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养你18岁__献给所有做父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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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养你18岁__献给所有做父母的人
&&第一章 少年退学　　在子轩上初一的时候，我把他领出了校门，在子轩18岁的时候，我把他赶出了家门；从此，我也没有了家。我的观念与行为显得出格，由此引来媒体的一连串报道。自序 解放宣言(1)　　我是老周。有个儿子叫子轩。　　在子轩上初一的时候，我把他领出了校门，在子轩18岁的时候，我把他赶出了家门；从此，我也没有了家。我的观念与行为显得出格，由此引来媒体的一连串报道。　　在接受媒体的采访中，我说过两句话，一句是“咱们不玩这个游戏了”，一句是“我只养你18岁”。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本是不经意间脱口而出的口语，被记者捕捉到，最后定格为报道的标题见诸媒体。这两句话不是豪言壮语，但是它像诺言一样铸成了我们父子之间的生活事实。　　一位书商找来，约我以“我只养你18岁”为题做一本畅销书。起初觉得这个话题挺不错，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我也有话可说，就应承了。记得我还写下这样的文字：“将'我养你18岁’定为书名，不仅仅是因为此话上过媒体，为众多读者熟知，更重要的是能传达出我的教育理念，这里包含着我对为人父母应尽义务和责任的理解，包含着对终身教育的思考，也隐含着我对现实社会国人'早衰晚熟’现象的忧虑。以我对教育的理解，18岁是一个新生代独立生存的倒计时转折刻度，教育如果完不成这个使命，我有足够的理由另辟蹊径。”　　进入写作状态后，我渐渐发现，有关18岁的话题本来就不是个问题。大道理谁不知道？如果有问题完全是因为社会出了问题，结果使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也成了问题。　　我还发现，“我只养你18岁”并不能构成子轩当年退学的终极理由。如果只是为了打发他另立门户，实无必要把孩子从13岁开始就早早领出校门。我扪心自问：你的“教育理念”又是从哪里来的？你“另辟蹊径”究竟想找到一条什么样的出路？　　怎样“自圆其说”？我必须远离话语的干扰，哪怕是自己说过的。我似乎只能退回到生活事实，回到事件发生的原点上，对经历过的一桩桩生活细节重新审视，拷问每一次生活重大转折的起因与动机。　　子轩退学事件发生的时候，只是当日他所在班级的头条新闻。几天后，校方只是来过一个电话，知道人没出什么恶性事件，就没再过问。事情本身很小，而且周围的人也渐渐淡忘，但是对当事人和他的家庭的影响就大了。因为我们此后注定要过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在主流教育面前，我们时时刻刻都会感受到强烈的反差和来自各方的压力。那时我方才体验到什么叫“内心深处爆发革命”。此前，我的脉搏曾有过46次/分的记录，健康状态盛极，后来心脏出了毛病，老是感到胸闷，时而心悸。我没有求助医生，因为我很清楚我根本就没病，完全是内忧外患的日子把人怄的。我坚信我并没有失道，只是寡助，假如上天能给我一个自由支配自己的机会，我会重新振作。　　一个初一的孩子就退学显然是新闻，一个升初中时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从一所省重点中学退学更是新闻，一个教育硕士让自己的孩子退学则是闻所未闻。在海南只是有人说我有病，没有人把它看成新闻，直到1999年我们漂到北京才引起媒体关注。　　媒体持续报道与其说是主流社会对我们父子二人命运的关注，不如说是大多数常态人群也都有自己心底的隐痛。在对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大家都有心病，只是谁都不好意思说出来。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老周你戳到了中国教育的痛处。”痛在哪里？我们都有生存困惑，甚至已经到了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我的做法之所以惹眼，也许是与大家熟悉的社会舞台背景反差强烈。有些人指责我自私、冷酷、盲目、偏执，对此评价我与其为自己辩护倒不如表示谅解，因为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充盈着利他、温情、从众、中庸的色彩，大家也许都有所遭遇，但似乎不到“最危险的时候”，谁都不愿率先做出反应。不论结果如何，这些传统的文化特征正在国际化、市场化的浪潮中逐渐淡化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相信时间终会改变人们的看法和行为。等待太久，我必须行动！行动已经完全体现了我“活着”的目的。也许是社会文化转型引起的&“集体无意识”恐惧，大家不约而同想起了一个先跳下海的逃生者，接下来想知道这爷俩儿是否还活着，是否能找到生路。　　生路？对！是求生。活就要活在时时处处，最好是不要目的不要理由。我就是以自己对生活的这种理解来对待教育对待孩子的。“渺小的目的，造就伟大的人” 。　　“你不是活着吗？”　　“《活着》被枪毙了。剩下的是苟活。”这就是我遭遇的生存现实。　　十多年的煎熬，拉扯一个不愿长大的孩子，好累呀！家长，难道就是孩子的牺牲吗？除了为了孩子，生活再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我发现时至今日还有那么多人在跪着。他们或是跪倒在金钱面前，或是跪在子女的脚下，或是跪在搓板上……有些是被绑架跪着的，而更多的是作茧自缚，跪得是那么虔诚，那么心甘情愿。　　“活着”对中国人不算新闻。苟活者比比皆是，不足为奇，“幸福地活着”恐怕也没人关心，因为幸福生活大同小异。这些活法都与我无染，如果人活着只能是这样，我宁愿去找死！死也没那么容易，上帝还让我活在世间。　　我们父子的生活仍然处在不确定的状态中。当下苦乐参半，未来充满悬念。孩子已经自食其力，遂了属相，金鸡独立。我已经彻底“减负”，只剩下养活自己的任务，胡乱划拉些小钱就把小康的作业交了。心脏不治自愈，脉搏49次/分。躺下一分钟就没了思想，开始打呼噜，睡到自然醒。思想的重担交给起大早&食的儿子，我的任务是做美梦，为这个缺少想像力的种群生产快活的生活样式。我不想惹那些和我有同样冠以“父亲”职称的同龄人生气，我们小时候都挨过饿，失过学，下过乡，进过厂，成家，拉扯子女，熬到这份儿上也都挺不易的……让我把你们全都解放了算了。自序 解放宣言(2)　　老 周　　日狗拿耗子　　我心里面直搓火，狗拿耗子，与我何干？我并不是因为自己是个学教育专业的大学教师就不该来学校，只是觉得自己遭受了绑架。　　“听说过一句教育名言吗?——只有不好的老师，没有不好的学生！”　　没等她下逐客令,我拉起孩子的手就走,一走就没有再回头。　　子轩退学的场景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那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海南，初秋的一个下午，晴。老师打来电话，让我马上到学校。我已经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一路上都在考虑该说些什么，怎么回家。想着想着就烦了，我们当家长的招谁惹谁了，凭什么动不动就被老师召来唤去？　　牢骚归牢骚，我还是尽量让自己镇静再镇静，但心跳不止，像是走向拳击台。　　照面的第一眼，我看见孩子正在接受罚站(后来才知道被罚站过N次了)。他站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教室里上自习的孩子从门窗探出头来看热闹，这是我第一次被老师请到学校来，子轩的同学感到新鲜。子轩神情木然，下意识地抠着手指甲，不知那时他脑子里在想什么。老师远远地站在子轩的对面，看上去还在生气。　　我和老师打过招呼后场面就僵住了，双方都在端着。我心想，不是叫我来吗？人来了干吗又不说话？她也许在想，你总算来了！那些当领导的家长电话里一声传唤都得乖乖地来听吩咐，你摆的是什么谱？看今天的残局你怎么收拾！相持了好一阵，还是对方先开口了。　　“你说怎么办吧？”老师扭着头，眉宇微皱，不耐烦的表情里略带一点委屈，但手是背着的。　　这个姿态让我想起了中学的一个同学，她上学的时候经常挨老师训，一哭就抽鼻涕，后来当了小学老师，训起学生来也背着手。不过那个时代的老师也就敢对学生有脾气，出了校门挺自卑的，找对象打分超不过一个商店的售货员，训家长没自信，更不敢训工人阶级的家长。此一时，彼一时，在今天有些名气的学校里，工人阶级家长几乎连挨训的资格都难得有了，想挨训的起码也应当是个中产，比比昔日的老大，我似乎该庆幸自己没沦落到“弱势群体”才是。　　我们谈了几句，互相找不到感觉，那种错扇子怎么也合不拢的感觉。　　老师在等我承认家教不严，教子无方，似乎在等我求情许诺三番后再酌情拿捏。　　我心里面直搓火，狗拿耗子，与我何干？我并不是因为自己是个学教育专业的大学教师就不该来学校，只是觉得自己遭受了绑架。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当家长的必须听从老师传唤，可是明摆着这已经成了不成文的规矩，随叫随到，我这不是也来了吗？此时我感受到的不仅是教育学者的耻辱，更是一个当家长的耻辱，一个普通人的耻辱。　　既来之，我还是想和老师商量着解决问题，我想听她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老师只是说她横竖教不了这个孩子了，让我带到校方发落，另请高明。我本来想跟她解释我们家长没有教唆什么，真的！孩子也不至于成为什么“犯”，事情没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还有许多措施能让他重新改好，只要我们学校家庭达成共识、好好配合的话。其实我真想质问她：“子轩可是以全校拔尖的入学成绩进到你的班上来的，怎么才半年工夫就变成这个样子？就算我们家长有责任，难道你们当老师的就没一点责任？这样的学生你们教不了，你们想教什么样的学生？”知道这话一说出口肯定要吵架，到头来不仅不解决问题，只能吃不了兜着走，最终倒霉的还是孩子。我忍了。　　老师看上去压根儿就没有跟我谈话的意思，她背靠的教室里摆了70张桌子！子轩从原先的第一排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调整到最后一排的墙旮旯里。　　这是一所省重点学校，超编的名额一个卖价3万块钱，行情看涨，供不应求，还有若干附加条件，成绩太差不行，调皮捣蛋不行，家长不懂事也不行，就算花了钱还要托关系。这样的学校不缺钱，中学老师的奖金收入比我们大学老师高，在社会上虽然没当官的牛，但是在校门里面可以训那些当官的家长，有足够的理由自豪。　　尽管是重点中学，可毕竟是这所师范学院的附中，大学里的老师怎么没那么牛呢？大学生一旦进了大学似乎也不及在重点中学里那么受宠。我的同事们自嘲自己是“附师”的，虽说是本末倒置现象，但是见怪不怪，整个社会都这样认为，硬要去追究什么道理，就等着吃眼前亏吧。　　老师还在那里等我出牌，以逸待劳。　　我终于明白了我在此时此地该扮演的角色，我是她传来的，她今天传我来是要拿我找找某种感觉。面对此情此景，除了调整心态低头当一回孙子发誓赌咒再多放点血，我估计再说什么也没用了。于是，我说出了憋了好久的话：“你学过教育学，听说过一句教育名言吗?——只有不好的老师，没有不好的学生！”　　“谁说的？”老师有些激动。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她： “这是一个教育家的话，他的名字叫苏霍姆林斯基。”说罢,没有等她下逐客令，我拉起孩子的手就走,一走就没有再回头。家长的问题出在哪里(1)　　这就是老周家的规矩，老爸就是硬道理，没有什么可解释的。　　黄牌就是黄牌，红牌就是红牌。掏牌了又不执行，以后的游戏还怎么玩嘛！　　我们当父母当得有些投机，我们以忙学业为由推卸了拉扯孩子的责任。　　回头看往事，人生需要经历的一些事情似乎是逃避不掉的，逃避必遭报应。我相信报应。　　子轩是我牵着手把他领出校门的，我对退学事件负有直接责任，这一点我从不否认。但是必须说明我当时的选择经历了一个过程，并不是一时冲动。　　退学事件发生之前，他在学校的不良表现已经影响到家庭的安宁，他的母亲曾被老师传到学校多次，每次都带回满腹牢骚跟我吵一架，抱怨我从来不去学校见老师。终于有一次，子轩母亲说，她再也不去学校了，以后让我看着办，她受不了这份难堪。我因此郑重其事地向子轩出示了黄牌：因为我的父母从来没有让学校传过，这就是老周家的规矩，老爸就是硬道理，没有什么可解释的。因为早打过招呼，决定退学实际上是履行我们之间的一个约定：如果再让老师把家长传到学校，立即退学没商量！记得我们事前商谈关于退学的约定时都很平静，无奈的平静。老师有最后通牒，我把老师的话转达给了孩子，接着向他交代清楚了我将采取的行动。我也给他讲了种种后果，他做了检讨和保证，游戏规则就这样定了。打这以后，我们的心都悬着，子轩老实了一段时间，最后终于又滋事了。上自习课他在教室里面带头捣乱，站在桌子上起哄的时候，让老师逮了个正着。接着就发生了我和老师之间的冲突。约定的事情当然要执行。快刀斩乱麻！当事情没完没了，扯不清的时候，我喜欢找这种调子。我的初始动机是想设一个底线来解决问题，希望这张黄牌能起到威慑作用。作为当事人，子轩已到了知道后果的年龄,说不知后果是装糊涂。因为退学是一个约定，我们事前有商量,&在他领红牌的一刻我们都没有感到突然。　　为什么要采取这样极端的方式，下这样大的决心让孩子退学呢？&直接的原因出在孩子身上。孩子一上中学，就搬到学校里住，学校就在家跟前，只有五分钟的路程。本来无必要住校，孩子想获得更大的自由，编了许多理由。当时我们当家长的都在忙各自的事情，没有觉察到他变化的苗头。当他提出住校要求时，我们还都往好处想，希望他在集体生活中能早些学会自理。谁知住校后不久，这个孩子就判若两人，成绩直线下滑，成了班上的动乱之星。老师告状日渐频繁，发展到后来，老师开始传家长到学校接受再教育了。内容无非是历数孩子调皮，上课睡觉、不按时完成作业等等，然后就是让家长做保证，说白了就是想让家长把孩子收拾一顿，再往下就是带有通牒口气的话语。我能体会到他母亲曾经蒙受过的难堪，更感到无辜。我的个人生活受到了不应当接受的骚扰，我们招谁惹谁了？我很想报警，真这么想过。　　心烦意乱中我想到了我的父母，他们就像李春波的《此致敬礼》歌词中写的那样，一辈子干革命工作，哪里理睬过我们的学习，哪里遇见过这么多破事！他们没什么文化，更不知道还有教育学、心理学、营养学，家训只是平淡的一句话：老老实实做事，堂堂正正活人。他们像同代人一样放养着自己的孩子，收获的却是人前的荣耀……　　想到这儿，我真正感受到了事业和人生的挫折。事实明摆着，我学到的教育理论千好万好不如上一代的老套家教得出的结果好。我的困惑并不因自己是一个教育学者就比别的家长少。　　在处理家里家外的事情上，我和上一代一样，并不是护犊子的那种家长，也从不惯孩子。子轩的臀部已经为老师的状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似乎是家长管教孩子的最后招数。总不能打牛千鞭吧，我的确再也下不了手了。我也是当过老师的人，遇到过更顽劣的学生，听一个讲求师道的前辈说过，为师者不能像军人一样指挥家长按教育的要求行事，哪怕你是正确的；向家长告状的老师是无能的。这句话我一直都记着，我当老师的时候从来没找过任何一个家长的麻烦。怎么我居然成了一个问题家长？我当然想不通。　　我也想不通子轩的所为，为什么这么不懂事？为什么非要逼我痛下杀手？你知道未来等着你的是什么吗？我又怎么向世人交代？子轩在学校的表现可谓不良，但是就事论事，他还谈不上恶劣。单从处罚尺度上讲，他的所为不足以按退学论处。也许他当时也知道这一点才胆敢一次次试探家长的爱有多深，老师爱你有几分。聪明不是错，知道自己聪明玩聪明大祸就要临头了。《圣经》里的主祷告词说：不要试探。子轩是为试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可以违抗父训，我们之间也可以讨论更低的底线，但不可以走私承诺，底线不能是橡皮筋。黄牌就是黄牌，红牌就是红牌。掏牌了又不执行，以后的游戏还怎么玩嘛！履约行为本身不是错误。　　如果追究责任，也许更应该追究到早前，我愿意承认对他的早期教育不够，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人的性格中大概也有DNA，从童年就开始成型了。子轩自小是由双方的老人带大的，我们当父母当得有些投机，我们以忙学业为由推卸了拉扯孩子的责任。如果有谁说我们不负责任，我们有主流社会提供的现成理由：一切罪孽都是“四人帮”造成的，没见到我们正在忙着抢夺“四人帮”给耽误的青春损失吗？我们理直气壮地把孩子推给了老人，老人也是心中暗喜半推半就。老人与孙子之间享受天伦之乐虽不能说是坏事，但是过度的宠爱总是给孩子的过失留有退路。我的父母对我们的家教从来是严厉的，但是对孙子的态度正好相反。我对子轩小时候的管教勉强算做严格，但是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小小的孩童就会看眼色，孩子总是倾向于温情，只要爷爷奶奶在跟前便有恃无恐。代沟的裂痕也许从那时就开始发育了，致使后来的家教事倍功半，甚至油盐不进。家长的问题出在哪里(2)　　回头看往事，人生需要经历的一些事情似乎是逃避不掉的，逃避必遭报应。我相信报应。大学死了(1)　　精英学子们不堪忍受大学里面的迂腐和屈辱，纷纷下海、从政、出国，剩下了一群怕杀头怕领导怕老婆的拿着鸡毛当令箭在办大学。　　大学里面的主人被“逼良为娼”，卖身的钱又要掏出来送后代进去“坐台”，什么事嘛！作为当事人的我感觉到现实的荒诞。　　大学已经死了，你们还上什么？　　退学意味着什么？这对我这样一个学教育专业出身而且一直从事教师职业的家长来说不可能没有考虑过。　　那一段时间，我正在家闭门写作。我站在一个自由人的立场上对当时的教育现象进行思考，对滞后于市场经济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体制严厉抨击，写了一组题为《市场化：中国教育的选择》的文章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其中的许多超前预见今天已经应验，有些观点仍然鲜活。写教育文章对搞教育理论的人来说理所应当，但是我有个正在上学的孩子，我是为寻找思想出路和子轩的前途而写作的。他在现实中接受的教育让我绝望，他的发展前程让我忧心忡忡。　　退学的选择我早就考虑过了，子轩即使不调皮捣蛋，正常地接受学校教育，其发展后果我也并不看好。最后不就是为了考大学吗？大学我读了十年，教了十年，总能算是个知情人吧。莫谈中国的大学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和过去比只能谈数量，质量只能说是每况愈下。当年我考研究生的时候，17名考生竞争到最后只招了我一个，看看今天的研究生，成班招，几乎是能考上就能毕业，考不上的舍得掏钱也能混个文凭。导师就更不要比了，我的导师一辈学贯中西者大有人在，今天的研究生导师且不谈学问见识之短长，能写好白话文的有多少？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洪洞县里无好人”，大学里面无英才，而是说，这年头的职称、名头太“水”，有真才实学的人在今天的学校里未必能受到重用。无论从一个教育学者还是从当家长的角度看，我的教育理想总不能满足于供养一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式的人才吧！你就是考上了大学又能怎样？就算是成了人才又能怎样？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是这样的：　　海南当时流传着一个笑话，一个椰子从树上掉下来能砸着3个老板。言是皮包公司多，什么人都可以当老板。下海人自嘲续写了这个笑话，椰子砸到谁也砸不死，因为都顶着博士帽，其他两个人穿着宽大的黑色安全套，款款地兜住从帽子上滚落的椰子，就地打开当早餐吃了。多熟悉的笑话，多形象的刻画，那就是我们。1987年，当时中国大陆学历最高的一批人来到海南，世称“十万人才闯海南”。踌躇满志的大学生、研究生们抛弃了到手的一切，怀着19世纪美国西部牛仔淘金的激情，聚集在这个小岛上寻求自由的梦想，他们张开想像力憧憬着：不久的将来，这里将变成一个更大的香港，中国的曼哈顿。可是苦涩的海水很快就洗白了学子们刚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中学来的最后一点浪漫，这里是有着千年流放配军贬官历史的蛮荒之地，这里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地方，这里的官位、人命都可以标价。找不到在编岗位的人为谋求生存只好以出售自己的方式寻求打工机会，海口东湖自发形成了人才交易的集散地，不远就是红灯区。大钞票在这里兑换成了小零钱。通过走私和土地房产租售获得的金钱可以在这里置换为配权——交配权、支配权和分配权。有钱就可以买劳力、买批文、买官印，有钱就可以打炮。配军的命运如此轻而易举就改变了！上流的感觉找到啦！这一发现极大地满足了一些爱岛主义者的欲望和自尊。他们发明了一个可以在同类喝茶聊天时诱发淫笑的词汇——人才。应当说这是幽默，颜色暂不讨论。这个发明代表着当时本土文化的最高建树，因为它的确使许多心怀惊恐自卑的本地人尤其是领导同志顿时感到高大起来……　　我是恢复高考后最早毕业的教育硕士，一直在高校里面搞教学与研究。在读研期间我就张罗了一群年轻学者想办一所自己想上的大学，为此我还找过兰州市主管教育的市长和工商界人士，想得到社会力量的赞助，行动之后我陡然发现没有社会也没有企业，我的想法来到世间太早，于是下海的念头在听说“下海”的话语之前就萌生了。我心目中的大学是老北大、西南联大那样的大学。“梁效”（“梁效”是“文革”期间北大、清华两校组合起来的写作班子，由“四人帮”控制）当然不能算，鼓噪什么“理解万岁”的也不能算，这些家丑事得经常提着点，不然总是有人喜欢拿块牌坊吓唬人。我看见的大学，教授分房子还要排在处长后面，像我这样的老资格讲师还不如副科，单凭这一条精英就留不住。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精英学子们不堪忍受大学里面的迂腐和屈辱，纷纷下海、从政、出国，剩下了一群怕杀头怕领导怕老婆的拿着鸡毛当令箭在办大学。　　这就是我当时经历的生活，是当时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一批先锋分子的共同遭遇，我们以自己的生活遭遇在历史中默写着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民间话本。这些遭遇难道在下一代真能变成轻喜剧？我不信。我不信我们这一代人不行下一代就行了，我也不信我们没出国的人才不行出了国的就行了。是“海龟”又能怎样，别以为穿上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有本事就别回来呀，就地领导美国人民解放全人类不好吗？我的希望无处寄托，也找不到出路。当时正在播放《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剧，那个拉大提琴的主人公在国内毫无疑问是人才中的人才，一出国门连红颜不再的老婆都看不住，女儿又那样，爱心有余救非洲……我当时为剧中的主人公及自己曾经奋斗过的命运而困惑。我们曾以精英自居，之所以下海，是对预定的命运感到绝望。一旦下海，等于走上不归路。我们最早下海的人，钟情于市场，先把自己卖了，历经商海沉浮，居无定所，相当多的人仍在漂泊，少有人成功。我不成功，但我还不至于去假装成功。尽管走投无路，但是让我们牺牲自己的一切供孩子步自己当年遗弃之路的后尘，这在逻辑上无论如何讲不通。不上学不行，上学到头不也就我这样？反正让女人看不起，锅底刮得让你书都没法看进去，大学里面的主人被“逼良为娼”，卖身的钱又要掏出来送后代进去“坐台”，什么事嘛！作为当事人的我感觉到现实的荒诞。大学死了(2)　　大学已经死了，你们还上什么？现在中国的大学里有哲学吗？有艺术吗？有思想自由吗？我知道中国的大学言必称科学技术，也就是小康版的，在我看来是在饕餮科学史上的干尸。你们知道什么是大学，自己又是在干什么吗？AA鸡蒙太奇　　AA鸡是美国人用遗传选育技术培育的一个人造的生物品种……此物种生长的惟一目的是增磅增磅再增磅，达到料肉比的最佳值时接受人类的集体屠宰。我一进子轩的教室就会产生蒙太奇联想，我对这种图景的恐惧甚于退学。　　我知道我儿子在学校学了些什么，也能想像得出他能学些什么。　　我听他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英语发音差点没让我晕过去，我之所以能撑得住完全仗着我从革命样板戏里学来的坚强。　　这是小问题，还有更多更大的问题忍无可忍。　　单说那些美其名曰重点的学校的作息时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孩子早上六点钟起床，爬起来顾不上吃早点就要赶去学校上早操，晚上六点才能回来吃晚饭，晚饭后接着要上晚自习。大部分的节假日都被名目繁多的补课挤占了，学生难得有一点闲暇时间。我有过上山下乡的体验，我敢说农民的日子也没这么苦。语文教学现状令人作呕，到学校里去听一听看一看吧，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文字，一派八股习气，言不由衷，苦练饶舌，公然撒谎。书面语训练问题尤为严重，成套路说话，没心没肺，千人一腔，完全是盗版分子训练。科学教育就是题海极限训练，本来一年可以掌握的知识偏要熬上五六年，把好奇心和求知欲都磨没了，结果都训练成了“二傻子”，除了会思考赵本山式的问题还酷爱抢答。各科教学都是在正确思想指导之下认识规律，学到的都是正确的定论，学到最后以没问题而告终。相当于学棋死背棋谱，不摆谱就不会走棋。棋谱都是九段下出来的，让学生背熟了棋谱还真自以为教出九段了。道德教育从根本上就缺德，看表面是在教“好孩子”，实则培养抓紧一切机会犯坏的“伪君子”。道德教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存在着“信仰”真空，缺少心灵的监控，好话是说给人听的，好事是做给人看的。素质教育就更别提了，搞来搞去都是在玩表演秀，做人做事的基本常识却被忽略。这都是目前学校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只要你不出这个国家，到哪里都躲不过。　　总之，学校教育是好孩子教育，教出来的孩子没个孩子样，从小就长得像真理似的，没什么缺点，也没什么特点。学校完好地保留着计划经济的生产特征，它计划的不是经济，计划的是新生代的思想，有计划、有模式、高速度地批量生产着人造新品种，其习性跟我在海南办养鸡场养的AA鸡差不多。　　AA鸡取义不详，望文生义就当它是好上加好的东东，美国学校的优等生成绩也就一个A。AA鸡是美国人用遗传选育技术培育的一个人造的生物品种，从出壳到上市不足两个月，料肉比接近2∶1，笼养，只吃全价饲料，早熟，几无性别特征，群居，安定团结无动乱倾向。大脚，广东人派之为早茶料理，美其名曰“凤爪”。麦当劳、肯德鸡取其大腿过油烹制，催肥效果甚佳，口味肤浅通俗，甚吸引缺乏美食经验的未成年人，小孩吃上瘾后发福，多有产妇症状。AA鸡脱毛后下身裸露，毫无掩饰，一步一拽，不知羞耻。此物种生长的惟一目的是增磅增磅再增磅，达到料肉比的最佳值时接受人类的集体屠宰。我一进子轩的教室就会产生蒙太奇联想，我对这种图景的恐惧甚于退学。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可能会检点反省我所作所为中的过失，但永远不会为孩子当不上AA鸡而后悔。至今，我一见AA鸡仍会引起条件反射性呕吐反应。子轩也许对他的学生时代有所留恋，但是我敢说这只是在交往方面对同龄人群体生活的感情依恋，必不会是因母校教育的魅力所吸引。谁无过(1)　　我还没找谁算账呢！凭什么要让家长对孩子的未来负“全部责任”？　　我没工夫找具体人在具体事上算小账，我要找所有参与了教育这个行当的人统统算账。我还要把这个树着牌坊的行当背后的龌龊事都抖露出来让你们一个个来认领。想要树牌坊就不要当婊子，想当婊子就不要树牌坊，你到底要什么？　　退学事件发生后，我不断受到所谓“不负责任”的谴责，亲戚朋友中有人直截了当地指责我断绝了孩子的人生前程，如果孩子因为没学历找不到工作，我应当负全部责任。　　说实在的，所谓对孩子的未来负责，恐怕只能在动机、愿望层面使然。我很想承担“全部责任”，如果真有可能负起“全部责任”的话。可惜我没有能力担负这个责任，当生米做成熟饭的时候，我总不能让时光倒转，从头再来，此时谈论“负责”对当事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好比说，一个当经理的人把老板的生意做砸了，赔得一干二净，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就算欠你的钱，你能把我怎么样？纵然你能把我怎么样了你又能怎么样？口罗嗦，我还没找谁算账呢！凭什么要让家长对孩子的未来负“全部责任”？　　我该找谁算账？　　找子轩的学校和老师算账？理由似乎不充分。子轩所在的学校好歹是一所省重点，高考成绩在省内名列前茅，如此绩优行情引得当地家长考生趋之若鹜。前面说过当时子轩所在班级有70余人，严重超编。超编一个座位就意味着多收3万元钱，而且许多人想进都进不来，有人想走，校方和老师何必强留。再说，人家也没有开除你，是你自己把孩子领走的。话说到此，似乎责任也不能都推给当事的老师和学校。　　问题就在超编这样看小实大的事情上显现。　　在我看来，学校超编招揽学生跟卖酒的往酒瓶子里面掺水没什么两样。超编显然会影响教学质量，超额的工作量使教师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和管理。刚上初中的孩子正处在青春期，生理和心理发展开始突变，另外，中学的学习方式也亟待教师引导，养成自觉的学习习惯。许多耐心细致的学生工作本该教师去做，但教师没有精力去做，于是一股脑推给家长。我们家长是什么人哪？按照市场经济的说法是教育的买方，换句话说是学校和老师的衣食父母。衣食父母是可以随便叫到学校训话的吗？凭什么可以超编？为什么学校对超编的做法心安理得，为什么绝大多数家长对超编现象敢怒不敢言？说到底，根本的问题出在子轩实际接受的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　　教育是国家垄断的卖方市场，既然是卖方市场买方就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垄断教育的卖方只须伺候好“皇帝”，用不着伺候“上帝”。不是吗？你们哪个当家长的享受过当“上帝”的待遇了？教育的消费者是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遇到不公正待遇的学生及家长有苦没处诉，更不敢轻易退学或转学，因为社会上缺少教育消费者选择受教育的机会，事情不到万不得已一般都是采取自认倒霉息事宁人的态度，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市场经济已经搞了这么多年了，经济领域早已是买方市场，教育依然例外。尽管教育市场上购买力强劲，但就是不允许社会办学力量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发展。究竟谁没为孩子尽到义务？我们当家长的把该缴的税缴了，该缴的学杂费缴了，甚至说不出名堂的好处费、小费也都缴了，给孩子义务早已尽到，还叫我们干什么？　　基础义务教育本来是国家对国民尽的义务，为每个适龄少年儿童提供社会均等的教育机会。家长的义务是缴纳税费，送孩子上学校，学校要代国家尽教育孩子的义务。可是在中国，国家该担负的责任相当大的部分是由家长分担的。以我们的事件为例，子轩退学后如果还想上一所同等水平的学校，就要多花几万元钱，假使我是纳税人，就等于双重纳税。现实生活中，那些被称为“议价生”的家长以及随工作流动需要将孩子转学的家长无可奈何地缴纳着双重教育税费。为让孩子能上一所条件稍好的学校，往往要支出超出正常工资收入的高额学费。这不是在诱导家长们去走歪门邪道吗？不然我怎么缴得起呀？好歹我还是大学老师，我不去挣分外的钱无论如何也供不起孩子当“议价生”。“议价生”对那些出身在农村或是城市下岗职工家庭的孩子恐怕就无从谈起了。　　前些日子，媒体连续报道了几起家庭贫寒的考生高考中榜终因缴不起学费放弃上大学的事件。考上大学本来是件喜事，但是这样的喜事却给一些家庭造成了麻烦，甚至有的酿成悲剧，有人想不通自杀了，自杀者当中有考生也有父母。考上大学的孩子有没有权利上大学？家长有没有义务资助孩子上大学？围绕这些问题互联网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学生普遍同情学生，家长普遍同情家长。我想为家长们说两句公道话，这并不因为我是家长就偏向，我只想讨个公道。中国的大学不是义务教育，中国的高中也不是义务教育。父母当然没有为子女缴大学学费的义务。上大学是好事，但是当家长无力承担这项投资时强人所难，就失去更大的道理了。实际上，对那些贫困生来说，尤其是农村学生，能上到高中毕业已经让家长应尽的义务超支了，换句话说，孩子上小学、初中本来是国家拿钱的，否则就免谈什么义务教育。可实际上，家长也都没少掏腰包。谁无过(2)　　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教育的范畴，显现出城乡国民待遇的不均等。这个社会历史问题让家长来承担显然不合适，让一代人来解决也没有可能。　　这里还暴露出另一个问题，即教育的潜投入，我更愿意把那些开不出票据的教育实际投入称作教育的“灰金”。中国官方公布的教育经费支出在统计数字上很低，我根本就不相信，因为统计的方法就有问题。你们想想中国老百姓的家庭生活内容里孩子的教育经费、家长的后勤劳务以及注意力的支出占多大比重就知道了。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中国的教育投入远远高于公布的统计数字，教育经费问题的要害并不是“低投入”，而是低效益。换句话说，给你教育行业投入大钱你也没本事好花。有报道说，去年单是中国民间的出国留学外汇就“流失”了177亿美元，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教育档次低，就没本事办出高水平的学校来留住外流资金，让这么穷的国民才刚有俩小钱儿就没处花。　　基础教育在实际运行中，动用了市场经济杠杆。在缺少社会监督机制和职业道德约束的环境中，相当多的学校和教师与灰色收入有染，以至于没有这部分“暗物质”，教育机器就不能正常运转。尽管获取准确的“灰金”数据很难，但是每个家长的心里面都有明细，甚至小学生的心里都清楚。像我这种铁公鸡家长是少有的，遇见麻烦的家长普遍采取“绥靖”政策，不是采用贿赂手段就是硬杵上笑脸讨好老师，就怕自家的孩子吃亏。学校、老师本来都不是歹人，愣是你们当家长的一个劲儿发贱把老师都惯坏了。什么勾当嘛！不就是想把老师的注意力分配多一点给自己的孩子，把别的孩子本该享有的均等的教育机会往自己的孩子身上多追加一分。爱子心情谁没有？为什么都要像做贼一样？我对这样的国产亲情深表怀疑，我宁愿把这种行为视作教育走私。我不相信孩子在如此小家子气的呵护下能出息成胸怀广阔志向高远的人物，就算能洁身自好，甚至能一时出人头地，但是这种带有“原罪”的亲情与爱心教育迟早会把侥幸的幸运儿拖回到原点。　　积极的解决办法并不是没有，可就是没有人出来处理这类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为中国的家长，似乎习惯上更愿意私下处理问题，低调者“各人自扫门前雪”，高调者居然还不以为耻地相互间攀比“摆平”“勾兑”或“搞掂”的本事，都不去想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寻求公正合理的解决之道。家长处于学校与孩子之间，有着大量的公共事务，其中有许多问题是政府管不到的，本应当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机制存在，为什么不可以设想成立一个家长协会一类的机构？这种公共机构的存在形式相当于消费者协会或工会一类的非政府组织，当然是西方的那种，中国的工青妇之流根本就不算数。它的基本功能是维护家长和学生的合法权益，另外还应当发挥督学的社会职能，即对学校的办学行为进行监督与批评。　　我还知道有相当多的家长，在孩子退学和走“应试教育”之路中间犹豫彷徨，他们能够看到“应试教育”中的种种弊病，但是找不到可以替代应试教育的可行方式，最终“难得糊涂”，无奈顺从现实，随大溜。这些家长往往是有知识、对事对人都不像是糊涂的人。他们明明知道“应试教育”就是现代科举，与时代的发展未来的需求背道而驰，明明知道那些对孩子未来的种种确定性承诺——比如包分配、包就业、包出国之类——是虚妄的，还要慷慨解囊，赞助他们本来在理智上反对的事情，这种装糊涂的心态与其说是承担某种道义不如说是逃避责任，就怕有一天孩子们长大了回头说家长没有献身精神。于是，许多情况下明明是在当冤大头，还要把这种异化的教育行为美其名曰：一切为了孩子！学校更能煽：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　　孩子，一说到孩子好像所有的话都说不下去了。我偏要说上一说。　　中国的世道变化快，从独生子女的一代开始，本来倚老卖老的文化专利悄然转让给了倚小卖小。愤青不时兴了，奶嘴子是这一代人战斗的号角，从摇篮里叼到大学的校园，有奶就吸吮，没奶就鼓噪。不吹牛逼吹教育，制造条件反射让他们的老爸老妈努力吃草拼命挤奶。　　有这么一批考试族，高考的，考研的，考托福的，拿出倾家荡产的架式限制，我想一定会出现一个“范进”辈出的时代。这些上进青年向上迎合着主流舆论导向，下面勾结着发行绑票的学校，高举着科教兴国的旗帜在他们的老爸老妈面前呼拉拉地舞动，吓得这一茬下过乡、进过厂的老红卫兵们晕头转向，豁着老命去为子女腐败一把，宰谁一把，没机会损人利己的只好砸锅卖铁四处背债。好不容易把钱凑齐了，盼到高校扩招分数线降低了，大批的赶考难民终于进了大学校门，这时候，那些真正用人的企业发话了：现在的本科毕业生不算人才，在大学都忙着谈恋爱了，接着考吧！&这边厢，学校的生意火得不行了，还有哪个行业能像卖文凭的生意这样牛气冲天呢？在书市风声鹤唳一片萧条的景象中，独有专卖教材和考试辅导材料的出版社大红大紫，还要自称是什么什么“奇葩”。这话我是从《教育研究》杂志的一位资深老编的口里听到的，那哥们儿的普通话说得不准，开始我把这两个字听成了ji&ba，但是觉得搞教育的人不至于如此粗鲁，往好处想，于是想到“奇葩”。“翠花，上酸菜！”谁在说呢？我总觉得不像是东北卡车司机的口气，分明是今天的孔乙己大鱼大肉都吃腻了。谁无过(3)　　这算什么公学？这算什么教育？　　总要有人站出来说话，我不说等着谁来说？　　我算是豁出去了，我不仅要让孩子退学，我还要算账。　　我没工夫找具体人在具体事上算小账，我要找所有参与了教育这个行当的人统统算账。我还要把这个树着牌坊的行当背后的龌龊事都抖露出来让你们一个个来认领。想要树牌坊就不要当婊子，想当婊子就不要树牌坊，你到底要什么？对那种“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人，我还是劝其学学癞蛤蟆敬礼——露一手留一手。否则，管你们自诩什么“国家”“义务教育”“事业”“园丁”“灵魂工程师”“花朵”，任你怎样涂脂抹粉我等消费者就是不把你们丫的当大房。　　我孩子的未来就不用别人来瞎操心了，谁要是有工夫还是多操心操心教育者也需要受教育的问题，我要拷问那些自诩为教育者的合法性究竟是谁给的？你们哪个屁股是干净的，又有哪个是无辜的？　　我相信孩子退学之后的生活不是真空。上帝在黑暗的夜空中撒下星斗，在人的心底安放着良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好书有的是，还有更好的无字书。阳光灿烂的日子(1)　　我仍然怀疑现在的孩子享有的“幸福”。他们生活在按照成人设计的种种“决定”之中，理论上说，这些成人的“决定”是历史主义的，具有“阴谋”的性质。　　老子不玩你们的这个游戏还活不成了？　　我经历过没学上的日子，胆小怕事的人们，还是让我来说出你们暗恋又不敢说的真实的感受吧。　　“文化大革命”中，学校停学了。大孩子们在毛主席的鼓动下搞“文化大革命”，大串联，打砸抢、斗走资派，小孩子整天价就是玩。我那时才上小学五年级，比子轩退学时的年龄还要小。　　停课的两年我们痛痛快快地玩了两年。春天来了，我们自己动手糊风筝，上房揭瓦掏鸟窝；夏天我们整天价泡在黄河里，戏水垂钓，在河滩的回水湾石缝里摸鲫鱼；秋天瓜果成熟，我们集体配合行动，白天“观敌&阵”，讨论研究“作战方案”，夜里偷摸老乡的瓜果，得手后大家围着战利品论功行赏，就地分赃；冬天，我们自制冰橇、滑板，在冰上做各种竞赛，较量各自装备的设计与制作才能。两年里我们玩腻了所有的孩童游戏，弹玻璃球、背三角（叠成的三角形香烟盒）、打皇帝（也有称打包公、打碑）、跳方、抽陀螺、摔泥……　　我们开始对大孩子们玩的游戏产生好奇，我们揣着从家里偷出来的带锡纸的香烟当作贡品，尾随着他们钻进窝藏着秘密的“老窝”，围在一架抄家抄来的手摇唱机旁抽烟，无数遍听着当时被称作“靡靡之音”的音乐：鸽子、宝贝、星星索、苏联歌曲、广东音乐、贝多芬、施特劳斯、柴可夫斯基……这是我歪打正着接受的素质教育。当时我们也说不出来其中的名堂，就是觉得比革命歌曲好听。还有，我们敢听大人们都不敢听的“反动歌曲”，试看天下谁牛逼！最激动人心的事件莫过于打群架。交战总是与周边的工厂、农村、学校的子弟在边界地带展开，战争总是不断升级，从仨仨俩俩的拳脚相向到几十人的石头仗，最后发展到械斗，从冷兵器到鸣响钢砂枪。打到不可开交的时候双方的家长都不能制止，只有双方仰慕的球星出面调停才有和平。这个经验让我深信国家地理地缘政治原始于人之初，通融于游戏。　　除了集体游戏，孩子们把相当多的精力都投入到玩具和工具的制造上。矿石收音机、小马达、航模、望远镜、车模、渔具、弹弓弩、匕首、钢砂枪、雷管、瓦斯瓶……这是我们那一茬人的“研究性学习”。制造过程中所用的材料、工具、方法都是最原始的，假如拥有今天如此丰富的市场资源，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折腾出大炮、飞机来。可是事情往往是这样，人们在没条件的时候，贼心贼胆俱全，当一切条件具备的时候，贼却没了。这个“贼”就是隐藏在每个孩子身上的创造力。看看现在的贼当得是何等的堕落，直接对准成人的钱袋生掏，连指法都不练了。　　我似乎是在怀念那段令许多人不堪回首的岁月。没错，我在讲我个人的经历与体验。　　因为就在那个时段，卷入“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和利益冲突的成人与新生代在时间上出现了分形。成人们在愚昧与罪恶的社会舞台上相互倾轧，未成年人却在远离社会规范监控的自然环境和游戏环境中自由自在地成长。分形的人群走着不同的生活轨道，也给历史留下了不同的记忆。“文化大革命”的受难者用血泪写下了“伤痕文学”，“伤痕”划开了深深的代沟，在代沟这边的瓦砾场上，站着拎着板砖的王朔和唱着摇滚的崔健。我认为王朔与崔健留下的是没有伤疤有伤痛的文化原创，是更具代表性的时代符号。　　我之所以怀念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因为它让我不能不怀念。这段自由自在的经历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我们在好奇心和兴趣的引导下来认识周围的世界，靠尝试错误和冒险来调节自己的行为。相比之下，以后“复课”的岁月乏善可陈，所学的东西名曰文化，多为垃圾，三机一泵、政治学习、阶级斗争、学英雄还要见行动。都是些什么玩艺嘛！怎么没有人来清算这一段历史？搞过和被搞过这种教育的人怎么不脸红？也许大家都觉得学生就得学习，不管学什么也比什么也不学要强。　　与现在享受着宠物般待遇的独生子女相比，我也同样没有对“文化大革命”失学后当野孩子的经历感到不幸。　　尽管现在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比起上一代大大提高，但是我仍然怀疑现在的孩子享有的“幸福”。他们生活在按照成人设计的种种“决定”之中，理论上说，这些成人的“决定”是历史主义的，具有“阴谋”的性质。成人们按照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念为下一代预设了一个自以为安全又能通天的管道，前面撒上诱人的糖果，中计的孩子们爬进去就再也看不到太阳，在迷宫般的专业分支中一脑门子往里钻，直到出口吸到了外面的清新空气，恢复了嗅觉，才发现原来钻的是一个下水道。独生子女的成长环境是“人造的”，没有自然生态，没有游戏，没有属于孩子的“亚文化”，直接成为“小大人”。可怕的“小大人”！女孩子们急不可耐地化妆成妇女，为什么嘴唇都那么红？那是抹了口红，为什么要抹得血赤呼啦的？因为嘴唇是苍白的。男孩子花钱充大，真当了大人又要做小，上了大学还让老妈陪读。陪读陪考也来潮了，倒！阳光灿烂的日子(2)　　“好马不吃回头草”，子轩既然被我领出了校门，就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么小的孩子，离成人还有好几年，没学上怎么行呀？我脑子里也闪过能否让孩子转学，可是往哪里转呢？子轩上的学校已经是省里重点学校里的重点，再转学只能考虑出省或者出国了。可是谁来当监护人？高额的转学费用或留学费用怎么办？最要紧的是再被学校开除了怎么办？&望断天涯路，没有路可走了。　　事情到了这步田地，我的心反倒一下子放宽了。下海吧！老子下海就是现身说法，小子你就跟上学吧！　　记得我领着孩子走出校门，太阳把大地照得明晃晃、热烘烘的。路旁挺拔的椰子树为我们支起伞盖，伺候着我们回家。我搂着儿子，心里想感受一下舔犊之情，却不料生出另一种奇妙的快意：给你们腾出一个名额搞创收，偷着乐去吧！老子不玩你们的这个游戏还活不成了？第二章 梦中飞翔　　也许是继承了父亲的浪漫，也许更是想逃避那个命运强加给我的“故乡”，也许是刚刚读完《月亮和六便士》，塔西提岛蓝蓝的海天和红土地让我魂牵梦绕，一念之下，我于1987年“海南潮”的时候去了海南，进了海南师范学院。苦命(1)　　对健康人来说，童年的记忆是金色的，而我的童年却不堪回首。　　最苦的人当数子轩的爷爷。他经受的痛苦直到他去世后这么多年仍在我的心底隐隐发作。　　子轩从小似乎就和苦命相连。他像林妹妹一样，还在不会说话的年纪，就开始喝中药。　　子轩患的是乙型肝炎，病情是在上幼儿园检查身体的时候发现的。那时我正借调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常驻北京从事国家教委主持的基础教育师资培训项目，不在孩子身边。蒙同学的关照，本来准备把子轩送进当地最好的幼儿园全托，不料检查出禁止入托的病症。这个事件一下子打乱了我们预想的生活节奏，也给子轩的身心发展蒙上了阴影。　　子轩的病是怎么得的？　　起初我们都猜测是他爷爷传染的。子轩的爷爷是个老肝炎，病根是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落下的，我们兄弟姊妹三人在小的时候也都被传染上了肝炎。子轩当时让他爷爷奶奶带着，爷爷似乎难逃嫌疑。其实，子轩的病究竟是不是爷爷传染的并无确凿证据，一是爷爷从来单独用餐，二来爷爷的病症是肝硬化，子轩得的是乙型肝炎，得的不是一种病。子轩的母亲断定子轩的爷爷就是传染源，因为她是医院里搞化验的，结论都是术语，显得毋庸置议。在被嫌疑的情况下，爷爷无法为自己辩解，他也从不辩解。那段时间，只要家人提起子轩的病情，老人就避到窗前，久久地向远山凝望。　　对健康人来说，童年的记忆是金色的，而我的童年却不堪回首。我们患上肝炎以后，不论在学校上学，还是在校外与孩子们玩耍，总是遭受歧视。没有人愿意跟我们在一起玩，我们常常被小朋友们从游戏圈中剔除，有些孩子简直就像反犹分子一样，追着我们叫喊：“肝炎！肝炎！”那声音就像是高音喇叭失控后发出的尖叫，刺穿耳鼓，直戳神经，以至于几十年过后想起这一幕仍然不寒而栗。我们幼小的心灵被刺伤后无处伸冤，只能强忍着回到家中抱着被子默默抽泣。　　我们整个家庭已经饱受了肝炎的折磨，现在病魔又沿着血脉延伸到下一代的生活中，全家人的心情无异于雪上加霜。子轩说话晚，三岁还不会说话。每次给这个哑巴孩子喂中药都让家人费力又费心。每当我看着被药汤苦得哇哇乱叫的子轩总是黯然神伤：这只是口苦，心苦还在后面。　　最苦的人当数子轩的爷爷。他经受的痛苦直到他去世后这么多年仍在我的心底隐隐发作。本来他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健康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帅哥，他是这个国家第一代军工，原先在湖南的一家著名的老军工厂工作。中苏关系交恶之后，国家开始部署“三线建设”，他自告奋勇要求去建设大西北，是唱着“打起背包就出发”的歌登上西去的列车的。一到兰州，那拨人都还带着“大跃进”年代的热情，为国家做贡献不计较个人得失。当时正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食品极度紧缺，他不忍心孩子饿着，勒紧裤带加班加点拼命工作，结果积劳成疾。他是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送进医院检查，已经到了肝硬化晚期，开始腹水了。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医生忠告即使缓过来也活不出五年，抓紧最后的时光好吃好喝少生气，能多活一天算一天……结果他靠着豁达心灵的支撑和全家人的倾心照顾，奇迹般地挺过了病危期，又活了三十年&！何等艰难的三十年呵，除了忍受疾病的折磨以外，事业的挫折，世态炎凉，还有捉襟见肘的日子他都忍了，认了。他至死都对全家人带有负疚心情，惟独不见他对自己有丝毫的委屈或自怜。他眼看着子女一个个长大成人，都上了大学，又都成了家，终于盼到了孙子。孙子曾经带给他希望和欢乐，但是很快又化为难言的惆怅。子轩确诊为肝炎后送给姥爷去带了，爷孙从此很少见面。　　子轩是在我上大学时出生的。我是1978年考入大学的，我们那一茬大学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年龄大，大学上完了接着读研，没有精力带孩子。子轩的母亲也在上学，都在忙着弥补“四人帮”造成的青春损失，找老人帮忙带实属无奈。毕业后本该好好过日子了，但是我的心静不下来。一方面，我已经是大学讲师，教学的主力，但是在学校却分不上房子。平反的“老右”们还都挤在筒子楼里苦着呢，我等小字辈只能排队等，长成人了还要寄人篱下，而且住的是长辈的房子，甚感人生荒唐；另一方面生活还有奔头，可以读博，可以公费出国留学，可以找个好地方调动……能奔为什么不奔？　　也许是继承了父亲的浪漫，也许更是想逃避那个命运强加给我的“故乡”，也许是刚刚读完《月亮和六便士》，塔西提岛蓝蓝的海天和红土地让我魂牵梦绕，一念之下，我于1987年“海南潮”的时候去了海南，进了海南师范学院。　　子轩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跟了过来。一来到海南首先感受到的不是椰风海韵，而是蚊子的热烈欢迎。海南有“三个蚊子一盘菜”的夸张说法，可知海南蚊子的厉害。海南的蚊子并不大，咬起人来却一点不客气，也许是小孩子皮薄肉嫩，蚊子专门叮子轩，咬得子轩浑身没一块好肉。我当时住在海南师范学院的一间平房里，每天晚上照例熏蚊子，我们在灯下放上一盆水，把成包的熏蚊片点燃后就躲出去，回来后水面上总是漂满了一层蚊子。我说有一千只，子轩不信，我愣是一只只数过了一千。生活中这样的苦有很多，但是可以化解，我对子轩说：“我们以后就别熏了，蚊子那么馋你，就拿你当灭蚊器得了。”子轩哭笑不得追着打我，把小手拍得通红。有些苦就难以承受了，比如生活中遭遇到的莫名其妙的歧视。苦命(2)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这是个曲调平淡的流行歌曲，在当时的处境下听起来却让人感慨万千。房子房子房子！我需要一套哪怕是最小单位的房子。　　在西北师范大学就没房子，调到海南师范学院我要求的惟一条件就是房子，人一进来还是没房子。　　学校开始分房子了，打分排队我分到一套两室两厅的旧宅，房子虽然比不上兰州的好，但这是我应得的，我心满意足。原主人一走，我急不可耐地搬进去了。打开门第一件事干什么？该举行隆重的庆典！于是揽过女人来就地正法。　　刚把家搬完，总务科来人让我搬出去，理由不告诉我，说是组织决定。撅你个腚呀！我不睬。　　院长找来了，令我搬回去。显然是听了汇报。　　“屎都拉出来了，怎么又缩回去了？我要是不搬呢？”　　“你不搬就强迫你搬！”口气听上去像列宁。　　我怒了：“谁敢进我的家我就用斧子劈谁！来——嘛，来嘛来嘛。”我最后用四川话说。　　日瓦格蔑视列宁。丫挺的可能这辈子也没见过这种人，说了声“你等着”，气呼呼地走了。　　我等着，斧子就放在门口。　　当天没有人来，以后也没人过问，事情就这样了了。　　“贱货！非让老子给你们丫的端出黑缨枪来！”　　大学老师就是这副德行，因为大学就是那么一副操性。　　子轩受到的欺负更是无辜，因为他没有反抗能力。到一个生地方，地头上总会遇到欺生现象，受欺负的所有理由只因为你是个外乡人，我小的时候跟着父亲去西北有过无数次这样的经历。一个小蛮子是个小地头，没完没了地欺负子轩，手段恶劣，居然逼孩子叫他爸爸，不叫就打，打完了还要押着孩子到家里搜钱。我到学校报案，回答说是不算案。那好，不算大家都别算，小蛮子终于让我撞上了。“你叫我是啥？”我想起了真假李逵见面，乐了。小蛮子还挺硬，大概是脚下的土地给他的勇气。两巴掌过去嘴还硬，我还就不信了，怒不可遏，把几年来积攒的怨气都发泄到拳头上，只当练沙袋，一直练到这个可怜的孽障跪地求饶为止。小孽障回去找来一群大些的烂仔声称要玩大的，一盘道，这帮烂仔知道当时名震海岛的前全国散打冠军童德勇是我的江湖知己，惹不起，请我喝酒。喝你大爷！我打骨子里厌恶形形色色的地方主义，就是这个盛产菜狗的主义，在人与人之间砌起了长城，把原本好端端的人，变成了打边炉的材料。　　学校里不该有地方主义，但是，我在大学都避之不及，别说孩子在小学里。　　子轩转学到当地算是“重点”的一所小学读书。学校离家有两三公里路，中间要转几道弯，路过几条拥挤混乱的老街。接送孩子是件头疼的事，我们最担心的是怕孩子过马路出事，为此我还专门领上他训练过马路。第二天，孩子没等我们去接自己就回来了。再过些日子，他又发现了一条我们都不知道的小路，斜插进入一个村庄，穿过迷宫般的狭道，省了五分钟的行程。当年我也是这样独往独来，也喜欢另辟蹊径，子轩的发现让我高兴，心想有其父必有其子。又过了两天，老师叫我们去学校谈谈，说是这孩子的智力有问题。我差点没晕过去。问孩子都干什么了，他说老师的话听不懂。这时我才想起老师的话的确不好懂，让我顿时联想到越共。　　我们开始为子轩上学的事发愁了。　　子轩的母亲向在河北涿州教书的姐姐求助，看在亲姊妹的份儿上，子轩的姨妈爽快地答应了。子轩的姨妈是个小学教师，家庭和睦亲情融融。子轩姨妈家中有三个哥哥，他幸运地成了家中的老四，无论在学习还是在生活上都备受关照，出门在外玩耍不再受人欺负。子轩在那里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还是年级的短跑冠军。　　我还半开玩笑地跟子轩的母亲说过，孩子在他姨妈家寄养比我们自己带要好，我们没能力带好孩子就干脆别当父母了，以后也就再别接回来了。我们怕孩子跟着我们吃苦，托付给亲戚实际上是采取了逃避现实的策略。可事实上，孩子的苦命并没有到此终结，真正的苦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灾难。大难不死(1)　　X光照片显示， 子轩左臂为断裂性骨折，右脚粉碎性骨折，骨折错位和裂缝就有二十几处，脚弓被压迫成平足，腰椎错位半公分，险些截瘫！　　那是一个冬天的黑夜，孩子在冰天冻地的北国，我们在草木常青的海南。　　一阵电话铃响，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子轩的母亲起身去接电话，只听见她连问了几句“什么，什么”，就哭出声了。我意识到一定是出了大事。　　电话是子轩的姨父从河北涿州打来的，他告诉我们，子轩出了车祸，让一辆手扶拖拉机给撞了，伤势严重，昏迷不醒，现在已经送往北京积水潭医院进行抢救，结果怎样还不清楚……我们反反复复地询问出事过程，问孩子的命能不能保住，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对方说，活命估计问题不大，残疾肯定会落下，程度就难说了，现在还顾不上考虑后果，只能抓紧抢救，在治疗上寻求最佳效果。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我们一时间不知该干些什么。　　我们想马上就去机场，可是这个时间没有任何航班，外面还是一片漆黑。看看闹钟，才是夜里四点钟。　　灾难突然降临，我们方才体验到孩子对一个家庭是那么的重要，拉扯一个孩子长大成人是多么不容易！　　在这之前，亲戚帮我们拉扯着孩子，我们偷过着“自由”的日子，各自为自己的“事业”终日忙碌。大难突然临头，生活中貌似重要的种种事务顿时显得那样微不足道，“自由”和“事业”的意义被瞬间颠覆。我意识到这是一种报应：我们逃避家长应尽的责任，老天有眼，自作聪明者在劫难逃。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时钟还在走，家中的一切如故，而支撑这个家的精神支柱垮了，家的基础崩陷了。　　我想坚强些，但是身体和意识却如同大醉过后般虚软，有如飘荡在虚无之中，双脚支撑的身体如同行尸走肉。灯光不能带给我们任何温暖和希望，只能让我们看到对方充满恐惧和绝望的眼神。我们熄了灯，任由黑暗笼罩，在沙发上互相依偎着，谁也说不出话来。子轩的母亲泪水涟涟，全身颤抖。我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孩子的音容笑貌与种种车祸的惨状在脑子里轮番闪回，我在不停地懊悔自责自己为什么不把孩子带在身边？想像着子轩半身截瘫靠在轮椅上消磨余生的悲凉景象……　　理智在不断地提醒我该想些必须要做马上要做的事情。从哪里能迅速筹得子轩住院治疗需要的大把开销？　　在这个举目无亲的海岛上，谁来帮助我们？谁能帮助我们？上哪里去筹款呀？首先想到的只能是朋友，我在脑海里搜索着一切可能借到钱的熟人，想着我亲自输血救孩子……想着想着心里开始搓火了，凭什么呀？好赖我还是国家的人，国家这阵子哪去了，姥姥！　　天刚蒙蒙亮，我就开始到处跑着借钱。　　闯海南的人中流传着一句话，在海口能要到饭，但是借不到钱。我自己就有亲身体会，借出去的钱有一半还不回来。赖账的倒是罕见，一般遇上的都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情况，也有的甚至最后人都找不到了。这回出乎意料，跑了几个朋友，都不是大款，但是言明事由都慷慨解囊，这一场景感我何深，至今不忘。揣着这笔救命钱，我上了早班飞机飞往北京。　　当我赶到积水潭医院时，孩子已经做完了手术，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受创的胳膊腿上敷满了石膏，眼睛微睁，看样子是从麻醉休克状态中刚刚苏醒。我贴近子轩的脸仔细打量，子轩声音微弱地叫了我一声：“爸！”　　分别两年了，又刚刚经受九死一生的重创，孩子居然还能认出我，证明孩子的大脑没有遭到严重伤害。　　我哭了，庆幸多于感伤。　　一直陪伴着子轩的姨父这时候才给我讲了实情，夜里电话里说子轩让手扶拖拉机撞伤，是善意的谎言，怕我们知道实情后想得过多再惹出些意料不到的麻烦。其实，子轩是从五层高楼上坠地的！　　子轩是梦游跳下楼去的。　　他从来没有梦游的前史，谁也想不到会出这个意外。出事前，他白天在外面玩了一整天，累得浑身出汗，见风着凉了，回到家有些发烧，吃完晚饭早早就上床了。跳楼时已经是后半夜，所有的人都入睡了。他自己在睡梦中起床穿衣，摸到窗前拉开窗闩，推开窗子，神差鬼使地就跳下去了。　　后来我问过他对梦游是否还有记忆，子轩说，以前也做过跳楼的梦，每次都像飞一样，慢慢地落地，这一回也和做梦一样，就是落地特别快，唰……就那么一下，以后的事就不知道了。　　楼下是水泥地，平时总有自行车停放，子轩幸好坠落在两辆自行车之间的空当里，中间的空隙不足一米，子轩落地刹那间居然没有碰到自行车！　　那天有寒流，地上覆了一层薄雪。子轩着地后就休克了，后来不知是被冻醒还是疼醒的，他凭着求生的本能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敲击一楼住家的窗户。屋里的人被惊醒后跑出来一看，是一个浑身是血的孩子，地上流着一大摊血。子轩的左前臂断裂性骨折，白骨从肉里面戳了出来。邻居认出了子轩，大吃一惊，赶紧跑上楼去喊人。家里人闻讯后起初难以置信，明明眼看着子轩睡觉了，怎么会还在外面出事？再看子轩的床上确实没人了，寒冬里平时紧闭的窗户大敞着，但是还是想不明白人怎么会无缘无故地从高楼上跳下去。和子轩同屋住着他的表哥，睡着后没听到一点动静，被唤醒后让大家问得莫名其妙，反倒像做梦一般。子轩的姨妈慌忙赶到楼下，一见子轩的惨状，当时就晕倒了。人来了，子轩半睁开的眼睛又闭上了。大难不死(2)　　子轩被连夜送往北京积水潭医院进行抢救治疗，直到医院诊断结果出来才让他姨妈家里人松了一口气。积水潭医院是全国最好的骨科医院，子轩在这里得到了最及时也是最好的抢救治疗。　　X光照片显示， 子轩左臂为断裂性骨折，右脚粉碎性骨折，骨折错位和裂缝就有二十几处，脚弓被压迫成平足，腰椎错位半公分，险些截瘫！&最终没有生命危险也没有给以后留下残疾，算是子轩不幸中的万幸。医院的人都在向我道福。多年来，医院里接收过许多从五层楼坠落的人，子轩是摔得最轻的一例。　　医生也解释不通为什么从这样的高度坠落能摔得这样轻，只能推测子轩是在梦游中跳下，全身处于放松状态，缓冲了身体着地的下降冲力。这也不能算是科学的解释，说来说去，最后还得说这孩子的命大！释梦　　人啊，真是奇妙的生灵。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知道了事情已经成了过去。　　定然是先人积了德，上天让我们后人得善报。撒旦诱惑着孩子想入非非，上帝宽恕无知者的罪过，饶迷途之羔羊遭大难而不死。　　子轩为什么会梦游，梦游的情节为什么会选择跳楼？我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按照弗洛伊德的经典解释，梦是愿望的达成，与童年的性压抑及挫折有关，童年的泛性行为通常可以在无意识行为中解读出来。　　我没看出来这个孩子有什么性挫折，只是看到他平时喜欢跳楼梯。子轩喜欢往下跳，一次能跳六个台阶，他是年级的跳远冠军。他大概不喜欢中间过程的繁琐，这是不是想飞起来的愿望的达成？他说过他经常做跳楼梦，没想到这回的梦成真的了。　　我小时候也喜欢跳楼梯，不过喜欢往上跳，单脚跳。我可以清晰地解释自己的行为，我是平足，我憎恶自己长得像吸盘一样的脚掌，它的立场实在稳定，压抑了我想腾空的愿望。我也做过飞起来的梦，梦中的我不受地心引力束缚，久久地滞空，爽极了！以至于在半梦半醒之间明知是梦却不想醒来。　　我们的愿望应该说都不坏，差异在哪儿呢？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神秘的象征或暗示？再想下去只好胡猜了。人啊，真是奇妙的生灵。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知道了事情已经成了过去。　　我一直接受的是唯物主义的教育，是无神论者，从这个无解的事件开始，我相信了神的存在。定然是先人积了德，上天让我们后人得善报。撒旦诱惑着孩子想入非非，上帝宽恕无知者的罪过，饶迷途之羔羊遭大难而不死。　　子轩出院后，我们把他接回海南。回到家中，“组织上”没有人前来慰问，人五人六的基本上也都不来看望，来的多是些江湖上不三不四的人。不是我招的，他们想来。我想组织上也不至于见死不救，只是想考验考验我，大概是向组织靠拢申请补助什么的吧。我缺少这方面的早期教育，压根就没考虑过谁会来照顾我。考虑了也没用，我这种人也许长得就不像是让人照顾的。子轩需要照顾，由于他的伤势严重，疗养时间漫长，又起不来床，需要有人在身边料理吃喝拉撒，这事只能由家人来做。但是最喜欢他的爷爷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再一次老着脸皮求助于子轩的奶奶，奶奶似乎是为救难而生的，她来到了海南，满怀慈爱拉扯着孙子重新站起。　　子轩整整养了一年，也休学了一年。伤愈后，他的右脚成了一个平足，脚踝处膨大，原来的鞋都穿不成了，只好两只脚分别穿着两个号码的鞋，走起路来有些跛脚。为了不让他落下残疾，我们想尽了办法帮他校正，除了药物理疗，我借了本按摩书，亲自给他按摩了几个月，手法都练成专业的了。为了刺激他的足部生长发育，还专门编了一套运动操，鼓励他忍着疼痛练，天天坚持。好在他年龄尚小，正处在发育期，最后终于康复了。武汉学球　　1987年第一次去海南，返回时，我在海安县前往湛江的长途车上，见到几个人在玩三张牌，我开始觉得好奇就凑上去押了10块钱，转眼就输了，又掏出10块钱，又输了，再押还输。一支烟的功夫，我随身带的盘缠去了一半。这时的脑子已经有些发蒙，光想着把输掉的钱赢回来，表面上还故作潇洒。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庄家倒牌，确信看准了，于是掏出了剩下的所有，重重地拍在一张牌上。掀开一看，傻了，顿时汗流满面。钱输光了，我也清醒了，这是一群骗子。愚蠢的教育(1)　　……孩子可能有特异功能，对股市行情预测得比股评家还要准，可惜没听孩子的话，几次大行情都错过了。　　我自己犯过的错误更愚蠢。　　我曾经把这段不光彩的经历掩埋在心里多年，这时翻出来讲给了孩子听。　　子轩退学后的几天，一直在家里面呆着。出了学校门，只能在家学习了。　　我帮他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为保证计划能够落实，我放下了外面的生意，坐镇家中盯着。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办法，但是，这不是做文章。眼前没有更好的办法，也就管不了许多了。　　受我下海的影响，子轩自打上小学就“留学”，前后调换过四五所学校，从兰州到河北又到海南，要在古时候可谓周游列国了。但是不管在哪里，在校的学习成绩总是排名靠前，虽然有些调皮，也没让我们家长太操心。　　到了六年级下半学期，他每天放学都回来很晚，说是功课忙，作业多。可是到了期中考试，子轩的成绩一下子落到了全班倒数之列。一查原因，他沾上了赌博。　　子轩起初是跟孩子们玩赌博游戏，输赢只是些有印刷图案的纸片，孩子们管这玩艺儿叫“洋画”。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觉着小孩子玩得不过瘾了，胆子也放大了，逐渐发展到跟社会上的赌徒玩真的，筹码还押得挺大，一把就能输赢几百块！赌资是他从我们家长口袋里摸走的，因为我们从不设防。另外我当时在外面干工程，口袋里老有钱，也从来不数。子轩的这个行为，以我年少时的家法论处，毫无疑问会遭到严厉的杖责。相信绝大多数的家长对此也都不能容忍。但是，子轩这一回没有挨揍。因为时过境迁，社会环境巨变，我们身在海南，海南全民皆赌，我们当家长的屁股就不干净，没有理由在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上惩罚孩子。　　在这之前，子轩曾经在钱财上让家里大出了一回血。子轩的母亲做股票，他舅舅也做，每天都要在电视上看行情听股评，家里面少不了谈论这方面的话题，都不避孩子。子轩经常插嘴大人的意见，有许多次子轩蒙得比大人准，嚷嚷着家里的股票应当由他来做，他母亲跑来悄悄告诉我孩子可能有特异功能，对股市行情预测得比股评家还要准，可惜没听孩子的话，几次大行情都错过了。他母亲当真还来征求我的意见。　　我从来就把股市的散户视为撞大运的赌民，只因不愿意为钱财闹不愉快便不与之争锋，但是让孩子玩股票我是万万不答应的，也没什么可以商量的。无论如何不该让孩子去撞大运，就是真能蒙到钱也不能干。　　一天，子轩母亲声称她在股市上的存款让人动用了，账户上的钱都买成了股票，而买入的股票统统下跌，市值上已经损失了上千元钱，她起初还以为是子轩的舅舅干的，姐儿俩理论了半天，让舅舅生了一肚子冤枉气，最后才查出是子轩所为。股市密码怎么会泄漏呢？他母亲还在猜子轩有特异功能，想着是不是藏在大脑海马沟褶缝里的密码让子轩看见了，最终子轩坦白交代了谜底：他是在母亲打电话时偷看到了压键的顺序，默记在心，上手一试居然通了！于是就把账上的余款全买成了股票。后来他眼看着股票下跌也害怕了，不敢吭气，心存侥幸想等着反弹行情涨回来，没想到一跌再跌，直到事情败露还在看跌。　　这一跌把子轩的母亲跌痛了，她想打孩子，我不同意。我认为这个后果只应当由我们当大人的自己吞吃，因为孩子不知不为过，论不上挨打。再说，大人起始动机就出了问题，假如孩子一把中彩了呢？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说，难道还要给孩子提成？事情到这一步，我以为赔钱只能责怪自己愚蠢，教育孩子不能以结果论赏罚。我给他们讲了个儿童心理学的经典测量：一个孩子因为偷吃糖果翻箱倒柜打掉一个杯子，另一个孩子在家宴后帮着家长洗杯子，一不小心摔了盘子，打掉了15个杯子，该惩罚哪一个？这是一个儿童心理学的经典实验，后来演变成心理测量题，用以测量孩子的道德判断发展水平。正常情况，12岁的孩子应该答对这道题。子轩马上听出眉目来了，他说他买股票还不是为家里赚钱，生意有赚就有赔。我说，子轩买股票可以无罪赦免，甚至某些地方还可以获得表扬，因为他的出手有手笔，以后没准还能干大生意。该挨打的是他太聪明了，小小年纪就学会拿着标准答案说事，开脱自己的责任。　　我自己犯过的错误更愚蠢。　　1987年第一次去海南，返回时，我在海安县前往湛江的长途车上，见到几个人在玩三张牌，我开始觉得好奇就凑上去押了10块钱，转眼就输了，又掏出10块钱，又输了，再押还输。一支烟的功夫，我随身带的盘缠去了一半。这时的脑子已经有些发蒙，光想着把输掉的钱赢回来，表面上还故作潇洒。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庄家倒牌，确信看准了，于是掏出了剩下的所有，重重地拍在一张牌上。掀开一看，傻了，顿时汗流满面。钱输光了，我也清醒了，这是一群骗子。　　他们在设赌局的时候装得互相不认识，赢了钱后原形毕露，聚到车尾的空座处狂饮易拉罐啤酒，操着广东话乐得前仰后合，我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也许是在议论北方佬怎么这样傻，就扛着这么个傻大头还要跑到海南来淘金，可能海南还有更傻的吧，不然他怎么会带过来钱呢？骗子们赢了钱后不久就下车了，坐庄的家伙还挺有江湖风度，给我甩下两张10元。我干脆地说了声：“不要！”我把钱丢给了他。到了湛江，我身上还剩两块钱。我乐了。离家还有几千里地，此地举目无亲，能回去当然又是一段离奇的故事。此乃后话，在此不表。愚蠢的教育(2)　　事后，我想明白了，十赌九诈，之所以骗子能得手是因为有心存侥幸又自以为是的傻瓜买单，我认了，还有必要领教第二次吗？这次赌钱是我下海的第一课。刻骨铭心！以后我再没有沾赌。我情愿把那伙骗子看成是我的老师，学费不贵。　　我曾经把这段不光彩的经历掩埋在心里多年，这时翻出来讲给了孩子听，并没觉得当家长的这么做有失尊严，因为我说的是大实话。我另外告诉他，你用偷别人的钱做赌资的行为比赌博还要恶劣，赚了是自己的，赔了是别人的。好一个聪明脑袋！今天就算不知不为过放你一马，但是替代性惩罚是必须要有的。在升学考试之前，必须把心收回到学习上来，剥夺自由，放学就回家。子轩也许为这次没挨揍感到意外。　　此后三个月，他放学后就在家复习，结果，获得小学毕业升学考试全校第二的成绩。放飞(1)　　子轩突然问：“武汉体院在哪里？”我指着他的嘴说：“出门人所有的问题都要靠它解决。”　　子轩过了安检口，回头冲我们招了招手，我拿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挥手示意让他快走，背影迅速消失了。子轩就这样孑身一人登上了飞机。　　孩子升学考试过关，将功折罪，我们可算是松了口气。这个表现让我看到他的学习潜力，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也许是他在学校吃不饱才跑到社会上找刺激的，我想引导他发展一项能消耗过剩精力的游戏，用一个健康的爱好把他套牢。另外，我也感到自己多年来只顾忙自己的事情，疏远了与孩子的交往，有心利用一个没有作业负担的假期陪着他玩个痛快。　　我开始教他下中国象棋，每天陪他打两三个小时的棋谱，进步非常明显，两三个月就能和外面的成人下了。但是，我没敢放他，怕他再赌。他是个好动、乐群的孩子，坐不住，打谱时间一长就厌倦了。看来，游戏少了伙伴不行，或许他根本不是学棋的材料。　　一天，我骑着摩托带着他四处兜风，无意中看见一个乒乓球馆就进去了。这一去不要紧，以后他天天都闹着要去。刚好，那个球馆有曾经受过专业训练的小教练，正在招学生，我给他报了名。教练试了试他的反应和球感说，这孩子有天赋，只是到小学毕业才开始练，年龄有些大了，不过事情不是绝对的，庄则栋也差不多在这个年纪才开始正规学球。听教练这么一说，我们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高兴。　　子轩随后开始接受业余训练，算有了一项正当的爱好。教练的水平虽然有限，但是当地也找不到更好的。跟他学球的有一帮孩子，他最大，进步也最快，自然成了那里的娃娃头。打球给他带来不少生活的欢乐。　　让子轩学打球的原本想法就没指望他以后吃这碗饭，我的决定出于几方面的考虑：　　其一，退学事件发生之后，我不管他不行，把他关在家里学习显然也不是那么回事。他手捧书本，目光却不时地瞟向窗外，每当我看到他这个样子心里也难受，我感到他活像个囚犯。以前关他禁闭三个月还有个盼头，也有具体的升学目标和内容。退学后再关他简直像判无期徒刑，不知什么时候能放他出来，就算能关住我也陪伴不起。我们也设想过让他转学，往哪里转？省内升学率名列前茅的重点校都上不下去还能上什么更好的学校？何况我们还要掏上高价学费说好话求情。就他当时的状态，进哪所学校也不能保证再次被踢出来。于是，我们想找个正经事让他做，这样至少可以避免他在外面赌博学坏；　　其二，子轩因坠楼造成的创伤虽说已经痊愈，但是，右脚很容易疲劳，一疲劳走路就跛。医生建议在发育期加强运动治疗，我非常赞同；　　其三是尊重孩子的兴趣。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时我没发现他在某方面表现出稳定的兴趣。他打球的兴致正高，走路都在比划动作，也肯吃苦。恰好我也有朋友关系向高人推荐，这样，送他去学打专业球似乎成了当时最好的选择。　　子轩投奔的是武汉体院的滕守刚教练,他训练很有一套,每一茬选材总是招收一些专业队筛选剩下的苗子，而且是半日制训练，还有半天学文化课。就在这种条件下，滕老师栽培出不少少年国手。子轩当时对可能获得的这个机会当然感到兴奋。在音、体、美的各个专业领域里，能获得专业训练的资格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肯定比考大学难，何况子轩打的是“国球”。　　当时我和子轩更操心的问题不是在考虑走这条路值不值，而是在担心人家教练收不收。这年头的乒乓竞技早已不是庄则栋时代的水平，专业队的选手一般都是五六岁开始摸拍子，10岁左右已经打得有模有样了。而他已经13周岁过了，以前的训练也不正规，按专业人士的看法,这时才开始正规训练，必须先废弃以前的动作定型，然后从基本动作起步，相当于从头开始，这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竞技的巅峰。滕教练开始在电话沟通的时候也向我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最后看我心情迫切，表示先看看人再说。　　子轩就要离开家门，北上千里去拜师学艺。这一去，无论能否被录取都会让我们家长难过。如果录取不上，白跑一趟不说，孩子无疑会经历一次挫折，也许以后球拍都不愿意再摸了；如果录取了孩子也许会一去不复返，以后全家人想吃一顿团圆饭都难了。我当时的心情很复杂，躺在床上，不知怎么突然想起了鸽子。　　那是一只美丽的雄性“雨点”，额头宽大饱满，两眼炯炯有神，高傲地挺着胸脯，羽毛整齐发亮，前腿上裹着一圈打上了号码的铅皮，外行人也能一眼看出这是一只有身价的鸽子。它从千里之外的北京飞了回来，在市里的信鸽比赛中获得过名次，我儿时的邻居花了大价钱从主人手中请来，用以育种。小鸽子孵化出壳了，羽毛日渐丰满，会飞了。该放飞了，这是养鸽人最兴奋也是最提心吊胆的时候，邻居一次次把鸽子带到更远的地方，鸽子总是比他先回到家中，每次成功的放飞都让他的鸽子升值，也给他增添了人前吹嘘的资本。在一次信鸽比赛中，邻居带上最好的一只鸽子报名参赛，但是信鸽没有飞回来。邻居伤心得欲哭无泪。我们都说路太远鸽子迷路了，邻居厉声反驳，他不容别人怀疑爱鸽识途与飞翔的天赋，他只是担心鸽子可能遇上天敌鹞子，更害怕遭遇到黑心人的枪子。邻居痴迷于养鸽，他说鸽子高雅。放飞(2)　　养鸽人总是想把自己的鸽子送到更遥远的地方放飞，一撒手就开始惦念着鸽子的平安，鸽子在路途中承受多大的考验，养鸽人的心灵便会经受多少折磨。为什么人要这样自寻痛苦？因为鸽子会飞。　　我最终还是铁下心来让子轩独自北上武汉试训。子轩这一去不正是放飞吗？他已经受过一次大难不死的考验，上帝该保佑他了吧……我不是跟养鸽人一样吗？鸽子属于蓝天，为了让属于大自然的生命能自由地飞翔，为了人生的欢乐与荣耀，我向上帝祈祷：主啊，佑我无知的孩子避开天灾人祸不测风云，独让我承受内心的折磨吧。阿门！　　记得当时我把他的机票、行李、零花钱准备好。该出家门了，子轩突然问：“武汉体院在哪里？”我指着他的嘴说，出门人所有的问题都要靠它解决。子轩这时候显得有些犹豫，我半开玩笑地对子轩说：“该当男子汉了。”子轩下意识地挺了一下腰杆，天真幼稚的动作让我看着很舒服。猛然间，我感到一阵酸楚：他能挺得住吗？我的目光从正在收拾提包的子轩身上迅速游移开去，从沙发上忽地一下站了起来，匆匆地走进了卫生间，丢下一句“我要冲个凉”。打开的是热水，热腾腾的细水珠洒在脸上，冲洗掉我一时冲动夺眶欲出的泪水，但是暖不了我离别骨肉时内心深处的悲凉……　　我把子轩送到机场，候机的时候，为冲淡别离的气氛，我尽量找些轻松的玩笑开心，好让子轩无牵无挂地上路。检票了，子轩过了安检口，回头冲我们招了招手，我拿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挥手示意让他快走。背影迅速消失了，子轩就这样孑身一人登上了飞机。　　当天晚上，滕教练打来电话说，你的孩子我们收留了。后来滕老师告诉我，按照子轩当时的条件，他实在不想收留，但是，这孩子能千里走单骑，独自一个人找上门来，这一举动令他刮目相看。所有的孩子都是家长亲自送到学校的，床都要让家长铺，有的家长甚至住在学校边上陪读。日后滕教练与我把盏闲聊时放开说了，他当时充满好奇，这孩子的家长怎么如此大胆？不是少根弦必是高人。他说愿意和我这样的人交朋友。　　孩子有了着落，算是了结了一件心事，新问题又接踵而来，我该想费用的事情了。海南的房地产衰败得一塌糊涂，哪里还有生意能挣到钱？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未遂族(1)　　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情普遍比孩子急切，梦比孩子多，而且爱做怀旧梦……我将这类人群称之为“未遂族”。　　我知道子轩肯定会以失败告终，但是我希望能尽可能冲得高一些，冲到自己的极限就满足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用这句话来描述我们这些送孩子在特殊领域发展的家长别有意味。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情普遍比孩子急切，梦比孩子多，而且爱做怀旧梦。当初孩子在海南学球的时候，每次训练都由家长接送，别的家长也一样，而且都是全程陪伴，帮着捡球、打杂、现场助阵。性子急的家长往往是孩子一失误自己就失态。不等教练发话自己就开始指手画脚训孩子了，结果闹得孩子情绪很坏，心情越发紧张，无所适从。还有些家长自己以前曾有过某些兴趣爱好，因为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致使心志未酬，往往寄希望于下一代来实现自己未遂的理想。我将这类人群称之为“未遂族”。　　我承认自己也是“未遂族”中的一员。　　我的少年时代正赶上“乒乓热”席卷全国，几乎所有的学校都砌有水泥乒乓球台，几乎所有喜欢体育的孩子都能打上两板。我曾经为之迷恋，和几个同样发烧的同学天天泡在水泥台上，放学后不打到天黑不回家。虽然是瞎打，但是同样享受到竞赛的乐趣，同样梦见庄则栋。后来代表校队外出比赛，结果被训练有素的师大附中校队打得落花流水，才知道打好球要有教练栽培才行。后来到区体校去集训过一段时间，遇见一个当年和徐寅生一起打过球的教练，他说：“你别打了，你的动作已经形成了错误的动力定型，很难再改了，再打下去也不会有出息。”我当时听了难过得简直想哭出来，几天都没心情吃饭。后来我再也不打乒乓球了。而且后来玩所有的运动项目，知道了先要找教练，而且要找高手。　　……当我昔日的愿望在孩子身上实现以后，开始觉得很兴奋，似乎就等着收获了。但是不久就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要想当一个职业的运动员，远远不是找个教练就能解决问题的。不要谈什么世界冠军了，单说国内的少年专业队伍就有几十个，哪个队伍没教练，哪个选手不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淘汰剩下的精华？除了个别天才，能打进前16名的选手个个都有杀手锏，谁也不敢说包打天下的话，仅仅是国家少年队选拔赛的竞争激烈程度，就比考大学不知要超过多少倍。国家队只有一个，世界冠军只有一个。谁能成为最后的王者，除了天赋、勤奋、教练、训练条件等等所有可知因素外，还有机遇、运气、天时地利人和等数不清也说不清的因素在起作用。也许正是难，世界冠军才显得珍贵；也许正是因为珍贵，获此殊荣才无比艰难。　　现在我算是彻底看明白了，家长送孩子走竞技运动这条路没有错，但是一旦有所指望就大错特错了。　　“国球”难打，足球更难踢！也许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捷径只有指望“国粹”了。据说当今全国注册的武馆武校就有两万家，少林寺的一条沟里就屯着几万慕名而来的习武后生，肯在这个行当上投资的家长大概是把金庸的电视剧和张艺谋的《英雄》当真了，以为中国功夫真能打败泰森，甚至刀枪不入。幸好我老周没有爱上金庸！否则让孩子去练功，一旦上了层次麻烦更大了。　　竞技运动是游戏，又是名利赌场。如果一个家长仅仅只是从追求功利的动机出发，指望在投资上获得回报的话，这个家长也许是在做世界上最愚蠢的一笔投资生意，造就一个邓亚萍，也许比摸到足球彩票的头等奖还要难。换句话说，从事竞技运动的人好比登山，是花大钱自讨苦吃的行当。为了解释自己并不愚蠢，我必须找到功利之外的所得来填平心态。　　只能从过程中去寻找精神价值，寻找意义。　　从事竞技运动虽然从功利角度看得不偿失，但是种种体验刻骨铭心，因为他获得的是生命的高峰体验。有过高峰体验，对一个人来说，无疑是一笔值得一生自豪的财富。作为一个教育学者，我宁可把他打球的经历视为课程。我看重竞技运动过程冲击人生极限的经历，看重公平竞争的游戏精神，看重游戏规则的教养价值。我知道子轩肯定会以失败告终，但是我希望他能尽可能冲得高一些，冲到自己的极限就满足了。　　出乎我的意料，子轩的运动生涯不到两年就结束了。　　为什么会断送自己喜爱的学业，这对我来说到今天仍然是个谜。这个谜也许只有他自己才能解开。　　刚去的那一年，困难最大，吃苦最多，长进也最大。起初，他在队里垫底，有个现在在八一队打球的女孩，队里排行最小，当时只有9岁，也嫌他的球臭不想和他打。子轩忍气吞声，埋头苦练，半年后，先把小师妹灭了，又默默地追赶其他人，排名逐渐上升，基本技术开始有了模样，已经进入中游行列，冲击上手也能不时打出两板好球了，用教练说的话，打疯了也嗷嗷直叫，也混不论。实际上他已经度过了最难熬的过渡期。只要他不要背上以胜负论英雄的包袱,只追求自己每一天有效的训练积累,一步一个台阶地上进，打到专业水准完全是有可能的。子轩后来不想打了，原因很多,主要是自认为年龄大了，对前途没有信心；还有，竞技圈里不相信眼泪，实力是硬道理。专业运动队的训练总是围绕着尖子球员的比赛训练计划进行，下手给上手当陪练是行里面不成文的规矩，板凳队员的心情总是压抑的。教练不重视他也合乎情理，教练有任务，总不能扔下整个队伍单抓一个后进。否则，全队人的饭碗都要砸。子轩的处境无疑是困难的，但是，我和教练都不认为困难到练不下去的地步。未遂族(2)　　在我看来，他所谓打不下去的理由实为借口。这个借口如果成立，邓亚萍有一百个理由不能打球，而且每个理由都能上教科书。邓亚萍只有一个理由：格杀勿论！我怎么看邓亚萍盯对手的眼神怎么像警察抓小偷，怎么看邓亚萍手中的拍子怎么像掂了把菜刀。　　邓亚萍也许谁都不可比，但是她的精神任何人都可以学。哪怕经过卧薪尝胆的努力之后在拼搏中败下阵来，也是一个虽败犹荣的经历。这样的失败至少我完全能够接受。　　子轩后来出现的问题并不是技术上不能打下去，也不是缺少天赋。应当说他的天赋就适合于打乒乓球，我认为半途而废是生活和意志方面的问题。起初，他拒绝承认这一点，可能是害怕我会追究他的失职，现在时光退后，他承认了自己当时在训练中不够投入，打球以外的事想得太多了。比如：他和队里的一名主力队员打训练比赛，曾经有十多次打到赛点，愣是没有拿下一局，明摆着这是心态问题嘛！他太想赢了，以至于一到这个关口就不会打了。后来，他练了一手花哨的发球，高抛、抖腕的小骗招都会了，动作模仿的是瓦尔德内尔，还挺像那么回事，但是遇上不吃球的就歇菜了。还有别的捷径吗？子轩又想法子在球拍上动心计，换上长胶让对手吃球，以这些办法来提高胜率，这些“花招”一开始果然奏效，但时间一长，对手适应了，又把他打回原形。这些举动可以清楚地表现出他在游戏中的价值取向和性格中的特点，而竞技运动的精髓又恰恰是与这样的心理品质格格不入的。　　我为他退却的理由深感失望，同时，更为他的未来忧虑。读书读不进去，打球打不出来。人生有捷径吗？你究竟想干什么？你还能干什么？荷尔蒙冲动　　眼睛喝红了，板砖备好了，只等着夜深人静把冤家堵在床上灭顶一拍。　　我也不主张凡遇上一点事就告老师告家长，告习惯了长大了就爱告领导告老板还有告老婆，这样的操行很不好！　　为什么不打球了？也许正是这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