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对外传播需打破五种唱衰论调
2017年9月，以“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为主题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将在中国厦门举行。这次会晤将总结过去十年金砖国家合作经验，规划未来发展愿景，为当今世界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贡献新的方案。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立以来，各领域合作日益加深，发展与合作成果不仅直接惠及五个金砖国家，还为南南合作和南北协调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如此，目前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还存在许多误解，各种唱衰金砖国家的论调此起彼伏。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只有利用各种对外传播手段和平台宣扬金砖国家合作理念和成果，打破各种与现实不符的唱衰论调，才能将真实的金砖国家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
宣扬发展成就，廓清“金砖国家褪色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并且复苏进程十分缓慢。在此过程中，金砖国家经济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2015年金砖国家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加权后的经济增长率约为5.0%，比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下降了6.1个百分点。同期，俄罗斯的经济增速降幅最大，下降11.3个百分点；随后是巴西、中国、南非和印度，分别下降9.9个、7.3个、4.1个和1.9个百分点。特别是美欧制裁、油价低迷和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俄罗斯经济和受政局动荡、外需不振以及国内需求严重萎缩等负面因素影响的巴西经济在近几年中还再度陷入金融危机后的负增长。由此，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的“成色”产生了质疑，并认为金砖国家“褪色”了。
“金砖国家褪色论”的产生，固然有一定的基础，但这一论调仅考虑金砖国家自身经济增长而忽略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仅考虑短期增长情况而忽略增长趋势，因此结论有失偏颇便成为必然。为了认清金砖国家的“成色”，在对外传播上既要横向比较经济增长形势，也要全面评估金砖国家的发展成就与贡献。从横向比较来看，金砖国家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势头并未因为自身经济增速放缓而发生变化。当前，金砖国家依然是世界经济当之无愧的领头羊，并且这种引领作用还在不断加强。IMF数据显示，2016年金砖国家按PPP计算的GDP加权后的经济增速为5.0%，比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高0.9个百分点,比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高3.3个百分点;预计2017年金砖国家按PPP计算的GDP加权后的经济增速为5.6%,比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高1.1个百分点，比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高3.6个百分点。
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金砖国家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IMF数据显示,2000年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6.8%,2010年为46.4%,2016年继续上升至51.0%。随之,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2000年金砖国家按市场汇率计算的GDP占世界的份额为8.2%,2010年和2016年分别上升至18.2%和22.4%;2000年金砖国家按PPP计算的GDP占世界的份额为18.8%, 2010年和2016年分别上升至27.3%和31.4%。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数据，2015年中国、印度、南非、巴西和俄罗斯的人类发展指数分别较十年前提升了0.092、0.088、0.057、0.056和0.050，其中俄罗斯处于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巴西和中国处于高人类发展水平，南非和印度处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
展示合作成果，消弥“金砖国家差异论”
金砖国家成员分别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等不同区域，在资源禀赋、政治体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模式、宗教文化、历史传统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当前，各成员根据自身国情制订的发展战略各有特色，政策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并且，在重大经济战略问题上缺乏足够的共识和交集，甚至是互相猜忌。例如，中国、印度、俄罗斯之间存在历史恩怨和现实纠葛，中国与巴西之间关于铁矿石定价权的争夺，巴西和印度对中国汇率政策的批评，南非对其他金砖国家投资的戒备心理等。即便是取得共识的问题，对于如何推进也会存在分歧。例如，金砖国家都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但究竟通过怎样的途径来实现，并未形成一致意见。这些差异与分歧的存在，为“金砖国家差异论”提供了滋生土壤。这种论调认为，由于金砖国家之间存在太多差异，并且相互之间紧密合作缺乏有效的“黏合剂”，因此彼此之间的分歧不可弥合，金砖国家只能是“一盘散沙”，相互合作不过是“同床异梦”。
诚然，国家之间的差异有时会成为合作的障碍，但并非存在差异就不能深入合作。恰恰相反，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都是建立在优势互补、交流互鉴的基础之上的。将差异与障碍划等号，将分歧视同于分道扬镳，既得不到理论支持，也找不到现实案例。金砖国家合作的持续推进，必须充分认识相互之间的差异和分歧。这是合作的基础，也是深化合作的基本要求。“金砖国家差异论”无疑是夸大了金砖国家之间差异与分歧的消极作用，而忽略了差异的互补作用。事实上，分歧也能够成为合作的动力，金砖国家合作成果的取得，正是在不断弥合分歧、求同存异，逐步实现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实现的。
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充分展示金砖国家合作取得的辉煌成果，就是驳斥“金砖国家差异论”的最好注脚。自2006年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以来，金砖国家合作行稳致远，在机制建设和各功能领域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机制建设上，金砖国家成员已由原来的四国扩大到五国，形成了领导人会晤机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专业部长会议、协调人会议等多层次协调与交流机制以及金融论坛、工商论坛、智库会议、企业家论坛等多种形式的配套活动，并与各自所在地区的许多国家建立了“金砖国家+”对话机制。在财金、外交、经贸、工商、农业、卫生、城市、科技创新、统计、知识产权、合作社、智库等功能领域的务实合作都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尤其是新开发银行的成立和正式运营以及应急外汇储备库的建立为金砖国家长期稳定合作提供了重要依托。
挖掘共同利益，化解“金砖国家冲突论”
金砖国家都是拥有远大发展目标的新兴经济体，都希望通过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提升地区和国际影响力。在一些领域，为了争夺支撑经济发展的资源和市场，相互之间必然会产生竞争。而且，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以及相互交往的持续加深，金砖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很可能会更为广泛，经济竞争也可能更加激烈。这便成为“金砖国家冲突论”的基础。“金砖国家冲突论”与“金砖国家差异论”有相似之处，但它更侧重于强调金砖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这种论调认为，金砖国家的经济战不可避免，并且，由于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经济上的冲突甚至会演化为政治和军事冲突。
从历史来看，竞争与合作并存是国家之间关系的通常状态。竞争与合作并非互相排斥，相反，两者之间常常共生共存，不可分割。通常地，在竞争中有合作，在合作中有竞争。国家之间的竞争需要合作，否则就会导致两败俱伤；国家之间的合作也离不开竞争，否则合作就没有生气。因此，国家之间存在竞争并不可怕，竞争也并不必然会导致冲突。只有没有共同利益、以邻为壑的竞争才有可能成为冲突的导火线。金砖国家之所以走到一起，并建立多种层次的合作与协调机制，目的就在于避免相互之间产生恶性竞争，而为彼此之间的良性竞争保驾护航。
从现实来看，金砖国家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金砖国家拥有继续提升经济实力的现实要求；二是金砖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方面拥有利益交汇点；三是金砖国家拥有继续提升国际地位，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加公平与合理的方向发展的共同诉求。在一个国家之间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任何一国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仅靠一己之力来实现，并且一国应对自身面临的经济问题与挑战往往离不开其他国家的支持与协作。在全球性问题面前，任何一国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尤其是在改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公平地位并发挥与自身实力相符的影响力方面，金砖国家合作更是不可或缺。应对“金砖国家冲突论”，既要在行动上不断创造和扩大金砖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也要在对外传播上将这些共同利益彰显出来，为金砖国家营造良好的竞争与合作氛围。
弘扬金砖精神，破除“金砖国家威胁论”
在西方理论界，有一种观点为，新崛起的大国必然对现存的大国构成威胁，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通过各种手段甚至武力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便变得不可避免。这种观点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因而被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近年来，在一些西方媒体大肆炒作“修昔底德陷阱”时，“金砖国家威胁论”应运而生。这种论调主要从西方既得利益国家的立场出发，认为金砖国家的崛起将挑战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变现有国际体系的利益分配格局，从而使西方国家的既得利益遭受损失。
毋宁说这种论调是强权逻辑。从现实情况来看，“金砖国家威胁论”也得不到有力支撑。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成果，不仅直接惠及发展中国家一半以上的人口，还推动了所在地区和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并且，金砖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并未导致军费的大规模扩张，所谓的威胁便无从谈起。根据《简氏防务周刊》发布的年度国家军费报告，2016年金砖国家军费支出总额约为3200亿美元，占世界军费总支出的份额为19.0%，同期金砖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为22.4%，军费支出份额比经济总量份额低3.4个百分点。其中，中国军费支出额为1917.52亿美元，占世界军费总支出的份额为11.4%，同期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为14.9%，军费支出份额比经济总量份额低3.5个百分点。相比之下，美国军费支出总额超过6220.35亿美元，占世界军费总支出的份额为36.9%，同期美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仅为24.7%，军费支出份额比经济总量份额高12.2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金砖国家提出并践行“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精神，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理念支持。所谓开放精神，即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加强相互经济合作，培育全球大市场，完善全球价值链，做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所谓包容精神，即推动不同社会制度互容、不同文化文明互鉴、不同发展模式互惠，做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践者；所谓合作精神，即继续加强团结，照顾彼此关切，深化务实合作，携手为各国经济谋求增长，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动力；所谓共赢精神，即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别国利益，做到惠本国、利天下，推动走出一条大国合作共赢、良性互动的路子。在对外传播中，大力弘扬金砖国家的合作伙伴精神，不仅有利于破除“金砖国家威胁论”，更能为大国之间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开展新型合作提供新的思路。
倡导持续发展，粉碎“金砖国家崩溃论”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并由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由于基础弱、底子薄，在缺乏技术和资金的情况下，金砖国家成员普遍采取粗放式增长方式，国民经济主要依靠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甚至以牺牲环境、健康为代价。近年来，这种状况有了很大变化，各成员国积极转变经济发展理念和增长方式。但受结构性因素、周期性因素和突发性因素的叠加影响，金砖国家的总体经济增速出现持续放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诸多挑战。
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的增长模式和发展潜力出现质疑，并在“金砖国家褪色论”的基础上炮制出“金砖国家崩溃论”。毫无疑问，这种论调更是不堪一击。根据IMF预测数据，未来五年，金砖国家经济年均增速仍将达5.7%，比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高2.1个百分点，比发达经济体高3.8个百分点；同时，金砖国家按市场汇率计算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有望继续提升至26.6%，按PPP计算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至35.3%。相比之下，发达国家面临更大的经济问题与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速比1929年后的大萧条时期更慢，并且在未来几年内也难以得到改观。
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早在2009年金砖国家领导人首次会晤时，五国领导人就予以充分关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提出：“实施《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及多边环境条约中所强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应成为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方向。”此后，五国都制定了各自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入挖掘经济发展潜力，并积极推动达成和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但国际社会不乏有人对金砖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所取得的进展缺乏认识，对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作的努力仍视而不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倡导金砖国家绿色发展理念、宣传可持续发展成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中联部2017年度课题“金砖国家命运共同体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请查阅《对外传播》纸质版。
如果您觉得文章还不错，欢迎分享至朋友圈，并在下面的拇指处点赞。您的支持和鼓励，是我们向前的动力。
责任编辑：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今日搜狐热点厦门的金砖日常
厦门的金砖日常
继续向左滑动 进入下一图集
[责任编辑：贾如 PN110]
[责任编辑：贾如 PN110]【全球治理】左品 蒋平：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因及合作机制分析
作者分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研究员
关键词：金砖国家 气候合作 巴黎协定 全球气候治理
金砖国家建立的初衷是为了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应对金融危机；但随着各成员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意愿不断增强，金砖国家在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及其逐渐形成的合作机制开始引人注目。此外，气候问题与各国经济及能源领域的密切关联也使气候合作得以成为金砖各国深化合作的重要动力。本文将根据金砖国家各自的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状况等客观因素，具体分析它们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因和具体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气候合作机制的构建及影响。
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所导致的国际格局的深刻转型是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背景。自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领导人于2009年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会晤并确定了每年一次的定期会晤机制以来，“金砖四国（BRICs）”实现了从一个经济学概念向一个国际对话与合作平台的实质性转换。而2010年南非的加人使金砖国家(BRICS)成为一个更具代表性的新兴经济体合作机制。经过多年发展，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以领导人会晤为主导，以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外长会晤等部长级会议为支撑，在多层次、多领域开展务实合作的体系,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金融和发展领域交流与对话的重要平台，金砖国家也因此在全球秩序和全球治理中获得了与自身相匹配的话语权。但面对近年来西方国家经济的集体性“复苏”，全球贸易对大宗商品需求的降低以及不断出现的金砖“褪色”论，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动因和影响受到质疑，而这首先出现在与发展密切相关的气候治理与合作领域。
由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一直称气候变化为“骗局”，不仅在竞选期间即威胁要退出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巴黎协定》；在当选后，还签署了所谓“能源独立”的行政令，废除奥巴马的清洁电力计划，以期提振国内煤炭行业和油气开采业并增加就业，并最终在日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格局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以中国为首的金砖国家在未来的气候治理中将可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中国在2017年接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并将于当年9月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旨在进一步深化金砖各国的伙伴关系。在这一背景下，对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因及合作机制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金砖国家各自的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状况
自1992年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及后者于1994年正式生效以来，迄今已有190多个国家加入《公约》，然而，全球气候谈判始终颇为艰难。气候变化问题的公共属性决定了该问题的解决尤其需要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积极参与。金砖国家成员既是《公约》的签约国，又均为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能源消耗量大，因此也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国。总的看来，地域构成上，金砖各国分别位于亚洲、欧洲、非洲和南美洲；国土面积上，其领土总面积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29.2%；人口规模上，其2015年的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41.8%；经济规模上其2015年GDP约占全球GDP的22.4%。不难想见，金砖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及就此开展的合作对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具有重要影响。
具体而言，首先，从成员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看，金砖五国经济潜力较大，但其经济结构各异。如表1所示，年间，该五国的人均GDP持续增长，尤其是中国和印度遥遥领先其他各成员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金砖五国经济都造成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自然资源丰富的巴西和俄罗斯两国的出口以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为主，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最大，2009年，上述两国的人均GDP均呈负增长，2010年后，情况虽略有好转，但并没有摆脱经济持续低迷的困境，且经济负增长的情况在2015年再度出现。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和拥有发达软件业的印度的经济增速依然强劲。南非的GDP总量占金砖国家的2.7%，但其工业产值为非洲的40%，是整个非洲大陆GDP总量的25%。尽管南非在金砖国家中体量较小，然而，作为南部非洲地区的重要门户及枢纽，其经济指标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虽有所下滑，但从综合实力看，在非洲大陆仍处于领先地位。此外，从该表也可以看出，中国和印度是金砖国家中经济增速最快也最为稳定的国家，与排列其后的南非、巴西和俄罗斯差距较大。
其次，从能源消耗量看，各国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供应体系。如果不注重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一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也意味着其能源消耗量的增加。因此，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新兴经济体往往引领着全球能源消耗的增长。如表2所示，年间，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能源消费量不断增加，总增速居金砖国家之首，并高于世界平均增速。自2010年起，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一次性能源消费的第一大国。2015年的一次性能源消费量为3014百万吨油当量，占世界总消费量的22.9%。印度的能源消费量增幅更大，2008年以来印度一直是亚洲的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它于2015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原油消费国，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目前，中国能源消耗量的增速为47%，巴西的同类指数为41%，俄罗斯为2%。
再次，从温室气体排放的情况看，对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的增加不仅会导致资源枯竭的危机，其所引发的生态破坏、效率低下和温室效应等问题也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CO2排放（碳排放）占温室气体全部排放量的约2/3，国际社会通常以CO2排放当量作为衡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指标。从表可以看出：2006年，中国、巴西、印度、南非、俄罗斯的碳排放量分别为6.9、1.5和1559.0百万吨CO2当量；而2015年时，除俄罗斯的数额略有下降，中国、巴西、印度、南非的碳排放量已相应地增至7.8、6.5百万吨CO2当量。当年金砖五国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量的比例分别为27.3%、1.5%、6.6%、1.3%和4.4%。目前，金砖国家的碳排放量已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41.1%。
中国、印度成为全球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除了能源利用效率及能源结构方面的原因，与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密切相关，据研究,主要由新兴经济体组成的金砖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沦为了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事实上，如表4所示，除俄罗斯以外，金砖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并不算高。美国的人均排放量为17.2吨，欧盟的人均排放量为7.3吨，而年间，中国的人均碳排放为6.6吨，巴西为5.9吨，印度则为1.4吨，都低于欧美的人均排放水平。英国东英吉利大学（UEA）Tyndall中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人类活动的碳排放量达到360亿吨，平均每人排放5吨，创历史新高。2015年，全球化石燃料中碳的排放量并没有增加，预计在2016年和2017年略有上升，其中中国煤炭用量的减少是近两三年来世界能源消耗几乎零增长的主要原因。
可以看出，尽管各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国内自然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但都是全球工业化进程的后来者，均属于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新兴经济体，同时也是未来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主要增长源之一。它们中除俄罗斯因经济下滑，其温室气体排放一直较少外，其他国家皆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国，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由于排放总量较大，更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而综合上述数值进行分析,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金砖成员国更易于在气候变化领域开展合作。如表5所示，虽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遭遇、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颇相类似，但其上述数据的差异显而易见，这难免使它们在气候问题上的关注重点和利益诉求相去甚远。
2金砖国家参与气候合作的具体态度与主要动因
自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时起，环境问题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但各国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不尽相同。就前文可以看出，金砖五国的国情及经济状况各异，因此参与气候合作的态度虽然总体一致，却也存在差异。其具体表现如下。
巴西对全球气候合作的态度经历了从消极参与到积极推动的转变,该国自然条件优越，横贯其北部的亚马孙河是世界上流域最广、流量最大的河流，它还拥有全球最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充足的可耕地储量及极具竞争力的农业，饮用水资源居世界第三位，水电储量为世界第一。巴西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民选政府时代后才开始重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此前的军政府一向认为环境问题是发达国家凭借其工业化优势制造的阴谋，坚持“不能以环境质量牺牲发展”。巴西参与全球气候合作的高峰期是劳工党领袖卢拉于2003年当选巴西总统后的在任期间。巴西前环境部长鲁本斯·利库佩罗说，“巴西有成为环境大国的所有东西，这也是我们实现大国愿望的唯一领域。”与此同时，巴西民众越来越相信亚马逊地区的环境保护与本国的生存休戚相关。即使罗塞夫政府时期为应对经济下滑，对环境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而且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所倒退，鼓励传统的碳密集型工业发展，仍基本继承了卢拉政府坚持的气候谈判立场。
印度则从最初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发达国家的事情渐次转向重视且积极参与气候合作，但它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形象不佳。印度是全世界水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同时也面临因气候变化而导致的水资源严重匮乏、高温、洪涝等灾害发生的频发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印度认为，“贫困是气候变化最大的危害”，因而坚称减排不能影响发展。其环境外交政策的基调向来是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不是过度发展所产生的副作用，而恰恰是经济不发达的表现。因此，应对气候变化也被它视作满足能源需求、实现经济崛起的有效途径。为获得保持经济增长的资金和技术，印度一方面坚决拒绝做出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承诺，另一方面极力强调发达国家有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义务。
南非则乐于参与气候合作，但它主要从改善被以往的种族隔离所破坏的国家形象出发，带有浓厚的道义色彩，其目的并非在于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提供公共产品，而乃通过其在气候合作中的积极表现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占据有利位置。与巴西不同，南非虽然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但它对化石能源依赖的程度高，煤占其国内能源比重的75%以上，甚至90%的电力生产都依靠煤炭进行，因而南非是非洲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无论就人均排放还是GDP排放强度而言,该国都居于首位。种族隔离时代被国际社会封锁的状态也令其基础设施薄弱，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南非主要关注气候变化对生态、经济以及社会的影响，认为无视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将会导致贫困、疟疾、水资源短缺、粮食安全、干旱、洪涝及移民问题的加剧，并将对艾滋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造成伤害。
俄罗斯在气候问题上也经历了从超然置之到积极参与的转变。俄罗斯起初不仅对气候变暖的科学依据持质疑态度,还认为即使气温上升，对于其独特的自然经济地理状况也是利大于弊。俄总统普京在2003年甚至表示：“全球气候变暖只会意味着‘我们俄罗斯人可以少花些钱买皮大衣’”④。其次、前苏联的瓦解使俄罗斯的工业规模迅速缩小，留下了相对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空间。但近年来由于其国内极端气候现象频发以及经济转型加速等原因，俄罗斯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意识到是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事关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力，并于2004年签署《京都议定书》。这也是其冷战后首次正式参与的具有道义性的国际合作。2009年12月，俄罗斯公开承认气候变暖将产生严重后果，高调宣布其2020年的减排目标并使之更为远大，且签署了其气候政策的总方案——《俄罗斯联邦气候策略》。
最后，世界几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印度和南非都是高度依赖煤炭等化石能源的国家，在早期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中国认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应对气候变化会影响经济发展，在气候治理中的态度相对保守。但随着对国际气候机制了解的加深，中国认识到，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有助于更好地促进经济的低碳转型及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因此更加主动地参与全球气候合作，并自觉地为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在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过程中,中国一直全力发挥大国作用，不断筹划国内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及国际相关合作与制度安排。
如前所述，气候变化属于典型的“全球公域”问题,但由于碳排放空间与一国的经济发展直接相关，而这决定了其具有地缘政治的属性，因此它又是一个涉及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与道路选择、国际制度与规范以及国家间合作与纷争的“高级政治”问题。鉴于金砖国家各成员的经济结构、发展状况以及政治制度等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单纯从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各国国内政治的角度并不能完全说明其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动因。另一种解释则来自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认同一说。建构主义认为，集体身份的形成主要基于四个“主变量”即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及自我约束。根据这一理论，集体身份是一种社会身份，它在行为体的互动中形成，每个国家可以同时具有多种身份、每一种身份又有不同的行动脚本，不同的身份只有处在具体的环境背景下才能被激活。在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于2001年将四个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称为“金砖四国”后，在外界看来，它们除了在对外贸易结构上存在互补合作的可能性外，其彼此之间也不乏某些难以消解的经济和政治分歧。但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金砖四国”随即在2009年于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会晤并确定了每年一次的定期会晤机制。随着南非于2010年成为金砖国家的一员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建立，金砖各国在全球治理重点领域积极展开合作，其背后新兴大国身份特征的驱动显而易见。
事实上，除俄罗斯外，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四国在金砖国家成立之前就已在全球气候领域进行合作。1992年巴西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之前，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即希望与中国协调立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最终决定以“G77+中国”的形式参加国际气候谈判。此外，鉴于其所发出的“同一个声音”，西方国家在气候合作领域也将上述四国视为一个整体。年间，欧洲委员会还资助名为“BASIC”项目的应用研究,这是国际社会首次公开将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作为一个共同体（即基础四国，BASIC Countries）对待。2007年，欧洲议会气候变化临时委员会发布《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气候变化谈判》的报告，其中已将巴西、印度、中国和南非单列为“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表示它们是重要的地区大国。在2007年巴厘岛会议之后的一系列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基础四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作用日益突出。
气候变化问题一直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容易发生分歧与纷争的领域，归根结底，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国际气候治理秩序规则制定权展开的争夺。该领域的秩序规则实则规定了未来各国的排放空间，而排放空间即为发展空间，谁能够掌握国际气候治理秩序具体规则的制定权，谁便有机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②。共同的身份属性和利益诉求才是决定金砖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进行合作的最重要因素。
3金砖国家气候合作机制的构建与发展
鉴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和复杂性，金砖国家气候合作将是一个涵盖能源、金融、环境合作等领域的综合机制的构建。首先、根据历次金砖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可以梳理出其气候与环境合作机制的形成轨迹。在南非加盟其中后，2011年至2014年的四次金砖领导人会晤都将应对气候变化放在重要位置，成员国之间在气候与环境问题上不断达成共识并开展合作，且以金砖国家的名义不断推动《公约》缔约方完成有关谈判。
其具体表现在：（1）2011年于中国三亚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发表的《三亚宣言》提出：气候变化是威胁公众和各国生计的全球性挑战之一。金砖国家支持南非主办《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暨《京都议定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支持“坎昆协议”，愿根据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实施形成全面、平衡和有约束力的成果。（2）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金砖国家第四次峰会发表的《德里宣言》承诺通过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而非限制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在全球各国为气候治理所付诸的努力中做出自己的贡献。（3）-27日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发布的《德班宣言》重申，气候变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和威胁之一，呼吁各方在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8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八次缔约方会议决议的基础上，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原则和规定于2015年前达成一份适用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有缔约方的议定书，生成其他形式的法律文件，或取得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商定成果。（4）在-16日于巴西福塔莱萨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发表的《福塔莱萨宣言》提及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呼吁各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有关决定的基础上，在2015年前完成相关谈判。
第二、如果说之前的四次金砖各国领导人会晤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还主要是呼吁和倡导，2015年，金砖国家气候与环境合作机制的正式构建则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并最终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近200个缔约国于当年12月12日一致同意通过《巴黎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这具体表现为：（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一届金砖国家环境部长会议标志着金砖国家在环境领域创建了合作的新机制。会议支持金砖国家建立一个分享环境无害化技术的国际平台，以加强公共和社会资本合作，帮助金砖国家应对环境挑战。中国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会上倡议建立金砖国家环境合作伙伴关系、构建内涵更为丰富的环境政策对话与合作体系、共同建设“绿色金融合作伙伴关系”，以及促进金砖国家国际环境公约履约合作。（2）日在俄罗斯乌法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将金砖国家气候与环境合作机制进一步落到实处，其所通过的《乌法宣言》称：成员国业已作好在全球及国家层面上应对气候变化的准备，将推动在《公约》框架内达成一个全面、有效、公正的协议，同意就各方共同关心的优先问题开展联合研究。（3）日至16日，第二次金砖国家环保部长会议在印度果阿召开并发表《果阿环境宣言》，强调在减少和控制空气和水污染、有效管理废弃物品和可持续管理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的专业技术分享。10月16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峰会通过的《果阿宣言》在环境合作、核能利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等方面也作出明确要求，同时特别提出根据《巴黎协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呼吁发达国家履行其提供必要资金、实行技术转让和支持能力建设的承诺，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并执行《巴黎协定》。
第三、随着各成员开展气候合作的意愿不断增强及彼此间共识的与日俱增，金砖国家已逐渐构建起以绿色金融为支撑，能源结构转型为导向、新能源与环境合作为途径的气候合作机制。其具体表现为：
（1）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是实现能源结构的转型，而这需要金融杠杆的有力支撑。由金砖国家共同发起创建的多边贷款机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为基础的绿色金融创新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绿色投资机遇不断推动成员国发展绿色经济，推进节能减排。2015年7月，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中国上海正式开业。2016年4月，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宣布提供首批总额为8.11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支持巴西、印度、中国和南非的绿色能源项目。7月新开发银行发放两笔合计1亿美元贷款，用于俄罗斯的一个水力发电项目。根据新开发银行提供的资料，这些项目可形成1250兆瓦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能力，预计每年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近400万吨。此外，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还于7月在上海宣布发行第一只绿色金融债券，其规模为30亿人民币，期限为５年，这是多边开发银行首次获准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人民币绿色金融债券，也是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资本市场的首次亮相。2017年4月，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卡马特在发布会上透露，当年该行将批准15个贷款项目，贷款规模预计为25亿到30亿美元。卡马特说，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运作第一年的贷款项目集中在绿色可再生能源等方面，2017年的项目将更具多样性，如它在印度农村重点关注水资源供应、交通基建等项目。
（2）金砖国家在环境合作上的开放与对话也促使其气候合作机制的不断发展成熟。首先，继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一届金砖国家环境部长会议成为金砖国家在环境领域建立起新的合作机制的标志后，第三次金砖国家环境部长会议于2017年6月在中国天津举行，金砖五国环境部长紧紧围绕共同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一核心议题,展开务实的高层政策对话。其次，金砖国家在气候合作技术领域也具备相当实力。如其清洁能源研发的技术水平非但不落后于西方国家，在某些领域甚至位居世界前列。其具体体现为：中国在世界太阳能领域已领先一步。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在2017年3月发布的报告中指出，目前中国的太阳能产业在生产研发、产业布局和资金投入等方面都具有优势，关键技术上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未来可能是全球太阳能产业发展的主动力。巴西则在以水力、风力和生物燃料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和海洋能源的利用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并在以生物能源替代石油方面名列世界前茅。目前，全球生物质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平均比重为13.6%，发达国家平均仅6%而巴西已然超过40%,在全球遥遥领先。南非在清洁煤炭领域的发展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南非的矿产资源丰富,石油储量却十分稀少，但石油匮乏的窘境并未令它的能源供应吃紧，其主要原因是南非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煤炭液化”技术。目前，南非矿业和能源事务部正通过执行国家资助与免税优惠等政策，努力推动“煤炭液化先进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并同时向非洲其他国家及欧洲和亚洲地区出口此项技术。此外，俄罗斯在水电及核电领域具有竞争优势,最近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向约旦输出了最新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再次，金砖国家之间的环境技术合作目前已取得一定进展。例如：中国和巴西在水电、核电、生物乙醇等领域开展合作;中俄在跨界河流和湖泊等领域进行合作,并建立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下的环境合作机制;中印在跨界水领域等问题上展开合作，且双方环境合作在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进行;中国和南非在清洁煤炭技术领域开展合作;巴西和印度也在2014年7月签署环境合作协议，加强“生物多样性、干旱区植树造林、湿地保护、废弃物管理、水资源保护、生物燃料利用、空气和水质量管理、环境信息系统”领域的合作。
金砖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发展阶段上的显著差异是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背景。事实上，气候变化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环境问题，而直接关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非正统经济学早已就“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气候变化”、“人类又该如何加以应对”等问题提出各自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对金砖国家来说，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对外可积极建构未来的国际气候秩序以维护自身的发展权。同时，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在于实现能源结构的转型，金砖国家对内亦可根据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崛起。针对有关金砖“褪色”的言论，金砖国家可以通过构建气候与环境合作机制打造“绿色金砖”，促进相互间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由于国际话语权的大小从来不是按照国家实力的大小来分配的，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金砖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也将比发达国家更容易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然而，金砖国家气候合作机制的构建与发展也面临一些风险。如金砖国家的地缘环境联系不够紧密，政治文化差异悬殊，地缘政治诉求各不相同；同时均为地区主要大国，地缘政治关系复杂，环境合作受政治与经济因素影响较大。加之随着英国公投“脱欧”成功，欧洲民粹思潮涌动、内部分歧加重；美国大选暴露了美国社会的日益极化和分裂，以及拉美中左翼政府风光不再，也宣告了“粉红浪潮”的逐渐退场，反全球化趋势似乎越来越明显，而这显然不利于应对各国齐心协力，应对气候变化。尤其是《巴黎协定》虽已正式生效，美国特朗普政府却最终宣布退出，这也预示着美国在今后的气候合作中的立场和态度不容乐观。此外，与之前的单一减排模式相比，《巴黎协定》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减排模式虽然更凸显了一种理性和进步，但它对金砖国家而言也将是严峻的考验，中国在其中无疑将会承担更多的责任。（注释略）
【重磅新著】北大国关叶自成政治哲学新著《老子两书》（附相关座谈会实录及作者经典论述）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平台观点
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17年04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平台首发
责任编辑：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今日搜狐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