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有什么功劳？_百度知道
刘少奇有什么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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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毛身边连谋士都算不上的文职干部。最后忘了自己的身份，落得悲惨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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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同志出生于湖南宁乡一个农民家庭。在他的青少年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欺凌和封建 刘少奇与王光美势力的腐朽统治，中国已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中华民族正处于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刘少奇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的远大志向，积极投身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奋起响应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走上探索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1920年，他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夏，他赴俄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信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同年冬天，他由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我们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从此，刘少奇同志就把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 刘少奇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了一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时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和主要领导者，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杰出代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他参与领导安源工人运动、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同志坚持战斗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北平、天津、哈尔滨等地。他坚持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善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同党内“左”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他参加了中央红军长征，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主张。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党中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派刘少奇同志前往民族救亡浪潮高涨的华北地区。他领导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党在华北地区的组织，成功实现党在白区工作的历史性转变，巩刘少奇同志固和发展了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成果。 刘少奇同志是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原局书记、华中局书记，曾在三大战略区独当一面地开辟根据地和领导工作。他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和山西新军创建工作。他组织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出色完成党交付的发展华中的重任。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同志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同陈毅等同志一起，重建新四军军部，为把新四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铁军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受毛泽东同志委托，统一山东党政军领导机构，调整策略方针和各方面政策，使山东抗日根据地迎来大发展的生动局面。刘少奇同志长期担任我们党的重要领导职务。1931年，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3年3月，他任中央书记处书记、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此后20多年，他一直工作在党中央领导岗位上，成为毛泽东同志的一位主要助手。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出科学概括，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正是从这次代表大会起，我们党在党章中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谈判期间，主持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适时作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部署，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作出了卓越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以很大精力参与领导土地改革运动，指引亿万农民彻底摆脱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的剥削压迫，为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力量和群众基础。受毛泽东同志委托，刘少奇同志对新中国经济构成和发展道路进行系统研究，提出比较完整的设想，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刘少奇同志绘制新中国建设蓝图作了重要理论准备。他领导建立华北人民政府，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为建立新中国争取了有力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 刘少奇同志是新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创立者之一。新中国建立初期，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悉心指导土地改革运动。他潜心研究合作社经济问题，大力倡导农民组织供销合作社，加强城乡物资交流，对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参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主持起草并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为新中国宪法制定和实施作出了奠基性贡献。他是新中国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个有伟大功效的制度”，“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统一意志，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一切国家机关工作的出发点。”他先后主持召开5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和109次常委会会议，用很大精力来建立健全这个崭新的制度，其中包括建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制度，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对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作用，等等。他主持制定一大批重要法律，对新中国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刘少奇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者之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他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先后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筹备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召开数十次座谈会，为制定八大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党的八大上，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科学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基本建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强调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高度重视由分配和物质利益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高度重视由官僚主义作风引发的干群矛盾等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他响应毛泽东同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深入农村、工厂开展调查研究。他坚决支持和指导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对面临的困难作出清醒而充分的估计，提出战胜困难的有力措施，为我国经济走出困境、进入健康发展刘少奇同志轨道付出了大量心血。刘少奇同志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提出许多指导意见，大力倡导试办托拉斯，提出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改革物资管理流通体制，这些重要意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前瞻性，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 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党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党的建设等领域作出许多理论建树，留下数百万字的著作，深入总结和提炼我们党治党治国的重要经验，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在刘少奇同志的理论贡献中，尤为突出的是关于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刘少奇同志十分重视党的建设，是党内公认的党建理论家。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论党内斗争》等都是党建理论的重要著作。他指出：“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府，必须取得绝大多数人的拥护、赞成，才能巩固。”“我们要信任群众，群众才会信任我们。”“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都要有群众观点。”他认为：“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法，是一种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只要我们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就有可能少犯错误”。他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求自己的党员紧密结合党的阶级性质、最高理想、当前任务，在革命的实践中努力加强个人的思想、品德、作风修养，努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同中华民族的优良思想道德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就必须下苦功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而这种修养和锻炼的唯一目的又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实践”。他还强调：“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和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一切党员必须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对于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必须进行斗争。”这些重要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刘少奇同志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强调，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他强调，经济建设是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灵活性、多样性，丰富多彩”；要用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党和政府“管计划、平衡、仲裁、监督、思想政治工作。生产由公司、工厂去经营”；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要充分利用自由市场，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他认为，“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农村生产和分配的单位不能太大，如果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就会破坏生产力，主张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同产量联系起来的责任制。他指出：“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刘少奇同志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这些思想理论观点，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至今仍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不幸的是，刘少奇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不幸蒙冤致死。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仍然以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向中央建议“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并坚信“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并高度评价了他的光辉一生。刘少奇同志的英名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紧密相连。刘少奇同志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刘少奇是工人代表，曾经组织工人反压迫，反剥削，并且积极为工人申请保障，是个了不起的人
刘邓大军，就是他和邓小平，
刘少奇能做国家主席肯定是功的，并且应该是很大的功劳，刘少奇被打倒肯定也是有错的，并且应该是很大的错误。我想这应是比较中肯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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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两次伟大转变&(2)
武&力&王丹莉
日09:21&&&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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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苏联模式”：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体制基础的赶超型工业化道路一经形成，在发挥出高积累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同时，也暴露出其与普遍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与城乡、区域、行业之间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不相适应的问题；暴露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和高积累政策下如何保证农、轻、重协调发展的问题。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探索怎样改革和完善这个发展道路，代表性成果是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然而，从革命战争年代过来的毛泽东同志拥有非常熟悉的群众运动和政治激励机制，寄希望于通过这种方式来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从而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于是在遭遇“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同志的改革主张转向了更为激进的政治激励和群众动员，直至运用“阶级斗争”手段，进行“文化大革命”。　　客观地说，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发展道路探索过程中，以“自力更生”和高积累为手段、以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超常规发展模式，虽然导致了各个方面的紧张和工农业关系的失调，但是的确达到了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部分预期目标。比如，在短时期内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工业，拥有了“两弹一星”；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改造和投资，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尤其以农田改造、水利建设和重工业发展最为突出，它们保证了20世纪80年代农业的高速增长和城乡轻工业的快速发展；通过强制性地推广低成本、覆盖全社会的初等教育和医疗保障，提高了人力资本。此外，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也充分得以体现。例如通过集中财力保证了“一五”时期三分之一的重点项目在国防工业，通过“大会战”的方式实现了石油工业的飞速发展，通过“集体攻关”的方式加速了科技创新，通过“三线建设”缩小了沿海与内地工业发展的差距，以及通过“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等精神激励替代物质激励不足，等等。问题是这些优越性在总体上随着经济发展和国际环境改善，呈现出成本上升、效益递减的特征。　　虽然新中国建立初期在经济体制诸多方面与前苏联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但是反思与“模仿”同步，以下四个方面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反省最多的地方：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多样性与单一公有制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结构的构建和完善中，中国有更为灵活的态度和方法。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国对前苏联经验的一个重要修正在于合作化不像前苏联那样采取突然的、混乱的形式，而设计成逐步的、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的“三步走”模式，即先是互助组，然后是初级社，最后是高级社。另一方面是中国对单一公有制带来的问题一直给予关注。这在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的论述中都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单一公有制可能造成的低效、对微观经济主体激励不足的觉察。第二，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两种反思最具代表性：一是陈云同志提出的“主体”与“补充”的思想，二是李富春同志提出的“指导性计划”与“指令性计划”相结合的思想。中央领导集体意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既应当有计划性，也应当有多样性和灵活性。第三，关于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当时全党几乎形成共识：“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第四，关于农、轻、重的关系和产业结构调整问题。我们“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以重工业为投资重点，但也要加重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这个思想后来发展为“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全面协调发展方针。　　总体看，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虽然出现失误，但也形成了不少正确的认识，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例如：在宏观经济方面，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思想；提出了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主张；提出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四大平衡”理论；提出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相结合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思想。微观经济方面，提出了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关系；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实践上积累了农业“包产到户”、恢复个体经济和自由市场、技术引进；处理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等经验。虽然八大前后的反思在此后的执行过程中被打了折扣，但这些反省在方法论上所具有的意义可能比它们当时发挥的作用更重要，因为这些反省和经验为随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次伟大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在充分吸取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很快突破了前30年形成的发展模式，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性突破和创新，引导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　　第一，根据“二战”后30多年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改变了对外部环境和世界性战争不可避免的认识，使中国走上了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国外市场发展自己的道路，真正摆脱了战时经济思想束缚。　　第二，国际环境的缓和以及相关的正确判断，为改变国内长期实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居高不下的高积累政策提供了可能。中国经济终于可以处于农、轻、重均衡发展，积累与消费同等重要的宽松环境之中。从197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着手调整农、轻、重关系，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普遍提高职工工资扩大消费，真正实行新中国30年来一直追求的协调发展政策。　　第三，与协调发展、提高消费水平目标相匹配，我们启动了“放权让利”的体制变革，允许地方政府、企业和人民群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改革的出发点就是过去束缚最多、危机最深的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广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经济的微观机制，也为城市改革提供了榜样和示范。于是，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引导下，加上“放权让利”的制度和政策保障，中国突破了单一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两个以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石的理论束缚，为建立新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微观经济结构和基础。　　第四，从“放权让利”和农村改革一开始，我国就利用了市场调节，长期受抑制的市场因素迅速复活并日益显示出调节经济的灵活性、及时性和有效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所有制结构及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市场机制调节的范围和配置资源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十三大，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这个目标到了十四大，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于是，作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模式的又一个基石“计划经济”被突破、被创新。在十五大，以邓小平理论确立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发展理论的飞跃，走出了一条新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到万亿元；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名，由1978年的第10位跃升至2010年的第2位。这不仅开创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时代，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经过新中国建立后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终于完成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成功转型，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是与时俱进的，有着巨大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不仅体现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比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以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积极作用，可以有机地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并获得共赢，而且体现在它所具有的强大经济发展动力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上。□　　（作者：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丹莉，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编：高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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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青　林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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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他从革命战火纷飞、民主革命行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1948年起，便为开辟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探索，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主张，为我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从新民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想　　新中国建立后，如何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革命一胜利就接着搞社会主义，还是努力恢复国民经济。“搞一段新民主主义？”　　建国前后，刘少奇的基本构想和思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从中国国情出发，应该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阶段：这个阶段包括3年准备，10D15年建设，五种经济成分都要发展，各得其所；在创造和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后，再代取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逐步地实行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力求和平地转向社会主义。　　1948年9月刘少奇指出：民主革命胜利后，要努力恢复国民经济，搞一段新民主主义，不能马上直接采取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所谓搞一段（或一个时期）新民主主义，就是要在国营经济成分领导之下，使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都得到发展。在五种经济中，“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①经过这阶段，社会主义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比重要逐步增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个体经济的比重要相对缩小，其作用也要相对缩小。之所以不能马上采取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是因为：第一、条件不成熟，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还很小；第二、从中国的实际阶级关系出发，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俄国反动的资产阶级不同，它同工人阶级一直还保持着联合的关系，新民主主主义的政协，还有他们的代表人物参加，没有必要也不应该立即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第三、客观上还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来发展国民经济，刘少奇认为资本主义的适当发展，对于国民经济也是有利的。刘少奇从中国国情出民，看到在中国要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将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一真知灼见，已为中国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所证明。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如何处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与社会主义成分的矛盾呢？刘少奇主张通过“和平的经济竞争”②来解决。他认为，无产阶级手中有领导权，并且掌握了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软弱，只要引导得当、可能用和平赎买的方法，引导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接受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他还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中，“决定的东西是小生产者的向背，所以对小生产者必须采取最谨慎的政策。”不仅分给以土地，而且要通过合作社，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③　　革命形势在发展，人们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和发展的，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头三年的艰苦努力，整个国民经济已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社会民主改革已经胜利完成、国内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改变了原来的某些设想，进一步酝酿和提出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以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界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总路线的实质在于大力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刘少奇在同意并支持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同时，继续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深入的独立的思考和探索。这些探索连同过去的思考，构成刘少奇独具特色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宝贵思想财富。　　（一）提出中国国家工业化的道路　　早在1950年，刘少奇对国家工业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指出：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两条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残酷剥削劳动人民，侵略其他民族、国家，掠夺原料和市场，以致发动世界大战。“我们是不能采取并且必须避免的。”我们必须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即“社会主义的或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工业化的道路。”④　　那末，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究竟如何前进呢？刘少奇设想，在国际和平环境的条件下，中国工业化，大体可以采取以下三个步骤，即在恢复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经济事业之后，第一步，“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第二步，“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立我们重工业的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最后，“就要在已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大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生产机械化”。⑤　　之所以要采取这个步骤，刘少奇认为，中国原是一个经济发展十分落后的农业大国，进行经济建设，实现国家工业化，必然要以农业为基础。只有农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工业以足够的原料和粮食，并为工业的发展扩大市场。只有轻工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农民需要的大量工业品，交换农民生产的原料和粮食，并积累发展工业的资金。同时，在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也可以把劳动人民迫切需要提高的十分低下的生活水平提高一步，这对于改进人民的健康状况，在政治上进一步团结全体人民，也是非常需要的。而建立一些必要的急需的国防工业，则是为了保障我们和平建设的环境所不可缺少的。只有在这一步做得有了成效之后，我们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资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的一切基础，并发展重工业。只有在重工业建立之后，才能大大地发展轻工业，使农业机器化，并大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刘少奇这三步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指出了农、轻、重的发展顺序关系密切，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互为条件，应当统筹兼顾，合理安排。这种科学的探索精神，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二）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逐步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建立后，如何使广大的、分散的个体农民逐步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刘少奇认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实行合作化和组织社会大生产。但必须采取极其慎重的、逐步的方针和步骤。第一步，充分发挥农民个体所有制的生产积极性，组织劳动互助组，特别是普遍地组织农村供销合作社，帮助农民发展生产；第二步，在重工业大大发展并能生产大批农业机器之后，实行农业集体化。　　（1）强调合作社经济的极端重要性　　他多次指出，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建立和组织合作社经济是带决定性、关键性的问题。他说，如果没有合作社，无产阶级就不能在经济上领导农民，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百分之九十的小生产者就要与私人资本主义结合”“因此，合作社办好，走上正轨，是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关键。”⑥实践已经证明，组织合作社经济是经济十分落后的农业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发展方针。刘少奇这一思想是富有远见的。　　（2）要优先组织供销合作社，促进个体农业的发展　　早在1950年、1951年，刘少奇就曾设想，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首先要让农民休养生息若干年，保护农民的私有制，充分发挥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他认为，随着小农经济的发展，农村自发势力会有所抬头，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是什么可怕的问题，应该说，主要还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又说，土改后，农村经济发展了，中农极大增加，他们购置农业工具，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之后再限制”。⑦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刘少奇主张，可以组织建立在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和遵守自愿、互利原则的劳动互助组，特别是组织农民自愿集资的供销合作社，而不要急于组织旨在动摇、削弱以至否定农民私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刘少奇在谈到组织供销合作社的重要性时说：“因为小生产者依赖市场，他们生产出来的商品，卖得掉，价高，就发展，反过来就会破产。”过去私商“正是利用小生产者的这种弱点来剥削与控制他们”。而组织起农村供销合作社，不仅可以免除私商的中间剥削，而且可以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⑧　　（3）推行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定要稳　　按刘少奇原先的设想，在土地改革后的头几年，不要急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为“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⑨“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⑩。先机械化、后合作化，农业才能巩固。应该说，刘少奇的这些主张，从根本上来说，是符合生产关系（及其变革）要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理的。1951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在农村倡导和组织土地私有或半私有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刘少奇赞成、支持中共中央的决定，同时强调发展农业社一定要稳步前进、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刘少奇指出：“在合作化的工作中必须坚持贯彻自愿和互利的原则”与此同时，他在与邓子恢谈话中，明确提出农业社发展的控制指标：“一五”发展1／3（指农户）；“二五”发展1／3；“三五”发展1／3。（11）足见，刘少奇是充分估计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决不能过快、过急。　　但到1955年夏季，形势发生了急剧转折。毛泽东错误估计了全国农业形势，批判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太慢，象小脚女人走路一样；接着又在全国开展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结果到1956年初，全国便掀起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原订三个五年计划的要求，不到四年时间，便紧跟快赶，急于求成地完成了，而且在高潮中，许多小社并大社，初级社改高级社。在长时间内，留下了许多难以补救的后遗症。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　　刘少奇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十分落后，新中国成立后，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能马上子以剥夺；应当鼓励它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前提下取得一定的发展，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来逐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刘少奇在月间天津之行讲话中指出，资本主义经济是“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生产力，……是很重要的，今天没有它们还不行。”“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让资本家还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当然对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以及投机资本，要加以限制。　　对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刘少奇主张采取“经济竞争”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加以解决。1952年他设想经过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竞争，私人工业的比重将大大削弱，“不到百分之一”，而这些私人工业又依赖于社会主义经济，“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便可以通过动员资本家献厂、或由国家征收、购买，“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12）刘少奇这一思路DD利用、限制、竞争、国有化，在1953年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与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的看法、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　　1953年6月，党中央全面总结建国头三年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历史经验，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用和平的方法。逐步实现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和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刘少奇明确支持并扩行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4年9月，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郑重宣告，鼓励和指导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这是以我国建国后“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和广大群众的经验为根据的，因此都是行得通的。”同时指出，实现对资工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种很艰巨的任务。我们决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这种改造。我们必须根据群众的经验和觉悟程度，根据实际的可能性逐步前进。”（13）这个报告确定的方针和步骤，受到族资产阶级和各界人士的欢迎和支持。　　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联合资产阶级中逐步消灭资产阶级，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特点，也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1953年7月刘少奇对此作了精辟的说明。他指出：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和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需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需要统一战线。”“不仅需要在劳动人民内部有巩固的联盟，而且还要和一部分剥削者（按指民族资产阶级等）结成联盟。”其主要任务，“就是团结、教育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政治代表”。他还指出，消灭剥削阶级可以采取直接剥夺的方法，也可以采取逐步改造的方法，统一战线的方法，即经过教育、说理、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进行安排等等又团结、又斗争的方法，引导那些能够服从社会主义改造或不坚决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根据我国的情况，消灭现存的剥削阶级，采取统一战线的方法，“可能是主要的方法。”　　刘少奇又指出，做好统一战线工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不可能太短，太短就要犯急性病。”而且不要怕麻烦。“做统一战线工作是麻烦的，但经过统一战线工作，（使）资产阶级……的大部分不造社会主义的反，相反的，他们服从社会主义，又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省了大麻烦。”（14）　　刘少奇的这些讲话，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了广大党内干部，对推进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党在指导方针上出现“左”的严重失误，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刘少奇在这个时期，针对经济建设中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中国究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新的探索。　　（1）一定要把经济建设摆在党和国家工作的首位　　刘少奇历来主张，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后，即应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最基本任务。1956年9月，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全党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可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强调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一定要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　　遗憾的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八大路线没有能够得到认真贯彻。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许多正确观点也遭到粗暴践踏。这是沉重的历史教训。　　（2）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灵活性　　我国“一五”计划期间，经济建设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也暴露出照搬前苏联模式DD高度集权管理体制的重大缺陷，把地方、企业的积极性都捆死了，严重妨碍、窒息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刘少奇总结历史经验，认为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来进行建设，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灵活性；既要保证国家多方面的统一，又要下放一部分权力，让地方能因地制宜，让企业有适当的自治权。他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在指出“必须注意把中央各经济部门的积极性和地方经济组织的积极性正确地结合起来”的同时。强调国家机关不要对企业管得过多、过死。他在1957年的多次讲话中，更进一步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性，是计划经济，但实际社会经济活动，包括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有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国家计划不可能计划那么几千、几万、几十万种，只能计划那么多少类。结果就把社会经济生活搞得简单了、呆板了……因此，如何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具有这样几个特点，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又有灵活性，这就要利用自由市场。”（15）刘少奇还主张，不但地方要有相应的自治权，而且一个合作社、一个企业也都要有适当的自治权。他说：“增加地方和企业的自治权，增加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这也是个体制问题”。…“地方，企业以及个人必须有一定范围的经济活动的自由，没有这个自由，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多样性和灵活性。”（16）按照刘少奇这一思路，企业一旦有自治权，有相对独立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便意味着政企分开了，便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进行生产经营，经济就活了。显然，这是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先声。　　（3）调整生产关系，缓解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　　历史经验已经表明，经济发展后进的国家，在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社会经济结构，不可能是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要使私营经济绝种是不可能的，相反，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发展却是必要的。他指&出“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经济），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嘛！”“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17）“给资本主义一点活动余地，让他们来钻我们的空子，……这样我们就不只有计划性，而&且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就可以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搞得更好。”（18）　　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一哄而起后，又急于并社，大批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农民闹事时有所闻。&1957年初，刘少奇赶赴河南考察，明确指出：办农业合作社，生产单位、分配单位、经营单位宜小一点。根本问题是小农经济生产工具基本改变。生产力只是&那么个水平。单位太大，生产关系跑在生产力前面&了。将来有了拖拉机就非大不可。现在，单位小点，适当分权，有点自治权，适合于人的管理水平，适合生产工具，适合生产力。刘少奇还赞成实行包产到队，固定三年不变（按：现在看来，三年不变，太短了。不利于农田基本建设，应当相对稳定）和超产奖励的办&法，认为这是生产关系的一种调整，农民有奔头了，&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刘少奇还主张，农业社可以&实行个人负责制。同年4月，刘少奇到上海还说：“一&家农户可以搞副业，可以喂鸡、喂猪，甚至允许有个&人的经济发展计划。”“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是割社会主义的肉”。（19）　　总之，刘少奇是主张社会主义经济要多样灵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这样，经济才能搞活，并迅速发展。　　（4）发展商品生产，搞活商业流通体制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刘少奇指出：现在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市场已经形成，“在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企业时期所采取的许多关于购销关系的措施，现在必须改变，代之以适合于目前经济情况的措施。”他说：过去国营商业对资本主义工业产品实行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对于粮、棉、油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其余大部分农产品由供销社统一收购，或国营商业直接收购；对于城乡市场实行严格管理，统一议价；限制某些私商贩运活动的范围，等等。“这些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产生了某些副作用”，“一部分工业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一部分农产品和副业产品减产一部分物资交流受到妨碍。”“现在必须克服这些缺点”，“取消过严过死的限制”，“并且应当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的一定范围内，允许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20）　　刘少奇在1959年11月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更科学论证了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仍是不可逾越的一整个历史阶段。指出，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至少在实现共产主义按需分配之前，商品生产和交换是不会消失的。　　（5）改革劳动制度　　建国后，国营企业以及党、政机关用人基本上实行的是固定工制度。这种制度，缺乏竞争机制，实际上形成了“铁饭碗”、“大锅饭”，企业和机关单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冗员成堆。国家、企业财力不堪负荷。　　刘少奇在1956年前后，敏锐地看到这一用工制度的弊端。多次讲到工人吸收后不能辞退，临时工到时必得转正，铁饭碗不打破，这种办法只有中国有，全世界都没有，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的也都是合同制，可以解雇，解雇后有失业救济。1957年初，他到上海、湖南等地考察，又多次建议：今后企业应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并存的两种劳动制度，开放劳动力市场，反对工资制度上的平均主义。后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劳动、工资问题的会议上，他更进一步提出：“劳动制度要有改革”（21），要把劳动制度搞活。可惜，刘少奇的这一改革意见，长期未能付诸实施、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被引起重视。　　（6）试办托拉斯　　刘少奇在60年代指导我国经济调整工作中，对&改进我国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提出要试办托拉斯企业集团。他尖锐地指出：&部、厅、局都是国家行政机关，它们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干预经济。这种超经济的管理方法，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的办法，连资本主义的办法都不是，而是封建主义的办法。他提出要按客观经济规律、按社会大生产所要求的客观经济联系，用托拉斯，即企业经济联合体来代替行政组织管理经济。　　党中央同意刘少奇试办托拉斯的建议。1963年批准成立中国烟草公司，统管原料收购和产品销售工作。1964年8月又相继批准工交部门试办十一个托拉斯（地方也举办了一些）。试办的这些托拉斯，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22）1965年6月。刘少奇在听取托拉斯试办工作座谈会情况汇报时，明确指出：举办托拉斯是要把一个行业、把整个国民经济（集体、个体经济除外）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就可以搞专业化、标准化、系列化，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对国家有利，对地方有利，对整个社会都有利。”（23）　　刘少奇组织托拉斯企业集团的设想，从实质上说，也就是现代企业制度。这正是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7）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刘少奇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和管理，十分重视人才，他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国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比较早地掌握了现代的文化，并且掌握了一些现代企业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直到现在，他们仍然是我国具有比较丰富的现代文化知识、拥有比较多的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一个阶级。”我们应当继续保持同他们的联盟，团结教育他们，“使他们有充分的机会发挥能力和专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把他们的有益的经验和知识当作一份社会遗产继承下来。”又说：一切真诚工作、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知识分子和专家，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支极其重要的队伍。我们要依靠和动员知识分子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军，做出贡献。（24）　　刘少奇还十分重视学习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他要求中央各经济部门把全世界一切好的东西都学过来全世界好的机器都搜集来、造出来；全世界轻工业产品的样品都找来，都要学会生产；要把人家最新的科学技术学过来；要敏感地注意世界最新的科学成就。（25）&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敢于和善于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这是刘少奇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一贯的思想精华。它对我国当前更好地贯彻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坚定地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无疑是珍贵的、有益的启示！&（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统战部）　　注释：　　①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1949年6月?《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28页。　　②③④⑤（17）《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51页、第3页、第177页、第173页、第327页。　　⑥刘少奇：《在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日。《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第80页。　　⑦刘少奇与安子文的谈话，日，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97D198页。　　⑧刘少奇：《合作社的地位和作用》，日。《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第22页。　　⑨⑩（11）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87页、第188页、第367页。　　（12）《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240页。　　（13）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51页。　　（14）刘少奇：《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18D121页。　　（15）（18）刘少奇：《自由市场问题》日。《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第192页。　　（16）（22）转引杨波：《实事求是，勇于探索，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1988年11月。　　（19）（25）转引刘崇文：《刘少奇在1956年前后的重要思考》，1988年11月。　　（20）（24）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日。《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40页、第245页。　　（21）转引马文瑞：《刘少奇同志的片断回忆》，《缅怀刘少奇》，第284D285页。　　（23）刘少奇：《试办托拉斯》，日。《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75页　　《中央社会经济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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