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决战，中国科技如何领导世界？ | 汪涛_突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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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决战，中国科技如何领导世界？ | 汪涛
编辑：张俊评论：
通信产业是中国科技战略反攻最初获得重大突破的领域。它之所以成为中国第一个重大的科技突破口是有原因的。这个领域虽然核心技术难度很高，却存在一个重要特点：连续上升的技术坡度。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这四十年，科技进步幅度之大令人惊叹。忆往昔，变化恍若隔世；展未来，巅峰近在眼前，中国即将跨入世界科技领导者的行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从未像今天这样离我们如此之近。但是，这个地位显然不是自动就可以获得的。在人类大国崛起的历史上，有的国家成功跨过了巅峰，而有的国家却在最终跨越过程中惨痛地败下阵来，并从此一蹶不振。即使一些越过巅峰的国家，有的维持得长久，成就卓著，而有的却昙花一现，成就不多。为了理解在新的时代应当做什么，避免走弯路甚至是跨越失败，或即使成功跨越了又如何能成功得更为久远，成就更为辉煌，我们需要对过去作一些简要的回顾，并展望未来之路该如何走。这四十年中国科技可分为四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战略决战。
熊猫迷走北冰洋
蝴蝶飞鸽梦凤凰
牡丹菊花盼永久
万码科海寻希望
（从中可找出11个中国知名或曾经知名企业品牌）
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中国人刚刚开始打开国门看世界的时侯，心理落差之大可用从天堂转眼间跌入地狱来形容。从“要将世界上3分之2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解救出来”的政治信念，瞬间发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原来是我们自己。面对西方发达的科技和生活水平，大量中国人陷入几近绝望的境地，那时人们的自卑感之强是今天难以想象和理解的。拼了命想尽办法出国，成为很多人摆脱命运的主要出路之一。电影《中国合伙人》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当时的状况。俞敏洪当年出国签证被拒，怀着对美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创建了新东方，把尽可能多的中国人送到资本主义世界去抢饭碗。真得要感谢那位签证官，让中国又多了一位卓越的企业家，少了一个在美国餐馆端盘子的留学生。
那些不能出国脱离中国籍的，只是出差到国外1个多星期，饿掉10多斤肉，回来省下的伙食费就为能买一台18嫉牟实纾ㄎ野镎庑┤颂Ч实纾籽劭此腔乩春笤诎醭由铣铺逯兀Ｎ乙苍锶说奖本┏龉嗽狈翊τ猛饣闳ヌ岜洌淮笤绲矫趴谂哦樱乓豢拖蟠蛘坛宸嬉谎枷蚋鞔ΑＬ崃吮涑雒啪捅坏仍诿磐獾姆纷勇蜃摺
随着生活水平从最初级阶段一步步向更高水平提升，中国工业和科技在边缘地带慢慢地爬坡。当时流传结婚三大件的变化，可看出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初期的历程。
70年代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
80年代三大件：彩电，电冰箱，洗衣机
90年代三大件：大哥大，摩托车，空调
00年代三大件：房子，车子，票子
中国的科技，总体上是随着大的经济背景和生活水平的提升而进步的。这是为什么当年中国放弃运十等一批相对于当时经济和生活水平过于超前的科技，只保留部分对国家战略安全有意义的尖端科技，集中资源发展与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技术原因所在。在这个过程中，主要是以引进消化国外技术为主。这个阶段正好赶上国外以PC为核心的IT技术爆发期，在这个领域中国采取了开放性的政策，基础科学领域的863计划，和产业科技领域的“中国硅谷”中关村就是顺应这个历史背景而出现。在这个阶段是有一些具备亮点的科技突破的，主要集中在汉字处理上。当时的确有很多人认为汉字处理是中国人自己的领地，很容易想到在这个领域具备优势。王永明五笔字型的成功激励了非常多的人介入这个领域，各种汉字输入法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王码电脑，联想，四通，巨人……一大批公司都涌入汉卡领域。我当年在王码电脑（惠州）有限公司做总工程师，我不仅是中国第一批五笔字型输入法的试用者，也卖过王码的480汉卡，一张1480元，贵得能卖到2000元，各个公司的汉卡在1000元左右。它们实现的功能仅仅就是可以在当年的286电脑上输入和处理汉字。四通打字机曾创造当时科技创新的奇迹，那时仅靠这个产品即达到人均产值100万人民币的梦幻水平，那可是80年代的100万啊！但是，随着CPU性能的提升，94年至95年左右，以硬字库为基础的汉字处理技术随着486电脑的普及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过于集中在汉字处理技术上，导致这次看似很小的常规技术变动，使绝大部分中关村科技创新动能瞬间遭遇全军覆灭。这严重打击了整个中关村科技行业自主研发的信心。只剩下财务软件，字幕机，激光照排等极少数有点技术含量的领域。
PC这个行业的特点也决定了在这个领域进行科技爬坡的艰难。它真正的核心技术集中在INTEL的CPU和微软的OS上，这是技术难度过于高的顶峰。第二个台阶是硬盘，显卡，主板，应用软件，显示器。第三个最低的台阶是组装和其他外围部分。每个台阶的落差过于巨大，使得很难通过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爬坡来实现技术升级。因此，联想的贸-工-技战略，事实上最后变成了贸-工-并购战略。这在中关村企业里很有代表性。汉字处理技术上的瞬间全军覆灭，对整个中关村科技企业在技术升级上的致命信心打击，其恶果和负面影响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失。虽然北京的企业和经济规模不断增长，但产业技术研发能力长期处于相当低的水平。
长虹万丈欲东升
紫光润海彰瑞名
康家代代留传志
长城雄姿立润峰
（从中可找出中国5个知名企业品牌和4个知名企业家）
中国家电和汽车领域的技术进步贯穿了整个20世纪80、90年代和21世纪00年代，其成败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地汲取。这个领域其实与PC有点类似，存在一个门槛很高的核心技术，以及技术落差很大的外围技术。但相对来说，它们的核心技术门槛对比PC领域的CPU和OS落差没那么高。如，彩电里的彩管、液晶面板，冰箱里的压缩机，汽车里的发动机等。中国经过很长时间的积累，艰难却慢慢地掌握了这些领域的核心技术。这逼得国外只能加快技术升级的跨度。每次产生大的技术跨越时，中国都会有相当长的时间陷入很尴尬的境地，但逐渐地中国又掌握新的核心技术。在中国掌握彩管后，国外就向大屏幕方向转移，最初LED中国没有生产能力，SONY一家彩电的利润就超过全中国彩电行业的利润总和（与智能手机领域苹果一家公司利润超过全中国手机行业何其相似）。但当中国企业掌握LED屏生产技术后，国外企业就陷入市场和利润的急剧滑坡了。
彩电在相当长时间内被媒体和学术界当作中国技术发展战略失败的典型―― 一哄而起，重复建设，浪费国家资源。但事实上，在后来争论消失时，它凝固成为中国科技发展一种最重要的发展模式――群体突破。在今天中国占据彩电重要地位的，都是当时电子工业部颁发的50多个牌照的最后几家企业，康佳是最后一个获得牌照的。TCL甚至当时都不在有牌照之列，是后来放开牌照限制，从29即笃聊徊实缡贝趴甲銎鹄吹模闯晌裉烊虿孔畲蟮牟实缟尥贰Ｈ禾逋黄撇唤鍪且恢种泄萍汲晒Φ哪Ｊ剑⑶沂怯衅浞疵孀鞫哉盏模褪侨绻皇侨禾逋黄频幕埃筒荒艹晒Γ季褪瞧涞湫偷陌咐Ｕ飧霾皇侵馗唇ㄉ琛⒁缓宥鸬幕寄Ｊ剑旧鲜怪泄耆硎Я四Ｄ饴枷嗷募际跏贝２恢馗吹909工程同样无疾而终。以攻击“重复建设”而建立的集中垄断引进的发展模式，基本上都是最终整个行业完全失败，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最大的浪费是全部的一个行业里，中国没有造就出任何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错失整个技术时代。
金鹏展翅任振飞
烽火连宇写明媚
大唐巨龙吾将醒
华为中兴和为贵
（从中可找出7个中国知名科技企业和3个知名科技企业家）
通信产业是中国科技战略反攻最初获得重大突破的领域。它之所以成为中国第一个重大的科技突破口是有原因的。这个领域虽然核心技术难度很高，却存在一个重要特点：
连续上升的技术坡度
从外围的用户交换机，到农村地区的小型局用交换机，再到骨干交换机是一个大致连续的技术坡度。用通信业的术语说就是PABX，C5,C4,C3,C2,C1。再从交换机到接入网，移动网，传输网，电源，IP交换机等，相比于程控交换机只是技术类型的不同，技术难度上已经没有区别，甚至有很多技术是相同或类似的。
中兴当年就是从65门用户交换机开始在通信领域起步，然后90年代初，在国内率先开发出500门数字程控交换机。然后是2000门局用交换机，再然后是万门交换机，随后就向全通信行业设备铺开。当年500门数字程控交换机一上市，市场火爆的程度是可以用“市场人员签合同签到手软”来形容，那时是用户要提着酒求中兴的市场人员赶紧发货。该产品上市第一年，中兴1.1亿的销售额，居然有9千万的净利润。80%以上的毛利就已经很吓人了，但当时中兴的净利率居然达到80%以上。这样高的净利率显然只能是在极特殊情况下才能获得的，难以长久。其实，并非只有中兴曾经有这样的好运气，很多企业都曾有过，那些搞房地产等投机领域的企业更是如此。在这个时侯，就反应了不同企业领导者战略眼光的根本差异，从而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中兴领导者侯为贵与当时两个香港股东产生了针锋相对的根本矛盾。侯为贵力主将利润尽可能地全部投入继续更高水平研发，而香港股东却坚持尽快将利润分掉。最终双方在大吵大闹到当面拍桌子的程度，持续了1个星期后彻底闹翻。它导致的结果竟然是侯为贵带领全体员工愤然辞职，另外组建了集体所有制的深圳中兴维先通设备有限公司。维先通后来建立中兴新半导体，而后又发起成立了现在人们所知的中兴通讯。这也是中兴奇特的所谓“国有民营”体制的由来。其实，中兴从维先通开始就已经不是国有企业了，外界在误传，中兴自己也故意含糊了这一点。
当年，中兴与华为都只是200多家用户交换机生产企业中很不起眼的两个，曾经的“长虹”（是深圳做通信设备的长虹，不是四川绵阳做家电的长虹）是用户交换机的巨头，营业额超过中兴和华为1个数量级，但现在几乎已经无人知晓。这表明了中兴与华为成功的第二个要点：
通过研发可以获得有效的经济回报，同时企业领导者拥有持续更深度技术研发的战略眼光。
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这种战略眼光在中国企业界并不完全算是凤毛麟角，也有很多当时想进行自主研发的企业家，因不具备有效经济回报并没有成功。因此，中兴华为不仅是幸运的，而且也为整个中国提供了第一批成功的样板。这种样板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们为中国企业建立了最宝贵的东西，它是未来科技发展最重要的基础：
技术研发的信心和能力
今天，中兴华为的研发团队人数已经数以万计，基本是将全球最先进的研发管理全面学到手了。这种研发管理技术并非仅仅适用于通信行业，而是在几乎所有行业都有参考意义和价值。到了21世纪，中国企业里有信心、关键是有能力进行技术研发的已经比比皆是。
在万门程控交换机的研发上，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邬江兴领导的团队获得突破性的成就。他并没有在单点技术上获得国际领先的成果，但却将计算机的技术迁移到通信技术领域，从而获得万门程控交换技术上的重大突破。这个突破迅速在中国通信业界普及，原邮电部各5字头的企业联合成立了巨龙公司，生产邬江兴的04系列万门程控交换机。随后华为开发出08机，中兴开发出10机，金鹏开发出30机等万门程控交换机。当时属于通信业皇冠上明珠的万门程控交换机技术被中国企业群体突破。邬江兴的技术突破模式其实也代表了中国企业创新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形式，就是：
集成式创新
这种创新并不是在西方企业擅长的单点技术上获得开创性的突破，而是将已有的技术之间进行迁移和集成，从而带来全新的技术突破。中国大量技术突破都具有类似性质，包括高铁等。
在手机技术上，中兴首先进行了除CPU以外4个不同层次的技术研发，而不是其他企业简单贴牌的路子。这使中兴成为当年山寨机的技术摇篮，一批又一批中兴手机事业部的经理过个2、3年就被风投挖走，成立Designhouse式的公司，为其他山寨机厂商提供贴牌服务。由此竟然走出了多个上市公司，如龙旗等。当年有南中兴北摩托之说，事实上有80%左右的山寨机厂家的产品技术出自中兴系。但后来，中兴在最核心的手机芯片上却没有继续作为，相反华为却通过机顶盒芯片曲线救国，最终在麒麟芯片上厚积薄发，一飞冲天。当初华为的海思芯片一步步赶超国外其他机顶盒芯片厂家，数码视讯开发机顶盒时也曾用过。为了发展海思芯片，华为一直坚持做不太赚钱的机顶盒业务，因业务关系我和他们有很深度的合作。由于手机的麒麟芯片是从机顶盒芯片发展来的，因此使其在视频和图像处理上有很深的积累，从而在今天极为重视拍照功能的时代具有相应的优势。
通过渐进式技术进步，集成式创新，到现在已经成功地在最核心的芯片、巨型机、高铁、各种航天科技、航空发动机、隐形战机、大型导弹驱逐舰、航母等尖端武器科技以及互联网、移动电子商务等领域获得群体技术突破，使得中国企业已经对任何技术领域都无所畏惧了。在今天如果还对任何技术领域存在恐惧，已经成为让人耻笑的对象。
中兴华为不仅在技术进步上为中国企业树立了榜样，而且在国际市场的开拓上摸索出了相应的路子和规律。很幸运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有机会成为开拓者。中兴1995年就开始尝试国际市场了。最初是史立荣一个人去国际展会上设一个几米的标摊展示设备。1998年对中国通信业的国际市场是一个突破性的年份，中兴获得巴基斯坦近1亿美元（按当年汇率8亿多人民币）的巨额定单，当年中兴的全年总销售额才40亿，我是当年底进入中兴的。尽管中兴获得了一些突破，但直到2003年，如何做国际市场一直处于很随机和混乱的状态。华为也是如此，不仅销售额极不稳定，而且留下大量在今天看来可笑之极的问题。2004年初，第四营销事业部成立，负责全球一半国际市场（欧洲、南部非洲、CIS地区、南亚），我任四营技术副总。就是在这一年，我推动并主导研究建立了国际市场的全套管理体系，包括了客户关系管理、项目管理、海外办事处和子公司建设、商务制策以及海外风险管理等。这套体系很快被华为所模仿。从此以后，中兴和华为的国际市场就进入相对成熟的高速稳定增长状态。
不仅中兴和华为国际市场一日千里，更重要的是他们为整个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国际市场的专业人才。现在，出自中兴和华为的国际市场副总裁遍及中国的国际化企业。
无论是今天的普通中国人还是学者们，如果不了解以上过程，是不可能理解中国企业创新发展到今天的过程是怎么走过来的。人们只是热衷于那些在各个领域当前最风流的企业。但凡是讨论华为、联想、IBM、微软、GOOGLE的书，图书出版商就原意出版。直到今天还在流传中兴是国有企业的荒唐之极的观念。当年曾经有人联系到我想一起写一本关于中兴的书，但出版商非常肯定地说，这样的书一定不会好卖。因为人们只会看当前处于市场第一位企业的书。我说这本书会非常有利于理解中国的创新之路，但这位资深出版商告诉我，创新是图书界的票房毒药。这位出版界的高层人士说得的确没错。这就是人们为什么不会理解到事物真相的原因所在。我曾亲身经历了当年中国很多明星科技企业的起起落落，王码电脑曾经是中国科技企业的老大，而今已难寻踪迹。如果没有亲身感受过那种痛，是难以理解这种痛真正原因何在。我曾经与王码电脑在友谊宾馆的研发部工程师一起工作过。当年王永明和其他很多人，也都曾试图通过技术研发突破中国企业的发展瓶颈，却如同自杀式冲锋一样败下阵来。我个人曾经在Foxpro2.6平台上独立地开发了一套完整的基于DOS操作系统的商场POS系统软件，并获得很多实际应用。为了一个人能把如此庞大的软件工作量全部完成，我发明了一种极特殊的技术，可以用一个通用打印程序把过去400个多不同打印软件全部替代掉，并且可实现打印软件的在线升级调试，而完全不用重新编译。但是在这个技术领域，一旦底层的平台升级，意味着原有的一切技术积累全都得重来一遍，否则基本就等同于清零。那些简单强调“自主研发”重要性的学究式呼吁，根本就未深入理解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也就明白，当年中关村兴起的那么多明星企业，为什么只有现实地抓住PC的第二个技术台阶，建立主板生产厂，从贸易升级到工业的联想等走得更久远一些。
那些不是亲身经历并作过深入思考和研究的人，所写的书中所谓”成功经验“，绝大部分都不过是迎合人们心目中已经存在的极其肤浅的偏见而已。直到诺基亚败落之前，关于诺基亚的书还在出版并风行图书界。当一个最风流的企业落败之后，人们又会去追逐另一个风流。曾经的站立潮头只是简单地被当作笑谈，并一笑而过。只有当亲身经历过一系列风风雨雨、兴衰沉浮之后才会明白：
失败并不意味着一切都错，成功也不意味着一切都对。企业经营成功的秘密永远只存在于未来，因为真正致命的错误往往并不是做错了什么，而是没有在合适的机遇点去做应该做的、但却是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
进入21世纪，中国科技业已呈爆发性突破态势，并且这种突破遍及各个领域和行业。不过从总体上说，都还是以模仿、跟踪、集成式创新的模式实现的突破。很快，走到今天的中国已经把模仿和跟随的路差不多走完了。无论如何，学习的过程再难，也比前面无人领路，全靠自己去摸索要容易地得多。如何去进行全新的原创性创造，并不是一个天上掉馅饼一样全凭运气的事情，而是有规律可循的。只是它与普通的技术研发又得上升一个很大的层次。每当上升一个层次，并不是以往能力和经验简单量的增加，而是需要全新的能力升级。直到现在，尽管中国有一些偶然的原创性成就，但关键问题是不仅没有系统地建立起相应的能力，而且完全不具备相应的判断和识别。不具备判断识别能力，就很容易上当受欺骗。一些类似汉芯等吸收大量政府资助的所谓创新项目，最后被证明是骗局时，浪费纳税人资源还在其次，对中国人科技创新的信心产生的巨大打击和恶心才是真正的负面效应所在。其实，原创性的创造本身在任何国家和发展阶段都存在大量的失败。因此，对于具备原创的能力来说，真正的困难还不是判断哪些创新可行，哪些不可行，而是如何判断哪些失败的创新行为是“正常的”，哪些失败是属于纯粹“不该有”。这可不是简单地说要对创新持宽容态度就可以的。
学会技术研发只要把失败的创新剔除出去就可以了。而要成功地实现原创，需要的是把恶心人的科技骗子和民科从正常失败的科技原创过程中剔除出去。这一点，中国人还完全没有学会。而如果不具备这个能力，简单地呼吁原创或创新，投入巨额的政府资源引来的只会是一批又一批的科技忽悠、概念炒作甚至骗子。
背景简介：本文作者为独立学者、天使投资人、多家孵化器创业导师汪涛，曾为中兴通讯国际市场管理体系的奠基者，现为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际投资总裁。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 纯科学 日发表的文章（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ODYxMDE2Mg==&mid=&idx=1&sn=124a634aab95c024d7fdc3fa9f2f4a6d），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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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全局与国家军事斗争全局的根本战略思想。在高技术战争已经成为未来作战的基本样式，中国军事战略指导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的今天，认真回顾和总结这一战略思想的历史运用和发展的经验，是大有裨益的。
一、战争时期：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应运而生和成功运用，正确地解决了“仗怎么打”的问题，确保了中国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
中国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小敌大”、“以弱敌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一开始就处于防御的地位。怎样从这个特点出发，实施正确的战略指导，解决好“仗怎么打”的问题，成为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一切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坚决反对“左”倾军事冒险主义在进攻和防御上表现出来的两种偏向，创立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
（一）初创和奠基：从“十六字诀”到“诱敌深入”
作为人民军队战略战术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的“十六字诀”，产生于井冈山地区的武装斗争。1927年10月，秋收起义部队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以后，在频繁的游击战中取得了避大击小的作战经验。1928年1月，毛泽东总结提出了“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的原则。日，毛泽东在以红4军前敌委员会名义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将红军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概括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61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十六字诀”正确反映了红军游击战争的作战规律，当时的中共中央于月间转发了红4军的作战指导经验，从而使“十六字诀”对其他各个根据地的游击战争也起到了指导作用。
1930年5月以后，红军开始实现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适应这种转变，在“十六字诀”的基础上，毛泽东又适时提出“诱敌深入”的战略原则。11月1日，毛泽东、朱德签发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同上书，181页）的作战命令，领导中共中央苏区的红军相继取得了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并形成了贯彻“诱敌深入”方针的一整套作战原则。
（二）经验总结和理论构建：从遵义会议决议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十六字诀”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的运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三次反“围剿”期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军事上推行以夺取城市为特征的“积极的进攻路线”。反对这种军事路线的毛泽东被迫于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后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虽然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周恩来、朱德抵制了“左”倾路线的影响，继续执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在宜黄南部打了大胜仗。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冒险主义实行所谓积极进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当这种进攻路线受挫之后，又实行所谓节节抵御、以阵地战代替运动战、以消耗战代替歼灭战的消极防御方针，最终导致了这次反“围剿”作战的失败。军事战略指导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及由此引发的两条军事路线的争论，在客观上促使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获得了理论上的重要发展，实现了从实践经验到理论升华的飞跃。从三份标志性的重要文献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理论总结和升华的过程：
一份是产生于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中共中央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份根据会议情况和毛泽东在会议上的发言起草的决议深刻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最主要原因”。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这个决议的重大历史作用在于它对从井冈山时期到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时期的红军战略战术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原则，批判了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错误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给党内争论已久的军事路线问题作了正确的结论。
一份是产生于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重申和强调红军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战略防御时，要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一般的），后发制人即诱敌深入；战略进攻时，既要为扩大战果，夺取先机而奋斗，又要反对冒险主义和冒险政策；实行战略内线中的战役战斗外线作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战斗速决战。这个决议明确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概念。
再一份是产生于1936年12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在1936年下半年，毛泽东有一段时间能够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总结。他在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后，为红军大学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报告。这部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著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一是通过揭示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主要特点论述了红军实行积极防御战略的客观依据。深刻指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所以战略防御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同上书，717页）。二是揭示了积极防御战略的本质，指出：“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基本的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同上书，719、720页）三是揭示了战争中战略防御与进攻、退却与反攻的辩证关系。指出“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在军事上来说，我们的战争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的应用……'围剿'没有打破以前是防御，'围剿'一经打破就开始了进攻，仅仅是一个事情的两个阶段。”“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战略“反攻是一个长过程，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就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同上书，716、720、725、727、735页）。四是总结和确立了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一系列作战指导原则。如：在反“围剿”中，必须有计划地实行诱敌深入，适时地转入战略反攻，并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初战要遵循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的原则；集中主要兵力于主要方向，反对分散兵力搞“全线出击”或“两个拳头打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等等。总之，以积极防御为核心内容的毛泽东战略思想，在这部著作中已经完成了理论体系的构建，由实践经验上升到了比较完善的科学理论形态。
（三）全面成熟和丰富发展：从抗日战争时期的持久战理论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进攻思想
在抗日战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解决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战略指导问题，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使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达到了全面成熟。
1937年8月，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1938年5月，毛泽东结合抗战10个月的经验，撰写了《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游击战争这种大规模的、在外线单独进行的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提出和详细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具体战略指导的诸问题。深刻地指出：在战略的防御战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是整个抗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
1938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他根据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着的各种特点及战争过程中双方力量强弱对比变化趋势的分析，科学地预见到中日战争将经历三个战略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日方战略进攻、中方战略防御时期；第二阶段是日方战略保守、中方准备反攻时期，即战略相持阶段；第三阶段是中方战略反攻、日方战略退却的时期。抗日战争的一般战略方针应是持久战，具体战略方针，第一、第二阶段应是战略上实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战役战斗上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第三阶段应是战略反攻战。战役和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是实行持久战的最好的方针，也即是所谓运动战的方针。在作战形式上，第一阶段主要是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游击战上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上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抗日战争既是消耗战又是歼灭战，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是达到战略的消耗战之目的的手段，用歼灭达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在抗日战争的决战问题上，要始终坚持“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原则。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
在指导解放战争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从战争的新的情况和特点出发，创新战略战术，使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特别是所创立的战略进攻理论及其作战原则，把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1946年6月下旬到1947年6月底，在这个为时一年的战略防御阶段，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取得了多方面的发展：一是正确处理保守地方和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关系，提出了“以歼灭国民党的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二是确立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主要作战方法，强调这种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每战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反对平分兵力，以达到全歼和速决的目的。三是强调在战役战斗中要采取攻势行动，以战役战斗上速决的进攻战，打破敌人的战略进攻。四是执行以大兵团大踏步进退、打较大规模歼灭战为特点的运动战为主的方针，辅之以群众性的游击战相配合。五是坚持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即完全主动的作战政策，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原则。
从1947年7月开始，人民解放军转入了战略进攻阶段。毛泽东等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在指导实施战略进攻的伟大实践中，提出并逐步完善了独具特色的战略进攻理论。在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的选择上，打破了以往要待防御的一方兵力转为优势的情况下再转入战略进攻的一般做法，不待敌人的进攻全部被粉碎和我军兵力超过敌人，即从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已经明显地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果断地以主力部队转入进攻，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在战略进攻方向的选择上，把重点指向敌之要害即敌之兵力空虚的战略纵深和关系其统治安危的腹心地带，在敌之腹心建立新的前进基地，积极展开进攻。在战略进攻样式的选择上，从敌军在数量和装备上还占有一定优势的情况出发，不取通常的正面的、一线平推的进攻方式，而是出敌不意地以千里跃进的方式插向敌战略纵深。在战略布局上，形成中央突破、三军配合挺进、两翼牵制、内外线两个战场密切配合和相互策应的格局，以钳制、分散和调动敌人，迫敌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在战略决战的实施上，强调必须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必须正确选定战役突击方向、贯彻分批歼敌的方针，必须实行大规模运动战和大规模阵地战相结合、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必须组织规模宏大的后勤保障和支前工作。并强调在外线进攻作战中要抓住捕捉战机、多打胜仗和正确执行政策、争取群众这两个关键环节，要逐步扩大运动战规模和加强攻坚战。
在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阶段，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战略进攻的思想，并高度概括人民军队20余年的作战经验，提出了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为核心内容的十大军事原则，从而使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及其与之相适应的作战原则臻于完善。
二、新中国建立之后：积极防御战略思想被创造性地运用于和平时期的国防和军事斗争，成功地解决了“制战”和“赢战”的问题，确保了国家的安全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运用和发展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保卫国家安全所进行的第一场国际性的反侵略战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从这场战争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出发，创造性地运用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因势利导地实施了作战指导。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毛泽东根据朝鲜战局发生严重变化，断然改变了原定的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的战略部署，决定以战略上的突然性先发制人，实行战略反攻，将敌赶到“三八线”以南，力求在战争初期就夺取有利地位。转入战略防御阶段以后，采取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零敲牛皮糖”的战法。正是由于这种战略指导上的着眼实际、因时顺势，确保了志愿军在这场战争中的主动权。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加紧占领南朝鲜，武装日本，控制台湾，进驻菲律宾，在中国东部构筑了一道新月形包围圈，对中国国防构成了严重威胁。面对这种形势，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中国共产党就及时地把国防问题的战略指导提上了议事日程。1955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1956年3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了有效地防止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1957年7月，彭德怀在国防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确立和怎样实行这一战略方针的问题。
从1956年新中国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提出到现在的40多年间，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和五次调整。
（一）第一个发展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立足于打全面战争实施战略指导的阶段。在这近30年里，在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前提下，根据形势的变化，在战略指导上，有过三次具体的调整：
一是1960年初，林彪提出“北顶南放”的方针。这是对1956年军委提出的战略方针的局部调整和补充。“北顶”，就是在东部沿海的北战场实行坚守防御，坚决顶住入侵之敌；“南放”，就是在东部沿海的南部实行诱敌深入，大胆地放敌人进来，然后实行机动防御，各个击破。对这个“北顶南放”的方针，毛泽东在1964年曾说过“我看不一定”的话，并说敌人不一定从南北两翼来，而很可能对我中间突破、割断南北。
二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根据中苏转向军事对抗，中国处于美、苏、印三面夹击的形势，为对付“一大片”而进行的调整。调整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诱敌深入”和“重点设防”上。毛泽东认为，御敌于国门之外，从来就不是好办法，还是诱敌深入才好打。与其守不住让敌人打进来，还不如主动放敌进来，有计划有目的地将其诱至我有把握打胜仗的地区，将其歼灭。只有把敌人放进来，才便于发挥我们的长处，大打人民战争。诱敌深入不是摊开两手，让敌人长驱直入，该顶的地方还是要顶，而且要顶相当长一段时间。但顶的目的是为了消耗敌人，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使我们后边有时间作些准备。顶到适当机会，就要把敌人放进来，诱其进入我预设战场，将其消灭。总的方针是诱敌深入，不是顶住不放。按照这个方针，毛泽东反对到处修工事、到处设防，并明确提出了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战略指导原则。要求在前沿重点设防，纵深也是重点设防。工事不要那么多，大部兵力用于野战，少部兵力用于守备。不能把主要兵力用于分散守地盘上。
三是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根据苏联成为主要作战对象，“三北”成为主要作战方向，立足于抗击苏联全面侵华战争而进行的调整。1972年、1975年，中央军委曾两次着手解决防御苏联侵略的作战问题，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而未果。1977年底的军委扩大会议，正式提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确定以“三北”为主要作战地区，立足于对付苏联全面入侵，在战争初期，最主要的是粉碎敌人的战略突袭，保存我有生力量，制止敌长驱直入，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然后，有计划地诱敌深入至预设战场，通过规模不等的运动战，结合阵地战和游击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80年10月，中央军委召开全军高级干部会议，深入研究我国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指导问题。此时，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重新确立，工作着重点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我国30年建设的成果是打赢未来战争的基础，不宜轻易被破坏，不宜让敌人打进来来考虑，与会的大多数人员建议将原来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战略方针中的“诱敌深入”四个字去掉，就讲“积极防御”。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对此作出了结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我们总是要立足于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以持久战消耗敌人。所以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邓小平论国防和军队建设》，98、99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这次会议对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的丰富和发展是强调了战争初期的重要性。认为对于我军来说，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首要的问题是要抗住敌人战略突袭的最初几个浪头，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从被动中争取主动。明确规定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我军的基本任务是：抗住敌人的战略突袭，制止敌人长驱直入，在主要战略方向和重要地区实行坚守防御的阵地战为主，进行长期坚守，独立作战，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和广泛开展的游击战的配合下，坚决顶住敌人的战略进攻，歼灭和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稳定战局，挫败敌人的速战速决企图。
（二）第二个发展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这是立足于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实施战略指导的阶段。以198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为标志，中国军事战略的指导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还是讲“积极防御”，但其立足点开始从应付全面战争转向应付局部战争。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及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进行了科学分析，作出了“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这一基本判断。根据这个重要判断，会议作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从长期以来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并进一步研究和调整了战略方针的具体内容，强调加强遏制战争、维护和平，战略指导要从立足于随时准备对付敌人大规模入侵转变为着重对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以这次重大战略转变为基础，以后又进行了两次重要调整，从而使这一战略思想更加丰富和完善：
一次调整是在1988年12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正式确立了人民解放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转变后的新时期的战略方针即“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强调要继续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着重对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全面筹划、逐步提高人民解放军的防卫作战能力，使中国防御能力与国家安全需要相适应，以维护国家利益，保卫我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受侵犯，保障国家经济建设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确定在战略指导上要在基本稳定北线战略态势的前提下，逐步改善南线的战略态势。并提出了重视经略海洋，保卫和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重要战略思想。
再一次调整是在1993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主持研究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在理论基础上强调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在战略的根本性上坚持“积极防御”；在战略定位上强调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在战略任务上强调保证祖国统一，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国内稳定，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在战略功能上强调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的统一；在战略力量建设上强调加强质量建设，提高应急、机动作战能力和战略威慑能力；在战略指导上强调扬长避短、灵活应变。这个战略方针与过去战略方针最鲜明的区别，是提出在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上，要从一般条件下的常规战争转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这就明确无误地确定了新时期我们要立足打赢的不是全面战争而是局部战争，不是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而是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是基于对时代特征和国际安全环境的准确判断，站在世界军事革命的制高点上，抓住未来军事斗争发展的根本方向提出来的。这个军事斗争准备基点的确立，标志着新时期军事战略转变的最终完成。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确立以来近10年的历史证明，这个方针促进了我军战略思维的转变，推动我们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到世界军事革命的浪潮之中，带动了我军军事领域各项工作的全面变革。依据这个方针提出的科技强军战略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提出，是人民解放军军事战略思想的一次历史性变化，为毛泽东积极防战略思想增添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内容。
三、历史的启示：与时俱进、着眼发展，创造性地运用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实施灵活、正确的战略指导，确保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从其历史运用的时间跨度来看，它贯穿了中国革命战争、民族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新中国军事斗争的全过程。不仅解决了“仗怎么打”的问题，指导取得了历次战争（包括历次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而且解决了和平时期“制战”（遏制战争）和“备战”（军事斗争准备）的问题，指导我们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从其理论体系所涵盖的内容来看，它是建立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基础之上，以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为指导，把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与古今中外积极防御先进思想结合起来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深刻揭示了积极防御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的精神实质；确立了坚持自卫立场、实行后发制人的根本原则；从攻防统一的高度阐明了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的关系；科学地论述了随敌我力量变化和战争发展情况适时进行军事战略转变的思想；坚持和贯穿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争取主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从其根本特点来看，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实践性、开放性、系统性的特点。所谓实践性，是指它不是纸上谈兵的东西，而是在实践中产生、实践中运用并经实践反复检验的理论；所谓开放性，是指它是一个开放的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科学理论体系；所谓系统性，是指它是包含了军事战略思维哲学思想和战争准备、战略防御、战略反攻、战略进攻、战略决战思想及与其相适应的一系列作战指导原则的系统而严密的科学体系。总之，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给后人以巨大的战略思维时空和取之不尽的战略大智慧，是中国乃至世界战略思想宝库中的明珠。
继续把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作为指导国家军事斗争全局的根本战略指导思想，这是历史的结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虽然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们所进行的军事斗争仍然具有防御性，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仍将具有根本的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仍将是中国军事战略的理论基石。但是历史也深刻地揭示，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伴随着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伴随着战争实践和军事斗争准备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这一战略思想，必须坚持继承和发展的统一，既不能背离其精神要义和基本原则，也不能简单重复和照搬过去特定历史条件下或某个特定战略阶段提出的战略方针和战法。而要在坚持积极防御根本性质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面向未来、与时俱进、着眼发展，赋予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以新的内容，从而为军事斗争准备和打赢明天的战争提供灵活、正确的战略指导。
中国的军事斗争战略指导面临着新的历史条件。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9·11”事件后的阿富汗战争，一再显现局部战争高技术化的发展趋势。高技术战争作为一种崭新的战争形态，越来越走向成熟。在这场世界性军事变革中，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仍处于机械化、半机械化加上部分信息技术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在军事技术装备上与军事技术先进国家相比还存在着“隔代差”。在这样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把运用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克敌制胜的历史经验与对未来战争新特点的把握紧密结合起来，紧紧围绕防御性与积极性的统一这个永恒的主题，在战略指导上处理好这样几个关系：
正确处理遏制与打赢的关系，力争遏制、立足打赢。要从军事战略与大战略相统一的角度，把遏制战争放在战略指导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由和平时期军事战略的基本功能和中国战略的防御性质所决定的。而从军事斗争准备的角度，则必须把立足点放在战争可能发生和必须打赢战争上。只有立足打赢，根据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需要积极主动地进行军事斗争准备，发展和提高打赢战争的实力，才能更有效地遏制战争的发生。如果离开了打赢这个立足点，也就偏离了积极防御的“积极性”这一本质，不仅不能遏制战争，而且一旦战争到来，就会陷于被动。
正确处理先发与后发的关系，在作战时机上要力求先机制敌。中国是防御性国家，坚持自卫立场和后发制人，是由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战略利益所决定的。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具有“时间越打越短”的特点，战机难得且稍纵即逝。抢占先机者胜，失去先机者败。一旦敌方侵犯了我主权和领土完整，就意味着撕开了战争序幕，我就具备了防卫作战行动的自由，就要力争在战役、战斗包括战略性战役、战斗上抢占先机，以争取战略主动权。
正确处理防御与进攻的关系，着眼于进攻为主。高技术条件下战争的攻与防的转换，与过去常规战争条件下的攻防转换已不可同日而语。处于防御的一方，如果在战争初期一味坚守防御，难以阻止具有很强机动能力和打击能力之敌的高机动、高强度的迂回、超越式的进攻。所以，在战略思维上我们必须从抗敌入侵的防御战转向维护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进攻战。在坚持自卫立场的前提下，必须以攻为守，强化进攻行动，准备战争一开始就进行有限规模的战略攻势作战。
正确处理外线与内线的关系，以积极的战略外线反击作战达成战略防御的目的。高技术战争所具有的非对称性、非接触性和非线式的特点，决定了在战略内线态势下发起战役战斗上的外线反击的不大可行性，而将积极的战略外线的反击作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这就要求战略指导者必须在坚持战略上的防御性质的前提下，从战争一开始就将积极的战略层次上的外线作战提上日程，以达成战略防御的目的。
正确处理持久与速决的关系，力求速决、准备持久。速战速决已成为高技术局部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往往一次战役行动就可能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在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中，必须确立力求速决制胜的战略指导原则。同时也应充分估计到当强敌介入导致我在客观力量对比上处于明显劣势时速决取胜的不可能性，作好相对持久作战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决不为求速决而与敌作狭路相逢之战，而要以高度灵活机动的作战指导，避敌锐锋，反客为主，另辟有利于将战事控制和引导到相对持久状态的战场和作战方式，以争取主动和最后战胜敌人。
正确处理歼灭战与瘫痪战的关系，注重打好以破坏敌系统结构为重点的瘫痪战。未来高技术战争，将是结构完整运行有序的整体对整体、系统对系统的对抗。在高技术战争条件下贯彻歼灭战思想，应坚决摆脱过去那种追求攻城掠地、谋求人员杀伤的传统的思维定势，更多地注重对敌作战体系结构的瘫痪性打击。要运用“硬”、“软”手段，以积极主动的攻势行动，猛击敌人作战体系的要害、节点和弱点。还要根据战争的需要，注意打击作为敌方作战体系支撑的生存体系的关节点，通过破坏敌生存体系来瘫痪其作战体系。要把这种击节破网、锤击要害、破坏系统的瘫痪战作为基本的作战形式，并把瘫痪战和局部歼灭战有机结合起来，歼瘫并举、歼耗并施，从而达到保存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
正确处理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坚决实行在空间上积极前出的作战行动。过去那种以全面战争为背景和以全部国土为战场在广阔战略空间和旷日持久的时间与敌周旋的客观条件，很难在高技术局部战争中再现。加之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我们已经有了很大家当，这是我们打赢战争的物质基础和战争潜力所在。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再照搬过去那种战略上诱敌深入的以空间换时间的作战方式，不能只守着自己的“坛坛罐罐”打，而要树立前伸攻击的新观念，把“手”伸出去打，以这种在空间上积极前出的作战行动，赢得时间和战略上的主动。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运用和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贯彻积防御战略思想，必须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行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行“完全主动作战政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41页），见诸文字是在1947年4月，但是这个战略指导原则的基本精神在中国革命战争之初提出的“十六字诀”中就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了，在尔后的各个不同的战略阶段也都是实行的这种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应当说，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以我为主，灵活机动，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真谛和活的灵魂。1993年中央军委确立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所强调的扬长避短、灵活应变的战略指导原则，也正是继承了这个重要思想。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将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我军仍将立足于以弱胜强，因此更应注重战略指导的灵活性和主动性。今天，回顾和总结运用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历史经验，研究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的战略指导，最紧要的是把握住这个战略思想的灵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略指导原则，始终保持战略指导的自主地位和作战行动的自由，最大限度地扬我之长克敌之短，以确保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
（作者：李德义，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副部长）
摘自：《军事历史》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