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肾者调查：确实有人为买iPhone而卖肾_网易手机
卖肾者调查：确实有人为买iPhone而卖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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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者暗访中，何青、孙明、马涛讲述了一些卖肾者看似五花八门的理由：董楠，25岁，他用来拉货的卡车被交警扣下，他曾经想通过卖肾来筹钱赎车。小
丁，22岁，为了凑3000元钱给女朋友打胎，来广东卖肾。阿豪，19岁，坚定不移地要卖肾，只是为了还分期付款买的智能手机，以及他每天都在念叨的
iPad 2和iPhone 4S，同时还要给QQ充一年的黄钻。后来被强子3000元“转卖”到郑州的地下中介。
◎每个人卖肾的动机，其实并不复杂。但现实的残酷就在于，每一个看上去似乎并不足以解释卖肾行为的理由，其背后隐藏的是个体的命运之困。在无奈的现实面前，在所谓自尊的驱使之下，他们选择了卖肾。
◎明明知道一个肾能卖多少钱，但到卖肾者手里能有1/10就不错了。中介、老板、主刀医生、麻醉师、护士，每一层都要拿钱。这些钱，都沾着卖肾者的血。
◎中介分成两个体系，一个专门找患者，这些人常年游荡在各大医院里；另一个专门找“供体”。强子就是找“供体”人群中的一个小老板，负责出钱“养人”，通过中介做成一例肾脏移植手术，可以提成5万元。
◎在小老板强子的下面，有线上和线下工作人员。线上有各种网络客服，包括通过QQ、网页、论坛等非法网络广告。线下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养人”，提供食宿，管理松散，来去自由。等到“供体”配型成功后，就与主刀医生联系，安排手术。
　器官移植系统不健全
　　非法器官交易频现
一些关于“肾”的流言一直在民间流传。一则最广泛传播的谣言，称坊间有团伙专门趁人不注意将其麻醉后偷肾。这些谣言多次引起当地民众的恐慌。
广州华侨医院泌尿外科的一位周姓医生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其实被麻醉后偷取器官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移植器官不是一个简单的替换零件的过程，一般来说需要先做人类白细胞抗原(HLA)供体和受体的配型，减少移植后的排斥反应。”
周医生解释：“受体的免疫系统，能够对体内的外来组织器官加以识别后进行控制，逐步摧毁甚至消灭。这种生理免疫的过程在器官移植上被称为排斥反应，如果反应足够强烈，就会导致器官移植手术失败。”
“除非是同卵双胞胎，几乎不可能找到HLA完全相同的供受体。因此，如果是陌生的肾源进行移植，能够匹配上肾源的几率连1%都不到。”周医生说，即使能匹配上，在进行移植手术后仍然会发生排斥反应，“需要进行长期的抗排异反应治疗，整个过程将会是漫长而复杂的。”
暨南大学医学院免疫学系教授江振友告诉记者：“取下的肾器官在常温下少则几分钟，多则不超过1小时就会死亡，不能用于移植。因此，要通过降温和持续灌流保持器官活性，才能有效延长器官的存活时间，但即使在理想状态下进行保存，器官活性也很难超过24小时。”
谣言的背后，是国内器官移植系统的不健全，以及器官捐赠比例的严重失调。非法器官交易的猖獗，成为“谣言”让人信以为真的基本前提。
32岁的何青坐在不足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时不时会检查肚子上的伤口。一个月前，他做了肾切除手术。
何青的肾是自愿切除的，他用自己的肾“换”来两万元现金。黑中介“强子”原本答应，另外再给何青1000元钱，并归还何青的身份证。一个月过去了，强子不知去向，何青成了“三无”人员。
　肚子上的伤口
“求人不如求己，求别人，他们未必肯借钱给你，没借到多难堪啊。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何青向南方日报记者展示他的伤口：自上而下一道12厘米长的伤疤，看上去缝合得很好，“像一只蜈蚣在肚子上爬”。
何青是安徽人，前些年一直在杭州打工。当时何青由于肯吃苦还做到了部门主管，“一个月收入也有四五千块钱。”在杭州，何青了老婆，还生了个可爱的女儿。
幸福的生活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几个月后，由于生活价值观的差异，老婆与何青分道扬镳，带着女儿回了老家。那段时间，失意的何青经常跟几个朋友去泡酒吧，每次都抢着刷卡埋单。“当时办了两张卡，每张都欠下了一万多元的债。”
老婆带着孩子跑了，何青再也没心思工作，那段日子何青挥霍无度，很快背负了2.3万元的债务。感情受挫加上经济压力，何青主动辞职。
两个月后，银行委托专业讨债公司致电何青。“如果欠的款项逾期未还，我们将报警，根据刑法196条信用卡诈骗罪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你还要承担诉讼费和律师费。”何青开始感到害怕，但又无力偿还。
“如果让家里人知道，自己在外面辛苦打工这么多年，还欠下一屁股债，那面子就丢大了。”何青一直没跟家人说老婆带着孩子离开他的事情，怕家里人在街坊面前抬不起头来。朋友们看到何青平时出手阔绰，经常请客，谁都不信他会出现债务问题。
几乎把自己逼到绝路的何青，偶然听到别人在谈“有偿捐肾”的话题。“一个肾能卖十几万元呢，而且对身体影响也不大。”卖肾，处于崩溃边缘的何青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我在网上联系到福建漳州的一个卖肾中介，说是能卖4万元，但要等三四个月。”山穷水尽的何青别无选择，花126元买了一张火车票，身上只剩下
100多元钱。到了漳州卖肾中介的窝点后，何青用自己身上余下的钱买了几包烟，分给跟他一起等待卖肾的人，“初到贵地，还请各位多多关照。”
两万多元的债务，为何不求助亲戚朋友？
“这种事情是自己造的孽，哪好意思去求别人？再说了，求人不如求己，求别人，他们也未必肯借给你，没借到多难堪啊。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解决。”
　有点后悔卖肾了
“我现在比以前瘦了很多，其实找份工作，踏踏实实干几个月，也能挣个一两万”
在漳州等了3个月，何青一直没有等到能够跟他的肾配上型的患者。后来听说广东也有“有偿捐肾”的地下中介，实在等不下去的何青，和另外两个“供体”一起来到广东，等待新的“有偿捐肾”机会。
这一次，“幸运”的何青很快找到了“受体”，2月23日，做完一系列的体检后，在东莞的一家小旅馆里，强子跟他签下了“有偿捐肾”的协议。
何青并没有仔细看协议的内容，只是核对了一下给多少钱，他按下手印时还有点紧张。“只有一份协议，两页纸，签完之后就被强子收回去了。他问我是打卡还是现金，我说要现金。”
2月23日下午，何青被人从东莞带到了佛山，全程都被要求戴着墨镜和帽子，不许摘掉。
“我不知道是哪里，但肯定不是医院。”房间里的设备非常专业，一间休息室，旁边还有一间“手术室”。一名三四十岁、操着东北口音的男子要求何青换上睡衣，来到“手术室”，何青看到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已经在等他。护士给何青注射了麻醉药之后，他很快就睡着了。
“整个手术才一个多小时。”手术后的何青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很短促，只能半呼吸，因为很痛”，东北口音男告诉他，手术很成功，让他在休息室躺了一天，“痛得根本睡不着，但我也不好意思说。”主刀医生还夸何青勇敢，“别人来做都喊疼，你却一声不吭。”
“静养一段时间就好了，不用拆线。”主刀医生术后告诉何青，采用的是皮内缝合术。东北口音男对主刀医生的技术“非常满意”。
第三天中午，中介送何青走，离开前东北口音男给了何青两万元现金，“钱放哪里？”何青疼得几乎走不了路，在男子的搀扶下，何青上了车。整个过程同样被戴上了墨镜和帽子。
20分钟后，车停在顺德碧江轻轨车站，何青被带到附近一个小旅馆里安顿下来，此时已经是2月25日下午。
“好久没理发了，像疯子一样。”爱面子的何青忍着痛跑去附近先剪了头发。何青花250元租下一间出租屋，花9000元还了一半的信用卡债务，偶
尔何青也会去沙县小吃店喝一碗乌鸡汤补补身体，后来实在无聊，又买了台电脑，换了新手机。折腾了一个月，何青的两万元钱所剩不多。
“我有点后悔卖肾了。”何青面色苍白，无精打采地告诉南方日报记者，“我现在比以前瘦了很多，折腾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找份工作，踏踏实实干几个月，也能挣个一两万。”
　也有卖不出去的肾
“那里面跟猪窝一样，连个被罩都没有，吃的是白菜土豆，简直就是把人当猪养”
手术后次日，何青给他在中介等待“受体”过程中结识的朋友孙明发了条信息，“手术已做，一切顺利”。孙明想让何青到深圳和他们一起住，“都是兄弟，相互有个照应”，但何青婉拒了他的好意。
跟何青相比，孙明的肾没有“卖”出去。
去年上半年，孙明在连云港做水晶灯饰的生意，因为没有经验欠下8万元债务。孙明急于还债，无奈之下就想到了卖肾。“当时也没想那么多，觉得到期了没钱还给人家，面子上过不去。”
日，孙明买了张火车票，一路从老家西安站到成都。在成都待了两天，因为没有配型成功，中介给了他400元路费打发他回去，不死心的孙明又辗转来到广东，在顺德碧江市场一带，见到了中介老板强子和他的手下董楠。
“平时很少见到强子，只有在有人要做手术的时候才会看到他，主要是董楠在负责我们的吃住。”董楠原本也是来卖肾的，但是由于长期配不上型，就只能等待。后来慢慢发现，干中介有利可图，他就专职负责“养人”。
孙明在中介的出租屋里住了3个月，一直没有配上型。和他抱着一样目的的还有六七个人。在此期间，孙明见到几个做完摘肾手术的人，“之前还蛮有精神的，做完手术后整个人脸色苍白，非常虚弱。”孙明心里开始犹豫。
今年1月28日，马涛从深圳来到顺德，和孙明一见如故。在马涛的劝说下，孙明彻底打消了卖肾的念头。
马涛和强子是东北老乡，以前又做过侦察兵，很快就取得强子的信任。“我想找到证据后，把强子抓住送去公安局，端掉这个团伙。”
“我们在这吃住，行动不受限制。但强子很警觉，每次一有人突然走掉，他就要挪动一下。”马涛掌握了强子至少3个“窝点”。南方日报记者随后前往调查时发现，3处窝点都已经人去楼空，但是从房东老板的记录中，还可以发现一些端倪。
为了摸清地下中介的网络，马涛在中介窝点一共待了10天，跟5个完全不认识的“供体”一起，同吃同住同睡，“里面跟猪窝一样，连个被罩都没有，破棉絮，光板床，吃的是白菜土豆，简直就是把人当猪养。”
　卖肾的种种“理由”
在做手术前，卖肾者的心情既害怕又兴奋，害怕是怕疼，兴奋是因为马上就能拿到钱
“在中介窝点，大家吃饭就故意浪费，开水一壶接一壶地烧，烧完冲厕所；饭煮两锅，吃一锅倒一锅，菜也是炒一盘倒一盘，我们5个人，两天干掉50
斤米，一桶油。为什么这么干？因为我们‘供体’恨中介，恨死中介了。明明知道一个肾能卖多少钱，但到你手里能有1/10就不错了。中介、老板、主刀医生、
麻醉师、护士，每一层都要拿钱。这些钱，都沾着卖肾者的血。”
马涛接触到的每一个卖肾者，无人不痛恨中介，但生活的无奈让他们只能贱卖自己的器官，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唯一还能支配的资本。
每个人卖肾的动机，其实并不复杂。但现实的残酷就在于，每一个看上去似乎并不足以解释卖肾行为的理由，其背后隐藏的是个体的命运之困。在无奈的现实面前，在自尊的驱使之下，他们选择了卖肾。
“凡是卖肾的人，都会给自己找个可以接受的理由。但起码这个人的心并不坏。”每个人卖肾的理由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缺钱。
在记者暗访中，何青、孙明、马涛讲述了一些卖肾者看似五花八门的理由：
董楠，25岁，陕西人。他用来拉货的卡车被交警扣下，他曾经想通过卖肾来筹钱赎车。因为头脑灵活，能说会道，董楠得到强子的赏识，让他做帮手帮
忙“养人”。董楠喜欢上网玩通宵的网络游戏，经常以各种理由克扣卖肾者的生活费。他还会发动其他的卖肾者去网吧，找更多的“供体”，成功找到一个就可以从
中赚取500元“介绍费”。
小丁，22岁，河南人。为了凑3000元钱给女朋友打胎，来广东卖肾，来到中介窝点的当晚，被马涛和孙明劝回家了。
阿管，24岁，广西人，从小被爷爷养大，一直待业在家。为了给爷爷买养老保险才准备卖肾。他打算等卖肾赚了钱，就租个房子，买台电脑，玩网络游戏赚钱，后因为体检不合格被强子打发走。
小张，25岁，广西人，之前在深圳工作，4张信用卡一共欠了5万元债务，一直表现得很忧伤，住了一晚后自行离开，走之前给马涛留下一封遗书。
阿豪，19岁，广东人，坚定不移地要卖肾，只是为了还分期付款买的智能手机，以及他每天都在念叨的iPad2和iPhone4s，同时还要给QQ充一年的黄钻。后来被强子3000元“转卖”到郑州的地下中介。
在做手术之前，每个卖肾者的心情极为复杂，紧张、兴奋、刺激、害怕。紧张、害怕是因为以前没做过这种手术，怕疼；兴奋、刺激是因为马上就能拿到现钱，两万元。
脱离了中介的马涛，在深圳一家学校做校车司机，而孙明则成了快递员，虽然工资不高，但他们每天过着踏实的生活，同时也在朝着自己的梦想一步步靠近。
卖完肾的何青，现在仍然无法劳动，住在250元一个月的出租屋里，每天无聊地上网，玩着新买的手机，盘算着剩下的一半信用卡债务该如何偿还。
　中介分成两个体系
中介分成两个体系，一个专门找患者，这些人常年游荡在各大医院里；另一个专门找“供体”
在全国，非法器官交易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地下网络，地下中介遍布全国多个省市。漳州、郑州、成都、南昌……在广东，主要是集中在外来务工人员相对密集的珠三角地区。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珠三角一带的肾源，一半被强子所在的地下中介所控制。事实上，强子只是这个非法器官交易链条中的一个小老板，在他背后还有更大的老板。至于这个人是谁，具体做什么的，很少有人知道。“唯一知道的是，他是东北人，拥有一家自己的私人医院。”
中介分成两个体系，一个专门找患者，这些人常年游荡在各大医院里；另一个专门找“供体”。强子就是找“供体”人群中的一个小老板，负责出钱“养
人”，通过中介做成一例肾脏移植手术后，可以提成5万元。强子自称，2011年他经手促成肾移植的，就有100多例，“而且从来没出过事。”
在强子的下面，就是线上和线下工作人员。线上有各种网络客服，包括通过QQ、网页、论坛等非法网络广告，线下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养人”，提供食宿，管理松散，来去自由。等到供体配型成功后，就与主刀医生联系，安排手术。
而一些私人医院的医生，为了挣外快，也愿意私下跟地下中介合作，“但相关的手术设备一定要够专业。这里面肯定有着高额的利润空间，否则谁会愿意铤而走险？”
据统计，全国每年有近100万名依靠透析维持生存的肾病患者，2011年，国内合法进行的肾移植手术还不足4000例。巨大的市场需求导致地下卖肾中介的兴起，他们巧妙地搭建起自己的网络，并从中谋取暴利。
寻找“供体”—提供食宿—安排体检—配型成功—签署协议—移植手术，这就是非法器官交易中介的典型流程。
■专家观点
　　广东德比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春兰：
　　欺骗他人捐器官
　　可判故意伤害罪
3月22日，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杭州表示，我国将尽快建立器官捐献体系。专家表示，建立完善的器官捐献体系，是改变器官移植乱象的根本出路。
2012年2月，北京检方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对犯罪嫌疑人郑某等16人进行起诉，该案为我国最大一起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案，共非法出卖51个肾脏器官，涉案金额超过千万。
广东德比律师事务所郭春兰律师表示，日起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规定不允许任何人或组织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一旦发现有违法行为，当地卫生主管部门将对当事双方按交易额1—8倍进行行政处罚。”
郭春兰告诉记者，从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将组织他人卖器官入刑，规定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且明确未经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或者摘取不满18周岁的人的器官，或者强迫、欺骗他人捐
献器官的，依照故意伤害罪等处罚；以及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或者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违反国家规定，违背其近亲属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的，依盗
窃、侮辱尸体罪的规定处罚。
　　寻找“供体”—提供食宿—安排体检—配型成功—签署协议—移植手术，是非法器官交易中介的典型流程。
《南方日报》
本文来源：cnbeta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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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找份工作，但是不知道卖衣服好还是卖手机好，大家觉得呢？我做过卖衣服的没做过卖手机的，不过卖衣服
我想找份工作，但是不知道卖衣服好还是卖手机好，大家觉得呢？我做过卖衣服的没做过卖手机的，不过卖衣服一直要站着会挺累的，卖手机不用是吧？纠结，谁能帮我分析一下
我有更好的答案
可以卖化妆品啊。护肤品
可是化妆品我也不太懂
你是去实体店上班吗
嗯嗯，是啊
化妆品他会有专门的人来带你。而且。提成会比较高
这样啊，谢谢，我会考虑考虑的
采纳率：12%
手机吧！现在买手机的挺多，挣得也挺多，都是按提成的。
问题是现在手机行情估计不怎样吧，哪有很多
我朋友就是卖手机的，一月能拿四五千呢！其实这也的看个人会不会说话。
我去～牛啊，膜拜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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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手机比丢手机风险更大 出售旧手机当心隐私泄露
日 10:17　来源：北京晨报 　
　　出售二手手机当心隐私 “裸跑”
　　卖手机比丢手机风险更大 恢复出厂设置不能确保信息安全
　　随着各种新手机的上市，作为资深“手机狂”的小陈忙着购置新机，可家里越堆越多的旧手机却成为小陈的烦恼。“丢了既污染环境也舍不得，放家里没用还占地方，真是鸡肋。”近日，北京晨报记者进行走访，发现不少市民都面临着和小陈同样的烦恼。而在快速更换手机的风潮里，不少年轻人想将旧手机出售又担心信息泄露，陷入两难。对此，业内人士提醒，出售手机比丢手机更危险，出售旧手机时应提防删除的数据被恢复，谨防个人照片、信息泄露。同时建议，市民选择手机时应以自己的需求为主，尽量不要频换手机。如果确实想销售，通过手机官方销售店，选择以旧换新的方式相对比较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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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手机安全专家刘扬表示，在他们看来，这种换手机可能比丢手机更危险。因为很多人也都知道，手机丢失之后可能会泄露个人隐私，一旦丢失了手机，市民往往会立刻补办手机卡，修改各种支付密码等等。但是，如果手机卖出去的话，用户往往忽略了换手机同样存在泄露隐私的风险。
　　他称，在国内大家更换手机的频率非常快，有这样一份调查统计显示，58.6%的手机用户一年之内会更换手机，但是只有8.4%的用户会使用同一部手机超过两年。往往在处理旧手机的时候，有40%的用户将软件信息删除，而超过50%的用户会恢复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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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扬认为，目前，废旧手机回收利用行业发展前景广阔，但仍然面临着回收网络体系不完善、行业政策标准体系不健全、综合回收处理能力不足等问题。比如，目前对废旧手机回收市场的管理没有专门法规或管理办法可依，市场发展不规范，比较混乱，正规回收企业数量稀少，使得我国废旧手机回收体系建设不足。又如，废旧手机回收、信息销毁、维修及元器件再利用的行业标准或规范缺乏，整个行业的发展欠缺指导，虽然有一些环境友好或资源利用效率较高的实践，但整体水平不高。
　　对此，刘扬提出几点具体建议：可以通过财税、市场准入等手段鼓励规模化、专业化、创新型回收企业发展；进一步完善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将生产企业纳入回收体系建设中，鼓励生产企业利用已有销售、维修渠道自行建设、联合建设或委托专业第三方建设回收网络体系。另外，应建立健全行业标准体系。加强政府监管，针对废旧手机回收利用行业所涉及的分类、识别、分拣、信息销毁、维修、拆解、元器件再使用、材料利用、稀贵金属提取等各个环节出台相应的技术规范、指南、行业标准或认证，对报废手机的回收处理全过程进行管理，鼓励、引导规范、专业的废旧手机回收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科学地将废旧手机进行环境无害化处理和高效的资源化利用。
　　建议 设置开机密码 解绑网上支付系统
　　徐翔说，如何能够最大可能地规避风险，可以给想要卖手机的市民一些建议。他称，通常情况下，出售自己使用的手机，需要记住一点，就是在出售前删除所有个人信息，解除所有绑定。比如，手机上涉及到的网上支付，必须解除绑定。此外，手机号码不用了，也必须在软件上解除绑定，因为通讯运营商无法独自解除绑定。“手机号码没有解除绑定的，购买人可以通过手机号码验证功能，进入前使用人的QQ、微信，包括一些金融账户”。
　　此外，为了规避隐私风险，使用安卓系统的市民还应该在手机上设置开机密码，使用苹果系统的市民在设置开机密码的同时，再设置一个iCloud安全锁。如此一来，即使手机被盗，不论是安卓系统还是苹果系统，都可以远程将手机上的个人信息抹掉，若有人想要打开苹果系统上的iCloud锁，必须带发票、身份证和保修卡才能到客户中心解锁。“总之一句话，转卖手机前，清空粉碎所有信息；如果手机被盗，立即更改相关的银行密码，不要轻信所谓官方发来的验证短信，不要点开任何来源不明的网站链接。”
　　手机环保回收 需破解技术性问题
　　针对二手手机回收上的技术性问题，北京工业大学通讯工程专业王教授建议，应该进一步推动废旧手机综合回收处理技术的研发，合理提升处理能力。“从政策上，应该鼓励废旧手机分类、拆解及深加工处理技术的研发及产业化，着力提升我国废旧手机的专业化处理能力。另一方面，也应对行业进行合理规划，避免企业造成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他称，“政府部门除了要在废旧手机处理环节加大力度外，还应注重回收过程中效率的提升，因为有的手机用户即便知道要处理，但是不知道在哪处理，毕竟价值不高，应该多设立回收箱之类的设施，能方便地把废旧手机集中起来。”
　　他称，“对手机回收厂商要设立一定的门槛，确保有回收实力的手机回收厂商进入这一行业。明确手机回收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环境污染，节约资源。同时要打造有社会责任感的消费者群体，这也是消费观念的更新与革命。其次就是对手机回收厂商回收进行鼓励，并提供相应的优惠政策。”
　　■记者手记
　　回收再利用 手机安全不能裸跑
　　9月份，新的苹果8手机即将上市，一些“果粉”估计又要开始换机了吧。随着手机更新换代越来越快，谁家里还没有几个换下来的旧手机，都是当初花了不少银子买的，就那么在家里放着落土实在心疼。
　　然而，对卖掉旧手机这事儿，可千万留个心眼。手机绑定银行卡被解锁，卡内的钱一笔笔被转走，随着此类新闻越来越常见，市民对于手机的警惕性也越来越高。手机在身边，里面的钱都可能被偷，更何况是把手机卖给陌生人。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对专业人士来说，你曾经在手机中留下的个人信息，被翻出来真是很简单的事儿。这是碰到了手机安全专家，这要是碰到了犯罪专业人士，你那些个人信息，分分钟就能成为他们觊觎财产的敲门砖。即使往小了说，通讯录、聊天记录、生活图片、私人文件、上网偏好，这些隐私信息外泄，想必也会对机主造成极大困扰吧。
　　现在手机早已不是十年前单纯的通讯工具，而是集合了社交、办公、支付、商业消费等越来越多的功能，也就承载了人们日常中几乎最主要的隐私信息，这些信息，或涉及财产，或涉及情感，或涉及工作，哪个泄露了都受不了。手机已经成为通向个人隐秘生活的钥匙，这把钥匙，你敢交到陌生人手里吗？
　　然而，“钥匙”毕竟挺贵的，闲置在家里属于社会资源的浪费。针对手机出售再次利用，至今没有具体的规章制度可寻，市场野蛮生长，光靠市民掌握的非专业知识来确保手机内的信息安全，听起来似乎有些力不从心。一旦手机被出售，没有被删除干净或者可以被恢复的个人信息就等于裸跑。那么市民将面临的损失，远远超过卖手机所换来的那仨瓜俩枣。
　　针对二手手机的交易规定，相关部门真应该给出能够遵守的具体规章制度，甚至可以通过公开透明、符合市场规律的操作，来指定具有专业资质的手机回收商。这样既能确保二手手机回收的环保性和规范化，也能保证市民的个人信息能够不再裸跑。
　　本版撰文 北京晨报记者 张静雅
【编辑:唐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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