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非洲生意是怎么做的吗_网易新闻
你知道非洲生意是怎么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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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想在非洲做一家能够带来改变的公司，不只是为了赚钱，不是养家糊口，如果仅为了家庭，我们完全不要到这种地方来。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
卢萨卡时间，晚上八点。
在这个时间我都会准时醒来，拿起枕边的手机，查看邮箱，然后发WhatsApp消息给安竹。
一般只有在这个时间，安竹才会结束一天的工作：铺货，收款，贴广告，然后回到家里，家里才会有比较好的网络。
“周报为什么还不给我？”
“Sorry.”
“小的事情不要拖。”
“好的……”
“跟这个没关系，但是我讲一下。”安竹接着打过来消息给我，“前天晚上，我三个朋友晚上开车回去，被抢了。”
我心里一震，幸亏不是安竹。
“美国女孩子还被劫走了，让两个黑人强奸了，丢在路边，非常惨。”
“哦，Sorry，你能帮他们就尽量帮他们，工作的事不急。”
“的确太他妈的惨。”安竹是几乎不说脏话的，可见他很愤怒，“那天他们问我要不要一起出去，我说我不去，要留在家里，差那么一点点我就会跟他们一起。”
安竹是我们赞比亚分公司的经理，掌管在该国的生意，三年前，他在上海的一个电商公司做市场；再两年前，他在台湾大学学习中文；再推两年，他刚刚从美国顶尖的文理学院Swarthmore毕业，在华尔街做投资银行的分析师。安竹生在美国，除小学在比利时读书外，大多数时间都在美国生活和受教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这是安竹在赞比亚的第二个年头。
赞比亚属于中南部非洲，这里只有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雨季的雨，气势磅礴，似乎要弥漫这片黄褐色土地上的一切，四个月的时间要下够一年的雨量。现在，赞比亚正经历漫长干燥的旱季，要见到雨季的第一滴雨水还要再等上四个月。
去年的雨季，赞比亚没有下够一年的雨水，处于饥渴之中，前些天朋友在Facebook上分享了她去维多利亚瀑布的照片，在照片中，世界第一大瀑布显得毫无生气。
赞比西河对赞比亚来说是重要的，它不仅造就了维多利亚瀑布的雄伟，也提供了首都卢萨卡的饮用水和整个国家的几乎全部电力。现在河水水位下降非常多，政府首先要保证饮水的供应，卢萨卡开始限电，几个月来，城市里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停电。
按照以前，我们会每天通过WhatsApp进行交流，可是最近隔几天我才能收到他的消息，因为手机也不能正常充电。
今年8月，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中间价大幅下调，为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幅度。在这之后的两个星期内，东南亚和非洲很多国家的货币也纷纷贬值，赞比亚的货币在四天之内贬值20%。我们进入赞比亚市场刚刚一年，这迎头一棒，极大考验着每一个人的耐心。
“上个月的销售，为什么还有45%欠在外面？”终于有一天，我又找到安竹在线的机会，在WhatsApp上质问他。
“这我知道，我保证，100%要回来。”
“你保证有什么用，我们会被拖死的。”
“我每天都在要账……”
“这九十万你要回来时，也就只值七十万了。”
“这我也没有办法，我跟这里的很多老板聊过，他们都经历过前几年赞比亚克瓦查的贬值，那时候，老货币换成新货币，直接减3个零，比这个还要可怕。”
“我们如果跟他们一样，那我们的生意不要做了。”我听不进去安竹的任何解释了。
对话显然是无效的。
我和安竹（最右）以及我们在赞比亚的团队 （图片提供/刘文）
安竹和他的子公司，正面临着在赞比亚的第一场考验，也许还是持久战。而眼下还有一个考验——如何度过没有电的漫漫长夜。
安竹喜欢去酒吧喝啤酒，因为那里有形形色色的人，他喜欢认识不同的人，啤酒是他社交的方式。
可是现在看来，夜晚外出是非常不安全的。对于在赞比亚的外国人尤其如此。
现在，安竹可以把酒买回来，在家里喝，请朋友一起喝，他打开音响，乐曲缓缓流出，那是来自牙买加的雷鬼乐鼻祖鲍勃?马利的《Buffalo Soldier》(水牛战士)：
Buffalo Soldier, Dreadlock Rasta 水牛战士，扎着脏辫子
There was a Buffalo Soldier
有一个水牛战士
In the heart of America 他在美洲中部
Stolen from Africa, brought to America
他是非洲偷来的奴隶
Fighting on arrival, fighting for survival
他一来就打仗，他为了活下来去打仗
水牛战士是欧洲人从非洲贩卖来的黑人奴隶，在美洲，他们参加了很多战争，他们去打印第安人，他们参加了独立战争，他们又打了南北战争，他们可能一辈子都在打仗。
水牛战士从非洲去了美洲。
安竹从美洲去了非洲。
Mosi是当地的一种啤酒，它的意思是会说话的水，酿造的原料除了麦芽外还有当地的主要农作物玉米，这啤酒的烈度比一般的啤酒要强上一倍，安竹喝完一瓶，再从冰箱拿出一瓶，他一边喝酒一边跟朋友聊天，喝到嗨的时候，他会嫌音乐的声音太小，他打开车上的音响，让重低音刺激酒精麻醉的神经。
安竹在上海时，我跟他在一家知名电商公司里作同事。他入职大约半年多，我们都喜欢跟这个中文讲得很流利的美国人一起玩。
一次，安竹问道：“刘文，你说为什么我们的企业文化是创新，但是我们却没有创新？上次我跟老板开会，他们讲我们网站的页面设计，一点创新也没有，那么干脆直接抄淘宝的算了。”
“这个很正常呀，既然我们做不好，那就照抄最好的。”
“可是，我们的企业文化中就有创新这一条。”
“你太把这个当真了。”
“既然这么说，就要这么做。我们的企业文化不是老板制订的吗，他们为什么要做跟他们自己说的相反的事情？”
我摇了摇头，在中国，电商的发展这么快，老板哪里会有时间去想所有的行为是否跟企业文化一致呢？恐怕也只有较真的安竹，会质疑这一点。
安竹是做品牌的，市场部给他一个工作，负责所有IT开发项目跟技术部的沟通。安竹每天做得很认真，后来他发现这个工作很可笑，表面上，他需要给所有的项目打分，然后评定一个开发的优先级，实际上，他制定的优先级一次也没有真正生效，技术部的同事知道那只是个形式，真正的优先级是老板，老板要做的，一定是最优先的。
安竹在这家中国公司并不能得到重要的施展机会，他不太在意，每天还是很开心，因为有着太多有趣的事情。
他会经常跟我们去一家“地沟油”饭馆吃午饭，脏兮兮的饭馆，他也不在乎，反而觉得饭菜很可口，就把这里介绍给他的主管，那个美国人来了一次，再也没来过。
一次，我跟安竹去了汾阳路一家有点LOW的酒吧，内急的时候，洗手间人太多，我说，我们出去吧。
我们像狗一样，分别在路边找了一棵法桐，一个四五十岁的乞丐走过来，伸手向我要钱，我指了指安竹：你去问他要，他是外国人，他才有钱。
乞丐看了看安竹，说，哦，他呀，他是我朋友。
安竹提着裤子，慢悠悠地走过来，他跟乞丐打着招呼:“嗨，老梁。”
原来，这个老梁真是安竹的朋友，第一次老梁跟安竹要钱的时候，安竹说如果你真的饿，我可以请你吃饭，于是，他在路边请老梁吃了一碗炒面。第二次，安竹又请老梁去他家，这是乌鲁木齐中路的一栋老房子的车库，他们叫了一个肯德基的全家桶。后来，安竹了解了老梁作为职业乞丐的“商业路径”：老梁是安徽人，农忙时在家干农活，农闲时跟老乡一起来上海乞讨。
在这个电商公司待了近一年，一天，安竹告诉我们，他要离职了。那天安竹非常开心，像是卸下一个无意义的负担，我们都说他可以凭借好的汉语和对中国的了解，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听到别人的赞扬，他当众背诵起了古文：“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原来是《曹刿论战》。我们纷纷惊叹，惊叹之余，我也会觉得，安竹把太多的时间去学这些，太浪费时间了。
凌晨两点，我们走在徐家汇的街头，路灯非常亮，照着空旷的街道，行人很少，公园的一个角落，坐了两个宿醉的黑人，安竹走过去，跟他们抽烟聊天，我们只在远处看着。他回来跟我们讲，他知道上海的很多黑人，圈子很小，生活这个城市的边缘，甚至于依靠卖毒品生存，不过，他们只卖给白人，因为怕中国人会告密。
再次跟安竹联系，已经是一年之后了。电话里面他说自己又离职了，想问一下我的情况。
我同两个合作伙伴刚刚创立了一家公司，在非洲销售手机。三个月前，公司在非洲的马拉维派驻了第一个员工。现在，公司雄心勃勃，想去马拉维稳固一下公司的发展，然后在赞比亚拓展业务。
我对赞比亚并不了解，更没有合适的人选去掌管这里的业务。于是，我对安竹说，加入我们吧。
我们又多买了一张安竹的机票，踏上了非洲之路。马拉维是赞比亚的邻国，人均GDP一年只有200多美金，现在刚刚结束总统选举，一个新的总统上台。
这是安竹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新鲜的冲击让人兴奋。他告诉我一个现象：马拉维很多当地人穿的T恤都是美国某所高中的学生校服，或者是某个组织的文化衫，有一次他竟然发现了他读过的高中的文化衫。于是，每天走在街道上，他都会偷偷拿出相机拍照，拍各种不同的文化衫。
后来，我也去拍非洲人穿的T恤，当你看到非洲人的衣服上面，有的写着“富士康”，有的写着“平安财险”时，真是非常有趣。之前，他们穿欧美的二手衣服，现在，穿中国来的二手衣服。
安竹一直保持拍照的习惯，他有完全不同的视角。在马拉维的首都利隆圭，一些国外的商人建了酒厂，制造一些非常廉价的酒精饮料，供应当地市场。为了扩大销量，他们把酒精饮料做成小包装，这真是一个灾难，因为很多孩子会去买这些廉价饮料，也导致了对酒精上瘾，一些饮料含有工业酒精，发生了多起中毒致死事件。政府虽然想制止酒厂生产小包装的饮料，但在这样的国家，法规的执行异常艰难。
安竹在报纸上读到这个消息后，他就去拍人们扔在地上的酒精饮料包装，相机里存有形形色色的包装照片，其中也有中国的厂商生产的，当安竹给我看照片的时候，我会有隐隐的不快。
在马拉维，也有很多做生意的中国人，我们会带安竹去跟不同的中国人聚会。人们很少见到中文这么好的美国人，在餐桌上，中国人有时会对安竹讨伐美国，有时会让安竹背诵一段中文文章，他开始背诵朱自清的散文《匆匆》，第一次，他甚至能够背诵全文，后来就越来越少，有一次，在我们都等着惊叹的时候，他只背了第一段。后来，安竹就没有再进行过这种表演。
安竹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好奇。利隆圭的citycenter是当地的一个购物中心，我们会坐在那里喝啤酒，听当地艺人弹着木吉它唱歌，有一个经常出现的艺人，二十多岁，患有白化病，人们已经完全看不出他的肤色。安竹了解到白化病人在当地的状况：这些人一般很难找到工作，不仅如此，当地人认为白化病人的器官有某种神奇的作用，因此，有的白化病人会被劫持，割掉胳膊或者腿，有的死后还会被掘走尸体。
安竹对这类问题刨根问底，有时我会把它看成发达国家国民的高傲，站在一个高高的平台上去俯视落后国家。
到赞比亚的第一天，我们在一户当地人家吃晚餐。主妇的儿子在上海读书，是安竹的朋友，做客那天，她想借机把侄女介绍给安竹。就餐时主妇问了我一个问题:是否中国人喜欢吃狗肉？原来，几个月前有一些中国工人请当地人给死狗剥皮，大吃狗肉，此事上了当地的新闻。
赞比亚虽然落后和贫穷，却并不单一。
Great East是卢萨卡的主干道，这还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英国殖民时期修的水泥马路，路边移动运营商推广4G移动网的广告则让你觉得这里发展很快。路边有印度人修建的大型购物中心，出入着本地的有钱人，他们大多是公务员；这里的白人大多是一些联合国和NGO组织的工作人员，或者欧洲游客；也有一些中国人，他们是一些商业机会的掘金者，或是中国企业的员工。
我们公司的发展开始并不容易，为了注册公司，一次次地跑政府机关，一次次被可笑的理由敷衍，效率低下。一天，在当地最大的报纸上，头版头条就登了一则中国人行贿当地官员的新闻，标题是“中国承建商是行贿专家”。中国人在赞比亚承建很多工程，修路，建体育馆，建开发区，有利于当地发展，不幸的是，一些承建商为了得到工程项目的承包权，去行贿当地的官员，甚至中国形象因此受损。
赞比亚的团队一起聚餐 （图片提供/刘文）
那天去超市买食物，路上我们车开快了一些，一个北非人在车里拿出这张报纸摇着，表示对我们的抗议。后来几天，我们都不好意思出门。
各种压力下，也许我太过敏感，会被一些小的事情伤害作为中国人的自尊心。
一次在路边，安竹买了一个老女人的食物当早餐，我跟他讲你不要吃，这个太脏了，他回答我说，这总比中国的食品更安全一些吧。
在工作上也发生了冲突。公司需要在当地招聘一个司机，在报纸上发布了招聘启事后，前来面试的络绎不绝，我们只要一个司机，可一天来面试的有几十个，很多人都是带着亲手写的简历和求职信，换上他们最好的西装，辗转乘坐几次巴士，来我们办公室递交简历，拒绝他们非常困难，安竹一个接一个地面试，可谓精挑细选。
没有想到，安竹把一个有7个孩子、年纪58岁的老人作为首选，这让我大为光火，即使再动恻隐之心，我也无法接受一个如此年龄的老人在一个创业的公司，安竹列举了他的种种优点，例如，他不仅有很长的驾驶经验，还懂得修车，也懂得急救，他在津巴布韦的军队工作过六年。我想安竹列举的理由也许并不是他真正内心所想，这个老人总共养过14个孩子，现在还有7个孩子，亲戚养不活的孩子的都送给他了，安竹虽然职业，但是他的善良会在潜意识中左右他的决定。不管安竹如何坚持，我最后还是拒绝了。
还有一次，会计闲聊时问安竹为什么来非洲做生意，安竹讲，他是为了不同的人生体验。会计又问他，你的合作伙伴为什么来这里？安竹讲，这个我也不知道，也许他们为了他们的家庭过更好的生活。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的这个回答触动了我的神经，我质问安竹为什么会这样讲。我们明明说过，是想在非洲做一家能够带来改变的公司，不只是为了赚钱，不是养家糊口，如果仅为了家庭，我们完全不要到这种地方来。
我们一次一次地冲突，身心疲惫，不过在非洲的好处是，你在这里没有其它可以依靠的人，只能一次次的和好。某个深夜，我们照例喝着Mosi,望着非洲深邃的星空。安竹说：我们如果是同事，就不能是朋友，刘文，你总不明白这一点，看来我们难以合作很长时间，我帮你三个月吧。
那时，我觉得我不能失去安竹，我说：三个月不够，我要一年。
安竹想了想，他说：好，我做一年。
我要回到中国了，走之前，我细致地罗列了所有对安竹的要求，例如，恪守每天的日报，个人喝酒的消费公司不做报销，非休息日不能饮酒等，我写了很多，我想好好跟安竹谈一谈，但到了最后，我也不知道如何开口，我发现我能选择的就是两个字：宽容。
我回到了上海，安竹留在赞比亚，他自己一个人。
我和安竹的关系变成了单纯的同事关系，每天的交流是日报、周报、开拓市场、招聘当地员工，我知道只要我们制定每一项任务的时间结点，做得就不会差，因为安竹是一个诚实的人，这种诚实是非常多的中国人所欠缺的。
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几个月内，安竹就拿下了当地最大的连锁零售商，我们的产品与一线的手机品牌三星、华为等摆在了一起，再后来，我们销量超过了三星，接着超过了华为。安竹把一个来自深圳的山寨品牌做成了当地的名牌。
到了圣诞，也许是太忙了，也许是忽略，我忘记了这个西方习俗中最重要的节日，安竹一个人在非洲，度过了一个孤独的圣诞。我至今保留着他在圣诞夜发给我的一段话，他说：刘文，我在这里非常孤独，我一个人，在电脑前，在看一部电影……从他有点沙哑迟钝的声音中，我知道，他一定是喝了很多酒，又抽了很多烟。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我有些自责。我经常翻看办公桌上摆着的长长的一排书，那是安竹决定去非洲后留在这里的，他说他非常爱上海，甚至把上海当成了他的家，但是要离开了，这些书他不舍得扔，就放在我这里，大部分是厚厚的中文书，有梁思成的建筑书籍，有台湾的小说，还有科幻小说《三体》，大部分非常新，也许，安竹是想以后再去读。安竹会不会忌恨我呢，去了非洲，他失去了上海的人脉，中文也有可能变得生疏。他在台湾和大陆，有五年多的积累，现在失去很多。
为什么如此喜欢中文，安竹跟我讲过他读懂的第一首唐诗，“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唐诗的美，在他的心底产生强烈的同理心，这种感受让他永远保留对跨文化的兴趣。
在卢萨卡北面，有一个小山包，名字是Leopard’s Hill, 看到这个名字，我说可以翻译成豹子山，安竹说应该叫豹丘，因为丘比山小。我非常喜欢这个翻译，丘这个字，在现在的中文中很少使用了，安竹这个翻译显得很有诗意。也许是因为他在台湾待了三年的原因。
尽管在一所优秀的学校读了经济学，进入了华尔街，可是他不喜欢，他去了台湾，学习中文。
父母希望他回去再读一个法律学的硕士，成为一个律师，安竹没有回去。他来到了上海。上海是放大版的台北，并且，放大的不太一样了，安竹这样说。
安竹讲过他想去一所美国的大学，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可是，他发现每年申请这个职位的有一百多人，可能最终只取两个人。他觉得他的积累不够，就一直没有开始。
我又回到非洲去看我们的生意。
过海关的时候，即使有签证，海关人员还是刁难我，不让入境，理由是很多做生意的中国人在这里非法滞留。安竹帮忙找了一个当地人，据说这个人的哥哥相当于该国公安部长，一通电话后，我过关了。
第一天我们到酒吧喝酒到很晚，第二天早上，看上去睡意朦胧的安竹扒几口女佣做的早餐，带上一杯咖啡，坐上车子，简单问候Good Morning后，司机就开动了车子，他养的一条罗威纳欢快地追着车子跑，安竹跟它打着招呼，车缓缓驶到院子门口，开院门前，园丁熟练地把狗按倒，避免它危险地跑到马路上。安竹很爱他的狗，他也教会其他人如何关照他的狗。
在车上喝着咖啡，安竹会看一份南非报纸，他嫌当地的报纸“大多没有深度”。到了办公室，墙上贴满了公司的规章制度，组织架构，月度目标。维修人员专注地修手机，销售总监打开报表，打电话联系要拜访的客户，各项事务井井有条。我经常对安竹说，什么时候做到公司没有我们也可以运转，那就是成功了。
公司在马拉维的团队 （图片提供/刘文）
下午去一个当地中餐馆，全体员工为一位同事庆祝生日。我们刚刚招聘了几个高中毕业的学生，开心是他们对工作的最初诉求。就餐时安竹进行了一个游戏，他在网上找了很多字谜，让这些年轻人来猜，每猜对一次会有五元钱的奖励，年轻的同事乐此不疲。餐后他询问每个年轻人是否已经办了银行卡，原来他要求大家每个月能够拿出部分工资存起来，两年之后可以开始大学的学业。
吃完生日餐，我们又聊了一小时工作。晚上七点，夜色中的酒吧开始有了韵味，环顾四周，人越聚越多，暖暖的灯光很黯淡，服务员端着啤酒穿梭，这气氛让人忘记了是在非洲，安竹的眼睛里面也开始泛光，我们叫了啤酒，边喝边聊，安竹开始打量四周有没有他感兴趣的人，在酒吧中，分辨出一个当地人，或者是一个外地人，一个土豪还是一个白领，是安竹的爱好。
那天晚上，我们认识了一个在坦桑尼亚做了几十年生意的老头，讨论了在那边合作手机生意的可能性。为示友好，老人请我们干了一杯据说能够壮阳的当地药酒。
后来，安竹又发现了一个文质彬彬的印度人，他毕业于美国杜克大学的MBA，有非常好的背景，现在为一家国际知名药企在非洲拓展市场。在这里找到一个受同等教育的人并不容易，安竹跟他聊了很久，后来，我们又在印度人住的酒店喝了很多。我撑不住了，要回家睡觉，安竹说，他还要去见一个开酒吧的朋友，今晚约好了谈一点事。
凌晨三点钟，我睡得懵懵懂懂，安竹回来了，他敲我卧室的门，让我出来一下。
安竹呼吸的酒气很大，后面是一个胖胖的当地黑人，再后面又跟了两个黑珍珠般的漂亮女人。安竹指着我，用英语跟黑人说：“这是我的老板，他是中国人。”他又用汉语跟我说：“这个人就是今晚我约见的，他在这里有好多酒吧，他想投资我们的手机生意。”
我想着如何跟这个当地人寒喧，安竹却说:“你可以去睡觉了。抱歉打扰你，我只是让他知道，我背后有中国人，你知道的嘛，在非洲，中国人就代表着有实力，有钱。”
安竹大声放着音乐，继续喝酒，他毫无倦意，后来，两个黑珍珠再也熬不下去，就离开了，她们本来想着今晚也许会有生意，再后来，那个当地人也离开了。天都快亮了。
“刘文，你以为我的手机是怎么卖的，都是在酒吧里卖的……”安竹嘟囔着，天亮了，他要去睡觉了，今天是周末，他会睡到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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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网易
作者：刘文 | 破茧计划
责任编辑：沈燕妮_NX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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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是广府语系、潮汕语系和客家语系海外乡亲在家乡的第一次大团圆。
王建旭，嘉宾中的南非代表，有着典型的潮汕人优点，精明、敏捷、勤奋而坚韧，极有生意头脑，绝不墨守成规，不停地寻找和权衡机遇&&
即使在遥远的非洲，他也能长袖善舞&&在20年的时间里，他从一个种桉树的下乡知青，成长为非洲华人的新侨领，甚至成为几内亚比绍驻南非名誉领事。
在我们的印象中，非洲是个干旱而炎热的地方，他却描述说，至少南非是四季如春；在不少企业的想象中，非洲是投资贸易的空白地，而他却告诫说，须了解清楚才宜踏足。他的谈话，让我们看到中国人在异邦奋斗的苦与乐，也让人们增长对非洲的认识。
在王建旭的房间，他不停地接听电话，与广州的朋友讲广州话，与潮汕老乡讲潮汕话，然后和我们讲普通话，与海南籍的实习生讲雷州话。
在他身上，似乎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尤其是潮汕人异乎寻常的与环境相适应的生存能力。
&在雷州，我度过了5年的下乡知青生活。&
记者（下简称记）：你很有语言天分。怎么还会讲雷州话？
王建旭（下简称王）：我的人生就是在湛江起步的，在雷州林业局林场，度过了5年的下乡知青生活。
记：对那段生活还有印象吗？
王：永远难忘，真是辛苦又有意思。我们的工作是种桉树，劳动量很大，吃的是南瓜和椰菜，每个月工资30多元。但几千知青在一起，还是很活跃、很积极向上的，我还当过农场团总支副书记，学会用雷州话念报纸。
记：除了干活，在林场时还会自学吗？
王：当时特别渴望读书，就一直自己看书。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就兴致勃勃地参加了，上了线，但学校不理想，于是我就去寻求一条更好的道路。
记：还有什么收获？
王：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曾爱玲，她也是澄海来的。我们在农场结婚，没有钱举办任何仪式，只是领了一张林业局发的结婚证。
&背着&为人民服务&的挎包，我去了香港。&
记：你后来用什么理由申请去香港的？
&&& 在奇风异俗的非洲，中国人要打出一片天地实在不容易。
王：虽然我爷爷还在泰国，父亲是归侨，但当时泰国不是那么容易去的，我就想到香港去。我的妻子早在1977年去了香港。1980年她回来与我登记结婚，于是我也到了香港。我们当时拍不起结婚照，直到后来赚到一些钱才补拍。
记：刚到香港时，你是不是身无分文？
王：（笑）也不是，当时身上应该还有100块钱吧。我从林场到香港去算是退职，按工龄来算，一年补一个月的钱，我插队5年，就给我补了5个月的钱，于是我带着100多元到了香港，还背着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挎包。我妻子经济基础比我强，因此能给予我支持。（笑）
记：初到香港，你都从事过哪些职业呢？
王：刚到香港，一开始我是在一家进出口公司给人打工。我还读夜校，学英语，不停地工作学习，生活得很充实。结婚生子后压力更大了，每天读夜校放学后，我还要去多打一份工，养家糊口。那时候的辛苦不是言语可以形容的。
&卖人参起家，后来又亏得很惨。&
记：你的第一桩生意是什么？
王：1984年，我开始做中药材生意。当时我有朋友在东北，那里的人参、鹿茸等都比较便宜，我把它们卖到东南亚，也比较有赚头。就这样，我做了五六年的中药材生意，也尝到了一些甜头。
记：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王：开头还顺利，直到1990年的时候，大陆市场开放了，香港人到内地去，内地人到香港，中药材直接交易，也不需要我这个中介了，我生意的空间就越来越狭窄了。
特别是在苏联解体那年，我依然按照以往的计划，购入野人参来卖，以前一条好的值十几万港币，但是苏联解体后，人参货源一下子多了，价钱掉了3／4，我只好低价卖出存货，跌得很惨，只剩下房子和车子。虽不至于捱饿，但我对这行心里有了阴影，想另辟空间。我跑到国外去考察了一下，把全世界都游了一圈，却在南非停了脚，一下就喜欢上了那里，气候、环境、教育、法律制度各方面都非常好，可以和欧美国家媲美，而经济还属于起步阶段。当时南非的种族制度已经完全取消，我觉得那里将是个民主、平等、能干事业的社会，机遇非常好。
&到南非后，我吸取了在香港的教训。&
记：但毕竟那里是陌生的非洲啊！你太太愿意去吗？
王：（笑）潮汕的女人是很听丈夫话的。她跟我到南非走了走，就同意了我的想法，于是就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一起移居到南非了。
记：你在南非还重操旧业，卖中药材吗？
王：不是。虽然南非各方面的环境都不错，但南非始终属于第三世界国家，轻工业等方面还不太发达，于是我便想从这方面入手。我观察了一下，抓住了一些商机。我发现，在香港和大陆入货牛仔裤，一条只需5元左右，卖到南非来就要几十美元。就算要缴税，我也能赚钱。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开始做这方面的生意，很快就赚到钱了。
记：你在那里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王：开头对当地不了解。我到西非想做木材生意，在森林里被蚊子叮了，患上疟疾。打摆子的感觉真不好啊，刚开始还以为自己感冒了，但接下来时热时冷，还上吐下泄，难受极了，要忍受两三天才慢慢好起来。另一方面，非洲的森林并不是成片的，一棵大树要长到几人合抱那么粗，周围的树就都全死光了，因为这棵大树把周围的养分全都吸收光了。我做木材生意的话，得为运送几棵树修路，很不划算，于是我不久就收手了。
记：你是主要靠做哪一门生意成功的？
王：到南非后，我吸取在香港的教训，认为做生意不能只做一种生意，不能一棵树上吊死，要做多方面的生意，为自己留多几条后路。我在南非开牛仔裤厂、加油站、餐馆和做贸易，都还顺利。最近这几年，我又看中中国前景巨大的环保市场，与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合作，提供美国污水处理方面的技术，也算是为国家环保献尽我微薄的力量吧。
&我更喜欢在那里没有压力的感觉。&
记：我们以为非洲是贫瘠而干旱的，你在那里这么多年习惯吗？
王：并非那么可怕。非洲是个有趣的土地，我尤其喜欢南非，有优美的自然森林，有宜人的气候，夏天不热，冬天不冷，最热时虽然在30度以上，但只要往树荫底下一坐，或下午5时后，就会凉爽起来，根本不需要冷气。水资源方面，南非比非洲其他国家还是充足些。为了珍惜水资源，南非以昂贵的水费来控制用水，我们家的水费就是电费的四倍。
另外，我更喜欢在那里没有压力的感觉。中国人为什么常常感觉压力很大、活得很累？就是因为我们太喜欢比较了，不仅和别人比较，还把自己的现在和从前比较，一比较就有一种不平衡的感觉，压力自然就会大。而在南非，我所见到的人们完全不一样，他们活得很轻松，不比来比去，觉得只要不犯法，自己高兴就好，这就感觉不到什么压力了。还有一点，在南非，不管认识你或不认识你的人都会主动热情地向你打招呼，让你处处感到随和亲切。我觉得这点是中国人应该向南非人学习的。
记：非洲的生活有趣吧？
王：那里允许人们配枪。我曾经打猎，打中了羚羊、野兔。约翰内斯堡还有一家餐厅，得到政府的特许，有50种不同动物的肉出售。
有长颈鹿肉啦、大象肉啦、犀牛肉啦、鳄鱼肉啦、鸵鸟肉啦等等，我尝过一些，还不错，跟牛肉差不多。当地人喜欢吃四足动物的肉，不像广东人喜欢吃蛇虫鼠蚁。（笑）
记：会讲非洲语言吗？
王：太复杂了，学不了，我都是讲英语。我去了那么多年，最不了解的还是当地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比如说，有个南非朋友去世，我在商会呼吁援助他的家人，结果他们却很不高兴，觉得我侮辱了他家，这令我很纳闷。另外，当地人单纯而直接，不像中国人，会客气地推辞，他们如果说不要，就是真的不要，如果你硬要他要，他会生气。我后来便学会顺从他们的习俗。
&当了领事，我履行签证、补发换发护照权等权力。&
记：除了南非，你还到过非洲其他国家吗？
王：差不多走遍了，连佛得角、圣多美那些小岛都去过。开头，要获得一些国家的入境签证，是很麻烦的事情，比如几内亚比绍在南非没有设立大使馆或领事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和几内亚比绍的政府官员交上朋友，也取得了总统先生的信任。当时的总统曾在中国留学，对中国人有感情。我向他们提出，为吸纳华人资本，几内亚比绍应在南非设立外事机构。这个建议最终得到该国政府的首肯，而且将担子交给我。1996年，经南非共和国曼德拉政府的核准，我担任了几内亚比绍驻南非约翰内斯堡名誉领事。我可能是非洲地区惟一担任领事的华人。
记：名誉领事有实权吗？
王：我因为不是几内亚比绍国籍，因此授予的是名誉领事，但工作性质和领事是一样的，也具有外交官证件。我去那里，外交部长都会来接。这6年来，我履行签证权、补发换发护照权等等权力，还要为那些在南非的几内亚比绍留学生们解决种种问题。早在1974年，几内亚比绍就与中国建交了；1990年，它又中止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转而与台湾建交；1998年它终于与中国复交，这是大势所趋。我只是为促进几内亚比绍与中国的关系推波助澜，如向该国官员宣传中国情况，并请外交官员到香港、澳门考察。因此，人们叫我&民间大使&。
&我认为有必要告诫国内想来做生意的人。&
记：你初到南非时，种族制度已经取消了。虽然制度取消了，但从实质上讲你觉得这种种族制度到底取消了没有？
王：在南非，黑人和白人的矛盾还不能说完全地没有了，我还是隐约感到有种族歧视这回事。但是在这方面，从曼德拉总统开始，就处理得很好，而且有法制的保护，至少表面上的冲突是大大减少了。
记：近年到非洲做生意的中国企业多吗？你曾经说过，中国大陆的一些公司到南非去做生意走进了误区，是什么问题呢？
王：大陆到南非去做生意的公司现在大概有几百家，但真正成功的没有几家。涌入南非的中国商家，以各种手段互相厮杀。他们当中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有因不了解情况吃亏的，也有自相残杀而受损的。比如说，汕头一家公司去做上千万元的设备生意，却没想到从签约到供货时，汇率已经跌到原来的六分之一了。一旦供货，注定亏本。我及时地制止了他们。
这里还涉及到心态上的和制度上的问题。到南非来投资的国企一般只派一两个人出来，这些人是为国家打工还是为自己打工？这个心态问题首先要摆正。一些人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亏公司而肥自己。再则，中国商家无序竞争，将商品蚀本抛售，自乱阵脚，这也是十分不好的。
记：你们怎样帮助中国的商人呢？
王：我认为有必要告诫国内企业以上的情况。2000年，我们华人自己出资，在南非开设了南非&中国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我是中心主任，中国国务院侨办主任郭东坡还为中心剪了彩。这个交流中心是非赢利的，每年还要贴不少钱，既为南非的华人介绍中国，又为来南非的中国人介绍南非，将当地的相关法规政策翻译给中国商人，让他们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不会再吃亏上当。
&我领头筹办了潮人联谊会，填补了非洲空白。&
王：在交流中心同一栋大楼内，还有多个华侨社团，如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非洲潮人联谊会、南非洲粤港澳总商会。其中前两个社团填补了非洲的空白，促进会就集结了全非洲40多华人社团。这可以看出我们华人的凝聚力有多强！最近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访问了北京，钱其琛副总理还接待了我们。
记：在南非的潮汕人多不多？
王：大概有1000多人吧。原来潮汕人在非洲是没有联谊会的，后来有一位朋友问我：&为什么潮汕人在世界各地都有联谊会，就是在非洲没有呢？&我想了想，也对。（笑）为了填补这一个空白，于是我就领头筹办了这个潮人联谊会。我们在联谊会喝功夫茶，讲潮州话，感受乡情。平时我的工作很忙，没有多少时间去细细品位功夫茶的香浓，只有在这里，我才能好好放松。
记：在南非还有没有经常吃潮州菜？
王：在南非很难吃上潮州菜，原料不容易购齐呀，所以我很怀念家乡菜啊！
记：你和家人用潮汕话交谈吗？
王：我和我太太讲潮汕话，但跟孩子们都讲广东话，因为他们在香港出生。他们跟我到南非生活一段后，为了让他们受到更好的教育，我就让太太把两个孩子带到澳洲生活，而我一个人坐阵南非，在中国、澳洲、南非之间呈三角形飞来飞去（笑）
记：我还了解到，你曾为家乡兴建了两所村镇学校而出过力。
王：是的，我在香港做生意赚了些钱，就为澄海建了两所学校，一所是槐泽端本学校，另一所叫槐东学校。我觉得能读书是一件幸福的事，当年我想尽一切办法想要读书。想到那些即将失学的孩子，我实在于心不忍。我这么做也是为这些孩子们创造受教育的机会，希望他们有一天能成为祖国的栋梁。
记：你还是《南非华人报》社的社长。
王：没错。1999年以前，南非只有两份华文报纸，而大陆新移民们却没有一份自己的报纸。1999年1月，《南非华人报》诞生，但在各方面发展得都不大顺利，亏损了几十万兰特。1999年10月，报社改组，我担任社长，并捐款200万元，其他华人也捐100万元，报纸由原来的周报改为周二版，且成功推出电子版。我在最初时，每天都到报社工作半天，看版样、定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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