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财政政策及其效果练习题及答案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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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财政政策及其效果练习题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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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基本方法　　 　　
张国忠　　　　　　 我们从社会再生产开始。　　　　 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所生产和提供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供给总量，即社会总供给（AS），可用出售该总供给量的销售总收入（Y）来表示。这一货币总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后，形成个人收入、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三部分。其中个人收入和企业收入又分别变为消费（C）和储蓄（S）两部分。若政府收入用T来表示，则初次分配的结果变为C+S+T。通过储蓄转化为投资（I），政府收入变为政府支出(G)，C+S+T经过再分配变为C+I+G。C+I+G就是社会总需求（AD），用社会总支出（E）来代表。用社会总支出购买下一个“一定时期”所生产和提供的最终产品和劳务量，这个总支出就形成了下一个“一定时期”的产品销售总收入即货币总收入，这个总收入继续进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这个循环会不停的进行下去。这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就是社会再生产过程。若我们从形成总收入Y(AS)开始，至形成总支出E(AD)结束，选取再生产过程中的一段，则这一段可用如下图式表示：　　　　
Y(AS)——个人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C+S+T——C+I+G——E(AD)　　　　 这是宏观经济分析最基本的图式之一。看这个图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是个首尾相接的循环，其中首数Y(AS)和尾数E(AD)的相对数量关系异常重要。　　　　 这个首数和尾数的相对数量关系有三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从Y(AS)开始，经过复杂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后，最后形成的E(AD)是大于、小于还是等于当初的Y(AS)？实际上，这三种情况都是可能的。如果当期的政府支出（G）大于其收入（T），当期的投资（I，指生产性投资）大于当期的储蓄（S，是可支配收入与消费之差，即Y-T-C），那么，最后形成的E(AD)就大于当初的Y(AS)。反之，如果当期的政府支出（G）小于其收入（T），当期的投资（I）小于当期的储蓄（S），那么，最后形成的E(AD)就小于当初的Y(AS)。当然，以此类推，当期的E(AD)等于Y(AS)也是可能的。　　　　 第二层含义。因为生产是不停地进行的，第一次生产的产品出卖后，在收入进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同时，生产也在继续进行，这继续进行的生产我们称之为第二次生产或接续生产。这第二次生产的产品，要用第一期的收入分配结果E(AD)来购买。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第一期分配形成的E(AD)，在正常价格水平下，能否恰好把第二次生产的产品买走？设第二次生产的产品量为W，按正常价格计算其值为PW。这里就有一个数量关系，即E(AD)是大于、小于还是等于PW？无论怎样，其结果都是不难想象的。若E(AD)大于PW，则商品供不应求，物价上涨；若E(AD)小于PW，则商品供过于求，商品积压或物价下降；当然，若E(AD)等于PW，则商品能顺利卖出，价格保持稳定。在前两种情况下，社会再生产就不能顺利实现。　　　　 第三层含义。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可用于生产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个有限的资源数量决定了其生产能力。这个生产能力通常用潜在产量（Qf）来表示。实际产量Q只能小于或等于这个潜在产量。在第二层含义的分析中，我们说，若E(AD)大于PW，则商品供不应求，物价上涨。现进一步分析，在Q小于Qf的条件下，这会带动Q增加，并向Qf靠近。而在Q等于Qf的条件下，则由于资源已充分利用，产量难以增加，就只能会引起物价上涨，较长期如此，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而如果E(AD)小于PW，则商品供过于求，物价下降，进一步地，将会出现企业缩减产量、设备闲置、工人失业等情况，使Q与Qf产生距离（在Q=Qf的条件下）或拉大Q与Qf的距离（在Q＜Qf的条件下）。当然，如果E(AD)等于PW，则对PW无影响，产量与就业、资源利用状况均不变。这就是第三层含义的数量关系：与E(AD)和PW相关的E(AD)与Q、Qf及P的关系。　　　　 显然，这里的关键变量是E(AD)。E(AD)包括消费C、投资I和政府支出G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均有不同的来源。用于消费的货币，可以是自己当期收入或过去储蓄的一部分，也可以是从银行贷款而来。用于投资的资金，可以是自己收入或储蓄，也可以从银行贷款或发行债券、股票等。政府支出的货币，其来源可以是其税收收入，也可以是其政府债券收入，也可以是从中央银行贷款，或以前的政府财政盈余。这就是说，E(AD)的大小，绝不仅仅受限于当期的AS(Y)，它可以来源于此前某个时期或某几个时期的储蓄或盈余，也可以来源于中央银行新增的货币发行。因此，E(AD)就可以大于Y(AS)。同样，由于投资量I可以小于储蓄量S，政府支出量G可以小于其收入量T，E(AD)就可以小于Y(AS)。　　　　 由于G和T是由政府控制的政策变量，属于外部的经济调节变量，所以，在上述公式中，我们只研究C、S、I三个变量及其对E(AD)的影响。　　　　 从总收入中减去纳税部分，即为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再次被分为消费C和储蓄S两个部分。显然，消费量和储蓄量与总可支配收入量有关，在消费量和储蓄量的比例固定的条件下，可支配收入量越大，消费量和储蓄量也就越大。至于消费量和储蓄量的比例，则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人们对未来收支状况的预期。未来的不确定因素越多，风险越大，预期收入越少，预期支出越多，人们就越是会增加收入中储蓄的比重以进行自我保障。第二、收入分配状况。居民间收入差距越大，全社会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储蓄的比重就越大，这已为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所证实。以前，人们曾把利息率作为决定可支配收入中消费量和储蓄量比例的重要因素，但由于没有得到经验事实的证明，现在，很多人已经放弃这一观点。　　　　 投资构成社会总需求的重要部分。企业投资与否，主要取决于投资者对未来利润率的预期，或如凯恩斯所说，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与利息率的的比较。显然，市场消费需求状况是决定企业投资与否的主要因素。如果市场需求旺盛，企业生产的产品容易销售，投资的预期利润率较高，企业就愿意投资。如果利息率较低，企业纳税负担小，投资的法律、政策、文化环境好，企业也愿意投资。所以，企业投资与否，无非是有两个考虑，一个是投资的利益大小，一个是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大小。利益风险比率（利益/风险）越大，企业越愿意投资。　　　　 归纳看来，收入分配和预期是决定C与I的大小，从而决定E(AD)大小的一般因素。由于收入分配变动缓慢，所以短期内预期和人们的心理状态就是决定E(AD)变动方向的主要因素。因此，在Q＜Qf的范围内，收入分配特别是预期和人们的信心状态就成为决定经济景气走向——走向复苏、繁荣，还是走向萧条，就业增加还是减少——的一般因素。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就是流动性滞存问题。如前所述，当经济生活中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强，人们收支预期不良时，人们的储蓄意愿就会增强，消费和投资意愿就会减弱，储蓄就会“一枝独秀”，而消费和投资就会“低迷不振”。储蓄有多种形式，如窖藏（家庭和企业因非花费目的而在手中持有现金，或把现金收藏在某处），银行存款，购买股票、债券、保险单等。由于消费和投资低迷，储蓄的资金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余下的部分就会滞存在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这就是流动性滞存。　　　　 流动性滞存把货币量分为两部分：当期用于购买商品和劳务的部分，如居民和企业留在手中用于日常商品和劳务交易的部分，各类储蓄形式中当期可转化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部分，政府收支部分等，称为购买货币量或交易货币量，以Mp表示。而在观察期内滞存于家庭、企业、银行等经济单位，当期不能用来购买商品和劳务的部分，如公众窖藏的部分、投入股票二级市场的部分、银行“存差” (即由存款量大于贷款量形成的差额)等，则称为滞存货币量，以Mr表示。货币总量M=Mp+Mr。若滞存货币量在货币总量中的比重变大，则货币总量的流通速度就会减慢。根据交易方程式MV=PQ，可得到下面这个公式：货币供应增长率+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率=经济增长率+物价上涨率。按这一公式，在货币流通速度V变小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就应快于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之和，以满足商品流通对货币量的需要。在极端情况下，当Mr无穷大时，经济就进入了流动性陷阱，流动性陷阱是流动性滞存的极端情况。　　　　 这个分析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所谓通货，并非是全部货币总量，而是货币总量中的购买货币量Mp。这里的“通”，应理解为动词，是使流通、使运转的意思。因此，通货就是通货就是使商品能卖出去，使商品流通得以顺畅进行，使资源得以利用，使经济得以运转的货币量。按这一概念，通货就是Mp而不是Mr。只有通货，即只有Mp，才是经济运转的“第一推动力”。进一步说，相对于一国由其资源数量所决定的生产能力来说，通货紧缩就是购买货币量Mp不足，通货膨胀就是购买货币量Mp过多。这是对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的实质性定义。　　　　 这给了我们一个缓解通货紧缩问题的的新方法。当经济中出现通货紧缩时，除了按通常的做法使用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外，还可以通过改善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完善游戏规则，减少不确定性来改善公众预期，增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以增加消费和投资，增加Mp，减少Mr，达到缓解通货紧缩的目的。实际上，这是更为根本的方法。　　　　 流动性滞存的程度因经济周期阶段的不同而不同。　　　　在经济周期的复苏到繁荣阶段，失业和破产的可能性降低，人们预期收入会逐渐增加，对经济的安全感增强，会逐渐减少其可支配收入中的储蓄比重，增加消费的比重，企业也会因市场需求越来越旺盛而增加投资。面对向好的经济景气状况，银行也会逐渐放弃“惜贷”心理，更放心地贷款。这样，流动性滞存就逐渐减轻了。　　　　在经济周期的衰退到萧条阶段，失业和破产的可能性加大，人们预期其收入会逐渐减少，人们的经济安全感减弱，储蓄倾向增强，消费倾向减弱，企业因市场需求不旺而减少投资，银行担心贷款的安全性也会出现“惜贷”心理，这样，流动性滞存就加重了。　　　　繁荣时期，需求旺盛，流动性滞存减轻，资金借贷两旺，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给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通货（Mp）膨胀的可能性增加了。萧条时期，消费和投资低迷，流动性滞存加重，中央银行因经济中资金过剩（企业和居民有现金窖藏，银行有存差）而难以增加货币供给，通货（Mp）紧缩的可能性增加了。　　　　流动性滞存加剧了经济的周期波动。萧条时期，流动性滞存加重，使本已不足的总需求更显不足。繁荣时期，流动性滞存减轻，滞存货币大量释放，会部分抵消政府控制货币供应量，进而控制通货膨胀的努力。　　　　流动性滞存对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重要影响。　　　　中央银行一般是在萧条时增加货币供给而在通货膨胀时紧缩货币供给。但由于萧条时流动性滞存很严重，增发的货币的很大一部分会变为滞存货币量，只有一部分作为购买货币量来拉动经济，这样，货币政策的效果就打了折扣。而在经济繁荣以至于有可能发生通货膨胀时，中央银行应考虑到流动性滞存减轻、滞存货币大量释放的情况，把握好紧缩银根的时机和力度。人们常把货币政策比作绳子，有“绳子能拉不能推”一语。在这里，我们说，萧条时，货币政策不是完全不能推动经济，只不过是推力很弱（在极端情况下，当流动性滞存发展为流动性陷阱时，就真的是“绳子不能推”了）；通货膨胀时，绳子能拉但要会拉，要把握好时机和力度。　　　　
财政政策因不能控制银根，所以控制通货膨胀的效果不如货币政策，但启动经济的效果则比货币政策要好。因为萧条时，流动性滞存严重，经济中有大量的滞存货币，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把滞存货币集中到政府手中，再通过政府支出花出去，即可实现增加总需求、启动经济的目标。近几年，我国经济虽出现了通货紧缩，但仍保持了7-8%的增长率，就与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很大关系。　　　　 本文从C，S，I来研究E(AD)，而没有把G、T和M(货币供应量)作为研究重点，其原因正如前面所说，“由于G和T是由政府控制的政策变量，属于外部的经济调节变量，所以，在上述公式中，我们只研究C、S、I三个变量及其对E(AD)的影响。”这是一种先内生因素后外生因素的方法。在宏观经济运行中，C、S、I三个变量是由经济运行内部因素决定的内生变量，它们决定了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而G、T和M则是由政府控制的变量。当经济运行出现偏差时，政府通过对G、T和M的调节来影响经济运行，以达到合意的经济运行状态。正如医生治病，先要诊断是什么病，病因是什么，然后才能对症下药。首先研究诊病的方法，至于所用的药物，则不仅有G、T和M，即不仅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有其他政策。有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样的治标的方法，也有像改善收入分配、减少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这样的治本的方法。　　　　　　　　———————————————　　附注：　　　　1、 最能说明流动性滞存存在的，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存差。1997年至2002年我国金融机构的存差各年分别为（单位：万亿元）：　　1993
-0.3　　1994
-0.3　　1995
0.3　　1996
0.7　　1997
0.7　　1998
0.9　　1999
1.5　　2000
2.4　　2001
3.2　　2002
4.3　　这说明：⑴、流动性滞存是市场经济现象。我国于1992年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到90年代末，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初步建立，这时流动性滞存变得越来越明显。到2002年底，全部金融机构存差为4.3万亿元，与8.6万亿元的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相比，是一个很大的数字。⑵、市场化改革导致居民收支预期和企业投资预期中的不确定性增强，居民间收入差距拉大，是产生流动性滞存的主要原因。⑶、流动性滞存的程度因经济周期阶段的不同而不同。1993年至1995年时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年，各年伴有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这三年的银行存差很少，93、94两年还是负数。从96年开始，我国经济逐步进入通货紧缩时期，存差逐年加大，流动性滞存加重。　　　　2、根据交易方程式，可得到如下恒等式：货币供应量增长率 + 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率 =经济增长率 + 物价上涨率。1998年以来，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年均高出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之和7个百分点以上，由上述恒等式可知货币流通速度在变慢，而变慢的原因则是出现了流动性滞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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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憾~~~~~~~~~~　　太卖弄了，说的其实可以更浅白的
　　2003年上半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率为20.8%，GNP同比增长8.2%，物价同比上涨0.6%，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和约11个百分点。这是近几年来的最高数字。它说明，在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中，购买货币量（构成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货币量）Mp的比重在变小，滞存货币量Mr的比重在变大。流动性滞存有所加重。　　　　从银行存差上看，2003年6月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20.7万亿元，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15.9万亿元，通过计算可知存差为4.8万亿元。这也是一个“历史新高”。它也说明，流动性滞存仍很严重。　　　　尽管贷款增加较快，但这些贷款主要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31.1%，为7年来同期最高点，而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8%，为3年来同期的最低点。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没有消费基础的投资增长是不健康的，不正常的。　　　　目前扩大内需的重点应是扩大消费需求。可通过改善收入分配、扶助弱势群体，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消除腐败、完善游戏规则、完善市场体制、实施稳妥的财政货币政策等来减少不确定性、改善居民收支预期，从根本上来扩大消费需求。　　　　
　　实在是没耐心读完啊。。。。直接用希克斯的IS-LM模型都解决了。。。还用这么多文字来分析啊，而且说得也实在不清楚，没啥可读性。
　　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要稍微严密一些，楼上说的好，IS-LM 模型解决得很好了。　　　　要不就拿人家说明凯恩斯的理论的那个环形图－－带了一个入口一个出口的
　　流动性滞存理论与凯恩斯学派流动偏好理论的区别是：　　　　1， 内容不同。　　　　凯恩斯的流动偏好是对狭义货币M1的偏好，指的是家庭和企业的现金窖藏。而流动性滞存则不仅包括家庭和企业对M1的窖藏，还包括家庭和企业存入金融机构并滞存在金融机构的货币量（即所谓存差）。流动性滞存分析的货币范围是广义货币M2。　　　　2， 方法不同。　　　　⑴凯恩斯是金融投机家，惯于揣摩人们的心理，其流动性偏好理论也是把流动性偏好作为一个心理规律来说明的。而流动性滞存则是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及“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方法出发，研究经济体制、技术和社会变革、不确定性、风险和预期、收入分配等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因而，流动性滞存不是心理现象，而是一种现实描述。　　　　⑵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是从货币需求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但银行有存差并不是银行“需要”存款额大于贷款额，因而其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而流动性滞存理论，则是从“商品销售——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最后形成包括消费和投资在内的总支出（总需求）的角度，来研究这一过程中的货币与资金的滞存问题。具有方法简单（无需通过货币需求绕圈子）、直捷（从货币周转角度，即从货币收入——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货币支出的角度，使人们很容易看出流动性滞存是总需求不足的原因）、全面（指出货币既滞存于家庭和企业，也滞存于银行）、与现代财政货币制度直接对接的优势。　　　　⑶流动偏好在凯恩斯理论中仅能用来说明利率居高不下、投资不足的原因，用来分析货币政策的功效。而流动性滞存则用来说明在社会再生产中，从企业商品出卖取得收入开始，经过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货币流动，最后到达以之购买消费品和投资品的购买者手中的整个过程中，货币的滞存情况。由于把体制、分配和预期因素包括在内，流动性滞存理论所能说明的东西远远多于流动偏好理论。例如，在官定利率条件下，流动偏好理论如何分析货币政策效果？经济环境变化、体制变革、收入分配等因素如何纳入流动偏好分析中？而这些，却在流动性滞存理论的分析领域之内。　　　　
　　　　 关于IS—LM模型：　　 　　1、 该模型以S=S(Y)和I=I(i)为基础，认定储蓄仅取决于收入，投资仅取决于利息率。这是错误的。储蓄和投资不仅受收入和利率水平的影响，更重要的还是受到收入分配、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程度和预期的影响。在年中国的通货紧缩时期，民间投资和消费低迷，储蓄增长迅速，其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不确定因素增加，以及人们的不良预期。而这些因素是不在IS-LM模型之中的。　　　　2、 该模型中的货币需求仅指对狭义货币M1的需求，认为货币需求仅取决于利率和收入。这与当今时代的实际情况不符。事实上，由于中央银行做为最后贷款者的存在，由于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人们的货币需求更多的表现为资产需求，即更多的表现为在银行的有息存款以及股票、债券等近似货币上。而这样的货币需求不仅与利率和收入有关，更重要的是与收入分配和人们的预期有关。这个事实是IS-LM模型所容纳不了的。只有流动性滞存理论才能容纳这个事实。　　　　3、 这个模型对学习者来说，并不“简单易懂”。它要求学习者具备高等数学知识，以及作为基础的均衡分析、国民收入核算、消费函数、投资函数、国民收入决定、货币供求函数，等等。其篇幅要比上面的文章大几十倍。所以，这个模型曾使成千上万的学习者头疼不已，面对莫名其妙（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公式和图形，不知所云，哭笑不得。而上面的文章，具备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完全可以读懂。　　　　另外，“教科书教条”并非是准确完整的凯恩斯的东西。要了解凯恩斯，最好是去读《通论》。　　
　　流动性滞存、通货紧缩与资产选择　　　　流动性是指货币与资金。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企业生产出产品，经出卖得到货币收入，这一货币收入经过复杂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最后到达欲以之购买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购买者手中，形成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以使随后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卖出，保证社会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形成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货币量，与最初出卖产品所得的货币量并不相等。设其他因素不变，若在数量上前者小于后者，则说明出现了流动性滞存。流动性滞存使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社会再生产因产品难以卖出而不能顺利进行。货币可滞存于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过程的各个环节，其形式则有家庭和企业的货币窖藏（因非交易目的而持有现金）、银行存差（商业银行存款额大于贷款额的差额）等。流动性滞存使货币供给量中当期实际上用来购买商品和劳务的货币量减少，形成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并不是总货币供给量紧缩，而是由于滞存货币量增加，使当期实际上用于购买商品和劳务的货币量紧缩。 　　　　可以从资产选择角度来看流动滞存问题。　　　　 人们通过在生产中提供生产要素得到货币收入。之后，把货币收入分配到各种类型的资产上。资产从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包括货币和其他金融资产。实物资产通过消费和投资得来。人们通过消费、储蓄和投资（指生产性投资，购买股票、债券之类的投资归入储蓄类）把其收入分配到各类资产上。收入以何种比例分配到消费、储蓄和投资上，取决于人们对这三种收入运用方式的风险收益比较。作为理性生物，人们选择时不仅要考虑眼前的风险和收益，更要考虑长期的、甚至终其一生的持久性的风险和收益。　　　　 目前，在我国居民和企业的资产选择中，储蓄“一支独秀”，而消费和投资则“低迷不振”。这确实是目前条件下人们自主选择的结果。为什么呢？　　　　 先来看储蓄。储蓄包括居民和企业的现金窖藏（为储蓄目的而持有现金），在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以及购买的债券、股票、保险单等。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近10万亿元。90年代以来，其增长速度远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从资产选择角度看，说明储蓄的收益风险比率远大于消费和投资。从风险上看，窖藏的低风险自不必说，储蓄存款的风险也是比较低的。在现代金融体制中，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者”的存在，是降低储蓄存款风险度的最坚实的基础，即使在没有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更何况，在中国，银行是国有的或国家控股的，几乎没有破产的可能，储蓄存款的最大风险也许就是因通货膨胀而贬值。但目前没有发生通货膨胀，从情势上看，近期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至于股票债券，由于国有企业难于破产，最坏的可能也只是贬值，不会成为废纸，风险也相对较低。从收益上看，储蓄有长期的生存保险、生活保障功能，这是储蓄的持久性收益。在目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游戏规则还不完善，经济生活中不确定性较强，未来收支难以预料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目前情况下，人们到金融机构存款，不仅仅是为了利息，更主要的是看好了储蓄的保障功能。当然，近些年储蓄快速增长，还有居民间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　　　　 再来看消费。消费的收益风险关系是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从个人角度看，在收入有限的条件下，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增加消费，增大了眼前利益，但减小了长远利益，增大了未来的风险。这表现在许多方面。节制消费，不仅仅是崇尚节俭的民族文化心理在起作用，还有更为理性的考虑。古语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成由节俭败由奢”等，都表明了这种考虑。从现实因素看，人们节制消费，增加储蓄，则是对体制变革、不确定性增强的一种理性反应。自然，消费低迷也与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有关。　　　　 最后来看投资。从收益上看，消费低迷，商品销售困难，物价长期低位徘徊，预期利润率低，使企业缺少投资的动力。从风险上看，企业所面临的在体制、法律、政策及其执行中的不确定性，以及众多企业经营效益不佳的情况，也减低了企业的投资欲望。　　　　 综上分析，储蓄增加，消费、投资低迷确是人们资产选择的结果。这种结果必然导致流动性滞存，即货币以窖藏、银行存差等形式滞存于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使当期货币量中实际上用来购买商品和劳务的部分不足，形成通货紧缩。　　　　消除由流动性滞存引起的通货紧缩，主要应采取如下措施：⑴、采取适当措施，在不损害效率和动力的前提下，缩小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如实现竞争机会均等化、扶助弱势群体、利用财政税收手段改善收入分配等。⑵、完善法律体系、健全游戏规则、增加经济生活的透明度、努力消除腐败现象、尽快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减少不确定性、增强公众信心、改善公众的预期，为缓解流动性滞存建立一个现实的、法律的、制度的和心理的基础。 　　　　
　　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　　觉得有点道理　　希望继续发表
　　碰巧最近也在读凯恩斯的书，所以对LXLHJ兄（怎么起这么个怪名字？什么的缩写啊？）贴出来的文字，也来凑个热闹，说一说。　　首先，我觉得LXLHJ兄的这个帖子是在用凯恩斯的理论说话，那么，我们就不提凯恩斯的理论是否正确，先说说LXLHJ兄理解的有没有问题。事实上，作者犯了一个前提性的错误，当然这个错误不一定能说明你的结论就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就是，他（不知道张国忠是否就是LXLHJ兄，姑且认为不是吧）假设：用本期社会总支出去购买下一个“一定时期”所生产和提供的最终产品和劳务。　　这是极大的错误。这个错误的根源在于用静止的（或者主流经济学喜欢的名词，静态的）眼光去看待经济运行。　　首先，从逻辑上讲，如果每一期的社会总支出用来购买下一期的总产品和劳务，那么，往前推去，就必然要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用来购买第一个社会总产品的那个社会总支出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个矛盾，虽然只是逻辑上的矛盾，可是这个矛盾无法用逻辑的方法解决，因此，它肯定有问题。　　其次，从现实中说去。现实经济是遵循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本期的收入形成的支出，只能用来购买本期的产出。　　一方面，本期的收入，首先经过初次分配在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分配，而后经过再分配在全社会范围（无劳动能力者，丧失劳动能力者，食利者，等等）和政府间分配，而后，所有的人用自己获得的分额，相互交换，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消耗掉的正是本期的产出，而不是下一期的产出。　　另一方面，不要忘记，这里所谓的“总收入”，实际上是“总产出”，或者说“总供给”，本期的产出或者供给，如果不能在本期实现交换，就不能形成下一个时期的再生产。有了“收入”才有“支出”，有“收入”就意味着社会分配已经完成，而本期产出满足上一期支出与对本期产出的分配是相互矛盾的，它意味着社会生产不是按照“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进行而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进行。　　一些经济周期理论假设下一期生产依照本期支出做计划，这其实与本期支出购买下一期产出是两回事。　　总供给与总需求数量上的不相符，如果按照凯恩斯的理论，第一，主要是由于投资不等于储蓄；第二，这种不相符不然不是长期的，而是短期的，长期内则会形成均衡，即，投资等于储蓄。　　因为，投资不等于储蓄将通过金融机构和证券市场上的各种手段（利息率等等）加以平衡，最终达到均衡。此时，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即总供给曲线与总需求曲线的交点，形成“有效需求”。　　必须注意，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是充分就业时的需求，而只是总需求曲线与总供给曲线的交点。凯恩斯强调的，是如何，通过什么样的办法，使有效需求，总供给曲线与总需求曲线的交点，移动到“充分就业”这个点。　　作者对通货的论述我还是赞成的，但是也确实没有什么新东西，在凯恩斯的书中基本上都可以逐字逐句的找到文章中那些解决通货紧缩的办法。　　再说说作者关于凯恩斯的一些看法。作者说，“凯恩斯的流动偏好是对狭义货币M1的偏好，指的是家庭和企业的现金窖藏。”这是非常错误的。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中，人们持有的货币不只是M1货币（交易动机），也包括M2货币（谨慎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所谓的“流动性滞存”到只是流动性偏好理论中的一个分支，只具有局部的意义（从”存差“角度来说明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作者说，“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是从货币需求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但银行有存差并不是银行“需要”存款额大于贷款额，因而其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作者理解错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不是指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对货币的“需求”，而是经济主体，或者说是人，对货币的需求。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流动性偏好”一方面，在货币市场上用来说明人对持有货币的动机的强烈与否，另一方面，在资本市场上，“流动性偏好”就成为货币供给的重要因素。所以，“流动性偏好”在凯恩斯理论中，起到了一个重要的桥梁的作用，把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连接在了一起。　　当然了，我赞同作者所说的，“流动性滞存不是心理现象，而是一种现实描述”，其实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也并不是如凯恩斯所说的完全是心理学现象，同样是现实描述。　　还有，对“货币供应增长率+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率=经济增长率+物价上涨率”这个公式我是不太认同的，我认为这个公式相当轻率的忽略了信用的作用，忽略了越来越多的交易是不需要货币的参与的了。
　　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简述与思考　　
作者:汪丁丁
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简述与思考　　
一、 引言　　经济学在90年代最初这几年的发展实在是值得思考一下的。首先是美国《政治经济杂志》1990年专刊号，以诺贝尔奖得主贝克尔（Gary Becker）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们讨论了经济发展理论已经得到的成果和未来研究的可能课题。这一组论文标志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向经济发展理论的融合。概言之就是把原来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以索罗模型为代表）拓展到可以容纳长期变量（如人口，技术进步，政府开支，人力资本积累和利率等等）的内生决定。随后杨小凯与博兰德（Jeff Borland）在同一杂志1991年刊出的《经济增长的一个微观机制》论文和1992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季刊》发表贝克尔等人《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一文。这两篇论文都是试图将劳动分工的“规模收益递增”与“协调分工的成本”这两个因素的演变纳入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来研究。杨的文章引入张五常的交易成本概念以描述协调分工的成本，同时在生产函数中使用了一种“学习过程”机制来产生规模效益。贝克尔的文章则强调知识积累在分工深化和协调成本的均衡发展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诺贝尔奖得主诺斯继1990年那本《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之后又在美国《经济透视杂志》1991年冬季号发表了一篇更清楚的文章，《制度》。其后，他在1993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制度，竞争与代议制》中写了一篇论述如何把制度学化过程理论化的提钢，《迈向制度演化的理论》。在这两篇文章中，他进一步讨论了“组织”与“竞争规则”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一个民族如何可能落入自己经济发展历史所布置的陷阱无法自拔。　　来自这两方面的经济研究成果，加上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关于立宪、法律，及“宪制革命”的理论，和哈耶克关于“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思想，大致可以勾勒出一个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1990年出版的珀特（Michael Porter）的《各国的竞争优势》中给出了经济发展在各国的大体相似的几个阶段。他提供的材料，至少在我看来，验证了这里要叙述的经济发展理论。下面要讨论的是一种尝试，从上面提到的理论进展及事实的观察，综合地描述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这是接着我在1992年《经济研究》第5期发表的《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之后所做的工作。下面的讨论分五个小节，第二节讨论内生增长理论，那是一个已经高度数学化了的领域，我将尽力避免使用数学工具。第三节讨论内生的分工理论。第四节介绍与文化、法律、宪法等等有关的制度问题。第五节给出我所谓的“经济发展一般理论”或通论。第六节是结语和对发展经济理论未来发展的几点展望。　　　　二、“内生经济增长”的理论　　　　首先要叙述一下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了简短，我从索罗模型说起（索罗的那篇文章动机是要回应凯恩斯学派的哈罗德一多玛经济增长理论。）索罗的模型是在“一般均衡”的基础上集结产生的。因此我的叙述要从一般均衡开始。　　一般的均衡是说，如果资源禀赋（每个人对各类资源包括劳动力和生产手段的占有量）、技术结构、制度（私有制及相应体制）和每个人的“口味”（即对所有物品及劳务消费所持的主观感受），所有这些短期内可以视为“不变”的量是给定的话，那末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可以达成一套使所有市场出清的价格和交易量，并使每个人在均衡态时所消费的商品的主观价值达到“最大”。这里，“最大”的涵义是指“不可能进一步增加任何一人的主观效用而不损害另一人的利益”（所谓“帕累托最优”）。刻画这一最优状态的标志是：（1）任何两种资源在同种产品生产中所达到的“边际产量之比”等于生产任何另外一种产品的这种资源“边际产量之比”（也可以说是“资源的边际替代率处处相等”）。这个处处一样的比率可以认为是资源的“相对成本”，或“机会成本”。（2）任何两种产品对同一消费者的主观的“边际价值之比”等于该两种产品在任何另外一个消费者那里的“边际价值之比”（或者说，“产品的边际替代率处处相等”）。（3）使“相对成本”等于“交换价值”的是所谓“有效的生产消费混合”；任何一种资源在任何两种产品的生产中所达到的边际产量的比等于这两种产品在任何一个消费者那里的边际替代率。　　这一理论框架的问题在于其“静态”性质（这也正是其优越之处）。当人们要研究例如“资本积累”的问题时，就产生了许多争论（两个“剑桥”之争与此密切相关，例如计算投资回报率时利率与资本的边际产生率之间的关系）。现在假定每个人都看到未来生产和完全部分的市场状态，并以此为根据把目前的消费适当减小。这样，储蓄通过完备的资产市场融入对下阶段生产手段的投资过程。每个人在任何两个时点之间的最优的“消费一投资”决策构成所谓“Intertemporal General Equilibrium（时点时间一般均衡）。”在所有时点间一般均衡的状态都是已知的情况下，现时刻的每一个人应当可以计算出任何一种产品或资源在未来任一时刻的一般均衡价格与在此一时刻的一般均衡价格之比，减去一就是此种商品在此两时点间的“利率”。虽然这样产生的利率有无穷多种，但在一般均衡情况下人们在任何两时点间重选为一（否则会有“投机行为”把系统带回均衡态）。基于这个单一利率，可以讨论索罗集结的一般均衡增长模型。假定资产市场的调整无须成本，假定“口味”不变，假定技术进步的唯一方式是使所有资源的生产能力“等比率地提高”（凡“等比率”的变化通常不会改变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性的资源配置），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平均意义上的生产者，使用社会平均意义上的生产手段（固定资产）和平均意义上的劳动，生产单一的“合成产品”，和一个平均意义上的劳动者的消费和投资，根据平均意义上的“边际替代率”和一般均衡利率。索罗假定（从凯恩斯）扣除了消费的总积累是总产出量的一个固定比例s（于是简化了从主观效用和一般均衡利率导出最优消费和投资的过程）；假定劳动力的百分比增长率是一个给定常数n；假定如上定义的技术进步是总产量的乘数A(t)，并且该乘数随时间增长的百分比率是给定的常数j；令任一时刻的固定资产/劳动力比为k(t)；人均收入为y(t)。要想保持充分就业和一定的固定资产/劳动力比，固定资产k(t)的百分比增长率等于（sy/k）-n因此k(t)的绝对值增长率就是sy-kn。在一般均衡态这两项必定相等（资本市场的有效性，sy&nk即(s/n)&(k/y)均衡的资本产出经使储蓄“过剩”；反之，若sy&nk，均衡的资本产出比使储蓄比消费更为合算因而诱致投资），也就是：sy(t)=nk(t)。这时人均收入y(t)，以A(t)的速度j增长，所以固定资产/劳动力比也以速度j增长。　　索罗的这一模型说明：（1）人口增长率越高的国家人均收入的水平越低；（2）储蓄率越高的国这人均收入水平越高；（3）人均收入的增长率（而不是“水平”）取决于技术进步的速度。在此，当各国知识结构相差不多时（技术可以较自由地转让），我们指望看到增长率的“趋同”。这一结论没有被世界上并存着长期高增长的和长期停滞的经济这一事实所支持。当然，索罗模型可以容纳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函数（在有限长的一段时期内），也可以假设变动的人口增长率，或储蓄率。这些变通可以产生“多均衡”的局面，从而解释各国间长期存在的收入水平的差别。但这无助于解释各国间在收入增长率方面的长期差别。而且世界贸易的格局越来越倾向于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或在欠发国家之间进行，而不是更多地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这在一般均衡理论及其基础上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是难以解释的。不少经济学家于是强调一般均衡的前提条件和“技术的自由流动”不能成立，或向其他方面寻找解释（例如国际政治秩序不合理）。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一般均衡的原理是没有错的，问题在于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些潜在的经济关系，例如物质资本往往流向人力资本条件好的地区，而不是简单地流向低工资国家（这意味着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互补性可能强于劳动力与物质资本的互补或替代性）。技术是一种知识，其载体或物质资本或是人力资本，或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可以认为，对技术进步因素的研究构成了经济增长理论80年代以来进展的主线。　　贝克尔的研究从人类“家庭”开始，这里用到的是他的“时间价值”理论和儿童的“量一质”权衡理论。其实人口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一直就注意到伴随着工业化过程的“人口变迁（Demography Transition）”和家庭中儿童经济价值的下降，当然也有若干种理论解释。大体上说，贝克尔1991年扩充再版的《论家庭》一书，对以上两事实的解释已经吸收了社会学、人口学各家理论的精要。贝克尔的一系列论文讨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学解释。他并且解释了与此同时发生的父母对儿童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过程。　　人类死亡率从前工业时代均衡态的高水平下降到目前水平，并不需要人均收入的大幅增长。人口学家们观察到，当人类知识积累到一定水平，知道饮用开水，食熟食，以及其他一些基本卫生常识的时候，死亡率就开始下降。科技知识和政府提供和公共卫生服务可以大规模减低死率。另一方面，出生率的下降则要滞后很长一个时期。这是因为决定出生率的除了避孕技术的改进与使用成本的降低外，还取决于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社会学家的研究认为，人均收入的增长也许是使出生率下降的不是最后一个也是相当间接的因素。由于出生率下降的这种“滞后”，当国土规模有限时，在第三世界各国就产生了所谓“人口爆炸”现象。由于出生率的下降是或迟或早的事，发展经济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主是如何在几十年时间内把过剩的劳动力转变为足以支持未来老龄化人口可接受的生活水准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例如对中国而言这个最后期限大约是在2025年。一旦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都已经转变到一个新的均衡的低水平，进一步的人均收入增长将会非常缓慢（成熟经济的特征，也是历史的常态。）　　当收入不断提高时，劳力供给者的时间价值随之提高，也就是说，人对于闲暇的需求不断增长。主观价值的变化就长期而言是起决定作用（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经济和社会发展与精神的关系的）。首先，它决定了人类社会技术进步的方向在长期而言一定是“劳力节约型”的（这一点下面讨论内生技术进步时要用到）。其次，如贝克尔指出的，人类时间价值的提高使生育儿童的成本增加。这是因为不论家用电气和技术如何发达，父母在生育儿童方面所费的时间是难以由机器替代的，例如母子间的心理交流是重要的一种投入，又例如父亲付出的教育子女的时间等等。大体说来，可以假定父母在儿童生养和教育方面所费的时间是“固定成本”，即每一位儿童（不论其质量如何）从母腹到成人一定要费去某一给定的父母时间T。贝克尔的另一个主要观点是，时间价值的增加必定导致父母对儿童的“质”的需求增加和对儿童的“量”的需求下降。　　贝克尔的“质一量”权衡理论，在我理解可以用艾智仁的“把好苹果运出华盛顿”定理来解释。艾智仁的这个定理从一则新闻报导引出，为什么美国的苹果产地华盛顿州见不到好苹果，而千里之外的纽约可以买到好苹果？经济学道理是，运一只好苹果的费用（假定是$T）与运一只坏苹果是一样的。既然“固定成本”T不变，当然是运出好苹果更合算了。同理，既然生产每个儿童都要花费T小时成本，为什么不要一个质量高的儿童呢？进一步，如果父母可能在全部儿童身上花的钱是受限制的话，培养高质量儿童所需的经费和时间就必须靠减少儿童数量来保证。这与索罗模型（sy=nk）中储蓄与资本的均衡受人口增长率影响是一个道理。　　这样，教育与人力资本投资就在很大程度上从古典学者[霍布斯（T. Hobbes），洛克（J. Locke），及斯密等]的“社会产品”变成了贝克尔体系中的“私人产品”。把这一思想发挥到极致，贝克尔等人强调了父母对儿童的“利他主义”精神，甚至可以取代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干预。这种父母的家族“利他主义”可以进一步扩展到对所有后代的关心，从而导出“王朝效用函数”（Dynastic Utility）。如果我们接受贝克尔的这一套说法，就可以建立内生的人力资本增长理论，和内生的时间贴现率理论。因为每一代人的时间价值可以（给定生产技术和资源）由他这一生所享受的总的效用与他愿意留人每一个后代的总的效用（通过利地主义的内生的投资行业）决定。例如，如果一个经济人力资本总量非常少则意味着人口增长率很高，而后者意味着每个家庭中每个儿童能从父母那儿得到的“利他主义”很少（一定量的“利他主义”平均到每一个儿童），而这又意味着较高的时间贴现率（在旁观者看来，一对父母留给一个孩子很少的“遗产”说明他们更重视“现生”的享受，也即有较高的时间贴现率）。反过来，较高的时间贴现使下一代父母更不愿意在儿童身上投资。于是社会总的人力资本最终会变成零。贝克尔解释说这是目前世界上不发达国家的情况，一种“低水平均衡”（参见注）　　当人力资本相对于物质资本的积累（不论由于何种因素，例如现代战争在德国和日本毁灭了大部分物质资本但保留了大部分人力资本）突破某一界限时，社会总的人力资本增长会达到一个“高水平均衡”，这是目前发达国家的情况。至于发达国家何以到达了高水平的均衡，贝克尔没有说，他认为是某种“运气”。　　用人力资本解释持续的经济增长率的著名尝试是芝大的卢卡斯（Robert Lucas）在1988年一篇文章中给出的。如果假定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话，那末一个永远不死的人所能积累的人力资本总量将是有限的，像索罗的物质资本长期均衡一样（如果假定人的寿命有限，则通过假设儿童人力资本的生产与父母身上的人力资本量成正比，王朝中的人力资本积累仍可以是一代一代增加的）。为了不把增长唯一地归因于外生的“技术进步”，卢卡斯引入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全社会劳动力平均的人力资本水平。每一个家庭的儿童人力资本投资都对社会平均水平有贡献，一般均衡的增长轨迹是每个家庭都“合理预期”到了社会平均人力资本将要达到的水平，并作出相应的私人投资决策（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均衡很可能是“空集”）。卢卡斯进一步假定，人力资本的私人投资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父母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子女人力资本生产的投入产出率越高，基于这两个主要假设，他证明人力资本的增长率正比于人力资本生产过程的投入产出率，正比于社会平均的和私人的人力资本在最终产品生产中的边际产出率，反比于时间贴现率。这些结果显然符合我们的直觉和上面介绍的贝克尔的理论。　　如果说卢卡斯1988年这篇文章的贡献是把原来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转变成人力资本来研究，从而根据贝克尔的理论把人力资本内生化，那么罗迈尔（Romer）1986年和1990年论文的贡献在于直接把技术进步内生化。　　要研究罗迈尔的论文，我想必须从诺贝尔奖得主阿罗1962年那篇《实践学习对经济学的意义》开始（阿罗此文是现在许多内生增长理论和技术进步模型的思想源头，现在读来仍有震撼性的力量。）阿罗开宗明义要把从事生产的人获得“知识”的过程内生于模型。理解他的模型的关键在于理解他处理“单位固定资产”所包含的技术水平与社会固定资产总量之间的关系。　　知识在实践过程中的积累是很普遍的现象，通常用“积分曲线”来描述。随着知识的积累，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可以由一条递减的积分曲线来描述，例如阿罗引用怀特（White）的研究，美国空军生产每架战机所费的工时与该厂家生产过的战机总数的立方根成反比，这一关系意味着单位产品的成本随生产总量递减，虽然规模经济可以是不变的（定常规模收益）。阿罗以数学方式表达的主要假设（包括我认为隐含的假设）是：（1）每一位单位固定资产所含的技术水平与当时社会所积累的固定资产决量成正比。（2）劳动力与任一单位固定资产按生产该单位固定资产时的技术水平所固定的比例结合，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的量与生产最终产品时社会所积累的固定资产总量成正比。（3）生产单位最终产品所需的劳动量（不是劳动力个数）随社会积累的固定资产总量而减少。要注意，这三个假设中包含了学习过程的两个效应：（甲）由于生产了更多的资本品而积累了更多的知识，使下一个代资本品所含的技术水平得以提高（为生产单位最终产品所需结合的劳动减少）。（乙）“溢出效应”，由于知识（信息）的共享性，所有劳动力和固定资产（不论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技术水平生产的）在生产最终产品时的效率都有所提高（即上面（2）与（3）的意义）。　　基于这些主要假设，阿罗从普通的劳动与资本的科布一道格拉斯常规模收益生产函数导出一个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函数，完全归功于学习过程和知识的外部效应。这些思想在罗迈尔1986年的文章中被追溯到希克斯、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和杨格（Allyn Young）关于“收益递增”经济学的研究（见注13）。这些工作涉及到分工理论的发展，留待下节介绍。　　罗迈尔1986年的文章除了综合前人的文献外，在数学模型方面证明了在充分的（即没有进入和退出壁垒的）垄断竞争要件下带来“外部经济效果”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他所使用的方法其实是连续函数空间一个紧集上的压缩映像的不动点定理。他对于技术进步的“外部效果”的处理类似于卢卡斯的“合理预期”方法（因此我仍要怀疑解集合的真实内容）。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他发表了1990年的那篇非常重要的论文。　　罗迈尔首先明确了阿罗文章中隐含的关于知识两个假设：科学知识就其本性在“不排他的”（Non-Rivalry），但就其产权而言可以是“部分排他的”（Partially Excludable）。通常经济学中以“使用的非排他性和产权的不可排他性”来描述“公共物品”的特征；以“使用的排他性和产权的可排他性”来描述“私人物品”的特征。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使知识具有某种产权的可排他性，这是问题的关键，完全竞争的私人企业在规模收益递增阶段是不会有激励在学习和获取知识上投资的（那将需要一个政府来推动技术进步，而关于政府行为的内生描述有很大的争议并且依各国制度而变化，难以做理论抽象）。假定未来日已知的，罗迈尔的世界里，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科研开发领域，每一项技术发明的产权都受到永久保护，所产生的“租”用来补偿该企业在研究开发中的费用。自由垄断竞争使这一经济租的量刚好可以补偿研究开发费用（记住，没有不确定性）。　　罗迈尔的另一个主要假设是知识的“溢出效应”，虽然专利权保护发明人的利润，但不能防止其他科研人员利用同一项知识的生产，知识的使用是非排他的，于是产生了知识的社会效益。罗迈尔进一步假设知识的生产需要投入人力资本和原有的累积知识，并且积累的知识越多，用于生产知识的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率就越高，这当然是卢卡斯的收益递增方程的版本之一。最后，他假定最终产品的生产是完全竞争的（即定规模收益）。　　基于这些主要假设，罗迈尔从一个关于固定资产与劳动力的定常规模收益科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推导出：人均收入的百分比增长率与社会投入于研究开发的人力资本比理成正比，与人力资本在研究开发中的边际产生率成正比，与时间贴现率成反比。于是，在这里描述的技术进步的无限过程中，一些国家投入于研究开发的人力资本太少，从而被“销”在“低收入陷阱”里。与前人一样，罗迈尔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使一些国家陷入低收入均衡。他的贡献在于区分和内生了不是以人力资本或物质资本为载体的知识积累过程。这对于我将要讨论的制度演变和以制度为载体的知识的积累有重要意义。　　　　三、“内生劳动分工”的理论　　　　从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发展理论的正宗就一直被认为是劳动分工及其深化的深变研究。然而“演化经济学”，除了创刊一份专门杂志外，至今没有什么进展。原因可能很多，但在我看，主要是其方法偏离经济学基本框架太远。关于“演化”的理论往往在实际建模时，强调“自然选择”而不是经济行为人的“主观选择”的导向作用。因此更接近于社会学的而不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一个使后者满意的演化理论应当在由环境约束与精神导向给出的行为空间内，找到某种内在的，可以被人的行为不断强化或至少是维持不变的激励，并进而发现这一激励机制的演变方向，后果以及与环境和主观价值的相互作用。我把这种理论叫做“内生演化的理论”。下面介绍的工作正是在这一方面上进行的。　　亚当•斯密论证了劳动分工如何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希克斯（《经济史理论》）认为最早的市场主体是商人，而后者的专业化取决于“需求的集中程度”。这已经有了市场和分工相互作用的味道。真正把劳动分工“动态化”的是英国经济学家扬格（后来任教于科奈尔大学）。但是在他任1928年皇家经济学会主席时发表了这篇演说。他在演说中的许多思想后来被卡尔多加以发挥并应用到各国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卡尔多的工作又影响了上述阿罗的文章。而扬格则是发展了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效果”的思想。　　扬格的思想是：亚当•斯密的社会性的劳动分工的深化导致了如亚当•斯密所论。（1）由于减少工作转换次数所节约的劳动时间；（2）劳动者由于专门从事单一的简单化了的工作，得以积累专业知识和熟练操作（人力资本积累）；（3）操作过程的简化及专业知识的积累使工具的发明及使用有了更大的可能（物质资本积累）。分工及专业化是为了创造规模收益（单位产品的成本随生产单位的总产出率和随累积的生产时间而降低）。规模收益的获得要靠资本（人力的和物质的）积累，以大规模的“机器”形式，或长时间的“培训”形式，总括地说，靠（庞巴维克的）“迂回的生产方式。”而大规模的投资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例如为了制一根针（亚当•斯密的例子）而制造一把锤子是不合算的。另一方面，迂回生产方式可以降低单位成本（规模收益）从而使给定的家庭收入的购买力上升，这就扩大了市场的规模。这可以称之为“内涵的市场规模”（Intensive Market Extent）的扩张，在区别于按人口规模或国土规模度量的“外延的”市场规模（Extensive Market Extent）。例如在日本这样的经济中，靠了扬格的定理是，市场规模引致分工的深化，分工深化又引导市场规模的扩大，这是一个演进的过程，扬格称为“经济进步”，并把他的演说命名为“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在经济进步的过程中，市场规模已经是内生的（而不是给定的制约）了。这时限制演进速度的，如杨格所说，是制度演进的方向与速度，各种资本品的积累程度，和产品需求的弹性（显然，需求对价格的高度弹性意味着内涵市场规模扩张的潜力）。扬格的理论由卡尔多在60年代加以发挥和应用（后者在40年代曾著文否认规模收益的存在，其后改变看法）。　　卡尔多关于收益递增理论的主要著作是1967年的《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因素》。该书研究了十二个工业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与该国工业部门产出规模的正相关关系，认为如果没有工业部门内部的规模收益递增，应当只能观察到定常的GNP增长主，而不是随工业规模递增的GNP增长率。进而，卡尔多发现各国的劳动生产率与工业规模成正相关。他认为扬格的理论得到了实证的支持。卡尔多以后认为经济学只研究一般的衡状态是错误的，也与收益递增不容于一般均衡的假设有关。　　受扬格、卡尔多和上述罗迈尔的影响，杨小凯提出了把交易成本与分工演进相结合的数学模型（见注2）。他的理论自成体系，这里只讨论这一篇文章。基本思想非常简明：分工的深化增加了用于协调分工中的劳动者的成本，所谓“交易成本”（一个人的世界，没有分工也没有交易，分工要求产权在分工者之间进行交易）。因此分工虽然收益递增，但受到交易成本的限制。分工深化需要改进交易机制的效率，从而把制度进步与劳动分工连接起来。我想借这个机会指出杨小凯论文的几个问题理读者和杨小凯本人商榷。首先，杨文所描述的“学习过程”与阿罗和罗迈尔、卢卡斯等人的很不一样。后者的描述中调了“溢出效应”，而杨则完全没有这一效应。这就引出关于收益递增原因的考查和杨的生产函数与工业组织结构的关系的进一步探讨。例如，阿罗指出，单一产品的学习过程是收益递增然后迅速递减的（“积分曲线”）。可以证明，没有各种产品之间的借鉴学习（溢出效应），持续的经济增长是无法保证的。其次，杨文所用的“交易成本”概念，过分依赖于他所给出的“运输成本”的例子，仅仅成为交易所付的“流转税”。按照这一方式是很难内生地研究制度演化的。巴塞尔指出，交易成本不仅仅是“成本”，它是由于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实际产权的边界处的“公共域”[Public Domain]，并由之产生对“剩余”的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这是包括“企业家”、“工业组织演变”和“制度与技术创新”等等的激励，我在1992年的那篇文章（见注9）中已有交代。）把这种不确定性以“税收”方式确定下来的结果是模型无法解释交易制度的演变。例如，专事“降低交易成本”职业的律师的服务，在杨的模型中应当处于什么位置呢？显然，律师服务效率的改进可以降低所有人应付的交易成本“税”，一种“溢出效应”。　　贝克尔等人于1992年发表的那篇论文提到杨小凯的文章，认为是在他们之前所做的一个尝试，但没有处理知识在分工发情中的作用，从而杨的结论与贝克尔的有很大不同。贝克尔的模型承接了自阿罗（前溯至杨格和马歇尔）以来的知识的积累过程的“溢出效应”。在他看来，劳动分工并不像亚当•斯密所论断的那样主要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而是主要受“协调成本”的限制（相当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分工的扩展与知识积累相互作用。例如由于分工加细，各种学术杂志越来越专门化。专门化的研究又促进了新学科的诞生，扩展了分工。这是扬格的思想。贝克尔的模型把知识分成两部分，一般性知识，以人力资本为载体，通过王朝效用函数及人力资本生产函数内生积累。另一部分知识以技术进步乘子的方式积累，是外生的（与索罗模型中的技术进步一样。）　　贝克尔模型使用通常的科布一道格拉斯形式生产函数，包括技术进步乘子（外生）、人力资本（内生）、参与分工的人数（内生），然后减去与参与分工的人数成正比的协调成本。与王朝效用计算结合，导出均衡的增长率（“均衡”是指消费、人力资本和人均收入均以同一速度增长）。他计算出这一均衡增长率与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成正比，与协调成本函数中分工人数的弹性成反比，与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乘子的水平成正比。如果参与分工的人数在协调分工的成本函数中的弹性与其在生产函数中的产出弹性之间的相对差异小于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那么均衡的增长率将大于零，即增长可以无限制地持续下去。注意这里分工也是无限制地扩展的，因为贝克尔模型导出均衡增长中参与分工的人数与外生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与这两者的弹性均成正比。　　贝克尔还指出，由于均衡增长率依赖于协调成本的弹性（反映了协调分工的效率），法律健全有效或政治稳定的国家不仅可以有较高的人均收入而且有效高的增长率。这是新的结果，因为自从卢卡期1988年的工作以来，很少有人发现可以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因素（通常的因素只是影响人均收入的“水平”）。现在我们找到了三个这样的因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决定“协调成本”的制度因素。　　　　四、文化，法律，制度与立宪改革　　　　诺斯在这方面的工作国内已有很多介绍。我想在这里把诺斯等人的工作与近来另一方面的发展联系起来。由美国经济学斯等人的工作与近来另一方面的发展联系起来。由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得主大卫•克莱珀斯（David Kreps）领先从博弈论中间发展了一种经济理论来研究人类合作。克莱珀斯工作是引进所谓“无名氏定理”，说明在无穷多次的“囚犯悖论”游戏中，只要时间贴现率足够低，并且由于背信弃义而损害自己名誉所带来的未来收入的减少足够大，参与游戏的双方就可能进行合作。当然，克莱珀斯无法证明均衡的唯一性。事实上，存在着几乎无穷多的均衡解。但是克莱珀斯的工作仍有一些意义，因为在此以前，个人名誉在经济合作游戏中的作用并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现在没有人可以忽视“信誉”在合作行为中的意义。克莱珀斯进一步的工作是把这一结果应用于“公司文化”的经济学解说。　　公司，特别是大公司如通用电气、丰田汽车、香港电讯、等等，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文化”。可以说，公司文化是特定的价值取向，工作方式，公司内部的交往习惯，公司发展目标的“意识形态化”。虽然诺斯本人一再强调“意识形态”在他的理论中的重要性（三个基本假设之一），但多数经济学家对此不以为然。这是一个难以“操作化”的概念，所以难以被经济学主流（从一组由可操作的概念定义的公司和假设引出可否证的命题）接受。诺期试图把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影响融入他的“非正式约束”概念中（参见他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但是沿着这一方面至今没有见到更有操作性的概念和命题被提出来。事实上，在“正式约束”的不确定性的边界上，我们可以看到所有不同的制度学派的努力：诺斯的“非正规约束”，巴塞尔的“公共领域”（参见他的《房权的经济学分析》），威廉姆森的“收回”威胁（Hold-up potential）；参见艾智仁与伍德沃德（Susan Woodward）“企业死了，企业万岁”一文的评论，科斯（Coase）的“交易成本”概念，以及哈特（Oliver Hart）与摩尔（John Moore）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产权结构效应（参见他们的《产权与企业的实质》）。绍特（Andrew Schotter）在其1982年书中定义“制度”为参与游戏的人的行为达到均衡时的那一套“规则”。显然他是要避免规则的不确定性才这样定义制度的。　　克莱珀斯使用了博弈论中很少人研究的“焦点”（Focal Point）假说：当参与人之间没有正式的信息交流时，他们存在于其中的“环境”往往可以提供某种暗示使得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与各自的条件相称的策略（“焦点”），从而达到均衡。也就是说，当人们看到许多可能的均衡解时，他们可以达成某种暗中的共识，选择同一个均衡解中（指派给每个人）的策略。这样的“环境”，克莱珀斯认为对公司的经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大量情况下，企业作为人们合作的“场所”无法把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明确地写在契约中（因为无法估量该事件发生所带给每一个人的损益，“Incomplete Information”）。这里我们看到由于不确定性所产生的一块“公共领域”（契约对人们的行为不作明确的规定），人们可以在其中做多种选择（均衡解的不唯一性），大家所选策略的均衡可以是使大家的福利都恶化，或都得到改善（或其他情况）。如果大家的福利总是在恶化中，公司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为了使改善福利的那些均衡解更容易出现，公司需要形成某种“文化”即决策环境，使人们可以在不确定性情况下容易地找到决策的“焦点”。可以反过来认为，焦点的存在减少了人们选择行为中的不确定性。这就与诺斯理解的非正规约束的作用样了。加尔伏特（Calvcrt）1993年的文章进一步讨论了信息交流的效率对形成有效的“焦点”的重要性。　　显然，诺斯使用的“文化”或“意识形态”比克莱珀斯的要广义得多，但是如上所述，他们的思想是一致的（事实上，诺斯1990年与克莱珀斯的一个理论合伙人Paul Milgrom合作发表了一篇关于意识形态，法律和贸易之间关系的论文。）　　诺斯1993年的文章中只有九页，但交代了他心目中的制度演变基本模型。为说清楚文化在其中的意义，必须先介绍他的这篇文章。诺斯提出五个条件做为他的框架的构成：（1）他坚持认为“组织”是制度演变游戏中的“演员”。这样的区分有些让人困惑，因为“组织”本身也是一种“制度”。这样的区分有些让人困惑，因为“组织”本身也是一种“制度”。布坎南来得更彻底，他说宪法和制度演变的基本演员是“个人”。不论如何，诺斯的假设也许只是方法上的让步。有了组织就可以引入“企业家”的作用（见注）。即，企业家追求“利润”的行为推动着制度创新。但是这里有一个困难问题，大部分制度方面的变化涉及“外部效应”或公共选择的过程（政治过程）。诺斯没有引用布坎南的著作，但说了差不多的一个意思：企业家或“组织”的寻租活动改变着公共投票的结果和制度安排。（2）组织之间的竞争产生了使组织寻求改善现存制度的刺激。首先是各种组织对获取“知识”的大规模投资（这与贝克尔的“知识”的积累暗合）。（3）组织所积累的知识反过来对该组织的制度选择产生了“独断”的影响。因为企业家所想象的“利润”大小取决于他对于新旧制度的了解和想象。后者又受到他所抱“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企业家们对于制度的了解和想象只能被他所积累的“知识”所专断（诺斯引用了“受局限的理性”这一假设）。（4）给定了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观念的和知识的因素后，企业家们的决策受到他们“心灵结构（Mental Structure）”的影响（这让我想起德国汉学家和经济学家赫尔曼一皮拉特（Hermann-Pillath）做过的关于人脑思维结构的研究）。（5）各项制度安排之间的“互补性”使制度的变化显现出高度的连续性和“道路依赖性”。这个特点可以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找到。例如农村承包制引出专业化的问题。后者又引出乡镇企业的发展问题，同样的序列也发生于城市经济改革过程中（包括目前的要素市场建设问题）。当然这个逻辑也可以反过来说：由于制度安排之间的互补性，当涉及到例如交通规则这类的制度安排改变时，渐变成为非常困难的事（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我以为这样来理解布坎南的“宪法革命”是恰当的。　　文化在诺斯框架中的地位是明显的。除了（3）所说的通过知识，观念和意识形态对企业家决策的影响，还应当考虑克莱珀斯说的文化对形成“焦点”的贡献。因为政治过程可以理解成组织内部的个人之间的大量不确定性场合下寻找（有利于合作的）“焦点”的过程（例如奥尔森（Mancur Olson）的“利益集团”形成的过程。）文化作为一组“通过教育和模仿而传承下来的行为习惯”，又对各种制度安排的成本产生影响。就以与经济行为关供合作者之间的信誉时，用法律来监督契约的执行就显得太昂贵了。从行为人对自我的约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替代。法律约束这一意义上说，文化因素中有利于合作的那一部分可以成为正规约束的替代。布坎南在《自由的限度》一书中暗示了这种“互替性”。　　布坎南（参见注6认为，自由社会中最基本的“权衡”在于社会必须给个人在“选择的自由”与“行为约束”之间划定边界（就是新古典经济学选择模型里的“可能性边界”）。这一权衡是由个人参与政治过程决定的。因此，可以视个人为（立宪过程的）基本的决策单位。个人对法律的需求取决于他所意识到的与他人的潜在冲突的大小以及可以替代法律的那些行为约束的强度。文化，通过社会规范和个人规范对潜在冲突的人们的行为起约束作用。当这种约束因了价值观念的变化和社会重组而减弱时，理性的人们对法律的需求就增加。布坎南就美国的情况给出的例子对中国不无启发。他指出美国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使合作的人们之间因“口味”差异而生的潜在冲突增加，因而美国需要加强法律建设和需要“宪法革命”。　　布坎南的另外两个观点也值得在这里介绍一下，其一，法律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保护得以延续和抵制新法的引入。其二，法律可以看成某种“资产”，人们建立它的目的是从未来的合作中获得利益。但是法律这种资产与私人占有的资本品不同，它的使用及效果具有强烈的外部效应。例如在“囚犯悖论”中，一个人的守法行为只会给他带来损失（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了“腐化”对合作秩序产生的类似效应）。布坎南在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是一种“公共资本（Public Capital）。”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Coleman）在其1990年巨著《社会理论基础》中把所有可以给人们带来好处的社会结构统称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并与贝克尔的人力资本概念并列。法律自然是一种这样的社会结构，其他诸如行为规范，宗教信仰，组织，组织内部的文化等，均可以是社会资本。每一种这样的社会资本必定有其保护人或曰“即得利益集团”，否则照哈耶克的看法那种社会结构是无法生存下来的（参见其著《致命的自负》的附录）。　　另一方面，如我在另一文章（见注16的结尾所讨论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可以依托如“家族关系”这样的社会结构进行，但最终的考验还在于是否能够不断地扩展合作范围。中国的乡镇企业曾在十几年里推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然而目前显现的迹象表明“家族关系”正在妨碍企业扩展其与外界的合作规模（由于大量雇佣亲属和任人唯亲使生产效率下降，非生产性寻租行为增加）。难怪诺斯在1991年的那篇文章（见注4里强调“法治（the Rule of Law）”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最关键的一步。许多“部落经济”止步不前是因为没有人激励去建立“法律的治理”。这里我们看到了文化与法律相冲突的可能性。韩国的经济学家们正在讨论如何建设国民文化以使与新的经济制度和高收入水平下发展起来的新人相适应。虽然我本人怀疑这种人为设计的可行性，但这一努力反映了韩国人面临着的文化危机。类似的但在更高阶段上的文化转型也正发生于日本。这是一个开始努力进入珀特（见注8）所谓“由创新推动的发展阶段”的民族。然而其“过份一致的”社会文化及价值观念也许会妨碍作为个人的企业家的技术与制度创新活动（这同一文化传统被认为个人的企业家的技术与制度创新活动（这同文化传统被认为是促进了日本经济在珀特尔的“由投资推动的发展阶段”上的迅猛的发展，因为大规模合伙投资所需要的要相互信任已由传统联系所保证）。　　总起来看，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中性的”，但是我不同意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的“文化与发展无关”的论点。我所谓的文化中性是说有的文化因素可以促进，有的文化因素可以阻碍人类合作制度的扩展。那末是否应当人为地设计某种最优的“文化结构”呢？显然这违反了哈耶克关于道德传统和反对理性设计的观点（见注7）。另一方面，孙中山以中国文化为理由设计了“五院制”宪政体制，其效果应认为是不错的。因此，我们固然难以设计文化，却可以通过加深对文化遗产的理解设计出更有效率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学家确实应当研究文化的影响。　　但是文化这一概念过于宽泛，难以为经济学家所应用。正鉴于此，我才要在这里介绍诺斯和克莱珀斯的见解，试图以哈耶克的“扩展秩序”统一处理，得一“通解”：假设一社会将要经历的所有可能状态都是已知的（完全的信息，万能的人类理性），则所有的文化形态及因素可以分类成三：（1）有助于生成不断扩展的合作秩序并最终把分工合作的范围扩大到全社会的那些文化因素，包括发展初期的这类文化因素和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这类文化因素。而且这样的文化因素应当能够依文化发展自身的规律互相衔接起来（由于完备的信息和理性，这样的文化系列是可以找到的）。（2）有助于在某个特定发展阶段扩展合作秩序的文化形态及因素，但这些因素足以形成“文化陷阱（Cultural Trap）”（汤因比语），使社会长期停滞不前。（3）所有其他类型的文化形态及文化因素，在如此分类之后，我们当然可以问什么是（1）中的那些“过渡成本”最小的文化系列之类的问题。既然这样的理性是不存在的，这里也就没有必要讨论什么“最优解”了。做如此分类的好处仅仅是理论上的，属于（1）类文化的，自然包括西方人的斯多噶（Stoic）传统及后来的新教伦理，然后是建立在“上帝”与“个人”之间直接联系基础上的法律观念。科尔曼认为“天赋人权”的宪法基础必须到宪法以外的社会信仰中去寻找，那正是中国文化学者们所说的“终极关怀”问题。属于（2）类文化的自然可以包括印度和中国文化中的部分因素。属于（3）类文化的可以包括诸如诺斯在论文（见注4）里谈到的非洲部落经济的文化形态中可能正走向消亡的那些。另一方面，改革与革命则可以理解为社会落入“文化陷阱”后的对命运的抗争。　　可以从上面的讨论推出许多目前我还无法论证的命题。例如理性对避免落入“文化陷阱”的无庸置疑的意义，以及由此推及的教育、国民素质、正常对话渠道的建设（周其仁最近的一篇讨论国家与产权关系的论文强调了这一点，樊纲在《二十一世纪》1994年四月号的论文也强调“理性化制度”的意义）等等的重要性，但是由于一些基本问题尚且不太清楚，例如哈耶克的“道德传统”与布坎南的宪法改革之间的冲突与联系，我目前不能给读者任何结论性的东西，而且我借这个机会说明我热切希望得到任何读者在这方面的指教。　　作为这一节的结束，我介绍一下我所理解的布坎南的“立宪改革”和哈耶克关于“道德”的思想[后者我曾于两篇文章（见注9、16）中提及，但未做进一步的讨论，我对前者的注意受益于1993年初在上海与盛洪的讨论]。　　哈耶克（参见注9）的主要工作之一是他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其最后著作（见注7）的副标题是“社会主义的谬误 。”该书第一节是全书的核心，立论是：人们通常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其实应当看成是“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诚如诺斯在1991年论文（见注4）中描述的，资本主义发展先是如同其他氏族经济一样，从“街头贸易（Bazarr-like Trade）”，进步到“超私人关系的贸易（Impersonal Trade）”，其中经历了如“法治”和“资本市场”这样的关键发展阶段。诺斯强调了道路依赖性，许多民族停滞在街头贸易的阶段，因为在那里人们开发“个人贸易技巧”的回报率远远高于引进类似法律这样超个人关系的回报率（让人想起贝克尔人力资本增长模型里的“低水平陷阱”机制）。我认为（见注9），哈耶克的“扩展秩序”（分工合作关系的自发的和持续不断的扩展）应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面新奥地利学派“资本主义的实质是企业家的自由进出”（此为Isreal Kirzner的定义），则应被看成是“扩展秩序”（通过企业家）由以实现的基本机制。诺斯（见注4）暗示（从韦伯），其实资本主义也差一点发展不起来，如果早期的借贷市场被基督教传统“收取利息是有罪的”伦理扼杀了的话（按照韦伯的说法，加尔文教派相信每个人必须通过“干好本职工作”来证明对“神召”的服从，于是从事“商业”的教徒们的“敬业精神”最终克服了“利息有罪”的社会规范）。哈耶克论正说，我们的理性和本能通常所反对的一些“传统”或是我们不自觉服从的一些“规则”，最终把我们带进了资本主义，因此我们是我们的制度的产物，而不是相反（制度是我们的产物）。他因此贬斥本能或曰“自然道德”而推崇“道德”（好有利于秩序扩展的传统规范），认为理性应当非常慎重地对待传统，并倾向于认为传统可以把我们带进繁荣社会。这样的看法受到布坎南的批评。后者在其书（见注6）的最后一章注1里说：“我对于哈耶克对现代史的杰出解释和改进人类福祉的诊断的基本批评在于他似乎相信社会演化（和筛选的机制）可以保证有效率的制度生存下来。哈耶克对人类改革的企图是如此不信任，以致他无批评地接受了进化论（导致最优）的观点。我们很可以分际哈耶克对社会与制度改革所抱的怀疑主义态度，同时不把进化过程抬高到理卢主义的地步。”（括弧内文字是我按翻译需要加入的）。我把这一分歧的理解和澄清留给读者去解决。　　布坎南的理论强调“自由人的自由契约关系。”宪法，作为这种契约关系的第一步，立宪之后的“再缔约”过程作为第二步。他重新解释了美国现代史，把50年代的政府扩张（违宪的和合乎宪法的），60年代的社会动荡（对宪法失落的个人主义的回应），70年代知识分子对宪政改革的无力感（Intellectual Bankruptcy），和80年代的宪法重建（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先声）看成美国实用主义传统渐渐失败的过程。用他的话说，实用主义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基于“基础结构的有效性”假设上的。这个基本结构（宪法）实际上随着社会发展而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人际关系。财富增长和口味的（价值的）多元化，治标不治本产生的政府规模扩张，法治越来越变成政府的统治，道德无政府的发展，所有这些导致了重新缔结宪法的需要。这种社会结构的重构是如此基本以致非称为“宪法革命”不能达其义。用诺斯的道路依赖性说法是，已经陷入某个陷阱的社会非用革命式的方法不足以逃出陷阱。然而我提醒读者布坎南的另一个看法：违宪的革命只会带来一系列违宪的反革命和总收益小于零的博弈中的政权更迭。　　　　五、经济发展通论　　　　尽管上面冗长的论述还有许多有待填补的细节，我仍想勾勒出一个经济发展理论的大轮廊来。我以为前人的研究已经提供了所需的全部要素。在这里，经济发展被看成一个历史过程，它是从某一“初始文明”出发的追求个人利益的人们不断地进行技术和制度创新的结果（参见我在《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中论述的熊彼特等人的理论）。这个初始文明中的秩序就是布坎南和他的老师奈特所称谓的“道德共同体”或某种“道德认同（Moral C Frank Knight）。”这种道德体系相信和赋予每个人一组选择和行动的“权利”，包括对资源的权利和对人际关系作出调整的权利（可以是极不完全的，“奴隶式”的或“封建式”的，或其他任何方式的，关键是给每个人一个初始定位）。　　在这样的道德认同下，人们就有了选择的权利，从而交易得以进行。任何两个个人，只要他们试图贸易，就有一个埃吉沃斯方盒（两个人权利界定的资源总量，两人的无差异曲线和初始状态点）。分工及其好处能且只能通过交易来实现：（1）交易成本的存在（信息不对称及交流成本，权利交换的困难程度包括执行契约的成本，交易的技术可行性，由于权利初始分配引起的违约威胁等等）使潜在的合作双方至少有一方想象中的扣除成本后的净收益小于零，这种情况下没有交易发生。（2）蕴藏于潜在的合作者身上的“企业家才能”意识到权利的某种重新安排会产生合作的“剩余价值”（Value Surplus）。这是技术和制度创新情况，社会和经济由以发展（见注9）。（3）新的交易可能性在最初的几次交易后被（企业家）发现，因此合作不断扩展，直到双方最终达到埃吉沃斯方拿的效率曲线上的某一点（如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通常，这是一个过程，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哈耶克描述的：本质上离散的信息的收集，理解和交换过程）和交易制度演进的过程。　　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知识的积累。分工是交易的产物之一，专业化是分工的结果，而获取规范经济是专为化的目的。分工使人们专注于细节，微观知识得以积累。知识积累过程的“溢出效应”使人们注意到世界的宏观方面，综合的知识和哲学得以发展。一般性知识的积累反过来培育了分工中的人们的理性，改变着人们的口味（消费的，社会交往的，信仰的和爱智的）并与微观知识一起开发着科学技术。知识于是分做四类：（1）物化于资本品的知识，随着资本品折旧而消失，随新的资本品而更新。（2）蕴涵于劳动者的知识，随劳动者的死亡而消失，通过教育和模仿部分地转移到下一代身上。（3）蕴涵于制度的知识，随制度的延续而积累，随制度的更选而改变。这里要澄清的是，正像人力资本往往与物质资本互补（即（1）与（2）的互补）一样，蕴涵于制度的知识往往要求有蕴涵于人的知识去支持（即（2）与（3）的互补）。但是两者不能等同起来。例如企业文化的大部分就只能归入于（3）而不能视为（2）。这里的判据是凡能够归入于（2）的知识一定可以随个人的流动而流动。属于（3）的知识则不能存在于一个特定地组织起来的人群以外。（4）可以见诸文字的知识。这包括所有前三类知识的“溢出”，通常表现为一般性知识。但是（4）不能代替前三类知识，因为大量的专门知识是无法交流的（Henry George称为Incommunicable Knowledge）。这种无法交流不仅是因为知识本身的“技术特征”（例如体育技巧这类的知识，大部分劳动经验和技巧，管理上的“直觉”等等），而且还由于知识的“经济特征”（分工研究技术的专家要在看到大规模需求时才会把技术开发成为适应某个具体工作的专有技术并屯成文字，而在需求规模小的情况下，这种开发必须由工作的操作者个人进行，此即技术经济学所谓的“throughput”）。　　制度、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这样的知识载体，一旦存在就很难改变其基本结构（道路依赖性，固定成本，资产专有性）。正因其固定成本和专有性，才会产生规模收益递增加相应的风险（固定成本和专有性降低了系统对外界变化的适应性）。意识到收益递增的好处和风险，计算出参与交易人们为规避这种风险愿意付出的风险成本，新的分工出现了，就是分工于承担风险的人们。他们的利润来自“专家”对不同风险的合作项目的识别。于是钻石的交易费用不再是以破坏钻石来检验真伪所付的成本，而仅仅是雇佣专家的费用。另一方面，货币的使用可以使每个人都成为鉴别交换媒介的“专家”（此例取自艾智仁，他认为使用货币的理由在于减少信息不对称和所引起的风险，在于降低每个人成为“专家”的成本。）专家的第二个伟大贡献是使资本市场的运行成为可能（事实上金融深化的前提之一是估计风险的专门知识的积累，蕴涵于金融制度和人力资本中）。资本市场的规模收益实质是大规模的风险识别、风险分摊和收益分配（专家的作用从Mutual Funds的地位和像Peter Lynch这样的专家对互相基金的意义可见一斑）。专家估计风险的活动产生的第三个贡献是“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见我的另一篇文章），包括现代会计和审计，法律案例，契约条目的精确性，统计数据的收集、处理和储存，以及相应制度的建设与人力资本（会计师、律师、统计师等等）。随风险的下降，新的交易成为可能。　　一旦制度和所提供的激励朝着有利于专家获取规模收益的方向确立起来，人力资本投资就会有利可图，父母的利他主义就会以投资于儿童人力资本投资就会有利可图，父母的利他主义就会以投资于儿童人力资本的形式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反过来加速知识的获取和积累。人力资本和一般性知识又推动技术进步。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人的“影子价格”相对于物的影子价格是不断增长的，那么可以猜测技术进上的方向大致是人力节约型的。更充裕的人类时间使学习成本降低，提供了进一步积累人力资本的激励（如果时间仅仅用于“闲暇”和“生产”，那么学习应属于闲暇活动之一，随闲暇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假定劳动生产率的“收入效应”大于它的“替代效应”）。　　制度进一步演化的方向取决于（如诺斯框架所示）企业家想象的有利可图的方向。后者取决于技术、资本和知识的积累在此一时刻所展现的各种可能性和由现存制度提供的激励对这些可能性的筛选。在制度进一步演化的几乎无数种可能的方向中，哈耶克相信，只有那些允许个人在各个方向上进行企业家活动的制度可能生存下来（为逃出旧制度的“陷阱”提供更多的尝试机会）。然而他（如布坎南批评的所有道德哲学家一样）没有拽出从现存社会如何向着那个理想制度演进。（民主当然是一个必要条件甚至是“企业家自由创新”的同义语，但民主的方式是什么呢？布坎南相信，对宪法的不断修正和在必要时的再缔约可能使社会前进到理想状态（至少不断改进现状）。　　参与分工的N个人由至多（N-1）N/2个埃吉沃期方盒连接（从2个N次方个可能的组合中选出的一且均衡的组合），这只是没有外部效应的情形。当存在不可忽视的外部效应时，企业家试图：（1）通过建立新的产权关系把外部效应时，企业家试图：（1）通过建立新的产权关系把外部效应内部化（H.Demsetz的思想）；（2）通过建立新的分工获取该外部效应的规模收益（A.Young的思想其实与新的产权关系是一致的，但来得更广泛，例如违法行为的外部效应使有必要分工做政府和律师的工作，但又有所不同，例如养蜂人和苹果园的产权合并把外部效应内部化而不必需建立新的分工）；（3）当外部效应其实是现存产权关系边缘处由不确定性引起的巴塞尔的“公共领域”时（这了就是为什么张五常不同意“外部效应”用语之处，他认为外部效应只是契约的不同结构的产物），通过专家和技术手段减少相关的不确定性并估计损益。这样生产出的信息可能使合作的人群达到带有外部效应的某个一般均衡（参见关于卢卡斯和罗迈尔理论的论述）。　　如果企业家的上列活动能够产生利润，如果均衡的组合集能够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那么我们称这一群人的分工合作找到了一个“组织形式”。显然，这里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区分“企业”或“市场”，因为均衡的组合集可以有极为复杂的形态（诸如企业集团内部的市场关系或靠长期契约维系的市场交易，A和B受雇于C，而A与B之间有市场交易等等；读者可以从Hart and Moore关于产权与信息分布的不同所引起的复杂组合结构明白这一点）。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的组织结构是否可以扩展到更大范围的人群中去。　　传统在这里只可以被定义成“过去发生的全部事件的总和（即历史）对这一组织内人们的影响”。经历了一千年基督教生活的欧洲人（埃略特语）习惯了同上帝对话和从中求得安宁，而不是依赖家庭的其他成员使自己变得坚强。对“神召”的响应一方面通过弱化家族联系帮助了“法的统治”，一方面建立了外在于“法律”的上帝的裁判（信仰）。贸易关系从这里可以较为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