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会忘记三年大饥荒？
苏小和商业评论微信公众号苏小和
[摘要]直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认真地面对大饥荒的成因，在官方的文献和历史教科书中，它仍然被定性为自然灾害造成的结果。 三年大饥荒时期。（图源网络）晚饭时，我问母亲：“三年自然灾害时，您饿过肚子么？”母亲叹气：“能不饿么，好多人都被饿死了，我亲眼看见隔壁的大叔饿倒在田埂上，明明看着他在慢慢走，忽然就软绵绵倒了下去，我过去一看，人已经断气了，”说着说着，母亲的眼泪流了下来，“那几年也没见大干旱大水灾啊，真不知道上面的领导都在干什么”？母亲把这问题丢给我，走到厨房收拾碗筷去了。事实上，母亲跟我提起饥饿，已经不是第一次，每次提到我的兄长，母亲总是反复叙述饥饿的场景。兄长生于1959年，正是闹饥荒的年月，家里找不到任何营养品，最好的食品，是奶奶在一大碗野菜里，仔细找出几颗饭粒，喂到兄长小小的嘴里。我懂事以后，一直对兄长的面黄肌瘦不能理解，他年长我快10岁，但却比我矮，且经常生病。奶奶曾经掐算过，说兄长恐难长大，果然，30岁那年，兄长即去世。兄长之死，是否与当年的大饥饿有关，我不得而知，但有如此惊心动魄的家族历史，我对饥饿问题的关注便多了几分。我曾经利用假期，去访问那些经历过三年饥饿的老人们，同时努力找寻有关饥饿的研究性著作。几年下来，我发现，无论是老人们内心惊恐的记忆，还是阿玛蒂亚.森对大饥饿的学理性研究，都令我这个没有经历过大饥饿的人羞愧万分。尤其是后者，当我把让·德雷兹和森合著的《饥饿与公共行为》[1]读完之后，我彻底承认，我是一个愧对历史，愧对生命，愧对良知的软体动物。第一层面的羞愧，乃是我们的整体性失忆。在人类的饥饿史册里，中国人应该最有责任，最有动力，也最有必要深入研究群体性饥饿问题，但当下的局面却证明，我们曾经饿死了3000多万人，可是我们却找不到一份真正直面那场灾难的文献。无论是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还是学者们基于历史的实证性研究，我们都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缺位状态，以至于今天的年轻一辈对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饿已经基本失忆。一家NGO组织曾经对100名1975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就三年大饥饿历史做过一次随机性调查，结果显示，知道这场灾难的人仅为37%，了解具体死亡人数的人只有10%，而认同这场灾难的原因为自然灾害的人居然占到了95%。一位1981年出生的大学生甚至问调查人员，真的死了那么多人么，那么多人饿死了，应该有万人坑啊，到现在为止，我没听说过，更没见过，因此，我不相信饿死了那么多人。森9岁的时候，也就是1943年，他的家乡印度孟加拉邦发生了大饥馑，死亡人数高达数百万。当时官方估计死亡100-150万，后来森自己估计死亡人数达到300万。森后来承认，他之所以把毕生的精力放在福利经济学领域，与他的童年饥饿经历直接有关。即使他的博士导师、著名的罗宾逊夫人厌恶关于福利、社会判断和规范评价的讨论，要求森远离福利经济学，远离所有的“道德垃圾”，甚至批评森的兴趣是一种不务正业。[2]但我们看到，森却沿着福利经济学的思路走了下去，并成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奖公告中指出，森对福利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研究作出了数项关键性的贡献，从社会选择的一般理论，福利与贫困指标的定义，到对饥饿的实证研究均属其范围，它们通过对分配问题的一般研究和对社会中最贫困人员的特殊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印度，森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和道德地位。森的经济学建构，与其说是对西方经济学体系的一种历史性拓展，不如说是对印度这个曾经饱受饥荒困扰的国度最有力的拯救。森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他尽管一直在欧美的最高学府里从事研究工作，但毕生保持着他的印度国籍，并经常参与印度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工作，赢得了印度人民的认同和赞美。因而，他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就成为了自1969年首届经济学奖颁发以来获此殊荣的首例第三世界国家公民。相比之下，我们有着比森更丰富、更具体、更有价值的学术素材，可是我们却不能出现哪怕半个森这样的人才，相反，关于饥馑的记忆似乎正在被某种表面的富足遮蔽，我们真是太对不起那些饿死的先人了。第二层面的羞愧，应该是我们的学者们有意识的从局部着眼。一个醒目的事实是，直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认真地面对大饥荒的成因，在官方的文献和历史教科书中，它仍然被定性为自然灾害造成的结果。1990年，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饥荒是公社化和不准退出制度造成的，林毅夫把他的解释放在农业生产制度这个局部上，认为正是农业生产制度的崩溃导致了大饥荒。他构建了一个博弈论模型，论证人民公社制度因为取消了“退出权”而使得社员竞相消极怠工，最终导致农业生产率和粮食生产的迅速下降；1996年杨大利指出饥荒是由于非理性消费（irrational consumption）造成的，杨认为公共食堂是公共财产，最终导致公地悲剧，造成过量消费，形成饥荒；1997年，文贯中和张欣撰文指出公共食堂才是饥荒的导火线，即最初的饥荒并非由于FAD （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食物供应量下降）和食物获取权的丧失引起的，而是公共食堂的免费供应和不设上限供应导致的；最新的研究有2003年周飞舟利用分省的数据资料得出地方政府救荒不及时和救荒能力低下才是导致饥荒及饥荒差异的主要因素，周用返销粮发放数量的加大来说明饥荒发生时大部分省份都作出了反应，在用省际调粮高昂的执行成本和迫于政治压力而未向中央政府求助来说明地方政府救荒能力的不足。[3]应该说，上述研究在某一个方面都找到了大饥饿的原因之一，但比较《饥饿与公共行为》，其局部性和狭小视角，以后背后的某种学术勇气的缺失便显露出来。正如这本伟大著作的书名所体现出来的定义，森认为大饥饿的本质原因是公共行为的失误，具体而言，即是专制体制以及该体制下的民众权利的丧失。在森看来，所谓的公共行为，不仅是指国家的活动，而且包括人民大众所采取的社会行为。不仅有“合作”的（通过公民合作），还有“对抗”的（通过社会批评和政治对抗），前者显示，国家行动的性质和效力在缺乏公众警惕和活动的情况下，非常容易恶化，而后者则显示，公民权利的丢失，导致了饥饿的普遍蔓延。在《饥饿与公共行为》中，“权利”成为最基本的概念。在书中，森就权利等基本概念进行了数据式的罗列，这些基本概念包括：权利、天资与交换、扩展权利、合作冲突、能力与生活水平、营养不良状态与营养不良、剥夺与贫困、社会保障。我个人极力赞成森的结论，并且认定大饥荒和中国当时的政治集权体制有关。在《饥饿与公共行为》里，我们看到，与中国三年饥饿比，同一时期的印度，虽然民主体制无法防止下层民众的慢性营养不良，但是却有效防止了1943年大规模饥荒在印度的重演，因为饥荒很快会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和报道，印度政府及早采取了补救措施，印度自从独立之后就没有再发生大饥荒，与此很有关系。反观中国，当时的集权体制阻碍了饥饿信息向中央政府传达，而群众对整体性的饥饿局面没有起码的知情权，天真地以为自身的饥饿仅仅限于自身，或者仅仅限于一个生产队，或者一个村庄。遮蔽很有可能在大饥饿的蔓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学者们在探索大饥饿的成因，寻找解决大饥饿的方法的时候，似乎仍然在遮蔽什么，或者是回避什么。需要补充的是，尽管阿玛蒂亚.森扩展了人类经济学的发展道路，对中国经济学的普及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国内经济学界对森的评价却是见仁见智的。一部分学者对森大加赞赏，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存在重制度探讨，轻福利研究的倾向，而在经济生活中，也存在强调物质刺激，忽视道德建设的现象。而森的理论在于指出了价值判断和伦理道德对于经济的重要作用，使得我们重新审视这个忽视的环节。赵晓谈到，他一直沿着斯密的《道德情操论》[4]和森的《饥饿与公共行为》的学术线索在思索，2002年他写下的《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5]，应该是他思索一个阶段以后的个人总结。另一部分学者比如李仁贵、党国英则认为，这种看法貌似有理，实际上真正忽视了中国经济学甚至是中国社会发展所欠缺的东西，所谓道德，是依靠羞耻感来维系的人们的自律性行为准则，中国经济还是应该按照“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思路，在制度建设上继续跟进。我们认为，经济学界对森的认知上的分歧，正好体现了森的巨大价值。如果把森的另一本伟大的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6]结合起来阅读，相信国内的学者们会一致认为，其实森在他的学术体系内，已经解决了本质性的制度问题；而如果单独就《饥饿与公共行为》一本书来看，我们更愿意把森的工作当成一种公民启蒙。事实上，这正是森的意图，他在谈到这本书时，清楚地说明：“我们试图使讨论尽可能少一些专业性，使人容易理解，有时我们还不得不满足于简洁的陈述，因为这种方式与另一种更正式的风格相比，可能要少点严厉性。”[7]如此看来，对于中国当下的经济学界和普罗大众而言，《饥饿与公共行为》可能是一部难得的启蒙读物。它会重新激活我们中国人对三年大饥荒的悲伤记忆。（文/苏小和） [1] 《饥饿与公共行为》，让·德雷兹，阿玛蒂亚·森 著，苏雷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2] 《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生平与学术贡献》，李仁贵、党国印/文，《经济学动态》1998年11期，50-58页。[3]《有关中国年饥荒的研究综述》，范子英、孟令杰/文，《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64-68页。[4] 《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 著，蒋自强，钦北愚，朱钟棣，沈凯璋 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出版。[5]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赵晓/文，《新财经》，2007年第9期，22-24页。[6] 《以自由看待发展》，阿马蒂亚·森 著，任赜、于真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7] 《饥饿与公共行为》前言，让·德雷兹，阿玛蒂亚·森 著，苏雷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第1页。转自腾讯文化合作自媒体——微信公众号“苏小和商业评论”（suxiaohebr），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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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进城遭遇各种障碍 户籍制度令其落地难生根
　　编者按：目前，有三大问题越来越困扰着中国的发展与社会平衡：一是数以千万计的地震灾区、贫困山区、地质灾害严重区农民生活困苦，缺少发展空间，甚至连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欲移民却无处可迁、无地可用、无业可就；二是广大平原或一般农业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外出务工，土地撂荒，房屋闲置，造成巨大资源浪费；三是城镇化进程要求大量农村人口脱离土地，扎根城市，然而却遭遇各种体制、机制和政策障碍。如何将这三方面难题统筹兼顾，个个击破？四川、重庆、广西三地悄然兴起的农民梯度转移潮或许能为破题探寻出一条路径。
　　现实需要之下，民间探索多种多样，这其中既有让人惊喜的智慧火花，也有让人难以判断的新奇做法。究竟如何对待这些探索？如何加以引导？如何将其纳入国家整体的扶贫攻坚、城市化战略中？这些都需要仔细研究，认真思考。
　　当前，川、渝、桂等地出现的这种农民自主转移，如同涓涓细流，沿着地理构造和经济发展两条脉络流淌。但这种带有强烈自发性质的“细流”如果要汇集成“江河”，仍然面临土地财产权、城镇公共服务能力以及户籍制度三道“坎”。
　　梯度转移需要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
　　纵观川、渝、桂农民梯度转移，总体可分为两种路径：一是农民向城镇转移，即“农”转“城”；二是农民从生存环境恶劣的山村向浅丘、平原农村转移，即“农”转“农”。两种路径都需要发生房屋交易行为，付出交易成本，而农民除了手中的土地之外，并没有多少资本可以用来支付这种成本。
　　四川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郭正模认为，在国家严保18亿亩耕地的政策红线下，城市每占用一亩耕地，必须要有相应的耕地补偿。因此，作为稀缺品的“耕地增量”变得非常有价值，农民手中的土地也就有了“资本”的意义。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部一些城市开始探索通过城乡土地指标增减挂钩的方式，在保持耕地总量的前提下，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通过拍卖增加城镇用地指标，农民从中也获得一部分土地收益，使得农民进城有了实施的基础。
　　成都市龙泉驿区万兴乡大兰村地处龙泉山区，曾经是远近闻名的“旱山村”，直到2008年，全村人均纯收入仅为2000元。2007年至2009年，大兰村500多户1800多名村民自愿放弃土地、放弃集体组织成员身份，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房屋产权和集体林地使用权，以及部分现金入股，成立“大兰农民投资股份合作社”，作为整村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实体代表。
　　大兰村利用村民宅基地开发出耕地370多亩，按照每亩200多万元的市价，在成都市土地市场拍卖到7亿元左右。当地政府利用这笔收益，使1800多名村民全部成为龙泉驿区城镇居民，并且人均拥有35平方米全产权住房和10平方米商铺。
　　而对于偏远山区农民来说，他们首先面对的不是“进城”，而是通过向浅丘、平原等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村转移，即以“农”转“农”的方式，实现梯度转移和发展。偏远山区农民手中的土地，难以具备“耕地补偿”的实际操作意义，但他们在转移过程中，仍需要资金来支付交易成本。
　　四川省扶贫办外资中心主任刘维嘉建议：“西部地区处于中国各大水系的上游，对全国具有生态屏障的意义，而贫困地区往往与生态脆弱区交织在一起。国家应该建立生态利益分享机制，推广诸如‘碳排放交易’之类的政策，赋予贫困地区农村土地‘生态财富’的意义，为农民的长远发展提供资本。”
【编辑:邓永胜】
----- 国内新闻精选 -----
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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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news.com. All Rights Reserved&&研究、评判“三年大饥荒”&&&&&&&&&&&&&&&& 应该坚持的方向&&&&&&&&&&&&&&&&&&&&&&&&&&&&&&&&&&& 作者：大海之声&& &&& 从杨继绳先生和孙经先先生关于“三年大饥荒”的争论中，笔者认为杨继绳先生《墓碑》一书的研究方向，正是研究、评判半个世纪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那场大悲剧所应该坚持的方向。而孙经先先生对这场悲剧的研究和评判恰恰背离了这个方向，因而他的研究越深入，离真相和真理就会越远。关于这个方向问题，已有多位网友郑重提出，笔者此文只是狗尾续貂而已。&&&&一，关于大饥荒中饿死人的数字问题& &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大饥荒中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不仅关系到这场悲剧性质的严重程度和当政者罪错的大小问题，而且关系到死于非命的上千万百姓的生命价值，在中国政治文明历史进程中的权重问题。这个权重，至今仍然像斯摩达克斯之剑，悬挂在今天中国大陆的当政者头上：今后的政治改革之路怎样走？& & 那么，三年大饥荒年代中国大陆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近年来国内外各类学者和人口学家根据大陆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尤其是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出来的建国以来历年人口数据，通过不同的计算方法，得出了不同的数据。如美国人口学家安斯利·科尔得出的数据是2700万左右（）；法国人口学研究所所长卡洛研究算出的是2850.9万人；曾任中国统计局长的李成瑞修正科尔的计算方法后得出的数据是2200万；国内学者蒋正华认为大饥荒中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而金辉则认为三年饥荒中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3471万，全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数至少不低于2791万；曹树基的研究结果认为三年大饥饿中饿死人数大约3250万；杨继绳通过多年研究则认为这场悲剧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在3600万左右；而孙经先通过对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口户籍迁移过程中的重报漏报现象的研究得出结论：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上千万人完全是造谣。三年期间“营养性死亡”的总人数全国不超过250万人。& & 我们看到，上述几组数据，基本上是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或人口变动数据的研究、推测得出的，而尽管这些数据之间出现较大的差距，但数额最少的数据，也超过一千万人，孙经先先生的数据，只是一个例外。那么，这几组数据为什么出现较大的差异呢？我觉得，其中固然有各人研究方法、方式、采集数据的渠道不同的原因，但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官方公布的各类人口数据本身离真相有不等的距离，甚至有瞒报、多报、人为漏报的现象，因而某些特定的数据远远超出了正常的误差率。& & 也就是说，官方公布的各年各组的人口数据是统计三年大饥荒年代饿死人数的重要参考依据，但不是决定性依据，其中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进行正确的修正才可能接近真相。而进行所谓正确的修正又谈何容易。& & 但是，这三年究竟饿死多少人，肯定有最后的真相。这个真相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中。或许这个“终极真相”，就存在于上述几组数据之间。问题是，能够直抵这个“终极真相”最大接近值的统计路径，已经被历史无情地封存了，再也不能重见天日了。& & 这个统计路径是什么呢？这就是在三年大饥荒年代，执政党的各级政府全力以赴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对全国各地因饥饿死亡的人口进行直接调查和严密统计。这种全国规模的调查统计触角，必须深入到每一个行政村，在城市深入到每一条街道和居委会。鉴于饿死人口主要在农村，这一统计必须精确到每个行政村每一户农户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姓名、年龄、性别。这种全国性的调查统计得出的数据，肯定能得到大饥荒年代全国饿死人数终极真相的最大接近值。& & 然而，进行这样一种全国性的专项调查统计，执政党必须具备如下远见和胸襟：其一，对“三面红旗”的政治失误，有着深刻的反省和真挚的忏悔；其二，对于面临大面积灾难的人民，有着起码的人道主义同情；其三，具有承担全部历史责任甚至政治罪错的巨大勇气。试问，当时的执政者，具备上述政治远见和博大胸襟吗？恐怕当年大部分事实恰恰相反：其一，在三面红旗失误问题上，绝不认账，甚至企图用一个更大的错误掩盖前一个错误（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打倒仗义直言的彭德怀和掀起全国性的反右倾运动，使饿死人状况变本加厉以及七千人大会以的重提阶级斗争、发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其二，几乎全国各级政府都在竭力掩盖大饥荒的真相，瞒报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字，向全国和国际社会封锁关于大饥荒的一切消息；其三，一些重灾区为了掩盖真相，采用了极为残忍的非人道手段进行所谓的“反瞒产反私分反偷窃”运动，直接到这农民家搜走粮食财物，堵截、殴打、关押、遣反逃荒灾民，断绝他们的生路；其四，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除了极少数官员外，事后都在逃避、回避执政党在这场“人祸”中理应承担的巨大的历史责任和政治罪错，直到今天。试问，以执政党当年的心态和行为，可能组织这种性质的全国性调查统计吗？有网友提出，当年对饿死人数有过统计吗？网友所指的这种统计，显然就是笔者上文所说的专项统计。因此，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这些网友，当年的各级政府，肯定没有进行过这种对全国各地饿死人数的直接统计，因此，进行这种直接统计的最佳时机已经永远失去，我们也许永远得不到那个“终极真相”的最大近似值了。& &那么，既然官方公布的有关大饥荒年代各类人口变动数据存在着不等的不确定性，而对大饥荒年代饿死人数进行第一时间和第一现场的直接统计的时机已经永远失去，是否就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已经到此为止，再也无法逼近那个“终极真相”了？非也！笔者以为，尽管我们可能已经无法得到那个最大的近似值，但随着各类历史资料的挖掘和有关原始档案的解密，通过各方努力，我们仍可能一步一步接近那个终极真相。问题是，正确的努力方向在哪里？在现有的研究条件下，接近那个终极真相的正确路径又是什么？& & 笔者以为，接近大饥荒年代饿死人数字“终极真相”的努力方向和具体路径，应该仍然是追踪挖掘当年第一时间和第一现场饿死人数的各类史料和具体统计。因为当年中央政府虽然没有对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进行全面直接的统计，但各地方政府因救灾、追究各级领导责任、统计灾情等各种工作需要，仍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留下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统计数据。这些调查报告和统计数据中虽然会有大量的缩小灾情、瞒报饿死人数的水份，甚至也有极少数夸大灾情或饿死人口的情况，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出于责任感和良知，进行了如实的调查和统计；与此同时，地方志所记载的当地人口异常变动数据虽然也会有水分，但仍有相当的可信度，两相参照，可以大致推断出当地饿死人口的数据。这是其一；其二，官方公布的大饥荒年代和大饥荒前后各年各组的人口统计数据，仍然可以作为接近真相的重要研究方向。这里首先要厘清两个问题。第一，大饥荒年代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应该基本是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因为大饥荒年代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字，是由当年死亡总人口减去大饥荒前后正常年份的“常年死亡人数”得出的，而所谓“常年死亡人数”，则是包括当年正常死亡人数和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总和。因为在正常年份，虽然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不等，比如每年因各类车祸丧生的人数各年都不同，但其基本不出“概率”范围，其各年平均数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恒定值。然而，突发性的大面积生命灾难就不同了，如战争、瘟疫、饥荒等等，会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的超出常规的人口非正常死亡。而统计这类生命灾难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通常的做法就是由当年死亡总人数减去常年平均死亡人数，而常年平均死亡人数则包括常年正常死亡人数和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总和；& & 第二，官方统计的三年大饥荒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之所以不确定，是因为这些数据是由基层一级一级报上来汇总而成的，而基层的统计中含有大量的瞒报漏报因素。然而，被“缩水”了的非正常死亡数据会和其他人口数据产生矛盾，并会出现明显的破绽。从这些矛盾和破绽入手，恰恰可以把住非正常死亡人数真相的脉搏。比如在杨继绳回应孙经先教授大饥荒“谣言”说一文中，作者介绍道：“当时，中国人口数由基层单位（农村是生产大队）填一个《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统计表交到县公安局户籍科汇总以后，报省公安厅户籍处；省公安厅户籍处汇总以后报公安部三局四处；四处再汇总成全国数字。在生活物资按人头定量供应的年代，死亡漏报很多。对家庭和生产队来说，一个人死了，如果上报了，一切生活物资供应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报，其他人还可以享用这份资源。死亡不报还有政治原因。死亡过多，对地方官员来说，难免会影响仕途。对省级和中央政府来说，死亡人数过多，有损其政治形象。”我以为，当年人口统计的程序应该是不错的，但死亡人数漏报、瞒报的方式和途径，恐怕并非完全如此。我们知道，在三年大饥荒年代，灾情越重的地方，粮食高征购的压力越大，两者互为因果。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各级基层政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瞒产反私分”运动。梁志远先生发表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上《亳县反右倾和整风整社运动》一文中有如下描述：“……大会结束以后，全县大力宣传1959年‘粮食大丰收’，‘形势大好’，‘前途光明’。开展征购入库放‘卫星’，再掀入库高潮。这个新高潮，把农民挤得更苦，挤交了种子、口粮、饲料，但离完成任务仍然很远。转回来再在干部中反‘右倾’，农民中反‘偷盗’。不少社队再次对农民翻箱倒柜，搜家挖粮，连干菜、红芋侧根都列入了统购范围。至此，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说实话就批，农民有粮就拿，见富就斗，抗拒者就抓’的局面。”试想，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中，农户家有可能吃到“死人”的口粮吗？社队干部有可能吃到队中“死魂灵”的“空饷”吗？因此，在农村基层组织上交的人口统计表中，很可能有两本账：一本，各队的总人口符合实际；另一本，人口变动情况中的死亡人数，进行隐瞒造假。这样形成全国统计数据后，就形成各组人口数据的矛盾和破绽：一种情况是：全国总人口数大致和全国实际人口相符，但死亡率大大降低，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死亡人口被“复活”，造成当年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人口总数不相符的咄咄怪事。如何在户籍统计中“填平”这多出来的几百万上千万的“死魂灵”？办法似乎有多种，比如人为地提高人口出生率（总和生育率）来抵销因死亡率的缩水而多出来的“死魂灵”。于是，就出现了大饥谨年代人口出生率竟然居高不下、育龄妇女平均生五六个孩子的荒唐统计。但这样一来，人口总数又被人为地“扩张”了。可见，这些荒唐的矛盾和破绽，正是追踪大饥荒年代饿死人数真相的最佳突破口。这项工作，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学者在做，且多有突破，学术成就不菲。& & 当然，笔者以为，对大饥荒年代中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留下来的大量人口变动或饿死人数统计资料进行全方位的深入挖掘和抢救，仍然是逼近大饥荒中饿死人数“终极真相”的主攻方向，这也正是杨继绳先生《墓碑》一书所代表的方向。在官方公布的各组人口数据的圈子里进行从数据到数据的研究，毕竟因为各组数据出笼的背景太复杂、学者们各自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以及认识不一致，因而变数太大，很难得出一致的结论。而当事人在大饥荒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的亲历，更具有真实性、立体感和可信度，有相当一部分可以成为铁证。各地尤其是重灾区有关资料汇总起来，叠加起来，加上精当的计算和推理，这个“终极真相”的轮廓会越来越清晰。& & 下面不妨列举几例，看看这些作为上述“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的“样板”，具有怎样珍贵的史料价值和可信度，它们在揭露大饥荒年代各类重大历史真相过程中的权重，显然是第一位的。& & 上文引用的梁志远先生《亳县反右倾和整风整社运动》一文中有作者这样的亲历：“在1960年饿死人高峰后期的5月上旬，县委为了对死人掌握心中有数，要我安排一个中等大队的人口调查，我安排县委生活检查组王心斋到古城公社李腰大队进行调查。其结果：这个大队原有3130人，从日到5月8目共死亡791人（不含外流死亡他乡人数），占总人口的23%，同时还在继续死亡。我向县委汇报后受到批评：‘选点不准，死亡比例过大，要重新选点再查。’接着由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选点，定十河公社十河大队为全县中等大队。我又派另一生活检查组李运曾等人前往调查，结果这个大队从日到5月15日共死亡909人，占被查原2890人的29.12%。同时仍在继续死亡。汇报后县委点头默认。……根据上述多点调查，加上1960年冬整风整社划定的观堂、五马、张集、魏岗、大杨五个三类公社，其人口死亡都比被查的公社死亡严重。这样全县1958年底人口71万，其死亡人口应该是30%以上。……全县死绝户占的比例十分惊人，据统计，全县共减少2万8千余户。”& & 这一类史料的特点在于：第一，地域性较强，因地方政府只为总体掌握灾情情况，只作了重点调查，并非全面的专项统计，故全县统计的饿死人数有推测的成分，并不很精确；第二，但是，这一类调查统计都是当事人在第一现场第一时间的亲历、亲为或亲睹亲闻，并由于当时这类调查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的，当事人面临着双重的心理压力，一种是良知的压力，迫使他们必须直面并尽可能如实说出真相，另一种是政治高压造成的压力，迫使他们丝毫不敢夸大灾情，以免被戴上“给党抹黑”的帽子，宁可保守些。这样，当事人向上汇报的灾情和饿死人数字，必定是真实的，即使不准确，其估计的灾情和统计的数字也倾向于保守，除极个别特殊情况，不可能被夸大；第三，如果这一类凭着干部良知和责任心作出的调查统计在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占到一半以上的覆盖面，那么由此推算出来的这个地方行政区域总的灾情和饿死总人数，就能够最大限度地逼近这个行政区域各类灾情数据包括饿死人数据的“终极真相”。& & 这是县一级的样板，我们再看“府”一级的样板。关于大饥荒年代著名的“信阳事件”已有多名学者在其著述中引用，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一书中的第一章《祸起中原》中对信阳事件有着详细的叙述。信阳事件是大饥荒年代中共最高层直接过问和直接调查的极为特殊的个案，这里不妨再重点重述一下中共最高层介入信阳事件调查的经过，这对确定信阳地区饿死人总数有着关键的意义：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提交了一份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24日，李富春将其呈送与毛泽东。26日，毛批示道：“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毛泽东.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对中组部、中监委关于信阳问题的调查材料的批语: 326）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将情况报告周恩来，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则向周恩来呈送了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26日，在毛泽东召集的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上，河南省委负责人汇报信阳事件后，“大家十分震惊”（周恩来年谱（）中卷: 366-367）。周恩来随后召集国务院紧急会议进行讨论，决定成立中央工作组，王从吾任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为副组长，深入信阳进行进一步调查。11月6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安子文汇报河南问题。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谈及工作组了解的情况：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区人畜大量死亡，生产力大破坏，党群关系受到很大损害。信阳地区的光山、固始、潢川等县遭到毁灭性破坏。光山槐店公社很多村子都没有了，一个九十人小队，只剩下三十多个人了。& & 事件的初步揭露在引起中共中央注意后，1960年12月，信阳地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据初步揭发，正阳县原报去年冬今年春死1万8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8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三万来人，现增加到近10万。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很严重。西平县原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全县十三个公社，除城关公社问题较轻外，其余十二个公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600余人，现揭发死人近4千，占总人口10%，有的队人口死亡达30%左右。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县、社几乎都有，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光山县12个中学，有8个中学校长有人命血债，城关高中和初中两个学校，初步揭发被打死、逼死的教员学生达二十八人，不论淮南、淮北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受了极大摧残，生活异常困难，真正是“十室九空，家贫如洗。”事后，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的死亡人数为38万，信阳地方志统计的死亡人数是48.3万。时任中央调查组处长的李坚和李正海两人向中央报告的数字是105万。日信阳地区呈报中央最后一次统计数字显示：全区总人口808.6526万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人数107.0321万人，占到总人口13.2%。2012年，来自南京大学的研究者将因饥荒而没有出生的人口和因饥荒而外流的人口纳入统计，并分析认为，信阳事件在该地区造成了约125万的人口损失。事件被揭露后，河南省省委书记吴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检讨，承认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是100多万，承认他“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不过吴芝圃没有受到严重处分。& & 综上所述，大饥荒年代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人口总数为100万人以上，可成铁案。因为从中央到河南再到信阳及该区各县的各级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夸大灾情和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字往自己脸上抹黑。& & 四川是大饥荒年代灾情最严重的省份，据一些“权威”当事人回忆，四川从1959年到1962年饿死总人数在800万到1200万之间。李成瑞、尚长风在《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研究述评》一文中说：“原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回忆，在三年困难时期，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万’，考虑到文件没有完全反映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还要‘再加二百五十万’（当代口述史丛书编委会编：《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卢跃刚据来源于原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的说法，认为四川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800万人（卢跃刚：《大国寡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页）。”在杨继绳《墓碑》一书第三章《天府饥魂》中对四川全省大饥荒期间饿死总人数的估算是1000多万人，基本上沿用了廖伯康的数据。& & 当年四川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这是当前学界争议最大的焦点。如果廖伯康、张国华提供的数据可信，那么三年大饥荒全国饿死人总数在千万以上，就成铁案，那些关于大饥荒年代全国只饿死几十万到250万人口的论据，就会沦为不折不扣的谎言。& &在孙经先先生反驳杨继绳《墓碑》一书的文章中提供的论据，基本上有两大类，一类是一些当事人在口头交谈中披露的饿死人数字不近情理，有明显夸大之处，另一类指责作者在许多场合将地方志、地方调查报告中的死亡总人数，错当成饿死总人数。孙先生的指责当然有一定道理，但他正像许多网友所指出的那样，他无法对当年第一现场和第一时间披露出来的大量灾情报告和饿死人口统计数字进行全面“证伪”。而三年大饥荒年代重灾区当年死亡率通常达到百分之几到十几甚至更多，而常年人口死亡率只在千分之几、十几，用“把死亡总人数当成饿死总人数”这个理由来否定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事实，基本上是徒劳无功。& & 那么，四川当年饿死总人数达千万之间，是否可信呢？笔者以为，如果廖伯康所说这个数字的确是“有文件所查”，那么这个数字就是可信的，而且相当可靠。而这类文件，看来和梁志远先生亲历的调查和统计相仿，是地方各级政府为掌控灾情在第一现场和第一时间派人写出的各类调查报告。问题是，当年四川省这类调查报告有多少？这类调查统计是否覆盖四川全省？如今这类调查报告是否还保存着？是否解密了？据杨继绳所说，他为写作《墓碑》曾通过各种关系接触了大量的原始史料，其中大量的正是这样一种调查报告。的确，在《天府饥魂》中，我们看到的大量的灾情数据，正是由这类调查报告披露的，这里不妨试举两例。& & “……日，郭炳林从简阳报告，肿病更加严重起来。全县有3万多人发生肿病。石桥每天有2000多人买‘肥几粉’（一种没有营养、对身体有害的代食品）。到10月才能吃到红苕，还有两个月，可能要出大问题。& & 1959年冬到1960年夏收之前各地饿死人很多。绵阳石马公社总人口7531人，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5月－7月间，死亡946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2.56％。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社员就处于口粮不足的饥饿状态。1959年大春收获后就开始断粮，各食堂在中秋节前后就没有口粮了,一个多月间只吃菜和红苕叶子，11月进入红苕收获期，边收边吃，每人每天平均吃1斤红苕。吃了20天红苕以后开始吃种子，每人每天2－3两粮食（16进位）。由于干部多吃多占、层层尅扣，社员连这二三两也吃不到口。在这期间干部还以‘反瞒产’、‘反偷盗’的名义，对社员进行捆、绑、吊、打，任意扣饭，任意搜刮社员财物。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这个管理区1958年有420户，1818人，到1961年统计，只有344户，1138人，两年间人口减少37.4％，劳动力减少了40％。其中1959年11月到1960年2月三个多月内，死于干瘦病的有396人，占总人口的21.7％。这个管理区有一个食堂原有141人吃饭，到1961年1月只剩70人，死了一半。祠堂湾食堂原有135人，死了65人，其中死绝8户。第四生产队社员郭世义家原有11口人，死了10人，只剩下一个小孩，死人没人去埋。这个管理区由于死人多，剩下的人集中居住，使得47个湾（自然村）没有人烟。外地来人办事，找不到一个引路的人。一份又一份死亡报告送到李井泉手里，李井泉却无动于衷。”& & 可见，这些灾情和死亡数字都是基层各级政府一级一级“报告”上去的。这些书面报告显然就是廖伯康得出全省饿死人总数的“文件”依据。当然，这一类“文件”并非局限于基层报告，还有来自上级部门的调查等多种类型，彼此相互印证。请看：“日，梁岐山从开县向省委报告，目前口粮接不上红苕产新，食堂处于半停伙状态。有的食堂名存实亡，有些食堂吃红苕叶子和南瓜叶子当顿饭。红苕叶子吃完了，影响了红苕的生长。赵家公社人和管区第三生产队207人因浮肿病死了91个，土地荒了一半，水稻平均每亩只收180斤；剩下的116人当中，还有不少浮肿病人。但是，开县的干部还认为粮食被瞒产私分了，还搞“献粮运动”，口号是：“人人交待，人人过关，自己检查，大家提意见。”日，中共壁山县委报告，本月18日统计，1－10月13日止，全县共死亡15544人，占农业人口总数的4.5％。据省委壁山工作组日报告，1961年，大兴公社死亡839人，占总人口的10％，其中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占死亡人数的67.9％。另据中共壁山县委日报告，自1959年以来，死亡率不断上升，1959年死亡13058人，占总人口的3.2％，1960年死亡约20000人，占总人口的5.9％，1961年死亡人口21685人，其中农村死亡20987人，占农村总人口的6.2％。按该县上述数字，三年共死亡5500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5％。一般说来，县委上报的死亡数总是缩小了的，这还不包括1958底和1962年的死亡人数。”&& &当然，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严格说来还只能算纪实作品，兼有新闻、政论和文学的特征，尤其在运用各类史料时的取舍上，的确不如史学家那样严谨。然而，由史学家、人口学家和统计学家对四川大饥荒年代来自“第一现场第一时间”的大量的灾情报告和文件进行系统的研究和统计，结果会怎么样呢？难道中国政府凭着张口闭口为人民服务的良知，不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关于三年大饥荒的定性问题& & 三年大饥荒是一场人祸或主要是一场人祸，这在史学界除了极少数人否定以外，已经达成基本共识。但这场人祸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是否只是执政党个别领导人头脑一时发热犯下的错误或闯下的大祸？这个问题在《墓碑》一书后几章中已经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比较深刻的剖析。对杨继绳先生的这一观点我深以为然，即这场人祸深深地根植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价值之中，根植于列宁的社会主义模式和体制之中，根植于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念和政治信仰之中。而这场人祸的根本性质，则是一个被付诸实施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因破产而酿成的人间悲剧。对三年大饥荒的性质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再强调或重复一下。& & &百度一下“乌托邦”，其定义为“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延伸为还有理想，不可能完成的好事情，其中文翻译也可以理解为“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乌托邦”三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即为“空想的国家”。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英国人）在他的名著《乌托邦》中虚构了一个航海家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 & 十七世纪以来，随着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空前发展，各类关于人类美好前景的幻想应运而生。而这类幻想往往首先在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上做文章，在幻想中把人类现存的政治制度改造成柏拉图“理想国”那样的完美国家。然而，几乎所有这类“乌托邦”幻想中都有两大特征，之一，整个社会生活都被规划得整齐划一，所有社会成员都无条件地服从那些由终极社会正义和人类幸福准则铸成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则；之二，所有社会成员的精神生活和道德品德都被设想得文明、高尚、无私，成为一方没有任何邪恶净土。如此，一个是整齐划一，一个是绝对完美，成为各类乌托邦两大基因。正是乌托邦的这两大基因，成为现代专制主义和现代极权主义的渊源。也就是说，当人们试图用政治实践运动将现存社会“改造”成乌托邦理想时，就必然导致现代专制主义或现代极权主义，且酿成政治灾难和人间悲剧。& &为什么乌托邦会有这两大基因？这里，我们不妨试举两例。& &我们先看古代希波达摩斯的乌托邦。公元前494年，波斯国王大流士的军队破坏并摧毁了在哈里卡纳斯和以弗所之间的城市米勒。因此，以前的居民要求建筑师希波达摩斯一次性地把城市重建起来。设计中，希波达摩斯希望建一个人造城市，不要有自然的东西。城中心是一个卫城，切割成12部分，就像一个分成12部分的城堡一样。新米勒城的路都是笔直的，广场是圆的，并且所有的房屋都严格地独立了开来，以使邻里之间不会产生什么嫉妒。另外，所有的居民都一律平等。那儿没有奴隶。& & 希波达摩斯也不想要有艺术家。他认为艺术家都很难琢磨，是产生混乱的种子。诗人、演员和音乐家都被驱逐出米勒城。那个城市同样也不允许有穷人、单身汉和游手好闲者在内。& & 希波达摩斯的设想在于使米勒城成为一个永远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完美机械体制。要避免所有的危害，就不能有改革，不能有创新，不能有什么心血来潮。希波达摩斯创造了“有条不紊”的新概念，有条不紊的市民在城市的指挥中，有条不紊的城市在政府的指挥中，政府自己则只能有条不紊地在宇宙的指挥中了。看，整齐划一和绝对完美，在希波达摩斯的乌托邦城市是那样地鲜明和突出。& & 而乌托邦一词的发明者托马斯·莫尔则这样描绘自己的理想国的：“几十万人生活在一个岛上，公民由家庭组成、50个家庭组成一组，选举出首领——‘西佛格朗特’。那些‘西佛格朗特’组成议会，从4个候选人中选出一个君主。君主是终身制的，但假如他实施暴政的话，人们可以解除他的职务。乌托邦岛使用雇佣军——‘扎泊列特’来应付战争。这些士兵被看作是战争期间与敌人厮杀的人。这样，工具在利用时就被摧毁了。不会有军事政变的危险。在乌托邦里没有货币，每个人都在市场上各取所需。所有的房子都是一样的，门上没有锁，每个人都必须每10年搬一次家，目的是为了不让人在习惯中僵化。游手好闲是不允许的。没有家庭主妇、神甫，没有贵族，没有仆人，没有乞丐。这就使得每一天的劳动都简化成6个小时。所有的人都有服两年农役的义务，以便供应免费市场。假若通奸或是有逃离岛屿的企图的话，乌托邦公民就失去了他的自由身，成为奴隶。那时，他必须整天劳累，服从老同胞的命令。”& & 在这个理想国我们不仅看到了整齐划一和绝对完美，而且看到了另一种可怕的东西，人与人之间所有的差别，都是被强制取消的，而人性中所有的邪恶或者所有“邪恶”的人，都被强制性地“手术割除”。而现代专制主义和现代极权主义最重要的政治特征，就是用“外科手术”的方式，割除理想社会蓝图设计者们所认为的一切背离这个蓝图的“邪恶”，包括人类的“社会邪恶”和“精神（道德）邪恶”。比如，希特勒为实现世界优质人种统治全球的理想蓝图而对600万“劣质人种”的犹太人举起了屠刀，而斯大林则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理想蓝图的纯洁性而对上千万被视为“资本主义邪恶”的苏联人民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残酷迫害。& & 正因为人们看到了乌托邦中专制、极权两大可怕的基因，才出现了《美丽的新世界》、《我们》、《1984》这类反乌托邦的文学作品。& & 那么，导致中国大陆五十年代大饥荒的乌托邦是什么呢？是“三面红旗”，而作为三面红旗中的一面红旗——人民公社，则是大饥荒的直接导因。在大饥荒发生的前一两年，由于“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顺利完成、农村合作化运动掀起高潮、反右运动的“胜利”以及中共在国际共运中地位、威望的提高和苏联赶超英美“经济成就”的压力，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袖集团正沉浸于“人民公社”乌托邦的热烈幻想和激情计划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二卷肖冬连先生撰写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一章中是这样描述的：“……据胡乔木回忆，月间，毛泽东和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最早议论‘公社’的不只是毛泽东一人。按照刘少奇的回忆，‘公社’一词是‘吹’出来的。这年11月7日，刘少奇回忆说：‘公社’这个名词，我记得。在这里（郑州火车站），跟吴芝圃（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同志谈过。在广州开会，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下了火车，在这个地方，大概有十几分钟，跟吴芝圃同志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他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吴芝圃插话：那个时候，托儿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还不叫公社），工农商学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乡村合并是老早就有的。刘少奇到广州开会，是去广州向毛泽东汇报八大二次会议准备情况，时间约在4月底。到了广州，毛泽东又向他们4人谈了自己对共产主义公社的设想。回到北京，陆定一加以整理发挥，在5月19日的八大二次会上作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发言。在讲话结尾部分谈到：‘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教育事业，也将朝这个目标发展。’”6、7月间，毛泽东等人对人民公社的大胆设想，开始见诸中央报刊。中央领导人也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如谭震林对人民公社的前景作了更为具体的勾画：“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等，都是按需供给。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标准。现代化是什么？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空调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不远了。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 & 应该说，当年谭震林对未来生活前景的憧憬，并非完全是空想，或者大部分具体目标并不是空想，而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总体而言，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乌托邦梦想。这个梦想的要害在哪里呢？第一，这个梦想的种种具体目标，是被设想在一个单一“全民所有制”、整个社会生活被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规范得整齐划一的“理想国”中实现的。而现实是：所有这些现代化的目标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只有通过多种所有制尤其是个体所有制形成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才能逐实现；第二，这个乌托邦最荒谬之处，则在于它设想实现了人人平等，对所有消费品实现了“各取所需”。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第三，由于这个乌托邦具有如上两种致命的空想性质，因而一旦将它“付诸实施”，必然导致灾难和“人祸”。& & 然而，当时这个对中共领导人来说仍很遥远的乌托邦，在短短几个月后就被毛泽东认定为可以尽快实施的“过渡”捷径了。沈志华先生最近发表在共识网上的《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一文中披露：“（1958年）11月在郑州，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一批中央领导人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对比中苏的情况，讨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提出：‘甚么叫建成社会主义？甚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坚定地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对比苏联，毛泽东则认为，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这种过渡，斯大林是千难万难的，38年、39年未说明期限。’这还仅仅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是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已开始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苏联只是在吹，‘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所以过渡不了’。而中国的人民公社就不一样了，‘公社是1958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因此，毛泽东断定中国开辟了走向共产主义的新途径：‘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　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甚至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表。1958年9月，中共徐水县委会发表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以后在国家计委、中央有关部和河北省委的具体领导下，又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修改和充实，于11月提交了规划草案的综合部分，其具体要求是：到1960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从1961年到1963年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 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大饥荒的总祸根，正是三面红旗运动。这是千真万确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但是，在三面红旗中，谁是祸首呢？笔者以为，正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初创时作为一级核算或一级所有的数万人规模的大集体所有制，在毛泽东心目中，不仅是农村经济向全民所有制快速过渡的最佳模式，而且是将来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理想的社会模型。而正因为人民公社体制以神奇的速度短短几个月中在全国建立，加上总路线运动和大跃进运动的推波助澜，才导致全国范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进入大饥荒。请看，总路线、大跃进运动中形成的高指标，产生了全国性的大炼钢铁运动，而正是人民公社体制的一级所有，可以平调农村大量的劳力和物质资源参加大炼钢铁运动，不仅消耗了农民大量的口粮和农村植被资源，而且大量的农田因缺乏劳力收种，导致大面积成熟农作物烂在地里失收，或使大面积农作物失去最佳播种季节和正常管理。这一正一反的损失，是粮食减产的原因之一；再看，由高指标刮起的浮夸风，首当其冲的是农村人民公社。由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于人民公社体制情有独钟，寄于莫大希望，在人民公社放高产卫星成了各级政府为迎合上级意图而形成的全国性的集体政治意淫。一亩地打上万斤粮食这样的谎言连十几岁的农村小孩都不相信，却在全国各级党报党刊上被当作“卫星”一颗颗放出。其恶果是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都被“卫星”捆绑，不得不虚报粮食产量，从而直接引发了粮食高征购。更为恶劣的是，由于人民公社最初实行的一级核算一级所有，高征购不仅使各级政府可以用行政手段直接平调公社集体的粮食，而且导致地方干部在反瞒产反私分反“偷窃”运动中可以直接到农户家中搜走粮食和财物。粮食高征购是导致大批农民饿死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之一；第三，人民公社在全国范围开办的大批公共食堂，是一级核算一级所有体制最典型的怪胎，它由中共战争年代推行的供给制母腹产出，是共产主义乌托邦“各取所需”分配制度的雏形。在公社食堂“放开肚皮吃饭”，是导致各地农村寅吃卯粮、粮食供应“青黄不接”以致大量饿死人的直接原因，同时也造成了大量农村基层干部克扣农民口粮的便利。& & 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酿成大祸以后，毛泽东本人及中央政府也采取了诸多纠偏措施，毛泽东也意识到人民公社体制在现阶段不现实，目前只能实行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将人民公社一级核算一级所有改为三级核算三级所有，缩小了集体所有制规模，一段时间还默许农民保留自留地，默许农民包田包产，但是，毛泽东一贯的立场始终认为大饥荒付出数千万人生命的巨大代价和三面红旗运动相比，只能算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始终不允许否定三面红旗，始终认定大饥荒的根本原因是农村中阶级敌人报复破坏，民主革命不彻底，是有三分之一的农村政权被坏人夺去，不在共产党人手中。为此，在1959年夏秋的庐山会议上整了仗义直言的彭德怀，并发起全国性的反右倾运动，导致饿死人变本加厉。& & 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苦心孤诣奋斗数十年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尽管带有空想性质，尽管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其价值却神圣不可侵犯且至高无上，即便数千万上亿人的生命也不可与之相比。这就产生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毛泽东和他下面的各级领导干部，在直面他们治下的成千上万人活活饿死的惨状时，竟然还能无动于衷，还在想着“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还在想着导致这些悲剧的那些制度、那些理念、那些理想绝不允许被人否定被人推翻？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由现代乌托邦政治理想导致的现代专制主义和现代极权主义的历史本质和人道主义内涵。& & 这里涉及到人类政治生活中一个重大问题，即政治道德伦理的“人道主义边际”问题。就是说，人类进入摩尔根笔下的文明社会以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或国家的政治统治者，在维护他们的政权和施行他们的治理政策时，有一个政治伦理道德作为标尺或依据，而衡量这些不同的政治伦理道德在人类社会政治文明进步坐标上的位置，则是由这些政治伦理道德不同的人道主义边际来决定的。何谓人道主义边际？就是掌握政权的统治者对所有被统治者——他们的同类——人的态度底线。而人类作为和兽类相区别的高级生物，在他们生活的那个人类文明社会中，有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呈现出一个由低向高的金字塔型：处于底坐的基本生命权和生存权，处于更高一层的人身自由权以及逐步向塔尖延伸的各种思想自由和政治权利，包话对政治统治者的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和公民的被选举权。我们看到，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和人类历史上一切专制制度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任何一届政治统治者竞争权力维护权力以及施政纲领治理政策所遵循的政治伦理道德，都有一个十分清晰的人道主义边际，即维护每一位公民从基本生命权生存权到各种人身思想自由和各项政治权利。就是说，维护他们的所有权利和自由。由于全体公民作为人的整个价值体系是由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保障的，因此，现代民主国家执政者施政的人道主义边际，也就是现存的宪法和法律。& & 然而，在人类古今中外的各种专制政体中，施政者们所谓政治伦理道德的人道主义边际，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情形。比如，在中国皇权时代，由于皇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君权天授，所以皇权主义的治国理念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仅国家的所有土地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就是全体臣民，也是皇帝忠实奴仆，皇帝对他们有生杀予夺的一切大权。因此，在皇权专制体制下，所有臣民除了有相对稳定的生命权、生存权和极为有限的人身自由以外，其他一切精神自由和政治权利根本没有。不仅如此，皇帝为维护自己的最高权威或奴役臣民的需要或发泄私欲，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夺一切被他视为敌人和障碍的“臣民们包括官员们”的生命权和人身自由。因此，在中国皇权时代，统治者施政所依据的政治伦理道德，在实践中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人道主义边际。这个边际的底线可以延伸到剥夺一切人的生命的可能。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说这个体制完全没有人道主义边际。儒家学说被历代皇权统治者奉为国家学说，而儒学的政治价值观中有浓厚的民本思想。那个所谓高阳酒徒郦食其曾一语道出儒学的民本思想：“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实质上，儒学将民众最基本的生命权和生存权和皇权稳定的关系看得极为透彻，所以孔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因此，中国举凡聪明的皇帝，大抵都推行儒学提倡的“王道”和“仁政”，他们施政的政治道德伦理有一条窄窄的人道主义边际，即维护百姓基本的生命权、生存权和有限的人身自由，除非发生突发情况。比如，中国古代有一套完善的赈灾机制，中国古代的法律在相当多的场合坚守“人命关天”这一人道主义底线等等，都说明中国皇权时代的执政理念的确有一条人道主义边际存在。& & 那么，和传统专制主义相比，在现代专制主义和现代极权主义的施政实践中，那条“人道主义边际”又如何呢？手头正好到了今年《炎黄春秋》第2期，上面闻一先生的《契卡的“十字军讨伐”》一文，为这个“人道主义边际”提供了一个极为典型的例证。文章说，当契卡刚成立时，其权力还很有限，但到了 “十字军讨伐”（列宁语：应组织伟大的“十字军讨伐”来反对粮食投机商、反对富农……）时，“契卡的权力就大大地扩展和延伸了。根据列宁的指示和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契卡被授予了新的权力：独自进行搜查、逮捕和枪决的权力，尤其是契卡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不用向任何法律机构报告的情况下可以自行枪决‘人犯’的权力，更为严重的是，不仅全国契卡拥有这样的权力，而且各州县的下属机构也拥有这样的权力。1918年春天，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向下属机构发出的一份特别指示就证明了这一点：将下述人员枪毙：1，经契卡批准的特别名单上的宪兵军官。2，根据搜查结果，所有被怀疑从事活动的宪兵和警察官员。3，所有没有得到允许拥有武器的，而实际上又没有可以减轻理由的人。4，所有被怀疑从事反革命活动，而又被发现携带伪造证件的人。在未证实的情况下，案件移交全国契卡最终裁决。5，被揭发出以犯罪为目的而与俄国的和外国的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的组织有联系的人，无论他们是在苏维埃俄国或是在国外。6，社会革命党，中间派和右翼的所有积极分子。7，反革命政党（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等）的所有积极分子……”& & 也就是说，举凡一切和当政者作对或被怀疑和当政者作对的人，对当政者政策不满的人，或被当政者看得不顺眼的人，都在枪决之列。这和中国皇权时代君主杀人的逻辑颇有异曲同工之处：谁敢夺我的皇权，我就要谁的命。但是，这两者又有着重大的区别。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皇帝杀人，直至草菅人命，滥杀无辜，除了给被杀者按上“犯上”、“谋反”、“贪腐”、“渎职”等等罪名外，是无法拿出成套的理论堂而皇之地标榜自己“杀人有理”的，尽管儒家的君臣人伦理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和法家的法、术、势理论为帝王的拥有的对一切臣民生杀予夺的大权提供理论支撑，但说到滥杀无辜，则这两家并不提供冠冕堂皇的理论。因此，中国皇帝杀人或者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词”，或者是闷着头杀，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而中国皇帝滥杀无辜时的所谓边际，大抵一是认为对他权位造成威胁的“敌人”已经斩草除根，杀得精光，二是杀得连自己也害怕了，生怕杀气过重激起“官变”或“民变”，三是杀得“良知发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至于“人道主义”的含量，在这个边际中少得可怜。像汉武帝恐怕就属于第三种，他最后下的那个罪己诏，姑且就算是一种“良知发现”。然而，他的杀人理由，比如他喜欢奇才能人又滥杀之给出的理由，则荒唐幼稚，形同屠夫，留下了千古笑柄。请看，他是这样回答为此进谏的大臣汲黯的：“夫才为世出，何时无才？且所谓才者，犹可用之器也，才不应务，是器不中用也，不能尽才以处事，与无才同也，不杀何施？”这样的杀人理论极其可怕，也极其愚蠢，是摆不上台面的。& & 然而，现代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在杀害、迫害同类或者将同类起码的生命权和人的尊严视同草芥方面，却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和成套的理论！不信，我们来看看上述苏俄契卡在滥杀无辜时给出了怎样的理由。契卡主要负责人之一拉齐斯自豪地说：“我们可以无所不做，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批举起利剑不是为了奴役和压迫他人，而是为了将所有人从奴役和奴隶下解救出来的人……要流血？就流血吧，只要能够把强盗的旧世界染成鲜红的红色就行。”就是说，拉齐斯此说中有一个连贯的理论逻辑：第一，我们是拯救这个不可救药的旧世界的救世主；第二，我们所要创造的那个新世界能把整个人类从奴役或奴隶状况中最后解放出来；第三，如果创造这个新世界需要杀掉更多的顽固维护旧世界的同类，哪怕血流成河，尸骨成山，那又何妨呢？难道因为我们杀了人，就否定我们代表着人类社会的终极正义吗？请看，打出“为了人类最后解放”这面旗帜，当然可以堂而皇之地杀光所有反对我们这个宏伟计划的同类，包括那些我们怀疑在反对着这个计划的同类，而且如此杀戮却不需要付出任何道义上或良知上的代价。不仅如此，打出这面旗帜，还可以冠冕堂皇天经地义地把一些社会群体整个地纳入乌托邦施行者的迫害、奴役范围。正如那个拉齐斯所说：“我们不是在进行反对个别人的战争。我们是在把资产者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我们在侦讯时，不会去寻找被指控者做了什么或者说了什么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话。我们需要向他提的首要问题是，你属于哪个阶级，你是什么出身，受的什么教育或者是干什么的。这些问题也就应该决定被指控者的命运了。红色恐怖的意义和实质也就在于此。”& & 拉齐斯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金氏三代包括希特勒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极其可怕的思维方式直接起源于古今中外那些典型的乌托邦缔造者的思维方式：以人类终极正义的名义，把那个神圣乌托邦净土上的一切邪恶一律用外科手术切除。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乌托邦和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相比，只是把后者中“通奸的人或企图逃离的人”这些邪恶，成倍放大了，诸如资本家、资产阶级、富农、反革命、粮食投机商、地富反坏右等等。因此，当乌托邦的制造者以“人类最后解放”的名义将同类成批成批地关进监狱或集中营、或者推上断头台、或者加上各种“反革命”的罪名进行残酷的人身迫害时，其残忍程度可以推向极至而不需要承担任何人性、良知的追问，反而显得理直气壮，正气凛然。其可怕之处就在于，当人类相残的暴行在一面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旗帜下进行时，它可以把这种暴行推进到任何规模，把“人性的灭绝”施展到极致。因而，在这类暴行中，是没有任何人道主义边际的。& & 当然，现代乌托邦的各类实践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中的表现方式，在“人道主义边际”方面是有诸多区别的，并不能一概而论。但总体而言，任何现代乌托邦实践只要掌控了某一区域某一时段的所有的政治权力，就必然成为人类的梦魇。 就是说，当乌托邦还仅仅存在于人的头脑中或在一个极小空间实验时，它似乎并不可怕，而且看起来还很美好，诱人，但乌托邦一旦有条件被人付诸政治实践，形成规模巨大的社会实验时，那就非常可怕了。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第一，当一个政治团体掌握全部权力施行它的乌托邦时，它理想中或宣传中的乌托邦绝对不是什么人类最后解放的乐土和天堂，而是一个大集中营。因为所有人必须按照当权者强行指令的一切生活秩序和道德律条去做，才可能形成乌托邦的一片净土。那样，人的一切个性、自由、思想、情趣都被抹杀，只剩下一个在乌托邦世界“幸福地生活着”的千篇一律的符号。目前，整个北朝鲜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集中营；第二，乌托邦的缔造者们在他们的这片天地里，只要他们认为需要，则随时可以根据乌托邦理论大规模地迫害、奴役、甚至屠杀那些有碍乌托邦实现或反对乌托邦的人群，上面已经说过，这种迫害、奴役、屠杀由于不需承担任何良知、道义责任而会更加肆无忌惮、丧心病狂；第三，由于施行乌托邦蓝图只能凭着施行者手中的高度集权，因而根据人类政治生活的普遍规律，这些施行者们的所谓的为信仰而战、为主义而战、为正义而战、为人类而战——总之，为乌托邦而战，终究会演变为赤裸裸地为权力而战，而随着“极权”、“暴政”树敌日广，则当权者为维护权力而进行的迫害、奴役甚至屠杀范围，也将滚动式地不断扩大。尽管物极必反，迫害张狂到极限必然受到遏制，但人类社会由此遭受到的极大灾难已无可挽回。& & 可见，从苏维埃“契卡”施行的红色恐怖中，我们已经提取出现代乌托邦政治实践中关于人道主义边际的重要的参照值，根据这个参照值，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总结一下大饥荒的乌托邦性质了。第一，当1958年下半年大饥荒初见端倪时，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偏”，此时当权者还保留着中国皇权时代赈灾机制中那条窄窄的人道主义边际。但是，对于毛泽东而言，他决不认为是自已的三面红旗或乌托邦理想出了错，而下面各省和省以下各级领导干部中的相当一部分，之所以对越来越多的人饿死的惨状熟视无睹，任其蔓延，继续进行粮食高征购甚至对群众捆绑吊打，且全无良知谴责，则是因为他们在竭力维护毛泽东的“乌托邦”，而这种乌托邦全然符合他们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信仰，因而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与人民公社的伟大实验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宏伟蓝图相比，饿死几个人实在是小儿科。比如河南的吴芝圃四川的李井泉都亲耳聆听过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憧憬”，领授着毛泽东对他们的期望和嘱托，他们能不卖力地坚持人民公社的实验吗？他们能向“领袖的梦想”泼冷水吗？因此，从1958年下半年起，中国皇权时代官方赈灾中那条窄窄的人道主义边际，在中国大陆上已经断断续续，在许多地方已经无名无实了；第二，当1959年下半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站出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时，毛泽东自感他的最高权威受到挑战，一怒之下不仅把彭德怀等人打入冷宫，而且在全国掀起反右倾运动，从而人为地将“人祸”越演越烈，且置全国人民于饥饿中而不顾。可以说，三年大饥荒饿死人中的一大半，是在1959年下半年反右倾运动以后的两年间丧命的。此时，毛泽东已经不仅仅是在为了他的政治理想或人民公社这个乌托邦、而且是为了个人的权力而置亿万民众的生死而不顾了。可见，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其巨大的理论支撑、心理支撑和道义支撑，正是来源于“马列主义”的理论体系和乌托邦理想。这种不顾灾民死活仅仅为了“政治信念”和个人权力而人为加重灾情草菅人命的做法，恐怕中国任何一个着手赈灾的皇帝，都是做不出来的。如此，在反右倾以后，中国大陆上那条中国传统的、窄窄的、断断续续的人道主义边际，也消失得无影无踪；第三，在追溯灾难根源、追究灾难责任、采取救灾措施方面，毛泽东“现代乌托邦”的思维方式，和中国皇权时代的“传统”相比又别具一格，石破天惊。请看，当信阳事件暴露出大饥荒大量饿死人的真相后，毛泽东态度冷漠，他不仅不从他那个人民公社的乌托邦和自己铸下的大错中找原因，反而将这个恶果一古脑地往他认定的“阶级敌人”头上推。且看他对信阳事件的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样，毛泽东不仅将他自己的责任和吴芝圃的责任一推了之，而且用广大农村基层干部代他受过。尽管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对饿死人打死人负有直接的责任，其错或罪不可赦，但如果不问青红皂白地大面积地把农村基层干部当做“阶级敌人”和“复辟势力”打击，则又进一步扩大了“人祸”，制造出无数冤假错案来。而中国古代的不少皇帝往往在遭遇天灾时下罪己诏，主动承担责任，认为天灾降临是上天对自己的过失和不检点之处的惩罚，并在“忏悔”之下全力赈灾。即便“亮剑”，也多是向赈灾中的贪官污吏开刀，当然，皇帝为自己找替罪羊的事情并非没有，但将这件事情当着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搞，唱出这出戏，毛泽东恐怕乃中国第一人也！& & 因此，三年大饥荒的乌托邦性质决不可小觑，时至今日，它对我们仍然有着巨大的警醒意义。而现代乌托邦的祸害，并没有远离大陆民众，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其危险则来自于如下方面：一，当前执政党虽然放弃了列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模式，但并没有放弃这个模式的整个理论体系，或仍然将其作为旗帜。不仅如此，党内有相当一批中高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仍然在思想上顽固地坚持着毛泽东式乌托邦的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因此，毛泽东式的乌托邦梦魇随时都有可以卷土重来，以国家政权的名义对公民进行大面积大规模侵权的悲剧仍有继续发生的可能性，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体制并没有完全回归到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常规状态，虽然市场经济体系和多种性质所有制并举的社会体制已经建立，但其“可塑性”仍然牢牢地掌握在执政党手中，只要最高当权者的理念路线政策一变，中国社会体制随时可能倒退到毛泽东式的“乌托邦”状态，而当前两极分化贫富不均现象在底层民众中孕育着强烈的民粹主义情绪，这种情绪是中国这样的社会极容易产生乌托邦梦想的基因和土壤。因此，中国今后的改革变数很大，一旦向“左”转，毛泽东式的乌托邦实践仍然会得到众多底层民众的支持，这是非常可怕的；三，三年大饥荒是“人祸”，连这一点，在中国大陆还没达成普遍共识。而这场人祸的要害，则是对人权大面积的侵犯和剥夺。然而，时隔半个多世纪，对这场人祸要害的认识，在大陆从上到下、从官员到百姓中的大多数，仍然处于浑浑噩噩的麻木状态。如果中国大陆的改革真正朝着人类现代政治文明方向大踏步地前进，鉴于对每一位公民的全部自由和权利越来越尊重，对这些自由和权利的维护和保障越来越重要，那么，大饥荒年代中那些被饿死、打死的每一个无辜的生命，必然会越来越鲜明、越来越沉重地显现在整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中。正像二战中被希特勒毒死的每一个犹太人的姓名，会越来越清晰地镌刻在整个德国民族对二战的忏悔意识之中。而这种强烈的忏悔意识，会迫使德国政府代表德国人民一次一次向二战中被迫害的人群和民族道歉、忏悔，会迫使整个德国民族行动起来，为受难者建造一个永远的纪念碑，并力图做到把每一个受难者的名字都镌刻在纪念碑上。德国人民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真正懂得了，对这些受难者中的每一个冤魂的尊重，也就是对他们自己中的每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尊重。& & 但对半个多世纪之前饿死数千万同胞的这场惊天悲剧，中国的执政党有过反思、有过忏悔，或者任何一届政府曾向全国人民公开承担责任，并向数千万冤魂作过一次认错和道歉吗？或者退一万步讲，对这些冤魂的数量进行过一次全面的“人道主义”统计并力求弄清他们每一个人的姓名吗？至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又有多少人对大饥荒有着德国人那样的反思、自省、忏悔意识？在中国，又有多少人提出过为数千万冤魂立碑的动议？看看那些诽谤、污蔑、攻击、嘲弄、谩骂杨继绳先生《墓碑》的文字，实在全无人性，令人不齿！& & 在此，笔者借助此文向杨继绳先生和他的《墓碑》，向所有力求找出大饥荒真相并为那些被饿死、打死的冤魂伸冤的有良知的中国人深深鞠上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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