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津义弘（日本历史人物）_百度百科
清除历史记录关闭
声明：百科词条人人可编辑，词条创建和修改均免费，绝不存在官方及代理商付费代编，请勿上当受骗。
?日本历史人物
（日本历史人物）
岛津义弘（公元1535年—公元1619年），日本战国时代九州萨摩大名。曾率领萨摩军团辅佐父亲及兄长统一整个九州，时人称之为“鬼岛津”、“鬼石曼子”。后讨伐九州，其兄义久投降后隐居，由其继任一职。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时，岛津义弘也参与其中。中从属西军，西军败阵后，义弘血战逃脱。战后，家臣极力求情，才得以免罪。
岛津义弘人物生平
岛津义弘（日—日）是日本的大名，第十七代当主，的次男，母亲是雪窗夫人。幼名又四郎，官位为兵库头、待从、参议。其后更被赠回正三位。育有儿子久保、忠恒、万千代丸以及忠清。战国有语：“岛津无暗主。”以惯出名君良将而著称的战国岛津氏，从来不缺乏优秀的人才，贵久之运筹，义久之方略，岁久之智谋，家久之兵伐，无一不是一时之豪俊。而岛津义弘能从一门武将中名声鹊起，脱颖而出，进而威震日本，名扬海外者，在其一生饱经恶战，每每能于置之绝地，革灭殆尽之时扭转乾坤，创下一个又一个令后世瞠目结舌的战争奇迹。
义弘于伊作龟丸城出生，幼名又四郎，最初因为义昭的讳名
岛津义弘塑像
改名义珍，后来改名义弘，第一场的战争是与附近大的联合军在岩剑城交战。其后在以少数的兵力击破敌军。1587年秀吉进行九州征伐时，当兄长义久，义弘曾主张与抗战，最后义久游说，最终继承了（近年的研究，有否定义弘曾当过家督的说法）。
之后，他为秀吉参与对朝鲜的攻略，文禄和两次战役也有参与，前线的战功也有不少，后因明将董一元的军械库失火赢得了泗川胜利，以鬼石曼子自称（石曼子日语中与岛津读法相同）。后来在一战中惨败，先被明将邓子龙切断后路，后遇朝将李舜臣的十二艘龟船击败，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带着几十条破船和几百名士兵逃回日本。本来支援东军的行动，但是在出发后打算进入，但是被城主拒绝，义久决定投靠西军，但是在关原战场中，一直没有交战直到西军几乎瓦解的时候才作出突围，虽然义弘是次突围使他失去了多名主力，例如是以及是长寿院盛淳，但是东军追击的及受伤，使追击速度缓慢，最终义弘成功突围，从伊势街道撤离回到萨摩。至于领地的问题，最终在其兄的下，以纯粹是义弘的行动，保住了领地，由忠恒继承。
自此，他在加治木隐居，入道改称惟新，于1619年死去，一共有13名家臣跟他。法名为妙圆寺殿松龄自贞庵主。
岛津义弘义弘初阵
天文二十三年(1554)七月，西大隅的豪族蒲生范清不甘接受的统治，纠合祁答院良重、入来院重嗣等国人众势力，以及真幸院的北原兼守、大口的菱刈隆秋等形成反岛津同盟，隔月即举兵进攻已归附岛津家的肝付兼演的加治木城。岛津当代为了救援肝付兼盛，巧使围魏救赵之策，直接进攻蒲生范清的支城要塞岩剑城。此战被视为岛津家存亡的关键一战，岛津一族几乎全部出动，贵久的次男，20岁的岛津义弘也在此时迎来了的机会。
岩剑城位于南面的岩剑山上，山高150余米，北、西、东三面都是断崖，有难攻不落的“险城”之称。就连岛津家身经百战的老家督看到岩剑城天然形成的险要地势，也不禁对义弘等兄弟发出“要攻下岩剑城，你们三兄弟大概要有一人阵亡（「三兄弟のうちの谁かが死なねば落ちまい」）”的感叹。城中驻守的是由以勇力闻名大隅的城主祁答院良重和蒲生家大将西俣盛家率领的五百城兵。（《三州诸家史/萨州満家院史/蒲生町郷土志》）
岛津家军分为二路，一队由之弟岛津忠将率领，攻打岩剑北面的帖佐城以牵制蒲生兵力，主力则由萨摩内城出发，于九月十二日推进至岩剑城北的狩集布阵，同时派遣等一部分兵力至岩剑城东北的日当平设立分阵。（《岩剑御合战记》）
九月十三日晨，义久、义弘兄弟率队从狩集向鹿儿岛湾西岸脇元、一带的白银坂推进。家中大将梅北宫内大辅和宅间与八等鹿儿岛众和川边众焚烧了白银坂附近的村庄，刺激守军出战。果然一部分守军中计出击，被义久、义弘兄弟击退。
十三日夜，雨后的战场上产生了大雾，据说此夜在岛津本阵附近出现了“狐火”。世代传说，家祖忠久乃是初代幕府将军的私生七男，其后局曾因迫害而逃亡摄津，被一群狐狸所救，因此视狐狸为家族守护神。此次临战之前发现了代表祥瑞的“狐火”，一时军心大振。
九月十四日晨，由帖佐城迂回而来的岛津忠将用兵船50余艘逆岩剑川而上在城东登陆，慌乱中移兵补防的守军被忠将装备了铁炮的铁炮队攻击，并也以铁炮还击，形成了日本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铁炮实战。（《祁答院町史/入来町史/三州诸家史》）颇受损失的祁答院军重整防务，依仗地势和岛津军展开了相持拉锯战。
九月二十日，在城东麓待机的岛津义弘率先取得突破。他以五百足轻佯作割取城下农田中秋熟的禾稻，吸引守军出城争抢，然后由埋伏的三百铁炮和弓箭手施以攻击，成功的奇袭击溃守军一部。义弘此战使用的伏击战法“麦刈”，被认为是日后著名战术“钓之野伏”的雏形。
二十九日晚，义久、义弘兄弟奉命潜至帖佐城附近的星原，义弘故技重施，再次以“麦刈”诱出帖佐城守军予以痛击，受重创的守军逃回帖佐闭门不出，义弘兄弟成功切断了帖佐对岩剑的增援。
此时，得知岩剑城危在旦夕的蒲生范清匆忙放弃对加治木城的围攻，率兵二千返回救援。早有所料的贵久得知蒲生援军逼近，即率义久、义弘兄弟主力撤围应敌。
十月一日夜，蒲生范清赶到池岛布阵，与城兵呼应意图夹击岛津军，没想到岛津军也是分两队迎战，双方遂在岩剑城北的平松展开激战。岛津义弘一马当先，冒着敌军的和率先杀入敌阵，将援军大将祁答院重经(祁答院良重长男)追到高桶川加以斩杀。此战岛津军大获全胜，祁答院重经以下，城将西俣盛家等五十多位名武士被讨死，蒲生范清逃回居城。（《三州诸家史/萨州満家院史/蒲生町郷土志》）
岩剑城守军在得知援军惨败的消息之后，士气低落，岛津军趁机再次发动攻势。十月二日，义弘在叔父的掩护下纵火攻破了城西口，破城已仅是时间问题。
当晚，义久至城下向守军劝谕投降，未获答复，但祁答院良重却带着残兵在黑夜中弃城而逃。十月三日，贵久率大军进入空城，并举行了庆祝酒会。（《岛津国史．卷十七》）至此，岩剑城攻略以岛津完胜告终。
由于义弘在此役的优秀表现，贵久任命义弘为岩剑城守城城番。岩剑城从此成为岛津攻略大隅的，义弘亦经常的成为岛津出阵的先锋。
岛津义弘攻略大隅
天文二十四年(1555)一月，贵久中了北村城主北村清康的之计兵败北村城，奋勇殿后的弟子丸守、指宿丰后守，以及敷板、福崎、浜田、青山、名越、池井等多位名武士战死。
三月，岛津家调集忠将、义弘、尚久等部攻打蒲生支城帖佐城。义弘和大将喜入季久猛攻破城，守将祁答院良重不支败走，此后，得到蒲生范清支援的良重曾试图重夺帖佐，但在义弘亲自率军的攻击下终于再次败逃，四月二日，帖佐城落入岛津手中。（《祁答院町史/入来町史/三州诸家史》）
弘治二年(1556)三月，贵久派遣义弘兄弟各率千余兵力轮番对另一支城展开猛攻，在烧光城外建筑后，义弘抢先突入城内，守将织部氏节被讨死，10月18日松坂落城。但在此战中一直身先士卒的义弘也身负重伤。
面对岛津的连续猛攻，蒲生范清守卫本城的四座支城已去其三。贵久得势不让人，连连发动攻击，栴野城、松元城、本南阵、远江ケ塁、尼ケ城、、贝皿、七由等一个个要塞据点先后被攻取，对蒲生龙城的合围已渐形成。
十二月，菱刈重豊率大军前来援助范清，在布阵以牵制岛津军，两军开始对峙。相持一直持续到次年四月，老忠良亲临前线督战，贵久趁菱刈军长期滞留松懈之机，突然袭击菱刈重豊在北村境内矢筈城的本阵。
五千岛津军势向菱刈阵线发起猛攻，惯打先锋的义弘再次当先突破敌阵，讨取了菱刈方大将楠原的，自己的铠甲上连中五箭，重伤之下犹然奋战。在他的激励下，岛津军威大振，菱刈军全线崩溃，菱刈重豊而死。四月十五日，北村城落。五天后，情知大势已去的范清焚毁了苦心经营半生的居城，逃往祁答院领。至此，西大隅完全归入了版图。（《三州诸家史/萨州満家院史/菱刈町郷土史/大口市郷土史》）
此时在日向方面，岛津庶家岛津忠亲面对伊东家与肝付家的联合进攻疲于应对，不堪重负，开口向贵久求助。永禄2年（1559）4月，忠亲将与伊东家邻接的末吉献于贵久，次年三月，更收义弘为义子，借用其勇力对抗伊东，岛津的势力开始进入日向。
就在岛津的发展扩张顺风顺水之时，大变徒生，永禄四年(1561)四月，突然出兵属于岛津同族的廻城，贵久派其弟忠将前往援救，竟然中伏战死。此事令贵久大受打击，不得不于永禄五年(1562)二月召回驻在日向的岛津义弘。
义弘一去，伊东义祐旋即，3月即拿下了忠亲所守的。此后双方陷入你来我往的，9月，忠亲再次夺回饫肥城，永禄6年（1563）2月贵久出征饫肥，与伊东军在三山交战大胜。永禄7年（1563）5月底，伊东再次进犯，袭击岛津方的今城，而守备此地区的饭野城主北原兼亲出现叛离迹象，义弘急忙赶赴日向，11月17日义弘进入饭野城，监视兼亲。以后义弘作为岛津的守护代，以饭野城·加久藤城为据点，担任日向治理的先锋。
岩剑周边形势图
永禄九年（1566年）二月贵久把之位让予。同年十月义久兄弟出兵进攻伊东义祐在真幸院的，因岛津义弘受创而撤退。永禄十年（1567年）十一月，义久兄弟等人以报回一败之仇为名出兵三山城，但是经过般若寺时却急转直攻北萨国人众菱刈隆秋的马越城，展开萨摩平定战。十一月二十四日攻陷马越城，菱刈隆秋逃往牛山城。附近的市山、横川、曾木、羽月、山野、平泉、青木、汤尾等城当夜尽入版图之中。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市山城的市来家利进攻牛山城，反遭菱刈隆秋打败，进而攻打市山城。翌年正月岛津义久与岛津义弘出兵救援市山城，菱刈隆秋虽然有相良氏的援军相助，但仍被岛津义久在堂崎击败。永禄十二年（1569年）五月在天神尾再次击败菱刈隆秋，八月十八日兵围牛山城与菱刈鹤千代达成和议，菱刈鹤千代向岛津义久请降。翌年正月五日，萨摩领内涉谷一族的入来院重嗣等人向岛津义久投降，岛津义久终於成功统一萨摩。
岛津义弘血战木崎
1572年的木崎原合战则是岛津义弘的成名之战。此战中岛津义弘以不到五百的兵力沉着应战，大军无功而返，义弘继而趁其撤退发动突袭大破伊东军。从此伊东家失去了与抗衡的能力，为岛津家扫除了统一九州的一个绊脚石。 元龟二年（1571）六月，殁、国内不稳，大隅便又开始，伊东义祐也发函密约肥后夹击饭野城。元龟三年（1572）五月初，以伊东祐安为总大将，伊东家一门众武将伊东新次郎祐信、伊东又次郎及老臣落合源左卫门等率领的三千名伊东军从出发直扑饭野城。这支部队的总兵力虽不算多，但多是由日向各地选拔的血气方刚的年轻，是名副其实的“精兵”。而防守方仅是义弘的饭野城三百守军，以及广濑夫人（义弘之妻）和川上忠智所在加久藤城的五十余名足轻。
五月三日夜，伊东军兵分两路，主力驻扎于饭野城南木崎原附近的桶平，伊东新次郎祐信、伊东又次郎则率领另一路经白鸟山麓直趋加久藤城，准备一举拿下这座兵微将寡的小小支城。
岩剑城今昔
但是，战事的进展却远不如想象中那样顺利。由于道路狭窄崎岖，加上夜色昏暗，攻击者居然把附近修行僧人桦山常陆坊净庆的宅邸的石垣搞当成通向城堡本丸的小道，糊里糊涂的发动了攻击，结果招致僧侣们的鉄炮还击。（《小林地元郷土史》）
加久藤城的守卫者虽然只有五十余人，却表现得极为顽强，猛将不仅用鉄炮居高临下轰击敌人，还亲率敢死队利用夜色和地形的掩护突击伊东军侧翼，加之义弘派遣的远矢下总守率六十人来援，激战一夜，伊东军不但没有分毫进展，大将宗右卫门反而中鉄炮身死。天明后，身心疲惫的攻城部队退至饭野城南的池岛川岸边休整，同时等待与肥后相良氏的援兵汇合。
伊东军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过义弘精心布下的情报网的。从伊东军到达饭野，义弘就在积极地调兵遣将。
除去增援加久藤的远矢下总守，义弘还命富永万左右卫门在饭野城北面的山林中遍插旗帜，前来挟击岛津的七百相良军看到旗帜，慑于义弘的威名，居然不战而走，溜回了肥后。
此外，五代右京亮率领的四十人已埋伏在伊东军背后的白鸟山麓野间门，大口的援军也正在紧急赶来。而义弘自己，除留下有川雅乐贞真带领五十人留守饭野城外，已亲率主力一百三十人赶往木崎原。
此时由于天气暑热，不少伊东军将兵都脱下盔甲，开始准备早饭，甚至还有跳到池岛川里洗澡的。见此情景，义弘令心腹大将镰田政年带八十人迂回伊东本阵的侧后，自己则亲率五十精骑从正面向毫无防备的三千伊东大军发起了突击！
木崎原合战示意图
骤然遇袭令伊东军势顿时一片大乱，许多士兵不及披甲执械便被砍倒，义弘的小部队左冲右杀，如入无人之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伊东军的人数优势逐渐显露了出来。伊东又次郎、落合源左卫门重新整队，开始夹击义弘，义弘的小部队且战且走，向川内川对面的三角田撤退。但由于切入敌军核心太深，一时竟不得脱身。
此时，岛津队中六名武士相互顾言：“我六人死守此地，便能令本队有时间重整军势。”六人挺立原地奋力死战，不久即全部讨死。
忽然之间鉄炮大作，伊东总大将加贺守祐安一头栽下马来。迂回的镰田队，埋伏的五代队纷纷从侧后杀来，遭到几面同时夹击的伊东军不知敌人有多少，总大将又突然阵亡，登时陷入了不可抑止的大混乱中。这，就是日后扬名日本的战术——钓之！眼看败局难挽，杀红眼的伊东新次郎祐信不退反进，一马冲至义弘身边，举枪就刺，关键时刻，义弘的坐骑却恰巧跌倒，令对方一枪刺空，义弘趁机挺枪反刺，洞穿祐信的胸膛，左右旋即割取其首级。接着，头戴日之丸前立筋兜的伊东家知名勇将长峰弥四郎又狂抡劈来，义弘从者见主人遇险，急以木楯掩护，竟然被连楯带盔一起劈开！岛津侧近武士蜂拥而上，弥次郎亦因众寡不敌而终被讨杀。
木崎原实景
此后，加久藤的川上、远矢队，大口的队先后赶来投入战斗，伊东军兵败如山倒，号称“日州第一枪突”的猛将柚木丹后守和家中另一勇士比田木玄斋奋力断后，双双壮烈战死。此战东军战死者高达七百人以上，其中大将五人，各外城的奉行、地头竟有二百五十余人，伊东的骨干战力遭到空前大损，从此一蹶不振。
而获胜的岛津方亦有二百五十七人阵亡，在《惟新公御自记》中，义弘也感叹说此战实乃前所未有之恶战。
木崎原合战，岛津义弘以寡凌众，击败十倍于己的大军，此战作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被与的相提并论，被称为“九州的桶狭间”。岛津义弘亦因此战而名震九州，跨入了战国名将的行列。
岛津义弘鬼石曼子
发动的侵朝战争在开战之初进展顺利，在战争爆发两个月零两天后，朝鲜的三都十八道全部陷落，两个朝鲜王子被俘，逃到义州的只得向明朝求救。
在朝鲜军队陆上溃散之时，只有一个将军带领他的军队在海上取得了胜利，这个人就是朝鲜名将。在他的带领下朝鲜海军优势明显，日军连战连败失去了部分制海权，但是这些胜利并不能扭转朝鲜半岛的总体战局。不过在明朝派遣四万精锐进入支援朝鲜后，日军逐渐失去了优势战争陷入胶着期。后期，明军路上三路大军齐头并进。
万历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夜，明军领率中路明军两万六千（明朝人数，加上朝鲜人2200余人共28000人号称五万）攻打泗川城。日军七千人分守内外二城。董一元部负责进攻盘踞在的岛津义弘部，起初进展顺利董一元拿下了晋州和泗州，日军大将相良丰赖战死，主将川上忠实身负重伤，率领一百余人撤进内城。岛津义弘只得背海筑起临时工事防守。明军数日连攻不下，调来大将军炮、红尊炮对日军阵地开炮，眼看日军就要溃散时，因明军营内失火，导致火药爆炸，岛津义弘趁机击败了混乱中的明军，但是明军的伤亡不是像战后日本吹嘘的几万，根据马伯庸和汗青合著的《帝国最后的荣耀》推算，明军伤亡约为七千人
。是为泗州合战，此役后因岛津义弘运气好到爆被被称为鬼石曼子。
1598年病故，日军从朝鲜撤军，但明朝联军封锁了出海要道，使日军第二军等部无法撤退，岛津义弘率领日军第五军主力打通了海路，使小西行长等部勉强撤离。此战日军第五军主力受到很大损失，岛津士兵阵亡数千。
岛津义弘关原合战
1600爆发前，坚持中立政策，而义弘却执意参战并参加了西军。（义弘本跟家康密约，代为守卫，结果城里的人未接通报，不但没有开门，还放了几枪。换了别人，无非是找告一状，可这位就不同了，二杆子精神再起操着家伙连夜投奔去也。）因为义久反对参战、侵朝战争的损伤、伊集院忠真叛乱等多种因素，导致岛津义弘只能带兵一千五百人参战。
因为主将石田三成一意孤行，对岛津义弘夜袭东军阵地的建议不与理睬，并因岛津士兵数较少轻视等缘故，关原合战开始后岛津军采取观望政策，接近岛津阵地的士兵不论东西军一并射杀。战场倒戈西军溃散后，才布下锋矢阵，直接突破德川军本阵，将不可一世的本多，松平，井伊部队突破，还击伤了东军追击的及，赢得了时间，面对如山似海般的敌军，义弘使用“舍奸”战术，成功突破逃离，这就是名扬日本的“敌中突破”，侄子岛津丰久和军师长寿院盛淳都充当了替死鬼的角色。
之后因为义久战后的外交举措，使家康最终没有处罚。值得一提的是，要不是因追击义弘并讨取丰久首级的家家老井伊直政为义弘求情，恐怕义弘的脑袋已经和等人一起搬家了。
后义弘将之位让给儿子，自己醉心佛学不问世事，于1619年病逝。
解读词条背后的知识
．免费小说往[引用日期]
清除历史记录关闭您所在的位置：
中科院驻石研究中心整修庭院环境
日10:37 　
记者林凤斌　
　　今天，记者在位于省会槐中路南侧的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看到，该单位大门西侧的临街建筑已拆除清理完毕；在大门东侧的临街建筑内，工作人员正忙着腾清房间。据介绍，该单位将投入60多万元，拆除1600平方米临街建筑，并整修庭院环境，最终将使庭院绿化率达到37%。整个工程预计6月底完工。
? | ?推广 |
　　据介绍，该研究中心为中科院驻我省唯一科研院所，其大门西侧临街的二层建筑原为机关服务社和司机办公室，东侧临街的二层建筑原为技术开发中心。两处临街建筑和大门同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修建。
　　4月下旬中直单位拆墙透绿工作启动后，该研究中心迅速作出部署，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拆墙透绿工作，并迅速把建设规划上报中科院总部。目前，建设规划已得到中科院总部的批复。
　　"拆墙透绿是美化环境、改善市民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举措。虽说我们是中直单位，但我们工作生活在石家庄，应该为石家庄的城市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该研究中心行政资产处处长刘国胜说，按照建设规划，拆墙透绿完成后，他们还将按照通透围墙的式样和风格，建设造型别致的大门，院内绿化也将请专业的园林设计单位进行设计。
　　（河北日报
同时更新资讯所属地
暂无更新，休息一会儿
白羊座(03.21-04.19)
金牛座(04.20-05.20)
双子座(05.21-06.21)
巨蟹座(06.22-07.22)
狮子座(07.23-08.22)
处女座(08.23-09.22)
天秤座(09.23-10.23)
天蝎座(10.24-11.22)
射手座(11.23-12.21)
摩羯座(12.22-01.19)
水瓶座(01.20-02.18)
双鱼座(02.19-03.20)
今日运势：
本日可多参与公众事务，将自己的意见与兴趣结合，提供同好们做参考，让欢乐的气氛添加一些趣味性...
Copyright & 1998 - 2018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您所在的位置：
石市政协举行台海形势报告会
日08:26 　
记者 戴丽丽　
　　昨天上午，市政协举行台海形势专题报告会，特邀国防大学国际战略学博士、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战役战术系情报与外军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建华作专题讲座。市政协秘书长李增禄主持报告会。部分驻石省政协委员、市政协台侨界委员，市各民主党派和台联会、市内五区及市政协工作人员130余人参加了报告会。
? | ?推广 |
　　王建华就国际国内形势、两岸关系以及2008年台湾大选后的基本情况作了阐述。详细介绍了中央在对台工作中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他说，这些措施为进一步扩大两岸人员往来、加强两岸经济合作注入新的活力，对促进两岸关系向着和平稳定方向发展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但他也指出，2008年台湾大选后，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趋势依然严峻、复杂。听完报告后，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企盼和神圣使命，我们要团结更多的爱国人士、海外侨胞、各民主党派，为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共同努力。
　　（石家庄日报
同时更新资讯所属地
暂无更新，休息一会儿
白羊座(03.21-04.19)
金牛座(04.20-05.20)
双子座(05.21-06.21)
巨蟹座(06.22-07.22)
狮子座(07.23-08.22)
处女座(08.23-09.22)
天秤座(09.23-10.23)
天蝎座(10.24-11.22)
射手座(11.23-12.21)
摩羯座(12.22-01.19)
水瓶座(01.20-02.18)
双鱼座(02.19-03.20)
今日运势：
本日可多参与公众事务，将自己的意见与兴趣结合，提供同好们做参考，让欢乐的气氛添加一些趣味性...
Copyright & 1998 - 2018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题解：　　本文是我父亲的遗稿。除了注释有所取舍，正文未作只字更改。　　请大家指教。　　【特注：文中原作尾注，全部根据原意简写后放在解释该词后面括弧中。今后并将本人注释和文字，用方括弧与原文隔开。还有，本文日期署为日，所以所有历史事件和年代事物，比如军区建制和官长任职年代全部以1984年为参考时间。】　　战争经验及由此而产生的作战原则，在常规战争的战术范围内，在装备相同的条件下，一般野战阵地的攻、防，双方兵力、火力对比通常是3：1或者更大的比例，甚至需按毛主席军事思想所述，要4、5、6倍于守方之力，方可奏效。这是一般通则，也是常识。但是有的作战却与此不同，甚至相反；攻、防优、劣反成差距更大的倒比例。例如，抗日战争中由我党所领导的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第一区队的四个毫无街道、城市作战经验的游击连队，却可一举攻歼据守坚固高大城堡的伪军一个团，这在战史上不能不是奇特的；而其中攻方歼敌近千，自己却无一伤亡，这又不能不是奇特之中更为奇特的了。　　刘石各庄战斗，在抗日战争中不过是在一个局部地区发生的一次微不足道的小小战斗，但在当时，中央军委却为此发了战报，党中央的机关报即延安的《解放日报》也两次刊登这一消息，予以报道（日第一版、2月9日第二版）。《晋察冀日报》、《晋察冀画报》、冀东和冀东四地委的报纸，对此战斗都曾予以报道，并出了号外，在冀东抗日根据地内各处张贴（年代还见过，现手头无实物）。而且在50年代，还分别载入了晋察冀（今北京军区）、冀辽热（今河北省军区）和冀东等军区以及我军第46军、第137师和该师所属某团等的军队战争史册。1959年，有一张《解放军报》的第二版上还曾刊载了一张照片。照片说明是当时下连当兵的我军第46军军长肖全夫将军（现新疆军区司令员、十二届中央委员）正在给连队战士讲故事。他所讲的故事就是这个刘石各庄战斗。　　刘石各庄战斗已是40年前的事了。现在看来，它不仅有着其奇特之处，而且也有着值得总结和发展的经验。因此，直到今天，有关地区和部队也正在把它列入地方志和战争史料而编撰记载着（据知，秦皇岛市、滦县、迁西县、冀辽热人民抗日斗争史编委会和第46军、137师等地区、单位和部队，都已编为历史资料）。今天，每当人们提及此事的时候，也就自然引起我这个当事之一者的回忆和联想。闭目冥思，其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宛如昨事。　　一　　刘石各庄战斗的时代、历史和战略背景　　早在太平洋战争之初，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确保它的“大东亚圣战”的顺利进行，曾经筹谋在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大陆方面，建立一条从日本本土到东南亚和印度次大陆的陆上战略联络线。其内容是从日本本州南端的下关（即李鸿章所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马关）起，修通以对马岛为跳板到达朝鲜半岛南端釜山港的海底铁路隧道；然后纵贯朝鲜半岛到它的“战略后方”——“满洲”（即我国东北地区【作为军事学作品，似乎作者觉得需要对此众所周知的地区进行严格地理界定，请读者诸君原谅】），再通过河北省东北部（即冀东），到达它的“战略兵站基地”——我国的华北地区。尔后再经津浦、平汉、粤汉铁路直趋我国华东沿海地区和经由广东、广西出中南半岛到新加坡和印度次大陆；然后再经大为缩短了航程的海上内围交通线直抵东南亚和南太平洋诸岛，其中包括它所占领了的婆罗洲、荷属东印度群岛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为此其中从“满洲”的奉天（即今沈阳）到北京的铁路，早在它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初，即已着手突击修建并陆续完成了山海关以外到奉天和关内的部分双轨复线，以图保持和扩大它的陆上战略输送能力。　　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圣战”并不总是顺利。到1944年东条英机下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上，同盟国军队的反攻也亦日趋猛烈。日本侵略者由小笠原、马里亚纳等群岛所组成的太平洋外围防线，已因关岛、塞班岛的失守而被突破并丧失了它在太平洋上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这样，它由日本本土经琉球和台湾列岛通往菲律宾和南洋等地的海上内围战略联络线，即已暴露在同盟国军队的直接打击之下了。　　在这种战局之下，日本军大本营决心打通前述大陆联络线的中国南部部分，遂于1944年春，发动了平汉和粤汉铁路的南段战役。国民党军队继续溃败。衡阳一役，“投降将军”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方先觉，名声“显赫”了。日军不仅打通了平汉、粤汉铁路，而且拿下了贵阳，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的战时首都重庆。看来，日军的战略意图似将实现。　　然而，战局却不是可由日本侵略者所能单方面决定的。在亚洲大陆、在中国土地上还有着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巍然屹立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这是它实现前述如意算盘的最大障碍。中国共产党不仅对抗日战争早已起着实际的领导作用，而且由她所领导的解放区军民到1944年也已经承担了抗击侵华日军的65%和伪军的95%这样的主要重担；并且与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相反，转入了局部的战略反攻。其中包括严重威胁和不时切断仍由日军所控制的平汉和津浦铁路北段——即其“大东亚圣战”大陆联络线的北段的北部主要线段。而我国河北省东部即冀东地区因其所处的特殊兵要地位，也就成为敌我双方必然拼死激烈争夺之所。　　下面让我们对照地图看看。【手稿将附图删去】　　日本侵略军从其“战略后方”的“满洲”向其“兵站基地”即我国华北进行战略前送后送的通道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经热河（原热河省、现河北省北部和内蒙古一部）到察（原察哈尔省今内蒙古和河北省各一部）北多伦、康保、张家口的公路，然后再经铁路转去西面的绥远（今呼和浩特）、包头和南面的平、津。另一通道则是由“满洲”经冀东直趋平、津。前者除我军不断给予打击这一因素外，由于道路状况不良、油料和车辆不足以及运输工具、手段的多次频繁转换，其输送能力本就很小。而后者则是日军这条大陆联络线的狭隘走廊和咽喉孔道。在这条孔道中，原来也有几条线路可通。一是从热河承德经古北口到北京的单线铁路。但其道路状况不佳，加上平北和冀东我军不断出击和破袭，其输送能力不高且作用日益减小。二是由热辽两省南部经冷口、喜峰口、马兰关、黄崖关等长城线上各个关口的各条公路通过冀东腹地直趋平、津。但这些公路连路基也早被我冀东人民挖垮并种上了庄稼，根本不能再用。因此，在冀东走廊中，唯有建成双轨的北宁铁路，由于侵华日军逐次调集重兵驻防这条铁路沿线两侧，拼死守备，才终于保持了这条铁路的基本输送能力。这已是它由“满洲”到华北战略联络线上唯一的一条大动脉了。这种形势是稍有常识的人摊开地图一望便知的。　　即使如此，我冀东军民的巍然屹立和不断壮大、频繁出击，却成了侵华日军在这个地区实现其战略计划的最大障碍。　　和我国历史上抗击外族入侵的多次战争一样，在抗日战争中，冀东军民又再次首当其冲处于“尖兵”地位，是抗日战线最尖端的战略突出部，是在“敌后之敌后”的接敌最前线；而且已经深入到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而沦丧敌手、日寇统治已较稳定了的“满洲国”即我国东北的热河和辽宁地区。成了中国人民收复东北失地的跳板、战略前进基地、滩头阵地和桥头堡。这不仅对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后方”、“兵站基地”的稳定统治及其之间的联系，而且对其整个战略企图的顺利实现，威胁和阻碍太大了。这样，与我军夺取冀东走廊特别是其中北宁铁路的控制权，就成了日军大本营和它的北支那派遣军（即日军的华北派遣军）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了。因此到1944年，当其它解放区抗日军民早已转入局部反攻、日寇已处守势之际，它却还要不断拼凑优势兵力，对我冀东军民展开强大攻势，频繁“扫荡”，使冀辽热军民仍然“几乎全年处于‘反扫荡’的残酷战斗中”（延安《解放日报》日关于本次战斗报道中的评述）。直至日寇投降，迄未稍止。　　然而敌人毕竟因战线太广，兵力不足而捉襟见肘了。由于冀东我军民的有力反击，冀东走廊特别是北宁铁路的通畅不能确保，迫使敌人不得不采取挖肉补疮之法。到1944年冬季，日寇除了把由陈天喜、程斌等抗联叛徒为骨干所组成的五个警察讨伐大队（相当一个步兵师）由“满洲国”调进长城以南的冀东遵化一带对我之外，继冈村宁次（这个猴子似的、矮小的、灵长类动物，已调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当我发现他走神了，不得不放声大笑】之后任为华北派遣军司令官的下村定大将又不得不请准日本军大本营，下大决心，从其大本营战略总预备队的关东军序列中挤出兵力，把原驻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地区富锦、同江一带守备五顶山要塞、面对苏联远东红军的一个甲级装备的伪满军精锐混成师团——铁石部队调进关内，进驻冀东北宁铁路滦县——唐山段的两侧地区，以加强对北宁铁路的守备能力。而从其后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行动可以判定其企图和作战目标是：在兵力依然不足的情况下（按冀东地区敌我兵力对比，敌方兵力已远远数倍于我），为避免兵家所忌的同时两面作战，第一步是先对较为强大的北宁路北翼东腹地的我军暂取守势；同时集中兵力对滦县至唐山段北宁路南狭小平原地区我军采取攻势，妄图寻歼、肃清路南我军或将路南我军逐往路北；然后再调转兵力集中对付路北我军，以保持北宁铁路的安全和通畅。　　刘石各庄战斗，就是在这种背景和这个铁石部队正在集结即将向冀东开进之际，在冀东路南地区发生的一次战斗。　　【关于铁石部队注释：　　　据当时从铁石部队中反正和俘虏来的人员提供：铁石部队是由铁心（步兵旅）、铁骑（骑兵旅）、铁血（炮兵团）、铁轮（铁甲车队）、铁骅（辎重队）等五个单位组成。其步兵旅下辖两个步兵团，每团四个步兵营，每营四个步兵连和重机枪连、迫击炮连各一；每连12个班，每班96式轻机枪和掷弹筒各一，步枪手为每人一支99式步枪；每营各有重机枪8挺、迫击炮8门。骑兵旅下辖两个骑兵团，每团5个连，炮兵团则是山、野炮。　　另据1946年春我党报纸刊载，这股汉奸部队，在日寇投降后即被蒋介石收编。不久，又由原伪治安军总司令部驻唐山行营（伪治安军只有一个行营）主任姜凤飞（中将，据传是日寇杉山元元帅的女婿）带领，首批空运长春。1946年春我军第一次交锋长春时，被我歼灭，姜凤飞被我活捉。】
主帖获得的天涯分：0
楼主发言：32次 发图：1张 | 更多
　　二　　刘石各庄的位置、特点和兵要地位　　以山海关内北宁铁路上的滦县为起点，沿滦河向下延伸到渤海河口；又由滦县沿铁路西去经唐山到芦台附近海边；夹于这中间的一块狭小平原三角区，就是冀东我军的一个小战略区——路南地区。1944年，敌伪在这个地区的兵力部署大体是：以一个步兵团驻滦县城南10公里左右的马城，用以屏障滦县城及其两翼的北宁铁路，其中包括就在滦县城脚下几百米远的偏凉汀大铁桥。另以一个非全装备的工兵团驻守滦县城南几公里处的田家疃和李兴庄，除用以屏障滦县城和北宁铁路外，还用以守卫铁石山和采掘铁矿石。此外则又属于驻乐亭县城的伪治安军第三集团序列的第五团和第六团，分别驻于滦县、乐亭之间的刘石各庄和乐亭城南的马头营。这是敌人对北宁铁路的外围屏障，也是敌人在路南地区可以抽出机动作战的唯有的两个主力团队。其他除在铁路线上驻防重兵外，在路南中心地区包括倴城（今滦南县城）这样的重要据点，也都只能分散驻守一些小股日军和战斗力较弱的伪警备队。　　驻马头营的伪六团，除了作为北宁铁路的外围屏障和在“扫荡”时参加出击之外，平时则是用以掩护日寇掠夺路南沿海地区盛产的重要化学、军火工业原料——海盐和作为日军主食的大米。而驻汀流河镇刘石各庄的伪五团，除了作为北宁铁路的外围屏障之外，其主要任务则是安在北宁路南滦河中段的一个强大的中轴支撑据点。这个据点正好介于滦县与乐亭两城中间的公路南侧，它与马城、乐亭相联可以切断我路南区与相邻小战略区即滦东区我军之间的联系。这个据点的伪军还是敌人在路南区可以随时冀东作战的主要力量；同时又是滦县与乐亭之间敌人的中间交通中继站。因为饿除在刘石各庄驻屯路这个伪五团之外，还在与它相距只有几百米正在公路上的汀流河镇驻守了一个伪警备中队，作为常备驻守。　　说来，人们也许以为刘石各庄不过是华北农村的一个一般村落而已。然而不，这个村落却又与一般村落不同，又有其特殊之处了。　　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四川省大邑县那个流行地主庄园了。其规模、气魄之大，自非一般。然而，它与刘石各庄这个也是姓刘的刘家大院相比，却又略逊一筹了。　　刘石各庄是以人们称之为“京（北京）东第一家”的“京东刘”家命名的一个村落。刘家大院是这个村落的主体。在前清时代，刘家是拥有昌（昌黎）、滦（滦县）、乐（乐亭）和其它数县不少土地、“千顷牌”也挂了不止一块的大地主。人们知道，中国古代有个石崇比富的故事。而到了近代，在冀东这块北中国的土地上，这个“京东刘”家也曾与滦县小集（一说稻地）的某个富豪比富。双方把自家的稀世奇珍异宝和金银细软、贵重物品用大骡子大马大挂车，在众多保镳、打手的前呼后拥之下，拉到倴城街上比富，结果自然是刘家比赢了。然而并不止此，到“民国”前后，刘家已将其土地财富转用于中国北方的工商、金融事业，我国东北和华北如天津、北京、沈阳、长春、哈尔滨一带，凡带“益发”字号和“同记”字号的商业、钱庄、银行等的企业都是刘家所开。而且据传在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刘家还和张大帅的边业银行、日本的正金、住友银行联合，一起以突然袭击的手法，在一个上午就把美国花旗银行设在哈尔滨的分行“挤兑”（资本主义的经济术语）垮（一说以华成道胜银行一起挤边业银行）。其财势之大，已可想见。到了抗战时期，刘家虽然早已不以土地剥削作为主要的财富来源，但这个刘家大院虽已破败，却依然存在。　　刘石各庄名曰“庄”、“院”，其实那简直就是一座城池，一个城堡，也可以说是个小些的紫禁城：较之安禄山所曾盘踞的永平府（今卢龙县城）城也小不了多少。这个大院是以长2华里有余、宽数百米、高达2、3丈、厚约一丈多的石基础墙围起来周长约8华里的院落为主构成的。上下城墙都有马道，沿城的女儿墙上布满了垛口，每个大门和城墙四角都修了碉堡，其中有些还是可以移动伸缩的铜板碉堡。院内的建筑结构虽然难比“阿房”，远逊“铜雀”，却也小似“金谷”，粗有“廊腰缦徊，檐牙高啄，各抱地势，勾心斗角”之概。层层厅堂、套院和假山花园，满布院内。　　刘石各庄既然在兵要上占有这种地位，又有如此城堡凭坚可守，自然会使冀东敌伪头目给予重视。当时华北地区最大的一股汉奸部队即伪治安军（后改称绥靖军）第三集团的第五团就被派驻这里。这个伪五团全团住进这个院子，平时院内还是显得空荡荡的。全团集合起来，也不过只能占到该院某个小院的一个角落而已。
　　三　　敌我双方力量和情况对比　　伪五团是在日寇“以华制华”方针下从1938年就组建豢养起来的第一批老牌汉奸部队之一。其团以上军官，都是过去全国各地（以华北、东北为主）各军阀杂牌军队的老军人。营以下军官除极少数行伍出身者外，都是伪治安军设在北京北郊清河镇的“陆军军官学校”（简称清河军校）毕业出来的。其士兵除一部分是生活无着的城市游民到伪军来找饭吃或找出路谋求升官发财被诱骗而来者外，其骨干则是一些兵痞、流氓、土匪、强盗和杀人犯。其余大部分则是破产农民或被抓来当兵的老百姓。这个团在伪治安军中是属于战斗力较强的老的主力团队之一（伪治安军有30几个团队），虽然曾经遭受我军多次打击，其建制、人员已经残缺不全，但其武器装备却仍比当时的路南我军强得多。当时敌我双方兵力和武器装备的具体情况是：　　我方四个只有有机作战经验的步兵连，每连杂式（捷克式和日本十一年式即俗称的歪把子）轻机枪1～3挺，步枪则是陈旧的杂式枪，如马金勾、水连珠、老套筒、汉阳造、韩林春等和一部分捷克式79口径步枪与日本三八式65口径步枪。每人几枚土造或缴获的各式手榴弹，刺刀只有1/3到1/2，每人平均10发左右的子弹。此外全区队仅有1挺日本三年式重机枪配属这四个连作战。　　伪五团除其第三营在第一次葛代垞作战时（1944年春）被我军重创而已建制不全，全营只余不足百人外，其余两个营、6个连部都是建制、装备齐全。此外还有团属机关枪连和迫击炮连，有日本三年式重机枪2挺（原有3挺中的1挺已被我缴获）、82迫击炮3门。步兵连一律是捷克造79步枪，每连还有捷克式轻机枪3挺。除每人配带的100发子弹外，另有备用子弹数万发和大量的手榴弹。此外尚有备用装备一部待用。而且有既高又厚的城堡可以据守。攻、守形势如此悬殊，在当时以路南我军的兵力、火力和作战经验，攻歼这样据守城堡之敌，还是很难为力的。因此这股敌人就以为我军对它奈何不得而敢于在夜间关闭城堡大门、留下卫兵和必要的岗哨，全团人员就都脱完衣服光着屁股睡大觉了【冀东有脱光衣服一丝不挂睡觉的习俗】。　　然而他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战争的性质并不完全取决于武器、装备条件的优劣和城池的是否坚固。而且还在于战争的正义性质及由此而来的人的精神因素如作战军队的士气、作战指挥艺术和人民群众的态度等。由我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所从事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正义性，不仅保证了我军一往无前的高昂士气，也保证了全民族的有组织的团结抗战气氛。伪军则是因其受到人人唾骂的汉奸走狗的性质和战争形势对于日寇的日益明显不利，因而从上到下都是过一天算一天的鬼混。一切制度、纪律、生活和警戒都已涣散、废弛；精神世界完全腐朽、空虚、崩溃。上捞下抢，醉生梦死。这些伪军每与我军接火，除有可据阵地可作抵抗外，多是力求避战。对于我军宽大、优待俘虏的政策，伪军人员无论官兵都是无人不晓的。他们知道被我俘虏决无生命危险，对于当八路军的俘虏并不觉得可怕，有的还觉得有趣，甚至二至三次的当过我军俘虏，不止如此，即使那些被派驻伪军团队的日军教官（多是中、少尉军官），也因眼见日本帝国主义的必败前途和个人在中国敌后战场与我作战的危险，生活的寂寞枯燥，他们除了驱使伪军继续卖命之外，也是多以保命为第一方针，在作战时力图掩蔽避死，视离开据点为畏途险境，没有上峰指令就不愿随便出动。　　反之，在我党领导和组织之下的冀东地区军民，在抗日战争日益发展和不断胜利的鼓舞下，抗战热情更加高涨，游击战争愈益活跃和猛烈发展。到1944年秋冬之季，虽然敌伪军仍然不断集中优势兵力对我进行频繁“扫荡”和奔袭，但在平时则是被我逼进据点，而据点以外广大地区，则仍可由我回旋活动；有时到夜晚还可以到敌伪的一些据点之下与敌伪人员直接打交道。冀东路南我军正是在这样的具体条件下，在我三大政治工作之一的瓦解敌军工作的配合之下，在一个隆冬的严寒深夜，从天而降，神速突入刘石各庄，仅数十分钟，就犹如神话的兵不血刃、我方无一伤亡的把该团伪军一个个从被窝里活捉出来，将千人之敌悉数歼灭。
　　四　　刘石各庄战斗是瓦解敌军工作和战斗手段相结合、即军事和政治工作相结合取得胜利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实际战例。为了说明这个战斗是怎样进行和如何取得胜利的？就需要从其他缘由说起。　　1944年8月上旬，有5名刚从设在北京北郊清河镇的伪治安军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第四连毕业的学生和该连的一名上尉军官，经过长期酝酿，克服重重困难，辗转跋涉，一起来到我军晋察冀第十三军分区机关，受到了冀东特委书记和晋察冀第十三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同志的接见，他们要求参加革命，参加八路军，参加抗日。　　这就奇怪了。他们既然都是伪军清河军官学校的军官和毕业生——未来的军官，却为什么要克服重重困难来参加革命呢？要说清这个问题，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这还得从他们所出来的那个伪军官学校、该校第五期和它的第四连的有关情况说起。　　原来，“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军部本打算请原来的亲日派北洋系老军阀吴佩孚出山，组织伪军、政机构，实行它“以华制华”的方针，可是吴佩孚虽然亲日，但叫他公开挂起汉奸招牌，公开挂上走狗牌子，认贼作父公开当“儿皇帝”，去挨中国人子孙万代的唾弃、留下千载骂名，他还是不大甘心、不大敢干的。而那时正是全民族抗日高潮时期，时局的发展、结局如何尚未可料。他还要看一看。于是他便以有病和年老为托词婉拒了。这样，日本军部除了扶植王克敏、王揖唐这些安福系的老政客出任伪“华北行政委员会”的汉奸头头之外，又把原属直系亲日派的老军阀齐燮元扶上台来，叫他当了个伪“华北行政委员会治安总署”的督办和华北最大的一股汉奸部队——伪治安军的总司令。日本军方为了培植为它效忠的亲日力量、齐燮元为了培养他的嫡系骨干，1938年在日本军方的支持下，齐燮元在组建伪治安军的同时，在北京城北的清河镇，着手建立了这所“陆军军官学校”。到了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该校已招生四期，毕业三期。其中一、二两期学期很短，大约只有八个月到一年；后面两期稍长，但最长的也只有一年半。这四期都是招生后直接进入伪清河军校。到了第五期就不同了。第五期是1942年春分两批招生，学期改为二年半，而且是先以半年时间到通州的“军官候补生队”当兵，进行入伍训练后酌情淘汰剔留，再进入清河伪军校的预科。再过一年，除个别因种种原因被淘汰者外，一般都可进入本科；再训一年，即可毕业被分配到伪军中去任上士见习官，半年以后再任为少尉排长了。其学制和训练内容、训练方法都是模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那一套；除了制式教练、从单个士兵的战斗动作到师团战术和筑城学、射击、兵器学、地形学等学术科以外，还有刺枪、军刀术、柔道以及马术等训练。在精神教育上除经常由齐燮元亲授所谓“忠爱国家”等“军人信条”20条之外，还有伪连长讲一些“曾（国藩）、胡（林翼）治兵语录”等封建军伍的东西，对这些东西，大家表面上不得不听，可也没人真听，更没人相信，没有什么作用；另外还要学点日语。在编制上，和前面每期一样，也是编为一个大队，下辖6个连。每连约80人，分为4个教育班（即4个排）；每个教育班有两个内务班。大队长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连长和以下军官则全是这所学校毕业的（后来均有一半连长是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回来的该校第一期毕业生，少、中校衔），年龄一般不超过30岁，军衔（这个军队和其它旧军队一样叫“阶级”）比伪军一般部队同级职位都要高出1～2级。学科教官是中国老军人和日本预备役的老军人都有，军衔都是中、上校级，还有个别的少将。大队和连的日本教官除个别少佐外，一般都是中尉和大尉（即上尉）。他们也都是预备役军官。每人配有一名日语翻译官，日语水平也比较高。该校第五期学员，一部分是由伪军部队保举但也经过考试而来的略有文化的文书和军士，还有一些是和“杂八地”、“三不管”那些浪荡的混混儿们差不多的角色。其余大部分是从儿童或少年时代起就和广大中国国土一样被那位“蒋委员长”丢给敌人，在敌占区长大而无力继续读书、升学的16岁到20岁的初、高中学生，走投无路，还要吃饭，却混不到事做，而伪军校不只管饭和给一部分衣服，每月还给6元（或8元）零用钱，这在他们的可能中，总算是端上了一只饭碗。在这种情况下，这批青年便投考了这所伪军校。　　然而，这大部分青年和广大敌占区青年一样，也并非甘心屈敌乃至事敌的。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是在敌伪统治的城市中长大的，一般都有正统观念。对那位早已逃跑到数千里之外上了峨眉山的所谓“蒋委员长”依然抱有幻想；而对我党我军却是毫无所知或所知极少。他们饱尝了亡国奴的屈辱滋味和痛苦生活。有些人虽然渴望复兴祖国和民族的尊严，但却是报国有心，投效无门，且是一盘散沙，手无寸铁。而有些人却能在漫漫长夜中探求、摸索终于从不同途径分别接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和我党我军所从事的伟大的民族解放革命斗争的影响，从其初步粗解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强烈向往和积极寻找革命的道路。另外还有一些青年本来就受到过我党我军不同程度的影响并直接或间接的与我党我军人员有过一定接触、联系。他们自然更愿投入到革命队伍中来，还有个别人则是曾经参加过我党却又失掉关系但仍在积极寻找并决心重新回到党的队伍里来的青年。这后三部分青年经过长期接近、逐步了解，终于分头结合起来。他们长期以来，多次多方面的寻求门路，最后分别投入到革命队伍里来。在上述伪军校第五期第四连的约80人之中，就有近20人加入了伟大的民族解放革命斗争行列。其中有：李庆堂（即白萍同志，天津战役时任副营长，壮烈牺牲。其事迹和遗物列入哈尔滨烈士博物馆）、姜惠霖（即霍加淳）、刘国栋（即郭加浩）、张有信（即孙建中）、孙海峰（即沈建华）和冯远志、毕春皋（即毕再生）、宣翰栋（即张伯坚）、范祖耀（即范古松）、杨振鹤（即杨光）等学生，以及该连翻译官段继刚（即何一萍）、连副赵玉树（即金大鹏）、排长高建武（即郭真）、刘汝赓、郑彦等青年军官。其中大部分人都在配合我军歼灭田家疃（歼敌两个营）、刘石各庄（歼敌一团）、和伪军官学校之敌的战斗中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其中的范祖耀和杨振鹤就是受冀东特委书记、晋察冀第十三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同志之命，到刘石各庄伪五团去作瓦解敌军工作、配合我军歼敌的两个人。
　　五　　长夜漫漫兮而求索——一线洞天，豁然开朗　　那么这些人又是怎样接触、接受革命理论和寻找参加革命道路的呢？这又因人而异了。而一个人对自己是最清楚的，那就从我自己说起。　　杨振鹤，冀东芦台人。但除“9.18”事变后随家人从东北逃回原籍住过两年多以外，却是在东北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满洲国”长大的。17岁中学（在伪满叫“国高”）毕业后，因不甘再当“在满华人家族”，便于1941年末设法回到也是在日寇统治之下的冀东故乡。无钱升学，还不想混事。1942年春，看到天津《庸报》上刊登的招生广告，便投考了设在北京的这所伪军官学校。那时候，对那个时代的各种社会思潮，我都有些零碎的接触，也都从无系统的了解。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没有认识，但也不相信那些反动宣传。而那些反动宣传和言论、书籍，例如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伪满时沈阳出版，李亚霖译）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反而使我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论点的同情和“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共产党是怎样的？”这样的新鲜感、好奇心和求知欲。然而，那时的外族侵略和统治压迫，国家民族的危亡，社会的腐朽、黑暗和不平，却是他亲领身受而不可能不去思考的。由于正统观念，在伪军校的头一年，即到1943年春初之前，我还曾一度图谋到“蒋委员长”麾下的军队里去投效报国。恰恰也正是在为此事而酝酿、奔走之时，1943年春初，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即日本人河上肇所著的中译本《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和大贞义太郎所著《辩证唯物读本》的中译本（两本书都是北京汇文中学学生窦奕尊借阅的）以及后来所读过的其它类似书籍，这时，只有这时，在人生的道路上，我才豁然开朗。对人类社会、历史和人生，我才有了一个新认识，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新天地。从而从阶级的角度，自然改变了对那位“蒋委员长”的盲目幻想；决心找到共产党，为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真理而参加到革命行列里来。　　在伪军校，学生们都是住在一排能住七、八个人的长条木板统床上。我的下首邻铺，有位叫宣翰栋的学生，在来伪军校之前，他曾当过小学教员。我们平时关系不错，彼此无话不说，我很信任他。时间一久，我们就互相流露了自己的思想、认识和情况。这时，宣翰栋才告诉我，他曾参加过共产党，1941年底在滦县作地下工作时，不幸被日本宪兵逮捕，被释放后，因找不到党的关系，为躲避日为的追索，便改名叫宣翰栋（他原名叫宣振东、宣醒华）投考到伪军校第五期，编入第四连和我邻铺。我是个性格急躁的人。这是我便请他帮助我寻找参加革命的道路。而他说他自己还找不到，无法帮我。我很失望，只好另觅门路。　　在我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1942年冬，我曾打算通过一个叫郭玉勇的同学的后来的姐夫和他家与北京协和医院的关系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当时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些人和国统区有来往。郭玉勇的大姐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护士。郭后来的姐夫刘某是从当时国统区西安“战干团”到北京来的）。1943年夏季，学校放暑假了。这时，我便打算利用郭这个关系去西安再转赴延安，未成。接着又打算利用和我私人关系较好的六连同学李啸虎的一个关系，越战线、过黄河、去西安再转赴延安或远去太行我军。于是便只身一人远去河南博爱（即清化），找到李啸虎和他那个熟人。又未果，走投无路，我只好又回到北京伪军校。　　这年秋天，出了一件危险的事。但它却使我了解和接触了另一些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并在后来参加了革命的人们的情况。　　一天上午，一个曾在旧军阀部队混过差事的中国老教官正在上课。这个老教官上课时很少抬头看学生。他讲他的，听不听悉由尊便。趁此机会，我把那本《辩证唯物读本》压在大本的《筑城学》（或兵器学）下面偷偷地看。可是没想到一个叫那延复的排长（想了很久，这个注释里包括一些人事消息，觉得不便公布，略去），从后边的旁门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查看课堂秩序。他抓到了几本人们偷偷看的书，也抓走了我看的这本书。这下把我吓坏了。我想到了逃跑。想到利用夜晚跑几十华里到十三陵一代去投平北地区的八路军王亢部队。但又怕黑灯瞎火地乱撞被敌人抓回来。于是我便想试探一下那的态度，把书要回来，实在要不回来再说。天黑，上晚自习了，我喊了“报告”得到允许便进入到排长室向那延复要书。那延复把我训了一通，说：“为什么上课看闲书？有功夫看看战术、步兵操典多好！你那是什么书？叫高排长拿去了，过一会儿我去要回来烧了，以后不许上课时间再看闲书。”当时为了掩饰这件事的严重性，我便假装不懂地回答他说：“那是一位日本人写的书，我也不懂，以后不在课堂上看了。”而且唯唯诺诺地不断答“是”。不一会儿，他就从军官宿舍把书拿回来，当着我的面烧了。当他烧完了时，我可高兴了，也放心了。心想，现在你就是告我，我也不怕了。我可以来个不认账，说成是一位日本人写的什么书。我还没看就被抓走。但是他没去告，这事就过去了。然而正当他训我和烧书的时候，我们连的另一名叫郑彦的排长，滦县开平人，高中毕业生（1943年或1944年去日本士官学校，1945年回国后去冀中参加我军），却站在旁边看热闹，还捂着嘴偷偷发笑。他趁那延复回屋子的时候走过来悄悄对我说：“今天晚上我值星（就住在排长室），你站小岗的时候（是拿木枪在住楼内外巡逻，防火防盗的游动哨，一小时一换）来叫醒我，有话和你说。”我口中答“是”，心里却嘀咕起来了：“他找我什么事？军官对学生说话可从来没有这样和气，而且他还打过我。”管他的，反正书已烧了，你抓不到我任何把柄。当夜我上岗后便把他叫醒。他把我让进屋子里，拉了把椅子叫我坐下。我的天！学生在军官面前从来都是站着说话，今天还给我拉椅子，叫坐下，这可真是破天荒。我可真的有点贾桂的样子了，哪里敢坐。在他再三推让并把我按到椅子上后，他开口了，第一句开场白是：“今天咱们不讲军官和学生的阶级，咱们站在博爱的立场上谈谈。”（当时我也认为博爱是革命的语言之一）接着从他的谈话中我知道了他们军官中以翻译官段继刚为中心也在传阅、钻研着马克思主义书籍和理论，向往着参加到革命部队里去。他们之中还有高建武和赵玉树。当时我也把我和宣翰栋的一些情况告诉了他。谈完话我走时，我们约好以后有机会再谈，有书互相传阅。这以后郑彦我们曾经一起爬到景山顶上畅谈祖国、民族、社会、人生以及将来参加革命的雄心壮志。我们还到西单商场的旧书摊（很多）去爬到书架顶上、钻进书架地下，弄得满手满脸满身灰尘去翻去找一些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国际工人运动等方面的书籍。其中有些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有些虽非马克思主义著作但也使我们发生兴趣的书。前者如河上肇、片山潜、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还有陈伯达所著《中国社会的解剖》与戈公振的《从东北到庶联》等，后者则有黑格尔、费尔巴哈、欧文、傅立叶、普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和日本人佐野学（参加革命后听曾跟我一起工作过的日本共产党的中西义男说此人是个托派）与一个叫锅山什么的著作。这些书我的记忆中有不少是“神州国光社”“北新书局”和“东方书局”出版物。至于文学史的如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老舍、丁玲等人与外国文学家的著作，无论在伪满或北京则是公开发行出售的；其他像是朱自清、叶绍钧、黄庐隐、谢冰心、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著作甚至还列入伪满中学语文课本哩！
　　在这前后，我们和范祖耀、姜惠霖、刘国栋又互相串联通气了。范祖耀是山西太原人，高中毕业生，也是没钱升学才考入这所伪军校的。这个人平时不像我这样锋芒毕露，心无城府。表面看，这位老兄总像是没睡醒似的，你和他说个什么或问他什么，如果不是值得认真的事，他就给你来个“嗯、嗯！哼、哼！哈、哈！”不明不白，稀里马虎，模棱两可。所以同学们就赠给此君一个雅号叫“迷糊”，其实他可一点都不迷糊。他很聪明，很清醒。他是“哑巴吃元宵——心里有数。”只是不明言或认为不值得，没必要明言罢了。他在山西上中学时，曾经受到过“牺盟会”（即在山西由我党领导组织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的简称）的影响，对我党有一定的认识。我们也是一个教育班又是一个内务班。他睡在与我斜对面的铺上，高高的个子，一天勾着个水蛇腰迷迷糊糊地不惹人注意，可是做起什么事来却比我老脸、沉稳多了，按北京人说四合院那样，叫做“内秀”。宿舍里、教室里、校园内外、颐和园、圆明园旧址、北京城里，我们热烈地交流着彼此对人生、社会、祖国、民族和时局的思想、认识和态度。交换阅读彼此找到的书籍。我们共愿“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今天我还记得他把杜牧那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诗句写给我看。这样，没过多久，我们又和姜惠霖和刘国栋互相通了气。姜和刘都是冀中保定附近人，中学生。他们是一对很要好的朋友。在家乡农村时，他们都受到过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一定影响。“五.一”大扫荡时，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们在家乡呆不下去了。为躲避日伪的抓捕和迫害，他们跑到北京也考入了这所不要钱的伪军校。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眼界的开阔，他们更加怀念共产党和八路军了。于是他们便分别设法和一些参加了革命的亲戚、朋友或同学挂上了钩，建立了联系，相约遇有机会便投入革命部队里去。这二位同志都比较老练。特别是姜惠霖，总像个老大哥一样，眯起个眼笑咪咪地看着我，同时用他那特有的特别细嫩的手握着我的手和我谈心。有次他说：“等将来我找到人弄本《联共党史》给你看。”等。此后，我们又陆续和冯远志、毕春皋发生了联系，也有意地做了白陆和张兆昌的发展工作。冯远志是东北通辽人，曾在伪满军中当过准尉司务长。后来他所在的那个连哗变，打死了日本人连长后逃往苏联。在苏联伯力受了短期情报工作训练后便被红军派到伪满做情报工作，以后失掉关系，又跑到华北投入到伪警防队王铁相部下当了个文书上士，1942年春也考入这所伪清河军校。这个人年龄较大，他不说给我谁也不知道他的这段历史。他也早就想到八路军里来，也是找不到关系的。毕春皋是冀东丰南人，高中毕业生。他家乡一带到1944年已是我军的游击区，这对他自然会有影响。他也是要在毕业后参加我军的。这是位沉默寡言，忠厚淳朴的老实人。白陆是沈阳人，回族，他不大肯钻研书籍和理论，但在我们的影响下也很倾向我党我军，愿意参加革命。后来1945年春，在范古松（即范祖耀）与他联系时被敌人发现而被捕关到唐山的敌人监狱里，此后就下落不明。至于张兆昌，1945年春我曾设法与他联系，未果，后不知其所之了。【警防队后来并入伪治安军，编为1或2个集团（相当步兵旅）。司令王铁相。日寇投降后或解放战争中该部在山东被我歼灭，王被我军俘虏。】　　在这段时间里，还曾发生过两件事。一件是：有天上午，学生们正在上自习。我们听到与学生教室只隔一层三合板壁的排长办公室里正在进行着一场争论。争论的一方是排长那延复。他是满族人，又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徒，脖子上总是挂着一个由项链连着的十字架。他正在和翻译官段继刚辩论有神论和无神论的问题。那“笃信”上帝，坚主有神。而翻译官则反对有神，坚主无神。他以冷静的（此人一贯冷静、老实）说理驳斥那延复。理，明明在翻译官一方。而那因无理则越来越冲动，竟然发起火来争吵。翻译官挖苦讽刺了他，之后便说：“我们各有各的认识，今天说不清，以后可以再说。”而那则气冲冲地说：“跟你们这些人（当时还有连副赵玉树、排长高建武、郑彦等在场，有时也插话，显然是和段同一立场）说不清，以后也没什么可说的。”“砰！”的一声把门甩开走了，不欢而散。我的座位本来是在对面教室里。听到争论，我便跑到这边教室来看热闹。心里这个痛快呀！我15-16岁上中学时曾在锦州图书馆看过一本东方书局印的名叫《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小册子，从那上面看到“我们都是不信仰神权的。”之后，我便什么神、鬼、仙、佛都不信了。什么佛经、可兰经、新旧约和马太福音等等早已被我丢得远远的（本来我也不懂）。这时听到他们辩论，而且也初步知道无政府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但心里还是和这位翻译官有了共鸣。这也更加证实了郑彦所说的军官们（除那延复和连长李瑞蓭）正在以翻译官为中心阅读、钻研革命理论的事。
　　还有我们班里有个叫朱X琼的学生。这位仁兄是位对孔夫子、旧礼教“忠诚”到畸形程度的“信徒”。他阅读了女四书之后，在日常生活中竟然学着女人的样子模仿起：食不露齿，笑不张口等等荒谬的言论和行动。虽然看起来他是个频繁到面无人色的自渎者，却又开口讲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等等令人可笑的封建法礼和清规戒律。有一次范祖耀和我看到他太叫人啼笑皆非了，便嘲笑挖苦了他。激得他火冒三丈，大发起雷霆。因为我挖苦得更尖刻，使他更难堪。他便抄起练习军刀术用的竹刀和我对打起来，而且还跑到值星军官办公室（即排长和连副办公室）向连副赵玉树去告：“杨振鹤是共产党。”被赵玉树骂了通：“放屁！什么共产党，我看你才是共产党！胡说八道，神经病，你给我滚吧！”给赶了出来。同时也说了我：“以后说话要小心，你拿他开什么心？跟这种人有什么争执的？”后来这个赵玉树在向全连讲话时还说：“你认为什么颜色好，你就找定了他，你认为该走哪条路，你就一直走到底。比如，你看准红色的好，就应该一定把红色的找到。”等暗示性的话。这些可作各种解释的模棱两可的话，不了解情况的学生听来是无所谓的，而我们这些向往“红色”的人，却完全能够心领神会，知其所指而愈觉亲切。　　然而，在敌人营垒里这样一所培养骨干的学校里，就没有监视学生政治言行的组织和活动吗？会有的，怎么会没有呢？但敌人的不幸是敌人这些组织和活动不仅被我们所知而且恰恰正好落到它所要监视的我们这些人手里。据宣翰栋说，按照大队部的布置，郑彦在每一个教育班找了一个学生，叫这些学生了解、监视全连学生的政治思想言行。其中第四教育班【即第四排】的就是宣翰栋；而且宣翰栋还告诉我说，那个叫村上寿雄的日本教官（预备役中尉）也给连副赵玉树布置了这个事。嘿嘿！巧得很，在这个第四连里我的日本话算说的好的（其实也是二百五），这个日本教官就把我看作他们的人，他也曾用师长、上级关怀学生和部下的随便谈话形式，“顺便”也交给了我这样的非硬性的差事。在这个连里，除我之外包括军官在内，要和日本教官谈什么，就非得经过翻译官的翻译不可，否则就是彼此不懂。这样，就是那些想去“报告”的人说不定还会怕我去报告他呢！而且连里的段翻译官又是我们自己人。这些情况，我们这些人之间都互相通了信息，取得默契，早已引起警惕。这就基本上堵塞了敌人的耳目。自然，连里也还有些蒋派、汪派或齐（燮元）派的人或崇拜者。这些人一般说是些头脑比较简单，缺乏深入思维能力、一天鬼混的角色。对于这些人，我们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只好“敬”而远之了。就这样，我们阅读革命书籍，酝酿参加革命的事，虽然不够极端秘密，有时还要出些漏洞，却也平安而过。　　1943年寒假的时候，宣翰栋和范祖耀又分头到冀东和山西去找参加革命的门路，都没找到。这时，我开始着急了。看到这种情况，姜惠霖便来安慰我：“不要急，要参加革命，总有门可入，实在不行，将来还可以战场上拖枪去投八路嘛！还有，我现在给你写封信，写给我的一个亲戚，他是在共产党北方局工作的，必要的时候，你去找他，听他安排。”于是他便以写家常问候信的形式，给我写了一封到山东冠县（在鲁西南）王奉集（1949年南下时我曾路过此地）某自行车行找一个叫锡福（即姜秀夫）的人。在这之后，1944年春末，香山野营或八宝山野营之后，学校放了四、五天假，宣翰栋又到冀东去找关系，还是没找到。然而这时，我倒不那么着急了，有了姜惠霖这张条子，我就比较放心了。可是事情就有那么巧，按照迷信之说，算我们这些人“运气”好。正当宣翰栋找关系找不到，我们又快毕业了的时候，我们里边那位老实人毕春皋却告诉我们：他已和他家乡的我抗日政府的区长取得联系，由这位区长介绍我们参加革命。这可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了。毕业之前，我们这些同学，也有白陆和张兆昌一起，跑到清河镇上的馆子里喝了个痛快。回来时正逢瓢泼大雨，过水沟时，水深齐腰，大家都把衣服弄得透湿。我们边走边唱，互相搂着抱着发狂，甚至走近学校时，这个白陆还满嘴的“马克思-列宁”【原文日语】的叫着，直到看见一连连长“张疯子”（日本留学生，中校）来了，我们打了白陆，他才不念叨了。　　俗话说：“依照遭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们这位宣翰栋是被日本宪兵队捕去受过刑的人，他已是劫后余生，惊弓之鸟。毕业的学生，以各种编造的理由请假，在北京或会家乡玩耍、办事的太多了，即使不辞而别的事，包括军官在内，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这种事不仅伪军部队中有，伪军官学校有，就在第五期，第四连里都有。起码几天、十几天之内还引不起敌伪的注意和重视。同学们平时去操场，星期六、星期日上街、去北京都是大大方方地昂首阔步出入校门，门口卫兵还得向这些挂着下、中士“阶级”的学生们敬礼哩！随便到哪里，包括北京城里，只要你不去把祸惹到非由宪兵出面不可的程度，是没人想找麻烦去惹这些人的。一些清河军校生在北京城里北新桥（北京东四北）【作者要注释得这么详细我也没办法】打伪警察搅得一时中断交通；一些人把“新新”电影院（现首都电影院）的人打得鸡飞狗跳；一些人打了清河镇的法国葡萄园……所有这些，最多蹲三天禁闭也就完了。可是老宣害怕。我们本来可以一起先到北京呆一、二天，放心大胆地、大摇大摆地在敌占区来来去去，然后再利用夜暗进入游击区到老毕家。可是老宣却怕人多目标过大，非要分两个组走，别人同意，我也只好同意。就这样我们约定范祖耀、宣翰栋和毕春皋是一组，他们先走，另一组是冯远志和杨振鹤，我们后走，按约定时间、车次在天津火车站上碰头。
　　六　　终于来到新世界——入列了　　日，毕业典礼举行过了。从伪军部队来接我们这些上士见习官的军官点名时，我便借“回家结婚”为由请了假。冠冕堂皇，名正言顺。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这位军官叫我“婚”后早点到部队去上任。我答了“是”。冯远志则以到北京办点私事为由也请了假。当天晚上，我们便一起到北京西四附近的王铁相公馆，找了一个在那里当文书的冯的熟人住了一夜，次日便搭车去芦台我家——这是事先约好去毕春皋家——毕武庄的“中继站”。毕武庄离我家只有30华里左右。7月30日下午当火车徐徐进入天津火车站时，我们便掀开车窗寻觅宣、范、毕三人，车未停稳，我们就看见了他们，而他们也正在向一节节车厢的车窗里张望着。当我们喊他们，他们也看见我们时，大家都高兴得笑了。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本来的三个人却变成了四个人，即多出了排长高建武。“高排长也来了，这可真好。”我也很高兴。就这样，天刚擦黑，我们就到了芦台街上我家。毕春皋也立即步行到了他家，他先去联系，约好次日到我家来接我们。我们家是单门独院，有十几间房可住，夏天又不要多少被盖，很方便。当时我家里只有我大哥的老岳父——一个60多岁的老头和他的儿媳妇与小孙女三个人，别无他人。因为平时家中无人，我们家里是没有什么客人来的，而我们只要不出去惹事，也是没人敢来闯到我家找我们这几个军官麻烦的。　　31日上午，老毕没来；下午还没来。事实上老毕也不可能来这么快。可是老宣却沉不住气了。他一会儿念叨：“怎么还不来？不会出什么事吧？”一会儿跑到门口去张望，坐立不安，焦眉苦脸。虽然我本来是个急性人，但我坚信为人忠诚的老实的老毕；而且就是在我家多住两天，或者去逛逛大街，也是没人敢来过问的。我是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既是挎着洋刀的军官又会日本话，只要不碰到本连的熟人，连那些警备队和警察狗子见了我们还得举手敬礼或老老实实的呢！怕我们找他们的麻烦还来不及，我们又何必惊慌失措呢？这种事，我已碰到过不止二、三次了。这天晚上，天黑下来以后，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位推着自行车的农民，细一看才认出是老毕来了。老毕进门连口水都没让他喝，我们便纷纷问他：“怎样？联系上没有？”老毕答：“联系上了，这就走！”一块石头落了地，大家眉开眼笑了。于是又是根据老宣的提议：我们还是分成两个组走。一组是老宣、祖耀、远志和老毕；另一组是高建武和杨振鹤。他们先走，我们后走，到芦台街东大桥集合后一起过铁路去毕武庄住。他们走后不久，我和高排长也出发了。我大哥的岳父还以为我们是去上任呢！当我和高排长到达东大桥时，却不见他们。我们便假装在马路上散步，来回走动，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这时正好从火车站来了一批治安军。我们前天在伪军校时，便知道分到驻芦台、八面城伪治安军25团的学生是今天到芦台，其中有我们四连的毕业同学，这大概是他们来了。于是我们就转身向芦台南街“散步”而去。待这批人走了过去，便又回到东大桥，可却依然见不到他们的影子。高建武是位上尉军官，性格也比较老练，沉得住气，他问我“怎办？振鹤。他们可能怕碰到麻烦先走了，我们怎办？”我告诉他，我是芦台本地人，地形熟悉。“9.18”事变从东北逃回老家以后，为躲避汤玉麟部队的兵灾，曾经和母亲、姐姐一起“跑反”到过沿海一带，在失散后还曾和只有10岁或11岁的一个哥哥和两个只有6、7岁的小弟弟几个小孩子一起逃回了老家，那时我走过这条路。17岁时还曾去过就在这条路中间的姥姥（即外婆）家。我信心十足，便提出：“我们不等了，干脆自己走，边走边问路，我找得到毕武庄子。”于是，我们便沿着从芦台街到火车站的公路，从火车站南侧越过铁路，向给我一生中极其深刻的皂甸村（1932年当我还是8岁的孩子时，为逃避汤玉麟部的兵灾，随母亲和姐姐逃到渤海边上的洒金垞。母亲被冲散。我和年龄仅差1～2岁的一个哥哥和两个弟弟步行40华里回老家大陈庄。步到皂甸村，得知母亲从海岸被人救出，也正在皂甸村。全家人回到老家不久，母亲便惊吓得病，当年或次年死去。）方向走去。果然到了皂甸。村口上正有二位老者“乘凉”。我们上前问路。二位老者看到我们穿着伪军制服，挂着洋刀，便装聋作哑地说：“我给你们找保长来，你们问保长吧！”不一会儿，一位老者领来了一位神情打扮都很精悍的中年汉子（或还不到中年，黑夜看不清）。他向我们道了：“二位辛苦了。”问了我们从哪儿来之后便自我介绍道：“我是保长，你们二位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啊！有什么事请问我吧！”我们告诉他，我们要到毕武庄子去，走到这里找不到路了，来问问路。他端详了一下我们的衣服和洋刀带笑地说：“毕武庄子那边儿可不太平啊！深更半夜地去就更不方便了。我看你们二位还是先回芦台，等明天白天再去吧！”我们回答他：“要安静我们还不去哩！我们就是要到那个不太平的地方去，找那里的人们干事的。”这时这位肖保长便带着激动的口吻说：“啊！是这样！好，既然是为了祖国，我派人送你们去。”啊！祖国！我的祖国！我们已经多少年没听到过你的名字和如此畅快地呼唤你了啊！我那苦难深重的祖国哟！我们都抹起了眼泪（直到今天每当我写、改、抄到这里时，每次都要鼻子发酸，眼里转泪水，如不控制就会哭起来哩！）于是这位肖保长便派人把我们一站站沿村送到了毕武庄子。后来听传说皂甸村的这位肖保长，被日本人捉去，严刑拷打，宁死不屈，终于被日本狼狗撕碎而牺牲。是真是假，几十年来，由于各式各样的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从未认真了解，迄今也不知改如何对待这件事。　　那天深夜或8月1日凌晨了，我和高建武终于来到了毕武庄子。当我们找到毕春皋家时，他们早已吃了饭睡到炕上了。我埋怨他们：“说好在东大桥等我们，为什么你们不等就自己走了？”经过说明，这才明白，他们是从芦台街经文昌阁那条小路到火车站北的那座大桥，而我们却走了从芦台街到火车站那条公路上的那座大桥。我说：“那是条小路，是座小桥。”他们说：“公路上那座桥也不大。”其实公路上那座桥虽比小路上的桥宽些，长度却差不多。好了，好在大家都已到齐，总算万幸。当我们也睡到炕上以后，大家议论说是否改改名字，以免家在敌占区的家庭受到连累和敌伪的迫害。宣翰栋说：“我早就准备好了，我叫张伯坚。”毕春皋说：“我也想好了，参加革命就是重新生活，我叫毕春生。”范祖耀没有准备，他仰面躺在炕上就看到墙上的对联中有古松二字，就说：“好，我叫范古松。”轮到我，我说：“地球上的一切一刻也离不开太阳光，现在我要走向光明了，我就叫杨光。”问冯远志，他说：“冯远志这个名字本来就是假的，谁也找不到冯远志的家，我不改，还是叫冯远志”（好像他的原名叫冯振寰？记不清了）。最后高建武说：“我参加革命就是来追求真理的，我的外婆家姓郭，我就改叫郭真。”从此，我们就都以新的名字互称并一直用到现在。
　　8月1日上午，我们在毕再生家吃午饭。烙饼炒鸡蛋、香油拌老腌酱芥疙瘩丝、捞小米水饭。可真香，吃得人肚子都胀起来。大家边吃边闲谈。这时一位戴四角帽子的大学生也参加了我们的闲谈，原来他是毕再生的侄儿，叫毕久青，在北京大学读书。一般的闲谈是不给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的。但我对他却有着有点原由的兴趣。我在伪满上中学时，有一位和我同年级同班还同过座位的很要好的同学，叫李森（略去一段无关注释）。我到伪军官学校后一年多，他也来到北京考入了伪高等警官学校。我们有时见面。就是这个李森曾经对我说过这位毕久青和另一位叫马良的青年，曾经向他介绍过一些革命书籍，还说那位马良常和一些人力车夫坐在一起谈天，他们都在向往和打算参加革命，等。我们彼此把这些情况一说，彼此都感到这可真是闻名已久又不期而遇了，相识何必曾相逢啊！但是毕久青还没有完成学业，还得回北京去读完大学。　　这天下午，我党所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丰（润）、玉（田）、宁（河）县第一区的区长金心一同志来了。看样子是位有些络腮胡子、30岁左右的一位老诚长者，没多说话，对我们表示欢迎，说晚上区委书记来看我们，有什么话晚上再说。这天晚上天刚擦黑，我们六个人来到另一个院子，一溜儿坐在长条板凳上，边歇凉边等。不一会儿，一位20多岁的瘦弱的女同志来了。金区长介绍说：“这是一区区委书记秋云同志，大家认识一下。你们几位就自我介绍吧！”接着我们便挨个地站起来自报姓名。这位区委书记也就一个个地挨着看我们的脸庞。当张伯坚站起来报称：“我叫张伯坚。”时，这位区委书记便“咦？”了一声紧紧盯住他的脸说：“这不是宣老师么？！”这时张伯坚才仔细地端详了秋云同志之后迟疑地说：“你是赵（或刘）玉霜吧？！”就这样，又是他乡遇故知了。原来宣翰栋在唐山北面的榛子镇当小学教师搞地下工作时，曾经掩护过也在搞地下工作的他的这位过去的学生。这真又是人生奇遇、何处不相逢了。这时，这位此区最高领导者的秋云（化名）同志问张伯坚：“宣老师，你怎么会穿上这么一身衣服啊！”就这样老张找她个别地谈了一下自己的经历和要见李运昌同志的愿望。在闲谈中秋云同志还说：“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有一连我军部队在附近。不过为了减小目标，我们还是转移一下。”就这样，我又知道了我参加革命这天恰好碰上建军节这个好日子。当晚，我们过了一个小河，转移到另一个村庄。第二天，秋云同志派了一个也不过只有17-18岁样子的小家伙送我们去路（北宁铁路）北。在这种游击区，虽然是在青纱帐时期，我们还是昼伏夜出。送我们的是一位很天真的胖乎乎的小鬼。他很喜爱他那把狗牌撸子（即小手枪），连睡觉都要摆弄一会儿才别在腰带上躺下。走路时还总是喜欢哼着一首歌。这是我到抗日游击根据地后听到的具有农村乡土气息的第一支民歌。虽然我只在这次行动中听到过他哼过几次，但直到今天我还依稀记得几句断断续续的曲调和歌词。这几句是（简谱是按记忆由我配上的）【这个简谱我不知道点写？只录入歌词吧】：　　榆树叶儿圆那个柳树叶儿长　　今天来选举一个好村长　　能吃苦能耐劳　　又积极又坚强　　不选你滑头鬼　　不选你白眼黑心狼　　绿油油的庄稼……　　对于我们这些在敌占城市里，整天听惯了那些什么“桃花江”、“害相思”、“满场飞”、“五更调”之类的靡靡之音和淫词滥调的人来说，这样的歌词，这样的曲调，简直是太清新、太悦耳了。多么抒情的歌儿哟！晴朗的天空，绿色的大地，在望的丰收，抗日民主政府在领导人们行使自己庄严的选举权利；人们思考并抒发出选个什么样的人这样的心声，朴素的语言，真挚的情感，从歌声中不是已经使人听到了么？这是几千年来、几百年来、近几年来的人们所能想象的么？没有共产党来到这个地方，这是能够想象的么？什么选举？什么吃苦？什么耐劳？什么积极？什么坚强？这是人们过去能够听到甚至想象的么？这些自然也是我们这些从敌占区来的人们闻所未闻过的词句和语汇。在敌占区，除了受异族、帝国主义的统治、压迫和屈辱之外，还有什么呢？人们啊！能不去思考么？多么遗憾啊！我曾问过他的名字，却早已被我忘记，多么乐观的一个小伙子哟；多么可爱的一个小青年啊！其实他比古松、再生和我最多也不过小一、二岁。
　　就这样，我们在一个深夜从河头即胥各庄（现丰南县府所在地）附近过了铁路，又回到北宁路北。然后到了丰、玉、宁的游击县政府。江汉（1945年春得知他又名田赛）县长和当地有名的县大队长“大武装”（略去无关注释）接见了我们。接着又经过一层层介绍和一站站转移把我们送到了十一团（当时的团长是现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赵文晋同志）。在这里，我们碰上了“高丽铺战斗”观战，还遇上了“铁山队”。　　高丽铺是丰润和玉田两个县城之间公路上的一个小村。那天下午我冀东十一团一部在此设伏。阎家铺据点之敌乘汽车去沙流河据点，接近高丽铺时，战斗打响了。日本鬼子顽强抵抗。当时我们正和十一团机关人员一起行至高丽铺西南某村，坐在一个院子里听枪响。这是除冯远志以外我们这些人第一次只是听见却未看见的实战情况。当时，和我们在一个院子里坐着的还有几十个穿治安军军服的人；同时老宣又碰到一个叫李琪的我军干部，这人也是他原来的学生。这个李琪告诉我们，这些穿治安军军服的人是一位名叫铁山的连长带全连刚刚反正过来，编入我十一团还未来得及换军衣，暂时就叫铁山队。正当我们闲谈时，枪声渐渐稀疏下来。战斗结果是：一部分鬼子被打死，一部分逃回阎家铺。那辆汽车无法掉头，被我烧掉在公路上。还有一个鬼子吓晕了，往高粱地里乱窜乱撞，他在高粱地里藏了一宿，次日一早，被当地老乡活捉了。后来听说，这部分鬼子是在日本华北派遣军的第二混成旅团中编入20%的宪兵所组成的“特别警备队”的一部分。是专门对付我军的（在唐山的开平，有一所专门训练这种宪兵的“训练大队”，日寇投降后，冀热辽区党委敌工部崔希哲副部长等人曾代表冀东我军与之谈判该部投降事宜，未果。次日，又派我去送了限期缴械投降的“最后通牒”），打仗时是比较顽固的。当夜，我们随部队转移到丰、玉公路上高丽铺以北的窦各庄宿营。卫生队长正在给伤员们包扎救治。伤员中有一位是副排长，战斗中他和一个鬼子同时把自己的刺刀捅进了对方的肚子，一同倒下了。那个鬼子完蛋了，他也负了重伤。就是这样，他还一面呻吟着，一面向我们讲述着战况和拼刺刀的情景，而且希望赶快把伤养好再回部队和鬼子干。这时，在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了儿童时代听《隋唐演义》这部评书和看到卷轴画上“罗通盘肠大战”的形象。英雄啊！中华民族的英雄！英雄的中华民族！这样的民族是能长期任人欺凌压倒的么？她的儿女们怎能容忍他们的母亲——我们伟大的祖国任人宰割呢？是的，英勇奋斗，伟大的中华民族不是终于又站起来了么！然而第二天下午却碰到一件不幸的事，不应有的伤亡，就是当我们随着队伍向北转移，走到杨官林村（没过多久，此村又被伪军第28团占为据点，毕再生就被派到这里作敌工工作）南面时，突然听到前边“轰”地响了一声。不知前面发生了什么事？队伍停了下来。不多时，传来消息说：是一位大个子战士挂在屁股后面的手榴弹的一颗手榴弹的弹盖，因为没盖紧掉了，而拉弦在外面荡来荡去。行军中，有时队伍停一下，后面的战士没注意就撞到了前面这个大个子战士的身上。这个战士身上的一个什么东西挂上了前面这个战士那枚手榴弹拉弦的环上。两个人都没察觉这件事。队伍前进了，前面那位战士已走，后面那位还没动，自然就把弦拉了出来。“慢三秒”，这是我军手榴弹的引爆速度，谁也来不及躲开。手榴弹一爆炸，两位战士当场倒下，后来听说都牺牲了，还有几位也负了伤。当我们走过出事地点时，看到地上还有血迹，人已被抬走了。看来那时候（现在也有），有些战士（今天应该还包括民兵），不重视着装规定，不重视严紧作风的养成，以致发生这样不该发生的流血事件（类似事件还可以举出一些），是值得人们认真吸取的教训。就这样我们随着部队继续转移，最后来到遵化城南的东、西凉子河住了下来。　　次日中午，一位矮个子的我军干部来了。随来的人给我们介绍说，他是军分区政治部锄奸科的袁科长。袁科长叫我们交出携带的武器。我们都把军刀交了，而我可真舍不得交出我那把军刀。那是我1943年冬寒假去东北沈阳时，用250元伪“满洲票”在日本军刀商店买的、在小说中称之为“倭宝刀”。这把刀可以把悬空而并不拉紧的黄豆粗细的铁丝，一切齐茬切断；可以把鸭蛋粗的小树，斜着一刀劈成齐茬两段；可以把20枚铜板摞成一摞，从上到下一刀切为两半；日式三八刺刀与它相磕，就会出现一个缺口。另外我还带了一把有捷克式刺刀那么长的一把短刀，那也是日本军刀头做的，同样锋利。这些都是我带来参军打仗要用的武器呀！然而既然叫交就交吧！此外，我还主动交出了一本日文书和已译完约四分之三的译稿。在伪军校时，我们连有一个叫康全喜的同学。他有一个亲戚在伪华北治安总署顾问部（即日本顾问办事的机构）当准尉司书，是个做抄抄写写保管文件的文官。他从这个亲戚处借来了一本叫做《“剿共”之参考》【原文日文】的日文机密书。那里面从第一个标题为“什么是共产主义”【原文日文】起，说到我党我军直到我抗日根据地的区域、部队、兵力、领导人姓名和活动情况等。现在估计，大约有30～40万字。有一天，他正在看这本书时被我看到了。我便借来看，也给范祖耀看。我们觉得这是我党我军了解日本情报工作很有价值的一本参考书。于是我便和范祖耀共同进行翻译。范祖耀也能在有词典的条件下翻些日文军、政书籍。我们准备参军时呈交我军领导。同时，我又以“弄丢了”为借口，给了康全喜10多元伪“联合票”（约可买一袋上等面粉）。有了10多块钱，康全喜也没再说什么。直到毕业前我们大约共译出3/4或4/5。参军时由我把原书和译稿与那把短刀一起装在一个用玻璃纸编成的手提袋里带了来。当我交给袁科长时还特意提醒他：请把那本书和译稿交给领导机关。后来他交给了谁我就不知道了。　　就在凉（或亮）子河这几天里，袁科长来后的次日，又有二位穿便衣的同志来了。他们一进屋就和张伯坚打招呼，原来他们都是熟人。经过介绍，我们才知道那位稍胖些约30岁的是王大中，那位稍瘦点的则是李克如（1946年柴火栏子战斗牺牲）。他们把张伯坚找去谈了一次话后的次日，又把张伯坚找去见了李运昌司令员。张伯坚是带着眼泪回来的。但他还是高兴地告诉我们：运昌同志明天接见我们！啊！我们多高兴啊！终于要见到我们崇敬已久的传奇式英雄人物——李运昌了。
　　七　　号角响了——受命　　第二天上午，一位军人来，把我们领到凉子河小学的一间教室去。李司令员早已在教室里等我们了。屋子里用课桌拼接成一个长方形大桌子，桌子上铺了白色台布，上面摆了几大盘当地出产、正在成熟的苹果、沙果、槟子等水果。我们给他敬了日本式的脱帽鞠躬礼，他还了我们一个军礼，招呼我们一一坐下。李司令员身穿一套土布黄绿色军服，左胸上衣口袋外挂着一条怀表表链。看他正襟危坐，一张微笑面孔，与其说是一位艰苦创业、身经百战的将军，莫如说是一位忠厚慈祥的长者。他用满口地道的乐亭口音首先把台子侧面紧挨他坐着的一位身穿便衣的白净面皮、闪着两颗大眼睛、瘦精精的同志介绍给我们：“这是特委敌工部的蒋达部长，大家认识一下。”这时我们又是一一自报姓名站起来自我介绍。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分区政治部敌工科科长，真名宋译【泽？】，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的学生。然后李司令员对我们之来表示欢迎；同时说明：很难得有你们这样在伪军内有着合法的军官身份的人在敌人内部作革命工作，而革命和抗战却很需要这种工作，有的时候这种工作比打仗还有效；因此要求我们能回到伪军内去的都回去做敌工工作……等等，并就此征询我们的意见。李司令员所讲的话当然都是实情，确是抗战和革命的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