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问底：关于信仰的力量
关于信仰的力量
---关于文化的思考札记之七
■小屋清风/文
在今天云南省西北部迪庆州和四川省西南部甘孜州毗邻的地方，有一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尽管这个地方很是神秘而且异常美丽，但由于接壤青藏高原，山峰峻峭，沟壑纵横；同时，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所以尽管两地离这里的距离都不遥远，但当时却极少有人到过这里。历史上只有两支队伍从这里走过：一支是喇嘛教的僧侣，另一支是中国工农红军。这二者区别很大，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都在追求“精神的天堂”。
长征中红军翻越一个叫党岭的雪山,那是长征中最高的雪山,很多人因为缺氧和劳累死去了,被埋在雪堆里。后来部队上来后,发现有一只胳膊伸出雪堆,拳头紧握。他们掰开这只手一看,里面是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里写道: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
是一种什么力量让红军如此坚强？信仰！
1925年，面对湖南军伐的威迫利诱，毛泽东毅然填写了“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份调查表。在“信仰”一栏中，他郑重地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1926年4月28日，李大钊第一个走上森然兀立的绞刑架。他目光坦荡，平静如常，毫无惧色。他铿镪有力地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
时年尚不足38周岁。谭祖尧、邓文辉等共20位革命者一同被绞杀。其中有几位还不是共产党人，还有一位是国民党人。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贞。莫道严霜酷，愈煞吾愈红。”这是中国共产党员郭庠生在解放前夕英勇就义时留下的诗句。郭庠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曾创作过《平型关抗日大捷》等200余幅宣传抗日救亡的漫画、油画。1947年5月，他奉命向华北转移时被叛徒出卖而被捕，但他身陷囹圄，历尽酷刑，却不屈不挠，视死如归。针对敌人的威胁利诱，他挥毫书写四个大字：无过可悔！又画了一幅《枫叶图》，并题写了这首诗。时年才37岁。
是什么力量让他们面对威慑和死亡时，如此坦然自若？同样是信仰！
在西方，也同样有这样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例子---
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苏格拉底在喝下毒药之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现在我该走了，我去赴死；你们去继续生活，谁也不知道我们之中谁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
无独有偶。宗教领袖马丁路德在罗马教廷作出死亡威胁的时候，也同样发出了类似的誓言：“这就是我的立场，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愿上帝保佑我。”
尽管他们失败了，但他们虽败犹荣。因为，他们都始终不渝地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即使是大难临头、人头即将落地的时候，这样的信仰也不曾有过一丝一纹的动摇。
有关信仰和信仰的力量，曾经横扫欧洲、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在他临死前说过这样一席话：“世间有两种武器：信仰和利剑。在短期内，利剑可能凌驾信仰之上，耀武扬威；从长远看，信仰必将打败利剑。我曾经统领百万雄师，现在却空无一人；我曾经横扫三大洲，如今却无立足之地。耶稣远胜于我，他没有一兵一卒，未占领过尺寸之地，他的国却建立在万人心中。”
而德国著名思想家、作家、诗人及科学家歌德在他晚年的时候则这么说：“世界历史唯一真正的主题是信仰与不信仰的冲突。所有信仰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对当代人和后代人都是光辉灿烂、意气风发和硕果累累的，不管这信仰采取什么形式；另一方面，所有不信仰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都只得到一点微弱的成就，即使它也暂时地夸耀一种虚假的繁荣，这种繁荣也会飞快地逝去”。
古往今来，沧海桑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许看不见、摸不着信仰。但信仰却是那样的悄悄地影响与改变我们的世界，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与命运。也正是因为有了信仰，才让一个有一个本来应该平淡无味的日子变得丰富多彩，才让人类在充满期待和希望的憧憬与向往中，世代繁衍，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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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信仰（faith，belief，conviction）？查阅词典，有关学者们是这样解释的：是人们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的选择和持有，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南。也就是说，信仰是一个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准则和态度。
有人说，文化的核心是精神，而精神的核心是信仰。如此看来，信仰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后天植入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等因素，对一个人信仰的选择是有决定作用的。
一个西方哲学家就曾经说，人是唯一不凭靠面包而活着的存在物。
但人首先得活着，活着就得吃饭、穿衣、住房，进一步，还得“温饱思淫欲”，有生理的满足比如性爱。这些，马斯洛、弗洛伊得等老先生都研究得十分地清澈，我们无须赘言。吃饱了，喝足了，“睡”够了，就该是精神的需求了，就该问询“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以及为什么活着这样看似浅显实则深奥之至的道理了。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感慨：活得没有意思。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活着。这个“什么”是指要给活着一个理由，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吧。人一定是要找出活着的理由和意义。若是没有意义，人是活不下去的。可见，理有和意义是活着的“宗”，反过来说，就是这个“宗”要给人的生命以意义，让人安身立命。
我们如果把这个“意义”或“宗”叫“信仰”，那么，“信仰”指向就是其背后是价值。推而广之，信仰是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是文化价值系统中那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宗”。如是，“信仰”应运而生。
所以，《博弈圣经》对信仰的定义是，人类特有的心理现象，是中立时刻的一次精神觉醒；所以，习总书记说，理想信念是我们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有关信仰，还有另一段很精辟却难理解的解释：是人对自身之外的物质或者精神的信任和依赖。持这种观点的人认定,信仰是人类否定自身获得救赎的产物。人类能够认识自身天然的不足，大胆否定自身，才有机会正视自己,寻求帮助和联合，才有机会生存和进一步发展。否定自我，寻求依赖，是信仰的开始；否定自我，获得拯救是信仰的归宿。在信仰中，人摆脱了的实在的困苦和困惑，获得了精神宁静，实现了对自身和生命的超越。
这种解读，让我们感觉，信仰离宗教很近。而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说，信仰就是一种近乎宗教的东西。所以有人说，人的信仰或者说活着的力量之源有三种，那就是：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功名利禄。而这种信仰的背后都有一个终极的追求目标。
我个人认为，信仰应该是一个人根据自身的价值取向与是非标准所厘定的可为与不可为之间的容忍空间。价值取向与是非标准是可以变化的，所以，信仰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坚定信仰一说。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所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将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的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的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当今世界的绝对要求”。
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古代寓言故事叫“愚公移山”。故事中，当愚公被问及何时才能将山移走时，愚公显得信心十足：“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会把山移走。这样的信念正是出自对于血脉传承的信心和坚持——个人有限的生命通过血脉在子孙后代中的传承达成无限。这应该是最原生态的信仰。
中华民族是一个很讲究远大理想与高尚追求的民族。
孔子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孟子也曾教诲我们：“虽千万人，吾往矣。”
中国古代推崇君子的为人准则即“六德”，用今天的话来说，应包括这些内容：做人，对上恭敬、对下不傲，是为礼；做事，大不糊涂、小不计较，是为智；对利，能拿六分，只拿四分，是为义；恪律，守身如莲，香远益清，是为廉；对人，表里如一，真诚以待，是为信；修心：优为聚灵，敬天爱人，是为仁。而做到了这六德，即为“君子”，即实现了精神的升华，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当然，这种修身养性得到的回报是“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等等。
《大学》一开头就提出了知识分子价值追求的三纲领，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善。”三纲领是一个要求由高到低、内涵由简单到复杂、活动由自身到他人以至群体社会的过程。为了实现三纲领，《大学》提出了具体步骤，即八条目：“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简而概之的说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表现出较强的逻辑性，他们由小到大、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可以说，这实际上就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信仰与追求。
需要提一提的是，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书生情怀”之说。而知识分子应该说是一个自觉地承载了民族和国家道义和信仰的独特群体。尽管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他们的思想很少占据主流，但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比如像忠、孝，任、义、礼、智、信；比如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比如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张载有一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一种何等的气魄！在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当中，还曾产生过大批的优秀人物，并且涌现过很多为了理想，为了天道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典范。
其实，在古代，中国的国民性不单单是“书生情怀”。比如，春秋时期,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思想灿烂绚丽，极富进取心，也极富创造力，到处是慷慨悲歌侠肝义胆之士。与之相得益彰的则是直到今天仍令我们神往的诸子百家,洋洋大观！那时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的是中国传统中最健康的东西,如信、义、仁等等。
秦始皇之后,专制皇权大行其道,对人民一代一代进行奴化教育。被统治阶级阉割后的儒学道统使得中国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政治权力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因此成了一盘散沙，并发展为
鲁迅先生所讲的喜欢伸出勃子看人杀头的麻木“看客”。
新浪的“文化版块”前不久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从马航到尼康都对中国人视若无睹？》的文章，文章说的主要意思是：中国两千年的君主专制，使它的人民普遍缺乏在契约和法治的框架内伸张权利的公民意识。并说，这样的人民是“一盘散沙”，可能有私德，而鲜少有公德。文章这样写道----
1885年，美国怀俄明州爆发了一场针对华人屠杀，死了几十人，唐人街火光冲天，浓烟久久不散。
受颟顸无能的清政府拖累，19世纪的海外华人饱尝歧视，忍辱负重。但细究史料不难发现，此次屠杀是由白人策动的，不过并非普通的美国白人，而是刚刚移民至此的西班牙人。
这是为什么呢？15年后，德莱赛的名著《嘉莉妹妹》出版，里面有段情节描述的是芝加哥工人大罢工----
作为一个失业已久的流浪汉，主人公听说电车工人罢工，电车司机不上班了，心想“我能不能去挣点钱呢”，于是跑去开车，结果被工人痛扁，头破血流，工钱也不敢领，逃回了家。当时的华人，很多时候便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即工人阶级眼中的“工贼”。以加利福尼亚州的劳工骑士团为例，这是美国历史上的排华急先锋，叫得最响，喊得最凶。但说到底，它又不是3K党这样的邪恶团体，不过是当时遍及世界各个工业化国家角落里的工人运动的分支。并且，翻检其主张，不分种族、没有歧视、同工同酬、不用童工等伟大光明正确的字眼也目不暇接。
盖因华人不参加工人运动。工人阶级是弱势群体，想跟资本家斗，除了抱团，别无他途。如果大家都罢工，你去上班，势必使整个运动溃于蚁穴，分崩离析。而当时的华人不仅不参加罢工，还破坏行情——拿着及其微薄的工资也能埋头苦干。这是其他少数族裔绝对无法容忍的。
1882年，美国出台了历史上唯一一部针对特定种族的法案——排华法案。这件事的吊诡之处在于，彼时美国的远东政策是扶持中国牵制日本，关系好到其驻华公使蒲安臣卸任后居然当了清政府的首任外交使节。并且，清王朝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去的正是美国。事实上，排华也不符合美国当时的主流精英意识形态。法案是在阿瑟总统手上通过的。此人是林肯的好友，废奴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一贯反对种族歧视，曾经说过：“种族平等，尤其是移民自由，针对世界上任何苦难的人张开怀抱，这是美国的立国精神。”阿瑟一再否决排华法案，最后实在顶不住才勉强通过。而支持者的理由，他无从反驳：华人破坏民主制度，从来不参加选举，即使给了他们选票，也被工头的小恩小惠买走。
两千年的君主专制，耗尽了国人的爱国精神。没有一个国家像古代中国一样，如此高调地宣传忠君思想。但也没有一个国家如它一般，随时准备推翻君主。“彼可取而代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乡土为存在单位的中国人，一旦离开其土生土长的县域，就会感觉很陌生。事实上，秦汉以降，中央政权是靠政治强力而非情感认同把臣民归并到一起的，基层仍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存在，用孙中山的话讲就是“一盘散沙”。这样的人民，可能有私德，而鲜少有公德。要么做稳了奴才得过且过，要么忍无可忍揭竿而起，在契约和法治的框架内伸张权利的公民意识则几不可见。
最近有本书叫《不死的中国人》，是两个意大利记者通过采访当地华人写成的。书中展示了意大利社会对华人的态度转变，从早年的热情好客到现在的警惕厌恶。在他们眼中，华人除了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忍耐力，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封闭和神秘。即从不参加公共生活，毫无参政意识，对融入当地没有任何兴趣，只是不停地干活、赚钱、储蓄，夜以继日，不知疲倦。为什么叫“不死的中国人”？因为意大利人几乎见不到华人的葬礼，有好奇者随口说了句“中国人永远不死”，便以讹传讹了。答案其实很简单：华人到了60多岁时，基本都回家养老了。带着半辈子攒下的血汗钱。
这篇文章说的“公民意识”，实际上是批评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某种缺陷----缺乏民主与法制精神。
清朝未年，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与坚忍无与伦比,但对当时中国人的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也印象深刻。在日本，有本侮辱中国人的书叫《支那论》,说中国人“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其实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效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人民变成了国民。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力,二是有没有财富。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明治维新同时,日本搞起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一切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的时候,清朝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没有了信仰，就没有了未来，他怎么能不麻木不仁？
有人说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没有西方人那样的宗教信仰。但日本人却学到了最初来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豪侠人格，并发展为武士道精神。因此，石原莞尔认为,中国原先也是有“武士”的,但这种“武士”在宋朝以后永远消失了。可中国的“武士”在日本得到了发扬光大。戴季陶说,日本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的画中,都含有不少杀伐之气。
日本神道最强调“忠”。“忠”在日本才是一种宗教,并成为超越其他一切宗教的思想。缘由是这个岛国历史上从未受过外来侵略,也没有发生过王朝更替,是所谓“万世一系”。武士道精神加上对天皇的忠诚,使日本出现了一种畸形的信仰,将死亡视为解脱,认为死者可以免于受到谴责。武士道强调看透死亡。武士道最初要学习的就是忍耐、冒险和自杀。“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而且是果断地死,毫不犹豫地死。
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说，他看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军的照片,总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清军士兵无论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厚道的农民；而日本农民不管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武士。你再看看日本的军歌:“……冲向高山,让尸骸填满沟壑；走向大海,让浮尸浮满洋面。”在现代世界军队中,哪支军队有这样又是尸体、又是鲜血的军歌?
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
梁启超说:“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日本自然资源实在匮乏,所以就最大限度开发人的资源。明治维新时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它首先抓的是对人的教育。这里说的教育指的是完全不同于日本“唐化”后的旧式教育,而是“欧化”后的新式教育。甲午战争10年后,日本又打赢了日俄战争。日本天皇说,赢了这场战争,他最应当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士兵绝大多数都受过小学教育,而沙俄士兵则大多数是文盲。
中国古代文明太灿烂了,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强国,因为它缺乏文明的原创力,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况且日本是个爱学习的民族,谁强跟谁学,而且学得有模有样。当年它被唐朝打败之后,立即派出大批遣唐使。那时日本,弥漫的是一股“唐化”之风。二战结束后,东京的废墟瓦砾还没清除干净,裕仁天皇就签发了向美国派出留学生的诏令。所以,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时间,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并不让人惊讶。
清朝经过了30年的军事变革,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脱胎换骨的新式海军和陆军,但它的军事变革是失败的,主要是观念落后。胜利的军队用未来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失败的军队用昨天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清朝的军事变革,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彼得大帝的改革那样,“大胡子剃掉了,德式西服穿上了,但是留大胡子、穿旧式服装时期的那些思想却留下了。”清朝的军事改革从根子上没有能够摆脱农耕文明的桎梏。农耕生产方式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天下太平,有饭吃就满足。农耕文化的眼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看的。清朝内斗那么激烈也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因此,北洋水师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奉行的却是长期防御性战略。这是一支农民的海军,因此是一支守土的海军,而不是一支经略大洋的海军。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清朝怎么能赢?
对于日本的文化与精神，有人讲了这样一件小事，说他在看二战时期日本军队的影像,总觉得日本军人脸上有股异样之气,别人很难模仿。而一些老干部看了我国演员扮演的日本兵,总说:“不像。”为什么不像?缺少了什么?他将了一个故事，说他一次在日本访问时，正值马拉松比赛,7大电视台全部转播。日本几乎是全国观看。有一个运动员腿扭伤了,花了近5个小时才跑到终点,但日本电视一直在跟拍他。街道两侧,密密麻麻全是为他鼓气的人。这个人说，看了这段电视后，他突然明白了日本人身上那种异样之气是什么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甲午战争前不久,李鸿章访问英国,英皇室为他表演网球。事后问他观感。李鸿章说:“很好,很好,只是实在太辛苦,何不雇人来打?”
有人说，中日文化应该也算同根，可后来的差别太大了！中国老百姓送亲人上前线,哭哭啼啼。日本人出征的情形,梁启超写过了:“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他还说,日本人欢送亲朋子弟入伍都以“祈战死”三字相赠。报刊所载赠人从军诗,都以“勿生还”相祝贺。就连在日本社会地位最卑微的妓女,也捐钱捐物资助国家战争。
旅顺大屠杀时,中国百姓几乎未有任何抵抗,绝大多数神情麻木,如待宰羔羊。李鸿章幕僚罗丰禄描述:“倭人常谓中国人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福泽谕吉说:“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同样的一幕发生在当时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悲惨的史实和所受的污辱至今都令中国人的内心流血！
那时候在中国一共发生过两次刺杀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次是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一次是尹奉吉炸死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两个义士都是朝鲜流亡者。朝鲜人在中国土地上有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让日本人胆寒。我常常想,如果他们是中国人该多好。如果一条鱼病了,是鱼的问题；如果一条河的鱼全病了,那就是水的问题。
有一句话，叫“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
甲午战争发生40年后，一个奇怪的情景发生了！有一批中国人做出了这个民族近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壮举。这个壮举令世界震惊,也令中国人自己震惊！
这就是1934年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工农红军一扫甲午年间中国人的那种懦弱、麻木、贪生怕死,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他们是那样英勇,大无畏,那样藐视死亡和苦难。
长征,被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比作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和美国人征服西部。他认为:“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布热津斯基说:“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来讲,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
这支衣衫褴褛、面带饥色的军队从南中国出发时有8.6万人,到陕北时只剩下不到6000人,可正是这支军队,后来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新生政权。
仅仅40年,他们应该还算是甲午同代人。他们怎么会这样?是什么使他们改变得如此面目全非?为什么2100万革命先烈不惜掉脑袋，为什么平均年龄不到25岁、每百人不到80枝枪的弱小红军赢得了长征的胜利？为什么一个政党，从成立到夺取政权，仅用了28年不到的时间；而如果从1927年，即国民党政府把中共杀得血流成河、奄奄一息，共产党擦干了血迹，掩埋了自己同伴的尸体的时候算起，则仅仅用了22年不到的时间。靠什么？
靠信仰！教育的革命带来了思想的革命。军队是更需要思想的。对一支军队而言，思想才是真正的杀手锏。红军就是一支有思想的军队，所以它战无不胜。
毛泽东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
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也正是这群有信仰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甲午战争失败的阴影。抗日战争中,他们不仅彻底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还在第二个甲午年到来之际,打胜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这似乎是一个宿命。当年的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抗美援朝战争,又回到了60年轮回的原点,这一仗不仅挽回了中国军人自1840年以来屡战屡败失尽的颜面,而且为民族复兴提供了重要心理支撑点。这是毛泽东的大手笔。
萨镇冰曾是北洋水师的管带,刘公岛鏖战时,夫人来探望。萨镇冰说:“这里是什么地方?今天是什么日子?告诉她就当我死了,叫她速回!”夫人垂泪而归,不久就去世了。萨镇冰后来重建民国海军,解放后还当过中央军委委员,但终身没有再娶。他在抗美援朝胜利后欣喜若狂,写下了“终有扬眉吐气天”的诗句。去世前还赠诗毛泽东:“尚望舟师能再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真正开始正视中国并试探与中国建立邦交,自朝鲜战争始。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精神的颠覆呢？
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人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最高理想，提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真正解放自己的口号”。
当然，实现自身的价值总是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这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佐证。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但一个重要区别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由此会生发出不同的精神力量。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明确提出过“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将每个革命者个人的诉求和整个阶级的诉求有机联合在一起。以后，让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社会是公平、公正的，不再有剥削与压迫，是民主、自由的，逐步成为革命者的理想、信念或信仰。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与追求，就有了淮海战役我军以60万打败了国民党的80万的神话般的故事---因为在60万的背后还有300万支前民工。正如那首《支前民谣》唱的：“最后一碗米，送去作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亲骨肉，送他上战场。”。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早几年发生在汶川地震中的西方通信社的“两个想不到”加以证明：想不到中国军队和老百姓关系这么好；想不到中国军人到灾区不带枪。
有关这支军队，一位网友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曾经创造了太多的奇迹伟业，也承受了太多的苦难痛楚。他诞生于狼烟四起、国亡家破的年代。虽一无所有，却凭滚烫的热血、不屈的脊梁和如盘的信念，毅然担当起拯救国家和人民于水火之中的历史重担。比所有励志故事都豪壮都残酷都震撼的是，他们被包围被封锁被孤立被围剿被扫荡，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们会被堵死围死困死饿死冻死累死……但他们不但挺住了而且逆袭了，历经无数枪林弹雨、经受无数血与火的磨难，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反过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曾经何其强大的苏共后来病来如山倒，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泰勒曾敢叹地说：“文化可以使一个人因为某些食物被打上不洁净的烙印而饿死，尽管该食物的营养对一个人是有效的。文化可以使一个人为了扫除污点而剖腹或枪杀自己。文化的力量大于生死。”我们民族历经了无数次战乱、天灾等磨难，最终却坚韧地生存了下来，并相对完好地保存了自己的文化，这正是因为中国文化所涵养出来的中国人坚信在集体事业中可以实现个人永恒。
2006年，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指出：“崇高理想，坚定信念，是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伟大旗帜，是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的力量源泉。”
习近平指出：“在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
有人问，你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让中国人有了力量，那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那些西方人实现了物质与精神平衡？
是基督教的“原罪”、法的规范、人性的促进。这又奠基于西方文明的三个源头：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化、罗马法。正是有了这三点，保证了生活在金钱主义社会的人们，没有被金钱淹没，而是在文明的道路上走出很远且继续前行。
比如，基督教伦理道德观的基础为信原罪，认为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因偷食禁果犯的罪传给了后代子孙，成为人类一切罪恶的根源。人生来就有这种原罪，此外还有违背上帝意志而犯种种“本罪”，人不能自我拯救，而要靠耶稣基督的救赎。人必须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妻子和财物。否则,人若不信或不思悔改，就会受到上帝的永罚，要在地狱里受煎熬。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人的灵魂会因信仰而重生，并可得上帝的拯救而获永生。“重生”和“永生”这是信仰给你的回报。
在我们很多人的眼里，美国人追逐金钱，金钱至上。其实，美国人远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么热衷于金钱。比如，每个美元上都印有“我们信靠上帝”。这种追求金钱和精神的平衡，反映在美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比如，美国的好莱坞生产了一部部影响世界的电影大片，其电影中的永恒主题，英雄们都带理想主义和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至少他们自己认为在拯救社会乃至拯救世界。比如，美国还有那么多的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放弃优裕的家庭生活，到世界上最贫穷地区帮助受苦受难的人们，一呆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一生。所以我说，如果不是美国政府太过霸权，太想以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改造不同文化和传统基础上的各国的核心价值，美国的文明还是很多东西值得借鉴的。
可见，要确立正确或无害的的道德观、金钱观，必须引入精神的力量，以精神追求平衡物欲追逐。西方人内在的精神追求是宗教信仰。中国的宗教信仰不追寻本体和本源，更多的是以满足人的欲求为重，另外，“宗教是鸦片”，可见，我们的道德建设不可能借助宗教信仰，只有靠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与追求。当然，这种理想与信仰是中国化、现代化的。
我们必须承认，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政治信仰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马克思主义以其对阶级关系、阶级剥削的深刻揭示，支持中国的无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革命胜利。问题在于，马克思为人类勾划了共产主义的伟大图景，但究竟如何实现，马克思只告诉了我们革命阶段的做法，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在执政之后，特别是在世界政治生态发生预料不到的变化后，社会主义建设及工业化、现代化的路径具体该怎么走。加之，进入执政阶段后，精神目标该如何落地，如何增强质感，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没有做好。于是，以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来实现“物质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路径，遇到了挑战甚至出现了危机。
还有，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政治上，人民群众政治参与需求旺盛与政治参与的渠道不畅并存，导致政治参与失序。经济上，市场经济体制无法有效制约权力同资本的联盟，中央宏观调控无法令行禁止，中央文件和政令不能畅通。文化上，各种思潮交互碰撞，主流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亟待加强;一些党的干部理想信念动摇。社会上，各种社会利益错综复杂，相互纠葛;党面临社会管控危机，群体性事件屡有发生，此起彼伏；社会信任危机频现，社会日益脆化和碎片化。这些问题的出现，都考验着我们党的执政能力，也对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于是有不少人对信仰产生了怀疑。没有了政治信仰，就意味着没有了值得仰视的东西，就没有了终极追求，精神大厦就有垮掉的危险。除了精神的原因，还有物质生活领域的矛盾和问题，比如西方发达国家以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因此趋向精神。我们在这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故片面强调精神难免奢侈。事实上，很多人出现了道德价值观的紊乱，觉得除了金钱再没有让他产生激情的东西，滑向了功利主义的深渊。
这说明，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过程，或者说真理是无限的探求过程，我们不可能掌握绝对的真理，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推陈出新，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与完善。
其实，宗教伦理与教义也是注意与时俱进的。以基督教为例：基督教也曾遇到过危机，这个危机源于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因为一直宣扬的是上帝全知全善全能，既然全知就应当知道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知而不阻止非全善，阻止不了非全能。由于历史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越来越少地看见上帝的行动。特别是到了文艺复兴的前后，甚至有人直接喊出了“上帝已经死了”的口号。
困惑如何解决？借助神学大师奥古斯丁的答案：上帝把选择的权力交给了人类，是人类滥用了权力。怎么办？重回伊甸园。为什么在科学高度发达，包括科学家仍然信仰宗教？就是因为宗教改革与理论发展，真正将“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实现了宗教与科学互不解释。
培根就这样说过：“学一点哲学会使人脱离上帝，多学哲学会使人回到上帝。”虽然尼采在19世纪已喊出了“上帝已死”，但这并不意味着信仰的丧失，甚至相反，这还把人类从狭窄的信仰胡同中牵到广漠的信仰领域之中。于是，一切存在都成了隐性的真理和潜在的信仰，单一至尊的信仰形式被多元文化思潮的泛神化内容所替代。这也就是现代人的信仰背景。人活着总要有点精神，因为精神也跟肉体一样有其自身的需要，这跟树苗向天空伸展，河流往大海奔流一样自然。
人们可以破碎一个旧神话，同样也可以创建一个新理念。所以当物理上的上帝已经被人从脑海中淡化的时候，康德表示：“即使这个世界上上帝真的不存在，那么因为需要，我们也要创造出一个上帝来。如果说，上帝是宗教的需要，那么宗教就是道德的需要。如果没有了上帝，那么还有谁能够管理超出道德，游离于法律之外的行为呢？”按照他的解释：上帝应该是真、善、美的代表，是智慧、正义、力量的化身，是道德行为的审判者。人们需要真善美，需要智慧、正义、力量，需要道德审判，这些离开了上帝，几乎是无所适从。
拿破仑说得更直白：“基督存在的本质是奥秘的，我并不明白。但我明白一件事，他能满足人心。拒绝他，世界就成了一个费解的谜；相信他，人类的历史就可以找到圆满的答案。”
基督教危机由神学大师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突破，则一定要由当代中国的政治家、理论家与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来完成，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的论断。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紊乱的问题，根本的出路或治本的办法就是重新找回中国人的信仰，进而建设起坚固的信仰大厦，以信仰奠基核心价值观及其价值坐标。也就是说，要加快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胆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寻找到一条中国式的通向人类大同的切实可行的路径。
精神力量的重新焕发需要信仰大厦的重建，而重建需要理论的突破。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以全新的视野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并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是，伴随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还需要不断地充实其基根。
比如，既然我们已经决定不再提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那么就必须重新诠释共产主义信仰，弄清这是一个政治目标还是精神目标，或是社会目标。更具体一点说，我们提倡和平发展，建立和谐世界，坚持“命运共同体”、“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中国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贫穷”等理念下，我们需要寻找共产主义信仰的新路径。再如，我们可以不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核心价值观，但我们是否一定要否认普世价值。因为人类失去了共同的标准和追求，必出现虚无主义，出现绝对价值的丧失，那无疑是十分可怕的。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如果再否定人类最终目标的共同性和相通性，只能堕入虚无主义的深渊，金钱主义、享乐主义必将愈来愈严重。
还有就是怎么对待民众的价值观的问题。譬如信奉宗教，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说“宗教是鸦片”，但不少国人信仰的佛教却提倡所谓“一沙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我们是否还继续把整个民族带向无神论，由此失去敬畏，同时让没有或不接受共产主义信仰者的灵魂永无归宿？如果太多人的灵魂无所寄托，结果就是滑入现实功利与及时行乐。而对于老百姓来说，我们可不可以将真善美作为自己的信仰？因为真善美是人类精神的统一体，是人类自身所要追求的。人类自身的使命就是追求自己的本性、特别是精神方面的本性的全面实现，也就是马克思所讲的人的自由的全面实现。类似的重大思想和理论命题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党提出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创新。但更为重要和至关重要的是，提出“三个自信”，我们就要用实践证明，我国走出来的这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愿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形成的这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是成功的，是具有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多优越性的制度。我们只有以中国的成功实践向世人昭示：共产主义不是梦，而是真真切切的现实；只有用事实宣告
“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破产的时候，我们才能笑到最后，才能真正说共产主义战胜了其它的主义。
&在当前，让那些沉迷于金钱、物质的人尽快找到金钱之外值得人们信仰的东西，这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而又现实的使命任务，不能推卸，也无法推卸！而实现“中国梦”，让每一个中国人过上好日子，活得有尊严，这也是重建信仰大厦的关键之关键。
总之,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大胆创新，果敢担当，在理论方面不断突破，在实践方面不断探索并及时加以总结、归纳，真正找到一条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富民强国、公平、公正、民主、法治、文明的路径，从而当仁不让地掌握这样的话语权、解释权与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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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确立和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崇高信仰始终是我们党的强大精神支柱。”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
在去年8月10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党员、干部要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有人说，你若想活得轻松，不要有信仰，因为有信仰就有约束，有信仰就有敬畏。但如果想使自己的人生过得有意义，就必须有信仰，因为人活着本身没有意义，是信仰告诉我们意义在哪里，怎样才能实现意义与价值；我们不可能天天生活在高尚的精神世界里，但精神世界里不能没有高尚的因子，惟有心中时时荡漾高尚，才会避免走向庸俗；唯有脑海中装着崇高而神圣的信仰，生命之树才会长青。
2012年7月1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级本科生、时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的卢新宁女士应邀到北大，在北大中文系2012年毕业典礼上为她即将毕业的学弟学妹们做了一次演讲，题目就是《在怀疑的时代依然需要信仰》。
卢新宁女士的演讲让我这个大学毕业后已在社会闯荡了近30年的老书生依旧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不为别的，为了她演讲中的那两个字---“坚守”！——在一个物欲横流，花红酒绿，甚至仿佛整个社会的价值天平都发生了倾斜，提到信仰两个字都让人发笑的情境下，坚守有多难！你懂的。但卢新宁女士说----
----如果把生活比作一段将理想“变现”的历程，我们只是一叠面额有限的现钞，而你们是即将上市的股票。从一张白纸起步的书写，前程无远弗届，一切皆有可能。
----这个社会更需要的，不是北大人的适应，而是北大人的坚守。我唯一的害怕，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你们或许不相信了，因为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讲理想的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因此，在你们走向社会之际，我想说的只是，请看护好你曾经的激情和理想。在这个怀疑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信仰。当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我很担心，“怀疑”会不会成为我们时代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
当许多同龄人都陷于时代的车轮下，那些能幸免的人，不仅因为坚强，更因为信仰。不用害怕圆滑的人说你不够成熟，不用在意聪明的人说你不够明智，不要照原样接受别人推荐给你的生活，选择坚守、选择理想，选择倾听内心的呼唤，才能拥有最饱满的人生。无论中国怎样，请记得：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
你可以不赞同卢新宁女士的话，但您无法否定她的高度、热度、激情与真诚。而这个年代，这些，是那么的稀罕与弥足珍贵！
无独有偶。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徐兆寿先生在一篇题为《致新同学》的文章说，在大学里，永远只有师生，不应该有领导和让人恐惧的权力；永远只有求知的心灵和崇尚精神的灵魂，不应该有拜物教和庸俗主义。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物质至上的时代，是一个视精神生活为虚无的时代，但这应该是大学这个无形之墙之外的世界。大学应该与那个纸醉金迷的世界有所区别。大学当是一种精神的圣地。有人说，大学是大师所在的地方。这话当然是对的。我要说的是，大学是精神圣徒们修行与创造的世界。
坚定信仰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武装头脑。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可见主动探寻与追求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信仰的特点是入者不疑，疑者不入，只有自己主动追寻才有可能确立下来。但列宁也指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思想不能自动产生，而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
周恩来曾经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也说得很直白：“要以耐心说服诱导的精神，争取官兵和人民的信仰，团结他们在革命主义与政纲的领导下而坚决奋斗。”可见，这种武装既包括主动的学习与吸收，也包括有针对性的灌输与教化。
我们自小受到夏明翰、许云峰、江姐等革命先烈精神的熏陶，他们的精神魅力之所在，也正好说明信仰的力量。事实已经并将反复证明：人类在奋力抗争邪恶、解放被剥削和被压迫民众、捍卫精神自由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肉体可以被蹂躏或者牺牲，也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克服艰难险阻。这其中，精神与理念虽是无形的，是永恒的，是可以凝结为巨大的甚至坚不可摧的力量。
当走在红军路上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不思考那代人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进而矫正与丰富自己。
1985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邓小平还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
1999年，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强调：“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任何时候都丝毫不能动摇的。”
治天下者先治己，治己者先治心。用今天的话来讲，信念是一种精神需求，决定着人的价值观念、精神状况、作风行动，关系着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关系着党的执政能力，甚至关乎党的生死存亡。那么，在推进改革开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没有了枪林弹雨，没有了血雨风腥，我们还要坚持什么样信仰？
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习总书记提出，要把学习作为一种精神信仰和终身追求，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利观，切实经受住各种考验，不断提升思想高度和道德情操。同时明确指出：“今天，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面对全球化、信息化的开放的执政环境，处身利益诉求、矛盾问题交织互联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员干部更要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并且把远大理想和现实目标结合起来，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同时，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炼就“金刚不坏之身”。
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具有强大吸引力、说服力、凝聚力的话语体系，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用以解读中国的基本国情、价值理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论述”，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论述”，从而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赢得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
所以，我们不要回避洗礼甚至“洗脑”的说法，我们要有足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加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和理想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当然，理想与信仰不能是空洞的。
2012年11月15日，习总书记在率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作了回答：“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席质朴的话语，是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这，也是让信仰弥坚的实际与物质保证！
当然，从更长远的发展或者从共产党人的角度来看，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类对最美好的社会形式的终极追求。虽然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没有像小说《乌托邦》一样详细描述“共产主义社会”是怎样的。但在理论上，共产党人心目中的共产主义从来就不是虚无的，而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社会：一个消除了阶级的社会，一个生产力极大发展的社会，一个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所有的财产归全人类所有，产品各取所需，所有的人平等地享受社会经济权利，人们不再将劳动做为谋生的手段，而“劳动将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
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为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物质极大丰富提供条件。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服务于共产主义社会，所以可以说，共产主义社会在现实中发生，在现实中进行，在现实中实现。可以想见，当我们完成民族复兴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完成之后，我们肯定会开始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建设，并为真正实现那个崇高的目标而不懈追求。当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建设完成时，就是人类社会进入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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