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很多人没注意到,农村这几个效益分析不错的加工厂致富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这期汇编发出湖南社科院中国乡村研究发来的一组文章,此院的院长朱有志先生是搞农业研究的,因此湖南长沙出现了一个十分强大的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此研究中心的领导陈文胜先生经常传来他们的文章,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他们的研究成果,祝贺他们的辛勤劳动。另外本汇编还发出一些经济动态和思想性文章,内容都很重要
,曲阜师范大学董键教授和退休工人张小鼐先生的文章都很值得一读。通过编辑这些文章,我们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要重视我国的民间智慧!
中国需要有正常的思维。最后发出的是一组《儒家邮报第68期》传来的文章,通过学者们的各种表现可以看出今天中国社会的多元化。]
当前中国农村的问题与现代化大农业的出路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张红宇:《当前农产品供给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对策思路》
朱有志 肖卫:《集体经济“二次飞跃”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
&赵胜忠:《农村集体经济积累的现状及出路》
孟庆君:《建立现代化大农业体系: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贺雪峰:《农民价值的类型及相互关系》
江湖:《让我震惊的梅州农村见闻录》
怅沙:《东莞,一座野蛮的忘恩负义之城》
温铁军:《灾后重建向城市移民是捷径》
徐昌生:《计划生育的本质是计划经济》
《美国金融危机转嫁中国的损失远大于地震》
《货币战争已经打响:越南倒下之后就是中国》
征文:《公民监政 问责政府 铲除腐败 公正公平》
苏占军:《中国应尽快启动问责机制,人大应启动特别问题调查程序》
&董键:《当下中国的“问题与主义”》
央行员工:《揭发一个官场腐败和金融卖国的典型》
张昊:《惊人消息:美国银行以2.42元收购中国建设银行60亿H股份----改革纵横谈》
Yaomi:《魔鬼都在细节里----南方周末的问题》
《儒家邮报第68期》:
霍韬晦:《中国推动健康的民族主义有其必要──从藏独分子阻挠奥运圣火说起》
韩星:《北大为什么不能接受捐赠的孔子像》
东海一枭:《小人从儒家及自由派中滚出去!----范美忠:极端私己主义的恶行》
范美忠:《在地动山摇的那一刻――5?12汶川地震亲历记》
陈S、海裔、柯小刚、唐文明、赵R:《儒法关系的共和意义----《资治通鉴》网络读书会纪要之一》
郭齐勇:《儒家伦理的现代诠释――以“亲亲互隐”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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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产品供给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对策思路
  为深入了解农业灾情和灾后农业生产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分析判断2008年农产品供给面临的特殊形势,及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前不久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组织北京市农业局和河北省农业厅对奶业生产情况、吉林省农委和黑龙江省农委对东北地区“卖粮难”情况、河南省农业厅和四川省农业厅对生猪生产情况、湖北省农业厅对油菜生产情况、湖南省农业厅对水稻生产“双改单”情况、安徽省农委和江西省农业厅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影响情况开展了系列调研。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当前农产品供给形势和面临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一、当前农产品供给形势出现的新情况
  日以来,我国南方等部分地区发生历史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在这场灾害中,农业遭受重创,特别是蔬菜水果业、油菜产业、畜牧业和渔业损失严重。灾害不仅给当前农业生产造成巨大损失,后续影响正逐渐显现,加上部分地区出现“卖粮难”和种粮成本增加,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影响,全年农业生产不确定因素增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年农产品供给,影响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影响“两防”目标特别是防止明显通胀目标的实现,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粮食产销脱节,局部地区存在卖粮难
  2007年,我国粮食生产连续4年增产,达到5015亿公斤,人均占有粮食380公斤,仍然没有恢复到1998年人均占有粮食411公斤的水平,年度产不足需,粮食总量平衡的压力依然存在,南方销区的粮食价格普遍上涨,然而在东北地区却存在卖粮难。据黑龙江有关部门统计,2007年底黑龙江省农民手中待售粮食103.8亿公斤,比上年增加24亿公斤,增长30.0%。从待售粮食品种来看,主要是水稻和玉米,水稻待售45.3亿公斤,比上年增加15.8亿公斤,玉米待售50亿公斤,比上年增加14.3亿公斤。在吉林也出现同样的问题。据吉林省农委统计,截至2008年1月底,全省粮食仅销售41.4%,其中,玉米销售37.3%,水稻销售49%,比上年同期低30个百分点。据国家发改委数字,目前东北三省农民手中仍有72.5亿公斤水稻没有出售,超过三省水稻产量的1/4。一些地方粮价上涨,一些地方卖粮难,造成这种有悖常理的现象,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受国家限制玉米转化乙醇政策影响,玉米需求减少,2007年东北玉米、水稻价格走低,尤其玉米价格偏低,而农民又存在涨价的预期,惜售观望,销售变现较慢。二是由于柴油价格高涨,公路运输成本增加,粮食运输利润空间不大,一些车辆纷纷退出粮食运输市场,加上铁路运力紧张,造成粮食产销脱节,销区粮食持续涨价,产区出现卖粮难。
  (二)油菜供需缺口将进一步扩大
  受国家利好政策和市场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2007年秋冬油菜播种面积恢复性增长,比上年增加1050万亩,达到1.01亿亩,其中“双低”优质油菜占85%。但是,由于冬前大部分油菜主产区遭受严重干旱,播栽较迟,生长迟缓,普遍苗小、苗弱,且高脚苗数量多,苗情较差,抗冻能力弱,此次遭受冻害最为严重,受灾面积达4891万亩,占全国冬油菜面积的48.4%,其中成灾2777万亩,绝收615万亩。据专家初步测算,此次因灾损失油菜籽180万吨,再加上灾后渍害、病虫害等影响,全年油菜减产已成定局。以油菜生产大省湖北为例,2007年秋播油菜种植面积1841万亩,比上年增加241万亩,油菜生产扭转了连续三年下滑的势头。但冰冻雨雪灾害使全省油菜受灾800万亩,占油菜种植面积的43%。随着气候转暖,受冻油菜还将出现各种病害,油菜减产和绝收面积将会进一步扩大。湖北省是油菜主要产区,油菜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18%,此次油菜生产受灾严重,对全年油料供应将会产生不利影响,油料供需缺口将进一步加大。
  (三)蔬菜四、五月份生产供给存在缺口
  2007年秋冬种蔬菜面积稳定增长,达1.19亿亩,同比增加220多万亩。但此次灾害对蔬菜生产影响严重,据初步统计测算,全国20个省(区、市)受灾总面积达4208万亩,占全国秋冬种蔬菜面积的32.4%。仅湖南、湖北、安徽、江西、贵州、江苏、四川、浙江等8省受灾减产就达2600万吨,比正常预期产量约减33%,其中露地蔬菜减产2280万吨,减幅35%,设施蔬菜减产320万吨,减幅25%;冻死春、夏蔬菜秧苗150多亿株,占育苗总株数的37%。据各省上报情况分析,这次灾害造成蔬菜损失3800多万吨,5月底以前全国蔬菜供应量因灾减少3200万吨,各地通过加紧抢种补种可增加供应2440万吨,增减相抵,尚缺口760万吨。这种情况将直接影响春、夏季蔬菜生产和供应,价格同比将有所上涨。
  (四)生猪供应偏紧的局面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200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家扶持政策措施的落实,我国生猪生产出现了积极变化。据农业部对20个生猪重点省的1800个规模养殖场、1800个散养户、180个行政村和94个饲料厂的跟踪监测,1月份生猪存栏同比增长10.2%,出栏同比增加15.5%,规模户能繁母猪存栏同比增长23.8%,散养户能繁母猪存栏同比增长18.7%,生猪生产继续恢复发展。但是此次灾害造成生猪死亡408.6万头,其中大部分是仔猪,死亡仔猪数约占全国仔猪月供应量的7%,且持续低温对母猪配种和妊娠都会产生不利影响。预计全国2008年7月份生猪出栏量将会比正常水平减少。灾害给全年生猪生产的恢复发展带来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同时,生猪生产面临成本上涨过快、动物疫病复杂、发展资金短缺、担心价格暴涨之后出现暴跌等问题,许多养殖户对生猪养殖前景表示担忧,散养户发展生猪养殖的积极性仍然不高。据河南省畜牧局调查测算,2008年2月份每头猪的生产成本同比增加144.62元。一头15~20公斤重的商品仔猪售价高达’720元以上,比2006年出售的100公斤重的商品猪价格还要高。
& (五)奶业养殖获利空间减小
  随着国家奶业扶持政策的落实和国际市场奶价上涨的带动,2007年9月份以来,各地原料奶收购价格普遍回升。2008年1月份最后一周,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山西和黑龙江等6个主产省份原料奶平均价格为2.84元/公斤,比上周上涨0.6%,奶牛养殖效益逐步增加,奶农养殖积极性逐步恢复。由于此次受灾地区不是奶业主产区,灾害对奶业生产影响不大。但是随着夏季产奶高峰的到来,牛奶消费相对减少。加上国际乳制品价格有逐步回落的趋势,原料奶价格有可能再次波动。特别是随着生产成本增加,奶牛养殖获利空间越来越小。以北京为例,年上半年,牛奶价格始终在每公斤1.7~2.0元浮动,但是饲料原料玉米价格却不断上升,由每公斤1.1元上升到1.6元,牛奶成本也达到每公斤2.10元以上,养殖获利空间减小,影响了奶农的经济效益和生产积极性。2007年7月以来,牛奶价格开始上升,到2007年12月,曾一度上升至每公斤3.5元,2008年1月回落至每公斤3.2元。尽管牛奶价格上升较快,仍难以抵消成本的过快增长。
  (六)水产品生产形势不容乐观
  近年来,渔业生产持续快速发展,水产品本来可能成为猪肉消费的重要替代品,但这次灾害给渔业生产带来很大麻烦。截至日,全国受灾养殖面积1455万亩,损失水产品86.5万吨,其中苗种42万吨、亲鱼340万组、商品鱼约44万吨,直接经济损失近70亿元。由于此次受灾严重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广东、广西等地是我国商品鱼养殖主产区,也是苗种繁育、亲鱼和鱼种越冬的主要区域,因此,对上述地区、乃至全国的渔业生产均有一定的不利影响,特别是亲本和鱼种的死亡将会直接影响春季早繁、供种以及年中大规格商品鱼的供给和出口。据测算,死亡鱼种将直接导致全年减产250万吨成品鱼。考虑到恢复生产措施和非灾区增产因素,全年水产养殖产量预计可与上年大体持平。当前,水产品的突出问题是出口受阻,加工出口企业处境艰难。近年来,一些国家采取针对我国水产品的贸易壁垒措施,导致水产品贸易纠纷时有发生,对我国水产品出口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07年出口量和出口额增幅分别比上年回落15.8和14.6个百分点,是1999年以来增幅最低的一年。加之生产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水产品出口企业面临很大困难,许多加工生产线处于停工状态。
  (七)全球农产品价格将持续在高位运行
  2007年以来,全球农产品价格普遍上涨,国际市场小麦、玉米价格创近10年来的最高水平,大豆价格创3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世界谷物储备降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据美国农业部2008年1月份预测,年度,期末谷物库存量为30.91亿吨,棉花库存量为54.75百万大包,油籽库存量为5.32亿吨,均为近年来期末存量新低。加上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和农产品能源化利用加快,世界粮食价格居高不下的形势短期内很难扭转,这将继续拉动国内主要粮食品种价格上涨。
  综合以上分析,我国2008年保障农产品供给的难度将进一步增大,农产品供求关系将继续呈现总体偏紧格局,农产品价格也将继续在高位运行,在CPI指数构成权重设置没有调整的前提下,农产品价格对CPI的压力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2008年2月份的统计数字显示,CPI达到8.7%,创11年来月度数据新高,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3.3%,粮食价格上涨6.0%,猪肉价格上涨63.4%,这些屡创新高的数字警示我们,2008年的农产品供给问题大意不得、疏忽不得,放松不得。
二、影响农产品供给的几个突出问题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前,农产品供给问题表面看是生产问题,实质是生产要素配置问题。从要素层面看,农业生产发展受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供给的制约,也受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制约。从调研情况看,以下一些问题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一)农资价格偏高且供应不足
  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1)农资价格上涨过快。由于国际市场化肥价格暴涨和农资原料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进入2007年9月份,以化肥为主的农资产品价格大幅上扬。据吉林省供销社最近调查,尿素到站价1850元/吨,同比增幅达19%;进口磷酸二铵到岸价4800元/吨,同比增幅达65%;含量60%俄罗斯产氯化钾到站价3300元/吨,同比增幅达43%;杀虫剂平均上涨10%左右;除草剂平均上涨20%左右;农膜平均上涨8%左右;部分地区零号农用柴油平均市场价格6000元/吨左右,同比涨幅达20%。与2007年3月相比,农资价格平均涨幅30%左右。据黑龙江省农委调查测算,由于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黑龙江省亩均生产成本增加25~30元。(2)农资调运不足。吉林、黑龙江省磷复肥等货源主要依赖西南省份,农资外调和进口缺口很大,吉林省年需化肥450万标吨,其中省内化肥厂家供货120万标吨,外调和进口330万标吨。吉林省2007年底化肥社会储备量不到100万标吨,不到上年同期的50%,货源明显不足,后市化肥价格依旧看涨。(3)农资出口加剧供求失衡。由于我国目前的石油价格与国际价格严重倒挂,化肥、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作为石油的下游产品,与国际市场价格存在明显价差,如目前国内磷复肥价格虽然较高,但仍低于国际市场30%以上,刺激国内化肥厂家扩大出口以获取更多利润,加剧了国内农资供求失衡。
  (二)农民种粮积极性仍然偏低
  (1)种粮效益低抑制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对农民而言,目前种粮经济效益仍然明显偏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猛,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粮价上涨和各种种粮补贴带来的实惠。据统计,2006年与2004年相比,全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累计上涨9.9%,而同期粮食的价格仅上涨1.3%。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累计上涨8.8%以上,虽然同期米价上涨很快,但利润主要在加工和流通环节。(2)种粮比较效益低抑制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同种植经济作物相比,种粮比较效益依然偏低。据湖南省农业厅调查测算,种粮效益只有蔬菜的50%、花生的42%、棉花的34%、西瓜的25%。同劳务经济相比,差距更为悬殊,一个家庭种一年农田的纯收入不如一个劳动力打半个月工所获得的收入。(3)种植双季稻的累加效益与种植单季稻的效益出现“逆差”抑制了农民种植双季稻的积极性。湖南省桃江县统计数据表明,1999年首次出现种植双季稻的效益不如种植单季稻的效益,当年“逆差”为每亩30.8元,2001年“逆差”为每亩52.7元,2008年扩大到每亩95元,水稻生产“双改单”还没有得到有效扭转。
  (三)农产品流通成本居高不下
  2006年底以来,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消费者声称农产品价太高,但是农民却抱怨赚不到钱,其中重要原因是流通成本过高,中间商获益过多。据商务部统计,在我国农产品销售价格中流通成本占50%左右,比欧洲高出两倍以上。据农业部市场信息司最近调查,西红柿从寿光产地农民手中到北京超市市民手中,要经过6大过程、33个发生成本的环节,价格也从每公斤2.42元涨到7.6元。其中,农民每公斤获利仅0.334元,而超市零售商获利2.30元,农贸市场零售获利0.864元,一级批发获利0.710元,二级批发获利0.876元。在西红柿的生产、销售过程中,农民花费时间最长、成本最高,而利润却最小。
  (四)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突出
  从调研情况看,各地普遍反映农业劳动力短缺,特别是这次灾后恢复农业生产过程中,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在贵州、湖南、江西等重灾区,春节前后因灾交通受阻,相当一部分外出务工人员没能回家过年;年轻人在家又不能增收,春节后外出务工数量较往年增多,灾后恢复重建和春耕生产需要的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严重不足。据安徽省农委调查,在第二、三产业发展快的乡镇和城郊区,农业兼业化问题日益突出,在第二、三产业欠发达的乡镇,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留下来的农民老龄化问题日益明显。以繁昌县孙村镇为例,全镇有企业270家,就业人数过万人,许多农民把种田当作副业,农忙时回家突击几天,全年大部分时间从事非农产业。平铺镇平铺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都外出打工,剩下一部分年龄较大和一些不便离家的妇女在务农,该村的金村组有117亩耕地,常年种田的劳动力仅3人,年龄最小的也已55岁。另外,据许多地方调查反映,农村中的青壮年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有文化的年青人大都不愿留在农村务农,加上在外务工经商干得比较好的农民纷纷选择了离开农村到城镇安家,农村留下一些老年人在守着房产和土地,农村空心化问题在加剧,农业生产后继乏人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五)农业专用物流设施建设滞后
  由于我国产区和销区距离较远,相应的物流配套设施建设没有跟上,至今还没有粮食铁路专线,造成产区和销区区域间不平衡问题越来越突出。从吉林、黑龙江两省调研情况看,作为粮食主产区,农资供应与粮食销售严重依赖外省,农资调运与粮食运输对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瓶颈和约束作用越来越突出。黑龙江粮食外运90%依靠铁路运输,平均每年运量在2000万吨左右,尤其是第四季度和第一季度新粮收购时,日请车皮需要7000车(每车60吨),而铁路最终落实的约为1000车左右,粮食调运非常紧张。因此额外产生的“请车费”达到元/车,增加了粮食生产和流通环节的成本。据有关专家预测,我国粮食价格上涨中80%的因素是由于物流节点脱节所致。以东北玉米外运为例,如果铁路、港口等各种运输工具、运输环节资源真正实现有效整合,流通成本可以在现有基础上至少再下降10%~20%。随着东北后备资源开发力度加大,运量需求还将继续提升,物流节点脱节的制约作用将更加凸现。
  (六)农业生产发展缺乏金融支持。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金融和保险支持。当前,农村金融的突出问题是供给严重缺乏。最近几年农业贷款余额和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仅占全部信贷余额的10%左右,2007年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26.17万亿元,其中农业贷款1.54万亿元,仅占5.88%。全国有近半数的农户和农村企业贷款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目前一些成长性的涉农企业、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中低端的贷款需求难以满足,这对确保农产品供给、发展现代农业十分不利。另外,这次灾害凸显农业保险特别是巨灾保险亟待完善。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失超过1000亿元,常年受灾人口达2亿,农业是受自然灾害影响最大的产业。但目前农业保险尚处于试点阶段,投保范围、投保区域相对狭窄,特别是受灾严重的偏远地区基本没有覆盖农业保险,大部分农业损失依然没有得到补偿。在2008年春节前这次灾害中,截至3月1日我国各保险公司已赔付保险金19.74亿元,其中农业保险为6629.6万元,仅占赔付总额的3.36%,且绝大部分属于能繁母猪保险赔付。
(七)农业经营规模偏小。近几年,现代农业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加快,客观上要求调整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在农业生产方面,我国户均耕地7.2亩,仅为美国的1/400,规模经营受到土地分散承包的制约。在生猪生产方面,由于农户分散饲养大量减少,规模化养殖尽管已占到40%以上,但并没有完全替代农户散养的规模数量,导致生猪生产大幅波动。与此同时,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长期滞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普遍不强,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户的带动面还不大,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育还不完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育不足,也制约了经营规模的扩大。
三、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对策思路
  当前,我国农产品供给面临的问题既有发展问题,也有改革问题,必须树立大局意识,统筹兼顾,未雨绸缪,完善各项政策措施,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切实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为实现2008年“两防”目标特别是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出贡献。
  (一)完善产业发展政策。继续加大粮食生产的政策扶持,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增加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规模,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提高最低收购价标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扩大大豆、油菜良种补贴范围,增加花生良种补贴,扩大大豆、花生面积,弥补油菜因灾损失。畜牧业要切实加强畜禽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强化动物疫病防控,适当增加猪肉进口,保证市场供给。水产业要切实加强原良种场建设,特别要组织国家级、省级原良种场做好亲鱼、苗种的调剂和调运工作;加快养殖方式转变,提高健康养殖水平,增强水产品国际竞争力。蔬菜业要扩大南菜北运基地蔬菜面积,扩大北方设施蔬菜供应量,增加月份果菜类供应量。
  (二)稳定化肥等农资价格。完善农资进出口宏观调控政策,进一步提高磷酸一铵、磷酸二铵出口关税,对含磷超过25%的复混肥开征出口关税,免征进口硫磺增值税,努力增加农资供给。加大农资综合直补力度,增加对北方地区种粮农民的补贴,弥补因农资价格上涨造成的损失,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对企业淡储磷酸二铵可能发生的亏损适当增加利息补贴,调动企业淡储积极性。
  (三)完善农产品物流体系。下力气解决东北粮食储运问题。尽快研究构建东北粮食物流快速通道问题,加快规划建设东北粮食铁路运输专线。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储运协调,保证收购资金供应,优先安排粮食运输,积极开展粮食调运和销售。取消经山海关外运粮食18元/吨的铁路建设基金和对粮食“铁水联运”给予适当运费补贴,明确东北地区的粮食公路运输享受“绿色通道”优惠政策。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粮食装卸车点设施,提高装卸车作业效率,积极培育粮食物流龙头企业,提高粮食运输集中化度,研究优惠运价调整实施办法,促进铁水方式合理分流粮食运输需求。
  (四)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既要重视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也要重视提高农产品流通组织化程度。加快发育多元化农业组织,积极扶持农业产业化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产品流通合作组织等多种组织形式,在生产环节着力提高农业生产率,在流通环节增强农民参与流通的能力,让农民分享流通环节的增值,使组织起来的农民真正成为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把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作为重要领域,积极鼓励,突出重点,加大扶持,解决好一家一户的农民办不了、办不好的事情。
  (五)大幅度增加农业投入。明确界定农业投人的范围,增加投入农业的资金比重,重点增加现代农业建设、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农民直接补贴等方面的开支,并尽快制定出台《农业投入法》、《农业信贷法》、《农业保险条例》等重要法律法规,使强农惠农政策法制化。加快建立金融支持农业发展机制,扩大新型金融组织试点,通过利息补贴等政策手段加大对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支持力度。全面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建立农业自然风险防范机制,中央财政建立农业保险专项资金,加大对各地开展农业政策性保险的扶持,建立以合作制为基础、政策支持为导向、市场运作为特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
  (六)加快培育职业农民。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对完成义务教育后的青年农民进行分业教育,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培养造就大批适应现代农业建设的职业农民。大力开展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扩大培训规模,保证培训效果。加强农业职业技能鉴定体系建设,逐步建立农业经营资格认定制度。研究制定吸引农村以外人才从事农业的优惠政策,有关政策可以参照对大学毕业生的相关优惠政策。建立职业农民补贴保障制度,对具备资格的职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给予补贴,对返乡创业从事农业经营的能人给予支持。
  (七)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的体制机制,明晰土地产权关系,明确土地所有权,强化土地承包权,搞活土地经营权。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坚持农地农用原则,积极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和土地经营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程度。探索建立土地流转补贴制度,形成土地规模经营的基础,在园艺等经济作物和畜禽养殖等产业发展方面率先推进集约经营。
集体经济“二次飞跃”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研究员、教授、博士生生导师& 朱有志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 肖 卫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3)
&&& 摘要: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两个层面论述了集体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得出两个结论,并以湖南省新农村建设中“五乡十村”调研案例对结论进行实证。我们认为,集体经济“二次飞跃”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实现“二次飞跃”务必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妥善解决集体中激励监督问题和集体的规模问题。
&&& 关键词:集体经济; 二次飞跃; 新农村建设。
1978年,小岗村18户农户签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份包干到户合同,从此,中国掀起了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热潮。包干到户以后,小岗村农业发展良好,基本解决农民温饱问题,但却始终未能走向富裕。2006年他们把分到各家的土地收回到村委,重走集体化的道路。村里有土地1800亩,其中1400亩租给了上海大江畜禽养殖有限公司,建设商品猪养殖基地。剩下的400亩由村里种植葡萄。现在小岗村的农民收入来源有四块:一是“大江”给的每亩500元的地租;二是在养猪场务工的村民每月工资
600元;三是村民参与养猪分红;四是种植葡萄的收入。2006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6000元。
小岗村在集体经济的“二次飞跃”中,农民收入得到快速增长。农村合作化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社会化合作的这一农村经营体制的探索过程,给我国的农村改革有何启示呢?
一、中国农村集体经济“二次飞跃”的理论依据
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100多年前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分道而行,然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和理论探索的深入。关于集体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化的马克斯主义与主流经济一些流派的观点具有一致性。
&&&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对集体经济认识的深化。
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类最初的生产活动是通过集体劳动来征服自然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最终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和自由[i]。
(1)毛泽东思想中的集体经济论。毛泽东关于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论述,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年代,毛泽东关于集体经济的思想主要是为了组织大规模农民运动和为革命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的需要。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把合作社运动列为的“十四件大事”之一[ii]。1943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目前我们经济上组织群众的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克服一家一户单独生产的封建经济基础的唯一办法就是集体化。在社会主义革命新的历史阶段,逐步指明合作社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此外,毛泽东关于集体经济的论述还包括诸多富有价值的思想,如:关于以苏联为戒,总结我国经验,探索适合中国实际手工业改造道路;制定合作社条例,明确产权关系;建立合作社领导机构等。
(2)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的“二次飞跃”论。1990年,邓小平就中国农业的改革和发展,首次阐释了“两个飞跃”的思想[iii]。3月3日,他在与江泽民等谈话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是很长的过程。”
1992年7月,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后指出:“关于农业问题,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强,不要一股风。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碍。”
“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个飞跃。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
“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有的地区农民已经提出集约化问题了。”“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
实现农业的集体化、集约化、现代化,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思想。他概括了集体化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是:机械化水平提高了,管理水平提高了,多种经营发展了,集体收人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并强调,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形式,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也就是说:“关键是发展生产力”。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中(2007),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对邓小平理论认识的深化。改革开放近30年,邓小平所说的“两个飞跃”中的第一个飞跃,在全国各地区的农村显现出巨大的力量,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飞跃的全面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结论1:中国的农村集体经济在中国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革命的胜利和国民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做出了重要贡献,经过家庭责任制,充分释放农户分散经营的能量后,我国农村经济正处于集体经济“二次飞跃”的转轨时期。
&&& 2.主流经济学方法对集体经济问题的解释。
阿马蒂亚?森(1985)认为,内部的激励问题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如官僚主义管理、平均主义分配、榨取性的外部环境,从而,导致食物的获得权所不同而导致灾难的发生[iv]。森1966年发表了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论证了合作农场中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会高于个体农场的结论。追随森的经济学家进一步推断,如果消除了那些外部负激励(anti-incentive)政策,合作社中的劳动激励可能会高于家庭农场。
奥尔森(1971年)把集体利益分为相容性的(inclusive)和排它性的(exclusive)两类,前者是指利益主体在追求个人利益时是相互包容的,如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农户向收购商提出更高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时;后者的利益主体在追求利益时是相互排斥的,如在收购定额时,不同的农户之间的农产品产量竞争是排它的。按照博弈的观点,在相容的情况下是正和博弈,排它的情况是零和博弈[v]。相比排它的情况,相容的情况下更可能实现集体的共同利益。可是,现实的情况却并不是这样理想,在相容的情况下,“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集体行动的“囚徒困境”仍然存在。为此,奥尔森设计了“有选择的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s)。这种激励强调对集体中成员的“奖罚分明”。由于现实世界中存在信息的不完全和集体规模较大的问题,所以对“有选择的激励”仍不能寄予太高的期望。
林毅夫(1993)在其代表作中,从激励和监督的内部原因解释了中国年农业危机[vi]。主要观点是,1958年以前合作化由国家指导,农户入社自愿的原则得到很好的强调,农户的退社自由得到尊重。1958年夏,中央提出了加速实现农业公社化制度创新,公社成员的资格变成了强制性的。从博弈的观点来看,自愿入社退社的制度结构是重复博弈,任何一个社员可以通过退社这个可以置信的承诺来惩罚偷懒的社员,从而达到激励的效果,并且可以通过这种自由选择对自己更好的境况。然而,当一个合作社是强制的情况下,合作社的性质就变成了一次性博弈,集体的选择就会走进“囚徒困境”,这种“困境”的结果是合作农场的产值远低于个人生产的加总。由于农业生产的复杂性,以及合作社的规模盲目扩大,导致了监督和激励尤其困难,因此合作社长期为这种“囚徒困境”所困扰。
结论2:集体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所产生生产效率高低不是组织本身的问题,而是集体中的监督与激励成本问题,历史上集体行动的无效率实践大都源于外部政治因素导致的激励无效。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二次飞跃”必须面对如何解决集体内部的激励问题和集体的适当规模问题。
三、集体经济“二次飞跃”的实证分析
为了对新农村建设中集体经济发展阶段、组织形式、微观机制等进行系统研究。课题组选择湖南省代表性地区的五个乡镇中的十个村庄进行访谈和问卷调研。本次调查共发放农户问卷300份,回收率97.3%。调查中47%的农户反映有村或自然组集体资产(包括土地、山林、房屋、作坊、水面等)。50.4%的农户回答,为了增加集体收入来源,愿意把个人承包的耕地和林地集中一部分作村、组的集体资产;25.2%的农户不同意,24.4%的农户没有明确回答。如果采取土地入股的方式,则有59.3%的农户愿意把个人承包的耕地和林地集中一部分作村、组的集体资产。
&&& 案例:梅峰村农村集体经济
基本情况:梅峰村由11个村民小组组成,共295户,总人口1108人,劳动力总数568人;耕地总面积500余亩;集体林地面积1300余亩,占走马街镇林地总面积的1/4,村集体收回荒茶山200余亩。新农村建设期间,创办梅峰烟花,每年销售额近2000万元,利用集体林地改造种牛基地一个,利用荒废茶山改造无公害水果基地一个,占地220亩,总投资50万元,集体水面70余亩承包给村自然小组以供各种观光、垂钓休闲使用。村集体经济总共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128人次。2006年修缮村级道路1.5米,总投资31万元,其中政府补贴15万元,剩余部分有集体筹资。
发展势头:梅峰烟花厂自2005年投产以来,产销两旺,每年销售额近两千万,解决了100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生产工人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下,每月工资1千元以上。同时,梅峰村农民创收的重要来源还有承包村集体的220亩无公害优质水果示范地、70多亩水面,农户在承包期内,通过一定的合作形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集体经济的带动下,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顺利开展:一是2004年梅峰村修建连乡公路,投资12万,2006年修建村硬化公路1.5公里,总投资30多万元,获得政府拨款15万元。二是由村集体负责改造小学教学设施,投资10元。三是水利灌溉设施的维护,由集体筹资投入1万余元。四是农村合作医疗全面启动后,村级卫生室建设和村级防预网络基本完善,参与合作村民,特别是大病户的就医困难情况得到明显改善。五是社会保障事业进一步完善。
发展经验:梅峰村现有的集体经济形式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一是梅峰烟花的股份合作形式。梅峰烟花厂址选择在梅峰山的一个山谷,有力的保障了安全生产需要,村集体以土地入股,占股份的10%;浏阳烟花厂以生产技术入股,占总股份的30%,剩余股份由村中四个大股东控制,分别由大股东召集村中分散小股东,四大股东负责生产、销售、日常管理、谈判交涉等。这种股份合作形式既有利于引进外资和技术,也有效了节约了生产经营和交涉中的交易成本。二是“农户+基地+龙头企业”的经营模式。200多亩无公害优质水果生产基地,分别以55000元每百亩和48000元每百亩,承包给两个大户,由大户组织农户生产经营,承包期25年,基地集种植、养殖与培训于一体,种植主要有无公害水果:脐橙、蜜柚、香柑、葡萄等,养殖以安格斯种牛为主,村集体统一负责基地的技术传播和优质品种提供,承包期内农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种农户分散经营与基地规模生产相结合的经营方式有利于节约技术、良种推广的成本与统一销售的信息成本,有利于不断拓展农产品生产的产业链条,便于与加工业衔接,提升农业资源价值与农民的劳动力价值。三是观光、休闲农业的探索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方向。梅峰村把70余亩水面承包给自然小组经营集养殖、休闲、观光于一体的特色农业,吸引了大量城镇居民前来垂钓、度假、观光,使城镇居民既能饱揽怡人的梅峰风景、又能领略秀丽的田园风光。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第一,在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下,尊重农民公共选择的集体智慧,完善各种可以产生微观机制创新的宏观政策。不管是公社化运动,还是家庭责任制,在生产效率上的得失,都不是社会主义性质本身的问题,而是如何在这一基本前提下完善各种微观机制,达到对社会主义劳动者监督和激励,以促进生产的不断发展。因此,尊重农民集体的智慧和公共选择,让农民自己探索适合农村发展的经济组织形式和合作方式,适应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需要。不管是农户独立经营还是小范围合作。
其次,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必须妥善的解决集体内部的激励问题和集体经济规模问题。集体经济实现形式中,进行股份制创新与“生产基地+龙头企业+信贷机构”的“多位一体”模式创新,有利于解决农户分散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
再次,集体经济“二次飞跃”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由之路。具有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以及“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都将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来实现。
&& &注释: [1]
本研究是湖南社会科学院院长朱有志研究院主持的湖南省重大课题《湖南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研究》的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284页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2-44页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
[4]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
[5] 肖卫,张俊飚:基于社会资本治理“共地悲剧”的博弈思考,2006年“中国新制度经济学年会”宣读论文
[6] K. Sen,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Amsterdam: North2Holland,
[7] [美]奥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4月
[8] [美]乔•B.史蒂文斯,集体选择的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2月
[i]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284页。
[ii]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2-44页。
[iii]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
[iv] K. Sen,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Amsterdam: North2Holland,
[v] [美]奥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4月
[vi]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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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经济积累的现状及出路
黔西县锦星乡党政办公室& 赵胜忠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村级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农民的桥梁和纽带,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组织者和依靠力量,近年来,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在锦星乡调研走访中笔者发现,大部分村村级集体经济积累下降,债务繁重,村级组织运转渐趋艰难,成为影响和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之一。
一、薄弱的村级集体经济积累制约了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
&&& (一) 薄弱的村级集体经济积累导致
“村官”难当,“村官”难选。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离不开团结有力的村两委班子,然而,由于村级集体经济薄弱,村级组织没钱办事,村干部出差补贴难以兑现,有些村甚至连集体公共开资都要村干部先行垫上而长期难以报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村干部从事村级组织工作的信心和积极性,导致一些村干部无心工作,怕办公事、怕当村官,同时,也导致部分农村有识之士丧失竞选村干部的积极性,村级班子的素质能力难以提高。
&&& (二)
薄弱的村级集体经济积累导致基层组织的堡垒作用受到削弱。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式下,大部分村民通过勤劳灵活先富了起来,而村级集体经济并未获得有效的发展,村集体收不抵支,村级组织的功能和在村民中的威信因此弱化、下降。另外,一些先富起来的“小老板”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得到了部分群众的“拥护”,威信还在村干部之上。
&&& (三)
薄弱的村级集体经济积累导致公益事业难办。村级集体经济积累薄弱,用于正常的办公开支尚且不足,对一些村里急需办理且村民反映强烈的公益事业,如村内道路改善,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等,终因没有资金而难以实施,对于上级党政部门安排办理的各项事务,如:非典、禽流感、蓝耳病等疾病防治,粮食直补落实、林权证、土地经营证换发,农业普查、人口信息采集等,更是没有办公经费作支撑,工作难以完成,以至村民怨声载道,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干群关系。
总之,没钱办事已成为农村工作的一个突出问题,成为农村基层组织、基层政权能否得到巩固的突出问题。因此,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二、农村村级集体经济薄弱的主要原因分析。
一是村干部思想认识不够,素质不适应。主要表现在村干部大多文化层次较低,思想不够解放,发展集体经济意识淡薄。一些村干部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放手发展人体私营经济就行了,忽视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一些村干部虽有发展集体经济的意识,但对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感到一筹莫展,畏难思想严重,迈不开步子,找不到新集体经济发展的切入点。
二是农村村级集体经济积累渠道少,收不抵支。农村税费改革后,取消了农村各类集资、罚款、摊派,村级集体的主要收入只是靠集体经营的水、电等收费和将集体资源分包到户经营的上交收入,再不就是靠上级资助,发展经济没有好的项目拉动,而一味坐吃山空。从锦星乡2007年农村集体收益构成来看,全乡9个行政村经营的水、电收费共1.5万元,支出设备维修费、工人工资2万元;集体林场、荒山、渔塘、水库发包上交收入2万元,每村平均2200元,而用于公共设施改善维修就在4000元以上;上级拨款21万元,每村平均24000元,全部用于村干部工资和村级办公经费,村上很难取自身投入用于办理公务,更谈不上投入资金发展集体经济了。
三是集体资产管理不完善,制度不健全。很多村集体资产缺乏有效的保值、增值,管好用活的机制。有的村集体茶园、水库等资产长期无人管理,白白闲置在那里,或被承包户、村民长期占用而未能上缴给村集体租金;有的村干部思想素质不高,承包给关系户的集体资产承包费用过低,并且上交不足,有的甚至不交;有的村集体资产管理不到位,毁坏严重,加大了维修资金投入;有的村没有把现有的积累资金管好用活,村里办公支出长期不做账,有的甚至还将资金积累以实物分给村干部或村民,使“活钱”变成了“死物”。
四是村级基层组织力量薄弱,工作不到位。部分村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不强,村干部素质较低,文化程度不高,年龄结构欠佳,创新意识不够,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方面没有制定出明确的思路,不能因地制宜,不能着眼长远,毁坏性开发大。
三、农村村级集体经济积累的出路思考
(一)积极引资兴办集体企业,走强企扶村之路。充分发挥农村土地、农畜产品、劳动力等资源优势,积极争取上级财政资金投入或城市企业扶持,创办村级集体自主经营、合伙经营、股份合作村集体经营等村级实体经济。增加村级集体收入。如在锦星乡新街村,可利用车站附近村留用地兴建一个交易市场,通过出租摊位获取集体收入;洪湖、东庄村可利用洪家渡库区的水资源发展集体网箱养鱼或出租经营方式取得收益。
(二)加大村干部培训力度,走人才强村之路。通过举办培训班,实施村干部学历提升计划等方式,逐步增强村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和专业知识,提高他们经济意识、市场意识和创新能力,同时,深入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干部工程,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三)发挥自然资源优势,走旅游活村之路。挖掘村域内旅游资源潜力,由村集体单独或吸收资金参股或农民出地参股进行开发,开发后采取集体统一经营或承包经营,以增加集体收入。如新街村可利用绿塘子至四叉路一线田园风光发展乡村旅游;白泥村可恢复历史名人丁扬斌先生故居,文阁村可修复文峰塔遗址,东庄村可发展钓鱼休闲为一体的农家山庄。
(四)提供有偿服务,走富民强村之路。村干部熟悉农村政策,掌握农村各种信息技术,对农村情况十分清楚。因此,在发展农村经济中,为农民提供生产资料,农业机械、病虫害防治技术咨询等服务,或开展联结龙头企事业和农户的中介服务等,适当收取服务费用,增加村集体收入,达到积累村级集体资金与农民富裕双赢的目的。
(五)深入实施党建“1+1”扶贫工程,走帮扶带村之路。县直机关与贫困村结对,一方面出资维修基础设施,另一方面通过为村级组织理思路,
学技术、增智力、办项目、兴产业,变“输血”为“造血”,逐步增加村级集体经济积累。如锦星乡庆民村在县民政局的倾情帮扶下,兴办脱毒马铃薯、分葱等党建示范服务基地,仅一年就为该村集体积累资金1万余元。
建立现代化大农业体系: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天津宝迪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孟庆君
  2003年初,摩根•士丹利、鼎晖投资、英联投资3家国际知名投资公司向蒙牛注资2.16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乳业首次获得的海外风险投资。2005年12月,全球乳品巨头新西兰Fonterra集团宣布将投资8.64亿元人民币,以获得行业排名第四的三鹿乳业集团43%的股份。2006年5月,双汇集团将以20.1亿的价格被美国高盛集团控股的香港罗特克斯公司全部收购,美国高盛集团实际上间接持有了双汇发展60.72%的股权。2006年7月,法国达能集团联合美国华平投资集团、荷兰发展银行以及香港惠理基金以2.225亿美元,买下中国汇源果汁控股有限公司35%的股权。2007年3月,达能以娃哈哈公司违反协议为名,提出以40亿元的低价收购娃哈哈旗下所有非合资公司51%的股权。以上案例表明,外资以“斩首”式的策略收购控制国内农产品及食品龙头企业,已经成为外资介入中国农业的新特点。
  在短短几年间,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产业缘何引起如此之多的国外资本的关注?国内对于农业及农产品加工的投资状况又如何呢?
  2007年,国内肉价的急剧上涨重新让人们意识到CPI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农业题材股票的持续走强(07年总体涨幅挤入股市前三名)表明随着农副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农业的发展问题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一、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农业发展的现状
  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主题为“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工作重点是贯彻落实往年的支农、惠农政策,保障主要农产品供需平衡,市场价格稳定。政府最近推出了雄心勃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计划,旨在结合农作物补贴、减税和内陆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等手段,以提高农村地区的收入。
  中国农业的发展,似乎只有两条出路:一、政府对农产品进行大幅度补贴;二、走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减少农民人数,实现从小农经济到大农场经济的过渡。政府补贴、农业投资、减税等措施虽然在目前来说不可或缺,但长远来说,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是大农业。
  对此,国内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的观点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在农外,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功夫不在农内,而在农外。如果仍然重复过去‘打补丁’的做法,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农业大国一般都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占有比较大的份额,但目前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是‘在天花板之上跳舞’。因此,中国不是农业大国,而是小农国家。小农国家最主要的问题是农民人口众多,土地所承载的农民人口压力过大,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退化,生存保障功能上升。”温认为,中国的农业已经到了不可维持的地步。他的判断主要基于四个方面:(1)从基本资源制约考虑,中国农业已失去了维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中国有14个省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1亩。在这些地方,土地几乎已经失去了生产资料功能,仅仅具备生存保障功能,其中6个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5亩的省区,连生存保障的功能都没有,而那些人均耕地面积超过1亩的地区,则大部分是西北部缺水省区。(2)行政性手段干预农产品价格的农业政策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以价格隐含的补贴来稳定农民的粮食生产和以价格上涨来补贴农业生产者收入绝非长久之计。(3)农村剩余劳动力无业可就的矛盾日益尖锐。按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计算,农村实际有6亿多劳动力,而农业生产只需要大约1亿多,所以,绝对过剩的劳动力有4~5亿。(4)农业生产效益如果长期在低水平徘徊,资金必然流出农业。
  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想真正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仍然要以“大农业”为主体思路,但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农业、农村、农民的范围来思考。
二、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1、规模化、产业化经营。许多人都认识到家庭经营规模小、效益差是当前中国农业的一个问题。但是中国农业经营规模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甚至不是一个组织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在五亿劳动力、九亿人口仍然依靠农业为生的情况下,少数人的“规模经营”,可能意味着多数人“无地经营”。因此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人口的问题、一个就业和收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也就是在许多人离开土地之前,这个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在某些沿海地区,正是由于人走了,规模经营才开始实现了。
  2、农产品价格调控。很显然,在农产品价格问题上作文章,已经不能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其他产业的问题。靠保持农产品高价来维持农民的收入已不太现实。
  3、土地承包制。土地承包制在相当长时间内还不能改变,与规模经营相关的问题是土地制度问题,这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一些争论。但是,就目前土地收益状况和农民收入结构而言,农户承种的那一小块土地,已经不是“高收入的来源”,而是“社会保障”即“保命田”。有了这样一块强制性地不可出卖、不可转让(当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转租)的土地,至少为农民提供了基本收入源泉,在农民无法找到其他收入更高的工作之前(如进城务工或乡镇企业)、或者又失去了收入较高的非农就业的时候,可以有一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避免中国陷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所发生的“城市贫民”问题,在中国的经济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多数农民已经在非农产业中获得了稳定的就业之前,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不应发生重大改变的。
  4、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这个一个农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不可能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机械化程度的逐渐提高,势必造成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但城市自身也面临“失业”问题,城市的工业化发展显然无法消化如此之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见,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部分仍然要在“大农业”的框架内实现就业,少部分可以由第二、第三产业来分流解决。
  5、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中国有如此之多的农林类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如此之多的农林牧渔类大中专毕业生。但科研机构大都设在大城市里面,技术成果在农业中的转化明显不足。大部分的农业类毕业生没有在农业的框架内就业,这已是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国家对农业院校的补贴政策显然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大部分涉农事业机构,仅仅承担着管理职能,无法在农业科技转化中起到纽带作用,一些地区的此类机关甚至沦为收费工具。
三、规模农业经济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可见,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仍然在于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但农业的发展又不能仅限于农业的框架之内。虽然在短期之内,农业的发展仍然要靠工业的反哺,但从长远来看,农业发展是一个需要依托农产品食品深加工、生态养殖、旅游服务等相关产业的系统工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建立现代化的高效农业体系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最终思路。
  实现规模化农业经济的必要步骤:
  1.农业生产规模化。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上涨,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农机租赁公司”及“农业工人”的出现正逐步带动农业生产向规模化方向迈进。粮食的播种、施肥、收割等过程的机械化,蔬菜大棚、蔬菜育苗基地、菜园果园等的商业化运营也势必造成“农业工人”的出现。这些都对中国农业的市场化运作至关重要。
  2.畜牧养殖规模化。2007年猪肉价格的大幅上涨带动了牛羊肉和禽蛋价格明显上涨,畜牧养殖业也在高利润的刺激下规模越来越大,养殖项目在各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虽然一些病毒性疫情仍然时有发生,但仍然挡不住人们发展养殖的热情。整体来看,养殖行业的发展令人振奋,前景令人期待。
  3.农产品及食品加工的规模化。
  从长远发展来看,米面等粮食深加工产业、保鲜蔬菜的出口加工产业、果汁加工产业、肉类屠宰及深加工行业的规模化程度将越来越高。农产品加工的集约化经营将会有力地带动农业生产的健康发展并有效保证农产品价格水平的相对稳定,同时农产品加工行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将对促进区域内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四、中国农业发展的几个关键举措
  1、对于规模农业经济的政策及财政支持。例如建立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农副产品加工出口基地、农业综合开发区,通过银行贷款、税收优惠、招商政策等对现代化温室大棚项目、粮食油脂果蔬深加工项目、乳品肉类养殖等项目进行重点扶持。
  2、根据地方特色发展区域农业。例如山东寿光的“蔬菜农业”模式,对中国大部分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同时,对地方土特产的生产加工、出口销售等进行规模化运作也可成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3、科学技术对现代农业的促进。引导、促进农业类大中专毕业生在“大农业”框架内就业,缩短农业新技术的孵化转化周期,将部分农业管理部门职能转换为服务机构等都将对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4、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分流就业。在盐碱等贫瘠地块上建立现代化农产品加工园区,引入大型劳动密集型农产品食品深加工企业将对促进农村人口就业具有良好效果,例如山东莱阳、河南漯河、河北隆尧等食品城的案例,对大部分农业区县的经济发展和农民就业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有条件的农村也可以“工业化发展”,无锡的“华西村”模式便是一个典型,但显然“华西村”模式无法被中国绝大部分的农村所复制。
农民价值的类型及相互关系
&&& 内容提要:当前中国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伦理性危机,其原因是构成中国农民安身立命基础的本体性价值出现了危机。中国农民本体性价值的核心是传宗接代,现代性因素的进入,致使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开始理性化,从而导致传统的构成农民安身立命基础的价值发生动摇。本文试图通过将农民价值划分为不同类型,并讨论不同类型价值的关系,来理解当前中国农村出现的严重伦理性危机。
&& &关键词:伦理性危机 本体性价值 社会性价值 农民价值的类型 文化建设
一、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
最近几年在全国农村调查,诧异地发现了诸多难以理解的现象,比如中央电视台2006年一期焦点访谈报道苏北农村“丧事上跳脱衣舞”,我则在河南、辽宁、江苏、安徽、湖南的诸多农村遇到过,只是没有见到跳脱衣舞,而是在丧事上表演欢快歌舞和以搞笑为目的的低俗小品。一百多年来,基督教在西方帝国主义保护下传教,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最近几年,全国几乎所有农村都出现了地下基督教的暴炸性传播。在一个村庄调查,问最近一些年有无老年人非正常死亡,一个老年人的回答是这些年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在一些农村,子女虐待年老父母不仅是令人发指,而且缺乏理性,更糟糕的是这类现象并非个别而是相当地普遍,以至于老年人说现在年龄大了的人想生活得好一点是不可能的事情。河南农村向来有强烈的传宗接代理念,现在却是“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生了两个女儿的家庭反而让人羡慕。湖北荆门农村,头胎生女儿,隔五年可以再生一胎,有些乡镇竟然有半数头胎生女儿的夫妻放弃生育第二胎。四川绵竹我们调查的一个村民组,一个70岁的老婆婆与瘫痪在床的丈夫离婚,不顾7个子女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嫁到城里退休工人。而这并非孤例,仅我们调查的同一个村民组近年来就发生三例老婆婆嫁给城市退休工人的案例。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闲暇时间大幅度增长,但在一些农村,农民相互之间的串门聊天反而减少了。河南安阳农村,农民相互之间竞争建房的高度,现在有的平房已经建到4.5m的高度,不仅经济上浪费,而且已十分不安全。村民见到我们这些外来调查者,以为是县里干部,而强烈要求我们出台限制房高的政策。农民为什么要竞争建房的高度?湖北洪湖农村,农民找各种借口摆酒宴到了荒唐的程度,以致每家小孩的每个周岁都会大摆酒宴收人情钱。湖南农村,有人娶了两个妻子(当然不是都办了合法手续),竟然成为当地农民心目中的榜样,笑穷不笑娼成为理所当然的共识。村庄内部的邻里矛盾,竟然从外面请黑社会来摆平。等等。
如上这些现象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10年来,已经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且已经越来越成为农村中司空见惯的景象。如何理解当前农村发生的巨变?这种巨变将变向何方?其后果如何?及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如此巨变?本文拟提供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以期为理解这些现象作些准备,并期待在不久之后推进这方面的讨论。
要理解这些现象,首先要理解农民对生存意义的看法,或者说要理解农民的价值类型。当前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流动、信息传播及国家权力向农村的渗透,使得现代性因素全方位进入农村,并因此改变和重塑了农民的价值观,改变和重建了农民行动的结构性条件,从而导致中国农村出现以上各种现象,导致中国农村正在发生(也许是不可逆转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二、农民价值的类型
在一个少变动的社会中,人们依据习惯和传统行动,而不必问为什么。而一旦发生了社会的急速变化,则过去那些不必问也事实上很少问的行动依据就会成为问题,在习惯和传统掩藏下面的行动的理由就会显露出来。
&&& 人的行动理由或行为意义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并构成了三个不同层次的价值类型,具体如下:
一是人的精神层面的价值,即关于人的生命意义的思考,关于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将有限的生命转换为无限的意义的人生根本问题的应对,关于超越性和终极价值的关怀。这种精神层面的价值,可以叫做本体性价值。本体性价值关心的是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对话,是一个人给自己生命意义的答案,是要处理个人与灵魂的关系问题,涉及人生的根本关怀和意义,是一个人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各种宗教所要解决并被宗教自称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中国缺少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中国儒家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回答,这对土大夫而言,就是“立功、立德、立言”,就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就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对于君子而言,就是养浩然之气,“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对一般普通人而言,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宗接代,就是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相对于西方彼岸与此岸世界的划分,中国儒家更多将安身立命的基础,将有限人生的意义,定位于现实世界,中国人相信“未知生,鄢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总之,在传统社会中,构成中国农民安身立命基础的恰恰是传宗接代,是通过繁衍子孙来延续个体有限生命的意义。在有些时候,也相信灵魂不死,来生转世的佛教说辞。
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灵魂不死,来生转世的佛教说辞,本来就缺少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就很容易被现代性的尤其是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消灭。在河南农村调查,农民也接受遗体火化,其原因是国家领导人的遗体也是火化的。死亡及安葬本身具有的终极价值上的意义被轻易取消了。
新中国为中国人提供了另外一套将有限生命投入到无限意义中去的说法,这个说法就是“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人民,民族―国家,共产主义,及更现实一些的集体主义,都成为个人努力的意义所在,通过在集体中的个人努力,并将个人努力集中到集体事业之中,再集中到民族解放事业和人类解放事业中去,人就获得了当下行动的意义,也就解决了人的安身立命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和残存的来世观念,进一步与迷信、愚昧、不理性等负面价值划上等号,而被抛弃,而毛泽东时代解放人类的共产主义目标看来是遥不可及了,人们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发家致富”,“个人奋斗”,为个人而活替代了为祖宗而活和为人民而活,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发生了变化。
&&& 二是人的社会层面的价值,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关于个人在群体中的位置及所获评价,关于个人如何从社会中获取意义的价值。
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尤其是在中国这种讲究人伦和社会关系的文化中,社会所具有的意义,实在已经大到将个人淹没的程度。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人之所以活,就是因为有气,就是要争气,就是不能受气。中国人的这个“气”,就是其他人的对待与评价所引起的情绪性反映。中国人的面子观,人情观,均与之相关。
中国社会之发达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儒家强调对当下生活的重视,对此岸的重视,对入世的重视,强调功名和现世生活。在根本上,儒家的这种强调会为人们提供本体价值的导引,而在常规时期,这种强调就成为现实的、日常的生活中,人际交往与评价的标准。刘少杰说,“中国社会缺少经基督教孕育的这种理性化和制度化的基础,长达几千年的宗法制度和宗族制度使人们特别重视亲缘关系、熟悉关系和圈子社会,这些感性层面上的关系成为中国社会成员的安身之根、立命之本”。[1]梁漱溟则称中国为“伦理本位”的社会。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生存价值中,有着更多为他人而活,为社会而活的成份,社会性价值中有时渗入了本体性价值的部分,因为在有些常规的日常生活中,人们误将社会中他人的外在评价与看法作为了人生的根本目标,并以此来获得安身立命的基础。
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个体可以从社会中获取两类不同的生存价值的判断。一是社会中多数人或社会的基本共识,构成了每一个个体对生命意义的想当然。在一个基督教信仰的氛围中,一个不信仰基督教的人会特别地感受到自己的孤独,他要苦苦寻求并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意义找到其他理由。这个意义上,人类历史上的先知是孤独的,但一旦他有了新的本体性的价值信仰,则他会忍受其他层面的包括生存层面的苦难。他就会舍生取义,为新的本体价值信念而牺牲其他的关系。在一个社会存在稳定的基本共识(本体价值信念)时,这个社会的人们并不会将这些层面的问题时时提出,而只有那些与社会大众的基本共识有差异的人们才会感受到人生中回答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第二种生存价值的判断,是他人的外在评价。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就会有社会中特有的位置,及由这个位置所产生的适与不适。人是从社会中获得自己位置,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认识和确证自己的。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本能地追求他人的好评,会在乎荣誉和声望,会有羞耻之心。
而荣誉和声望又是与社会分层有关的,一个人特定位置产生的适与不适,关键恰恰是其所在特定位置。中国传统社会的分层比如地主(经济上的)、士绅(声望上的)、族长(权力或权威上的),老年长者(年龄上的),中国社会要求每个人归于自己的位置,要求爱有差等,尊敬长者,要求三纲五常,都反映出社会中的等级与分层的安排。
在社会分层的序列中,向下流动所产生的感受会十分地负面,而向上流动的感受十分正面。所有人都希望至少可以保持目前的位置,有机会向上流动,做“人上人”,那就是非常愉快和有成就感的事情。向上流动就是获得了过去不能获得的社会好评,向下流动就会失去过去所获得的社会好评。
获得他人的好评有时会与其他价值产生冲突,当这种冲突发生后,个体在社会性价值的追求中到底会如何行动,就取决于他对名与实,对他人评价和个人其他目标的权衡。这方面的讨论我们将在下一节展开。
传统中国社会的等级结构及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文化,在新中国建立后被一并摧毁。所有人都是新中国平等的一员,甚至过去文化和社会资本及经济资本最少的贫下中农,成为了政治领导阶级,成了政权的依赖对象,成了“越穷越革命”的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新中国的这种颠覆,就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性后果,这种后果之一就是所有人的都加入到对社会承认的争夺中来,所有人都有了获得他人尊重和个人尊严的可能,所有人都不再愿意被他人歧视(不重视),都要求有脸有面,要求社会承认。因为过去不平等的基础被消灭了,这个所有人都希望得到他人尊敬和承认的社会中,那些积极分子就可能通过个人的努力来获取成功。也因此,人们远不再安于自己的生活,而在生产、政治、文艺的各个方面,发挥出超乎寻常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社会结构重新固化,个人努力在强大的社会结构面前显得有些微不足道。村庄内也出现了社会分层。改革开放之初,因为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个人对社会价值的积极追求就因为经济的可能性(大集体解体了,土地承包制度及由此释放出来可到城市谋取收入的剩余劳动力),而在村庄内部爆发了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异乎寻常的社会价值的竞争,这种竞争在缺乏本体性价值的背景下,往往变得荒唐不理性。直到新的结构形成,过度社会性价值竞争本身的荒唐性使这种竞争不再能获得社会性的荣誉评价时,这种社会性价值的竞争就可能嘎然而止,而留下的则可能是社会性价值的一片荒漠。
三是人的基础性价值,就是人作为生命体延续所必须的生物学条件,包括衣食温饱问题,这方面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又可以从二个层面来展开讨论,一是基本的衣食住行和基本的生命安全等涉及个体生命能否延续的条件,没有基本的衣食住行,人就不能生存下来,也无法繁衍子孙。二是超出基本生存需要的带有舒适意谓的衣食住行。人追求口腹之欲,希望更加舒适的个人生活,源自人的生物性本能。但人又不止是一个生物性需要所可以满足的,他还是一个社会的人,是一个希望生命有价值和意义的人,是一个只要有条件,就会追求自我实现的人,是一个有反思能力和攀比欲望的人。因此,人的生物性需要往往会上升到社会性乃至本体性价值的层面:正是经济上的成功,使个人自我满足,可以让自己有成就感,使个人可以获取社会声望。等等。
总之,个人的价值或需求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本体性价值,二是社会性价值,三是基础性或生物性价值,这三种价值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个人处境上,具有相当不同的关系,三种价值之间的互动及消长,即是历史条件变化的结果,又是生动的社会现象的结果。下面我们来讨论三种价值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及其历史条件。
三、三类价值的相互关系
&&& 我们来讨论三种类型价值的相互关系。在一个常规的稳定的社会中,三类价值的关系大致可以勾勒如下:
首先是本体性价值十分稳定,是所有人的共识,是人们认为的理所当然,是不被反思的身体无意识,也是一个社会内部的及个人的最深沉的情感。正是因为本体性价值的稳定,而使一个社会较少花功夫争论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一个人很少会不清楚自己的人生理想。本体性价值确立了一个社会运转最基础也最为根本的动力和模式。本体性价值构成了一个文明中最为基本的要素和内核。通过对本体性价值的理解,可以理解一个文明的核心,本体性价值的变化,是一个社会巨变的结果,也是原因。不同文明的差异,有时候正是源于本体性价值的差异。比如梁漱溟认为西方是向外扩张的文明,不断地向外探求真理,西方文明所要处理的,是通过人与大自然的斗争来获得人生价值。印度文明是向内扩展的文明,不断地向内探求,节制自己的欲望,通过禁欲来实现人生价值。中国文明是持中的文明,是一种早熟的文明,强调中庸,既反对不断地向外扩展,又反对一味地向求探求。中国人将人伦关系的状况,将传宗接代、延续子孙作为了自己的宗教。
当一个社会中有着稳定而明确的本体性价值时,这个社会中的个体人们关注的根本人生目标就不是问题,人们不会在人生的根本意义上发生困惑,人们要做的事情是调动各种资源来实现这个根本目标。对于已经实现这个目标的人来说,他就会表现出宗教般的宁静和纯粹,就感到满足,就可以忍受贫寒苦痛。而对于不能实现这个目标的人或难以实现目标的人来说,他们往往会焦虑不安、愤世嫉俗、自暴自弃,乃至醉生梦死。当本体性价值与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他就愿意牺牲其他价值,就会“舍生取义”,“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本体性价值的实现,是一巨大的幸福,是一深沉的满足。
在本体性价值十分稳定,人生目标明确之后,人们在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的安排上,都会围绕本体性价值的目标进行。而一旦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不与本体性价值发生冲突时,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也会追求自己的目标。社会性价值追求在社会中的地位,在人群中的受尊敬,希望个人生活得体面,希望获得其他人的好评,希望有面子和尊严,希望“办得成事,说得起话”,等等。基础性价值则追求更舒适的经济条件,更安全的环境,更良好的娱悦生活。等等。
当本体性价值目标稳定时,人们在追求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时,就会较理性节制,就不会太疯狂冒险,就会具有底线――除非有时候社会性价值或基础性价值本身替代了本体性价值,因为重要的在于本体性价值,且有本体性价值目标,有安身立命的基础。而当本体性价值目标变得可疑或难以实现时,社会性价值或基础性价值目标就可能被无节制地推到过于重要的位置,以致于社会性价值或基础性价值因为失去依托,而变得面目全非。本体性价值的动摇或丧失,生物性欲望就无节制,人们就会醉生梦死追求刺激性体验,在乎口腹之欲,行事缺乏底线,就更加追求外在的东西,更在乎当下和眼前的东西,就渴望赤裸裸的炫耀,就更缺少生活中的耐心和难以忍受现实生活中的苦难,更容易表现出极端情绪,就更加在乎外在评价,更加敏感于他人的态度,更加期待他人哪怕是表面的尊重,等等。
虽然本体性价值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本体性价值在决定人的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上甚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构成所有人的生存意义的最基本条件,却是基础性价值的实现,即一个人首先要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基本的生命安全可以保障。或者说,只有当一个人生存问题解决了,他才可能在乎他人的评价,才能思考人生的意义。一个终日为解决温饱而不停止劳作的人,一个总是处在生存威胁之下的人,就很难有时间停下来想人生的意义,他至多是本能地按照习惯来繁衍子孙。孟子说“仓禀实而知礼节”,是讲基础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的关系,此外,也只有仓禀实,才有功夫去关心更加超越性的东西。简单地说,一个生存不再存有问题的人,他就希望有朋友,有面子,有吹牛皮的机会,他就会思考有限生命的意义,并接受一套(极少数人可以创造一套)将有限生命投入到无限意义中的哲学(宗教)。这就是说,一个人及一个文明社会,一定要为有限人生提供一套关于永恒意义的说法,一套构成人们安身立命基础的本体性价值体系。
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时代,及不同的阶层,都可以有不同的本体性价值,即有不同的关于有限人生意义的说法。近代西方文明经历了一个由基督教文明向资本主义文明转化的本体性价值的转型,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是理性化,是一切目标以成功与否来衡量,成功的标准就是经济增长,就是货币增加。马克思说资本的天性是追求利润,是生产剩余价值,韦伯说资本主义文明是清教理性精神的结果,他们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即人以追求外在的成功作为实现人生意义的根本目标。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传统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文明被逐步地打破,传统的以对具体人和事为基础的信任,被以货币为代表的抽象物所替代,传统的以有限的需求来决定生产的基础秩序被以不断扩大再生产来创造(刺激)出无限需求,传统的以价值为目标的理性,逐步被工具理性替代,进一步则是工具本身成为目标,赚钱就是目的,过程高于目的,“拼命赚钱,且拼命消费”,人的价值被异化为工具的价值,人的目标变成了物的目标,人的终极意义变成过程就是一切,人们都忙忙碌碌,不知何为。清教为实现被拯救而拼命工作和理性算计的目标消失了,拼命工作和理性算计本身成为宗教。
虽然中国没有基督教传统,但资本主义本身的理性化以现代性为手段,传播到中国,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既是回应又是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尤其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深深地浸透于中国社会,中国被市场经济的狂潮褒挟而下。中国九亿农民千百年来借以安身立命的本体性价值的基础,在最近一百年来,不断地被各种力量所动摇和清洗,在最近10年来,中国农村农民的本体性价值终成问题,他们似乎又缺少中产阶级“拼命赚钱,且拼命消费”的机会。中国农村传统的安身立命的基础没有了,他们未来怎么办,是当前正面临着的问题。
四、本体性价值的实现形式
本体性价值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人生有限的问题,是有限的生命如何可以转化为无限的意义的问题。一旦我们不能找到有限生命的无限意义,一旦我们认为个体生命的结束就是所有意义的终结,则我们将无法真正有效地对待死亡,对待现在的生活。而一般来讲,有三种赋予有限生命以意义的办法,一是本能地行动,比如象动物一样本地能维系种族的繁衍。二是习惯性地按传统来获取生命意义,大家都是这样做的,自己也因此这样做,这样做本身就使得本体性价值实现于其中。在这个过程中,人是传统和文化的奴隶。三是具有明确的终极价值追求。本体性价值被提出来让人直面。尤其是在转型时期及本体性价值的实现面临威胁时,本体性价值就被从文化的理所当然中凸显出来。
而从本体性价值的类型来讲,则本体性价值的类型繁多,大体可以从宗教与非宗教两个方面来划分。所谓宗教,就是通过设定一个彼岸的世界,来为此岸世界寻找出路。此岸世界是有限的,苦难的,彼岸世界则是无限的,美好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都是通过设置彼岸世界来解决人生有限的问题。非宗教方面如中国儒家强调的“立功、立德、立言”,认为“三立”是不朽的。儒家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事实上是为普通中国人通过传宗接代来获得意义感受。现代社会中“成功取向”的人生安排,民族危机中的“救国情怀”,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将有限的人生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等等,均具有本体性价值的特征。
仅就中国农民来说,传统中国农民大体有三类本体性价值。一是宗教尤其是佛教转世说的影响,二是传宗接代,三是“人活一口气”的气。以下分别简单地作些讨论。
中国农民的宗教信仰十分地混杂,往往同一个庙宇供奉完全不同的神,在四川调查,一个小庙中竟供奉有20多个完全不同的神,中国也多有所谓三神殿,即将儒、道、佛的神供奉在同一个殿上,甚至供上新中国领袖作为神。中国民间宗教不仅混杂,而且功利化,所谓临事抱佛脚,有了事再去求神拜佛,希望通过选择一个好的坟地而让子孙发达,等等。在中国农村民间信仰中,明显有多神信仰的特征,各种神祉之间的关系也暧昧不清,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农民信仰的实用主义色彩和生活化特征。中国农民并不追求一元化的真理,并不沿着一个方向认死理,而允许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自相矛盾的道理共同存在。
相对说来,佛教虽然是外来宗教,但已深深浸入到中国农民的信仰之中,只是中国农民并不只是信佛。佛教精致的转世轮回说,为农民提供了关于来世可能的说法及今世行动的依据。
总的来讲,在传统中国社会,各种实用主义且混杂的民间信仰,为农民提供了关于灵魂不死,关于来世生活与现世联系,关于现世行动理由,及当下行为的永恒意义的说法。虽然这些说法十分混乱矛盾,模糊不清,却足以为人们提供各取所需的关于生命意义的想象。
但是,中国人的本体性价值并不完全依靠宗教,依靠对来世的想象,而更多来自对祖先的崇拜和子孙延续事业的热情。人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就被安置在安葬肉身的坟墓及祖先牌位上面。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个人有限的生命在无限的子孙延续的事业中获得了意义。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与中国民间信仰结合起来,就进一步形成了关于只有传宗接代、有人延续香火,才不致死后成为孤魂野鬼的实用主义考虑。
传宗接代还往往与一些更加实用主义的考虑结合在一起,其中如养儿防老、天伦之乐及村庄竞争等。不过,在这种实用主义的考虑中,传宗接代是基础性的,是不容被其他价值所替代的,即,一方面可以传宗接代,一方面又可以享受天伦之乐,当然很好。而如果两者发生冲突,则后者就要向前者让路。这是传统中国如果妻子不能生育则可以休妻的原因之一。当前有人过多关注生育的“防老”和“天伦之乐”等实用功能,忽视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生育本身的宗教意义,或本体性价值的意涵。
第三种具有本体性价值含义的是“气”。中国是农业文明,因其强烈的实用主义,而致在超越性的信仰方面严重不足,人们关心的都是伸手可以触及的具体目标,所谓光宗耀祖,发家致富,子孙兴旺等等。当一般性的本体性价值尤其是传宗接代不成问题时,缺少流动的村庄生活中的社会性竞争,就凸显出来,掩盖了真正的让有限生命以无限意义的本体性价值,而“人活一口气”了。为了争“一口气”,而不惜一切代价,以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气”的本质是将社会性价值错置到本体性价值上,因此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异态而非常态。
当前中国农村的困境在于,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虽然仍在,但已大大削弱,且被子女不孝等实用主义的考虑所反击,生儿育女不再是人生必须完成的义务,而是“划不划得来”的功利主义考虑的一部分。中国民间信仰仍在,且实用主义特征一如既往,但中国民间信仰因为受到科学和唯物主义的冲击,而越来越不足以担负起本体性价值的功能。“人活一口气”本来只是社会性价值被误置为本体性价值,现在因为农村人财物的外流,村庄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气”不足以成为支撑个人长期行动的理由。
总而言之,当前中国农民关于本体性价值,即关于个人行动的根本意义的说法成为问题。这是当前中国农村所面临的最大危机。
正是因为本体性价值的丧失,当前农村出现了诸多缺乏底线的行为,出现了申端锋所说“伦理性危机”,出现了本文开篇所列举的那些光怪陆离、让人匪夷所思的现象。本体性价值丧失了,人生的根本意义成为问题,因此,一方面是各种对本体性价值的寻求变得格外亢进,典型是地下基督教的疯狂传播,一方面是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的亢进,人们变得更加现实,注重短期利益,注重口腹之欲,行事更加缺少原则和底线,坑蒙拐骗、不讲信义、道德伦丧,就具有了存在的道理。也有人说,丧事上跳脱衣舞是符合中国民间传统的关于喜丧的说法,也符合儒家关于礼的论述,更符合庄子的道的精神。但是且慢,关键不在于丧事上是否跳脱衣舞,而在于跳脱衣舞的依据。当社会中的本体性价值出现危机时,丧事这一中国传统社会中用来寄托哀思、慎终追远,同时又是阴阳交会、禁忌极多的仪式,被当作了村庄内的社会性竞争手段。辽宁大古村一老人的妻子去世,他反对自己的儿子请歌舞团来表演欢快节目,他儿子说,我们不比别人穷,别人请得起,我们也要请。丧事这样的事关人生根本意义的仪式,竟然完全服务于社会性竞争,而没有最基本的底线。与此相一致,一旦村庄社会性竞争人意义消解,则丧事仪式就会由高度竞争变得毫无内容。在湖北农村曾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一个老人因为不堪子女虐待而服毒自杀,他三个儿子一商量,没有举办任何仪式,直接用三轮车将老人遗体拉到火葬场火化了事。显然,丧事上跳脱衣舞不是仪式而是反仪式的,本质上与不举办任何仪式即将死者火化是一个道理,是本体性价值缺失后人们行事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当前中国农村出现的本体性价值危机,是中国农村的最大危机。这是真正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理解本体性价值缺乏的原因,及如何应对本体性价值缺乏的后果,是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界的急迫任务。
&& 初稿:日于山东青州,
修定稿:日下午于江西上清镇,
&&& 注释: [1]
刘少杰:“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制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3期。
参考文献: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申端锋,“中国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中国评论》(香港),2007年3月号。
陈柏峰,“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刘少杰,“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制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3期。
原文载于《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
让我震惊的梅州农村见闻录
前几日,因一位极好的朋友家中老人不幸过世,我便随他一同返回他老家梅州乡下奔丧。在梅州的所见所闻,皆是客家风情民俗。唯有一些与客家民俗无关的现状,却让我在返深之后,一直无法释怀。
一、农村的土地抛荒问题。朋友所在的梅州地区农村,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属于典型的人多地少地区,特别是由于接受了一些外来的三峡移民之后,这里的人均耕地就更加少得可怜了。但是让我惊讶的是,朋友老家农田却大量地闲置抛荒,根本看不出半点人多地少的痕迹。在这个本该是“雨生百谷”的时节,田地里却看不到一个忙碌的农人,就更谈不上庄稼的长势了,到处都是半人高的野草。
按理来说,国家这几年对于农业的反哺力度不可谓不大,从取消农业税到粮食直补、良种补贴,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惠农政策。然而,我却在这个南方传统的产粮地区看到那么多的良田被大量抛荒闲置。我必须承认,那些在庄稼地里疯长的野草确实让我有些心疼、心惊和心寒!
我一直记得我们小学的院墙上写着的一行标语:无农不稳,无工不活,无商不富。虽然这行流传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经典口号,距离现在差不多过去了快三十年了,但是,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我一直都清楚地记得!
谁都不可否认,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兴则国家兴,农业稳则社会稳。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的人口国,每天消耗的粮食及农副产品比山还高,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农业,为这么多的人口提稳定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国家的繁荣、社会的稳定、持续的发展,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带着这些问题,我在向一位老伯求证的时候,他平静地说:“说起来国家是取消了农业税了,可是粮食的价格一直上不去,而与种田有关的农药、化肥、种子却是节节上涨,种田的人一年到头,根本就落不到什么钱。再说这点田,连家里人糊口都难,所以年轻人基本上都出去打工了,留下来的这些老弱病残就是想种地,也没有力气了。”
二、农村的基层选举问题。虽然中国的选举一直都给人一种“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朦胧美。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恰恰是在中国最为底层的农村,却是率先启动了民主差额普选的程序。我到梅州的那几天,当地农村普选活动正在静悄悄地进行之中。在离开梅州的前一天晚上,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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