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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拿错了手机，买了个和我一样的手机壳，还不给我道歉，她不赔偿我，能不能拘留她，她不给赔偿怎么办
经过是这样的，有个骑车卖桃的从北往南，家门口经过买了点桃，把手机落在了桃子旁边，骑车去了南边，嫌疑人买完桃，卖桃的人说这手机谁的，她说是她的，然后就把手机拿走了，回到家，后来反应过来，打电话不接，再打就挂掉，最后关机！就把两张手机卡，给我扔到厕所里了，然后去城里，我又找卖桃的，她说手机她说是她的，就给她要走了，当时没多想，要到手机号给她打电话，好好给她说，是不是拿错了手机，她说没错，卖桃的给她手机了，说是她妹妹的，她说去城里买衣服回来再说，本以为她能还给，还特殊告诉她，别去卖了，刷机了，不好看一个村的，她说没拿我的手机.
我报警了，警察说调解看能给你吧，后来她回到家，死活不承认自己拿的，就说拿的是她妹妹的手机，她妹妹手机也是vivo手机x9plus，还换了，和我手机一样的手机壳，她本来是黑色猫头的手机套，变相的花了十块钱，买了个和我一样的手机壳，掩人耳目，警察来了也不承认，后来说要不把卖桃叫来，三年对峙，叫来了，卖桃的说，就你两家买桃的，从北面过来就看见就有手机，她才承认，说手机是她拿的，然后说没在她这，在城里来，第二天去派出所拿
本以为东西归还回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第二天去拿手里，她把手机给刷机了，两张手机卡也给我扔了！还不给我道歉，本来警察说能拘留她，可后来警察说拘留不了了，说只能赔两张卡钱，一张五块钱，，手机里面有我做生意的联系人，还有很多资料，还有我家宝宝出生到一岁多的照片，回忆，都没有了，她不赔偿我，警察也管不了，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能不能拘留她，她不给赔偿怎么办
提问者：wl3943***时间： 21:44:37地点：0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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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朋友喜欢因为小事吵架，我买了个手机壳，他跟我看了一个我不太喜欢没买，卖了我喜欢的，他觉得丑说我当没听他的就跟我生气说我傻，我后来服软，他冷静一下就好了，我问他怎么那么难哄，因为每次小事生气他又很难哄好很烦，我看他心情不好，我就烦死，他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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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骨网(www.paigu.com)李俊慧：我是怎么爱上经济学的
我的图书馆
李俊慧：我是怎么爱上经济学的
在《我为什么要写〈经济学讲义〉》一文的最后，我说到爱是要说出来的，而《经济学讲义》一书就是我对经济学的“爱的宣言”！
然而，其实我对经济学并非“一见钟情”，亦非简单地“日久生情”，而是经历过一些曲折的，值得趁此《经济学讲义》出版之际作一个详尽的回顾。也欢迎阅读此文的读者也来说一下，他（她）又是怎么爱上经济学的。
以我自小的志趣而言，我喜欢的是文史哲方面的学科。早在初中的时候我已经利用图书馆的资源独自“研究”历史——“研究”这个词很大，用在那时的我那样一个小孩身上显得很夸张。但虽然知识与信息的局限很大，我认为我当时所抱持的热诚专注、严谨认真与全情投入的确是当得起“研究”这个大词的。即使是这些学科之内的专业人士，恐怕也比不上当年的我。而以我所熟悉的领域而论，我不怕说一句“大话”：我比那些专家强！
高一的时候，有师范大学的学生来我所在的中学实习当语文老师。他们回去之后，我给他们写了一封长信。他们在回信中极力地游说我去读他们大学的“作家班”。然而，当高二分科的时候，我选择了理科、而不是文科！消息一传出，所有认识我的人都为之震惊与不解。我这样选择的理由是：如果把我喜欢的东西作为终生的职业，生存压力之下恐怕我要为五斗米折腰而牺牲所爱。我不想这样，我只想一直把喜欢的东西作为一种业余爱好，以保持着我对它们最纯粹的爱。——这个理由后来我跟周燕说起，她吃惊而感慨地说：“那时你才一个高一升高二的中学生，已经这么会想啦？你真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不管怎么样，我在高二分科时选择了理科，而在高三选专业时则又一次面临着人生路向的选择。其时，父母给我联系了一个在中山大学里任教职的朋友马老师，在她的牵线搭桥之下，打算给我办理保送中大的资格。刚开始时，我考虑的专业是跟医学有关系的“生物技术”，因为我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医生。但马老师是计算机专业的老师，她很想将我罗置于门下，所以说服了父母为我选择计算机专业。可是我想来想去，还是不想读纯理工科的专业，因为我始终对于所爱的文史不能完全地断念。那时保送的事情都差不多办好了，我才说不愿意，害得我爸左右为难，因为已经托请了人情。幸好后来因为我所就读的中学不是省一级中学——那中学虽然已经是本地最好的学校，但因为本地的行政级别不高，导致它没有这个级别——，按规矩是没有资格保送学生去中大的。最后跟中大达成的协议，是只要我的高考分数达到中大整个学校的最低录取线，大学内任何一个专业随便我挑。——据马老师事后说，高考结束后，她所在的计算机专业的系主任看到我的高考成绩时，羡慕得眼睛发光。不过，我既然趁机摆脱了这个专业，自然是不会再选择它的。
但是，选什么好呢？那时在中学里的班主任老师也说我选择计算机专业是“太浪费”了，因为其时该专业还不是最热门的，录取分数也就不是最高的，那老师认为以我的成绩选那样的专业是“浪费”了我的高分。好吧，既然是要充分地利用我的高分数，那就选录取分数最高的专业吧！我就按着这个原则，把记录前一年中大各个专业所录取学生的平均分数——注意：不是录取分数线，而是录取进去的学生的平均分数——的书拿出来，把各个专业按录取学生的平均分数从高到低排列，于是便找到最高分的那个专业是……国际金融！再一看这专业是文理兼收的，正符合我不要纯粹理工科专业的要求。就是这样，我糊里糊涂的一头栽进了经济类的专业之中……是的，我确实是糊里糊涂地栽进去的。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经济学，也对经济毫无兴趣！我后来看到有些学生早在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喜欢看财经方面的报刊与书籍，但我完全不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当然，虽然没兴趣，但也谈不上讨厌。而作为一个以自觉学习而著称的好学生，在大学本科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如在中学时对待必须考试过关、而且最好是高分考过的科目那样，上课认真听讲，课后及时复习。——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在中学时学习成绩好只不过是因为他（她）们很乖很听话，老师要求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不是他（她）们真的会读书。因此一上了大学，上课的老师讲完课就拍拍屁股走人，除了期末考试之外极少搞测验，甚至布置作业的都不多（除非是数学、英语一类的科目），没有了老师硬性要求他（她）们怎么学习，他（她）们就既不懂得怎么去学，也迅速地懒惰下来不去学习，只会在考试前夕才临时抱佛脚背一下考试范围，但求应付过关了事。相对于这些人而言，尽管对经济学谈不上有什么兴趣可言的我倒是不怕说自己是个好学生。因为我可是每次听完课就会及时复习有关的知识。
有一次“会计课”的老师搞突然袭击的测验，大部分同学上完课根本没复习，自然考得一塌糊涂，我却轻而易举就考了两个班——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两个班几乎所有课都合班上——的第一。无独有偶，国贸班那边的最高分也是我的同乡，他当时还跟我说笑，说是不是我们那里的人都天生是学会计的料？另一件事是发生在本科毕业的时候了。当时跟我同宿舍的一个同学去应聘宝洁公司，这种外资企业那时已经有完善的招聘制度，需要先经过笔试才能有机会去面试。那同学考完笔试回来的那天，我问她考得怎么样，她愁眉苦脸的说试题太难了。我再问她考了什么难题，她说其中一道是考“内涵报酬率”的计算，她完全不懂。我说：“怎么会不懂呢？这明明在‘财务管理’那门课里学过的啊。”她既是惊讶于我连这知识点是在哪门课学过都记得，更是大惑不解：“怎么你学过就记得啊？”我听了只能在心里苦笑：学过就该记得啊！否则不就白学了？是的，如果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在学期的最后狂背几晚，考试过关是没问题的——我那同学的成绩是不错的，否则早就被宝洁公司在看简历时剔除出局、连参加笔试的机会都没有了——，但考完之后便马上忘记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了。
就是这样，虽然对经济学没兴趣，但教科书上有写的、该掌握的知识点我至少是记得极为牢固。
一开始时我对经济学没兴趣固然是有我自己的原因在内，但学校老师的问题也不能不说是个重要的原因。我当年学经济学，居然是先学“宏观经济学”，然后才学“微观经济学”的。如此“颠倒”的学习顺序，只不过是因为给我们上这门课的老师所使用的教材印刷量不够，于是只好安排我们国金班与另外的国贸班“错峰”学习——国贸班正常地先上“微观”再上“宏观”，我们国金班就颠倒过来先上“宏观”再上“微观”。平心而论，给我们上经济学的老师在当时的中国来说算是不错的了，虽然用的是他自己编的教材，但基本上都是把国外的教科书里的内容抄过来。只是他当然也是半路出家的，照本宣科还行，却是经不起我稍有点兴趣就开始动起脑筋而向他提问题。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问过这老师一个问题：教材上说交易使消费者获得消费者盈余，生产者获得生产者盈余，怎么会因为交易就凭空多了盈余出来呢？这盈余是从哪里来的？他哑口无言。于是，我再也不提问了。从此只是记下书上写的结论而已。
但这位老师真的算是很不错的了。至少教学态度是很良好的，上课非常用心，不像当时有些老师只是顾着在外头炒股或干着别的什么自己的事情，根本是无心教学；或者就是愤青一枚，一堂课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破口大骂国家长达40分钟，在最后5分钟里以开火车的速度把书上的内容飞快地过一遍……说到这里，我倒是要为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同学完全忘记了在“财务管理”那门课里学过“内涵报酬率”的计算公式的事情作一下“辩护”的。这实在也不能全怪那位同学，因为那门课的老师正是这种人，上课基本上是在不着边际地东拉西扯，甚至从来就没翻开过教材讲上一页。不过对一般的同学来说，他的口才不错，如此东拉西扯听着也毫无压力，还可以大笑一场，甚是快慰。我却是听了几句之后就知道这老师根本不打算教我们什么，就自个儿埋头看书去了——虽然那书其实也很垃圾，只是东拼西凑的剪切复制粘贴之作，但我至少还是把里面写着的做财务分析时必备的几条公式记下来了。
另外，我们这个班号称是“国际金融”，上的课程却与国贸班如出一辙，实在让人怀疑仅仅是因为那些年国际金融很热门，于是就临急临忙地开了这么一个专业，课程设计与教学安排其实都只是照搬国贸专业原本就有的那一套。反正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只是一群被放羊的学生而已。不过，这也许并非是一件坏事。既然老师的水平也不怎么样，与其填鸭一般将他们的错误东西强行灌输进学生的脑子之中，倒不如自由放任地放羊为妙。
然而，我自然也因此一直到大三的时候都对经济学始终激发不起什么兴趣。那时除了上课和课后复习之外，余下的大量闲暇时间就是继续花在我所真正热爱的文史哲之上。文学与历史继续稳居我的兴趣榜的头两把交椅，而那段时间我还迷上了政治哲学。此前我已有在别的文章里说到过，那时为了去听政法学院里一个名人老师讲的课，我把自己本专业的课也逃了。
在我印象之中，我记得甚至是直到大四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学校图书馆的文史刊物阅览室里泡了一个上午，看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专业刊物里的学术文章，离开的时候是如此之亢奋，回到宿舍里还写了一篇记述这兴奋心情的日记。那日记里有这么一句话：“经济学是我的妻子，文史是我的情人。而我，是爱情人胜于爱妻子的！”
就在写下这句“爱的宣言”的一两年间，我却如同突然从梦中醒来的沉睡之人，忽然发现了与我相伴已有三四年之久的经济学这结发之妻是如此的魅力无穷！
就这样被你征服！
让我心花怒放的是，当年我选择读经济类专业的决定虽然确实是源自于糊涂，最后的结果却是如此的美好！
最初、最初让我对经济学萌动了些许兴趣的，是一门叫“发展经济学”的课。这个经济学分支的内容早被张五常教授批得体无完肤，而且现在回想起来，我也几乎不怎么记得起这门课的老师有真的讲过正统的“发展经济学”里的内容。
所以，我完全不是因为“发展经济学”本身而喜欢上经济学的，而是那门课的老师在某一次课上大概是纯属偶尔地说起“经济思想史”的内容。我记得他在黑板上画了一棵树那样的形状的图，形象地介绍经济学这棵大树是怎么最初由亚当·斯密出发，发展到李嘉图，其理论体系包含着互相矛盾的成分，马克思继承了其中的“劳动价值论”而形成一个分支，马歇尔则继承了与之矛盾的成分而形成西方经济学（新古典主义）。当时这老师说的话我已经不太记得特别确切了。根据我现在对经济学的认识，在以后的《国际贸易讲义》里我就会指出，李嘉图一方面主张“劳动价值论”，另一方面又提出“比较优势理论”，而后者所赖以成立的“比较成本”的本质就是“机会成本”，与“劳动价值论”的本质之一是以历史成本为成本的概念是针锋相对的。所以，这老师的话有其正确的地方，只是当时他应该不是这样分辨李嘉图的经济思想里包含着的矛盾成分，他具体是怎么区分的我已经不记得了。
不管怎么样，当时虽然听得是似懂非懂，但一下子就撩拨起了我对经济学——不，严格来说，是经济思想史——的一丝丝的兴趣。前面我说过了，我自小就喜欢历史，而本科的时候逃了本专业的课去听政法学院的课，也是为了听名为“东方政治思想史”、实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课。“经济思想史”恰好就是“经济学”与“历史”的一个交叉学科，通过激发我对历史的固有兴趣，也就较为容易地将这兴趣延伸至经济学那边去。事实上，后来我得到的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经济思想史是一门值得引进到经济学教育中的课程。不了解历史，不可能明白现在，也就更加无法预计未来。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比起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是更加需要学习这门科学的发展历史的。张五常教授在《经济解释》里介绍“租值”的概念时，也说过类似的话。如果不先了解“租值”概念的整个发展过程，是不容易明白这个概念为什么要这样界定的。这样的话，我在读硕士的时候就已经跟周燕的硕士导师说过——我跟周燕相熟，因此跟她的导师也相熟。因为他正是研究“财政思想史”出身的，他是当时我们的老师中最具备知识背景开这门课的人。
一旦有了兴趣，我就有了动力主动地去学习了——不需要找老师，找图书馆就行！那天一下课，我就直奔学校图书馆，找到放置经济类书籍的地方，一口气把那里能找到的介绍经济思想史的书都借了回去。这些书都是翻译书，翻译得不太好，看起来不太顺。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一下子就着迷了。原因是，我在那些书里遇到了很多“熟人”！——洛克、休谟、穆勒……对了，这些人正是我本科时就已经着迷的政治哲学中大名鼎鼎的人物，我早就在阅读政治哲学的经典著作时对这些名字耳熟能详了。没想到，原来这些人同时也是前经济学时期以及古典经济学时期中的大名家！是的，那是个伟大的时代，伟大就伟大在那时还没有细致到狭隘的学科分工，那个时代所诞生的都是跨好几个学科的大思想家——他们不能简单地称为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而应该称为大思想家！
洛克和休谟是亚当·斯密之前的人，他们在经济学上的名声相对于他们在政治哲学方面的名声而言是要小得多的。我相信如果不是特别地了解过经济思想史的人，光是学过经济学，是不会在教材里见到洛克的名字的。但只要是攻读政治学的人，洛克的赫赫威名是必须用“如雷贯耳”来形容的。而休谟呢，有心的老师在教国际经济学时可能会提到他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否则现在的学生大概也是没什么机会在经济学教材里看到他的名字的。但只要是学过西方哲学的人——不一定是专攻政治哲学方面的——都不可能不知道休谟的名字。至于穆勒，那更是天才中的天才，在政治哲学与经济学两大领域里，都是得享盛名的大师级人物，他在两边的成就都堪称辉煌彪炳，是最厉害的“两栖动物”——据我所知，他在心理学方面也是殿堂级的圣贤，其实应该称他为“三栖动物”了。
总而言之，一下子在“经济思想史”里遇到那么多“熟人”，那种“他乡遇故知”的惊喜交集，就别提有多让我高兴了。也于是，不但是借助着对历史的固有兴趣，也多加了“政治哲学”这“新宠”的助力，我对“经济学”这“妻子”的热情之火便被“煽动”得高涨了起来。
一切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有兴趣！这是至理名言。一旦有了兴趣，老师好不好，甚至有没有老师，都已经不再重要！我感兴趣，我要学习！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一切accessible的资源去了解经济学，去学习经济学，去思考经济学！
在那个时候，虽然已经有了互联网，但网络还不是那么发达，所以我能找到的最多资源的来源地还是图书馆。然而，书库里的书太陈旧了，要找最新的资料当然是去阅览室。我也记不清自己是从什么时候起，养成了一有空就往学院图书馆里的现刊阅览室跑的习惯。在众多的学术期刊与报纸中，我最感兴趣、每期必看的是一刊一报，一刊是一份关于国际经济的刊物，而一报就是《经济学消息报》！
《经济学消息报》对我的影响之大，是必须隆而重之地介绍它的。这份报纸应该是国内最早采用张五常教授的“经济学理论是解释真实世界中的现象，要以真实世界中的事实验证经济学理论”的标准来选稿的学术性报纸。它既没有像当时大部分的学术报刊那样连篇累牍的只是在宣扬意识形态、价值观的纯文字类文章，也没有像后来“东施效颦”地仿效西方的经济学期刊那样只看重数学模型与计量分析，它是真正地站在解释真实世界的角度来审视稿件，看那文章有没有提出一个有意思有价值的现象，用经济学理论加以解释。这样的经济学文章，姑勿论作者的水平如何，趣味性是足够强的。
我在这里就举一篇当时在《经济学消息报》上看到的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文章来作例子，以说明这份报纸的选文风格吧，这样大家就能有切实的体会。那篇文章的内容大致上是这样的：海尔公司生产的洗衣机质优价廉，在市场很受欢迎。然而，它发现在四川的售后维修服务点里遭遇到很高的产品返修率。海尔派人去当地一调查，才知道原来那里的农民把洗衣机买回去竟然是用来洗土豆！这自然导致大量泥沙进入机器内部，使机器在保修期间内发生磨损而需要维修的比率大幅上升。海尔面对这样的情况，灵机一动，针对农村市场研发了一种有特别的滤沙功能的所谓“洗衣机”，其实是方便农民买去用来洗土豆也行。结果这种洗衣机在农村市场大受欢迎，销量大增。
文章的作者在陈述了事件之后，运用科斯定理来进行分析。科斯说过，不要把交易狭窄地理解为一个个看得见的物品的易手，而是要广泛地理解为一束束权利的转让。就以海尔出售洗衣机为例，乍一看是洗衣机这一物品以断权成交的方式从海尔手上转移到消费者手上，但其实转移的是只是部分的权利——如把这机器用于洗衣服的权利，还有海尔提供的维修保养服务。然而，其实有些权利是没有转移给消费者，仍然还保留在海尔手上的。例如，说明书上会明确地规定，使用者在免费保修期间，不得自行打开洗衣机的后壳，不能去动内部的机器部件，否则出了问题不予免费维修。洗衣机既然已经卖给了消费者，理论上关于这洗衣机的全部权利都应该归消费者所有，但这说明书里写着的规定，实际上是说明打开洗衣机后壳、触动内部的机器部件的权利并没有转移给消费者，而是仍然留在海尔手上。消费者失去这个权利，所换取回来的，自然就是海尔公司在指定的年限内免费保修，以保证洗衣机的质量达到海尔向消费者承诺的水平。显然，物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是从物品转手的角度来理解交易，就无法解释海尔用说明书里的这种规定来保留与洗衣机有关的部分权利，以进行虽然也是与洗衣机的使用密切相关的另一项交易——维修保养服务的交易。但是如果从权利束的角度来看，问题就变得十分清楚。所谓的物品，无非是各方面属性的权利的一个载体，洗衣功能是一个属性，其权利通过交易转移到消费者手里；打开后壳触动内部机件是另一个属性，其权利仍保留在海尔手上。
从这一点引申开去，洗衣功能是一个属性，而洗土豆功能也是一个属性。通常来说，生产者制造的这台机器既然命名为“洗衣机”，就是假设消费者买回去使用的只是其洗衣功能，根本不会想到还会拿来洗土豆。然而，在物理属性上，洗衣机确实也有洗土豆的功能，农民“创造性”地“发现”了这个功能，导致机器较快地磨损而需要维修，海尔要不要承担这个免费保修的责任呢？虽然没有像说明书里写着不得打开后壳、触动内部机件那样明确的规定，但既然机器的名字是“洗衣机”，实际上已经隐含地规定，消费者购买的只是洗衣功能，支付的价格并没有包含洗土豆功能在内，农民拿这洗衣机去洗土豆，导致机器较快地磨损，性质上是相当于违反了说明书中的明文规定去打开后壳、触动内部机件，海尔原则上是不需要负免费保修的责任的。然而，问题就在于，海尔很难监管农民的行为，以确保这个隐含的规定得到履行。也就是说，用洗衣机洗土豆的权利正如打开后壳、触动内部机件的权利一样，是保留在海尔手上的，但海尔要保障自己的这个权利是极为困难的（含义着保护有关产权的交易费用很高）。于是，海尔聪明地通过给这所谓的洗衣机增加滤沙功能来将这权利界定给了消费者。它这样增加了机器功能，成本会上升，价格会提高，仍然愿意购买的人所支付的较高价格就是购买这额外的洗土豆功能的权利——当然，现实的情况很可能不是这样，而是海尔通过降低其它与洗衣服有关的功能的质量，在那边减少了成本，于是价格仍然维持跟普通洗衣机差不多的水平，以免农民一看价格比较高就不管这机器有额外的洗土豆功能都已经给吓跑了。而这些农民反正不会拿这洗衣机去洗衣服的，与洗衣服有关的功能的质量下降也不会影响这类产品在目标客户群眼中的吸引力。
但最有趣而又最发人深思的是，这种权利界定，不是由政府来进行的！而是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之下，企业为了争取消费者、争取收入，就顺应着市场的需求，以巧妙的方式界定了有关的权利。而且，如此界定权利（将洗土豆的权利界定给消费者，而不是界定给生产者），完全符合交易费用最小化的要求——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这样的结果是市场竞争的压力，再加上生产者的自私逐利本性，二者共同促成的，当然一定是朝着（保护产权的）交易费用下降的方向走。
那篇文章是不是把有关现象分析得如此深刻，我已经忘了，上面的介绍可能有不少是掺进了我个人的思考。但我记得很清楚，通过这个海尔的营销案例来阐明科斯所主张的以权利束而不是物品的角度来理解交易的本质，确实是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因为我就是在看完了这篇文章之后，自我感觉对科斯的这个主张有了深刻得多的认识与理解。时到如今，结合张五常教授主张以更容易看到的合约角度来代替产权的角度看问题，就更加清楚了。所谓的附着于一个物品之上的各方面属性的权利束，都必定要落实为具体的合约条款（可能是明文地规定，但也可能是隐含地存在）去反映。如果从合约的角度来看，说明书中与维修保养服务有关的规定不就是一种“使用条款”吗？目的不就是在于界定某方面属性的权利归属吗？而洗衣机本来不能用来洗土豆，则是用“洗衣机”这个名称隐含地规定的“使用条款”——试想一下，虽然说明书里不可能写着不准用洗衣机来给婴儿洗澡，但如果有傻瓜这样做了，结果把婴儿弄死了，这傻瓜拿着说明书里没有禁止将洗衣机用于洗婴儿作为理据去状告洗衣机厂商，要求赔偿，有可能成功吗？但海尔后来针对农村市场推出的这款特别带有洗土豆功能的所谓洗衣机，在功能介绍的清单上明确写了这台洗衣机有此额外功能，那就是以明文的“使用条款”将权利界定给了消费者。而一切与合约有关的条款，之所以会如此这般地规定，一定是因为在现有的局限条件之下，由有关条款引起的总的交易费用已经是降到最低的。
这，才是直面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经济学！而真正的经济学，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实际上，是魅力无穷！
相信大家看了上述这个例子之后，就能深切地体会到当时的《经济学消息报》是多么的精彩！当然，这里举的是最优秀的文章，并非每篇都有那么高的水平，但整体的风格就是这样的。我被这份报纸吸引，是必然的；而反过来，由于这份报纸的引导，我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学，认识到真正的经济学是多么的有趣。
就是这样，我一边翻看着“现刊阅览室”里的《经济学消息报》，一边日渐陷入对这份报纸、从而是对真正的经济学的热爱、甚至是迷恋之中。虽然这报纸一个星期就出版一期，比月刊的出版频率高多了，但我还是觉得等待的日子太过难熬，又跑到“过刊阅览室”里把那里存放着的以前年份的《经济学消息报》都翻了出来看。而在翻看那些过刊的时候，一个名字经常地映入我的眼帘——张五常！
跟很多国内的张五常教授的粉丝不同，我并不是因为看了80年代那套“走向未来”的丛书中盗印张五常的《卖桔者言》一书而知道他的名字的。我在文章里与张五常教授“神交”，就是通过《经济学消息报》。所以，大家就能明白，为什么我之前说，这份报纸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实际上，大家看下去就更能明白，这份报纸对我的重要性还有很多很多！
自然，《经济学消息报》刊登张五常的文章也是属于未经授权、擅自转载的“盗版”性质，是把当时教授在香港的《苹果日报》与《一周刊》上写的专栏文章，选择其中一些篇章刊登，因此也不是每期都会有教授的文章。但我之所以觉得这个名字屡屡地映入眼帘，这自然是因为他的文章每一篇都趣味与智慧并举，让我一看就印象深刻，久而久之，就记住了这个名字，而且在心理上感觉他的“出镜率”很高。
大三那一年暑假，我们要写一篇“学年论文”，算是类似于大四将要写的毕业论文的“预演”吧。估计很多同学对那篇论文是应付了事的，因为这不是课程论文，没有课程老师；也不是毕业论文，所以也没有指导老师，文章交上去根本没老师看！但这时的我对经济学动“真情”了，便一如初中时没有任何人要求我、监督我，我也热情洋溢、全力以赴地“研究”心爱的历史那样，那时的我也同样地在没有任何老师要求我、监督我的情况下，热情洋溢、全力以赴地研究经济学，认真地寻找题材，经过深入思考之后写成了那篇虽然交了上去、但应该是没有任何老师看过的“学年论文”。
而那篇论文的题材，正是源于我对身边生活之中的真实事件的观察。当时我每逢节日和假期都要在学校与家之间坐车往返，于是就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同一段路的车费往返程是不同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例来说，从A地到B地车费是10元，但从B地到A地收费却是8元。要注意，这两地之间有大量的私人中巴在经营，所以这价格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并不是国营的车站车受到交通部门管制而被行政力量扭曲了的价格——国营车站车的票价是比这价格便宜一点，但乘坐国营车要到车站去坐，而大量的乘客都是在国道出口的地方等那些招手即停的车（包括私营车和国营车），因此那才便宜一点点的国营车的车费是没法吸引乘客特地到车站去坐车的。那么，这市场竞争所决定的车费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差异呢？我注意到两地之间的收费站里，有一个收费站是“单向收费”的，即只向一个方向的车辆收取通行费。这个特殊的收费站的存在是不是解释了那2元的差异呢？不是！因为，这收费站恰恰是只收取B地到A地方向的车，却不收取A地到B地的车。所以如果它是原因的话，应该是导致A地到B地的车费比较便宜才对，现实的情况却是倒过来。正是这个“奇特”得看似“悖谬”的现象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试图以学过的经济学理论去解释，甚至还在论文里画了几何图来作分析。后来我写成的论文所给出的解释，是“空置成本”。大致的逻辑是这样的：B地是大城市，A地是小城市，从B地到A地的人流量较大，需求较旺，客车的空置率低，空置成本就低，于是价格较便宜。而A地到B地空置率高，客车的车主凭经验就能事前预计到大致的空置成本，把每个座位的价格略为提高，以弥补这空置成本。
姑勿论这解释对不对（解释是提出来了，但没作验证，我那时还完全不懂理论需要验证的道理），如今事后回顾这篇文章，我是有点惊异于当时的自己在对什么叫“经济解释”还根本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的时候，就已经至少是隐隐地明白了这个道理。在这文章里，在面对同一路段、只是不同方向却收不同价格的现象时，我并没有像那些经济学门外汉的愤青们那样条件反射地一想到的就是“对不对”、“应不应该”，没有情绪化地激烈批评从A地到B地收更贵的10元是剥削、是压榨、是欺负乘客——我想这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以逻辑力很强而自傲的人，而一个有逻辑的人绝对不会有那样的想法，因为他会反过来想：为什么从B地到A地就不搞剥削没有压榨不欺负乘客了呢？总而言之，当时我只是好奇地问：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由这一点出发，再回想得更远，我突然发现，尽管我在上大学之前对经济（学）毫无认识，而直到大三之前都还是不感兴趣，但我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个天生就适合学经济学的料！
那还是初中时的事情。当时的语文老师要求我们每周上交一篇周记，而我实际上是天天都写日记的，所以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额外的负担，只是从一星期内写下的七篇日记里挑出一篇自己觉得最好的交上去。有一次我交上去的周记，是写那天上了一堂地理课，内容是介绍黄河的情况。
地理老师跟我们讲，黄河的颜色之所以是黄的，是因为黄土高原上的黄土大量流失到河里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方面是使得黄土高原的水土不断流失而肥力下降，另一方面则是使得黄河河床堆积了大量黄土而变得很高，黄河的河面也因此被抬高了，容易泛滥成灾。虽然人们在黄河两岸建了高高的堤坝，但这只是使得黄河成为一条悬在地面之上的河，一旦决堤，后果更为严重。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能把黄河底部淤积的泥沙清理，使河床降到地面之下。但这是个庞大的工程，相比之下把堤坝筑高是更容易办到的。于是自古以来，人们治理黄河都还是用这个治标不治本之法，黄河一直就是混浊的黄色，甚至出现“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不相信黄河是可以变清的。
上完这一堂地理课之后，那天晚上我就做了个梦，梦见突然出现了一个新发明，需要用到大量的黄河底部淤积的泥沙，经这发明一用，本来不值钱的泥沙就变成身价百倍的值钱之物。于是人们蜂拥去黄河挖沙。没过多久，黄河底部淤积的泥沙都给挖得干干净净，不但解除了黄河是条悬河的危险，还使得黄河在圣人没出现的情况之下也变清了……
我的那篇周记，写的就是这么一个古怪的梦。现在回头仔细一想，当时还是个初中生的我，绝不可能对经济学有任何认识的我，从这个梦里反映出来的，却是我对于人的自私本性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要怎么解决黄河这个“千古难题”，我在梦里想到的办法，不是指望着政府出面，也更加不是盼望着“圣人出”可以为民请命，而是利用人的自私！在我的深心底处，我相信人的自私蕴藏着这世上最巨大的能量，要解决困难的问题，绝不是无视人的这个天性，更万万不可试图去压制它，而是要设法引导这股巨大的力量去达成我所愿望的目标。
另外，在中学的理科科目中，我最喜欢的是物理——不是因为我的物理成绩最好，我的各科成绩都一样的好，并没有哪一科特别不好的（政治课算是个小小的例外，在当时的100分制下只能考到80多分，考不上90多分）——，而是因为我很喜欢物理那种脚踏实地的感觉。做物理题时，我经常都会摆弄桌上的物件，模拟题目里的情况。数学和化学就没有这种可以亲手摆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的踏实感。后来我信服张五常教授所主张的要有客观事实的验证，大概跟这种偏好也是有点关系的吧？
至于数学，我是喜欢几何远胜代数。以前听“香港五台”的《百科巡礼》，有一期说的就是代数与几何的区别，里面的嘉宾说，喜欢代数的人是抽象思维强，喜欢几何的人是形象思维强。如果这是真的，那似乎又证明了我这种喜欢脚踏实地的感觉。张五常教授在私下里聊天时也跟我说过，他在UCLA读经济学时，发现经济学很厉害的同学，都是擅长使用几何工具来做分析的，把那些曲线舞来舞去，运用自如，神乎其技，当真让人叹为观止。
平心而论，我觉得经济学里用到的几何真是小儿科！因为几何里最难的可是跟圆有关的证明，经济学里用到的几何却全都与圆无关。想当年高三的时候，每天都要做一份数学卷，卷子里的最后一道超级难题几乎必定是平面几何的证明题，也几乎都是跟圆的证明有关。那时我跟班上几名数学成绩最好的同学（他们几乎全是男生）暗地里较劲，看谁能最快将最后那道难题给解出来。所以我们几个都是卷子一发下来就直接翻到最后一页做最后一题。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最后一节课还没完，我就已经把那最后一题解出来了。我拿着算出答案的草稿纸，走到围成一圈还在埋头苦干的那几名男生那里，将草稿纸往他们面前的桌子上一摔，道：“我已经解出来了！”我高中时最要好的朋友坐在远处，赶紧过来，把我拉了出去，说：“你别那么狂！你知不知道现在全班的男生都以把你斗倒为头等大事？”时至今日，我不做几何证明题很多年了，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在这方面的能力就像机器太久不用就生锈那样，比高三那时是大大地倒退了。不过，今天的我比当年更能洞明世事，那是因为要理解世事，其实根本用不上那么复杂的数理逻辑（数学不是科学，是逻辑学，而且只是逻辑学中的一种），更重要的是掌握了最基本的那几条简单逻辑之后，坚持贯彻到一切的思考之中。那，才是最难的！
另外，即使是在所谓的文科里，也能体现出我天生就适合学经济学的特质。前面发布这个系列的连载时，有读者说：“原来你以前的理想是当作家。”我回复说：“不，我的理想不是当作家，而是当文学批评家。”文学是艺术，不是科学，但文学批评却是需要科学思维去做客观评价的。
我来举一个实例说明吧。话说大学的政治课为了避免沉闷而学生讨厌，其中一部分是改成邀请各个学院的名教授来给学生开讲座，内容是与他们自身的学科有关。其中有一次是中文系的教授讲，他不知怎么说起金庸小说，声言：“我对金庸小说是不以为然的，因为他写的那些什么武功都是不可能是真的嘛！”此言一出，全场哄然大笑（因为是全校同一级的学生上课，因此是在电影院那样大的地方上的课，所以那笑场极为惊人）。在一片笑声之中，我却是悲哀地看着那教授还挂着一副得意洋洋之态，心里对他说：“老师，你以为大家笑的是金庸吗？大家是在笑你啊！”如果这个教授的逻辑是对的，那岂非《西游记》那样的神怪小说他都要不以为然了？《红楼梦》这号称写实主义的经典，里面却也有太虚幻境之类的玄乎剧情，是不是也该遭他鄙视了？
文学作品，尤其是并非写实主义的类型作品，必定有一个该类型、甚至是该作者预设下来的“默认许可”，在阅读这些作品时，读者或批评家必须接受这默认许可，无论它是如何的荒诞不经，都不能对此加以质疑。例如像武侠小说这样的类型作品，读者也好，批评家也好，不能以书里写的武功不可能是真实的去批评、甚至否定其价值。尤其是后来出现的“玄幻小说”、“架空小说”这一类，这种特征就更加明显。作者甚至要在一开头的时候明确地写下“设定”，读者对此只能接受，不可质疑！那么，可批评可质疑的是什么？是在这样的“默认许可”或“设定”之下，作者编写的剧情是否合乎逻辑与人情常理。也就是说，假设那些情况是真的，人会是那样的反应吗？事情会是那样的发展吗？原则上，其实连“逻辑”也可以由作者设定，但通常来说如果连逻辑都设定成与现实世界大异其趣，会造成读者理解的困难，是不明智之举。而人情常理就更是不可违背，因为作品能打动人，一定是要引起读者的共鸣，与作为人的读者的人情常理相悖的话，是难以激发感动读者的。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这样的：作者是他所写的作品这个世界里的上帝，可以任意设定作品中的一切（包括人物性格、剧情、命运）；但好的作者不会是个胡作非为的上帝，而是只会设定了起点（剧情起点、人物性格与一些特定的逻辑）之后，就放手让作品里的人物按着合乎人情常理与逻辑的轨迹自行发展，不会再胡乱插手，强行按自己的意志干预人与事的发展，否则只会让读者看了觉得那是强扭的瓜。这种不合理的作品就是失败之作！
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写到最后把包法利夫人写死了。他为之悲泣难止，友人大惑不解，问：“你是作者，你可以决定你笔下的人物生死的嘛。你不想包法利夫人死，那写她不死就是！”福楼拜答道：“不，我已经无能为力。她只能死！”这，才是真正的好作者！这，才是真正的好作品！
再如《苏菲的世界》，我对它的评价是：这是一部虎头蛇尾、前面精彩之极但后面却是大失败的半截子英雄之作！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它的结尾是作者强扭而成的甜瓜，是一个为了硬写成大团圆结局而不惜破坏逻辑的大俗套！苏菲是上校创造出来的小说人物，用几何来比喻的话，苏菲与上校处于不同的维度空间之内。逻辑上，上校可以控制苏菲的一切，但不可能苏菲反过来控制上校的一切。作者即使是要让苏菲意识到自己没有自由意志，他也应该是让上校的女儿出于同情苏菲而插手写那小说，让苏菲通过上校的女儿的写作而知道真相。但最后苏菲甚至是跳出了小说之外，进入上校的世界去捉弄上校，这已经是上校的女儿也无法做到的事情——上校的女儿与上校处于同一维度的世界里，不再是苏菲的世界中的上帝，是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这个世界的一切的。
本来我看这书看得如痴如醉，是因为当我看到苏菲开始意识到自己只是一本书里的人物，她的一切其实被外力控制着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已经联想到：苏菲是上校的小说里的人，而上校是《苏菲的世界》这本书里的人，而我们是跟《苏菲的世界》的作者处于同一个世界里的人，会不会我们其实也不过是另一本书中的人物，被那书的作者像傀儡一样操纵着，却自以为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自由选择呢？按这样的逻辑一层层推上去，看得我的脊背那叫一个冰冷啊……可是看到那个大结局，这逻辑轰然倒塌！虽然作者确实有这个上帝一样的权力去随意地安排结局，但这只是导致这部小说的思想性大跌！我感觉就像在吃一道美味大餐的时候，吃到最后竟然吃进了一只苍蝇一样。相比之下，有着类似主题的《黑客帝国》的处理可就高明多了。（不过《黑客帝国》的结局其实也玩了偷换概念的逻辑猫腻——因为这样的主题必然要导向“悲观主义”的哲学观，非要严守逻辑不可的话，彻底的悲剧结局是无可避免的。但商业作品写这样的结局却是不讨好读者的，大概作者也并非不明白，可是也只能屈从于大众那所谓“喜闻乐见”的庸俗品味，宁可犯逻辑错误也要强行扭成甜瓜结局。不过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免得这篇文章走题走得太厉害，变成文学或影视批评的文章了。）
不知道大家从上面这些关于文学批评的例子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文学作品里的“默认许可”或“设定”只准接受、不准质疑，文学批评家不可以揪住某文学作品的“默认许可”与现实不符就否定其价值；这跟科学的基本假设不需要真实、不需要证明、只需要接受，是完全一样的呀！文学批评家所能做的，是看在那样的默认许可之下，人性与剧情的发展是否符合逻辑，符合人情常理。这就跟科学要接受了基本假设之后，所作的推导也要符合逻辑是同样的道理。事实上，科学追求的是“事实真”，而文学追求的是“艺术真”。所谓“艺术真”，不是指事情真的发生过，而是在那样的“假定情境”下，人性是真实的！我们不可能像郭靖、杨过那样武功盖世、奇遇不断，但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真的能那样，在那样的内在性格与外在环境下，我们是不是会做跟郭靖、杨过一样的事？科学要求进行事实验证，其实文学艺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可以进行验证的，但那是感情的验证。什么意思呢？因为人是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感情共鸣的。当感情能够共鸣，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就产生巨大的愉悦感，这种愉悦感的存在，就是对成功的文学作品的验证！当然，人心是心理因素，在科学的范畴里不能验证它，所以这依然不是科学。但是，人生不仅仅只有科学一个维度，也有艺术这个维度。当我们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感情验证时，我们说的不是科学，我们说的是艺术。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基本假设或默认许可，我们不能站在艺术的领域去否定科学，当然也没有必要站在科学的领域去否定艺术。所谓“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这句话又何止适用于政教分离呢？
所以，当我看到张五常教授的《经济解释》里说，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自私是不需要真实、不需要证明、只需要接受时，我立即就全盘接受了！不是我盲从——在我的思维能力里，这个词天然地与我绝缘！——而是我在文学批评这个领域内自小浸淫至今达十几年所得到的经验告诉我：这，是对的！
至于科学的特征是“要具有能够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这观点我倒是早在高中时看过波普尔的书就知道了。只是那时的书又是翻译书，也是译得晦涩难明，看得我云里雾里，没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只记住了“可证伪性”这个术语。当我一看张五常教授的《经济解释》，虽然用的字眼不同，但我立即就想起了波普尔的那个“可证伪性”，也就立即明白了教授的意思，顺带也对波普尔那本当年把我看得头痛的书的内容在一瞬之间全数顿悟了。
回顾以往，一切指向这一个真理：一理通，百理明！从前我沉醉于文学、历史、乃至哲学，看起来与经济学绝不相关。然而，其实我在那些学科里学到的东西，作些调整就能转到经济学这边来。文学与经济学看似完全对立，但上述的内容显示，内里还是有共通之处的。而哲学中的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更是与经济学的科学本质直接相关。至于历史，现在我都明白了，那就是经济学！经济学是解释与人有关的现象的，历史无非是发生在过去的现象，当然必定落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内。事实上，不用经济学的理论作为工具去解释历史，不可能有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学！
以往的一切经历，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培养了我强大的逻辑力！前面说了，我从小就是一个以逻辑力很强而自傲的人。我这逻辑力是不是有天生的因素在内呢？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我在后天是有意识地努力培养自己的逻辑力的。如何培养，这里就不说了，以后另开一个系列的文章再谈这方面的事情。有了强大的逻辑力的好处，是我能够说我是个“后知后觉”的人。什么意思呢？我曾经当着张五常教授的面说：“教授，你是先知先觉。也就是说，你一看一个说法，马上就能判断它是对是错，是真理还是谬误。而我是后知后觉，我没你那么厉害，我看到错误的东西，有时也会信以为真，甚至有时会相信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一旦正确的东西摆在我面前，跟那错误的一对照，我马上就会觉醒过来。虽然我这‘后知后觉’不如你‘先知先觉’，但我还是很为自己感到骄傲的。因为，我见过这世上有太多‘无知无觉’的人了！他们的脑袋一旦被错误的东西所占据，就形成顽固得可怕的成见，哪怕是真理就直接摔到了他们脸上，他们还是看不出来，还是冥顽不灵地坚持错误。”
为什么会有这种“无知无觉”的人？我认为，逻辑力的欠缺是最大的根源。白天不懂夜的黑，那其实是庄子所说的“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是信息的不充分导致了它们的无知。但欠缺逻辑是另一种类型的无知，与信息不充分无关。如果一个人有足够强的逻辑力，坚持在思考过程中贯彻逻辑，他没有理由在看到正确的东西的时候，也就是信息已经充分的时候，还是不能借助逻辑去分析、判断出对与错的区别。
读者“沄之左使”曾在我的帖子后面写了一个长评，里面的两个小标题凝结了这长评的精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逻辑是检验真理的强大工具”！我想，这正是学习经济学（其实应该是学习一切科学）所最为需要的两种素质：喜欢脚踏实地的感觉，对了解真正的事实有强烈的兴趣与好奇心；有强大的逻辑力，去分析听到或看到的、往往是夹杂着以讹传讹或有意欺骗的事实与观点，从而作出辨别真伪对错的判断。
前面说到上“发展经济学”那门课时，由于老师提到“经济思想史”的内容而引起了我对经济学的一丝丝兴趣，并由此养成了到学院图书馆的现刊阅览室中看财经报刊的习惯，很喜欢《经济学消息报》里的文章风格。
在“发展经济学”这门课结束时，要求写一篇课程论文作为考核。我写了这篇课程论文之后，这一头上交给老师，另一头就寄给了《经济学消息报》。那是我第一次将经济类文章投稿。而我之所以要向《经济学消息报》投稿，其实纯粹只是为了表达我对这份报纸的喜爱之情，完全没想过要追求发表什么的。所以稿子投出后，我就已经心满意足，根本没期待过能发表。但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突然收到报社寄来的“样报”，打开一看，我的那篇文章，已赫然印成了铅字摆在报纸里了！
其实以往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但当然不是写经济类文章投稿了。那时我很喜欢看《读书》这刊物，作为中国思想界的权威刊物，当时的我对它的感觉只能用“顶礼膜拜”来形容。然后有一天，我有了一个自觉颇有新意的想法，就写成文章，以笔名投稿到《读书》那里去。那样做也完全只是为了表达我很崇拜这本刊物的感情，压根就不敢想象自己这么个小人物写的东西能被如此伟大得高不可攀的刊物录用——因为，要知道在《读书》上发表文章的，全是大名家啊！结果，我的文章居然就真的被《读书》刊登出来了！后来我在简历上写了曾在《读书》发表文章，看简历的人一见那句，必肃然起敬。
而我写的一篇课程论文被《经济学消息报》录用，当然不如《读书》录用那么让我喜心翻倒，但也是对我莫大的鼓励了。毕竟对于经济学，我才真心实意地开始投入研究它没多长时间，这录用是肯定了我对这门学科的认识与思考的。前面提到的那篇关于两地汽车票价的学年论文，其实写在这篇课程论文之后，但我却没有把前者投稿到《经济学消息报》去，现在回想起原因，大概是因为前者里面画了几何图做分析，而《经济学消息报》是不登这种使用数学的文章的。所以，虽然第一次投稿就中选，我还是很谨慎，没有随便什么文章就投出去。
接下来，是大学本科毕业了。我获得了免试保送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的资格，大四那一年就闲得很，既不用找工作，也没课上，更是可以全程投入于研究我越来越喜欢的经济学了。暑假的时候，我还获得了一个到香港的浸会大学上一个国际暑假班的机会，是大学公派的性质，就是中大与浸会大学共同出资，让我免费去香港读这暑假班。很遗憾我当时还不认识张五常教授（只在《经济学消息报》上看过他的文章），所以我没利用这个到香港的机会去拜访他，否则我认识他的时间就能提前两年。不过，天意冥冥，或者这样的安排是更好的。那个时候的我对于经济学的认识还很肤浅，如果当时就认识张五常教授，交谈之下他可能会觉得我很普通，从此我就泯于众人之列，不会像后来多浸淫两年之后再认识他，更能赢得他的青睐吧？
不过，虽然没有认识张五常教授，但这次香港之行仍然成为了我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事情其实是这样的：那个国际暑假班有一个内容是到珠三角地区去做fieldwork，因为那个班里有很多是其它国家的学生，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很感兴趣。实际上浸会大学之所以愿意出钱资助我们这些大陆去的学生免费读这个班，就是想让我们也成为这个班的卖点，让那些外国学生能与我们直接交流，从而了解中国的情况。浸会大学向那些外国学生可是收足学费的，从他们身上就赚回了我们的费用还有余。然而我们几个从大陆去的学生的签证（港澳通行证）都是一次性出入，也就是只能出境一次，再入境一次。如果我们也跟着去做这个fieldwork，就会把那唯一的一次入境给用了。我们出来香港已经使用了一次出境，自然不能再回来，这就意味着我们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可是课程还没完，考试是安排在这fieldwork结束之后。我们如果回不了香港，怎么参加考试，怎么完成这个暑假班呢？最初，浸会大学的老师的决定是豁免我们这些大陆学生去做fieldwork的任务，这样我们就继续留在香港，等大家做完fieldwork回来后一起考试。但我灵机一动，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向老师建议说：不如我们还是去做fieldwork，但就不回来参加考试了。可是分数怎么办呢？写文章怎么样？如果能够灵活地调整考试的方式，不是以做试卷的方式来考试，而是写文章，那么我们这些大陆学生回去之后就不需要再出来，在里面写了文章，寄到浸会大学来，不就行了吗？浸会大学的老师听了我的建议，略一商量，就采纳了我这法子。
于是，从这国际暑假班回来之后，我就思考要写什么文章。虽然浸会大学的老师没有对文章提出任何要求，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要跟那个班是围绕着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主题来展开。思来想去，我决定写自己家乡的“转制”，即那里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有化为民营企业的过程，因为这是当时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事情。由于是写自己家乡的事情，是我很熟悉的事情，所以很快就写好了。一如对待“发展经济学”的课程论文那样，我一头把文章寄给浸会大学，另一头就也寄了一份给《经济学消息报》。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又收到了报社寄来的“样报”。因为有了上次被录用的经验，这次本来已经没太大的惊喜了，但我拆开信封把报纸一展开，还是惊呆了——因为，这次我的文章竟然是登在……头版头条！有那么一刻，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伸手擦了好几回，仔细地再看一遍：没错，头版头条，是我的文章的题目，题目下面……是我的名字！
后来与《经济学消息报》的总编高小勇先生认识之后，提起我在他这份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他还以为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这一篇，其实我的处女作是“发展经济学”的课程论文，但那是刊登在报纸的内页，他就完全没有印象了。
这里还有一件“趣事”：我那经历过文革而至今犹心有余悸的外公，看了我写的这篇文章，悄悄地问我母亲：“慧慧写这样的文章，不要紧吗？”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看到《经济学消息报》上登了另一个人写的文章，内容是就我之前那篇文章提出一些质疑，我于是又写了一篇文章回应此人，当然也寄到《经济学消息报》去。这篇回应之作也登出来了，也登在了头版头条！（后来高小勇先生跟我说，他其实认为我后来这篇回应之作比正篇写得还更好些。）
这时我已经在读硕士一年级。一天，我正在宿舍里待着，忽然听到宿舍的固定电话响起来。我拿起话筒，里面有一个男子声音：“我找李俊慧。”我随口答道：“我就是。”一边答着，一边在脑海里搜索着对这个男子声音的印象，但感觉是非常的陌生。正想着，电话那头的声音继续说道：“我是《经济学消息报》的总编高小勇。”
如果说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登上报纸的头版头条的时候是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第一次听到高先生的声音从千里之外传来的时候则是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一边把话筒从耳边拿开，仔细地看它的结构是不是真的是个电话，一边伸另一手揉揉自己的耳朵，以确认那里的听力也没问题。
但高先生就这样淡定地开始跟我煲起“电话粥”，滔滔不绝地述说他的办报理念——要寻找中国最好的写经济学文章的作者，这“好”是指能以经济学理论解释真实世界的现象，而且要文笔优美，娓娓道来，不是端起架子说大道理的风格……这种好作者很难找到，所以他一旦找到了，就要亲自跟作者沟通，引导他们更好地成长……
听着听着，我与“大人物”猝然而遇的紧张与惊惶之情渐渐的退去，开始觉得高先生像个平辈朋友那样可以开诚布公地交流。于是我开始也说起自己对这份报纸的喜爱，还坦陈看到自己那样名不见经传的学生习作文章竟然能登在报纸的头版头条的那份受宠若惊之情。
高先生也很坦白地告诉我：“将你这样的新作者的文章推上头版头条，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改革创新的尝试。但我们其实不是盲目地这样做的，而是有密切地监测着市场的反应的。你的文章登上头版头条的那一期，报纸的销量保持平稳，所以我们就知道市场是接受你那样的文章的，这就给了我们继续把你推上去的信心。”然后他又提到，以前他还曾经把当时国内最著名的一位经济学家的文章放在头版头条，结果那一期的报纸销量就大跌，这教训了他不要盲目地相信名气。他也由此明白，这份报纸的读者都是品味不低的，是不买名气的账的，靠名气而不是靠文章的内容是没法让他们掏出钱包的……
顺理说一句，《经济学消息报》没有正规的刊号，因此只能当印刷资料一样寄给定期订阅的用户，也无法大量进入正规的报刊销售渠道，全靠与各大高校的书店、报摊联系，将报纸先寄给它们进行销售，如果某期卖不完就原封不动地退还给报社，也就是一种代销而非包销的模式，销售风险完全由报社直接承担，因此市场压力也就直接由报社承受。而且，这份报纸是不刊登广告的，因此订户和报摊零售的收入就是所有的收入了。尽管在如此不利的渠道环境之下，当年的《经济学消息报》还是凭着精彩的内容打出了相当大的一片天地，基本上各大名牌高校的经济类学院的图书室都成为它的定期订阅的用户，这些名牌大学里的书店、报摊也都摆上这份报纸，受到不少经济类专业的老师、学生的热捧。可以说，这份报纸在没有得到任何政府或官方的支持帮助之下，全凭自己的力量在市场竞争中拼杀而出。它的成功反映了真正的经济学是何等的有趣，何等的吸引人心！
我们越聊越欢，最后我都已经当高先生是朋友一样了，说什么都没啥顾忌了，就连自己本来喜欢的是文史、最近才喜欢上经济学的心路历程也说了。高先生听了就说：“既然你喜欢历史，那我给你出一篇命题文章吧！雍正当政时推行过一项叫‘火耗归公’的政策，你把历史与经济学结合起来，写一篇分析这历史事件的经济文章吧。”
我听了，如奉玉旨。虽然那段历史我不是特别熟悉，但我已经很熟悉如何“研究”历史，当天就立即跑到图书馆和文史阅览室去，尽可能地把那段历史的史料与分析这个历史事件的学术论文都找来看。一边看一边思考，资料看完了，我自己的想法也形成了。肚中有料，脑中有想法，动笔写作对我来说是再容易不过之事。所以没花多长时间，我就已经写好了文章，寄给了《经济学消息报》。不久，报社的“样报”又寄来了，报纸一铺开，我的文章再次赫然出现在头版头条。虽然这并非是我第一篇“荣登”头版头条的文章，但这是让我最为“名声大噪”的文章。后来遇到一些也经常看《经济学消息报》的人，一说起那篇文章，他们都恍然大悟加惊叹不已：“原来你就是写那篇文章的作者啊！”
高先生快马加鞭，又给我寄来一本描写硅谷企业的书，让我看能不能在读了此书之后产生一些灵感，写一篇文章。结果，最后我写出来的不是一篇，而是……一个系列！那是关于“创新体制”的一个系列文章，后来还翻译成英语拿去参加了一个在西安交大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
除了高先生给我定这样的“命题作文”之外，我自己也有源源不断的思考成果涌现。在那从硕士一年级到二年级的不到一年时间里，我几乎是几个星期就写出一篇文章，大多都寄给了《经济学消息报》，而且全都发表了出来，区别只在于是发在头版头条，还是头版非头条，还是非头版。我也由此确立了我那擅长写趣味盎然的经济学文章的“江湖名声”——周燕在给我的《经济学讲义》写的序里说王则柯老师在他上的“中级微观”的课里提我的名字，应该就是因为他看了我在《经济学消息报》里频频发表文章。其实王老师并不是我的硕士导师，只是给我们那一级的硕士生上过“中级微观”的课。后来《经济研究》的编辑詹小洪先生创办《经济学家茶座》，其宗旨就是要刊登“有趣味的”经济文章。这本以书代刊的杂志，风格类似于《读书》，大部分文章是采用约稿的方式来获取的，所以里面大部分的文章都是经济学界中的大名家写的。我却从第一期开始就隔三岔五地成为这本杂志的作者，就是因为詹先生从《经济学消息报》那里见识了我的文章之后，直接把我的名字列入了他的作者库之内。
不过那段时间我其实还写了一些文章是没有寄给《经济学消息报》的。我记得当时我有打算写一个系列，在那系列的一开头，就是这么一句：“最近我发现经济学教材里有好些概念都是很有问题的，我要写一个系列来逐一批驳这些概念。”——要知道，那时候我还没认识张五常教授！也没看到他写的《经济解释》。然而，那时我已经开始意识到经济学教科书里充满着错误！其实我早就觉得“宏观经济学”问题很多，但“微观经济学”就感觉相当严谨。那个打算批驳经济学教材中有问题的概念的系列，应该写了两篇，因为我记得这两篇的题目分别是“不知市场失灵为何物”与“不知失业为何物”。这两篇文章为什么没寄给《经济学消息报》呢？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起原因了。可能因为原来是打算整个系列都写完了再寄吧，但最后这个系列并没有写完，于是就不了了之了。
另外，那时我还写了一篇揭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本质是“答非所问”、根本没能解决人们本来期望它去解决的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的稿子虽然跟上述的那个系列一样都丢失了，但分析我却牢牢地记住了。如今《经济学讲义》中关于“社会养老保险是庞氏诈骗”的那部分内容，就是从那文章而来的。应该说，如今事后回顾，我对于在认识张五常教授之前写的文章，最感满意的就是这一篇，所以虽然从未发表，但因为其逻辑井然而能让我牢牢地记住了分析中的细节。而其它文章，虽然发表了，还名声在外，但认识张五常教授之后，以他那严谨的科学验证的要求一对照，我就深感羞惭，以至于我现在都记不起它们的内容了。
那一年，大概是《经济学消息报》最成功的一年，因为报社还赚到了一些钱。高先生不是把这些钱存起来或分给报社的员工，而是拿出来组织了一场“温州笔会”，邀请几名经常在他那报纸上发文章的作者共聚一堂。这一场“温州笔会”对我来说也是意义重大。因为，就是在这笔会上，我亲眼见到了虽然在电话里聊过不止一次的高小勇先生，还结识了朱锡庆老师、王玉霞老师这两位后来也跟我一起与张五常教授结为好友的人，也结识了当时还在北大的社会学系读书的张翔。高先生对我的影响之大前面已经说了很多，而朱锡庆老师对我的影响也仅次于后来的张五常教授。“温州笔会”回来之后，我一口气写了一篇长达8万字（！）的《温州日记》，极尽详细之能事地将那次笔会的情况记述下来。
写完后，我把日记分别寄给了高小勇先生与王则柯老师——虽然王老师没有参加这次笔会，但我还是把日记寄了给他。我这样做，跟当年写了思想类的文章就寄给《读书》杂志、写了经济类的文章就寄给《经济学消息报》是如出一辙的心思，是为了表达对他（它）们的喜爱！如前所述，其实王老师并不是我的硕士导师，但通过上他的“中级微观”，我终于遇到一位好老师了！本科四年，虽然给我上过课的老师也有态度很认真教学很用心的，但水平……就不要提了吧。像王老师那样水平与态度都并驾齐驱的好老师，我只恨是遇到得太晚！所以，虽然不是他的硕士生，我却是“老实不客气”地就当他是我的导师一样，对经济学有什么想法都写电邮告诉他，与他作很深入的沟通交流。所以，《温州日记》写成，除了寄给像高小勇先生那样的相关人士，还寄给了王老师看。
对我的学术生命影响重大的人，已经一个接一个陆续登场了。但，最重要的那个，还没出现！不急，不急，快了，快了。看哪，那天边已经露出黎明的曙光，万物都在静谧中屏息等候着那一轮骄阳的喷薄而出！而我，正站在经济学的殿堂的门槛之上，还不知道马上就会有一道万丈光芒照射进来，它将穿透我面前那一片迷雾笼罩的苍茫大地，为我指引出登堂入室的康庄正道……
2000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辖下的《21世纪经济报道》开始发行（官方资料是说该报创刊于日，但其实之前已经试刊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这一件事是中国的财经报业界中的一件大事，也成为了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因为，它成为了我认识张五常教授的契机！
事情是这样的：王则柯老师的女儿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里的一名编辑，其时就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中。该报有意邀请张五常教授为专栏作家，便联合中大的岭南学院（经济学院）一起请教授到中大去讲学，顺便洽谈有关合作事宜。王老师的女儿“近水楼台先得月”，自然是求助于她的父亲，王老师就向她推荐了我。于是，我就以《21世纪经济报道》特约记者的身份，参加了张五常教授在中大的第一场在岭南堂举行的以岭院老师为对象的座谈会。那场座谈会既然是以老师为对象，理论上我作为学生是不能进场的，但我是以报纸记者、而不是学生的身份得以列席其中。不过，虽然是能坐在场内听，我毕竟还是没有资格开口说话的。
怎么办呢？怎么能跟张五常教授说上话呢？我脑子里一直骨碌碌地转动着寻找机会，但始终不得其便。转眼之间，座谈会已经结束，宾主纷纷站起，向着门外走去。我紧赶几步，在教授正在步下台阶的时候终于挤到他身边，匆匆忙忙地对他进行自我介绍：“张教授您好，我叫李俊慧，在高小勇先生主编的《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过一些文章……”——我知道他与高小勇先生是认识的，所以就提高先生的名字来引起他的注意。
果然，张五常教授停了下来，转身看着我：“你就是李俊慧？我问过高小勇最近有什么好作者，他提过你的名字。你是不是那个写……‘火耗归公’那篇文章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说《经济学消息报》对我很重要的缘故了！要不是这份报纸，要不是高小勇先生，要不是那篇关于“火耗归公”的文章……我就算有机会见到张五常教授，恐怕也难免泯于众人之列的命运吧？
就是这样，我跟教授搭上了话，他不停地问我关于“火耗归公”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也看了《雍正王朝》的电视剧，对于雍正推行的“火耗归公”与“摊丁入亩”这两项政策都很感兴趣，想了解有关的情况。
说到这里，稍稍岔开一下谈谈历史上的这两项政策吧。当年我应高小勇先生的“命题作文”的要求写了那篇文章，于今回顾，我写的那篇文章只是一篇典型的“宏大叙事”之作。是的，那时的我很喜欢宏大叙事——喜欢看，也喜欢写。因为我擅长写作，尤其擅长写气势磅礴、感情澎湃、对读者有极大的感染力的大文章。“宏大叙事”正适合我这种文风，所以写起来是格外的得心应手。然而，这种“宏大叙事”虽然很有感染力，可以看得读者热血沸腾、大呼过瘾，但内容其实很空洞，完全不是能以事实验证的科学分析。然而那时的我就这水平，看文章的读者也不外如是，大家都在那里看得热闹，从来没想过要做什么验证。当然，这种文风本身没有错，现在我的文风还是这样，但内里包裹着的是逻辑严密、得到事实充分验证的科学分析。严谨的理性加上排山倒海般的感染力，是更能无往而不利的。
在“温州笔会”时朱锡庆老师也跟我谈论过这篇“火耗归公”的文章，他的意见是：“火耗”的问题类似于“费”，就是具有不确定性，会增加了人们准确预期的困难，所以不好。他还提到古代的蛮夷向中国皇帝纳贡，性质也跟这类似。
张五常教授不停地问我关于“火耗归公”的事，来来去去都围绕着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火耗？我根据从史料上看到的内容向他解释：因为古代将黄金、白银等贵金属熔铸在一起时，难免会产生损耗，称为“火耗”。所以地方收取赋税再上交中央时，难免也会少交一些。可教授就像个孩子一样怎么都听不懂，反反复复地还是问同样的问题。
那时我还不清楚教授的性格或风格，所以实在闹不明白他到底哪里不懂了，我的解释不是足够清楚了吗？现在回想起来，我就明白了。我那解释是浮于表面的，教授当然不接受！“火耗”只是个借口，其本质应该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收分成。只是这分成率显然没有明文规定，而是根据所谓的“惯例”在“火耗”的名义的遮掩下含糊其辞地允许地方政府提留一部分。有可能各地的分成比例是不同的（由于当时我没能力想到这些，所以没去查雍正年间各地的火耗是否相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所谓的“惯例”其实是竞争之下形成的均衡分成率，不同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均衡分成率当然也应该是不一样的——这跟现在的中国是以税法明确地规定了国税与地税的分成比例是全国划一的情况不同，其均衡就要靠地价能上下浮动地调整来确保达成。有关的分析可参见张五常教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
也就是说，雍正搞“火耗归公”，其本质是推翻了一直以来的中央与地方对税收进行分成的做法，改为全部税收都归中央所有，后面应该要跟着有中央再把统一收上来的税收分配给地方。（用今天的话来说，等于是从“税收分成制”改成“收支两条线”。）无怪乎这会引起地方的激烈反抗了。而结合当时国库空虚的财政状况，雍正这么做显然是要充实中央财政。再联想到另一项政策“摊丁入亩”，其本质是把人头税改为土地税。本来按传统经济学的分析，人头税比土地税更好（不影响经济效率），但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古代，人们为了逃税而隐瞒人口是比较容易的，土地却是固定在那里跑不掉的，从人头税转为土地税，税收征管的交易费用是下降了的。也就是说，雍正的目的看来是想加强税收征管，根本目的恐怕还是要充实中央财政。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央财政的状况是相当的危急啊。我在《经济学讲义》里提到过，几乎所有中国古代皇朝的灭亡，都是走“财政危机”、“通货膨胀”、“天灾人祸”这三部曲。可想而知，其时的雍正正面临着这灭亡三部曲的第一部，无怪乎是如此的急迫，要以那样强硬的手腕来推行这两项政策了。
话说回头，我就这样认识了张五常教授。当时他下榻于白天鹅宾馆，我跟着王老师的女儿一起，继续以报纸记者的身份一直留在他身边，听他说话。第二天教授在岭院的MBA大楼里最大的那个讲学厅里给学生演讲，我仍以记者身份的便利就坐在第一排。那天晚上，有管院的学生一直追踪到白天鹅宾馆去跟教授聊天，我仍是坐在一旁听着。其实我没问教授什么问题，因为当时我虽然水平不高，但已经能意识到不可随便乱提问——问题提得好不好，本身就会反映一个人的水平。在水平还不高的时候，是应该多听少问的。
张五常教授来访中大的事就这样很快地过去了。我以为除了他送给我的几本他写的书之外，跟他之间的联系也就此结束了。没想到就在他回了香港的第二天，宿舍里的电话响起，我拿起话筒，里面传来这样的声音：“李俊慧吗？”我作了肯定回答之后，对方说：“这里是香港的花千树公司。你等一下，教授要跟你说话。”
虽然早有高小勇先生千里打来电话的经验在先，我还是作梦都没想到张五常教授那样的大名人会主动打电话找我这样的无名小卒！在我这大吓一跳还没过去之际，电话那头已经换成是教授那随便得像是跟我已经结交了几十年的平起平坐的朋友那样的拉家常的声音。开始时我还诚惶诚恐得很，为教授竟然不惜打国际长途电话来找我而很感不安。但他那种像对待熟悉之极的朋友的语气，很快就让我也放松了下来。从此我就经常跟教授“煲电话粥”，而且很快不仅同宿舍的人、连附近宿舍的同学也都知道了——因为她们进来找我时，经常能看到我在跟教授煲粥。其中一个同学就曾笑着说：“谁能知道正在跟你车天车地车大炮的竟然是张五常啊？”（按：“车天车地车大炮”是粤语俗话，相当于“侃大山”的意思。）这“煲粥大业”就这样从那时起一直延续至今，甚至连我中间曾以交换留学生的身份到日本去读了大约一年书的时候，我本来事前很担心这会导致与教授的联系中断一年时间，会使得教授把我给忘记了，可是跟他一说之后，他的电话就直截了当地打到日本去了……
在此之前，我都只是在《经济学消息报》上看教授的文章，在那之后才知道他正在连载《经济解释》，上网一搜，发现有一个香港论坛在偷偷地转载，就在那里跟着看。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因为《经济解释》是集教授的毕生功力之大作，而且是系统性地对整个传统经济学或教科书经济学进行了颠覆性的革命。如果一开始看的是他其它的文章，我大概是不可能如此迅速而彻底地清除思想垃圾、走上正轨的吧？要知道，看过张五常教授的文章的人很多很多，比我更早看到他的文章的人，比我刚认识他时看到更多文章的人，可都是大有人在的！
现在我已经不记得了，但这个国庆假期回家跟母亲说起，她追忆往事，说当年我其实是一度为此深感困惑的，不住地跟她说：“怎么办？怎么办？原来以前学的经济学几乎全是错的？经济学怎么会是这样的？我该怎么办啊？”现在我能记得的，是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抛弃本科四年加硕士一年多合共五年多以来学过的教科书上的东西，义无返顾地追随张五常教授！我说过了，我绝不是盲从之人——这个词在我的思维能力里是天然地与我绝缘的！但我幸好是“后知后觉”的，当正确与错误同时摆在我面前，我立即就能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对于错的东西，即使我曾经有多长时间相信过它，我都能毫不留恋、更是毫不留情地抛弃它！
一直以来，有很多人羡慕我能跟张五常教授直接对话，但其实如果你不会提问，就是面对宝山也会空手而回。更重要的是，如果教授听到你老是提些很没水平的问题，他会先是顾左右而言其它，东拉西扯地跟你谈风花雪月、艺术古董，就是不跟你说经济学！再继续是这样下去，自然就没有下回他会主动找你聊天煲电话粥了。
其实张五常教授也在他的散文里说过这样的事：他旁听老师阿尔钦的课，一下课就守在门口等着阿师出来好向他提问。但一开始他不懂提问，提的问题都没什么意义，阿师只是摆摆手，根本就懒得作答，就此扬长而去。于是他学会提问之前先作思考，确定问题是有意义的，才去提。终于，阿师停下来听他的提问，但反问他看过某某人的书或文章没有。他说没有，阿师又是摆摆手，扬长而去。于是他又学会先遍阅相关文献，再去提问。当阿师反问他有没有看过某某人的书或文章时，他就如数家珍般逐一说出这些人的书或文章的内容是什么，但他都觉得他们的观点是有如此这般的问题的。终于，阿师带着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坐下来与他促膝长谈……
说起来，张五常教授对我的要求都还没像阿尔钦对他的要求那么高呢。但我很早就意识到张五常教授是有挑人说话的。那是他认识了我之后，大概就想起了高小勇先生跟他推荐过的“好作者”，便将朱锡庆老师和王玉霞老师也都找来，一起在白天鹅宾馆见面聊天。那天晚上，我见识到张五常教授在学术上的厉害了，他一个话题接一个话题不停地说，全是跟经济学有关的，但各个话题之间毫无关系，凭空地从一个跳跃到另一个，而且都是“蜻蜓点水”般点到即止，马上又跳到下一个话题去了，没有相关的知识背景或哪怕只是反应稍慢的人都难免会听得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而我则是听得完全是目瞪口呆了，因为一夜之间有那么多以往视为金科玉律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成果，被教授在谈笑之间就全都斩之马下！幸好，他那“杀人如麻”的速度虽然快捷无伦，我却还是能跟得上的，而且都听懂了其中的关键，但都来不及一一反应了，就是只剩下吃惊得张口结舌的份儿了。
第二天，朱锡庆老师跟教授和我们吃过早餐之后就坐飞机回去了。他一转身离开，张五常教授就说：“他（指朱锡庆老师）是我在中国见过的人之中经济学最好的！”他以如此器重之言高度评价朱老师，我当真是喜出望外。早在“温州笔会”的时候第一次认识朱老师，我就已经觉得他很棒很棒，在《温州日记》里把他比喻为《笑傲江湖》里的莫大先生。现在连教授也如此认同他，自然让我喜不自胜。多年之后，张五常教授再次回忆起这件往事，才跟我说出真相，原来那天晚上他是故意地“试探”朱老师，所以才那样一口气地说了那么多与经济学有关的话题，以此来观察朱老师的反应。确实，在那之前或之后，我都从来没见过教授如此整整一晚都“纯粹谈学术”的。
那一晚还有一件趣事。张五常夫人看到我坐立不安之态，问我怎么回事了。我小声地说：“我想去洗手间……”她以为我是不知道洗手间在哪里，连忙给我指点。我却说：“不，我不是不知道洗手间的位置，我是……我是怕去上洗手间这段时间，就会错过了好多教授讲的话了。”张夫人闻言大笑，很多年后都还提起我这件“轶事”。由此大家就能大致地体会到，那天晚上教授每一分钟说的话都是何等的精彩得不容错过！
事实上，我从来都不是一有疑问就利用能跟张五常教授直接通话的机会去跟他要答案，而是先经过一番自己的思考。举例来说吧，当年我在网上追看《经济解释》的连载，第一次看到“上头成本”那一章时，我真是傻了眼。因为看第一遍的时候，我完全看不懂！真的是一丁点都看不懂那一章在说什么！因为教科书里压根儿就没有这个概念。但我的应对之法是把那一章反复地看了又看，看了又看。奇妙地，看着看着，数遍之后，开始慢慢地有点懂了！
后来，我在网上主持张五常教授的博客，很多人因为不能跟教授直接交流，就把提问的对象转向我。我就深深地感到，很多人貌似勤学好问，但其实只是像婴儿一样饭来张口，只等着人家把饭都煮得烂烂的喂给他吃，就是不自己动脑子去思考。这样的人，真的能学到什么吗？等着我给答案，他是能得到关于一个具体问题的答案，但他始终没有真正学会自己思考，自己分析，从而培养起自己去解答问题的能力。
虽然不是在学校里，但张五常教授无疑是我的学术生命中最重要的老师。可是因为不是在学校里系统地上课、学习，与他聊天，问题如果提得太笨，他或者是直截了当就骂“蠢到死”，或者是思想云游四海飘到不知何方去了。就算问题是提得好，他也只会是以三言两语点拨几句，不可能把整个逻辑推理的过程从头到尾地耐心讲解。想要系统而完整地学习，还是看他的书吧！&周燕在给我的《经济学讲义》写的“序”中说，自从我认识了张五常教授之后，就几乎不再写文章了。其实，坦白地说，不是我不想写，而是……写不出来！&如前所述，在认识张五常教授之前，我发表了很多文章。高小勇先生也当面跟我说过，他所掌握的作者资源之中，我是最多产的一个，几个星期就有一篇稿子寄来，而且质量都很能让他放心，到最后都不用多看了，闭着眼睛登上去就是。&事实也是，我自小擅长写作。早在初中的时候，语文课上每个单元的作文环节，其他同学是练习写作，而我则是当成短篇小说来写的。到了高中，作文的训练方向从记叙文转向议论文，于是我发现自己更强的原来还不是写小说时编剧情的想象力，而是逻辑分析力！每堂作文课，都必定是以我走上讲台、向全班朗读我的文章作为压轴的戏码。到了大学，没有语文课了，但有英语课。英语老师也以向全班朗读我的英语文章为乐事。&在日本读了一年书，作为交换留学生我可以免费去上给外国学生开的日语课，其中日语写作课的老师每次课的内容之一就是让大家看两篇上一次课当堂写完交上去的命题作文，一篇是作为错误很多的代表，她通过向我们示范如何修改那错漏百出的文章来告诉我们如何注意防范那些容易出错的地方；另一篇则作为优秀文章的代表。那老师显然是有意识地轮流选择不同的同学的文章来作示范，不会集中于少数几人甚或一人。然而，我的文章是最多次数成为优秀文章的代表的，老师几乎是隔一次课就已经“忍不住”又拿我的文章作示范了。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当时的日语水平并不是全班最高的，很多韩国同学的日语水平都比我高；即使是在中国人之中，有人出身朝鲜族、因此中学就以日语作为第一外语来学习，还有人已经在日本待了很长时间而懂得不少日语。所以，仅以日语水平而论，我顶多只能在班里排在中等程度上。但为什么老师那么喜欢挑我的文章作示范？不是因为我写的日语好，而是我写的文章好！就算是一个很平常的命题作文，我都能写出精彩的内容，让老师爱不释手。如有一次的题目是《我的生日礼物》，有个富二代写父亲送他一辆跑车，有个虔诚的教徒写教友送她一个闹钟……我写了什么呢？我写第一次在日本这远离家乡十万八千里的地方过生日，因为刚到日本还什么人都不认识，自然没有人给我买生日礼物，于是我自己给自己买了个小小的蛋糕——因为日本的东西好贵啊！可是回家的路上突然下起雨来，把我淋成了落汤鸡，但我还是尽力而为地保住了那个小蛋糕。回到住处，把蛋糕放在桌上，我去洗热水澡冲去雨水。洗完澡回来一看，却发现那小蛋糕被野猫从开着的窗户那里溜进来吃光了！我正郁闷得想放声大哭之际，电话响了，拿起听筒，原来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打电话来祝我生日快乐。我于是尽情地向他们倾诉偏偏是在生日的今天自己有多倒霉，父母听得哈哈大笑，我禁不住被感染了，也跟着哈哈大笑了起来，阴霾的心情遂一扫而空……这，就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这里用汉语复述，所以用词稍为复杂。当时我的日语水平很一般（大概是“日本语能力测试”那个考试三级到二级之间的水平），因此写文章时遵循的原则是使用最简单的单词，写最简单的句子，尽可能地避免犯语法错误。然而，很简单的单词与句子，其实已经足够写出一个可以打动人心、引来读者会心微笑的故事。我能吸引老师的，不是语言能力，而是写作能力！&还有本科的时候，一次我所在的宿舍被小贼光顾，所有人的东西都被偷了。学校的保卫处派人来调查，我就代表大家写了一份“失窃报告”。跟我同宿舍的一名同学拿着这份报告在手上反复地看，惊叹道：“我从来没看过应用文也可以写得这么好的！”&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自小都不愁写作的人，在认识张五常教授之后，我突然什么都写不出来了……&因为，看了教授的《经济解释》，我就明白自己从前写的东西，都是“无尾飞砣”的随心所欲之作，是经不起事实验证的。写经济学的文章，不是写小说编故事，不能仅仅是做到内在的逻辑自洽就够的，还必须经受事实的验证。这一来，概念不能乱造，而宏伟大词多是含糊不清的，无法进行验证，连科学都称不上，更不要说正确（即在可证伪的前提下未被证伪）了。具有了可证伪性之后，还要真的拿去现实世界之中进行验证。以往的我，就像一只没有一根线绑在地面的风筝那样，看起来飞得高飞得远，其实凌虚蹈空，不着边际，不接地气。文章读起来热闹非凡，其实内里空洞无物，激情过后，唯余一片瓦砾而已。&我不但是写不出文章，而且对于过往自己写的文章感到万分羞愧，都不愿意去面对它们了。本来跟张五常教授认识了之后，他借助花千树公司这出版社，想将高小勇向他推荐过的“好作者”的作品推向香港，因此朱锡庆老师、王玉霞老师都把自己以前写过的文章结集成书，通过花千树在香港出版。朱老师也劝我做同样的事情，但我很坦率地跟他说，我觉得认识教授之前写的文章很差劲，不值得出书。朱老师认为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我曾经的人生的一部分，不应该妄自菲薄。但我还是不同意。我不是菲薄过去的自己，而是既然知道了什么才叫好，那我就无法容忍将不好的还拿出来展示。&基于同样的原因，我写不出文章了。朱老师很关心我，不断地劝说我要继续写文章。他说我的长处不是在技术性方面，而是在思想性方面，没有必要追求达到技术性与思想性都并驾齐驱、十全十美的境界才写。但我很清楚地知道，我的问题不是出在技术性还是思想性的区别上。作为科班出身，我的技术性其实并不差。前面说过了，早在本科时我就已经会在学年论文里针对同路程不同车费的现象画几何图来作分析。还是在本科的时候，是大四时的事，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的消息一度甚嚣尘上，中大的学生会请了我们几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