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及背景
　　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常态”：我们注重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各类问题，既防范增长速度滑出底线，又理性对待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既强调改善民生工作，又实事求是调整一些过度承诺；既高度关注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地产市场、影子银行、群体性事件等风险点，又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风险。
　　此后，习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阐述了“新常态”的内涵。日，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日，习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日，习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上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重大战略判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准确研判了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的宏观经济形势、充分展现了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决策定力
　　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提出这一重大战略判断？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基于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准确研判。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2010我国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还不是经济强国。按照IMF于2014年10月份最新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进行核算，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7000美元，位于“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但收入分配问题很多。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最新的划分标准，我国属于人均国民总收入美元之间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同时意味着我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截至 2014 年，拉美地区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平均滞留时间为40年，其中智利43年，乌拉圭41年、墨西哥40年，巴西39年，哥伦比亚35年，阿根廷更是长达52年。
　　国际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步的发展阶段时，往往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容易忽视技术进步、结构优化，以致出现经济与社会、城乡、地区、收入分配等结构失衡。伴随着问题的累积，容易出现经济停滞不前，甚至严重下滑。为避免这样的情况，就要需要准确研判新阶段的特征，重新定位，实现转型升级。
　　“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重大战略研判源自，我国正处在“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2012年开始结束近20年10%的高速增长，转而进入增速换档期。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为7.8%；201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为7.7%；2014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为7.4%。根据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预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0%左右。
　　目前我国正在经历结构调整的镇痛期，2012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而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政府出台的4万亿投资结构中，45%是铁路、公路、机场、城乡电网的投资，使得目前我国仍处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国内经验表明，科学认识新常态，逐步适应新常态，必须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而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三期叠加”，这是研究和分析新常态的前提条件。
　　国际经济格局正在深刻调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重大战略研判第三个背景在于，国际经济格局正在深刻调整。目前全球经济增长缓慢，强国重定游戏规则，各国在进行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调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大西洋和跨太平洋区域合作——重塑世界贸易版图，对我国等新兴经济体形成反制。
　　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形势，外部需求常态萎缩，发达国家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发出向实体经济回归信号，围绕信息、生物、环保等领域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竞争愈演愈烈，我国的外部需求萎缩可能会成为“常态化”。
　　外需是支撑我国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而随着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外部需求萎缩将成为常态化，这种变化将带动我国经济增长转向常态化的中高速阶段。
　　我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表面上上看增长速度的放缓，其实质是宏观经济背景下经济结构重大调整和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必然结果。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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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对我国经济发展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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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定位我国经济发展大逻辑经过改革开放35年的飞速前进，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虽然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但确实进入了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新常态。再追求高速度、依赖强刺激，显然不合时宜，还会耽误未来发展机遇。
“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九个方面进行了深度解析，得出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明确判断。
经济新常态的具体特征是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权威阐释：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认识到新常态，就不会因为当前经济增速回落、风险抬头、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而惊慌失措乃至丧失信心，从而能够积极调整心态、采取措施，逐步适应新常态。然而，仅仅适应新常态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引领新常态。
“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突出战略性。新常态是个动态过程，我们不仅要认识、适应，而且最终要引领。也就是说，要在注意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的同时，更加注重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夯实中长期发展基础、增添未来发展新动力。”王军认为。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内生动力不足、下行压力较大等突出问题。在采取措施稳增长、保持必要增速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挖掘新的潜力，增添新的动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我国存在大量新的增长点，潜力巨大。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一是市场要活，二是创新要实，三是政策要宽。
细心的人们会发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分析阐述经济发展新常态后提出八个“更加注重”中，有三个更加注重与创新驱动有关，分别是：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在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逐步消失、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的大背景下，唯有创新驱动能为中国这样的大国发展，提供新的源源不断动力。
放眼环球，美国正在积极推动再工业化，欧洲正在大力推进“工业4．0”，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中国如果再走过去发展的老路，不仅无法走出产能严重过剩的制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但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
“新常态，意味着我们要与旧有发展模式告别，要求我们要加快打造新的驱动力量。以创新驱动推动结构调整，才能引领新常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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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总结：
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希望能帮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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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之路面临着四种选择
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面临着四种选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刘俏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可能出现四种场景。其一、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都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但这种场景出现的概率极低；其二、投资率降低，但投资资本收益率能够提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这样，中国经济将不再需要维持一个相当于GDP40%的投资率。；其三、投资率降低，但投资资本收益率不见改善。这是未来中国经济最坏的一种可能性；其四、维持现状。投资资本收益率不见改善，但通过激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继续维持很高的投资率，以此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一观点值得关注。
　　1992年，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以雄文预测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在纷争数千年之后，最终将统一于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这一论断在随后的二十年被证明自大且滑稽。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五年的高速增长，尤其是最近十五年的快速崛起，让人们对什么是制度优势有了新的认识。2008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更是以一己之力，用激进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加剧自己的结构性问题为代价，为避免全球经济在下行通道加速沉坠做出巨大贡献。毫不夸张，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有鉴于此，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在新著《大退步》（The Great
Degeneration）中，重新思考构成西方文明的四大基石――民主自由、市场竞争、法治、和公民社会，他甚至认为制度的衰退导致了西方世界经济的衰退和国家政治的保守固化……
　　中国是未来的答案吗？在提出这一命题的同时，人们开始争论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拐点是否就要到来。中国政府也对中国经济做出了“新常态”的表述，用于定义“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在延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生活中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开始凸显，包括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一系列副作用在发酵，金融体系的滞后发展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混乱，收入不平等和社会阶层的固化等等。我把过去三十五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期称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阶段，中国经济现在正进入第二阶段。希望能对看清中国目前经历的经济调整提供一个更清晰的视角。
　　一个方程式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阶段
　　我们的思考可以从经济学里的一个等价公式开始：
　　增长率=投资率X投资资本收益率
　　这个方程式是理解中国经济非常有效的一个逻辑框架。方程式的左边是经济增长率，右边是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的乘积，分别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率和投资的效率。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都可以拉动经济成长。
　　过去三十五年，中国经济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在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之间获得了一个良好的平衡，两者合力有效地推动了中国持续三十五年的高速经济成长。1980年至2012年间，中国的平均投资率高达GDP的39%，远远高于同期发达经济国家和亚洲国家的水平，最近五年，投资率更是高达50%。与此同时，因为改革初期中国经济的起点较低，资本相对稀缺，资本的边际收益率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投资资本收益率因而也较高。
　　用上述方程式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和未来，可以这么说，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的不同组合区别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阶段。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一阶段，高投资率和相对较高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合力促成了中国经济年逾9%的增长率。
　　然而，促成中国经济在第一阶段高速增长的很多因素是一次性的，在第二阶段难以为继：在享受了多年的人口红利之后，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加剧，劳动力短缺或在不久的未来成为现实；长期的高投资带来产能大面积过剩，未来维持高投资率越来越困难；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竞赛（political
tournament for economic
growth）极大地激发了地方政府投资和发展经济的热情，但地方政府的增长主义倾向也带来庞大的地方债务，大量的低效投资，和环境的恶化；适度“金融压抑”政策曾经使得中国能够在短时期内将有限的资源积累起来，迅速实现工业化，但金融压抑所带来金融中介服务低效，覆盖面窄，结构不合理等痼疾，正制约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房地产市场曾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极大地促进了投资拉动的中国经济的成长，并为地方政府财力的扩大创造了条件，但“土地财政”和高房价在很大程度上绑架了中国经济，制约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顺利实现;
“控制式”的公司治理模式扭曲了企业经营的真实目标，导致企业普遍缺乏创新商业模式和价值创造的动机与能力；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社会阶层固化使得勇于创业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在丧失，社会戾气加剧……
　　于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多年，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际，政策制定者、学者、企业家、甚至全社会都在讨论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mid-income
trap），延续曾经强劲的经济增长。悲观论调很快在思想市场上找到空间，盛行开来。悲观者认为中国经济在第一阶段的成长故事只是一个高投入带来高增长的故事（详见对中国经济的论述）。甚至，发生在中国的一切被称为“史上最大的泡沫！”破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将更倚重投资资本收益率
　　进入经济发展第二阶段的中国正面临着诸多挑战，过去的成功因素正变为未来发展的桎梏，中国经济在未来维持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的固有平衡变得越来越困难。
　　首先，继续保持40%以上的高投资率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三廉价”（廉价资本、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能源）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的高投资率很大程度上归结于高储蓄率。经济学家们绞尽脑汁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去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指出的原因包括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勤俭传统，欠发达的金融体系所导致的投资渠道的缺乏，社会福利系统和养老制度的滞后，甚至包括男女人口比例失调等。
　　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的中国，因为人口结构逐渐老龄化，维持高储蓄率在未来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高储蓄而形成的低实质利率也难以维系，投资的机会成本将大大增加，这些都将降低实体经济的投资率水平。与此同时，长年累月的高投资已经导致中国大面积的行业出现产能过剩，未来继续靠投资拉动经济成长的空间在迅速缩小。
　　此外，“企业化”的地方政府作为经济生活的重要参与者，因为软预算约束和道德风险，地方政府大肆投资已经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高企，未来投资规模必将受到极大的限制。最后，中国过去十年的高投资率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但扭曲的房地产价格使得未来房地产市场投资继续大幅上升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再看投资资本收益率。中国开启经济改革时是一个低收入国家，资本对劳动力的比例（capital-labor
ratio）相较于高收入国家而言要低很多，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总体的投资资本收益率能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整个经济对资本投入处于一种严重饥渴的状态，资本的边际收益率比较高。这一因素，再加上中国大量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业时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解释了中国经济发展第一阶段呈现的较高的投资资本收益率。但经过三十多年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的资本总量已经大幅提升，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开始呈现下降趋势。
　　同时，制约投资资本收益率进一步提高的结构性因素也在凸显，尤以中国在制度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薄弱为甚。例如，在生产要素市场上，中国市场化的推进频遇障碍，国家仍然牢牢控制着生产要素市场。这至少带来两个后果。其一，当国家牢牢控制生产要素市场时，生产要素的配置肯定受到国家政策或是影响国家政策的利益团体的引导，投资资本收益率高的企业不一定能够得到足够的生产要素去发展壮大，从而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其二，生产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度不够，容易导致生产要素的定价扭曲，从而起不到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不利用生产经营的效率化。中国经济在第一阶段的发展是一种粗放式的发展，这很大程度上与生产要素市场市场化程度不足有关。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急需改变靠投资率拉动经济增长这一模式，这就要求中国经济在再度启动改革时将增长模式从投资拉动转为消费拉动，由粗放式经营转为效率驱动。只有当中国企业能够确实提高投资资本收益率时，降低投资率才不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率。未来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植根于中国经济生活的各种结构性因素彼此关联，交互作用，将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中国经济的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决定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速度和质量。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阶段，我们需要寻找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之间的新平衡，而这种新平衡将更加倚重投资资本收益率而非投资率。
　　未来中国经济的四种可能场景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结束了吗？这取决于未来中国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组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均衡状态。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可能出现四种场景。其一、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都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能维持高速增长，但这种场景出现的概率极低；其二、投资率降低，但投资资本收益率能够提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这样，中国经济将不再需要维持一个相当于GDP40%的投资率。投资资本收益率的提升使得经济的整体增长的质量得以改善，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将大大提高，这种场景与我们常说的“新常态”是一致的；其三、投资率降低，但投资资本收益率不见改善。这是未来中国经济最坏的一种可能性，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以效率低下的方式低速增长，中国将很难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其四、维持现状。投资资本收益率不见改善，但通过激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继续维持很高的投资率，以此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显然，这种状态也将很难持续，因为这样一种增长方式对原材料、资金、和廉价劳动力的过度需求在未来将更难得到满足，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也将增加这种模式的脆弱性。
　　未来中国经济更可能出现上述四种场景中的哪一种呢？虽然一系列结构性的挑战使得中国经济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但经济生活中正面的、有利于提升中国经济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正在涌现：中国每年毕业700万大学生，很快，中国将拥有逾一亿受过高等教育的就业人口，历史上我们还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庞大的高知识群体，他们已经开始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潜能；互联网精神及技术所带来的创业创新热潮，将深刻地影响中国经济，利于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创新的深化将进一步优化资源的配置；确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重新界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通过混合制等方式深化国企改革也将有助于改变其只重规模，不重投资效率的行为模式……
　　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在回顾亚马逊的成功时曾自豪地说：“最终，是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In the end, we are our
choices!）致力于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实现中国经济“从大到伟大”的转型。中国经济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现在的选择。
　　（注：本文作者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刘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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