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外公的忌日，对外公浓浓的思念，也只能寄托在一遍遍读他生前撰写的回忆录里！我想你，外公！
今天是外公的忌日！非常的想念他！想念他牵着我的手带我游走苏州的园林。想念他每次到苏州都要带我去吃苏式面！想念他总是耐心的跟我讲做人的道理！想念他最后无法行走的日子，看见我总是给我一个迷人的微笑！生前非常疼爱我的外公，如今对他的浓浓思念，只能寄托在一遍遍的读他生前撰写的回忆录里！
《退思杂记》&一&
&一、钟 楼 残 梦
苏州大学北门内，有一座高四层，平面正方形，下砌三重青石高台基，顶复四角攒尖顶，砖木混合结构的建筑物，它是苏州独具一格的古建筑物，名为“文星阁”，铭文“残锺”，俗称“方塔”。该楼附近地区统称为钟楼地。楼北原有一条东西向的小河，东端流入内城河，西端流经官太尉桥。河北有一小巷，名“读书湾”，设有“吴县实用商科职业中学”。
一九三四年，我求读于“吴县实用商科职业中学”。是年校庆，节目表演，有附小的女生顾馀芳演唱“催眠曲”。一次，我去同学张嘉瑜处，发现顾也在其家，原来顾与张是贴邻。后来我每去张家，就经常会碰到顾馀芳，相互之间谈谈说说很是投机。为了试探顾对我是否有好感，有一次，我买了半打铅笔，叫吴禛塏在她放学回家的甲辰巷路上送给她，她不肯接受，吴对她说，这是朱传福（我当时的学名）送你的，她不声不响地收下了。一九三七年春节，我们在张家“掷头子”玩，她也来参加，挨坐在我的身旁。我运气不好，筹码输光了，馀芳将她的一部份筹码趁人不注意时，不声不响地移到我的面前，我心领神会地对她笑了笑。当她小学毕业要报考中学时，暗暗地同我商量，要我陪她去报考“乐益女子中学”，我当然愿意。接受报名的老师，恰巧是曾在“实商”执教过的孙瑞绅老师，他认识我俩，问我们是否亲戚，馀芳指指我说：“是我表哥”。
一九三七年暑假，我毕业于“实商”。八月份，去上海报考“三极无线电专科学校”，不意“八.一三战争”爆发，大世界掉下炸弹死伤数百人，父亲电催我速回苏州。就在八月十七日南京路浙江路口“日昇楼”被炸的当晚，我与六姐云珍从上海西站乘车去嘉兴，再从苏嘉铁路转到苏州。到苏州后，经吴禛塏的姐姐吴坚白介绍，参加了总部设在大公园的“吴县各界抗敌后援会”。每天去车站，对开赴前线的战士歌唱、欢送，鼓舞斗志；对前方下来的伤病员送茶、送点心，进行慰问。九月三十日适逢中秋，我正在值勤时，有18架敌机窜来空袭，我爬过数列车底，向北奔去，躲进一片桑树林。这时，车站上炸弹的爆炸声、机枪的扫射声，如雷贯耳，闹成一片。约过半小时，机声消失了，我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出桑园，园旁的两间小屋时，已夷为平地。回到家中，心有余悸，半夜突然有人来通知说：敌军已攻占宝山大场，向南翔侵犯，情况不妙，趁早作好避难准备。于是第二天，我们全家就去木渎荛峰山北鸭达岭下的柳庄避难。后来，因柳庄出现土匪，我们又去了洞庭东山。
回忆当年避难柳庄时，有两件事堪称巧合。一是：有一天我从柳庄沿荛峰山脚向西，朝横泾方向走，途径吴家祠堂，想进去看看，不意吴禛塏也避难在此。二是：有一天我随大哥从柳庄爬上荛峰山，翻过鸭达岭，到荛峰山的南麓，经过一小镇，不意在镇上见到了馀芳的妈妈，可惜未见馀芳。我想，下一次我一个人来此，守在镇上总会见到她的。谁知，因避匪土，我全家又去东山了哩！
一九三八年四月，避难结束返回苏州，我随即又去上海，或读书，或工作。后来经叔父介绍，进了“上海德丰针织厂”为艺徒，拜留学法国的顾仑布工程师学习机修。我从此改名为星弼。
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见到馀芳，怎不令人思念哩？于是我鼓足勇气给她去了信。她很快地给了我回信。她第一次来信的开头白，我至今记忆犹新：“感谢你没有忘记我，还是像过去一样地关心我……。”从今以后，我俩便开始通信了。是年八月中秋，是我工作以来第一次回苏州，当然事前我已函告馀芳。这天午后，经邾长巷去新学前，站在水门桥上眺望馀芳的家。不一会，看见她出家门，走向对面嘉瑜二姐的家，我急忙掏出一方手帕挥舞着，她慢慢地向桥头走来。小别重逢，彼此感受着无限喜悦。我请她来到我家中。她一到内厅见到我母亲，首先是一声“伯母”。我娘十分高兴，连呼“顾小姐请坐，请坐……。”随即沏来香茗，取出糖果招待。馀芳低着头，习惯性地用眼斜看着我，对我会心地微笑着，透露出喜悦的心情。这时，忙坏了我的老娘：一会儿桂花糖芋艿，一会儿又是苏式月饼，招待殷勤。最后我送她回家，约好第二天再去狮子林游玩。
记得在狮子林的长廊转角处，有一小小的天井，种着一株芭蕉。我俩在芭蕉叶的绿荫下倾谈着一切。她告诉我说：“避难在荛峰山时，有一次妈妈回来讲，在镇上看到你。后来我就经常去镇上，可惜一次也没碰见你”。我们相互介绍着各自避难后的家庭情况。经过这一次的交谈，我俩之间的感情有了飞速的发展。回到上海后，通信也加快了，只要我看到用绿墨水写来的信，就知道是馀芳的，第二天我一定马上回信。这样，一个星期内我们相互之间都可以收到一封信。我了解张嘉瑜、吴禛塏对馀芳也有好感，顾虑今后会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并把这种想法告诉了馀芳。馀芳叫我不必顾虑，她与他们是一般的友谊，她会妥善处理的。她说：“我们之间有着特殊的感情，不能与他们相比。”有一次，我突然收到她用红墨水写来的信，我愕然了！上一封信还是亲亲热热的，这一封信怎么会风云突变呢？正当我十分苦恼的时候，第二天又收到她用绿墨水写来的信，告诉我说：“上一封信，是由于我妈妈通过你嫂嫂的娘家，了解到你家门庭破落，没什么家底，我娘认为我嫁到朱家是要吃苦的，因此反对我们的继续通信，叫我堂姐夫敬鸿起草，强迫我用红笔书写的。我怕你收到此信心里难受，所以现在马上又给你写这封信，希望你不要难过，只当没收到上封信。”同时她又写到：一切阻力我都不怕，我有勇气去抵制，我现在另起一个名字叫“顾勇”。
一九三九年，是我与馀芳通信最勤的一年。在通信过程中，她赠给过我好多帧照片，其中一张在观前“银都照相馆”照的横二寸照片，身后衬托着一枝桃花，更令人喜欢，我爱不释手。见照片背后写有底片的号码，我马上写信给“银都”，请该馆放大一张十寸的彩照带来上海。不出半个月，“银都照相馆”派人把放大的照片送来了。这件事，我事前没有同馀芳相商，事后我告诉了她。她一点也不恼火，并说：“下次来苏州把照片带来，我要补签一个名哩！”
就在我与馀芳火热的过程中，我发现琴珍在追求我。她是四婶的内侄女，姓许，住在西美巷7号。每当我从上海回来，第二天她就来姑妈家。她姑妈的房间就在我小房的后面，我的北窗正好对着她姑妈房间的南窗，虽有一个小天井间隔，但两窗相距只有一米多宽。我在房间里看书写信，许琴珍总是扶在南窗的窗栏上，一眼不眨地看着我。我的堂姐朱玄曾以开玩笑的口吻试探我说：“二媛想同你交个朋友，你喜欢吗？”我马上说：“不行了，我有女朋友了”。不意有一天傍晚，她突然来到我房间，含泪对我说：“我母亲体弱多病，姐姐又远在江西，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叫我一个弱女子怎么办？”竟然伏在我身上泣不成声。我非常同情她的处境，但我头脑很清醒，我不能接受她的爱。我安慰她说：“我们原来就是表兄妹，将来你有什么困难，只要我力所能及的，我一定会尽表兄的责任来帮助你。”
是年冬季，馀芳来信邀我回一次苏州，原因是她有两个知己同学，一定要认识我，并要吃我俩的糖。当时的风气，小青年有了基本敲定的对象，是要请客吃高兴糖的。我问馀芳：“她们要吃我俩的糖，你同意吗？”她说：“请就请吧！”馀芳约她们第二天上午十时在南园碰头。那天上午，我与馀芳先去观前街“广州食品公司”买了二斤比较高级的糖果，然后一起去南园。馀芳的两个同学已先于我们到达，馀芳把我介绍给她俩认识，继而也把她俩向我作了介绍。一个叫吴棣炜，一个叫华宓。小姑娘在一起嘻嘻哈哈、吵吵闹闹，重点是将馀芳作为取闹的对象。我很担心馀芳会恼火，想不到她在同学面前资格蛮老，找到话柄也会适当地进行反击哩！回家途中，经过西脚门“文怡书局”，我挑选了一本精美的纪念册交给馀芳，请她在这本册子上为我留言签名。为了让她有一个思索考虑的时间，约定明年春节再交给我。
一九四零年的年正月初二，许表妹来我家拜年，隔不多久，馀芳也来了。向我母亲问安后，馀芳对我说：“吴棣炜、华宓也来了，她们在茶厅上等你。”她俩是第一次上我家的门，我马上出去，请她们到内堂坐坐。她俩执意不肯，并说：“听馀芳讲你回苏州了，我们来看看你，没有其他的事情……。”正在谈话之际，不意许表妹突然从里面走了出来，气鼓鼓地经过我们身边，冲出大门，冒着蒙蒙细雨，头也不回地回去了。尽管我追出去叫她回来，可是她没回来。后来馀芳与俩个同学也走了。临行时，馀芳对我讲：“纪念册上的留言已写好，还有一帧画没完工，我隔三天再来。”初五下午，她来我家，笑咪咪地交给了我这本纪念册。我翻开一看，她在这本册子上间隔地写了四页，一页是：“有志者事竟成”；一页是：“言必信，行必果”；另一页写着：“威武不屈，贫贱不移”；最使我感动的一页写着：“海枯石烂，此心不变”。四页的签名都是“顾勇”。这四页留言，我意识到馀芳是用心良苦的，既有对我的勉励，也表达她的意志。更使我欣喜若狂的，是一页珍贵的画了。她选用一张果绿色的册页，画着一对相偎在一起的白头翁，栖息在一枝红杏树上面。上款用绿色彩笔写着：星弼爱哥留念；下款是：馀芳戏涂，庚辰年正月。我太开心了！情不自禁地把馀芳抱了起来。馀芳涨红了脸，急忙说：“快放下！快放下！给伯母看见像啥样子？”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江南风光更是艳丽，馀芳来我家。为不受干扰，我们同去后园，并把园门反闩。在一棵爬墙的蔷薇花下，我搬来一只藤靠椅，我俩合坐在一起，谈谈说说，津津有味地回忆着过去，计划着将来，沉醉在初恋的欢乐中。忽然，从厨房的窗口跳进一个人来，哈哈大笑地说：“我肯定你们俩人躲在园里！”一看，是吴禛塏，我真恼火，可是又不好发作，只好若无其事地问他：“你怎么会找到这里？”他说：“我东寻西找看不到你，见园门反闩着，肯定园内有人，而且可以肯定是馀芳同你在一起，因为你一个人在园内白相用不着把门反闩的。”我摇摇头，无话可说。
又经过半年时间的通信和互相碰头，我们的感情与日俱增。不意在十月份，我给馀芳去信之后不见她的回信，一天，二天，三天……，依旧是杳无音信。在厂门口天天等候绿衣使者的到来，可是总收不到用绿墨水写的来信。难道她病了？不！如果病了更应简短地捎一封来信，可以让我及时地去看她。难道她又是受到家庭的压力不让她和我交往？不！她同我讲过“有勇气去抵制的！”那么，她另有男朋友了吗？不，不可能的！她曾在我的纪念册上表明心迹：“海枯石烂心不变。”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又发出了第二封信，把我的各种猜想告诉了她，希望她及时回复。谁知一天、二天、三天，还是没有回信。正当我十分焦急的时刻，突然接到张嘉瑜的电话，说他今天来上海，住在霞飞路二姐的家中。为了急于探听馀芳的消息，我晚上马上去了霞飞路。闲谈中，嘉瑜对馀芳的情况只字不提。我耐不住了，说：“馀芳好久没给我信了，她好吗？”嘉瑜慢吞吞地说：“馀芳嚒，我也十多天不见了。看来，你同她的关系到此可以结束了，因为吴禛塏已去南京工作，并同馀芳的爸爸在一个部门，他近水楼台先得月，你不要再痴心妄想了。”这一席话，如同晴天霹雳，我呆住了！难道我两年来对她的真情，仅换得她的假意吗？难道她过去所说的甜言蜜语，都是骗人的谎话吗？我不相信她是这样的人！回到家中，想写第三封信去证实情况，可再一想：不妥当，如果是像嘉瑜所说的那样，那么再去信也是枉然的。不去信吧，觉得也不妥当，那不是使我们之间的感情日趋冷淡，最终成为泡影吗？我进退两难，不知怎么办才好。房东有个亲戚叫王道本，是住在苏州传芳巷的，这两天也在上海。他问我这两天的情绪为什么这样低落，一天到晚唱着“秋水伊人”？我本来已是一筹莫展，我想，让他参谋参谋也好。于是把情况全盘托出，问他有什么高见？他考虑了很久说：“去信也不妥，不去信也不妥。这样吧！你主动写一封绝交信给她，看看她的态度怎样？如果她没变心，收到你的信，知道你产生了误会，一定会马上来信解释。如果她确实变心了，你的这一封信正合她胃口，她不会再给你回信的，那么你也不值得再去爱一个不是真心爱你的人了。”我认为他的话也有道理，于是就照他的意见做了。我一边写信，一边想到嘉瑜的话：“吴禛塏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你不要痴心妄想了……”。我越想越气，在给馀芳的信中用了较多的刻薄话，说她是一个见异思迁的小人。信发出了，我求菩萨保佑，盼望能收到她一封解释误会的来信。又是一天、二天、三天过去了，没来信。我估计事情坏了，我的这一举动恐怕要弄巧成拙、弄假成真了，我应该马上去苏州向她解释，求得她的谅解。
两年前，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在水门桥同她第一次约会；今天，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又来到这里等候她的来临，因为这是她去校的必经之路。七点刚过，她姗姗地走来了。只见她精神颓丧，脸色也不如往日红润。她看见我后，把头一偏，只装作没看见一样，想从我身边走过。一眼就看出她对我十分气恼，我陪着笑脸说：“馀芳我来看你了。”她站住了，静默了一二分钟，然后慢吞吞地说：“既已绝交，何必再来看我？你知道吗？前一阵我牙痛得厉害，饭不能嚼，书也没去读，在家中根本没心思写信。你第二封来信后，为了不使你误会，我打点起精神提笔书写，谁知信未发出，你却寄来了绝情的第三封信。我在病痛中，原希望你能多来几封信，可以解我的寂寞，得一些安慰。谁知你如此不体贴，如此无情义！”她一边说，一边摸出手帕揩一揩润湿的眼睛，接着又说：“我家本来就不赞成我们之间的交往，现在既然你提出，那么不能怪我，我们从今以后不必再通信了……，”她昂起头走了。“馀芳你慢些走！这是误会！你听我解释一下好吗？”“不要解释了，如果一个人因误会而死，再解释能复活吗？对不起，时间来不及，我走了，今后不必再来信了。”她的背影慢慢地消失在钟楼地。
她真的会因为一封信对我如此仇恨吗？我相信在她的心中不会忘记我的，这是她的违心之言。我了解馀芳的脾气很倔，今天我伤了她的心，要想马上取得她的谅解是不可能的。唉！四年来的感情，两年来的亲热，难道竟是南柯一梦吗？这一切不能怪馀芳，是我一手造成的。这一杯自己酿的苦酒，只能让我独个儿咽下。不！馀芳无缘无故遭此打击，她比我更痛苦！我对不起她，我不应该在她有病痛的时候不予体贴和安慰；我更不应该在不了解情况之下无中生有地对她热讽冷嘲、横加指责。我伤害了她的自尊，我辜负了她的真情，我对不起她！我盼望着有朝一日，让我在她面前一吐衷怀，如果今生得不到她的原谅，我死不瞑目。
《退思杂记》&二&
二、浪 迹 天 涯
往日相叙多欢乐，如今只有苦与愁。回到上海，日间工作无心思，夜间睡觉难成寐。《秋水伊人》凄伤的歌词，是我唯一发泄情绪的曲调。“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几时归来呀，伊人啊！”……唱到伤心时，我总是声泪俱下。从早到晚，我嘴里总要嘀咕着：“对不起你，请原谅我”的心头话。自古人间重真情，真情常遭风雨摧。我还只是一个刚刚二十岁的青年，我不能这样颓唐下去，不能这样一蹶不振啊！为了逃避这酸楚的现实，我打算离开上海去内地工作。俗语说：“行得万里路，胜读十年书。”浪迹天涯，既可锻炼自己，也可懂得一些待人接物的道理吧！
机会终于来了。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即将去江西工作的刘存良先生，他同意与我一起去，并说明上海通往内地的水陆交通都已被日寇全面封锁，我们要通过封锁线是有一定危险的。一九四零年十一月，我与刘存良先生从上海出发。乘坐“谋福号”轮船，准备先偷渡进温州，再转道去江西。将近港口时，不意被日寇发觉，立即机枪扫射，命令船只抛锚检查。结果人和船都被扣在舟山群岛沈家门18天。后因淡水已断，粮食已绝，几经交涉后，船继续扣留，人放回上海。回沪后，我们继续想方设法，于十二月再次去温州。起航前，在上海“通商银行”工作的父亲，买了一些水果上船送行。汽笛一声，父亲上岸，船离码头，我们挥手告别。儿去矣！祝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轮船到达温州海面，抛锚熄火。暮色降临后，星暗月淡。我们另雇了一条小木船，偷渡进港。梢公叫我们伏在舱里不要出声，既不撑篙，也不摇橹，只是把好舵，让船自然浮漂。半夜里寒风飕飕，我们既冷又饿，又担心会碰上黑船。天色微明时，已望见陆地，船只安全抵达浙江平阳县古螯头。我们离舟登陆，转道去温州，经青田、丽水、金华，最后到达江西上饶。我被分配去“全国合作社物品供销联合办事处东南分处”报到，该处总经理陈仲明原是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见我上海青年不愿在敌占区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吃尽千般万苦奔来内地，很是高兴，把我分在业务科工作。我离开上海来到江西，旦愿求得清净，解脱烦恼，在新的环境中开始我的新生活，所以我也不想把我的行踪告诉嘉瑜、禛塏、馀芳、琴珍等人知道。
“联合处”设在江西上饶西郊的一个农村。下班后无事可做，单位经常会举办联欢会，以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我发现有少数人经常聚集在一个寝室内谈谈说说，平时待人也和善可亲。有一次，我好奇地闯进去看看，见房内墙壁上挂有一张满腮胡须的外国人照片，我问：“这是什么人？”他们告诉我说：“他的名字叫马克思，我们在一起是研究讨论他的著作，这对当前的如何救国救民是很有益处的。”旁人告诉我说，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后来，当我某一天上班时，忽然发现这些人一个都看不到了。去宿舍望望，已人去室空。怎么一夜之间会突然离去了呢？原来当时的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要搜捕大批共产党员，他们是按组织上的指示转移了。
一九四一年八月，我收到大哥的来信说：“父亲因病，已于农历润六月廿七日逝世。见信请立即服孝。母命不要奔丧回沪，留在江西安心工作。”想我，我离开家乡只有一年半的时间，父亲却已见背西归，我离沪时父亲送行的情景历历在目，谁知当年的生离，竟是我们父子之间的永诀。一九四二年春节，单位举办联欢会，不但本单位人员参加，还欢迎外单位人员来参加。我发现其中有一个青年，说话也是苏州口音，于是上前喧谈。得知他姓罗，来江西不久。他介绍了许多苏州的近况，甚至谈到了他女朋友，也住在苏州西美巷。客地遇同乡，相互之间倍感熟络。隔了一个月，他突然打电话来说：有我的一封信寄在他单位里，叫我去取。奇怪，我的信怎么会寄到他的单位？我除了同家里通信外，其余所有在苏沪的同事、同学、亲戚、朋友，我都不通信，所以他们也根本不知我的行踪。是谁会寄信给我呢？怀着猜摸不透的心神，我连夜骑车前往离单位五里路以外的罗某处。信是琴珍寄来的。自我离家以后，她多次到她姑妈家中打听我的消息，只晓得我已去江西，具体地址不详。她与贴邻的小姐妹感情很好，平时也向她流露过对我的思念之情。这个小姐妹前几天收到在江西工作的男友罗某的来信，信中谈及在春节联欢会上碰到一个叫朱星弼的同乡人。因此，琴珍的小姐妹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琴珍。由于不知道我的单位地址，所以琴珍写好信后，只好寄到小姐妹男友的单位再转交给我。
事情来得这样蹊跷，这样奇突。万万想不到离家两年，在千里之遥的异乡客地，会转弯抹角地牵线收到表妹的来信。她在信中说我，不该不给她去信。她母亲有病，本人身体欠佳，精神上十分苦闷。母女俩生活很艰苦，依靠典当度日。有老娘在，她欲死不能，欲活难忍，整天以泪度日……。信不长，读后十分凄伤。为了不使她再度失望，我只能复信，勉励她苦度光阴，总有一天会苦尽甘来。我对她说，如果能找到一份工作，经济问题可以解决，如果能早日物色到一个对象，精神上也可以有所安慰。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在浙东地区疯狂进攻，金华沦陷，上饶已成为前线。“联合处”奉命撤退去福建省崇安县赤石镇。物资全部东运，人员家属除年老体弱者可以乘车外，其余都步行，每到接应站，有食宿招待。因此，沿途设立了八个接应站，我负责在紫溪站的工作。一天，我在汽车站上，突然警报声吼叫，两架敌机窜到天空。我马上仰卧在地，可以视测敌机的动向，一只装有衣物的旅行袋，放置在我的腹上。敌机投弹了，只觉得一阵灰沙扑过来。待敌机离去后，我爬起来检查，觉得一切很好，没有受伤。但发现旅行袋上有一个洞，伸手一摸，在衣服中摸出了一块一寸见方的弹片。哈！哈！是一只旅行袋救了我，使我安然无恙。
战争是残酷的，公路上扶老携幼的难民犹如过江之鱼。有的走得筋疲力尽，有的已一二天未进食了，宁可以一只金戒指换来一碗稀饭充饥。本单位的撤退人群，每走一天路程，就有一个接应站招待食宿，情况不能与难民相比。同在我业务科工作的许松年，他的未婚妻在我处附属的香烟厂工作。现有大难当前，他们当然要结伴逃难，可以相互关心和帮助。我们的总经理对未婚先同居是很反感的，预备等全部人员到达赤石后，对他们公开批评和处分。我认为，他们俩人原是同乡，已恋爱两年，在兵荒马乱中结伴而逃，情由可原。所以，当他俩抵达我站后，我据情相告，劝他们就在紫溪结了婚再去赤石。为了扩大影响，结婚还要备酒，这样名正言顺的一对小夫妻，到赤石就没有闲话可讲了，经理也不会再追究了。他们说：“好是好，可是我们已身无分文。”我说：“只要你俩同意，一切由我来操办，所化的费用就作为我送的贺礼吧！”于是，我在老乡家另外找了一间房作为新房，并拿出200元钱请老乡买酒买菜，备了四桌喜筵，择定第二天给他们举行婚礼。当天住在接应站的人员都被请去参加婚礼了，并吃了喜酒。新婚夫妇在站上多住了三四天，当他俩后来到达赤石时，总经理早已从先到的人员中得悉许松年在紫溪已正式举行婚礼，所以，非但不加责怪，反而向他俩祝贺。
我随同最后一批人员撤退。途径分水岭时，山顶上有一碑，写着“闽赣交界处”。我在碑下，一脚踏在江西省，一脚踏在福建省。脚踏两省地，头顶一片天，感到胸怀大畅，气概万千。
赤石原是苏维埃政府区，墙壁留有不少红军的宣传标语。赤石的风景是美丽的，著名的武夷山离镇只有一公里。因此，休假日我常同几个好友登山游览。天游峰的秀丽，大王峰的雄伟，悬棺的迷奇，竹筏的清趣，至今记忆犹新。寺宇内品茗“大红袍”，半山亭留言有墨迹，江山如此多娇。可是，在当局的“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下，祖国河山已有一半易色。多少爱国青年满腔热血奔于内地，可是报国无门，意志沉沦。在赤石平平淡淡地过了一年，我不甘心如此蹉跎岁月，假使有机会，我一定要去各地走走，多见多闻可以多长知识与阅历。
一九四三年四月，突然收到表妹琴珍的来信，这封信是从江西上饶邮局转寄到福建赤石的。一年多时间没消息，我以为她早已有对象，过着宁静幸福的生活了。可是事出意外，她在信中凄楚地告诉我：她听我的话，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姓吴的小青年，会说会道，待人接物也可以。相互交往有半年，正考虑进一步摸清个性、加深感情时，谁知他竟动手动脚图谋不规，从此与他断绝了联系。她看透了男性的虚伪面貌，再也不想交男友了。她咬破手指，用血写了两句触目惊心的话：“宁可终生不嫁，决不和他人结婚。”在信中，她只是叙述了一年来的情况，对我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可我看了之后，总觉得不是滋味。她不是不结婚，而是不和他人结婚。换句话说，如果她能同我结婚，她还是肯嫁的。唉！琴珍对我如此多情，而我一再推辞，拒之门外，真是太无人情味了。但是我现在不能答应她，我心里有个馀芳。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总是忘不了馀芳，我一定要馀芳亲口向我有所表态。目前，对自己的婚姻问题只能搁置起来，暂且不谈。
五月底，我处有一批代总社采购的日用品要车运衡阳，打动了我要去各地走走的兴趣。我想第一步先到衡阳；第二步再去贵阳，因为嘉瑜的三哥在贵阳邮局工作，可以去歇歇脚；第三步再去重庆，从上海带我来内地的刘存良先生已调往重庆，我可以请他帮我解决工作。同时我还应该去宜宾看望云姐，因为云姐一九三八年只身从上海经香港、印度，直到同姐夫结婚以来，已有五年未相见了。有关车旅费方面，估计到达贵阳是没问题的，到那里后，如果有困难，我还可以变卖一些饰物来解决。于是，我决定打辞职报告，并要求搭便车去衡阳。报告打出后，一天、两天、三天不见动静，没有消息。车子已在装货，至多还隔两天就要出发了，我心急如焚。第四天晚上，总经理找我谈话说：“我们四个经理（一正三副）对你的辞职报告作了研究讨论，认为你工作认真负责，对你的各方面都有好评，本处对你寄予厚望，希望你能打消辞意。”并问我：“辞职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工作有困难，同事相处有矛盾，尽管直说，我们可以帮助解决。”我只能推脱说：“家母多次来信，要我同宜宾的姐姐相处在一起。为安慰老娘起见，所以有此意图，请总经理谅解。”第二天，陆国香副经理又来找我谈话说：“此次去四川的费用是可观的，你筹划了多少？”我坦率地将我的计划告诉他。陆副经理说：“你头脑很简单，此次出门不是上海到苏州。从福建到四川，要经过江西省、湖南省、广西省、贵州省，路程近万里。如果没有充分准备，万一发生意外情况，你岂不要流落他乡？现在我这里有书信一封，是给‘桂林纸行’蒋先生的，你途经桂林可以去看望他。如果你愿意留在桂林，就可以在他那里工作。如果你继续要去重庆，缺少川资他可以提供。这笔钱尽管由我归还，你不必介意。”经理对我的爱护、关心，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不是父兄，其情胜似父兄啊！同事们得悉我马上要去重庆，两年多的朝夕相处，依依惜别，聚餐送行。临别赠言是少不了的，对滕叔孙的四句话，令我印象更深：“人生真如梦，知梦不解梦；愈梦愈不醒，永远在梦中。”
从福建省的赤石出发，经建阳、邵武、建宁，进入江西省的广昌、宁都、兴国、泰和、吉安、安福等县，又转入湖南省的茶陵、耒阳，最后到达衡阳。每天坐在货物堆上，头顶太阳直晒，让人感到头晕脑涨，有时还要抛锚、熄火、修理，七八天的路程跑了半个月。到了衡阳后，我投宿“六国饭店”。傍晚洗澡后去花园纳凉，只见饭店的大草坪彩灯闪烁，露天餐桌宾朋满座；卖唱的很多，男的拉提琴，女的引吭高歌；服务员送酒、送菜，川流不息。靠发国难财、投机倒把的商贾们云集在这里，挥金如土，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根本看不到有丝毫抗战的气息。我原打算住一二天即去贵阳的，可是车票难买，跑了七八天还未到手，最后不得不以高于官价数倍的价格，买了一张去桂林的黑市票。因为川资已不够去贵阳，所以决定到桂林再作打算。
桂林山水，天下闻名。我先去“纸行”拜访蒋先生，送上陆国香先生的介绍信。蒋先生见信后十分客气，彼此寒暄一阵后，问我是否打算留在桂林工作？我想，如果是半途留下来太无意思了，那还不如在赤石工作好。所以说：“我还是想到四川宜宾与家姐相聚。”“那也好，经济上有无问题？”“由于福建到此，日程按计划超过半月，费用支出较大，现在确实有些困难……。”“不要紧，不要紧，大概缺多少？”我想，我们素不相识，虽有陆经理的介绍信，但毕竟是客气的，如果数目太大，使人家为难也不妥当。于是我说：“到贵阳后可以另想办法，此去贵阳的费用大概二百元够了。”“可以，可以。”于是，蒋先生马上去帐房间取出二百元现金给我，我也马上写了一张收条给他，握手道别。
在桂林游览了独秀峰、七星岩、象鼻山等名胜，逗留四天后继续出发，经过柳州、宜山，到达金城江（现名河池）。该地区居民除下江人是汉族之外，其余都是苗族和瑶族。小姑娘穿戴民族服装，满身饰物，煞是好看，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该地盛产水果，我去时，正当荔枝上市，价格便宜，鲜美可口。北临龙江，江面壮阔，有数十只木船跨江排列，上搁木板，作为浮桥通行，过江即属贵州境界。在金城江耽搁三天，继续北上，进入黔境，七月初到达贵阳市。
贵阳是贵州省的省城，人口众多，市区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我按地址寻找到邮电局宿舍。嘉瑜的三哥接到我自衡阳发出的信后，已早作准备，并安排好了我的床铺。三嫂见到我来更是十分高兴。想当年，我经常去嘉瑜处，三嫂待我如同自己的弟弟一样。现在数年不见，客地相逢，当然倍感亲切，清蒸鸡、腌笃鲜，天天烧着苏州口味的菜肴。三哥则陪我去菜馆品尝贵州名菜娃娃鱼，又陪我游览贵州的名胜古迹。他们是这样地热情接待，而我的衣袋里已空无一文。于是乘三哥上班之际，我整理了一些平时收购来的古玩玉器，以及上海产的、我多年闲置不用的床上用品，拿去典当寄售，预备作为我进川的盘缠。不意有一天，三哥突然塞给我十元钱，说：“这暂时作为零用，去四川的费用另想办法。”我还想打肿脸充胖子，说：“我还有。”三哥说：“不要客气了，嫂嫂整理床铺时发现，你枕下有五封信，写好了没贴邮票，已放了好几天，估计你缺钱用了。”三哥问了我去四川的打算，我说：“我到重庆先去找刘先生，如果能马上工作，就留在重庆，否则我准备去宜宾姐姐处，然后再作其它打算。车费方面，我已经将部分不用的东西送去寄卖，估计所缺不多。”三哥说：“去四川的车票很难买，如果当黄鱼搭商车，费用又很大。我准备联系邮车，让你搭车前去。寄卖东西的钱你带在身上，一则路上要用，二则到重庆后也要买些礼物送人。”哥嫂的体贴关怀，我由衷感激，无话可说。
在贵阳住了半个多月。七月下旬的一天，三哥说：“邮车已联系好，后天开车，你作好准备。”邮车是装运邮包去重庆的。搭车的共有三人，把我们当作邮包一样闷在车里，外面上了锁。车行驶时，灰沙没有，就是闷热。到了遵义，下车吃饭，稍加休息，继续开车。从遵义到桐梓要翻过有“十八弯”著称的娄山关。山高弯多坡度大，车子像蜗牛一般慢慢地向上爬。到山顶后车又下坡滑行，司机要全神贯注地把握好方向盘。一个连一个的急转弯，我们在车厢内东摇西荡，汗流浃背，头昏脑涨。突然，发现车子倾斜，停止行动，人和邮包都冲向了左上方。司机开门，叫我们赶快下来。我们看到公路的右边是悬崖峭壁，公路的左边是万丈深渊，这辆车的左前轮由于温度过高，轮胎已炸。幸亏司机紧急刹车，若再向前半公尺，就要翻落深山粉身碎骨了，好险呀！顿时热汗变成了冷汗。司机去附近打电话，通知桐梓县邮局，请他们速派人来抢修。当天晚上九时许才修好。在桐梓过夜后，第二天下午顺利到达重庆。
到重庆的当天晚上，我就去拜会现任“中、工、交、农”四行联合管理处总稽职务的刘存良先生。他说，在六月上旬接到我要去重庆的信函后，因目前内地人浮于事，工作难找，预备叫我暂缓去渝的。但他估计我已动身，所以信未写。今天既已平安到达，可先去他与人合资经营的“大盛矿业公司”工作，以后有机会再作调动。该公司经理姓周，住在綦江。綦江我从桐梓到重庆是经过的，第二天我就乘车抵达该县，周经理下午就陪我去“大盛矿业公司”。
“大盛矿业公司”设在綦江城东四十华里的万盛场，在镇上的旅馆内租用了两间房，作为公司办公的所在地。公司经理一人，会计一人，我担任业务，伙食也包在旅馆。该公司的业务是收购焦煤，销往重庆。公司包购了两个小煤窑，生产出来的焦煤全部由我公司收购。
既然来煤矿工作，也应该懂得一些采煤炼焦的过程。因此，有一天我随工人领班去离镇十多里的煤矿参观。到场地，只见工人们一丝不挂，全身墨黑墨黑。到洞口，领班叫我衣服也全部脱光，乘吊车把我下放到洞底。在洞底，我看见横里有一条用木架撑住的坑道，我慢慢地在坑道中前进。只见坑道的上下左右全是墨黑墨黑的煤层，头顶也是，脚底也是。走到尽头，有几个人用铁镐在采煤，采出的煤，铲入箩筐，由运输工一筐一筐地背到洞底，再用吊车吊上去。采煤工人讲，每挖进二、三尺就要支木架，挖到尽头发现没有煤层了，再逐步逐步退出来，将撑架一只一只地拆除。每拆除一只撑架，都要把撑架所在的上下左右的煤挖干净，挖到最后，这个煤洞就废了。采煤是十分危险的，要随时注意“三防”：防水、防火、放塌方。出洞后，我发现场上有好几个用煤堆起来的煤墩在燃烧，我问：“为什么把这些煤白白地烧掉呢？”他们讲：“这就是在炼焦，只有把挖出来的烟煤炼成焦煤，才能卖个好价钱。”
十月，公司向当地居民租用了两间沿街的楼房办公。十一月的某一天，经理、会计都在重庆时，我突然感到浑身不舒服，发高烧、饮食不思、四肢酸痛乏力，第二天竟卧床不起。房东老大娘请了一位中医来诊治，结论是患了伤寒症，病情严重。我对伤寒症很害怕，当年在赤石时，也有一个同事患了这个病，经过医治略有好转，结果还是跨鹤西归。难道我也会如此吗？假使我今天在上海，决不会生这个病。那么为什么要来内地呢？为了名吗？不，一个小小的公司职员，没什么名可言。为了利吗？不，按月拿一些工资，有什么利可图？如果当年馀芳原谅了我，我是不会离开上海的。那么，这个过错是谁造成的呢？千错万错是我错，这个过错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千怪万怪只能怪我自己，如果我这场病诊治不好，也是我命中注定。医生天天来诊治，服药已有五、六天。一天夜里，突然感到要想大便，厕所在楼下，我硬撑着下床，要想走下楼梯。可是脚抬不起来，只能趴在楼梯上，头向上脚向下地一步一步往下退，总算解决了问题。不意第二天病情大见好转，热度也退了。医生也很高兴，说：“现在不要紧了，但千万要注意饮食，只能吃一些薄粥，即使感到饿也要忍耐。俗话说，饿不死的伤寒，否则复发起来就无药可救了。”通过这场大病，人确实消瘦了不少。
一九四四年春节，又是我一个人留在公司，也是我离开下江后第一次孤单单地在异乡客地过春节。当地乡绅请了戏班子来唱戏，老乡们在家搓麻将、打牌九，我同房东家的几个人“掷头子”玩。触景生情，当我面前的筹码输光时，再也没有人偷偷地将她自己的筹码移到我的面前。馀芳，你好吗？每逢佳节倍思亲，我祝愿她健康，幸福。公司因经营不善，终于于二月底宣告停业。我在三月初回到重庆，刘先生叫我暂去宜宾，待工作有消息，即行通知。
我去宜宾，云姐已先一天接到电报了，所以当船抵达码头时，她急急忙忙来到船埠接我。与云姐分手五年，今天在客地重逢，她热泪盈眶。云姐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一九三八年，她随谢先生离上海，经香港、印度，到四川成都与姐夫结婚。当时的婚礼没有一个娘家人参加，更不要说我这个舅爷送亲了。在成都生了一个女孩，取名“国蓉”。坐“月子”时，全靠同事太太的照拂，后来随姐夫工作的调动来到宜宾。今天见到亲弟弟来了，怎能不激动呢？在宜宾期间，云姐每天烧苏州菜给我佐餐，一有空闲，就陪我去游览当地的名胜古迹。同时也给我介绍认识了不少下江人，如四川实业公司的李经理、土地情报处的祝兆奎先生等。母亲得知我已到宜宾，老人家很放心，来信要云姐动脑筋，早一天给我找个对象完婚。云姐征询我的意见，我坦率告诉云姐，我忘不了顾馀芳。隔了半个月，母亲来信说：“我在天受弟的陪同下，主动打电话给现在苏州电灯公司工作的顾馀芳，约她在鸿运茶室碰头，介绍了你人在外地仍对她念念不忘的情况，并向她提出了你俩之间的婚事。不意顾小姐竟劝你在外地能物色一个理想的知音，早日成婚，再也不以她念了”最后母亲说：“同顾小姐的婚事看来已无希望了，……。”母亲劝我死了这条心。唉！妈妈呀，你不了解馀芳的个性。如果当年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误会，依旧是会心心相印，你今天向她当面提亲或许不会拒绝；现在我们之间有了误会，即使她心里对我仍有好感，但她脾气固执，她决不会在其他人面前轻易允亲的。唉！我与馀芳之间的误会还未解开，现在又打上了一个结，看来是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是我是决不会轻率地同其他人结婚，除非馀芳当面向我拒绝婚事。事到如今，只能暂且不谈，等到将来再说了。
四月下旬，接到刘寸良先生来信，要我速去重庆“正中书局”报到。我到重庆拜会了刘先生，他给我介绍信一封，叫我去找该局的高总经理。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所以重庆人口众多，热闹非凡。“书局”高总经理任命我为一级局员，负责一个文化用品供应站的工作。该站设在热闹大街“民生路”上，有两个营业员，一个仓库保管员。我主要工作是去各文具厂采购文化用品，工作不算复杂繁忙，但我不感兴趣，把它只看作在重庆的歇脚地。因此，经常有宜宾的来客：有的是受云姐委托看望我的；有的是托我买车船票的；有的是托我找住宿的；有的是托我购买紧缺商品的。总之，凡我力所能及的，我都予以办到。同时我也得知，自我离开宜宾后，云姐领养了一个孤儿，名叫“国宾”。十一月，突然有苏州四嫂的堂弟王文光来看我。据说，他在上海中南银行工作，因事来重庆，并来看望在重庆读书的弟弟，不久兄弟俩将同返上海。他对我说：“你在书局工作没什么意思，回上海、苏州要找一个像这样的工作是不难的，何必千里迢迢、形单影只地呆在这儿呢？况且伯母身体也不太好，年老多病，你应该及时回去看看她，安慰安慰她老人家。”他的一番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我说：“回上海要通过封锁线，恐怕不容易。”他说：“便当，便当，我不就是从上海来的吗？再隔一个月，我同弟弟又要回上海了。如果你决定回去，我们可以结伴同行。”我问他：“预备走什么路线？费用要多少？”他说：“从重庆出发，经成都到陕西宝鸡去西安，南下南阳，过“三不管地带”到许昌、开封，乘火车可以直抵苏州、上海。”他接着问我：“你身边有多少钱？”我盘算了一下说：“现金不多，将近五年的薪金收入，我是陆陆续续收购金戒指藏起来的，现在大约有十只戒指。”王文光说：“不要紧，到南阳我有存款在朋友处。”我接着说：“既然决定回去，我马上打报告要求调到成都去工作，这样可以节省一笔川资。隔一个月你回上海时，先到这里看我，如果我已调走，你可以到成都的‘正中书局’找我。”当晚，我就打了一个要求调到成都工作的报告。隔了三天，批复同意，我就乘车前往。
从重庆乘长途车到成都，需要两天的路程。当天经荣昌县到内江，第二天经资中、简阳到成都，汽车都是在山丘起伏中弯弯曲曲地行驶。一到成都，环顾四周，不见山脉，只是一片平原，如同江南故乡，胸境大为舒畅。“正中书局”在“少城公园”附近，经理姓蒋。我自知来成都是暂时性的，不久就要回上海，所以要抓紧时间畅游这个天府之国。我要去游览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唐诗人杜甫一首七言律诗《蜀相》中所提及的“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的在城南两里的“武侯祠”；“薛涛井”也是成都的一处名胜；“少城公园”的楠木林也值得参观。成都的小吃很有名气，除下江人开设的“三六九”汤团店较多外，当地的“雷沙园”、“吴抄手”也驰名全国。所谓“抄手”，即是下江人所吃的馄饨。进门一看，吃客盈门，座无虚席，要稍待片刻才有座位。先送上一碗鸡汤，后来一碗小“抄手”，数量不多，鲜美异常，确实名不虚传。成都的商店，较多喜欢用七言句作为店名，如酒店以“与尔同消万年愁”为名；服装店以“云想衣裳花想容”为名等，颇有诗意。有一次，我路过一所聋哑学校，校门口贴有一副对联，上句是“充耳不闻锣鼓喧”；下句是“有口难唱凯旋歌”。不仅诗情确切，且伴有无奈之意，妙哉！到成都一个月，王文光即偕同其弟来约我同返苏州。我向书店辞职，并于一九四五年元月上旬启程回乡。
从重庆直接去陕西宝鸡的商车不易找，决定分两步走，先从成都到广元，再从广元到宝鸡。我们身上的现钞不多，王文光说，内地金子价高，现在先把我的戒指兑用比较合算，我认为也有道理。从成都到广元要经过绵阳、剑阁等县。剑阁关两边是连绵数里的高山，关口像城门一样。关外峭壁万丈，地势险要，真是一人挡关，万夫莫敌。汽车停停开开，五天后到达广元。广元是唐朝女皇武则天的家乡，四面环山，多山洞，洞中都有石雕佛像。我们休息一天后，找到了从广元到宝鸡的商车。
广元到宝鸡一带，是公元前<span STYLE="pADDinG-riGHT: 0 pADDinG-LeFT: 0 FonT-siZe: 18 pADDinG-BoTToM: 0 MArGin: 0 pADDinG-Top: 0 FonT-FAMiLY: 仿宋, 仿宋_GB年楚汉相争地区，名胜古迹较多。有一次，汽车抛锚在小镇，见镇西有一条很宽的山溪，溪上架有铁索桥。我好奇地走上这座过去我从未见过的铁索桥，此桥用八根粗链从溪东镇上连接到溪西山坡，上铺木板，人走在桥上摇摇晃晃，提心吊胆。到达溪西山坡时，发现竖有一块一丈多高的石碑，上刻“汉丞相萧何追韩信至此”。京剧中的萧何月夜追韩信，原来追到此地。那时溪涨水急，桥还没有，韩信过不了溪，被萧何追着了。哈哈！如果汽车不抛锚，我不会看到这一古迹。
车过宁强到勉县，县东二十里，即为当年刘邦被项羽围困的汉中。后来韩信登台拜将，施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策打出重围，结果楚霸王自刎乌江，刘邦建立汉朝为汉高祖。公路转向去西北，途径留坝县，是因纪念汉高祖的谋士，后来封为留候的张良而驰名。县北十里有张良庙，庙内苍松翠柏，溪水长流；庙宇正中塑有张良坐像一尊，终年香火不绝。到凤县后，路线转向东北，司机通知我们要翻越秦岭了，岭上气温极低，要多穿衣服。在岭上，只见山上泻下来的瀑布也冻结了，如同蜡烛塌落。我虽然戴了避风帽，只露出两只眼睛，可是嘴巴透气的地方也都结成冰块，气温估计是零下二十度。翻过秦岭，傍晚抵达宝鸡。
宝鸡是一个大城市，西去兰州，东通西安，南下四川、河南。傍晚到达后，找好宿店，即去浴室洗澡。我进入大池不久，突然晕厥，不省人事。澡堂人员急忙将我抱起，平放在地上，取来冷水喷浇，不一会悠悠苏醒，他们再用温水给我全身按摩，方始恢复神志。澡堂人员说：“刚从秦岭下山，不能马上进澡堂，一冷一热温差较大，进池晕倒是常有的事。”休息一天后，乘火车到西安，住在西京招待所，并游览了当地的“如鼓楼”等名胜古迹（“华清池”因军队驻地，不准参观）。在招待所内，看到美国兵口嚼香糖，搂抱着中国姑娘进房去做荒唐勾当，真是气死人。而当局则听之任之，不加制止，还像什么国民政府？
找到去南阳的商车后，傍晚启程，住宿兰田。兰田产玉，名为“兰田玉”。唐人李商隐在《锦瑟》的诗中，有“兰田日暖玉生烟”的诗句，因此县城虽小，颇有名望。找到旅馆，掌柜问：“要睡热坑吗？”“好哇，热坑没睡过，试试看。”于是，伙计在坑底下生火燃烧，坑床就热了，别有风味。第二天开车经丹凤、商南、西峡、内乡，三天后抵达南阳，时已一九四五年二月初。
从成都出发到南阳，已整整一个月。三人的食宿以及商车费用，已基本上耗尽我的所有。现终于到南阳，待王文光取到现款就可以继续行进了。不意一天、二天，等了一个星期还未有启程的消息。我问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王说：“我朋友一时拿不出钱，所以只能等待。”“那要等多久呢？”我问。王说：“少则半个月，多则一个月。”这怎么行？三个人如在南阳耽搁一个月，光食宿费用就要不少，而我待在这里的损失又向谁算？于是我说：“我可等不得了，请你帮我筹划一千元钱，我要一个人先回上海。”三天后，王给了我七百元钱，并说：“对不起，只能让你一个人先回去了。”到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其实他们弟兄俩想回上海根本没钱，花言巧语地要和我结伴同行，并要我先把金子兑用，其实是想利用我把他弟兄俩从四川成都带到河南南阳。在南阳王是有一个朋友，但他并没有存款在他朋友处，给我的七百元钱，只是他向朋友借来先应付我的，我受骗上当了。现在既然情况是这样，我也不用害怕，尽管从南阳到许昌是一段“三不管地带”（国民党不管、敌伪政府不管、日军也不管），恶霸划地为王，但吉人天相，逢凶化吉，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平安到达家乡的。
南阳卧龙岗是诸葛亮当年的隐居地，“刘备三请诸葛亮”就是来此卧龙岗请的。当地人奉祀诸葛是极为至诚的。我在南阳，适逢乙酉年正月初一，乃去卧龙岗游览。只见当地老百姓排了仪仗队，吹吹打打朝山进香，善男信女一步三拜，队伍长有一里之遥。山上更是人山人海。庙宇内香烟缭绕，正中诸葛孔明身穿道袍，手执羽扇，神态自若。另一处屋内，有孔明和刘备品茗谈心的塑像。门外则有吴公和张飞的塑像，张将军眉竖眼睁，在恼怒孔明架子大，要大哥三次来请，心里不以为然哩！
通过宿店掌柜的介绍，找来了一辆架子车。车主老王，家住开封，装货南阳，现空车回去。经交谈，觉得车主尚属忠厚。讲明所付车费包括一路的食宿费由我一次付清，可让他买些货物回去获小利。他叫我买两斤馍馍装在面粉袋内，以防找不到宿店和饭店时可以充饥，并一再叮咛：路上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要惊慌，一切听他指挥。
二月十五日黎明，我们启程。我睡在车上，以一袋馍馍作枕头，老王拉车出南阳县城。城外越走越冷落，走了二十多里路，到了一个村寨。只见他停下车来，捧了一条烟走进寨门，隔了片刻出来了，并有一个彪形大汉手执黄旗，也坐到了车上。车子继续前进，又走了十多里路，大汉下车说：“前面已不是我寨管辖的范围，我回去了。”就是这样，我们一个寨一个寨地过去，老王逢寨必定进去“烧香”，求得一路平安。当晚，经方城住宿县。找到了宿店，晚饭也在宿店吃。尽管车主的食宿费我已一次付清，现在应由他自理，但我还是多叫一个菜，招呼车主一起吃；晚上睡觉，也叫车主睡在我的房内，这样可以节省他的一些开支。
第二天从叶县出发，估计下午三四点钟可以到达许昌。车主同我讲，今天中午要经过一个山冈，到那时由我来应付，你千万别多说话。车子一直上坡，中午到达山顶，有三四个人站在路边，看见车主，他们连声说：“老王，好久不见，快到屋里吃中饭。”车主连声说：“不客气，不客气，为了赶路，我们已经吃过早中饭了。”老王指指我说：“这是我的朋友，很讲义气，请多照顾。”两人朝我看看，摸摸我的行李。我坐在车上一言不发，只是向他们微微一笑。这两人最后说：“下次经过这里，到屋内坐坐。”老王马上拉起车下坡。事后老王同我讲，这一伙都是强人。我想，他们既是强人，你同他们关系不凡，那你又是什么角色呢？看来，一则我没亏待老王，二则我身上油水不多，所以平安无事。
傍晚抵许昌，由车主介绍，住进“烟业会馆”。许昌产烟业，各地客商来此采购都会来会馆食宿。晚餐是圆桌，坐满十人便端出饭菜，既有冷盘，又有热炒，并备有大菜。我邀老王一同进餐。好几天没有吃到米饭，我想今天可以饱餐一顿了，不意送上的不是米饭，而是小米煮稀粥，真是大煞风景。在许昌逗留了两天，会馆的工作人员代我办好了敌伪政府的“良民证”，并兑换了储备票。二月十九日，我们从许昌出发，前往开封市。
从许昌到开封两天路程，途径尉氏县，在“鸡鸣早看天，未晚先投宿”的招牌下，我住进了小客栈。第二天一早，去公厕大便，厕内南北两排蹲坑，我进厕不久，突然见一妇女进厕，蹲在我对面小便。我呆住了，难道是我跑进了女厕所？赶忙出来问掌柜，他说：“这是男女公用的，你们上海人是看不惯的。”
二十一日傍晚到达古称东京、汴梁的开封市。老王帮我找好旅店后，邀我去他家吃晚饭。我想，去要破费他，不好意思；不去，他会认为我看不起他，不够朋友。最后，我还是跟他去了。晚餐时，菜虽然不多，但大鱼大肉还有米酒招待，真是一片盛情。饭后，他送我回旅馆，我邀他明天陪我游览开封的名胜古迹，并吃早点。开封是我离开上海以来，经过衡阳、桂林、贵阳、重庆、成都、西安后的第七个城市。第二天一早，老王来旅馆，我们一起到饭馆去吃苏式点心：小笼包子、焖肉大面。吃好点心，雇了两辆人力车，老王作向导，陪我游览包公院、龙亭、铁塔等名胜古迹。二十三日，老王又陪我参观市容，并同去澡堂洗澡，晚上陪我去火车站购二十四日去南京的火车票。车站上人山人海，看样子起码要到半夜才能买到。这时，天上开始下雪，老王叫我到屋内等候。他露天排队，身上飘着雪花，一直到半夜一点，才买到二十四日上午八时去南京的火车票。我们回旅馆稍加休息，吃了早饭，老王送我上车。我与老王相识只有十天，他的豪爽与热心，使我十分钦佩。汽笛一声，相互挥手告别，当时都说：“再见，再见”，可从此一别，已是后会无期。
二十四日半夜抵达南京，住在新街口小旅馆。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两天，去了夫子庙、雨花台、中山陵、灵谷寺等风景区游览。不意二十六日傍晚回旅馆正在品茗喝茶时，突然有一妇女抱了小孩闯进我的房间求我帮助。自称家住杭州，随夫去济南，半途因战事关系道路不通，折返南京，川费耗尽，夫病客栈，贫病交迫，告借无门，乞求帮助。是真？是假？我不能轻易相信。随她去房间，只见一男子卧病床第，面容憔悴。据告，病情已好转，但一天未进食，腹中饥饿。我暗中向店小二了解，确系实情。店小二告诉我：“他们来此已有十多天，房金未付，一日三餐都不能解决。”我想，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他们现在真是“见不到爹娘，回不到家乡”，我应该尽我力量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于是我问：“上海可有熟人？”男的说：“只要到上海，问题就不大了。”我问：“晚饭吃过没有？”男的说：“身无分文，哪来饭吃？”于是，我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也自远方来，要去苏州老家，但身边川资只剩一顿晚饭和购买一张去苏州的黑市车票的钱。我现在只能把去饭馆吃晚饭的钱拿出来买大饼油条，这样才可供我们四人吃饱。另外，我还要把本来去买一张黑市车票的钱也拿出来，吃饱后一起去排队，买三张去苏州的官方火车票，先把你们带到苏州，再设法送你们去上海。所欠这里的房金，我去与老板商量，看是否可以免收。”女的听后，热泪直流，下跪拜谢。我急忙把她拉住，劝她不要这样。我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互帮助是应该的。”随即拿出两元钱，叫女的去买些糕饼，当作晚饭吃。我出去同店主商量，讲明了我的想法，店主欣然同意免去他们所欠的租金。吃罢晚饭，各自带了随身行装去火车站。买票队伍很长，最后在二十七日黎明，终于买到了三张上午九点去苏州的车票。下午四点到达苏州，我马上把他们带到卫道观前大厅厢房内休息。第二天给他们五元钱，其中二元多钱，买两张去上海的火车票；剩余的钱，买些吃的东西以及上海市内的车费。不意男的突然对我说，是否可以让他一人先去杭州，女人和孩子暂住我处，稍隔时日再来接她们。这种不近情理的请求，我当然不会答允，因为如果这个男人坏良心，一去不返怎么办？最后他们一起去车站买票去上海了。
《退思杂记》&三&
三、春 梦 暂 短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我回到苏州，恰巧农历正月十五。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就一直住在大儒巷大哥的家中。我马上去大哥家看望母亲。跑进大门，恰巧大侄子鑑心出来，问我找谁？我说：“你看我是谁？”他对我端详了一会儿，突然高声大叫：“同叔回来了！同叔回来了！”一面呼喊，一面拉着我的手走进屋内。这时的情景，正如唐人贺知章《回乡》一诗中：“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绝好写照。母亲、大嫂、还有房东丁师母等人正在打牌，母亲说：“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呢？事先连信都没有一封。一百只馄饨吃了九十九只，天快亮了（指抗战即将胜利），现在你提前回来，我可以不再为你牵心挂肠了。”母亲边说边流泪。我说：“妈，今天是正月十五，我回来与妈团聚了！”大哥在内室绘丹青，见我回来，将父亲的病况及故世的情况向我扼要地作了介绍。的确，父亲的丧事全靠大哥的安排，大殓出丧、仪仗队等，送丧的人有数百之多，十分隆重。亲友邻里之间，没有一个不说大少老爷好福气。
晚饭后，母亲对我说：“你已二十五岁了，婚姻大事应该定下来了。你喜欢顾小姐，我去年春天邀她在茶室碰头，转告了你对她的情意，结果她婉言谢绝。相反，许家二媛对你很有意思，你就答应了二媛的婚事吧！”我说：“我预备明天同馀芳先碰头，一切等碰头后再作决定。”
次日上午，我去看望了嘉瑜、禛塏，并打电话给馀芳，约她下午二点与我们一起在人民商场二楼茶室相见。想当年，我们四人在嘉瑜家说说笑笑，无所顾忌。而现在，各人的情况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相隔四年，如今突然相见，是喜是忧？是悲是欢？真是别有滋味在心头。
下午二点，我与嘉瑜、禛塏、馀芳在人民商场二楼茶室相见，只是不着边际地闲谈一些别后的情况。这时我后悔，既然要同馀芳谈谈，不应约嘉瑜、禛塏同来。现在我要同馀芳倾吐衷情，难以启口，即使馀芳有话要对我说，也是诸多不便。后来我想，今天我约馀芳相见，不再是谈情说爱，主要是想了解她对我的态度有否所转变。于是我问馀芳：“去年春季，家母曾约你见过面，是吗？”馀芳点点头，并说：“伯母讲你一个人在外面精神很苦闷，孑然一身无人照顾，我请她转告，劝你早日在外物色一个对象结婚。”我说：“现在情况变了，我已回到家乡，我要在家乡完婚成家。”接着我又说：“你在我纪念册上画的一帧画，我至今还珍藏着。”这是在向馀芳暗示当年的白首之约。馀芳脸上泛起红晕，慢慢地说：“你的琴表妹对你一片真情，我希望不久能听到你俩结婚的好消息。”“那么，你自己呢？”我问，“我吗？很可能终身不嫁。”馀芳回答我。自一九四零年十月与馀芳在水门桥分手后，我终夜不能成眠，盼望着：有朝一日重相聚，解释误会吐衷怀，相爱如初结伴侣，苦尽甘来永不离。而如今，一切都成了梦幻，那真是：自古人间重真情，真情常遭风雨摧。人世情缘皆浮云，恩恩怨怨不由君。我与馀芳婚姻无缘，但她豆蔻年华时给我的甜情蜜意，我将终身不会忘记。唉！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事态发展到如今，我的婚姻对象基本上已明确是琴表妹了。前两年我在福建赤石时，琴表妹曾寄给我血书，誓言：“决不和他人结婚。”今天，她的目的可以达到了。过去馀芳在我纪念册上写的“有志者事竟成”的格言，今天却落实到琴表妹的身上了。
琴表妹的家已从西美巷迁到了念珠街58号。次日上午，我去看望她。表妹有病，卧床已有十多天。见我到来，她突然从床上跃起，兴奋得热泪直流，伏在我肩上痛哭，责备我两年来为什么不给她信函。我急忙劝住她不要哭。我说：“我现在人都回来了，你还不高兴？我今后也不再去闯荡江湖了，而要与你朝夕相处，你高兴吗？”“是真的？”琴表妹破涕为笑，蹦蹦跳跳地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舅妈见我到来，更为喜悦，因为女儿的病，娘心里是很清楚的，我的回苏州，她的病可以不药而愈。舅妈急忙去买菜留我吃饭。下午告别时，琴表妹一定要跟我一起去大儒巷看望我母亲。我说：“你身体不好，过几天再去吧。”“不，你看！我现在精神不是很好吗？我要跟你一起去！”她嘟起了小嘴，等待我的同意。舅妈见此情形，就说：“表少爷，你就带她一起去吧！”我不忍心使琴表妹失望，于是就告别舅妈，带着表妹一起来到大嫂家中。母亲看我昨天同顾小姐相见后，回家垂头丧气。今天又同二媛一起来家，已明白了我的心意。所以在吃晚饭时，母亲对琴表妹说：“星弼现在回来了，你俩的亲事也可以定了。是不是在下个月先订婚？你今天回去征求一下你母亲的意见。”琴表妹点头同意。
第二天上午，琴表妹带来了她母亲同意的消息，并带来了一只红木拜合，内中用红纸写了琴表妹的年庚八字。母亲见了也很高兴，叫我俩拿去卫道观前，放在大厅中央。我想到琴珍的过去，象浮萍一样无依无靠，而她对我的爱，又象雪一样纯洁，故我给她改名为“雪萍”。
三月上旬，由雪萍的舅父严济宽、我的舅父吴允中作为介绍人，大哥作为主婚人，举行了订婚仪式。我们的订婚没有告诉馀芳，我不愿去干扰她宁静的生活，我希望她也能早日物色到一个理想的对象缔结良缘。但我对馀芳的情意是永远不会泯灭的：无论在天涯，无论在海角，我的心将永远陪伴在她身旁；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方，我都为她祝福快乐和健康。
一九四五年三月，经姨表兄的介绍，我到上海“利达银行”去工作。行址在南京东路四川路上的“迦陵大楼”四楼，晚上我住宿在行内。八月十五日晚，突然听到南京路上很多皮靴声，我从窗口望下去，只见许多日军排列在路中。隔一会，广播喇叭响了，全部日军肃立，聆听日本天皇训话，宣布侵华战争结束。日军向中国政府无条件地投降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国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九月份，大批国民党官员从重庆来上海接收汪伪政权，同时中央银行发出通知：所有私人银行停业清理，解散人员，听候接管。这时，我得悉在四川宜宾认识的祝兆奎先生已来上海，住在八仙桥青年会。为了解云姐在宜宾的情况，我特去拜访。祝先生告诉我说：“袁福庭和朱云珍也会回上海，就是时间问题。”祝先生告诉我，其兄祝平已接收地政局，担任局长，他本人任该局人事处长。他问我：“在哪里工作？”我告诉他：“在银行工作，现在该行停业清理，还有一个月要解散了。”他说：“如果你高兴来地政局工作的话，那么等银行解散后，来地政局人事处找我。”十月下旬，银行解散，我去地政局，祝先生安排我在该局第三土地登记处工作，地点在南市小西门尚文路。十二月上旬，我突然生病，母亲得知，叫雪萍来上海服侍我。我大哥曾在“麦根路润德里8号”底层，租有厢房一间，后来由我五兄玉书使用，现在空关着，我与雪萍就住在这里。
经过雪萍的照料服侍，饮食有规律，冷暖能关心，我的病情日见好转。时已农历腊月，我预备让雪萍在上海过完年后同返苏州。不意大哥急电催促“母病速归”，我与雪萍连夜赶返苏州。母亲病卧床笫，奄奄一息，双眼紧闭。我呼唤：“姆妈！姆妈！”母亲睁眼看看我与雪萍，慢慢地说：“娘的病看来是不会好了，幸亏你今年提早回来，还可以见上一面……。抗战胜利了，不知你云姐几时才能回来，……。”接着，伸出手来，抚摸着雪萍的手说：“你要争气，同星弼好好地过日子。”雪萍泪流满面说：“姆妈，我一定记住您的话，再苦再累我不后悔，我一定会争气的，做一个朱家的好媳妇。”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傍晚，母亲已发展到只有出气的地步，大哥关照大家：母亲归天时不许哭，每人手执三支点燃的棒香，口念“阿弥陀佛”，让母亲一心前往极乐世界。大哥手拿镜子对准母亲的嘴巴，不久，宣布母亲归天了。于是，所有的儿子儿媳、孙子孙女全部下跪念佛，母亲的英灵随着佛声飘向西方。
我问大哥，雪萍的孝服如何穿戴，因为已订婚还未结婚，但母亲早已把她作为第四房媳妇，临死前还要对她床前叮咛，如今不按媳妇规矩服孝，母亲在天之灵是会不高兴的。大哥大嫂商量后，决定按苏州风俗“先红后白”来处理，就是母亲病故的消息，等明天开始报丧；今天星弼与雪萍先举行婚礼，拜堂成亲。但是这样做，首先要征得雪萍的同意。雪萍点头首肯。于是大厅上马上披红挂彩，中央挂起“和合轴子”，当晚拜天拜地，进入洞房。第二天，除红挂白，母亲的遗体移到客厅中央，子媳数十人戴孝服丧。可怜雪萍，新婚第二天就披麻戴孝跪伏在孝堂内，她是敬婆爱夫的朱家好媳妇。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我的小家随我工作的调动，先住漕河泾，后迁浦东唐桥。雪萍把她妈妈也接来同住，可以相互照顾。三人的生活，靠我一人的收入维持，粗茶淡饭，生活极为艰苦。可雪萍从无怨言，情绪上依然十分快乐。她经常帮邻里打结毛衣，赚一些手工钿来贴补家用。当我发工钱时，带上一斤鲜肉回家，雪萍已是心满意足了。逢年过节买一只鸡吃吃，已作为是高级享受了。贤哉！雪萍，再苦也不改其乐。最值得赞许的是，她自己吃苦不要紧，但对他人的苦难却十分关心。我们住在浦东唐桥盛家弄张家宅时，有一对外来打工的夫妇，女的已身怀六甲即将临盆，丈夫却不幸因患肺病突然身亡。死人躺在床上，无钱买棺木安葬，景况十分凄惨。雪萍见状，回家哭泣，要我想法帮助帮助。助人乃快乐之本，我将此情况写成文章拿到单位，请求仁人君子随意乐助。并用本子写上帮助人的姓名和金额，所得捐款除作为其丈夫买棺安葬外，还为这个产妇在镇上的一家医院付去了分娩的费用，使该妇女顺利产下了一个男婴。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全市解放，我被人民政府留用，并集中一批年轻人在大西路（现延安西路）<span STYLE="pADDinG-riGHT: 0 pADDinG-LeFT: 0 FonT-siZe: 18 pADDinG-BoTToM: 0 MArGin: 0 pADDinG-Top: 0 FonT-FAMiLY: 仿宋, 仿宋_GB号，日以继日地编造全上海各区、县的地籍册。工作需要，我不能天天回浦东，但是我每次回去，总觉得雪萍日益消瘦。陪她去镇上医院检查，化验大便，得知胃出血。我想，吃些止血药片就可以了，思想上并未加以重视。有一次回去，见雪萍卧床不起，四肢无力，唇无血色，脸色苍白。忙去医院请医生上门诊治，医生检查后说：“病情十分严重，要速去浦西市内的大医院动手术开刀。”并写了一封介绍信，叫我去同浮路“同仁医院”找他的老师顾院长。我马上持信陪雪萍前往。院长同意住院治疗，但必须先付现金三百元。天啊！当时的我哪来这么多钱？只能含泪陪着雪萍怏怏而返。回到浦东唐桥，途经盛家弄，见有一中医诊所。我想请中医治疗，吃些中药总比不吃好些，于是进去找这个郎中请教。这个中医问明情况后说：“我给你做些止血的药丸吃吃吧，药费十元，过两天来拿药。”第三天早上，我取来了药丸叫雪萍服用，不意雪萍服用后胃疼加剧，下午进入昏迷状态。我六神无主，只能连夜去镇上医院请西医来看。医生看后问我：“病人吃了什么药？”我说：“止血药丸”，并拿出药丸来给他看。他说：“严重的胃出血不能进食，只能吊葡萄糖，即便进食，也只能吃流质。现在她吞服这样坚硬的药丸，胃部已穿孔，真是庸医杀人啊！现在已无药可救了！”我要求给她打强心针，急送市内医院抢救。医生摇摇头说：“即使打强心针也到不了医院，让她安息在床上吧！”他连诊金都不收，出门而去。昏迷中的雪萍，半夜突然要吐，我急忙取来脸盆凑在她嘴边，竟吐出了半脸盆血，嗣后睡在床上没有什么声息。我拼命地喊叫：“雪萍！雪萍！”只见她眼睛微微一睁，用尽全身力气叫了我一声：“星哥……”接着眼睛一闭，呼吸声逐渐低落，心脏停止了跳动。
雪萍与我永别了，岳母更是伤心至极。大女在江西，小女是：黄梅不落落青梅。年纪轻轻竟然走在了母亲的前面，叫她老人家如何不伤心？此时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雪萍是一九二四年生，享年只有二十五岁。天微明，我急忙渡江去浦西“麦根路”玉书哥家报丧，并请他转告已从宜宾回上海的云姐和在沪的大哥，随即又赶回浦东料理丧事。老房东张章泉代我去浦西木行买来福建元木，雇来木工赶做棺木。房东张老太请来道士诵经，并烧办“豆腐饭”。当年曾受过雪萍帮助的那位外地妇女，怀抱着披麻戴孝的孩子前来祭奠，一面哭一面说：“我的孩子，就是朱师母的孩子，今天他作为孝子来送丧了。”宅间邻里，送来长锭锡箔，前来吊孝，向雪萍遗体告别。上午九时许，玉书兄嫂、云姐和福庭、大哥等人都已陆续到达。云姐更送来了雪萍下棺时所穿的衣衾鞋帽。下午四时入殓，将已化装好的雪萍遗体安放入棺。我看看雪萍，如同睡着一样。善良人为什么寿如此短？命如此苦？婚前在娘家艰苦度日，婚后跟着我也是苦度光阴。我没有带她去过一次菜馆，没有给她裁过一件新衣；有时我心里不愉快发脾气，她总是一声不响地忍着。雪萍啊！你的命为什么如此苦哇？我伏在棺上哭得死去活来。玉书哥把我紧紧地抱住拖开，才得以端上棺盖。张家宅的族长也来了，同意将雪萍的棺木暂放在张家老坟，将来再运棺回乡。一个月后，雇舟一艘，将雪萍灵柩运送到了苏州，暂厝在寒山寺南、狮山脚下的朱家坟地，半年后同父母灵柜一起安葬入土。雪萍的死讯，除通知嘉瑜、禛塏外，也通知了馀芳。我告诉她，今天的我是：遇险孤舟飘海面，失群雁儿觅归巢。悲哀凄伤，不知人生的乐趣在何方？
《退思杂记》&四&
四、百 年 好 合
一九五0年上半年，地政局集中部分力量整理地籍，编造征收册，开拓房地产税。我与张瑽、叶奕芳形影不离，不仅工作在一起，去食堂吃饭也在一起，一个买菜，一个买饭，分工合作，十分默契。有一次，我饭碗失手掉地碎了，晚上忘了去购置，第二天吃饭时，我拿不出饭碗，不意叶奕芳不声不响地已替我买好了一只新碗。一九五0年下半年，房地产税划归税务局，经办这项工作60多人的人事关系也转到了税务局。办公地点先在江西中路的180号市府大厦，后迁到外滩6号。因此，在中午休息无事可做时，我们经常会去江边，雇一只舢板小舟，荡漾在黄浦江中。
一九五一年，张瑽由于日以继夜地工作疲劳过度，得了肺结核，要休息半年。张瑽是独女，以个人的工资收入来维持她和母亲的生活。现在有了病，医药费虽然可以报销，但在休养阶段，既要食补，又要药补，经济上当然会感到一些拮据，可她从不吭声，再苦也不企求他人的帮助。我知道，一个人有了病痛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慰。我了解张瑽有两个要好的男友，过去每周碰头，或跳舞，或看电影。现在张瑽有病在家休养，需要的不是跳舞和电影，而是有人陪伴在她的床前谈谈说说，给予她精神上更多的安慰。所以我下班吃好晚饭，总是抓紧时间去看她；星期日休息，我更是整天浸泡在她家中；后来每逢她要去医院看病、打针，也总得由我陪同。在她母亲的悉心照料下，病灶已钙化，开始半天工作。我就经常利用假日陪她出去游览散心，先是市区的中山公园、虹口公园、复兴公园等；后又去郊区的园林，如：漕河泾的康健园、植物园、桂林公园，南翔的古漪园等；再后又去苏州、常熟、无锡等地旅游。记得最感兴趣的一次郊游，是去上海高桥海滨。我们乘船去浦东高桥镇，雇来一辆独轮车推我们去海边观看海涛。她坐在独轮车右边，我坐在独轮车左边，吱吱嘎嘎的车轮声，伴奏着她的歌声和我的口琴声，真是别有风味，至今难忘。
一九五一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是我三十岁生日。我在云姐家中办了两桌酒筵，招待市局和长宁区税务局的同事，张瑽当然也在其中。饭后我送她回家，她买了一副皮手套送我，作为生日的礼物。到她家中，只见也是红烛高照，原来今天也是张瑽的二十四岁生日，怎么会这样凑巧呢？我与张瑽竟是同一天生日，真是有缘！张瑽家的住房，原是一间亭子间，面积较小。我通过熟人介绍，在延安西路1043弄19号租到二楼的统厢房，前后两间。张瑽母女来看房子，认为合适，于是在一九五二年迁到该处。前房张瑽母女俩居住，后间作为我的卧室。张瑽的工作也从市局调到了长宁区税务局。一九五二年九月，我与张瑽由张钦、朱钧俩作为介绍人，去浙江北路的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登记结婚，并于当年国庆在福州路“美利酒楼”办了四桌喜筵举行婚礼。
婚后不久，瑽偷偷地告诉我，她怀孕了，问我喜欢男孩还是女孩？我想，我们朱家人丁兴旺，男多女少，所以我说：“最好生一个女孩。”一九五三年七月九日，瑽在延安中路“中德医院”分娩一女孩。该院在闹市区，病床较少，产科在四楼。七月份是高温季节，而且那年是上海历史上最炎热的一年，生孩子的那两天，气温高达38&#8451;。可怜瑽热得全身痱子，但又不能吹电扇，真是酷暑难熬。考虑到瑽的身体不是很好，如果自己哺乳不利她的休息，所以就登报招聘乳娘，最后挑选了一位从宜兴来的年轻乳妈。瑽出院后，她的同学徐瑞秋、钱澄清等都来看望她，并研讨孩子的名字：苏联式的有X
X娜；日本式的有X
X岛；中国式的有X英、X珍等等。我看到小囡，不禁想到了雪萍，她与我结婚四年就去世，生前一直想有个小宝宝，却未能如愿。我今天有了孩子，我想取名时该含有怀念雪萍的意思，就取名怀萍吧？但又感到不妥，如果这样，可能会引起瑽的不高兴，应该隐讳些。一九五三年，正是保卫和平、抗美援朝胜利的一年，那么就叫衛平吧，瑽认为很好。但又因为“衛”字笔画较多（当时没有简写字），所以给孩子报户口时的名字是“朱为平”。
孩子爱哭。饿了要哭，奶水多了来不及吮吸要哭，白天没人逗她要哭，晚上睡觉也要哭。可是，只要我一抱起她，哭声马上就会停止，在我有节奏的轻拍下，她会马上在我怀里睡着。即使在半夜三更，只要听到平儿的哭声，我也会立刻起来抱她。所以孩子断奶以后，就一直由我伴着睡。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我做了第二个女儿的爸爸。同样考虑到瑽的身体，我们将孩子贴奶在松江新浜。我每月去一次新浜，一则送贴奶金，二则去看望自己的女儿。家中有了两个孩子，开支是增加了，欢乐也增多了。下班回家，我经常会抱着平儿去乘公共汽车兜风。平儿很逗人喜爱，公交车上的人看见她，都很喜欢她，甚至会让座位给她。她看见街上的商店、景色等，老是会不停地问：这个为什么？那个为什么？直到我回答不出为止。去浴室洗澡，我也得把平儿带去，直到有一次浴室的服务员对我说：“小姑娘大了，以后不要再带她到男澡堂来了。”我才不再带去。
五十年代的生活，是在接二连三的“三反”、“五反”、“肃反”以及“反右斗争”中度过来的。一九五七年，我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农村劳动。先在宝山县月浦乡盛桥镇，后去长兴岛“三高农场”财政局的饲养场。规定每月只能回家一次，休息四天，因此两个女儿也只能一个月见一次面。瑽生了两个孩子以后，身体日益消瘦，再加上当时精神上的压力，一九五八年瑽的体重减轻到只有76斤。为了爱护自己的妻子，保证瑽以后不再生育，我决定去医院做绝育手术。医生问我：“有几个儿子？”我说：“有两个女孩。”医生说：“你还没儿子，动了手术再要生育是没办法可想的，你要慎重考虑！”我告诉医生：“我有两个女儿够了，你做手术吧！”就这样，我终于在一九五八年夏季做了结扎绝育手术。
《退思杂记》&五&
五、芳 魂 难 逝
一九六一年十月，我在农村劳动时，突然会想起馀芳。我同馀芳一九四五年在“人民商场”二楼茶室见面，分手后已有16年没有音信。在这16年漫长的岁月中，我虽然经常思念她，但我不愿再去干扰她，希望她在宁静的生活中多点快乐，少点烦恼。我曾为她祝福平安，为她祈祷幸福，希望她早日找到理想的对象，组织一个欢乐的家庭。可是，这次的思念与往日不同，心神不定，特别急切。于是我去信禛塏，要他了解一下馀芳的近况。禛塏回信说：接信后，立即打电话到馀芳的单位“电灯公司”，接电话是一个女的，听说要找馀芳接电话，就嘀咕着问旁边的另一个人说：“顾馀芳恐怕死了吧？”，旁边的人说：“还没有，还没有。”于是，接电话的人正式答复道：“顾馀芳在医院，病情很重，你们有事找她的话，要抓紧时间早一天去医院。”禛塏接着在信中又说：“看来馀芳的病情很重，已经危在旦夕了，你如要见她，火速来苏。”我感到震惊，马上向组织请假，翌日即回市区，然后赶到苏州。
在与嘉瑜、禛塏见面后，嘉瑜问我：“雪萍死后，你是否有信给过馀芳？”我说：“有，你怎么知道？”嘉瑜说：“馀芳接到你信后，把你的情况同她妈妈讲了，可她妈妈说，花烛夫妻都没答允，难道现在反而做个填房？她母亲叫馀芳不要回信。”我又问嘉瑜：“这些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嘉瑜说：“馀芳的妈妈来我家白相，在她与我妈妈的闲谈中谈到这些情况，我听到的。”禛塏也告诉我：“馀芳得知她患了绝症以后，有一天晚上在她房间的阳台上烧信件，她看一封烧一封，一边烧一边哭，情况真凄惨。”我问：“你又是怎么知道这些情况的？”禛塏说：“住在馀芳隔壁的，是一位同我在一个学校执教的老师，他知道我认识馀芳，所以讲给我听的。”两件小事，讲的人神态很轻松，听的人心情很沉重。是的，雪萍死后我给馀芳去过信，我相信馀芳旧情未忘，是想复信给我的，并且也会愿意相爱如初，与我接成伴侣的。所以她会把我的来信告诉她娘，征求娘的意见，否则她完全可以丢置一旁，一笑了之。馀芳得知自己得了绝症后，她所焚烧的信件也决不会是一般的信件，而是凝结着她感情结晶的信件，所以她会一边烧一边哭。而其中绝大部分可能是我去的信，因为只有我曾获得过她的芳心。到今天，她对这些信件没有厌恶它，依旧珍爱着它。现在她要把它们化作灰烬，怎能不伤心？闺阁文章不可传，阳台焚函真凄惨。馀芳啊！你对我的深情厚意，我将终身不忘。
馀芳的家，现住钟楼村6号。我会同嘉瑜、禛塏先去她家中访问，顾家对我们三人的到来，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在馀芳病危之际前来看望，说明二十多年来我们没有忘记馀芳，感情是深厚的；担心的是，馀芳病情如此严重，我的突然看望，会引起馀芳酸甜苦辣的种种的回忆，过度的刺激，会不会引起她的意外？所以她母亲简单介绍了馀芳的病情，癌细胞已经扩散全身，即使仙人来也难以治好她的病了。她劝我们不要再去医院，不要打搅馀芳了。我说：“我前两天才得到馀芳病重的消息，今天是特意到苏州来看望馀芳的，她住在什么医院？几号病床？”她母亲只说：“在一院”，几号病床就吱吱唔唔不肯讲了。我们稍坐片刻，便告辞出来马上去医院。发牌处的人员说：“顾馀芳住在四楼，她的探病牌子已经领完了，你们要等她的探望人出来才可以进去。”我说：“我们特地从上海来看望她，要赶晚上10点的火车回去，请你照顾照顾。”得到同意，我们去四楼找到了馀芳的病床。见馀芳的病床前有三、四个人围着她，刚刚在馀芳家见到的她堂姐夫敬鸿等人，已先我们到达。馀芳见到我们，叫我们坐。可是床前的两只凳子早已有人坐着，想要与她谈谈，又有这么多人，话不知从何谈起。即使要讲，先到的人已在向馀芳问长问短，我也插不进去。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思潮起伏。看到馀芳憔悴又无血色的脸庞，我想：馀芳啊！如果当年我不写这封绝情的信，你今天仍是天真活泼小鸟依人，决不会忧戚地患上这种绝症，是我害了你！如果当年我不写这封绝情的信，你不会把男子看作无情人而不愿结交男友，以至今天依旧孤身一人，是我害了你！16年的音信不通，我原不希望掀起你的心潮，想让你在平静的生活中过得幸福安乐，谁知你孤单忧郁现在病入膏盲，是我害了你！16年来你在想些什么？你又想同我讲些什么？是不是因为我成了家，你闷在肚里气在心里而造成了今天的结局？又是我害了你！馀芳啊！千错万错是我的错。过去是我的错，现在还是我的错，你能原谅我吗？难道你要等待我后悔死了才能宽恕我吗？不！不会的，我相信馀芳最终会原谅我的。探望的时间到了，护士催促探病人离开病房，我们向馀芳挥手告别。为了要争取单独和馀芳谈一次话，我决定第二天清晨再去一趟医院。
次日清晨，我溜进医院。见馀芳的母亲正在喂粥给她吃，我止步不前，去走廊尽头等待。不一会，馀芳的母亲喂好粥离院回去，我轻轻地走到馀芳床前。馀芳见我独个儿来，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很费力气地伸出手来，我很理解她的意思，马上伸出手去握住她的手。我说：“馀芳呀，你有病我不知道，请你原谅！这次我来苏州是上帝安排的。我们之间16年没有消息，前几天突然心神不定牵挂你，所以马上请禛塏就近了解，方知你病重的消息。我昨天到苏州，马上来医院看你，但因人多没有机会同你讲话，所以今天一早来了。”接着，我又问馀芳：“你怎么会得此病的？是不是由于我的错，使你平时多忧愁少欢乐？馀芳，我期待你的原谅，不仅原谅我的现在，更原谅我的过去。”馀芳一边听一边泪流满面地说：“过去的事，只是春梦一场，难以挽回。你有错，我也不对；你太主观，我也太固执。我原谅你，同时也请你原谅我……。”隔了一会，馀芳又说：“当我即将离开人世的今天，你没有忘记我，能来医院看我，我内心感激，死也瞑目……，”继而又说：“幸亏你今天来，我还能见到你，明天我就要出院回钟楼村，再相见只能在梦中了……。”馀芳断断续续地讲完了这段话，断肠人听断肠话，我悲伤不已。看得出她很疲惫，我在床前抚摸着她的手，叫她闭闭眼睛，休息一下。我想：我朝也盼夜也盼，盼望有一天能亲耳听到馀芳对我以往过错的原谅，如今她谅解了我，可我不仅没有欢乐，反而更感到无限伤感。因为过去我期望得到馀芳的谅解，希望能相爱如初结伴侣，苦尽甘来永不离。如今她奄奄一息，即使得到了她的原谅，可她因我起病，更增添了我心理上的内疚，我将永远失去对她的赎罪机会。我对馀芳说：“你过去给我的信和照片，我全部都珍藏着，没有失去片纸只字。”她回答说：“留在身边只是触景生情徒增悲伤，你把它烧掉吧！”我接着又说：“你明天要出院回家，我不便到你家中看望，所以今天下午就回上海，祝你早日康复。”我向她告别，可是我们的两只手互不放松。因为各自心里都明白：这次分手，既是生离又是死别啊！
回到上海后四天，就接到禛塏来信说：“馀芳于十月二十七日病逝家中。”古塔钟楼飘芳魂，残梦未醒空余恨，终生难忘旧时情，留待三更晤卿卿。
一九六四年秋，馀芳逝世三周年，我特去苏州，会同嘉瑜、禛塏骑车去“五龙公墓”凭吊馀芳坟墓。途径饮马桥时，先去看望了住在张思良巷馀芳的堂姐梅芳。抵达墓地见有三块石碑，中间一块是“顾公叔和”墓碑（馀芳之父）；左上首是二姐艺芳墓碑；右下方是馀芳墓碑。我们三人先向叔和公，其次艺芳姐，最后馀芳的墓碑前逐一鞠躬，在馀芳墓前席地而坐，回忆她生前与我们之间的深情厚意。馀芳生于一九二四年四月十八日（农历三月十五日），亡于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农历九月十八日），享年只有三十七岁。风华正茂之年即遭凋谢，同叹生命之短暂矣，相约三年之后再来凭吊。谁知一九六七年再到“五龙公墓”时，墓地已被挖空，再也找不到馀芳的墓地。墓地虽然没有了，但馀芳的音容永远在我的心中。
《退思杂记》&六&
六、广阔 天 地
我女儿平平，一九六六年暑假小学毕业，考入徐汇区的重点中学--闵行中学。正值十年文革动乱之际，她满怀着将来进高中考大学的求知欲望，刻苦勤学，成绩优良。不意在一九六九年毕业前夕，来了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动员知识青年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且是执行“全国一片红”政策。小知青在锣鼓声中不甘落后，争先报名。事实上，你不报名也不行，学校里弄为了实现“一片红”，对个别不愿去农村的知青，他们事前先写好了喜报，敲锣打鼓地送到你家中，今天你不接受喜报，明天他们锣鼓队再来，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三天，非要你接受喜报，同意去农村插队不可。这些小知青平时衣食寒暖还要父母照顾，今天要离开爹娘去过独立生活，能行吗？要去千万里之外的异乡客地，能习惯吗？要到穷乡僻沟的农村去插队当农民，能受得住吗？天下父母对自己的子女去遭受如此的苦难怎能不心痛碎？可是你犹得强作欢笑表示拥护，否则你将是反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你戴上一顶反革命帽子。
一九七0年春节过后，通过校方的安排，我女儿基本明确去江西奉新县插队，通知家长积极准备行装，等待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通知。天哪，准备行装，谈何容易？衣着方面一年四季都得备齐，床上用品在家里可以和妹妹同床共用，如今上盖下垫以及毛毯都得置办；吃的方面尽量多备些能久存不坏的食品，以罐头食品为主要；住的方面农村没有电灯，因此煤油灯绝不可少；行的方面晚上外出手电是必备之物，而且挡风的马灯也不可少。如果下雨天出门，雨伞套鞋当然需要，雨天田间劳动伞不可撑，雨衣也要准备好；万一伤风感冒，那么感冒片、午/时茶以及红药水、橡皮胶、纱布、清凉油、体温表等医疗用品也不可少；日常用品如肥皂、草纸、蜡烛、牙刷、牙膏等更是要准备好；今后与家中联系只能靠通信，因此信纸、信封、邮票也要准备好；生活用品脸盆、脚盆、热水瓶、锅子、锅铲、菜刀也需要；夏天来到，扇子、蚊香、蚊帐都要买好；冬天出门，风雪帽、口罩也要预备好。买这买那，我们是经常不断往市区跑，经济负担不要谈，精神压力受不了。
一九七0年三月下旬末，学校来通知迁移户口。唉，养女十七年，谁知她今天会往客地农村跑。三月二十七日，我去派出所办理女儿的户口迁移手续，户口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朱为平，一九五三年七月九日出生上海”。她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去农村锻炼三年未尝不可，为什么一定要户口迁出？如今户口被注销，注销原因是去插队江西奉新县。最伤心不过的是，在“朱为平”的户口一页中，上、中、下加盖了三只迁出、迁出、迁出的红印章。是谁要把朱为平的户口迁出？是她本人吗？未满17周岁的小姑娘，懂得什么是与非？利与害？是她的父母吗？不，天下没有这样狠心的爹与娘，甘心情愿把亲身子女往外推。今天我把女儿的户口迁出，何年何月再能迁回？只有天知道。亲眷朋友都来送行，是悲是喜？是苦是甜？其中滋味也只有天知道。校方通知下来了，要在三月底以前把行李送去校方，四月二日开完欢送大会后马上乘火车去南昌。一张一张的通知，如同催命符一样，弄得做家长的魂飞魄散，心惊肉跳。
一九七0年四月二日上午，我们全家人陪着平儿去学校。开的什么会，讲的什么话？根本不会入耳。我两只眼睛盯着停在操场上的七、八辆大客车。是它们，将要把我心爱的女儿送去火车站，但愿汽车抛锚，今天走不了。可是不行，我们在“导演”的指挥下，只能做被动的角色，一个同学两个家属，相继上车。在口号声、鞭炮声、锣鼓声中，车轮徐徐启动，留在操场上的大部分家属无奈地向“光荣插队”的知青挥手告别。操场上的噪音依旧不息，其中夹杂着一片凄恻的哭泣声。
汽车驶进火车站后，开往南昌的列车已停在站台，呼哧、呼哧地喘息着，既是在喘息，又是在叹气。因为列车知道，平时它的车厢里总是坐着满怀欣喜回家团圆的旅客，今天却是做了拆散千家万户骨肉团聚的帮凶，怎不叫它叹息呢？“文攻武卫”人员，从车头到车尾手拉手排列着“一字”长蛇阵，把将要上车的知青与送行的家属隔离开来，以保安全。这时的站台上静悄悄的，因为要说的话，早已在家中一遍又一遍的叮嘱过，事到如今已无话可说了，只希望火车晚一点启动。送行的人也别无它求，只希望远去的亲人能平安到达，早日来信。车内的知青忙着安放行李，与邻坐的同学交谈，盼望着相识的同学能分配在一起，可以相互照顾。突然，汽笛长鸣，预示着火车要开动了，站台上与车厢内的人们立刻骚动了起来，再也抑制不住这异常的宁静，大哭大喊大叫，凄惨之声响成一片。我们送行的不顾“文攻武卫”战士的阻拦，全面出击，冲向车窗；车内的知青也都全部伸出手来，希望再次拉一拉亲人的手，亲一亲父母的心。“文攻武卫”的人墙被冲破了，他们毕竟也是人，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见到这种场面，岂能无动于衷？他们也有子女，其中有的人可能昨天已尝到了其中的滋味，有的人明天也将会亲身经历这种场面，所以他们一面在劝阻，一面也在流泪。火车终于启动了，我拉着平儿的手，跟着火车向前奔跑，毕竟我赶不上火车的速度，只能松手。火车出站向前驶去，站台上留下送行的人们，无不泪流满面。
女儿远走了，她跟父亲一样，都是十七岁离开家乡。可她父亲当时去的是大都市上海，她去的却是穷山乡农村；上海到苏州可以当天来回，奉新到上海却一日一夜还不能到达；我十七岁去上海的时候早有人为我安排好工作，她十七岁到农村却全靠自己双手耕耘。女儿啊！我不反对你去社会上锻炼一番，真像我在与你临别留言簿上写的：“是海燕，就要在暴风骤雨的海洋上歌唱，舒适的享受是家鸽的懦弱。”但女儿呀！如今你是去农村做一个农民，一个未满十七周岁的城市姑娘，能胜任农村这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