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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发展和对我国经济的发展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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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二十世纪哦，亲。第二，主要是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任总统大规模赤字财政成为经常性政策，造成巨大财政赤字，高额国债和通货膨胀，而接任的尼克松等人继续奉行凯恩斯主义，仍然交替使用赤字财政和紧缩财政。赤字财政造成通货膨胀，为了阻止通货膨胀又实行紧缩财政，陷入死循环，也就是滞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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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由于实行了凯恩斯主义，加强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
再加上70年代中东地区提高石油价格，导致欧美等国工业生产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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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以后就开始传播开来了。1988年和19932009（王欣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出版）
1978（第1页，下文凡引用该书的，均略去书名，仅标注页码）
1979年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并在数月内彻底改变了货币政策。美联储此后不计后果地(尤其是失业问题)遏制通货膨胀。大西洋对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79年5月当选英国首相，下令限制工会力量并终止国家持续十年之久的滞涨惨状。接着，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第1页）因此，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第2页）“在政治经济实践和思考上随处可见朝向新自由主义的急剧转变。松绑、私有化、国家从许多社会供给领域中退出。”（第3页）他指出，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人如今都身居高位，影响遍及大学、媒体、公司董事会、财政机构、政府核心机构、国际性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简言之，新自由主义作为话语模式已居霸权地位。……然而新自由主义化的进程带来了非常大的‘创造性毁灭’。”（第3页）哈维写作本书的目的：主要通过对历史上新自由主义实践的分析，说明新自由主义作为解决全球矛盾和问题的方案是行不通的。
自由只是个代名词
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性人物认为，关于人性尊严和个人自由的政治理想至关重要，是‘文明的核心价值’。……这类理想确实是引人注目并有说服力的。他们认为，这些价值不仅受到法西斯主义、权威主义、共产主义的威胁，还受到一切政府干预形式的威胁，因为这些干预以集体判断取代了个人的自由选择。”（第6页）哈维揭露美国针对伊拉克先发打击以寻求自由理念为借口，但伊拉克“自由”后又是何种自由呢？美国临时指派的管理当局负责人布雷默颁布了四项法令，被批判为强行实施“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做法。哈维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试图借助武力强加给伊拉克的显然是这样一种国家机器，其根本任务是为国内外资本的高盈利资本积累创造种种条件。我把这种国家机器称为新自由主义国家。这种国家所体现的自由，反映的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利益、企业利益、跨国公司的利益、金融资本的利益。简言之，布雷默引领伊拉克人把自由之马骑到新自由主义的畜栏里。”（第9页）哈维提出，第一次新自由主义国家形态的实验是30年前的1973年的智利。当时皮诺切特推翻了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阿连德民选政府，这次军人政变得到美国企业、中央情报局和基辛格的支持。一批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为重建智利经济出谋划策，其中包括了弗里德曼。经济学家的措施就是中断国有化并将公共财产私有化、对私人开放资源开发、社会保险私有化、促进国外投资和更自由贸易。以后经济快速复苏，但是昙花一现，1982年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中智利经济出现了大问题。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在智利的实验“为随后（撒切尔领导的）英国和（里根领导的）美国在1980年代转向新自由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第10页）
作者接着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在英美兴起的原因。“二战”以后，各国为控制通货膨胀而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安排，出台了多项福利政策，由此也导致了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阶级妥协”。妥协的结果是“上层阶级的经济权力受到限制，而劳工则在经济馅饼上分得很大一块。”（第18页）但是，始于1960年代的经济危机在各国引起失业率上升和滞胀现象，使得战后保持稳定增长的经济状况一落千丈。在“把饼做大”的前景破灭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调整经济政策，而这次结构性调整才使“新自由主义”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浮出水面。
哈维又探寻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兴起的过程。提到了哈耶克发起的“朝圣山学社”，也提到了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他们激烈反对政府干预的理论即凯恩斯理论，更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直到1979年才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的正统。
然而正像哈维所说，新自由主义改革与其说是为了促进人民的幸福，不如说是源于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上层阶级和商业精英为了恢复自己的经济力量所做的打算。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逐步展开，其根本特点也浮现出来：“金融服务领域的创新浪潮不仅生产出高度复杂的全球互联网络，还生产出各种建立在证券化、衍生品和形形色色期货交易基础上的金融市场。简言之，新自由主义化就是将一切都金融化。这一过程深化了金融不仅掌控其他一切经济领域，而且掌控国家机器和——如兰迪·马丁所说——日常生活。”(第38页)凯恩斯主义当道时，产业资本是老大，常被人挂在嘴边的口号是“对通用汽车有利就是对美国有利”，到1990年代，这个口号变成了“对华尔街有利就行了”。（第39页）
在这章哈维主要分析了英国和美国是如何让新自由主义获得民众赞同的。前面提到了新自由主义是限制工会力量、阻止在经济馅饼上分得很大一块的，那为什么新自由主义还会得到赞同呢？哈维分析说，美国商会、全美制造商协会等组织游说国会应为企业争取政治权力，拿钱支持研究机构写文章支持新自由主义政策。共和党不仅拥有雄厚财力，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与右翼保守派相结合，积极建立起稳固的民众基础，最终为里根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打下基础。此处颇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新自由主义提倡个人自由、个性解放；另一方面，提出新自由主义经济转向的共和党，在价值取向上又和右翼保守传统拧在一起。在英国的例子中，哈维指出，由于工党政府无法满足允诺给工人阶级的诸项有利措施，而又想不出很好的办法解决经济问题，最终让坚定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撒切尔夫人上台了。
新自由主义国家
哈维在这一章主要分析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是分裂的。他指出，由于害怕群众性组织最终会建立起强大的力量破坏新自由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化过程就不得不为个人自由设下许多限制，这带来的后果是：“新自由主义者为抵抗他们最担心的事物——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暴民专制，甚至多数的统治——不得不为民主治理设置很大限制，转而依靠不民主和不负责任的机构(诸如联邦储备局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关键决定。这造成的悖论是，在一个认为国家不该干预的世界，国家和政府却通过精英和‘专家’忙于干预活动。”(第79-80页)
哈维进一步举例说明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是分裂的。比如，按照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应该给金融机构松绑，但国家接下来又会不惜代价保障金融机构的信誉与偿还能力，哪怕金融机构本身错误造成的损失，国家权力被用于给以公司经济救助或转移失败。哈维还举例，“新自由主义国家必要时还会强制立法和治安策略（如，反纠察条例），用来驱散或镇压反对企业力量的集体组织形式，在美国监禁成为对付下岗工人和边缘群体的关键政府策略。国家的强制武装被用于保护企业利益，并在必要时镇压反对者。这里所说的没有一样与新自由主义理论吻合。”（第88页）
哈维最后甚至说，新自由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的分裂，会产生诸如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个人主义、垄断力量；他还认为达沃斯年度集会，就是新自由主义为了庆功的会议。但就在那个会上，就有人警告，越来越多反对经济全球化后果的势头，会让工业民主国家内，一帮新的民粹主义政客正在抬头，这股势力很容易就变成骚乱。（第93页）哈维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他认为如果新自由主义国家本身不稳定，只有“新保守主义”能取代它，就像新加坡的权威主义、中国和韩国那样的民族主义、或者是普京那样的权威主义、民族主义。所以，哈维说，我们“要拒绝以新保守主义方案来解决新自由主义的矛盾。”（第99页）
不均衡地理发展
这一章考察各个国家采纳新自由主义道路所经历的不同过程。作者说“实际上，1980年代属于日本、东亚经济‘小龙’和西德，它们是全球经济的竞争动力源。它们在没有施行全盘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情况下取得了成功，让人们很难辩称全球范围的新自由主义化进程是救治经济滞胀的良方。”（第102页）但美国和英国是为了上层精英重建阶级力量，“新自由主义显然是很好的方案。”（第103页）为此采取四方面的措施：第一，“向更开放的金融化过程转变”。（第103页）第二，“资本日益增加在地理上的流动，”“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把新自由主义化程度作为衡量良好商业环境的尺度，使得各个国家被迫逐步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第105页）第三，美国通过“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美国财政部三位一体在经济政策中占据主导，能够劝说、哄骗与强迫(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行的结构调整规划)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新自由主义道路。”（第105页）第四，“新货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教条的全球传播，产生了极其有力的意识形态影响。”“1980年代末，大多数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经济学专业——世界上多数经济学家在此受到过训练——都与新自由主义规划基本保持统一口径。”（第106页）这些措施“最终在1990年代中期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中统一起来。其中，美国和英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被定义为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案。日本和欧洲(更别提世界上其他地区了)被施加很大压力，要它们走新自由主义道路。”（同上）
哈维通过进一步分析墨西哥、阿根廷、韩国、瑞典等国的具体事例，试图表明造成新自由主义不均衡地理发展轨迹的因素，包括美国等霸权力量的强制、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竞争，还有就是阶级力量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且，新自由主义在各国发展因时因地而异，但有一点共同的现象：即“财富和力量如今都聚集到资产阶级上层队伍手里，这种现象自1920年代以来还是第一次发生。流入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的贡金数量惊人。”（第136页）哈维尖锐地说：“这一切或许是(仅仅或许是)新自由主义化的核心。”（第136页）
“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
有趣的是，哈维在分析了上述几个代表性国家之后，专辟一章论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走的道路——哈维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的新自由主义。哈维说：“中国没有采取‘休克疗法’——这是后来1990年代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华盛顿共识’强加给俄罗斯和中欧的道路，令其快速私有化——所以成功避免了困扰这些国家的经济灾难。中国走了自己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或某些人更喜欢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私有化’道路，二十多年来它成功建立了一种国家操控的市场经济，带来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年均增长10%)，并提高了相当多人民的生活质量。但经济改革也造成了环境破坏、社会不平等，最终还有某种看上去令人不安的事情——资产阶级力量的重建。”（第139页）作者分析并认为，个人责任制体系、乡镇企业、国有企业改为股份制、吸引外资、经济开发区、城市化等等，都是“整个经济结构朝向新自由主义结构迈进。”（第144页）哈维还认为，目前社会不平等越来越大，但“还无法作为阶级力量重建的确切标志。……中国工人阶级目前是二亿五千万人。在这些人中，‘超过一亿人’目前受雇于非国家部门，正式说来算雇佣劳动者。事实上，受雇于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同样处于雇佣劳动者的地位。因此，中国就有一股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浪潮，出现于私有化过程的各个阶段以及实行劳动力市场弹性化的各个阶段（包括取消国有企业的福利供给和养老金义务）。”（第166—167页）由此，哈维的结论是：“由于新自由主义需要庞大、容易剥削、势力相对薄弱的劳动力，中国肯定算作新自由主义经济，虽然是‘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第167页）这样的结论是否可靠，就要留待读者考察了。
哈维进一步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引起的在文化方面和政治方面变化。在文化方面，他说，城市有富人高档住宅社区、富丽堂皇的特权阶级消费场所，“所有西化的标志在那里都能找到”。（第170页）他说：“政治上的自由化要求也开始出现，与经济新自由主义化同步产生的政治紧张，清楚表明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化并不伴随人权、公民权、民主权利方面的进步。”（第123页）“虽然中国共产党的某些政策意在挫败资产阶级形成，但共产党同样认可中国劳动力的大规模无产阶级化、打破‘铁饭碗’、抽空社会保障、强征各种使用费、建立弹性劳动市场体制，并且认可将先前的公有资产私有化。共产党创造了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可以在其中自由形成和运作的社会系统，在这一过程中，它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并缓解了很多人的贫困问题，但同时也使得大量财富积聚到社会上层精英手里。此外，党内的商界人士也在不断扩大(从1993年的13.1%上升到2000年为止的19.8%)。但是，很难说这反映了资本主义企业家涌入党内，还是表明许多党员利用自己的特权，通过种种可疑的手段成为了资本家。无论如何，这一现象告诉我们，政党和经济精英正在不断合并，而这种现象在美国已经太普遍了。另一方面，工人和党组织的联系却变得紧张。”（第173—174页）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哈维接着分析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相信新自由主义是“唯一出路”。他认为，一是因为某些地区一段时间内的惊人发展，代价由其他地区承担；二是上层阶级利益集团主导了媒体的声音，如果实行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失败了，他们会宣称其竞争力不够，如果底层阶级条件恶化了，他们会宣称是由于个人或文化的原因，“简言之，不管出什么问题，都是因为缺乏竞争实力，或因为个人、文化、政治上的缺陷。”（第180—181页）他还指出，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发展还有两个客观条件的帮助：第一是金融与金融服务业的发展，第二是信息技术的膨胀。
哈维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化的主要实质性成就不是生产财富和收入，而是对财富和收入进行再分配。”哈维把这个称之为“掠夺性积累”。（第183页）掠夺性积累有四个主要特征：1.私有化与商品化。“对于迄今为止的公有财产进行企业化、商品化、私有化，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计划的一项标志性特征。”（第184页）“上述过程，相当于把资产从公有和大众领域转移到私人和特权阶级领域。”（第185页）2.金融化。“经济松绑使得金融体系可以通过投机、掠夺、欺骗、偷窃，成为再分配活动的主要中心。”（同上）3.危机的管理与操控。“世界范围内的危机制造、危机管理、危机操控，已经成为一场精心的再分配表演，将财富从贫穷国家转到富裕国家。”（第186页）4.国家再分配。“国家一旦新自由主义化，就成为再分配政策的首要行动者。”（第188页）他举了英国、墨西哥和中国北京的土地开发例子，说明“中国将资产移交批准给一小部分精英，损害了人民大众的利益。”（第189页）
自由的前景
罗斯福总统曾认为，1930年代的大萧条和社会问题根本上在于过度的市场自由，并提出过四项自由，其中“免于短缺的自由，是罗斯福后来表述的四项核心自由之一。”（第211页）而布什总统的新自由主义将自由概念降低为“仅仅是自由企业的鼓吹者。”（同上）哈维认为，对自由的看法，罗斯福、马克思和斯密都是有强烈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哈维对新自由主义的前途是不看好的，他举了一批经济学家的名字，他们对新自由主义也是持批判立场的。他尖锐地指出：“全球经济的两大动力源——美国和中国——完全依靠财政赤字筹措资金，无疑就是有力的迹象，表明新自由主义作为一项确保未来资本积累的可行理论指导，就算没有实际死亡，也陷入了重重困难。这并不影响新自由主义理论继续被用来当作维持精英阶级力量之重建／创建的巧言辞令。但是，当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达到接近于1929年经济崩溃前的高度时(比如今天这样)，长期的经济不平衡就会引发结构性危机。”（第217—218页）在讨论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中，分析了新保守主义，但哈维是怀疑的。但他相信“比起新自由主义所祈求的自由前景，还有远为高尚的自由前景有待我们去争取。比起新自由主义所允许的治理体系，还有远为有价值的治理体系有待我们去建立。”（第237页）
关于新自由主义，我谈几点研读后的心得体会：
一、如何认识新自由主义的阶级性和科学性？
新自由主义主要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思潮，有明显的阶级性。它继承了亚当·斯密的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同时也继承了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概念，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代表了国际金融资本利益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主张放任自流的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特别强调金融自由化；在政治上，否定公有制，反对国家干预；在对外关系上，主张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说白了“美国化”。
新自由主义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狭义新自由主义是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广义新自由主义，除了包括哈耶克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它的母体是奥地利学派）外，还包括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也称现代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拉弗和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伦敦学派、芝加哥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
1976弗里德曼与哈耶克不同，他承认市场调节有时并不能很好地解决所有问题，也不完全拒绝政府干预，但他强调政府的干预必须有限度，“它的主要作用必须是保护我们的自由以免受到来自大门外的敌人以及来自我们同胞们的侵犯：保护法律和秩序，保证私人契约的履行，扶植竞争市场。在这些主要作用以外，政府有时可以让我们共同完成比我们各自单独地去做时具有较少困难和费用的事情。然而，任何这样使用政府的方式是充满着危险的。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避免以这种方式来使用政府。但是在我们这样做以前，必须具备由此而造成的明确和巨大的有利之处作为条件。”（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页）他认为，政府干预的危险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导致政府权力无限扩张，从而侵害个人自由；第二，大多数政府干预不但达不到预定目标，反而使事情变得更糟。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影响大的是弗里德曼。
二、如何认识新自由主义产生的经济与社会背景？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
80年代中期之后新自由主义进入了极盛时期。20世纪80
新自由主义是怎样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和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
新自由主义
1990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美国财政部等部门的官员、企业界人士，以及由美国操纵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结构的代表、部分拉美国家的官员，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与会代表在10个政策工具方面达成共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并出了一本《拉美调整的成效》的论文集。它包括以下10个方面()；⑦10个主（转引自何秉孟、李千《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
（许倬云《现代文明的成坏》，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2012年版，第157页）1%的人拥有的财富，超过全国财富的40%，99%的人只拥有60%（同上）（同上）
中国肯定算作新自由主义经济，虽然是‘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第167页）对此我不赞同。哈维在书中所举的中国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种种做法与表现，确实存在，实际上有些地方所表现的后果比他所举例的更突出更严重。但即使如此，我也认为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定位新自由主义是不准确的。理由是：第一，中国的市场化并不透彻，中国是国家控制下的市场经济，文献上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而是权力制约下的“市场经济”。权力制约下的“市场经济”，其实不是市场经济。第二，即便是说中国的市场化有了进展，但哈维也承认中国“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化并不伴随人权、公民权、民主权利方面的进步。”（第123页）所以说中国也是“新自由主义”就难以讲得通。第三，被英美等发达国家，至今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说明，按照英美国家的价值判断，中国还并没有全部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方案。
我的看法是，中国现在既存在市场化不足的问题，也存在市场化过度的问题。所谓市场化不足，是指应该交给市场办的，还没有交出去，民营经济在许多领域还进不来，“国家垄断”的范围还过大、程度也过深；所谓市场化过度，是指应该由政府管的，政府却缺位了，让市场去做了，比如普通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
尽管我不赞同哈维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做的结论，但对他在第5章提到的中国问题，我认为十分尖锐，如：“社会不平等，最终还有某种看上去令人不安的事情——资产阶级力量的重建。”（第139页）；“大量财富积聚到社会上层精英手里。此外，党内的商界人士也在不断扩大。”“工人和党组织的联系却变得紧张。”（第173—174页）把哈维说的问题，再对照邓小平1985年3月7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讲话中的一句告诫：（《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五、肇始于美国的
承认美国的关系的框架内，可以将经济危机区分为发生于实体经济部门的经济危机，即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发生于虚拟经济部门的经济危机，即金融危机。
产生实体经济部门的经济危机，是全球市场的消费不足导致的全球范围的产品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全球消费者购买力不足的原因是全球范围内的财富过度集中、贫富差距拉大。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在《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西方新自由主义》一文中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的广泛实施，西方国家的私有化浪潮不断高涨，社会福利大幅削减，政府管制全面放松，经济金融化和自由化程度持续提高。……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十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激化了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从1971年到2007年，美国企业平均工资从每小时17.6美元下降到10美元，而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则从40∶1扩大到357∶1。”（引自《人民网》，2012年5月17日）另一端，则是财富的集中趋势。美国知名杂志《名利场》2011年5月发表的一篇题为《1%“民有、民治、民享”》的文章这样写道：“美国上层1%的人现在每年拿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以财富而不是收入来看，这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财富。他们人生的财运节节走高，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2%和33%。”（出处同上）“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们高呼“我们是99%”的口号也说明了这一点。
新自由主义虽然一度刺激了资本主义在全球发展，但同时也加大了经济虚拟化趋势。发生于虚拟经济部门的经济危机，即金融危机的原因，就是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有意识的发展虚拟经济，倡导不加约束的金融自由化以及由此导致过度消费、过度投机，其结果导致全球范围内金融动荡的风险提高，最终导致金融泡沫破裂和实体经济遭殃。这正如美共主席萨姆&韦伯所说：“许多人觉察到了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然而他们中许多人并不知道金融自由化是把美国金融体系和经济带入万丈深渊边缘的深层原因。”（引自《新华网》，
2012年5月25日）
哈维在他的书中很具体的描述了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国家、亚洲国家，还有俄罗斯等国家的实践后果，都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灾难。2007年美国爆发的是一场金融危机，绝不是简单的“次贷危机”，说明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破产。在美国已经有人提出“经济史拐点”问题，即经济史方向将要发生改变，又会由新自由主义转向政府干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还直接以“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为题撰文，建议美国政府加强金融监管。（参见何秉孟、李千《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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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的深刻根源
　来源：　
来源：作者：责任编辑：秦超
　　作者：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山东大学信用研究中心主任　陈新岗；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李梓旗
　　2007年8月，美国爆发了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临危之初，各方不以为意，认为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再一次触底。而当这次危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垮了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对冲基金，美国花旗、摩根大通、美林证券等金融机构亦宣布出现巨额亏损，雷曼兄弟等投资银行轰然倒闭并迅速向全球蔓延时，经济学家们才意识到，这是继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对此次经济危机，我们不禁反思：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魔咒真的无法打破吗？为什么无法打破呢？第二，资本主义自诞生发展至21世纪，为何危机的规模不减，反而更加来势汹汹，如同风暴海啸一般肆虐呢？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的由来与表现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界定有两种：广义来说，当代资本主义是指“二战”结束后的资本主义；而狭义上则指20世纪70年代初战后繁荣结束后的资本主义，本文采用的是后一种界定。
　　《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批驳生动形象而一针见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剥削劳动、列强掠夺弱国就是资本主义的源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不外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矛盾带来的生产过剩、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导致大众贫困、资本家追逐利润造成的商品价格偏离价值规律等。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涨等危机的爆发原因均是如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金融危机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呈周期性爆发。
　　总体而言，战后繁荣结束后的资本主义有三大新变化：即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深化、全球经济虚拟化，显而易见，这三大变化导致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经济出现停滞的趋势、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频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地位被动摇等一系列危机。作为典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2008年金融危机是接近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涨等危机性质的系统性危机，其规模之大、牵涉之广、影响之深都堪称历史之最。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仍无法避免，我们不妨从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变化着手，来探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为何如此之痛？
　　新自由主义化。1980年是资本主义新旧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出现了一大重要的变化，即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推行至2007年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完全建立起来。顾名思义，经济自由主义意味着政府应该置身于经济领域之外，即政府不干预经济发展问题。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为：清除商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在全球经济内自由流动的障碍；政府不再扮演引导和调控经济的角色；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私有化；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向累退的税收政策转变；从劳资合作转变为在政府帮助下的资本单方统治；以自由放任的竞争模式代替大企业间合作式竞争模式。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化，一方面为经济增长放松了政策管制，另一方面也使得金融机构缺乏足够的制约，而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也印证了，相比于新自由主义的积极作用，其缺点与不足的破坏性影响更加深重一些。
　　我们之所以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化为“新自由主义化”，原因在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经济的自由主义化。回顾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美国的金融部门基本上没有监管，从而出现了过度投机和大量的金融欺诈。金融系统内的危机传染力迅速而强大，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股市旋即崩盘，银行系统在几年后亦随之崩溃。银行系统的崩溃很快便传递到实体经济，随着大萧条的发生，人们普遍认识到：没有监管的、过度自由的金融是造成大萧条的主要原因。自此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经济自由主义化有些敬而远之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完成了构建，其特点在于：在多个国家乃至世界体系内进行积极的政府经济调控，并完善了福利制度，建立了重要的劳资合作，并在大企业间实行合作竞争模式。由于政府角色显著变化而形成的历史性突破，战后体制往往被称为“调控的资本主义”，或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其积极作用一直持续到1973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滞涨”的现象，通货膨胀、经济停滞与高失业使得人们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失去了信心，因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由于其主要特征类似于大萧条前的“自由市场”版本的资本主义，因此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即本文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变化之一。
　　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主义化进程也是一波三折，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渐渐淡忘，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政党等竞争对手对资本主义的威胁也渐渐消退。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化卷土重来，为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见，实体经济在新自由主义模式内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并不明朗。诺奖获得者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2016）更是直言，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共识已经终结：“在西方过去30年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已奄奄一息。”
　　金融深化。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金融化是其发展的一大特征；而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随着金融化的加深，我们亦将这一变化称为金融深化。金融化可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到金融的长时间的转向，其特征是：第一，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第二，与GDP相比，债务越来越多，美国金融化的鲜明特点就是债务规模扩大；第三，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第四，各种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作为资本主义长期趋势的金融化，受到过战后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的制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开始重构时得到松绑，而新自由主义化实现以后，就给金融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扩张、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提高了经济效率，从而为金融化提供了理论支持。阿罗和德布鲁（1954）认为金融资产是对未来可能现金流的索取权，所以可以针对预期的经济状态提前改进资源配置，从而做出更加安全、收益更高的投资选择。弗里德曼（1953）则认为由于价格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当价格偏离正常水平时，投机者有利可图，进入市场，买入或卖出，价格会恢复到市场所决定的正常价格，因而弗里德曼认为投机行为是稳定因素，从而打消了人们对金融投资行为的顾虑。
　　通过金融市场的运行、公司行为（债务融资、非金融公司新股发行等行为）以及经济政策的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进展迅速。1957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27%，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只占13%。到2008年，情况反转，制造业比重跌至12%。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比重升至20%。资本主义金融化固然提升了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部门的重要性，将收入从实体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薪资停滞现象的出现。通过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可知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不利影响还是很大的，其在宏观上导致实体经济增长放缓，金融脆弱性加剧，并激化了分配问题，使得金融化可持续性遭到质疑。
　　此外，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化有了互联网助力，互联网金融出现，资本虚拟化严重，各种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更加繁多而复杂，大众广泛投资，经济实力欠佳的不惜背负债务去参与，因而又产生了债务驱动型的消费与投资。在金融深化之后，仍然缺乏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短期利率政策工具不奏效，金融公司行为模式仍缺乏社会责任。金融膨胀虽然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也会产生更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马格多夫和斯威齐（1988）认为如果出现金融全球化，不可能进行全球金融监管，因而迟早会停滞的生产基础上的金融上层建筑的爆炸，可能导致规模相当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崩溃。而且很不幸，他们的预言成真了——金融深化后，各种债务、次贷循环往复、层层叠加，经济泡沫泛滥，最终导致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
　　资本虚拟深化与全球经济虚拟化。资本虚拟化是指在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与实体资本相对应的虚拟资本的出现，且其种类不断演化，数量不断膨胀，并与个别实体资本逐渐脱离关系的过程和趋势。由此可知，资本具有“双重”形式，一是真实资本，即工厂库存、设备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二是虚拟资本，即真实所有权凭证所产生的金融所有权结构，如金融市场上出现的股票、债券、期货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品，都属于虚拟资本的范畴。资本虚拟化是社会信用制度发展的结果，其前提是货币的虚拟化，即货币逐步摆脱了自身具有的价值，向完全虚拟化的价值符号的趋势发展的过程。初级形态虚拟货币的典型代表为商业票据和银行券，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设立本国的中央银行，统一发行的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法定货币（即法币）的出现是货币虚拟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在货币虚拟化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资本虚拟化，离不开社会信用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股票、债券和金融期货等虚拟资本的产生和膨胀必须以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的存在为基础。基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信用关系的股票、债券等，在银行信用的介入和证券市场的发展的推动下，呈现出相对独立的运动规律，甚至成为另一种独立收入的源泉，虚拟资本最终得以形成。
[责任编辑:秦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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