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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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第一章
& &尽管现在这部小说可以有一百种，甚至更多的办法开篇，但我还是用半个世纪前，也就是一九四八年那个秋天的早上，吴为经过那棵粗约六人抱的老槐树时，决定要为叶莲子写的那部书的开篇――
　　“在一个阴霾的早晨，那女人坐在窗前向路上望着……”
　　只这一句，后面再没有了。
　　这个句子一撂半个多世纪……
　　她为这部小说差不多准备了一辈子，可是就在她要动手写的时候，她疯了。
　　也许这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地方，一个案不过于造就那个案有关联的事物才有意义，对他人，比如说读者，又有什么意义呢?
　　而且这件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每时每刻有那么多人发疯。事实上你并不能分辨与你摩肩接踵，甚至与你休戚相关的人，哪个精神正常，哪个精神不正常。
　　但吴为的疯却让人们议论了很久。
　　当然，这不仅和她是一个名人有关，还因为她从小到老，一言一行，总不符合社会规范，在她那个时代、那一代人中间，甚至说是很不道德。哪怕与她仅有一面之交的人，也能列举出她的种种败行劣迹，――虽然现代人会对此不屑一顾。
　　所以她的疯，在疲软、需要靠不断制造轰动效应来激活的人际社会，实在是个再好不过的淡资，至少有那么――会儿显得不那么萧条。在她发疯之前却没有显出蛛丝马迹。
　　相反，据她的一些朋友说，她甚至活得意趣盎然――
　　就在不久前，由她出面，为一位年届八秩，门前车马稀落的前辈，安排了一个生日聚会；
　　她刚从西藏旅游回来，给每个朋友都带了礼物，那些礼物晶位不俗，总能引起朋友们的意外喜悦；
　　还给自己买了一套意大利时装，据说价格不菲；
　　又请了几次客，并亲自下厨，偶尔露峥嵘地做了一两个菜，在她并不稳定的厨艺记录上，那儿道菜肴的口味真是无可挑剔；
　　还有人说，在一场盛大的、庆祝什么周年的文艺活动中看到她，装扮得文雅人时；
　　一个要发疯的人，怎么可能对已经沦落到不三不四的日子，还有这样的兴味?在别人看来，她的发疯实在没有道理――不幸如叶莲子者并没有疯，吴为又疯的什么意思?虽然她发疯的那天早晨，有位记者打过一个电话，开门见山地问：“听说你有个私生子?”
　　她语焉不详地放下了电话。想不到三十多年后，还有人，特别是一个男人，用这个折磨了她一辈子的事情羞辱她。但她已不像三十多年前，像美国小说《红字》的女主人公那样，胸脯上烙了一个大红A字，赤身裸体地成为众矢之的，任人笑骂羞辱那样人地无门了。要是这样的羞辱能解救她反倒好了。惨就惨在她的伤痛是这样的羞辱既不能动摇，也不能摧毁的。
　　有多少年，她甚至期待着这样的羞辱，以为如此可以赎去她的罪过，按照以毒攻毒的赎罪理论，总有“刑满释放”的一天。这种电话算得了什么!比这更惨绝的羞辱她忍受了几十年，可她的灵魂从未感到轻松，没有，一点也没有。不但没有，反倒越来越往深处潜去。
　　有那么一天，她豁然开朗，便不再空怀奢望，撑起心肠，归置好她的万千苦楚，明明白白地留下一处规矩方圆的地方，端端正正地安置好这只能与她同归于尽的耻辱。
　　每当想起这些，她的眼前就漫起一片冥暗、混沌。在那冥暗混沌之后，一道咫尺天涯、巨无尽头、厚不可透的石墙就会显现，渐渐地，又会有一束微光射向那石墙的墙面。
　　那束微光的光色，与叶莲子去世数天后她看到的那缕暗光的光色分毫不差。在那个凛冽的冬日，趁黑夜尚未交割清楚的时刻去到天坛公园，并在那几百年来不知存储了多少奇人脚步的小径上流连。一板一眼，按照一位据说能开天眼伪高人指点，应在受到无论什么由头的惊吓时猛然回头――突然，她被凌空飞来的一嗓剧嗽吓得一惊，回头一看，果然有一缕暗光在她身后一闪即逝；据说那就是母亲对她最后的关爱、眷顾。
　　回家的路上，天色仍旧晦暗，她走在行人还很稀少的路上，仰面朝对沉暗的天幕。那时，只有众生顶上的苍穹才能包裹她的创痛，且得是不见光明的、晦暗的。除了这晦暗的苍穹，一事一物似乎都在不过几步之遥却无望消抹的距离之外冷眼相望，毫无恶意却着实戳痛着陷于孤绝的她。
　　走着走着，她猛然看见天幕上出现了一个大大的“恕”字。
　　这个“恕”字，是她很少想到，也很少用到的一个字，遍查她所有的作品，的确很难找到。
　　“恕”字和“谅”字不同，它只能解释为对他人所犯之大罪，相对以牙还牙这一极端的另一种极端，如宽恕、饶恕、恕罪等等。那恰恰是叶莲子的典型语言，是她从幼年时代就沦落于苦难之中学会的第一课：如何掂量这个世道的轻重?
　　这不也是对吴为不孝的回答?
　　在重要的关节上，吴为总能于冥冥中看到什么文字或是形象。
　　好比每每面对那石墙，便会在溟蒙中看到有铭文在墙上时隐时现，铭刻着与她休戚相关而又不可解读的文字。起先那铭文像是刚刚镌刻上去的，而后如遭风霜雨雪的经年琢磨，反倒越来越深地蚀人石墙，或那石墙如血肉之躯不断生长，渐渐将那些文字无痛无觉地嵌入自己的身坯。
　　那是一种莫测的，说有形又不可见，说无形又很具体的力量，日夜镌刻不息的结果。
　　之后，她安安静静地吃完了一顿早餐，包括一片奶酪，一片抹了黄油和果酱的烤面包片，一杯咖啡和一杯牛奶，一只很大的梨，然后去厨房洗刷她用过的餐具。她刷得很仔细，连叉齿中间的缝隙，也用洗洁布拉锯般地擦了很久。
　　到了二十世纪末，除了英国的皇家御厨，或是已然寥若晨星却仍固守旧日品位的高档饭店，或是某个冥顽不化的贵族之家，还有多少人在擦洗餐具的时候，擦洗叉齿中间的缝隙呢?
　　可能因为她是作家，对细节有着非常的兴趣。
　　当初，从方方面面来看，胡秉宸和吴为还分别处于两个极端到绝无碰撞可能的地界时，吴为正是惊鸿一瞥地从胡秉宸一个站姿断定，总有一天，他们之间必有一场大戏上演。
　　而胡秉宸的触点却截然不同。他在对吴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首先认识的是她的舌头。
　　事实上隔着那么远的距离，即便不在茫茫的大雪中，他也不可能看见吴为的舌头，但他日后一直固执地坚持，他看到了她的舌头。在几十年前那场茫茫大雪中，胡秉宸走在“五七干校”四野空寂的田间小路上，正享受着一刻“独处”的自在，却迎头撞见一个女人站在旷野里。
　　像大多数有了阅历的人那样，他已经非常习惯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扮演一个角色。
　　但他自己也不甚明白，如他这种背景的人，大方向尽可无穷变幻，而诸多最具本质意义和再生能力的细节却难以泯灭。即便有所改变，也不过是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也可以说，是一种自觉或是不自觉的韬晦，一旦环境有变，仍会还原旧我。由于他的执著或软弱，清醒或迷茫，不论旧我或角色，都已深入骨髓，有时连他自己也难以区分哪一个是真正的自己。
　　好比对“独处”的这份心领神会。那时，他刚刚从“文化大革命”强加于他的种种罪名中解脱出来。
　　凛冽的风雪裹挟、抽打着他，有如置身一场冬浴，五脏六腑、从里到外，感到了一番略带刺疼的洗刷。他一面享受着这沐浴后的洁净，一面眯着眼睛回想历次政治运动，因了他的睿智、严谨，更因了他的幸运(纯粹是幸运吗?)而从未伤及皮毛，惟独“文化大革命”未能幸免……
　　在这之前，也不是没有过独处独省的时刻，但他的思绪总是零乱驳杂，而这一天却流畅顺达。也许那一日四野飞絮，渺无人迹，天地间有一种混沌初开的气势，面对混沌初开的浩淼，难免让人生出沉潜其心、细说从头的心思。
　　要是人们以为他在怜惜抚爱自己可就小瞧他了。像他这种从小就在“场面”中浸润的人，这一次落难真算不了什么。
　　出于对历史的爱好，他禁不住把纵横上下几十年的经历，做一个宏阔的题目来温习。
　　他不曾意识到，这温习早已成为一部乐曲中的主旋律，曾在，也将在他生命的每一个乐章中反复出现。而每一次出现，都像(命运交响曲》中那几声敲打命运之门的重击，反复叩问着一个世纪的疑惑。或许他本就是那疑惑中的一个部分，这温习也就始于疑惑，止于疑惑，终究不得其解，长期处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一阵劲风平地旋起，在风雪强劲的旋涡中，他平添了身不由己、漂浮悬坠的感觉。
　　从幼年时代起，抱负远大、方方面面堪称卓著的胡秉宸，不得不在这风雪交迫的裹挟中，发出“嗨!――”的一声长叹。也许因为他的漫想。也许因为那雪。他突然想起祖宅里那几棵腊梅，还有腊梅散发着的淡极并沁着泥绿色的幽香。
　　那祖宅早巳隐去，就像从未存在过地消失在他以后的空间里。可彼时彼刻，他却毫无道理地想，他没有在那宅子里白白生长。他的作为，他的遭际，似乎都与那老宅子不无关系。
　　否则当时也不会有一份心情。正是这一份心情，才使他对迎头撞见的那个女人发生了兴趣。
　　纷纷扬扬的大雪模糊了她的身影和她身后的老树、丘陵，还有丘陵后的山峦、灌木、由野。他只注意到她奋力向上延展着躯体，长伸着舌头，专心致志地去承接那根本不可能接住的雪花，却没有注意到，当所有“五七战士”都在这大雪纷飞的日子偷得一日闲地拥在炉边取暖的时候，这女人却优哉游哉，独自潜入雪寰那份“野渡舟横”的情致。
　　他马上拐人另一条小路，爬上一道小丘，在确信无人发现的情况下，对这个景致注视了一会从田埂上跑来一只摇头晃脑的狗。只见她弯下身子，在雪地上拢起一捧雪攥成雪球，向那只狗打去。她没有打中，狗儿却兴高采烈地欢叫起来。
　　她似乎也没有想要打中的意思，只是因为这雪、这狗、这了无人迹，才想攥一个雪球。
　　他突然涌起一阵冲动，想要攥个雪球向她甩去，相信一定甩中。随即又摇了摇头，觉得自己实在荒唐。然后嘴角上带着一抹连他自己也不甚察觉、了解其含意的笑意离开了，随即也就忘掉了这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和雪中这个独一无二、不意之中闯入他视野里的女人。
　　不过他小看了那一个雪日的经历。
　　只有在和吴为后来的邂逅中，这个雪日的情景才重新浮现出来，并常常用来佐证他对她的爱始自彼刻、年深日久、源远流长，而并非因为吴为后来地位的变化。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如果人们把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情翻来覆去想了又想，最终就会为那事情找到一个他自己也深信不疑的源头。
　　而这的确是个很好的铺垫。至少说明他对她的“印象”自彼而始。
　　同样，吴为这个擦洗叉齿的细节就有点耐人玩味。
　　正在她擦洗叉齿间的那些算不得污垢的污垢时，电话又响了。她想，可能又是那个记者，便有了准备地去接那个电话。但不是那记者，而是一个久已不见的胡秉宸的熟人。他又说天气又说股票又说儿女们的出息……突然猝不及防又并非十分意外地向她一袭，“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不过我是不相信的……大家都说你把胡秉宸一脚踹了，又嫁了一个比他有钱有势的人。”开始她还真以为是误会，“人们是不是听错了，把胡秉宸再婚当成了我?”随即想起，她已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有谋有划的流言了。更有一种说法是她长期滞留国外，又嫁了个“老外”，她是彻底地把胡秉宸抛弃了，所以根本不给胡秉宸写信，他连她在国外的行止都无从得知。
　　难道他多次要求离婚，乃至到了叩首相求，言称全家老少将会为此感谢她大恩大德的信，没有寄到她的手中而是寄到外星去了?幸好她把那些信都交给了律师。可她有必要让律师将那些信公之于世，或是影印给所有认识他们的人吗?
　　而她不正是为了逃避胡秉宸蓄意制造离婚口实――哪怕一个茶杯放得不是地方也成为闹事的借口――才不得木效仿当年的托尔斯泰，逃离在外，有家不能归的吗?
　　在一个家庭里，如果配偶一方已经打定主意离婚，那么，比之一个茶杯放得不是地方的细节实在太多，太不胜枚举。对这样的不胜枚举，吴为这种只有小聪明却无雄谋大略的人，是太缺乏胜任能力了。除了逃遁，“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还有什么盾牌可以抵挡?
　　胡秉宸要求离婚，自然有他要求离婚的道理，但这无论如何只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她到底是嫁了一个比胡秉宸更有钱有势的人，还是嫁了一个“老外”?
　　可惜她太老了，否则他们说她当街卖淫也未可知。
　　在胡秉宸和她离婚之后，不知道谁在运作这样的舆论，沸沸扬扬，很有成效。
　　这就是她在和胡秉宸近三十年的关系中，甚至他们离婚以后，事无巨细都得面对的局面――永远处在四面埋伏之中。
评论 ( 回复)
　　难道是白帆?
　　在白帆又反过来成为他们之间的第三者，而吴为也明明白白知道，胡秉宸和她离婚不过是为了和白帆复婚之后，吴为却没有像白帆当年整治她那样对白帆以牙还牙，制造社会丑闻，发动_次又一次全方位的围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她现在有了这个条件。她也没有拖住胡秉宸不放。在时间上，比之白帆和胡秉宸，她也占有绝对优势。
　　不，她没有，而是白白地拱手把胡秉宸还给了白帆。
　　何止如此!
　　吴为至今还保留着胡秉宸在和白帆离婚过程中写给中央某位领导同志，那细数白帆种种历史、道德污迹的报告，蝇头小楷，洋洋三大页。在这个报告中，白帆的形象不但不比吴为贞节清白，可能还不如吴为。
　　在党内兢兢业业做了一生的胡秉宸掂量得很清楚，那可不是和女人调情的情书。他可能对女人们撒些无伤大雅的小谎，但绝不会对一个中央领导人，对法律撒谎。所以那蝇头小楷虽小，每笔每画却如袖中小刃。
　　如果说胡秉宸真对白帆有过什么伤害的话，比之这个报告，那些伤害真是九牛一毛。在他们同居后的漫长岁月中，凡是白帆那样一个人(在吴为至今还保留着的、胡秉宸写给她的那些情书中，他不止一次地说到“白帆是一个无赖，他们全家都是无赖”)对胡秉宸所做的一切，终于让这一纸报告彻底扳平。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观念的改变，这份报告中所列举的桩桩件件早已不再有其影响，但认死理的白帆，还会感到非常的痛切和非常的在意。虽然她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前程可言，并早已从岗位上退了下来，但她至今仍然认为，中央某个人的某个看法，对她的命运还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至少对她即将盖棺论定的一生，大有功亏一篑的负面影响。她无法像吴为那样，对盖棺论定的神圣．采取那种没脸没皮、玩企不恭的态度。
　　而且，对于直到现在还不忘拿着私生子问题以及“破鞋”、“婊子”这一类字眼，时不时向吴为刺出一剑，以证明自己贞节的白帆，胡秉宸的这个报告，不但会使她丧失这些最具杀伤力的武器，还会活活剥去她一直戴在脸上，可以在众人面前，特别是在吴为面前扮演节妇烈女的面具。
　　即便如此，吴为也没有像当年白帆广为散发她的“材料”那样，把胡秉宸留在她这里的、写给中央某领导，细数白帆历史、道德种种污迹的材料，出示给任何一个人，更不要说广为散发。
　　她从自己爱了胡秉宸二十多年的经历就能知道，她对胡秉宸的爱有多么艰难，白帆对胡秉宸的爱就有多么艰难。
　　如果不是这样，她也可以照着白帆对付她的办法，对白帆做点什么，以牙还牙。
　　她不能不做这样的猜测：白帆对胡秉宸多年的折磨，诸如扇耳光，用燃着的香烟头戳烫他的身体，将滚烫的茶水泼上他的脸……可能事出有因。要是吴为再把胡秉宸动员她同意离婚的、那些具有密谋性质的体己话告诉白帆，白帆可能又得在胡秉宸脸上重新掴起响亮的耳光。
　　如今的吴为，对胡秉宸那些具有密谋性质的甜言蜜语，只能伤心而宽宏地一笑，再也不会当真了，她对胡秉宸的了解，说是“剔透”，恐怕不算过分。
　　不能说胡秉宸是个爱说谎的人，但他很会动之以情，特别是对女人。他的情话让吴为现在回想起来，还能耳热心跳。按照佛家的说法，六根不净是人类致命的弱点，他是深谙其味的。可那不也是女人们的自投罗网?――无论白帆还是吴为。怪得了谁!
　　况且在对他人动之以情的时候，难免有“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那样无法两全的遗憾。胡秉宸在鞋子湿了的时候，也可能会失去十分的把握，说些计划外的话，做些计划外的事。不能说胡秉宸的所言所行全是出于设计。在胡秉宸青少年时代的生活轨迹里，的确看不出这一点；那时的他，是耻于用这种类似空手道的办法来换取、骗取一些什么的。
　　也许后来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环境险恶，他不得不改变许多，随机应变，真真假假。那种情况F，感情用事常会留下许多漏洞，从而贻误大事。在革命尚未积累起足够的老本，前途也胜负难卜的情况下，或不便以签字画押败坏、佐证你情我爱的甜蜜时刻，或一穷二白无从当场兑现的条件下……动之以情不失为一种获取成功、简单易行、无本万利的办法。不但不会留下把柄，纵使有一天需要面对承诺，也可以在细节上大有伸缩。
　　那么，对那些“俱往矣”而又不肯罢手的女人呢?这一套经验也不是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至于胡秉宸所说，因吴为大度，放他一马，他们全家老少将会感谢她的大恩大德，她也从未企盼过言而有信，没有。白帆难道不该对她说声谢谢?
　　奇怪的是，在一个人不长的一生里，胡秉宸怎么总是游刃于这两个照他的话来说，是偷人、养私，生子的女人中间，并先后、分别地和她们结为夫妻?
　　吴为无法计较胡秉宸的反复无常，她得理解一个男人在各种力量左右中的艰难取舍。
　　那不也说明，胡秉宸对她的真爱?
　　那不也说明，胡秉宸到底是个肯对女人负责的男人?如果不是这样，他只须睡了吴为便是，何苦翻腾出白帆几十年前偷人养私生子的旧案，来佐证几十年后与白帆的离异、与吴为的婚姻言之有理，或在与吴为的婚姻之外，继续保持白帆的外室地位?他又何苦倒腾出吴为几十年前偷人养私生子的旧案，一而再地使用同一个理由，制造与吴为离异的口实?难道他不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会败坏自己?
　　不过精明如胡秉宸者，怎么会把这份写给中央某领导的报告，还有那些写给各有关部门的材料，留了一个备份在吴为手中?
　　如同二十多年前胡秉宸为表明自己的清白，与白帆联手写给吴为那封痛斥她丧失社会主义道德、介入他们家庭的信，也留了一个备份在白帆手中一模一样。
　　回首胡秉宸这个毫无二致、前后相隔二十多年的重复，吴为既为她爱了二十多年的这个男人心痛如绞，也为自己心痛如绞。但如此春秋笔法，的确又不像是白帆的运作。白帆对吴为的仇恨和报复，是一览无余、大刀阔斧、赤膊上阵、肆无忌惮的。好比虽然有了更为人道的、用注射剧毒化学物质代替枪决的办法对判处死刑的犯人行刑，但对白帆来说，还是一刀一刀，把肉从吴为的身上剜下来为好。已然过去多年――白帆的拳头和指甲上那可以切肤断骨的力气，让吴为至今回忆起来惊悸犹存；
　　“破鞋”、“婊子”的叫骂，也都犹言在耳；
　　赤橙黄绿青蓝紫似乎仍在点染、魔斓着她的身坯；
　　如狮般的狂吼还在振聋发聩；
　　压在她身上的那个臀部，也还如磐石般地不可推移……
　　那一年白帆的六个耳光，让身患冠心病的胡秉宸大面积心肌梗死。关于这六个耳光的缘由，白帆这样说道：
　　“……粗暴的行为只是因为发现你欺骗了我，你和吴为的关系竟然发展到那样亲密，我悲伤、震怒，感到被侮辱、被损害。你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跪在我的脚下赌咒发誓声言没有此事，在征得你同意下，我打了你六个耳光。实在说来，何曾打重?而你居然说耳朵几乎被打聋，并导致你的心肌梗死，何其言过其实得太!”
　　她又说：“……当我在夫妻生活上未能满足你时，你生气地说：‘你不希罕我，别人要还要不到哩。’以后你说要去找个寡妇代替我解决问题，我认为是开玩笑，也以玩笑的态度同意了。哪里想到弄假成真，让吴为钻了空子。而现在你则被吴为掌握在手心里了，这个作家可真是个有姐己般****，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你和吴为早在你病前就计划好了和我离婚的两套方案，却一直把我瞒得死死的，尽管吴为两个月前早就打电话通知了我，难道我没有权利要你‘说清楚’吗?对不起，我将向法院控告吴为破坏我的婚姻家庭，有的是事实也有的是证人，而人们是站在我这一边的。你也会在一片诉讼声中身败名裂，你的病情将更加恶化，彻底崩溃，发病而死。”如此，白帆给胡秉宸的六个耳光，难道不值得同情和理解吗?
　　白帆也果不食言，迅速征集起证人队伍，甚至和胡秉宸那些或因政见不同或因各种矛盾而与他纠缠不清的对立面联合起来。
　　而吴为从胡秉宸那里得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版本，以致吴为在听了这样的版本之后，即便刀山火海也在所不辞地给白帆打了一个电话：“要是胡秉宸有个三长两短，我一定要把迫害他致死的原因公之于众！”
　　作为第三者的吴为，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知羞耻、理直气壮地给白帆打那样的电话，不是欺人太甚又是什么!她难道不该惹起公愤，遭受白帆的反击以及世人的唾骂吗?
　　胡秉宸确因这六个耳光几乎送命，在生死难卜的情况下写信给吴为，要求她无论如何到医院一见。
　　他以为他仍旧像当年地下工作时策划得那样周密稳妥；岂不知白帆也有同样的身手，更还有发动群众的经验，她得到了保姆的密切协作。保姆反身下楼电告白帆，白帆立刻赶到医院，演出了一场“棒打鸳鸯”的折子戏。
　　几年后，这个保姆又到了胡秉宸和吴为的新家。
　　保姆早年在家乡参加过土地改革，实在懂得如何运用贫下中农苦大仇深的武器，她对白帆的控诉得到了吴为的同情。
　　不过也不要把吴为的动机想得那么单纯，她留用这个保姆，不过是为了显示她对“医院告密”的宽宏大度、既往不咎，并自以为得计地认定，那保姆将因此深受良心的谴责，从而对比出白帆和她的不同。特别要显示不是老革命的她，比之白帆那样的老革命，对劳苦大众更具阶级感情。
　　在吴为和胡秉宸的新家中，在吴为对劳苦大众比白帆更有阶级感情的环境中，这保姆除了打发他们的两餐饭，还利用他们的一间屋子，开起一个很赚钱的裁缝小铺，直到吴为提出让她增加一个打扫卫生的项目，便立刻辞职不干。那时，她已经有了一个相好的男人，何况那男人还有一间小屋，可供裁缝之用。这是后话。
　　更不凑巧的是，白帆前一天刚刚用十个指甲抠过胡秉宸的眼睛。
　　只要白帆一进病房，胡秉宸就闭上眼睛不屑一顾，据医生说，他的心电图还因她的到来而急剧波动，他的心脏禁受不了这样的负担，竟然建议她顾全大局，尽量不要来医院探望。
　　这真是投井下石。难道她不是胡秉宸副部长合法的妻子胡夫人!
　　无论她说什么，胡秉宸更是一个不理不睬。
　　就像他心肌梗死之前，为了改善和他的关系，她也曾到他的床上去过。可是她一上到他的床上，胡秉宸立刻卷起铺盖睡到书房去。每当那时，她便抑制不住地对着他的背影喊道：“我知道你不和我……是为了对吴为……”
　　她越是这样地不可抑制，就越是遭到胡秉宸的冷蔑，失去胡秉宸的尊重，何谈关爱?
　　在不与女人调笑的时刻，胡秉宸是不苟言笑的，因此他的不理不睬，比之他人更具威慑力。即便在与女人调笑的时刻，女人们也从不敢因他的宠爱而失去对他的敬畏。有一种男人，是永远君临于女人之上的男人，胡秉宸就有幸成为这为数不多的男人中的一个。
　　白帆并非对胡秉宸不敬，她只是被胡秉宸逼得失去了理智。
　　那天她一进病房，胡秉宸原来还睁得大大的眼睛，马上就闭了起来，可她还是看到了那双瞪着天花板不知在想什么的眼睛。对一个危在旦夕的病人来说，那眼睛是过于明亮了。
　　如果说胡秉宸的眼睛仅仅闭了起来，对已经迈起脚来准备进入的她，是迎面关上的一道门，但毕竟还有打开的可能，而独自亮着而且诡谲地闪烁，就意味着她永远无法进入的绝断。
　　一股阴火在她的身体里游窜，所到之处无不火区起青烟，却又不能轰的一声燃烧起来。
　　对着胡秉宸那张冷脸，她莫可奈何了好一阵，忽然心生一计，幽幽地说：“吴为来了。”
　　胡秉宸猛地一下睁开眼睛，急促地向门口张望了一下。白帆在那猛然睁大的眼睛里，一瞬间就读到了她在几十年中也没有读到过的文章。
　　门口不过是一个空落的画框。
　　胡秉宸又立刻闭上眼睛，一时间什么也没说，只一味长长短短地运气。他不只是被冷不防地捉弄，他的尊严受到了侵犯。
　　胡秉宸是收敛的，并且非常过分，几近病态，以至失于矫饰。
　　但在青少年时代绝非如此。
　　三十年代，国难当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学里也有了军训课。胡秉宸上军训课的时候，总是在出右腿的时候出右手，出左腿的时候出左手(无独有偶，二十多年后吴为上体育课学正步走的时候，也是如此)，于是他讨厌了军训课。
　　军训教官是个军阀时代的老头子，上课的时候，经常拿出一个带盖的大表来看时间。胡秉宸有一次在队列中大声提问道：“老师，你的表是周朝的吧?”
　　结果是他的军训课不及格。
　　不过那个带盖的大表，和他出右腿的时候出右手，或是出左腿的时候出左手有什么关系?惹着他还是碍着他了?
　　到了大学预科，教英文的是个流里流气的英国人，一到暑假，就和女儿到北戴河开咖啡馆，这首先让世家出身的胡秉宸看不起了。每次上英文课，他都在课桌底下看其他书籍。教师可能早就注意到了，有一天把他叫了起来问道：“你为什么不听课?”他说：“你讲的我都知道了，再说，你还经常讲错文法。”
　　英文课是大课，上课学生约有一百多，本就众目睽睽，那些目光再一束束从阶梯教室的高处掷下，平添了多少压迫?教师极难收场，但也无奈他何，只好很响亮地打了自己两个耳光。
　　胡秉宸想你爱打就打，然后泰然坐下。
　　最后校方以换一个美国人教英文收场。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胡秉宸不只是不收敛，几乎还是张扬而刻薄的了。
　　这样的锋刃，到了延安以后才渐渐收入剑鞘。初到延安，他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学习，成仿吾校长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广东人。”
　　非常肯定。对校长这个小小的失误，本可一笑了之，他却马上分辩说：“我不是广东人。”
　　成校长笑了笑，告诉他教室在坡上的窑洞里，让他上课去。
　　很快地，类似的事情就越来越少地发生了。
　　桀骛不驯的胡秉宸自己也没想到，突然之间，身不由己地变做了一个肯于接受教训的人。
　　当他的革命资历，一页一页积累成一部百科全书的时候，回想起这个身不由己的改变，他甚至得出受益匪浅的结论。他受到的教训不多，大约只有那么两三次，可是很看成效。第一个教训缘于他去看望了一位仰慕的朋友。朋友留学德国，很有学识，在上海地下党工作时曾被“中统”逮捕，如《四郎探母》那场戏里的杨延辉一样，用了一个假名，假降，方才出狱。
　　当然他也可以像后来的小说或电影里写的、演的那样：等待党的营救；再不就通过狱中内线，将消息传送出去，静候党的指示等等。可是党并不知道他被逮捕，他也不知道谁是狱中的内线……
　　《四郎探母》是经久不衰的剧目，除五十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废黜一段时间外，从咸丰年向演到现在。
　　朋友到了延安自然受到批判。又因性格过于耿直得罪不少人，始终不甚得意。所以说，戏剧是戏剧，和生活不是一回事。而且这并不是最后的结果。如果你的朋友不甚得意，总应该去看望一下，这也是古已有之的规矩，他那时还不懂得一旦什么人不再得意，即便亲爹也要脱钩，最好是投井下石。这一次看望，让胡秉宸做了好长一段时间检讨。古已有之的规矩从那时起，就已成为作不了数的老皇历。
　　引子却是他用老曲子开了个玩笑：“黄河之滨，冻死了一群中华民族倒霉的子孙……马马虎虎、吊儿郎当是我们的作风……”被人汇了报。
　　胡秉宸填写的歌词，和原版的歌词“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不但相距遥远，简直就是背道而驰。
　　背道而驰是什么?是反动。胡秉宸不服地遍查延安的文字，觉得很多都是有章可查的旧瓶新酒，怎么到了他这里连玩笑都不行?
　　他惊讶，区区小事也能做出这样大的文章。然后他开了窍，“汇报”实在是这里需要学习的重要科目。但他并不懊悔不曾早日得到高人的指点，这种事只能靠自学成才，不能指望他人传授。
　　如同顾秋水和包天剑将军到了延安，最先遭遇、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汇报”一样。“连咳嗽一声都有人汇报！”顾秋水如是说。后来他们又从延安返回花花世界，不能说与此毫无干系。
　　后来胡秉宸又总结出，挨“整”，一般都是从这种不起眼儿的小事开始。你以为不过如此的时候，枪子儿可能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九四三年，这朋友自然不能逃脱“抢救运动”的：抢救”。
　　几年后，胡秉宸听到消息说，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中央决定战略撤退，途经永坪镇时，这位朋友与几个在“抢救运动”中被“抢救”，历时四年也不能结案的犯人，甚至还有几个不知到延安来干什么的西方人，被子弹送上黄泉之路，又被效仿慈禧太后，把他们的尸体投入井中。如果不是追击至永坪的胡宗南部从井中挖出他们的尸体并就此大造舆论，他们则会像泡沫一样了无痕迹。然而他们却没有珍妃的运气，日后成为电影或电视剧取之不尽的素材，――那无论如何也算是一种平反。如果不是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如果中央不从延安战略撤退，如果假以时日对他们继续审查……也许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
　　当时延安干部不过三万多人，外来干部不到两万，这些外来干部在“抢救运动”中很少幸免。保安处关押犯人的窑洞人满为患，约十平方米的窑洞，即便挤进八个犯人也不敷使用，比之那时的盛况，死于永坪的一千人，无论如何，原来也算是执行了毛泽东“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
　　所以问题还是出在胡宗南的身上。当胡秉宸辗转收到一张不知何人所写、何人所托，大不过巴掌，周边参差缺损的粗麻纸字条时，对那没头没脑的文串已不再书生意气――
　　“你是怎么到延安来的?说具体的，具体的。”
　　“先是坐火车，后来又换汽车。”
　　“啊!我们革命这么多年连火车什么样儿都没见过，你倒是又坐火车；又坐汽车。你说说，什么人才能坐火车和汽车?”“什么人都可以坐嘛，有票就行。”
　　“你还诡辩!国民党能给你坐火车、汽车的待遇，你还不是特务?”不但不再书生意气，而且随即对一个跟随他多年的地下工作人员说：“虽然我很了解你，但如果组织上说你是特务，我也会马上枪毙你，绝不手软。”他庆幸自己“抢救运动”时已经离开延安，如果还留在延安，肯定不能幸免。不谈火车、汽车，只凭知识分子这一条就够了。
　　没想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是如此坑害了一代读书之人。他沉吟着敲击着桌子，思忖道：知识分子今后恐怕很难做人了。以后每逢“运动”，胡秉宸都会不由自主地想：朋友的在天之灵，说不定会感谢在水坪镇遭遇的那颗子弹。其二是在地下工作时期，有过一场比较严重的、对女人的沉迷，几乎导致胡秉宸和白帆的分道扬镐。一九四九年以前，胡秉宸和白帆有过四次几乎导致分手的冲突，但以这一场最为剧烈。除政权易手之外，一九四九年还将是很多事情的分界线。
　　除了分道扬镳，恐怕找不到更合适的字眼来说明他们当时的状况，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履行过结婚手续，因而也就无法使用离婚这个具有法律意义的字眼。那时的革命者还相当古典，谁和谁同居，或有一段长久关系，或在长久关系之外偶尔有一短暂的插曲，甚至点染着世界大同的色彩，简直算得上是革命的潇洒。手续等等，更是形式主义。
　　白帆却很传统，她把和胡秉宸的同居看得相当正式，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为和柳彤的偷情，非常自谴。一起工作的同志，不止一次在办公处的地板上、桌子上、床铺上捡到白帆写给胡秉宸的信，信中充满哀怨和乞怜，内容大致相同：“你就不能原谅我偶然的错误吗?”
　　胡秉宸和白帆非常地不同，他从未对他人说过白帆一再发生的“偶然的错误”究竟是什么错误，也从没对他人说过他为什么不能原谅那“偶然的错误”，只是要求分手。
　　不过，他为什么把白帆写给他的私人信件这样乱丢、乱放?而在白帆这些信里，又有多少只能说给他一个人听的、需要他通融的尴尬和隐秘?让人不得不猜想，他的大度是真是假。
　　如果不是组织出于工作考虑进行干预，如果不是地下工作的秘密性质所限，如果他们不是忠诚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他们早就分道扬镳了。
　　那场沉迷的破绽，则始于一个很小的细节。白帆像研究、破译国民党电台的密码那样――她在这方面有着非凡的才能――对胡秉宸突发的、对交际舞的迷醉进行了破译，果然从中找出破绽，打了一个翻身仗，她的自谴才稍稍得到缓解。
　　所以就难怪近二十年后，即便在四野无人的雪寰中，胡秉宸也会马上拐人另一条小路，爬上一道小丘，在确信无人发现的情况下，去欣赏一个在风雪中优哉游哉的女人那份“野渡舟横”的情致。
　　虽然胡秉宸一再对吴为强调他不会跳舞，并且在说到“跳舞”这两个字的时候带着明显的嫌恶，吴为还是在与胡秉宸的一次共舞中发现，他的跳法，与三十年代电影里的跳法如出一辙。那种耳鬓厮磨、相拥人怀，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跳法，自一九四九年后，至“大款”这种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在大陆中国几近绝迹。
　　她在胡秉宸的舞步里，听到一个遥远的回声，在他往事之湖的深潭里，肯定沉人过对一个女人的记忆，那女人也肯定不是白帆。
　　那个跳舞的胡秉宸可能很有故事。
　　吴为只是对他的佯装不以为然。
　　其三，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抗战刚刚结束，国共双方还处在第二次合作的虚情假爱之中。
　　一方面，蒋介石想缩编部队。抗战八年，损失惨重，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继续给养四百万军队，财政上负担不起，并可以此为由，要求共产党同时裁军，以稳定国家财政，同时达到削弱共产党的目的。另一方面，蒋介石不想与共产党和谈。他认为日本投降后，所有用于抗战的军队、装备，都可以转向围剿共产党，所以极力破坏国共合作，制造口实，以图消灭共产党。
　　共产党军队却不足一百万，在如此悬殊的条件下，亟须时间积蓄力量，不能打、不想打，提出开始“和平民主新阶段”、成立联合政府，从而渗入国民党内部，出的是“和平演变”这张牌。决定打是后来的事情。
　　在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裁军问题之前，中央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全党能够统一认识。
　　林伯渠老在周公馆召集大家讨论并分别征求意见，胡秉宸自然在列。
　　抱负的落实需要机遇，没有机遇，任何伟大的抱负只能是“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机遇对胡秉宸似乎格外关照。
　　当时周公馆周围至少有四十多个特务，连汽车都进不去的江边，还有胡同口小饭馆里的跑堂儿都是特务，专门用来监视周公馆的活动。
　　可是他们从未抓到过胡秉宸。当然也不好抓，总算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只能继续跟踪，掌握更多线索，一旦需要，立即收网。
　　胡秉宸的本事就是什么尾巴都能甩掉。他在周公馆对面租了个小院，院子后面就是山，每每从周公馆出来，直进对面的院子，穿院子，出后门，进山。这种办法算不得希奇，甚至可以说水准不高。特务们却始终不知道他是一个比较重要、经验非常丰富的情报交通。
　　因为住在周公馆外，进去述职也很不容易，谈晚了就留下吃饭、过夜也是常有的事，不但多次有机会和董必武老、林彪一起吃饭，甚至还和周恩来吃过一次饭。有一次董老还邀他一起喝酒，一瓶茅台全喝光了，直喝得二人似醉非醉，进入微醺的最佳状态。关于这次对酌，他认为董老也有寂寞的时候。从“寂寞”的不能消亡，说明彻底丢弃某种教化是非常不容易的。
　　毛泽东重庆谈判时，初始与赫尔利同住歌乐山蒋公馆，二人各据半壁江山；如到城里公办，则下榻张自忠的桂园。周公馆的人很不放心，认为蒋介石随时可能做个手脚，比如说来个软禁或是在食物中下毒，连周公馆给毛泽东送点什么东西，还要通过蒋介石的警卫检验。大家建议毛泽东搬到周公馆。周恩来说：“大家的建议很好，我负责问毛泽东反映。”毛泽东听取群众意见搬进了周公馆，住在二楼右手最后一间。
　　毛泽东人住周公馆后，党内首脑人物云集，五行相生，阴阳相协。可人畜两旺、相安无事的周公馆，突然着了两次火。可见哪位也压不过真龙，毛泽东合该是那真龙天子的命。一次是办事处招待所的几间草房烧了起来，办事处所有的人都跑去救火了，只有毛泽东手里捏着一支香烟在二楼走廊上“胜似闲庭信步”，边走边说：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茅草房烧了正好可以盖洋楼。”
　　二次是某天上午九十点钟，三楼机要员烧毁密电码时，没等火炉完全熄灭就离开，纸灰余烬又燃烧起来。正好胡秉宸到周公馆接受任务，一头钻进熊熊烈火，第一个冲上三楼机要处，抢救心肝宝贝机要文件箱……他的头发、眉毛都烧焦了，所幸脸上没有留下伤疤。事后，胡秉宸对着镜子一面抚摩自己的脸庞一面想，不如留下一些无伤大雅的伤疤。
　　当他奋起抢救机要文件箱时，并不知道毛泽东在一旁冷眼相看。胡秉宸自诩天降大任于斯，在可能献身的事业上一往直前，从未怀揣“作秀”的动机。多年后，人们还记得胡秉宸在烟火中横冲直撞的样子，一旁冷眼相看的毛泽东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唐宗宋祖“略输文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仅仅一个奋不顾身的胡秉宸，怎能让毛泽东略作顾盼?――即便几年之后，这个年轻人为寻找他的儿子几乎丧命。
　　但其他领导却对此留下深刻印象。可想而知，林伯渠老征求胡秉宸的意见，该是水到渠成。
　　那一阵子胡秉宸是欢欣的，觉着终于可以了却工业救国的夙愿，又暗自揣度，他的所长也可趁此崭露头角，更有中央的政策为依据……一切似乎万无一失。
　　他慷慨激昂，侃侃而谈，甚至夸夸其谈：“我赞成建立南北朝，我们可以据北大力发展工业，势力强大之后，自然能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把国民党吃掉；南方不打自灭，也可避免解放中国一战的重大牺牲。“……还可以利用国民党的技术力量，他们虽然集中力量扩张军队，但也注意工业建设，成立了资源委员会，其中大部分成员是留美学生，很有水平，并且倾向我们。抗日期间还成立经济部，日本投降后也由资源委员会接管。还有一个兵工署，都是德国留学生……如果让资源委员会搞建设，可能比我们搞得好，因为他们懂行，在技术方面和世界各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信息也比我们快捷，和西方的技术交流就不会断档，和联合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关系也不会中断，政治上有个互相的监督……只要我们好好干，肯定干得过国民党。”
　　虽然他为那一次谈话认真考虑了许久，做了很多准备，然而事后推敲起来，还是相当幼稚，尤其“政治上有个互相的监督”之说。就在他侃侃而谈的时候，情况突变。面对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共产党不得不打，中央不得不放弃开始“和平民主新阶段”以及成立联合政府的计划。
　　胡秉宸也不可避免地从依靠对象成为批判对象。和后来的“反右”斗争相比，倒也算不得“引蛇出洞”，但他此后不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不等于真认为自己有错。胡秉宸一生从未认过错，不管国．事、大事、家事，还是情事……即便暂时失利抽身隐退，一遇风吹草动也会秋后算账；即便不能明算，也会私下算个没完。所以他一直记得那栋土木结构的小楼，那不也是一种意义上的荣耀?这三两个教训不算是多，但基本上涵盖了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对胡秉宸日后改弦更张如何做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回顾这些经历，他总是心领神会地一笑，――“做人”、“做人”，人可不就是“做”出来的！
　　说难也不难，说易也不易。倒也有了明锐后的轻薄。
　　这一笑之后的胡秉宸，与从前就日渐地不同。
　　虽然胡秉宸常常收敛着自己，并且非常过分，几近病态，甚至失于矫饰，骨子里却恃才傲物。
　　既有恃才的潇洒，也有傲物的虚浮，难免有失从容和内敛――与一字之差的“收敛”可就失之千里――像一张努得太强的弓，很容易折断，伤害着自己也伤害着周边的人。
　　谁若侵犯了他的尊严，他能六亲不认，至死不悔。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个凶多吉少的晚上，领导“大革命”的一位“首长”，把胡秉宸召到了钓鱼台。根据他在“大革命”里的表现，他知道这个“召见”意味着什么，心中不免忐忑。
　　虽然开谈之前，“首长”还和他拉了两句“家常”：“你过去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回答说：“很长一段时间在社会部。”
　　“首长”似乎沉思片刻，再开口就有些熟络：“也算是我的老部下了。”
　　谁说他们不需要人才!
　　他又怎能不知道胡秉宸的历史?“大革命”的开场小锣一响，他对胡秉宸就作了一番调查，档案资料说明，由于他的精明强干，完成过很多艰难的使命，难怪得到周恩来的器重。所以呼风唤雨之始，便指派胡秉宸担任一项重要工作，没想到他是如此的不听招呼，连阳奉阴违都不是，简直是和他背道而驰。自延安得势以来，什么时候容下过这样的不从!
　　胡秉宸听出话里的微妙。在党里做了几十年，他明白微妙之间就是一个人的沉浮乃至生死存亡。以他那时对“做”人的领悟，趁势说些无伤大雅却不失原则的话，诸如“我水平不高，请老领导多多批评帮助”之类，情况可能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而且这么说也能沾上一点边，这位“首长”的确是个老“克格勃”的头头。
　　尽管心中忐忑，可他偏偏不说，绷着脸，梗着脖子站在那里，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甚至连头都没有点一下。
　　原因是远在延安时期，胡秉宸就对这位“首长”有了怀疑，虽然不甚明确。首先起始于“首长”的讲话。
　　胡秉宸是挑剔的。从他少年时自己走不好正步，从而讨厌了军训课、捉弄军训教师，就能看出他的挑剔近乎偏执。他觉得这位“首长”说起话来中不中、西不西，还以假洋鬼子的洋腔洋调自得。一个革命家，有什么必要卖弄这些?而一个喜欢卖弄的人，难免不让人怀疑另有所图。一作报告就是托洛茨基，说来说去就是托派主张由日本人来占领中国，很没意思。中国的托派不过二十八个半，有什么值得这样虚张声势、大书特书?
　　一个人要是老把什么挂在嘴上，那要么就是他的心病，要么就是除了那个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本在王明极盛时期追随王明，长驻苏联的人，曾几何时，是今何等忠心、膝下承欢的佞臣，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甚至高呼“王明万岁!”
　　胡秉宸亲眼看到过他和王明在延安城外，惬意地骑着马儿闲遛。马儿踩着细碎的小步，两人在马上有说有笑。他们的欢声笑语，让马儿的小步颠簸得起起伏伏，跳跃着逸豫的韵致。那是一个星期天，他从驻地盐店子到延安去买点日用品。野外没有他人，骑在马上的这两个，在贫瘠的黄土地上，在清心寡欲的革命环境中，在对革命生涯磕头点地的赤诚中，是那样招摇，那样带有背叛革命群氓的意味，让他不满地频频回头。
　　三十年风水轮转，这位与王明策马同游的人，一九四二年整风伊始，便审时度势，很快靠了过来，转眼成了批王明的得力干将。
　　那时胡秉宸已远去重庆，没能眼见那份赤裸的精彩。
　　“整风”于一九四三年转入“抢救运动”，近两万名千里迢迢、到延安投奔革命的干部，几乎全部收审关押，成了特务。他用这些人的政治生命乃至他们的机体，维持了他那个中央社会调查部部长的位置。有人反映此人阴险奸诈、心狠手辣、陷害忠良，据说都被这样的说法推挡回来：我们就是要用他来杀人，用他来揭王明的老底。
　　胡秉宸的目光从半掩的眼皮下，急速地在“首长”脸上扫过，试图一瞥那对隐约在眼镜后面，久已不见庐山真面目的眼睛。可他一无所获，只瞥见一团稍纵即逝、不分皂白的浊光。
　　就在那时，他接上了中断多年的怀疑。人类怎么会有历史?钟情历史?矢志于历史的真实?他突然觉得十分好笑，这岂不是糟蹋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难怪有人一旦登上帝王的宝座，就要消灭历史。
　　时隔二十余年，其间风云变幻，“运动”迭起，此人却更加飞黄腾达，不可一世，兼而每在“运动”中呼风唤雨，胡秉宸就越发觉得“大革命”的怪诞。
　　不能不说，对人、对事，胡秉宸具备一对火眼金睛。
　　经过多年的磨合，胡秉宸“做”得已渐自如，但他知道并非事事都可蒙混，现在终于到了一个不能“做”的关头，何去何从，必得有个抉择。
　　三思而后，他拒绝了眼前的机会。在手中握有“尚方宝剑”的几个男女蒸蒸日上之时，很有些大风起兮、慷慨就义的意思。
　　那个拒绝，何止是对他心智、胆魄、忠诚的考验?也是对他根基的考验，对来自他那个家族，那个源远流长的根基――不苛求目的(天上掉馅饼则另当别论)的放达，荣辱不惊的沉毅的考验。
　　但也不能排除“首长”和他谈话时的那副坐相，那种狐假虎威的腔调，让他觉得深受其辱。这种因素于胡秉宸的作用，并不亚于政治上的权衡。
　　“情况是这样，戚本禹同志反映对你的来历不甚了解，需要清查一下……”
　　不提戚本禹还好，一提，就想起戚本禹对他拍桌子的事。胡秉宸更是铁了脸，完全不顾“首长”的话里欲藏不藏地藏着“一箭数雕”，但也可能容他有一隙回旋之地的凶险。
　　戚本禹是什么玩意儿?竟然向他拍桌子!
　　胡家那浪漫而躁动的血，在他的血管里不可遏制地奔突起来。“首长”一下就明白了“竖子不可救”的忤逆。“那么你承认不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散布过许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言论?”
　　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所有的讲话都有录音，领导可以调审……如果非要说我说了，我也没办法。”
　　胡秉宸听见“首长”用手指弹了弹手里的一张纸，还有“嗖”的一声从指间刮过来的那一窄条阴风。随即他被告知开除了党籍，其因是违抗“中央”的指示，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中央的敌我矛盾。“对于中央的这个决定，你个人还有什么意见?”他直直地站在“首长”面前，说：“对组织的这一决定，我保留意见。我不承认我是反动分子，也不同意开除我的党籍。”说完，他心里反倒不忐忑了，而是横下心来考虑，如何度过根本看不到头的“反革命”生涯，或准备身首两地。
　　可想而知，在那个回合里也不曾腿软的胡秉宸，白帆的捉弄是怎样激怒了他。他更加冷蔑地说道：“你这股浑劲儿、固执、暴戾、无知，完全源自你的父亲，属于一种遗传基因的作用，是无法改变的了。你母亲一生就这样地活在你父亲的阴影下，你以为我也会这样生活在你的阴影下?”
　　白帆当即把带去的小菜、羹汤摔了一地，铝制饭盒在光滑的地板上不识时务地旋转着，如没有铆足劲的手摇老唱机，又逢一个老式胶唱片，奏出了一曲沙哑变调的哀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伸出十指抠着胡秉宸的眼睛喊道：“我非让你睁开眼睛看着我不可，我非让你睁开眼睛看着我不可――”这喊叫在病房了无生气的走廊里游走回荡，沉闷的内科病房陡然变做生动的精神病房，医生护士更觉此人暴戾，还说难怪她一进病房，胡秉宸的心电图就不规则地波动。
　　任凭风吹浪打，胡秉宸也没有睁开眼睛。
　　白帆眼瞅那双合着的眼睑倏忽之间不但不再抽搐反倒淡定地层平，也就是说，她眼瞅着胡秉宸在她面前，瞬间筑起了一道比铜墙铁壁更难以攻克的屏障。而她只能一筹莫展、眼睁睁地看着那工程的实施，无论怎样也不能阻挡大势已去的局面了。
　　锥心的绝望让她又狂号出一句极不理智的话：“我就是要气死你!――”
　　在她如此败坠深渊的时刻，吴为却明目张胆、厚颜无耻地到医院来和胡秉宸幽会，不是乘人之危又是什么?
　　为胡秉宸的遭遇哭哭啼啼、柔肠寸断的吴为，与癫狂失态的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有如一个精心设计的对比，居心是何等险恶!
　　如果和胡秉宸一对一地较量，还只是胡秉宸对她的伤害，而吴为和胡秉宸的幽会，则对她不仅是一个联手的伤害，还是胡秉宸当着她的仇敌对她毫不吝惜的出卖。这出卖把她置于怎样狼狈的境地，不给她留下丝毫进退的余地……这种伤害，仅仅是加倍就可以计算出来的吗?
　　她的拳脚、诅咒、辱骂、怒吼……难道不是她的正当防卫，不是吴为罪有应得?
　　谁敢说她残暴!换了另一个女人也许比她做得还过分。
　　而吴为不肯大打出手，那左推右挡的招架，更让她想到以退为进的佯装，让她又失一招地恨意倍增。
　　即便她把吴为置于死地又怎样?她仍然被不言不语的吴为杀了个落花流水，片甲不留。胡秉宸早替吴为缴了她的械。
　　吴为只能左推右挡。
　　她明知自己夺人所爱，而一个夺人所爱的人，不论遭遇什么，还有什么可说?
　　可又不能不夺。那时她以为是虎口夺人，很久以后才知道，事情不那么简单。
　　更何况胡秉宸沉疴在身，任何刺激都可能导致他转眼之间一命归天。
　　她有什么道理像白帆那样翻江倒海、大有作为?
　　但白帆的打法着实让她大开眼界，原来女人也可以如此大打出手。在那一瞬间，她居然还能想到叶家女人的无能。要是叶莲子有这十分之一的魄力，也不至于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
　　至于她自己，面对白帆那十八般武艺的全面出击，也只会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你怎么可以这样打人?”
　　白帆近近地逼着她的脸说：“打的就是你这个婊子，怎么样，你敢到派出所去验伤吗?”
　　仓皇中，她扭头看了看胡秉宸。胡秉宸绷着脸，一副无视无闻的样子。她被这两个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比她经验丰富、技艺精湛、胸怀大略的人挤在了中间，挤得她无所适从，哑口无言。
　　胡秉宸一声不响地看着吴为在那摧枯拉朽之力的研磨下，挣扎也无可挣扎，逃遁也无可逃遁，一点点地化为齑粉。吴为不得不原谅他的一声不响，因为他生命垂危，无能无力。
　　但他至少可以说明一句，她是应他的要求到医院来的。
　　虽然事后胡秉宸解释道“……当时你默默走开是最好的办法，否则弄到医院院部，成为全体病人的笑料传出去，或到了派出所……派出所一定会找三方机关，那才真会造成以后的被动局面”，吴为也未能全然释怀。考虑如此全面的胡秉宸，对要求她到医院一见惹来的祸事，为什么不置一词?
　　即便胡秉宸澄清责任，难道白帆就会手软?
　　白帆不能不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战。而经过长期、多种战斗洗礼的白帆，在解决这类危及切身利益的原则问题上，一派大江东去的浩荡。
　　吴为从来不是白帆的对手，永远不可能是。
　　以后发生的事，将会证明这一点。
　　尽管如此，吴为对胡秉宸还是言听计从――
　　“你是个小仙女而我是个凡人，多年在行政部门工作中混的老手，相信我处理问题的能力，把处理此事的责任交给我，那实在不是文学家的事。”
　　胡秉宸的考虑是正确的，就像他常对吴为说的那样，不论多么困难的事，只要坚持，也包括坚忍，就是胜利。
　　如果吴为当时不采取忍让的态度，白帆绝对会像他预料的那样，以此为由制造非常事件，不仅他和吴为的前途更加渺茫，吴为也会更加迅速地坠人深渊。
　　不论重病在身还是病愈之后，胡秉宸都是吴为誓死捍卫的对象。“我有病，活不了多久，请给我最后的自由”，更是胡秉宸的软刀子，与白帆离婚用的这个口实，与吴为离婚时用的也是这个口实，日常也是惟我为是地要挟，――谁让女人各个看不得她的所爱受苦受难?
　　吴为不得不替重病在身的胡秉宸承担来自白帆的反击，更要承担来自白帆与胡秉宸的对手们的联手重击。
　　她的处境是那样险恶。
　　不论情况多么艰险，这个无谋无略、胡秉宸心目中“永远的二年级女大学生”，却坚守决不出卖他的原则。只要交出他的一封信，不但可以从如此凶脸的沼泽中拔出她的腿，甚至因反戈一击有功，得到如他周围那些人梦寐以求的机会。
　　不是吗?胡秉宸刚刚提拔为副部长的时候，至今仍然像隐蔽极深，不到关键时刻不会出面的情报人员那样，从来不事张扬的胥德章、常梅夫妇，立刻带着一瓶好酒前来祝贺。看得出那瓶酒存放了好些年头，更见得开启它的机缘多么隆重。记得他举起那杯酒，并向他们夫妇道谢的时候，心中固然得意，可也不无尖酸地想：他们来得是不是太快，惟恐落于人后?
　　吴为却说：“这有什么难?又不是让我去和人家斗法。这个，只要咬紧牙关，什么也不说就是。”
　　吴为的坚守和白帆的倒戈相比，令胡秉宸感慨万千。如果说白帆的反击尚可理解，那么她的倒戈，可就是不能原谅的、品格上的不贞了。
　　为此他曾对吴为说：“我已经打算好，如果你因此被迫到农村劳改，我就到劳改场附近租个小屋长住下来，好在现在自由市场可以买到粮食蔬菜，只要我的离休工资照发，这些都可以办到，再订些杂志买些书，住上几年也无所谓。”
　　不知如此慷慨多情的胡秉宸考虑过没有，要是闹到连离休工资也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在劳改场附近租个小屋住上几年自也无妨，但对吴为来说，代人受过、劳改几年是什么滋味?
　　一旦这种局面果然出现，除了退求其次，在劳改场附近租个小屋住下，陪吴为度过几年劳改生涯，不知胡秉宸为什么没有考虑挺身而出，坦陈真相，解脱吴为?
　　至于胡秉宸对要求吴为到医院一见惹来的祸事未置一词，不过是因为在这场不亚于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这样的事实在太具体、太琐碎了。有谁见过在寸土必争、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一个指挥官会为一栋在炮弹下消失的房子而感伤，或宁可失去消灭敌人的战机，而让他的炮火绕过那栋房子?哪怕那栋房子修建于三个世纪之前。那的确只是文学家的事。其实吴为的要求并不高，哪怕胡秉宸说一句“对不起，让你受苦了”也行，可是他没有。也许这样的要求，于一个指挥官是太苛刻了。既然胡秉宸已经打算陪她去劳改，又何必纠缠于这样一句华而不实的话呢?
　　再说，爱是不必说对不起的，即便到了该说对不起的份儿上，又都成了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个愿挨，活该不活该只有女人自己心里明白。
　　吴为也没有理解胡秉宸“挥泪斩马谡”的谋略。她像大多数女人那样，在那种情况下，没有识大局的素养。她感到委屈，做不到胡秉宸要求的“你将要做宰相门中的媳妇和二品侍郎夫人，要有这个门第的豁达和气势”。
　　这不仅仅是调侃，那个在几百年风雨的涤荡中已经剥蚀、退色的门第，影响着胡秉宸的一生，如同吴为两岁时遭遇的那个楼梯。
　　在权力的争夺中，不该成为、却成为牺牲品的“二品侍郎”，功名已如黄鹤杳然而去，不管胡秉宸意识或是没有意识到，“此地空余黄鹤楼”的怅惘或遗恨以及被人暗算的不甘，已经深烙心底。
　　不知胡秉宸对吴为的恋情，时感格律平仄的对称和谐之外，是否也杂糅着觅到一个为他肝脑涂地的红粉知己的意外喜悦?
　　她的不理解，不期然地成为一个转折。多年来，吴为不甚在意的那些迹象，那些以为是偶发的、桩桩件件难以理解的事，渐渐聚拢，虽然它的映象暂时还很模糊。
　　只是当胡秉宸再次要求吴为到医院探望时，她无论如何不肯再做那样的冒险。
　　正是从这个事件开始，她不再像从前那样，每求必应。白帆一定没有想到，倒是这些战争的副产品，对吴为和胡秉宸爱情的杀伤力，比她的正面攻击有力也有效得多。
　　这些舆论当然也不是胡秉宸当年那些“对手”营造的。吴为作为胡秉宸现在的“前妻”，那些做大事的人物，早已失去了对她的兴趣。当初他们之所以对她兴趣有加，不过是为了从她这里打开缺口而已。如今，不但胡秉宸，连他那些“对手”，俯仰之间已成陈迹。
　　时间岂止是无情，简直可以说是残酷。
　　她也不愿相信这是胡秉宸的作为，虽然他们分开了，她和他的恩恩怨怨却不是一纸离婚书可以了断的。
　　不过要：是胡秉宸这样运作，吴为也能理解。在大众舆论面前，他也难免尴尬和胆怯，――虽然他一再对吴为说，他从不在乎什么舆论。
　　按照约定俗成的社会心理，当然是吴为抛弃胡秉宸。因为吴为比他年轻，而他已经年老体衰到了这把年纪，还能如此准确地把握大众的社会心理并运用得从容自如，不能不让吴为叹为观止。
　　如果真是这样，吴为还会伤心――胡秉宸怎么一点东西也不给她留下?至少让她觉得她对他二十多年的爱，到底没有轻抛一片心。可吴为更多想到的，是那个常常在头上无声无息地掠过，半人半兽，一双眼睛深藏大恨却又美丽异常的神秘影子……每次掠过，都会从她这里带走一些什么，直到一点不剩。有时她觉得认出了它，感觉非常清晰，可又一闪而过，清晰的感觉重又朦胧起来。
　　它的出现是如此地猝不及防，哪怕是她和胡秉宸做爱的时候，也无边无际地遮拦着她和胡秉宸的生活。
　　就像少年时在黄土高原丹阳观的大殿下，等待那可依可靠的黄昏如约来到，并期待着独享随黄昏而至的那份孤独时，总会与她一起等在大殿檐下，擦着她的脑门儿飞来掠去的巨大蝙蝠。它们的影子也是这样覆盖着属于她和黄昏的孤守，使她的傍晚变得暖昧起来。
　　如今，它终于胜利了，报仇雪恨了!
　　客观地说，扩散这种舆论倒也不是事出无因。像吴为这样一个走到哪里也没法儿不闹出点“丑闻”，厚道一点说是没法儿不闹出点“笑话”的人，这样的“因为所以”不应在她的头，又应在谁的头上?
　　好比一个早已洗手不于的贼，一旦人们失窃，在没有水落石出之前，不要说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就连那真正的贼，也要率先羞辱耻笑他一回，以洗清自己。他明知大家的猜疑，可又无法辩白。若是辩白，岂不中了“做贼心虚”、“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套路?
　　有朋友说，沦落到这步境地是因为她太呆。但吴为不认为自己呆，她只是觉得不会和人接触而已。
　　根据她的阅历以及她在遭遇各种大难时的所作所为，绝对应该把她归为胆小怕事那一类，――不是一般的胆小怕事，而是非常地胆小怕事。但她看起来又似乎天不怕，地不怕。一般人很难体会，一个人胆小或是害臊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就会用天不怕地不怕，或是破罐破摔――说是厚颜无耻也无不可――来掩盖这种无计可施的局面。
　　而在心的暗处，她始终认为世上最大的学问是和人打交道的学问，世上最可怕的东西就是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下手，不像面对枪炮或是虎豹豺狼，总能知道危险在哪儿、从哪个方向来的，就是一命呜呼，也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据说虎豹豺狼肚子不饿的时候并不进攻，人呢，可就不一定要有什么理由，或许仅仅是因为你的存在(存在就难免会有某种成功的可能)对他就是一种妨碍，或许践踏别人也不失为对许多不便张扬的目的一种曲径通幽的表达和叙述，更或许什么都不为，只是你的女婿比他的女婿高了五个厘米……她老是怀着敬仰的心情说，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可谓百年警句，却始终难以融会贯通，只好宽慰自己：一个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是与生俱来的。
　　反过来说，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道理通常是有的。关于虎豹豺狼的理论，不过是吴为的偏激之谈，读者不难在她的作品中看到这样的漏洞无处不在，这也是她始终不能成为最出色作家的根由之一。
　　能这样打电话的人，果真想的是青红皂白吗?
　　吴为本来想对胡秉宸的那个老熟人说“谢谢你的电话”，临了却面目全非：“是，是这么回事，我是又嫁了一个比老胡更有钱有势的人。”
　　出乎意料的是对方不无艳羡之情，――虽然是打着哈哈地说：“哦……哦，你们的存款一定很多喽?”
　　她也打着哈哈地回答：“噢――不算太多，几百万大概是有的。”
　　是她提出离婚的又怎么样?不是她提出的离婚又怎么样?
　　到了她这步田地，所谓的“舆论”，在她心里还值几何?又能将她如何?
　　她不正是为了争取返回那可以得到一席公正待遇的地位，忍让了一生不公正的待遇，尤其是把她的母亲和孩子亏待了一生?到了，她们还不是被人毫不手软地大卸八块?
　　她对这个世道曾经寄予的希望是太大了。
　　如果说人生一世都有一个过不去的情结，那么这可能就是她的那个情结：冤有头、债有主，为什么还要把那惨绝的羞辱对准她无辜的母亲和孩子?
　　是她提出的离婚怎么样，不是她提出的离婚又怎么样?
　　她反正是失去了胡秉宸，而不是胡秉宸失去了她。放下电话之后，吴为到超市去买了一盒牛奶。
　　回到家里，她闲散地拿起了电话号码本。难道在大清早就接到那样两个电话之后，她也想打个电话向谁一诉心结?似乎是，又似乎不是。她从头到尾，没有明确目标地浏览着那些名字和名字后面的电话号码，最终一个电话也没打。又盘算着――
　　要不要换一套人时的衣衫，到一个环境可人的地方去吃一顿饭，再次验证一下她那“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精髓坚不可摧?
　　或是去买束自己搭配、色彩过渡得有情有致的鲜花?
　　再不就捡拾一下地板上摊得满脚满地的报纸杂志，打扫一下四处絮飞尘飘的房间，擦一擦家具上甚至可以用来书写的灰尘……
　　像往常那样，勉力地让他人、更让自己相信，她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最后还是放弃了她很擅长的、演出这一类小品的打算。
　　有那么一瞬，她甚至想，电话铃何不再响起来?哪怕里面藏着比刚才那两个电话更多的心机。
　　她跟自己聊了一会儿天：“．你觉得该不该去看那场芭蕾舞?”
　　“当然该去。”
　　“票好买吗?”“我得去一趟医院，拿点儿安眠药。”
　　“现在有种新药好像很有效。”“什么药呢?”
　　后来又朗读了一会儿英文；
　　自得其乐地打开音响，放大了音量；
　　房子里热闹起来……
　　她歹毒地笑了笑，走进洗澡间，对着镜子，将自己那如孤狼一般歹毒的脸细细打量，在无有穷期的险恶中，她已经彻底地荒废。没人可以救她，也无可救药，她只能是孤军一人了。
　　回眸之间，镜子里突然映出许多大而黄的牙齿。那些牙齿，胜利在握、不慌不忙地从她身后逼压过来，她的全身于是就被咬在了这些大而黄的牙齿里。她感到了直穿内底之痛。
　　猛然回身，想从那些牙齿里挣扎出去，却一头撞在身后的墙上。――血从她的额角蜿蜒流下，在她久已无味的脸上，增添了一些婉约，甚至是略显风尘的动人之处。
　　在疼痛中她慢慢清醒，原来那不是牙，而是墙上的一块块瓷砖。但那些瓷砖怎么看怎么像一排排的牙齿――可真不是她的矫情――并且是在侵华战争时期那些日本人才有的、大而黄的门牙。――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人种进化以及牙科医学的进步，现在的日本人肯定不会再有这样大而黄，并像蟋蟀那样向外龇着的大门牙了。但在侵华战争期间的日本人，却不得不尴尬地长着这样的大门牙。而她洗澡间里的这些牙，不但黄而大，不但像蟋蚌的门牙那样向外龇着，每个牙缝之间还嵌着根深蒂固的黄色牙垢。她不由得拿起凿子，信心十足地想要剔除那些牙垢，剔着剔着她忽然明白，这么多牙和这么多牙缝，她是无论如何也剔不干净了，于是就拿起凿子和榔头，连撬带敲，一块块敲碎了那些牙。
　　她干得很安静，很从容，一点也不疯狂。
　　过后只是觉得有点累，便点了一支烟，对着那支烟低叫了一声“宝贝儿!”又对着空中高喊了一声“妈!――”
　　吸烟的感觉真好，现在，最让她放松的时刻，最让她感到亲切的事，就是吸上这样一支既不对她怀有怜悯，也不对她怀有恶意的烟了。
　　她坐在厕所门前的地板上，一面瞧着那些被她敲碎的大黄牙，一面冥想着世事的无定。可不，转眼之间，这些大黄牙就碎了，就像一个本来形影不离的人，突然之间躺进了棺材。
　　这时她一回头，一个头戴纱帽、身穿朝服的男人走了进来。那男人的脸上，眉毛、眼睛、鼻子、嘴巴全无，只光板一张。光板上纵横地刻满隶书，每笔每画阔深如一炷线香，且边缘翻卷。
　　这张刻满隶书的脸板，无声无息地跟踪着她，与她一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就转身俯向那张脸，问道：“让我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字?”
　　可她怎么看也看不懂。
　　从此她逢人便问：“你能告诉我，那脸上写的什么字吗?”
　　几年前，有个本应清朗却再也清朗不了的城市早晨，他们正好坐在阳台上吃早餐。
& & 当太阳混浊的光影，在吴为垂头看报，且不曾打理过的头发上游移的时候，胡秉宸一面缓缓地呷着咖啡――面对她说，“你的精神有病，应该把你送到医院去，每天给你打几针就好了。”
　　任何情况下，小到早餐喝咖啡、日常喝绿茶这种秩序也不会错位的胡秉宸，这个建议当然不是无的放矢，却又绝对不是因为吴为不曾打理过的头发或颜面，让他心生嫌弃，――虽然吴为婚后的邋遢、不事修饰，也是让胡秉宸觉得受骗上当的一个部分。吴为抬起头，对着他的脸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会儿。有那么一瞬，她真想对胡秉宸说：“亲爱的，你就是我的心理医生。”可她犹豫了一会儿，又把这句话咽了下去，低头继续看报。
　　于是，本不那么胸有成竹的吴为就有点让人感到胸有成竹，对用心细如发丝的胡秉宸，更有了那么一点叛逆和挑衅。
　　不过胡秉宸还是带吴为去看了两次心理医生。
　　医生对她的叙述不但很不耐烦，甚至没有一点好奇之心。如果你的对手对你连好奇之心也没有了的时候，任何人也会打不起精神。当然，阔大的病室里用做隔扇的白布帘更让吴为感到压抑和封闭。她听见一条白布帘后流行歌曲的声音；而另一条白布帘后，某个病人热烈高亢、敞开胸怀的叙说，不但让她分心，恐怕也让她的医生分心。
　　以后胡秉宸再带她去看心理医生，她就再也不肯就范。不久吴为就准备学习绘画。
　　见到她开始学画画，料事如神的(至今这仍然是她为之迷恋的一个部分)胡秉宸笑嘻嘻地说：“现在你至少是个半疯，不是全疯也不是不疯，而是半疯。”
　　他忘记了吴为也许是很久以前(比如说他们结婚之始，抑或是他们热恋的时候)就对他说过她想学画，也忘记了他曾几乎就让木匠给她做个画架，以示支持。
　　她淡淡地说：“我最喜欢的就是半疯，这比任何一种状态都让我喜欢。”
　　那时她已经开始和胡秉宸犟嘴，忘记了当初对胡秉宸立下的誓言，比如他就是她的生命、她的太阳之类的海誓山盟。
　　一个人怎么可以对他的生命、他的太阳犟嘴?这不是吴为的负心负义又是什么?
　　不要说对一个作家来说，“生命”、“太阳”之类的海誓山盟毫无新意，就是比起胡秉宸写给她的情书也逊色很多，也陈腐、“鸳鸯蝴蝶”得别说是让局外人，就是让他们现在的自己回想起来，也深感肉麻。可也不能说胡秉宸绝情。
　　虽然“海枯石烂”自古以来就被作为证明爱情不朽的誓言，然而尴尬的是，比之海枯石烂，爱情的的确确是一种短期行为。
　　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恋爱程序，只经历一个回合的磨难就殉情化了蝶，如果他们不那么过早地殉情化蝶，而是像胡秉宸和吴为那样：在历经那许多波澜壮阔、迂回曲折的爱情程序之后，梁山伯也难免不会对祝英台，也或许是祝英台难免不会对梁山伯说：“你有精神病，应该把你送到医院去，每天给你打几针就好了。”谁知道呢!
　　要是那一年，他们按照胡秉宸的建议一起喝了敌敌畏，可能至今还保持着那场轰动全国上下的爱情的原汁原味。所以说，殉情化蝶可能是保持爱情神话的最佳方案。
　　不过算起来，吴为学画的打算肯定是在他们结婚以后。在他们结婚之前，由于情况的险恶复杂，胡秉宸是不可能让木匠给她做一个画架子的。
　　她终于画得有了点模样。那些极端冲突的颜色，突兀、狰狞地纠缠在一起，不负责任、毫无章法地恣意挥洒，纵横在铺得满地的纸上，且不留一点想像的空间，让人悚然。
　　纸张也越用越大，老觉得纸张的边缘紧箍着她，让她无法突出重围；直到有――天，她顺手拿起一管颜色，连笔也不用地在画面上乱挤、乱压，随后发现那原来是一管她最不喜欢的红色，――虽然她是个极端的人，但从不喜欢红色，这事看起来可不有点蹊跷?
　　胡秉宸没有错，这种人生中途突然出现的对绘画的爱好，确是说明一个人离精神失常不远了。
　　也有一个会看手相的朋友，惊诧地对她说：“你手掌上什么时候出现了这条自杀横纹，我怎么不知道?这很不好。”这么说，一个手上本没有自杀凶纹的人，以后是可以有的。是什么力量可以在一只本来没有自杀凶纹的手上，刻上一条自杀的凶纹?这难道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吗?
　　换而言之，那本来就有的自杀凶纹，也可能自行消失?
　　命运是可以改变还是不可以改变的?也许改变也是命中注定。
　　而吴为言不及义地回答说：“可惜自杀还是一件很不完善的事。比如煤气自杀，如果自杀者把煤气放得时间过长，又没人发现的话，会不会殃及公寓的左邻右舍，甚至引起火灾?触屯或上吊也许不会给他人造成什么危害，但肉体上遭受的痛苦太大。据吃过大量安眠药却自杀未遂的人说，后果也很痛苦……应该发明一种把自杀变得像睡眠那样舒适的事情就好了。”事后她翻出叶莲子的照片，仔细研究对照，在叶莲子不同时期的照片上，果然发现了命运(不谈岁月)之痕。可惜她没有叶莲子更早期的照片，最早一张也不过始于她和顾秋水新婚时在蒲圻镇“相真”照相馆拍的那张结婚照。
　　叶莲子的照片不多，除非必须，她从不光顾照相馆。不是她不喜欢拍照，哪个漂亮的女人不喜欢拍照?照片是对“曾经”的一种挽留，一种立此存照，在时光的打磨中，如铁一般难以磨灭，以便留待日后品味再三，一唱三叹“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的凄美无穷，或暗藏着“秋后算账”人的尖诮逼仄的阴沉。
　　可是因为贫困，叶莲子不得不摈弃许多类似的、与吃饱穿暖毫无关联的消费。于是她不多的照片，便有了明显的阶段性，于她过往的日子，就像一个朝代、一个朝代那样，截然分明。
　　特别叶莲子的那张嘴，让吴为沉思默想了很久。她想，叶莲子在世的时候，她怎么从没注意过她的嘴，却要在她去世、无从探问考证之后才注意起她的嘴?
　　所以她觉得她注意上叶莲子的嘴，不是没有缘由。她从叶莲子的嘴看出，叶莲子的哀伤是上辈子就攒下来的。
　　一切看似没有意义的物件，却能一眼引起他人的注意，差不多都是负有一点使命的。
　　吴为慢慢回忆着她遇到过的人。奇怪的是，她只在女人脸上搜索到这样的嘴，在男人脸上却没有。她又发现，凡是长着这种嘴的人，无一不是男人脚下的蝼蚁。不但是男人脚下的蝼蚁，还注定要受他人的欺凌和愚弄。
　　虽然几十年后叶莲子一剪子从中剪开了这张结婚照，而且剪得很苦，很无反悔的余地，连顾秋水的身影都没有留下，只沿着她的发际和脸庞，剪下自己的一个脑袋，却无法剪下她的嘴，也就是她的命运。
　　此后，吴为又注意到自胡秉宸决定和她离婚起，他的面相乃至头骨也都有了明显的变化。颧骨剽悍而威风凛凛地突出；脖子令人惋惜地向两个肩胛中缩进；后头骨正中，蛮横却又曲线圆润地凸起……依旧的风流倜傥里，有了一种让吴为感到陌生的东西，与他从前的照片比较，简直判若两人，过去的胡秉宸已然了无痕迹。如同叶莲子晚年的照片，越来越回归到她的本原。
　　吴为相信，每个人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归到出发点的时候，都会把不是出生伊始就附着’在身上的东西抖搂干净，有点佛家所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意思，与岁月催人并无干系。
　　胡秉宸这些细部的变化，明白无误、越来越向白帆的面相靠拢，似乎他本人也从造就他的、无论是东方文化或是西方文化的滋养和框架中渐渐析出，还原为本原的他。于是吴为明白，胡秉宸和白帆本该是此生此世的夫妻，那才是真正的“天作之合”，是不是“天赐良缘”就很难说了。而胡秉宸和她的婚姻，的确带有误人歧途的性质。
　　这种回归的启示，可能也是她轻放胡秉宸一马的诸多原因之一。
　　而胡秉宸和白帆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曾得益于吴为一头钻进了这种玄而又玄的牛角尖。
　　吴为的发疯又似乎很有计划，很有步骤，冥冥中好像有人指挥安排了一切。
　　比如她花了很多时间整理了日记；处理了所有的杂务，包括信件、债务往来；与出版社了断了出版事宜；寻访了很多故人旧地……
　　她是独自前往的，没有惊动任何人，也没有请人陪伴。她在那些被现代生活废弃的地方待了很久，没人知道那里有什么吸引她以及她都在那里干了些什么……只能从她笔记本上杂乱、前后不搭的文字里猜测，可能和她要写的那部书有关――只是可能而已，真正的目的已经无法确证。
　　这些杂乱的文字，读来却很有趣――
　　……终于回到塬上。
　　……我的塬败破了，它的败破用悲凉是无以详尽的，任何欲说其详的尝试，比之这样的物换神移都过于飘浮。但它对我仍然意蕴十足，像老朋友一样明白无误地把当初给予我的暗示．对我再一次肯定。
　　少年时代在五丈塬下卧佛寺里抽的那一签，回首一望，可不预言了我的一生?这一生该算是有求必应，既应好也应坏，不过应好、应坏都是我的咎由自取。
　　卧佛寺已荡然无存。在武侯祠外与当地农妇核实记忆中的卧佛寺：“卧佛寺山门朝东，卧佛殿门朝北，卧佛头朝东脚朝西卧躺……那时卧佛寺的香火很旺，可是?”
　　农妇们答道：“是的，是的。”她们的颧骨上，依旧网罩着塬上的日光往复穿梭而就的缕缕糙红，如我少年时看惯的那样。
　　向晚时分，在武侯祠前邂逅一江湖相士，虽他自言“我的推算用的是外祖传下的唐朝相书《相理衡真》，他老人家曾是一代名相……”却难以寻觅通灵之气。
　　可我还是抽了一签。展签一看，眼前跳出四句，比之四十多年前在卧佛寺抽的那一签，简直是狗屁不通的诗文。想不到的是最后一句，让我惊跳起来：
　　刘阮探药上南山，
　　幸运仙姬也快哉。
　　此地生长多有份，
　　故乡何事又重来?
　　老天果然知道我为什么重返这个说故乡不是故乡，不是故乡又让我总是难忘的地方，只是他不点破而已。
　　我们没有故乡，没有根。我们是一个漂泊的家族，从母亲，到我，到禅月。如今的我，更是一无所有。
　　我转而寻求一个灵魂的故地。可，人有灵魂的故地吗?我灵魂的故地又在哪里?寻找是一个怪圈，最终可能一无所得。所谓“故地”，也许是个手也摸不着、脚也走不到，根本不知道在哪儿的地方。说不定就怀着“回归”的假设，死在“回归”的路上――这个结局倒也不错。但“寻找”的过程，是一个让漂泊之人感到有所归属的过程。这样说来，人是害怕魂无所依的，所以总在寻找一个“故地”，连我也不能除外?
　　那相士在解卦前，自是一派讨口赚钱的行话，到了后来却有了意思：
　　“……心眼儿宽，人心不凡……对老人很孝顺，感情受挫，年轻时多情。你母有一暗眼(到此二惊)，主生贵子”，“九O年、九一年不顺，六亲中家有疾病，亡故(到此三惊)……”
　　早年那副卦和我，不过是个偶然的碰撞；而今这副卦和我，也不过是个偶然的碰撞。可两对偶然的碰撞都应在我一个人身上，就有了反复论证的命定意味。
　　太阳落下去了，我相伴着相士踏着暮色步下塬去，空气里混杂着新麦的清香和历史醇厚的霉味。这江湖相士能让我三惊，倒不是他或他外祖的通灵，而是这块地气还没有耗尽，――虽然诸葛亮祭天灯的高台早已被后人铲平，种了庄稼，几近全毁。放眼四望，被黄土高原四面埋伏的旷野乎川，真是一派大好战场。旌麾不招摇，战鼓不催征，干戈不血刃，万万可惜了这一脉地势。
　　遥想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二三四年)，诸葛亮为克复中原，重兴汉室，六出祁山伐魏，就驻兵在我现时踩着的五丈塬。
　　我任脚下的步履随意游移，眼睛却定定地望着渭河北岸。
　　北岸的景色，在我游移的脚步中，在渐深的暮色中，线条粗犷晦涩起来，苍茫地模糊了时空的界限……
　　那正是魏国驻兵四十万、司马懿据以下寨北塬，又拨兵五万，在渭河上架起九座浮桥的地方。
　　两军交战，地动山摇，电闪雷鸣……
　　多少英雄豪杰的鲜血染透了这荒原平川，而蜀国丞相诸葛亮也于该年八月二十三日亡故五丈塬。
　　可我又觉得，诸葛亮的一双眼睛，直到如今，还在不甘地凝视着这、马平川、渭河之滨的关中平原。为什么五丈塬上这武侯祠里供奉的诸葛塑像，却有着一双多情的眼睛?少年的我，多少次独自踩着河里的石头，膛过渭河，爬上五丈塬，四仰八叉地躺在当年诸葛亮祭天灯的高台上，苦苦地追思着彼时的情景。
　　朦胧中，似见诸葛亮在秋夜的寒索中仰观天文，突见相辅列曜的三台星座客星倍明，主星幽暗……他惊悚地低首回身，料知自己不久人世。又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呼风风来、挥雨雨去的诸葛亮，如何运筹帷幄，于中秋之夜先布七盏大灯，又外布四十九盏小灯，最后内布本命灯一盏。他祈禳北斗：若七天之内主灯不灭，可增一纪之寿。他徘徊踱步，五天五夜不能成眠，至第六夜见主灯仍然明亮，以为大功即将告成，眉间泛起一丝喜色的时候，想不到却被魏延一脚踢灭!我甚至看到惊恐和悔恨如何让魏延大失颜色……于是一颗赤色大星忽地裹起一柱狂飙；自东北向西南流泻，我甚至听见它撕裂寒空的轰鸣，三起三落后哀绝地坠于蜀营之内。是夜，诸葛亮亡故五丈塬。
　　我对三国故事并无兴趣，使我惊诧的是伟圣如诸葛亮者，最终不也被这“想不到”所左右?这让少不更事的我就心生模糊的凄凉，就感知人对“命”的无奈，它可不就是永不能破的遗憾?
　　我也始终不能明白，能通神鬼的诸葛亮竟然还能暗喜?怎么就算不出再过一会儿，主灯就会被魏延一脚踢灭?
　　而司马懿的帅帐又安在哪儿?也许就安在与五丈塬笔直相向、我和母亲生活了十年的丹阳观也未可知。过渭河踩着的那些大石礅子，是否就是司马懿那九座浮桥的遗骸?
　　顺着盘塬的山路继续下行，相士的絮语我已不能倾听。
　　再度置身层叠、莫测、往天际延伸而去的塬上，顿时感悟少年时代的朦胧猜想并非没有根由。古时关中八百里秦川该是渭河的河道，而两侧的塬正是它的河界。
　　彼时的渭河又是何等浩荡，那一条条横贯在筋骨裸露的塬上的皱褶，可不就是渭河年复一年的拍击镌刻出来的?
　　而那时的炎黄子孙，该是一个何等健壮的婴儿，摊手摊脚地躺在岐山上，迎着彼时距人类还很近的太阳，不断发出嘹亮的啼声。
　　沉暮中，看来已经毫无脾气的平实枯燥的塬，渐渐呈现出凝重、悲怆的底色，越来越还原出它原始的威严、傲气、霸气、王气，如帝王般稳坐在大地的宝座上，俯视着芸芸众生以及他们所有的“猫儿腻”和软弱，明达中有一种大慈大悲的收容和包裹。
　　似乎重又回到与塬日日相向的少年，那来自灵境的大气，重又拂荡、贯通于天地之间……我那独特、感悟生命的禀赋可不得益于此?
　　自十八岁那年离开关中，我们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以为这个山坳永远从我的生活中退去了。
　　“故乡何事又重来?”
　　我以为不过是重温一下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在母亲走过的路上重蹈一次她那无奈而又绵韧的脚印，重新体味一下她当时独自走在塬上那份孤苦无告的凄楚，也或许是在寻找我自己的一部分人生……后来明白，我是在寻找母亲，虽然知道再也找不到她了，但我还会不停地找下去。或者不如说，我是在寻找自己上一辈子没有了结的故事。在这寻找(回归?)的过程中，很多当初不甚明了的事情现在竟有些明了。这才发现，我们住了十年的这个村子叫做零孤村!
　　真如醍醐灌顶，前生今世．可不早就让这三个字说得一清二楚。我不知道母亲当年是不是知道这个村子的名字。……所以我觉着应该在这里找一块地，将来把我和母亲的骨灰都埋在这里，对漂泊而又无处可’以安放骨灰的我们，这可能是惟一的落脚之地。到过世界上那么多国家，游历过那么多世界闻名的美景，可是我最怀念的是这个 “晴天黄土没脚面，雨季泥泞没脚踝”的塬；最留恋的反倒是和母亲――后来当然有了禅月――一起度过的那些困苦而不是所谓时来运转的日子。也曾在爱情的甜蜜、事业的辉煌里，风光过，快乐过，疯狂过，志得意满过……都如过眼云烟，反倒不像困苦的日子那样安帖，如果没有它们，又如何衬托日后的时来运转?冒雨寻访丹阳观。再也找不到当年的情景，沿途净是残破丑陋的房子，如雨后毒蘑般汹涌，你吃我、我吃你地拥挤着。
　　上哪儿再去找那个满眼黄土、清贫自律，如罗过的细面捏制而成，干净、舒朗有致的零菰村?
　　潦倒的灌木、芦苇、衰草，四面包抄着渭河，昔日浩浩荡荡的渭河，瘫了，萎缩了，沦落、断裂如一块块肮脏的碎玻璃片。
　　何处可寻丹阳观?我们住过的那个厢房，地基已经塌陷。看着那块塌陷的地基，我知道自己的气数已尽――实际上我的气数早和母亲一起去了。何处可寻丹阳观后一片森绿、守护着泉水的老柏树?
　　出丹阳观山门，下三十三级台阶向右上方拐，那该是我的麦地，一个独行侠般小女孩的麦地。初夏，拨开齐腰的、扔在塬上任它自生自熟的麦子，准能看见我在弓着腰寻找黑麦、野菜和甲虫，或是脱下母亲一针针、一线线缝制的布鞋，用长时间没有剪过的指甲，专心致志抠鞋底。鞋底上的每一处针脚里，都黏黏地粘着泥土与脚汗合成的臭烘烘的泥垢；作为二个女孩子，实在不该随身带着这样的泥垢，可我没有袜子承接它们。母亲买不起袜子，我一直赤脚，好像隆冬也没有穿过袜子，关于袜子的事，我记不清了……躲在麦地里的感觉真好，有如回到母亲的子宫。以后再没找到过这样一块让我感到安全的地方。冬季是乏味的，但可以在麦地上放风筝……
　　可是我的麦地，如今已变做一座丑陋的化肥厂。绕至丹阳观后，那阔如围墙、野生野长的蔷薇屏篱亦然了无踪迹……猛的一个磕绊，目光跌在了那棵老歪槐上。它依旧歪着，在雨日的泥泞里，苍凉地垂下头，一言难尽地俯视着我。雨滴顺着它的叶脉如泪水流下，点点滴滴扑打在我的脸上、身上。．它比从前更老，更寒碜，更不堪于眼睛的消遣。可它原本不就是为着陪伴我们的寒夜?尤其在凄风苦雨之中。
　　只有泥泞依旧……只有泉水的潺声依旧……
　　我哑着老嗓子，唱起辛老师教过的歌：“看泉水出山口，急急忙忙向前流，朝朝夜夜流不休。岸上垂杨柳，倒斜柔丝想挽留，无奈泉水总是不回头。小鸟声啁啁，似不胜忧愁，因为他将失去好朋友。横想留，竖想留，竭力啭歌喉，无奈泉水总是不回头……”．当年泉边柳枝倒斜、水草繁茂、水道宽阔，水中游弋着小鱼和蝌蚪，它们无数次地听我唱过这支歌。
　　贪馋的我，掬起一捧又一捧蝌蚪，和着泉水一起喝进肚里，乡里人说，从此不会上火。
　　我大概是喝多了，成为我们家最怯懦的一个。
　　那时觉得我就是那向山口流去的泉水，后来又觉得我就是那只小岛，再后来就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而折向坡下的一处弯道，已变做水泥与鹅卵石砌成的石湾……
　　一面循坡而上，一面哭叫着母亲，除了几只被雨水淋湿了羽毛、满脚泥泞却给我慰藉的鸡，四野什么也没有。沿着已然细若一带的泉水上溯而去，终于看到一个田姓男人在侍弄他的试验田，田里培植着冬青苗。他就住在附近，年纪和我不相上下。蒙他好心，带我到了一个多边形的凹处，说，这就是珍珠泉了。
　　据他说，六十年代初，有人异想天开，要在塬上修渠引水，就把塬掘了。开天辟地以来就积攒着的黄土，从凤呜岐山的老塬上倾泻而下，埋葬了这不知突涌了多少世代的泉眼。
　　一根丑陋萎细的铁管从黄土下伸出，想来铁管的另一端，就是久违的泉眼。我向那颤颤悬在铁管上的一线泉水扑去，一脚踏在不稳的石块上，险些滑倒。田姓男人搀住了我，他说：“不远千里而来，却是荒草一片了。”
　　他告诉我，零菰村的人大部分姓李，可这个沟叫做秦家沟。
　　本想在那里寻找一块埋葬我和母亲骨灰的白云小寺，也一同淹没在那黄土的巨流之下。天下虽大，我们却连一块落脚之地也不可得了。
　　只寻得一块残碑，横跨在两块耕地间的沟渠上。我撩起田里积水，抹去残碑上的泥污，断碑上有只字片语显现：“零冤村北坡有白云寺，形如卷阿而小，内……嘉庆二十一年次岁丙乙吉日……”
　　又下塬来到大槐树的旧址……
　　那个十岁的、独一无二的早晨……
　　如果人们细心，就会在“那个十岁的、独一无二的早晨……”下面，看到一条画得很粗的提醒线。
　　粗约六人抱的老槐树，亦于忽然心血来潮、想要赶上英国的公元一九六O年，在大炼钢铁的土炉里灰飞烟灭。那炉子既然胆敢吃掉这样一棵树，就难怪现世的败落。
　　在向晚适宜阴魂隐现的空潆雨色中，我悟到那是一个“数”的开始。
　　从老槐树往北上塬，当年旧貌依稀可见。但我走不动了。
　　又从零孤村下塬去火车站，那少年时曾觉繁华似锦的地方。站口有小铺，叫卖卤肉、茶叶蛋、绿豆面黄豆芽素丸子和烧饼，还有一个小店卖小酥鱼。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我们的生活有了着落，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