枝忍痛和其它伤员被押至一居民院内躺在地上，在此呆了近2天，只喝过一次水没有任何食物。然后我们被押着朝东边海岸、途中正好遇见一队约三十人左右队伍经过，徐报务员也在其中，他也发现了我，就和押送人员商议让我加入他们队伍，经同意后我就成了他们队伍成员。原来这是一队被指认出来被俘的干部队伍。
&&在海边又呆了一天，我们被带上一条登陆艇上，在艇上又等了一天，待人员装满后才开船。在船上敌人曾送来一筐饭，当吃到嘴里后才感觉又咸又苦。原来是用海水烧的饭，即使这样我还是抓了一把吃了，实在太饿了。随后战俘们集体向敌人强烈抗议。
船到基隆港，我们这些被俘人员被带至岸上，我和干部战俘押在一起，就在岸边呆了三天左右，这时有台湾人送来一点水和饭给我们。可我已经吃不下饭了、感到腹部特疼，因我腹部和腿部的伤都是盲管伤，同行的卫生被俘人员说可能是弹片留在腹内，可能活不长了。由于疼痛的厉害，敌人就把我和几个负伤的干部用车拉到台北附近一个军队系统仓库里。这里已经有近二百伤员。这里属于所谓“雄狮部队”卫生营，由他们配医务人员给伤员治伤。大家都并排睡在稻草上，我被安排在第一班也就是干部班，记得有253团9连连长，和246团一个付连长记得他的名字叫冯金龄。
&&&&四、小顽固&&&&&&&&&&
&&到达之后，每个人都照了相，并由几个审讯人员进行审问。如姓名、职务，还提出些问提如团长、译电员在何处？我则回答他们都牺牲了。等过两天表格拿来让每个人按手印，我被表格上的自己照片吓住了，一个多星期没洗过脸、没好好吃过一顿饭、骨瘦如柴、皮包骨头，活象个木乃伊。
&&大家并排一个挨一个睡在稻草上，三个人一条床垫，只能盖着肚子。每隔四五天来换一次药，由四五个军人卫生员来进行。由于换药迟缓、加上伤员多，空气中有一股较强的臭气。有一天我去上厕所、立马感到有一股水流&顺腿而下、解开裤子一看，原来是伤口化脓流出的是脓水。记得有一个感染破伤风的伤员，哭喊着想喝水，但就是紧咬牙关张不开嘴，没几天就去世了。
&&大约半个月左右，由几个军人押着徐报务员和另一个人沿着躺在地上伤员面前经过，走到我面前时我们打了招呼，他向押解人员说我是见习报务员。我问他现在找什么人？他说是指认译电员。待走完全部伤员所在地之后无获而去。。第二天有一个伤员悄悄地来到我面前，问我怎么认识的徐报务员，我告诉了他。他则说他是246团电台译电员，徐报务员没有指认揭发他，而是假装不认识，真是好样的！我问他审问时他报的什么职务？他说冒称是原国民党士兵被解放后才参加解放军。&当时解放军里有半数以上的人为解放成份.&&我没问他姓名也没有过多接触,其实他就躺在我不远地方,只是用眼睛交流而已.
一段时间后,身体有些恢复,精神也好了些,于是我开始唱起歌来,后来逐渐大唱起来，如“东方红”、“你是灯塔”、“国际歌”、“解放军进行曲”、“白毛女”、“赤叶河”插曲等，即愉悦了死气沉沉被俘人员，也使他们感到紧张。
我的行为使敌人的政工人员非常气愤，对我进行口头警告，给我戴上“小顽固”的帽子。但当他们离开后我还是继续唱。这一下激怒了他们，于是对我进行惩罚——一天不给饭吃，让我离开干部班，搬到仓库最后边。这里全是濒临死亡的重伤员。他们大都无法行动，所以空气中充满了大小便与伤口发炎混合气味。我被安排与一位头部负伤的重伤员睡一条被子。第二天当我醒来时，他已不在人世，原来我与已去世的人睡在一起！但我真的一点都不怕，更不感到遗憾，也不以为然。&
&&大约一个多月后，我与几个伤已康复的干部一起，被押往“内湖集中营”。卫生营离内湖不太远，我们是步行去的&。&&&&&&
一到内湖集中营就看到大门上横写着几个大字“内湖军官新生营”这里关押着一百多个战俘。入营后那些在登陆艇上同船的战俘看到我拐着一根棍走进战俘营时、都感到意外、但也很高兴，没想到我闯过死亡关、居然还活着！
一进集中营，那些政训管理人员就把我这个“小顽固”分在第二排的五队，这里是被认为最顽固的人所在的队。约二十余人。
第二天就把我带到前排一队教室内，并从二队调来了一些约四十余人、对我进行集体审问追查。在这之前集中营所有战俘都要在队前、讲述自己身世、职务、经历····进行过关式的审查。少数不坚定者会帮助敌人追问你的过去。我因为到这个部队没几天，所有的人都不认识我、更不了解我、这就给了我机会。我编了一个假身份说：我父亲是在一个饭店当厨师，地址是上海永康路，我有个哥哥在上海是个面包工人。我是上海齐鲁中学初一学生。上海解放后参了军，先是在十兵团文工团，后调入七科学报务，但只上了一课，就来到部队，参加了金门战役，译电员在此战役中牺牲了。（当时徐报务员也被关在内湖），虽然敌人也想从我这儿多了解些情况，但无从着手，而部分意志不坚定者也不知该追查什么，提不出异议。最后只经过不到两小时审查，就草草了事收场。
&&&平时战俘就是坐在屋里“反省”，地上铺着稻草，晚上也睡在稻草上。有一天一个人挪到我的身边，悄悄地问我认不认识夏克敬？（她是我姐姐）当时我吓了一跳，紧张起来，随即回答：“我不认识。”过后我慢慢地了解到：他叫蓝培伦，老家是邳县，我们是老乡。随后我们接触多了，聊的逐渐深入，他和我姐姐原先是一个部队，而且前不久还和我二哥夏克忠在军教导队一起，他是学员，而我二哥是医务室医生。他是二十一军六十一师炮营教导员。说起他的被俘经历，反映出当时在海空方面我军的弱势。当时在浙江沿海舟山仍然在敌人的控制之下，我们只有木船，而且白天又怕国民党飞机，只能夜晚航行，这时靠近舟山不远的桃花岛已经解放。有一晚，他们有十几个人乘船由大陆去桃花岛，不料在中途遭早已埋伏在礁石后的舟山岛派来的小炮艇伏击，木船敌不过炮艇，就这样他被俘了。被俘后他表现的很顽强，故被敌人认定为“顽固分子”，所以被分配到了五队。这样他是集中营内第一个知道我家庭和我真实身份的人。
&&&其后不久，集中营又关进了一个二十一军卫生部付部长李达夫，他和蓝培伦一样是木船去桃花岛途中、遭国民党潜伏的炮艇袭击而被俘。在同船被俘人员中只知道他是六十一师卫生处长，实际上他的部长任命才刚内部宣布，其他人不清楚，这样在集中营敌人自始至终只知道他是处长。我和他较接近，最终也是一起同船遣返。&
&&&轰动集中营事件是有一天，押送来三个人，他们脸色苍白，与众不同，其中一个矮个子长了一脸絡腮胡子，很快我们就知道了他们是从监狱里转来，因长期见不到阳光，造成脸色惨白。一个高个子叫潘国杰，另一个叫洪亮，长了一脸絡腮胡子的矮个子是傅作义起义部队中一个高炮连长。我和洪亮成了好朋友，慢慢地知道了他们三人是十九兵团的人，因飞机脱逃被扣而被俘（这一经历过于离奇而悲惨，我已在真相2中具体叙述过）。洪亮在集中营里的公开身份是十九兵团的管理参谋，而潘国杰是新参军不久的文化教员。
& 六、枪击事件
&&大约在四五月间，我腿部伤口复发，开始化脓，可集中营里没有医务室，没有药治疗，就由李达夫用盐水帮我清洗伤口，他还用了一根铁丝探视我的伤口深处,明显碰到了体内的弹片，因伤口化脓，李达夫不断向政训特务提出置之不理的严重性，最后敌人不得不把我和一个患有严重肝炎的人一起送到三峡镇医疗点，三峡镇是另一个关押有近一百余伤员的治疗地，这里原是一个礼堂只能在礼堂里活动，整天见不到太阳。每个人都不能出大门，因为门外就有哨兵把守。这里有244团三营郑教导员和251团的一个连长，我也被安排在干部队伍。一来到三峡镇就受到了管理政工人员的警告：“你这个小顽固，给我老实点儿······”
&&&和我一起同行的姓李的同志我已记不清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山东牟平人。他的被俘也与众不同，上海解放后，严重缺煤，于是军管会不得不租了一条英籍公司轮船，去北方运煤。他是军代表，船上另有一个班战士看守，船长是个英国人。当船返回上海时、在吴松口外遭国民党军舰开炮阻拦，英国船长停了船，他们被登船的国民党军俘虏。由于船上配备的战士并不了解他的身份，只知道他负责，于是被俘后他自称是采购员，因无从查起，也只好默认。&该同志第一批即被遣返&&&&
在三峡镇里关押的气氛非常压抑，从没见过外面世界，不了解情况，相&互&之间也很少交谈，只是吃饭睡觉。这些人的伤基本好了，但不知未来命运如何？只是在沉默中消极等待。我却闲不住到处走动，把内湖集中营里情况以及如何与敌人斗争向他们逐一讲述。不久敌特工对我发出警告，说我到处串联、煽动，而且说了些很坏的话，要小心点。
有一次出于好奇，我想出礼堂门口看看，外面是什么样，马上被警卫阻拦，并与他发生了一些口角，说我违反管束，不料他竟朝我脚边开枪。他背的是加拿大司登斯。一打出来就是好几发，引起礼堂内一片警慌。很奇怪当时我一点也不紧张害怕，也很不以为然。这一切也就成了返回内湖时的罪状。
&&&不到一个月，我的伤口复合了，我又被押解回内湖。
&&&七、辩论与斗争
集中营在搞了三四个月的清查甄别之后，敌方开始进行洗脑活动，调来了一批挂着上校军衔的政工教官来集中营上大课，逐章逐节讲“三民主义如何好”“三民主义是发财主义”“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并攻击土改&”及“苏联军队从东北搬走机器”······洪亮同志理论水平较高，与教官们展开面对面辩论。“是你们抽掉了孙中山先生‘三名主义’的灵魂，‘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核心！‘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阶段实行的土改，是实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这些理论使教官们狼狈不堪。
集中营后来把早期共产党的叛徒叶青搬来讲其叛变的原因。还弄来一个从武汉逃跑出来的什么中学校长大谈共党暴行、共产共妻······这几乎引起了全体战俘的一致抗议。因为他侮辱了所有的人，所以大家都说，是不是他的姐妹被共妻了······最后，连集中营的政训人员也不得不向我们战俘承认这个人是个投机分子。
&&为了配合洗脑活动，集中营又请来了台北美国新闻处，来放映宣传美国优越的生活纪录片，来证明他们的社会制度比共产主义好，同时还带来了大批的宣传材料，而这些材料被大家一抢而空，因它成为战俘们上厕所的必需之物。
&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社前来约稿，准备发表，集中营里每天只有两顿饭，另有一桶咸菜汤，天天吃不饱。这时253团一营的教导员应邀为报社画一组集中营生活图、这一组图被政工人员作为批斗材料拿回来宣示“在层层铁丝网内，在枪口的指引下，人们低头蹲坐着。”更有一幅是“一个人翻倒盛饭的箩筐，正在检拾筐中剩下的米粒，另一个人拿着空碗离开，却又回头看着箩筐。”事后该同志除被批斗外、不久也被国民党带走枪杀了。记得在集中营里，唯一一次用桶装来了面条说是蒋介石生日是寿面，但很快就完了，我和大家都说的确是瘦面，越吃越瘦。
&& 八、遣返前甄别
大约在50年6月底,敌通过一段洗脑毒化教育以后，进行一次全集中营的个别口试甄别，以考察其反动宣传效果。这次口试甄别是所有人都进行的，而且是单独进行的。去了之后敌人提出一些相同的试题、让你口头回答。题目是：“毛泽东好还是蒋介石好”、“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那个好”、“苏联军队好还是国民党军队好”、‘究竟是那个卖国？等’。
在问我之前，我就从已去过的同志们那里了解这些题目，所以事先就决定准备好如何回答。我对敌人这些问题是面对面顶的，我的回答是：“我认为毛泽东好，因为他为了穷人闹革命、实行土地改革、使穷人都有饭吃。”三民主义讲得挺好，就是不见实行。可共产党土改就实现耕者有其田。你们说共产党卖国我没见着，可解放前我倒在上海看见不少美国兵舰和外国军队，美国兵还到处强奸妇女，象“沈崇事件”“武汉景明大楼事件”就是例子。“解放军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买卖公平、不打人骂人、还优待俘虏”等。
在我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敌人气极了，大骂我态度恶劣、狡猾、思想顽固，你就别想回大陆。回来后我就把我如何回答的情况向洪亮等同志谈了，他们鼓励了我一番。当晚在全队晚点名时，那个姓赖的主问教管在全队面前大骂我思想顽固，还列举了我如何回答的例子，并说：“他这样一个小孩，怎么会知道这些，就是背后有人操纵，控制他（实际是指洪亮）。并对这些人提出警告。在敌人讲完之后，洪亮同志就站起来对敌人进行批驳说：“你们怎么还有脸说得出口，谁在背后控制他，连他（指我）这样一个小孩你们都没办法，这正说明你们政治上的无能”。在说完这段话后，洪亮同志还以命令口吻说“拿根烟来”。那个姓赖的特务当着全队人的面乖乖地拿出了烟、并十分难堪狼狈的走掉。当时这件事成为笑炳，所以记得较详细。
&&九、暴动计划&
&&第一次暴动计划，潘国杰同志是秘密领导人，但是以洪亮等同志出面的，初步计划是：决定在中秋节傍晚、利用敌人过节麻痹的时侯全面行动，并抢夺敌人的枪支，往南突围和争取尽早到达台中，因台中就是山区，特别是高山地区、又是少数民族，和国民党有矛盾，所以就有利于打游击。并且设想到了高山以后，台湾地下党肯定会来联系，就可以建根据地。由于我曾从卫生营步行押至内湖（又正是南面方向）所以就把我一路所经过道路和一座吊桥情况全部提供。正当积极准备和组织这次暴动时、敌人突然在七月下旬进行了第一次遣返。（潘国杰同志也遣返归来）打乱了整个计划。
&&在第一次遣返之后，整个集中营当时只剩下一百余人，都是被认为较顽固的。同志们认为反正活不成了，不如尽早拼一下，总能冲出去一些同志。所以就由洪亮同志组织决定：只局部抢枪，并由一些人用被子铺在屋脊型铁丝网上集体往外冲，（方向不变）不料正在准备过程中、敌人来集中营把洪亮、蓝培伦等二十几位同志一起押走。第二次暴动计划即告失败。我记得当时洪亮同志被押走时我流泪了，洪亮安慰我“坚强点”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这二十几位同志被押解走了，这一天夜晚我失眠了翻来覆去无法入睡，这是我被俘后第一次失眠。其后听说被带走的人全被国民党杀害处决了。至今我仍不明白国民党为什么要枪杀战俘太不人道了。
十、暗斗&&&&&&&&&&&&&
第一次遣返后，我与被关押的李达夫和新华社随军摄影记者周洋接触较多，也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在集中营人格诬辱、变相体罚是家常便饭。也是我常经历过的。就拿蒋介石过生日做寿吃面条这件事说吧：每人一碗烂面、吃完后就没有了。当时我说“寿面、瘦面、越吃越瘦”当即被人告密，随即被罚跑步十圈和大太阳下暴晒一小时。另一次情况是这样：集中营的政工人员说大陆人民没饭吃，台湾每天派飞机到大陆投放大米。有一天一架飞机从集中营头顶飞过我则说“飞机又到大陆轰炸了”又被人打了小报告，被政训人员罚面向墙跪下，并且在头上顶了二块砖约半小时。
&&在集中营后期，我有一根木棍，每天柱着它成跛子，此时有个宿迁籍姓周的教官和我拉老乡关系，几次找我谈话，愿意保送我进军官学校，如果不愿当兵可以送我到台北上普通中学，以后还保证上大学······都被我一次次拒绝。我坚称自己残废了，要回家。
在第一次遣返之后，敌政工人员为了加强管理，一方面威协如不老实，以后就送你们去“火烧岛”一辈子别想出去。另外又拿出第一批遣返时拍的照片给战俘们看，并公开说：“要你们这些人改变顽固思想不可能，但只要老老实实服从管理就放你们回大陆”。&&&
&我和原244团二连卫生员曾获战斗模范的刘俊杰一起、经常骂敌人、捣蛋、不服管教。常遭到跑步和罚站。每晚战俘都要唱三民主义国歌、我们就改成"杀"民主义，天天如此。而且我还经常轻轻唱些革命歌曲给难友们听。&
& 十一、遣返
&在第一批遣返后，剩下的战俘全部集中关押在前排房内，而第二排房屋则关押了一批台湾当地的青年，大都是学生。我们与他们是隔绝的，不准也没有可能接触。另外也陆续押来一些从海上抓来的战俘&。
&1950年12月进行第二次遣返，从其它关押点转来有二百余人和内湖集中营一百余人共约三百余人一起遣返。出发前进行了所谓的新生毕业欢送会。结束前敌人搞了个突然袭击，宣布所有遣返人员应举手发誓、由政工人员领誓“脱军”我再也不参加解放军，要是再参加，就绝子绝孙，炮弹穿心。“当时我和刘俊杰站在一起，我俩均改成‘我要不参加解放军就绝子绝孙、炮弹穿心。’”发完誓后所有人被分坐上美式大卡车，战俘蹲坐在车内，车四周则站着持枪士兵押着，俨然象处决犯人。汽车途经台北市区，至于台北是什么样子谁也没看到。
& 到海边码头后，所有人挤进一条登陆艇舱底，后航行至马祖
岛海面，被分批押上一些渔民小木船，运至闽江口大陆。我是和李达夫、刘毓芝等七人在三天后最晚一批登上小船开往大陆的战俘。那些最先登陆的人还为我们迟迟不来而担心。
登陆后我们主动与当地居民联系，请他们与我军联系，不久看见了有一个班战士出现在我们面前，当时可想而知心情有多么激动！巧合的是这些战士属于当年参加金门战役251团新组建的部队。而且他们属于刘毓芝当年所在连队。刘毓芝当年是排长，而现在的连长则是没有参加金门战役的付排长。
第二天，部队用船把我们七人送至福州郊区兵团政治部招待处，与先期到达的难友会合。这一天是日。
& 从此开始新的艰幸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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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谈到回归战俘的命运，都是负面的信息。无论是朝鲜战场回归的战俘、还是金门战役回归的战俘，当年均受到严厉不公的对待和处理。应该承认过去的战俘政策受封建的战俘观“忠义”“杀身成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影响极深，因而对敌宽，对己严。敌方的战俘，甚至包括罪行累累的战犯均能给予人道对待和宽恕；而绝不轻饶自己的战俘，无论他是如何被俘和表现如何？
这可以从83年中办74号文件为金门被俘人员平反和落实政策文件内容中，可以了解一二；如回归的915个人中，仅有一人保留了党籍，一人保留军籍，可见当年对回归战俘处理是多么严酷。
尤其是当年在台湾未归，加入了国民党军的战俘，后以“老兵返乡”在大陆受到贵宾接待;而不愿为敌服务，冒死回归的战俘，却受到严厉处理，这是多么的不公平啊！
庆幸的是三十余年后的拔乱反正中央发布了74号万件，为所有金门战役回归的战俘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和各种待遇。这使当年那些曾身经百战、那些曾获得战斗英雄、战斗模范又可以抬起头过着正常人的生活。而那些之前已逝去的难友却没有这么幸运了，当然他们的家庭子女却再不会受到开除党籍军籍的耻辱家庭帽子影响了。所有回归战俘都在心里感谢邓小平、胡耀邦给他们带来第二次政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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