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成高管都不知道，领导者最重要的工作是让员工富有使命感八成高管都不知道，领导者最重要的工作是让员工富有使命感财今金融百家号领导者最重要的工作是“将员工与使命联系在一起”。但许多管理者回避公司使命，他们认为，工作本质上是契约制，员工希望减少个人投入的成本。这种预设不一定是错的，不过，如果你像许多管理者一样，运用传统的经济学逻辑，将员工视为自利的个体，并据此设计组织工作和文化，那你是不会得到理想的结果的。我们发现，如果能够以使命贯穿战略和决策，就能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统一起来，形成积极正面的同侪压力，让员工重新振奋精神，增加合作，促进学习，进而使得表现提升。我们总结了各种公司案例，就如何在组织中开展类似活动提供参考。我们的方法可以帮助你打造使命型组织。这套方法分为八个必要步骤，使你能够跨越转为使命型组织的最大障碍——认为员工工作动力是“交易”的犬儒观点。设想精神抖擞的工作团队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雇主面临着“委托代理问题”，这是描述组织与其员工关系的标准经济模型，主要观点是：委托方（雇主）和代理方（雇员）签订劳动合同。代理方倾向于回避努力，为一定量的金钱回报投入一定量的精力，不会投入更多。精力属于个人成本，委托方只能以激励和监督对抗这种回避努力的倾向。这个模型里不存在“全力以赴的工作团队”的概念。改变这种观念的一个方法是让领导者接触一些积极正面的例外情况。如果能找到一个积极正面的例外——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部门，就可以用来鼓励其他人。追求卓越，探究成就卓越的使命，然后想象一下你的团队充分领会这种使命后将会如何。发现使命使命不必凭空想象，它原本就存在。你可以通过共情找到它，要去理解和感受员工最深层次的共同需求，要提出激发式的问题，倾听并思考。前密歇根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德博拉·鲍尔（Deborah Ball）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鲍尔新上任时，想明确组织使命，提升员工专注度和敬业度，改善合作。为了“正本清源”，她与学院所有员工沟通，希望获得多种意见，也的确如愿了。但她也发现了惊人的共通性，员工强烈希望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鲍尔把自己听到的意见写下来，与其他人分享，倾听他们的回应，进一步了解他们的需求。鲍尔说：“你要找到人才，与他们共事，听懂他们表达的意思，跟他们打成一片，并不断回馈他们。”她借用敏捷和设计思维的概念，将这个过程称为“集体创造”。随着这个过程推进，事实逐渐明朗：学院其实有能力为社会做出贡献。例如，学院可以影响世界各地其他培养教师的机构，解决学费问题，为少数人群服务。鲍尔得出结论，这些重点问题有潜力将所有员工的力量团结起来，并吸引新的人才和科研资金。于是她把强调这些内容，作为学院集体认同感的重要因素。满足对真实的需求使命已经成了一个流行的词。就算是不相信这种东西的领导者，也受到来自董事会、投资者、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压力，被迫给出组织使命。如果公司对其使命和价值的陈述未能规范高管层行为，那么就只是空谈。员工会察觉这种伪善，变得更加怀疑。这样是有害的。帮助金融机构筹集资金的中型投资银行Sandler O’Neill and Partners，是一个以使命和价值规范行为的例子。该公司在利基市场获得成功，与其他投行一样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主要使命。不过，2001年“9·11”事件时，位于纽约双子塔的公司受到恐怖袭击的直接冲击。马上就要领导公司高管团队的吉米·邓恩（Jimmy Dunne）得知，公司1/3的员工包括两名高管身亡，实体基础设施受重创，很多电脑和客户资料化为乌有。随着危机进一步显现，虽然公司恢复业务的需求空前，但邓恩做出决定，每位死难员工的葬礼都让一位合伙人参加，也就是说他自己也参加了许多葬礼。目睹过多次悲伤的场面后，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公司的使命不只是满足客户、创造股东价值，还要重视员工生而为人的价值。这与传统制度产生了严重分歧。比如他让CFO向所有遇难员工的家人支付该员工到2001年最后一天的薪水和奖金，然后又问能不能再把2002年全年的薪资奖金也发给家人。CFO表示，公司可以支持，但这样做有悖公司对合伙人的信托责任。于是公司提出可以收购合伙人持有的股份。没有合伙人接受这个提议。员工会知道公司给出的使命是否真实。真实的使命会影响公司每一个决策，做出其他公司不会做的事情，比如为死难员工的家人开工资。邓恩告诉我们，组织往往在出事的时候发现自身的使命价值，困难时期领导者的作为能够显示出组织本性。他说：“评判人不是看他们付出多少，要看他们付出之后自己还剩下多少。”始终如一前不久退休的美国银行美国消费者运营负责人托尼·米奥拉（Tony Meola）明白使命持续性的意义。他说，构建使命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要让组织改变方向，而已有的文化倾向于保持现状。米奥拉克服障碍，是凭借向所在部门阐明使命：将卓越运营作为使命，不允许其他压力导致分心。他强调培训和发展员工运营能力和领导能力，将这个重点贯彻在交谈、决策和团队面临的所有问题里，随时发问：“这样做能否改善我们的运营？”他说：“这样一以贯之，从不动摇，就会产生惊人的效果。使命会渗透进集体意识。文化会发生改变，组织表现更上一层楼。流程得以简化，更易操作和维持。员工开始寻找针对问题根本的解决方案，不再采用会在之后带来更多不便的权宜之计。”这种思维意味着拒绝其他一切无法反映使命的东西。例如在米奥拉这个部门的呼叫中心，有个提案是向技术和人员投入额外资源，让团队得以更快、更好地解决客户的问题。但这个提案被拒绝了，因为管理者和员工根据现在的使命，判断这项投入能否提升运营效率，答案是否定的。像米奥拉这样言行一致、一以贯之地传达使命，员工会看到领导者的投入，开始真正接受公司使命，给自己重新定位。改变是自上而下的。促进个人学习传统的经济学逻辑倾向于依赖外部动力。然而，领导者接受了使命，就会认识到学习和发展是强有力的激励。员工自身希望思考、学习和成长。圣路易斯的非营利组织The Mission Continues，工作使命是帮助受伤和残疾的退伍军人康复并重新融入社会，新员工会被分配大量工作。这种做法背后的逻辑是，领导者给员工布置困难的任务，说明相信这个人有潜力。工作成为学习和发展的孵化器，员工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自信，更加投入组织的工作，以及更高的使命。当员工理解组织的使命，也看到了自己如何可以变得更好时，就不需要太多管控了。这种清晰的方向感，类似军队里的“指挥官意图”。士兵如果了解并深入理解了指挥官的战略目标，即使指挥官不在，他们也可以执行任务。当然，领导者必须详尽地解释组织更高的使命，员工才能利用手头的信息，主动采取行动。商学院教授克劳丁·加滕伯格、安德烈亚·普拉特和乔治·塞拉菲姆的研究显示，不止非营利组织，这一点在企业中也至关重要。让中层管理者成为使命型领导者要打造热情敬业的团队，你需要了解并贯彻组织使命、运用道德力量领导的中层管理者。这远远超过多数公司对中层的要求。比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毕马威，数十年来，合伙人以会计的严谨态度进行管理。他们仔细观察，严格评估，谨慎决策，因为这是高层定下的基调。高层管理者并不热衷空想，合伙人也是如此。于是，各层级员工都倾向于安全、渐进式的改良。随后毕马威进行了转型，开始探索使命这一概念。回溯事务所历史，领导者惊讶地发现，事务所为世界大事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他们采访了多名员工，经过分析，得出结论：毕马威的使命是帮助客户“激发信心，成就创新”。这样短短的一句话在公司中激发了一种敬畏之情，毕马威高管们着力让每一位领导者和管理者与这个使命产生关联。他们开始公开谈论自己的使命感和意义感。这个举动产生影响之后，他们意识到，合伙人也需要这样影响自己的团队。合伙人接受了管理层的建议，但是觉得还没有能力做到。于是毕马威投资了新的培训，让合伙人学习如何通过引人入胜的叙述传达自己的身份认同和职业使命感。虽然推进这类培训很困难，但公司文化的确发生了改变。如今毕马威合伙人跟团队交流个人使命，讨论如何将其与职业生涯及公司存在的意义联系起来。通过这种方法，他们在毕马威中层建立起一种超乎预期的真挚。让员工与使命相连中高层领导者都深入理解了组织使命，就必须帮助一线员工了解使命如何与日常工作相联系。不过，自上而下的要求不会奏效。员工必须也参与这个过程，这样使命更容易渗透文化，塑造行为，即使没有管理者监督也不会有影响。这方面的一个好例子仍然是毕马威，鼓励员工讲述自己如何产生影响的经历。毕马威有一个10000 Stories Challenge项目，让员工在一个便于使用的平台上回答“你在毕马威做什么”，与组织使命联系在一起，激发热情。毕马威找到了帮助员工个人认同组织集体使命的绝好方法。公司总体转型得以稳固之后，调查显示，员工对自己工作的自豪感有所提升，敬业度达到有史以来最高，最终在《财富》杂志最佳雇主榜单中排名上升31名，位列第12，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排名最高的。人才招募水平提升，人员流失率下降，成本也得以降低。让正面激励因素发挥作用每个组织都有一群未能发挥潜力的变革推动者。我们把这些推动者称为正面激励网络。这些使命型人才像汉普顿酒店的科里·穆德尔一样，成熟且抱有乐观的态度，散布在组织各个层级，坦诚且主动。一旦被召集到一起，他们就可以协助推动文化变革的每一步。这些人容易辨别，而且能获得其他人信任。我们协助Prudential Retirement、Kelly Services和DTE Energy等许许多多的组织组建了这样的网络。高层领导者通常会在最初几次会议上邀请网络成员参与设计和执行变革过程，不消几分钟就能达成共识，然后安排时间进行定期会议。这些人去到组织中与其他员工交流想法，带来反馈和新的想法。他们愿意坦言，公开挑战旧有的预设。更高的使命无法保证能带来经济效益，但我们看到很多组织都有了绝佳的成果。其他研究（特别是加滕伯格的研究，涵盖了429家公司的50万名员工，涉及从2006年到2011年的917个样本观察值）也表明，公司阐明使命，对运营财务业绩（资产回报率）和前瞻性的绩效评估（托宾Q值和股票收益）都有积极的影响。因此，使命不止是崇高的理想，也对公司财务健康和竞争力有现实意义。在工作中找到意义的人，会全身心投入工作。他们挑战传统经济学有关自利的假设，慷慨地付出。他们一直不断成长，不会停滞不前。他们做得更多，也做得更好。释放出这股力量，就能改变整个组织。本文转载哈佛商业评论分享，如原作者如不愿意本网站刊登使用相关素材，请及时通知本站，我们将在短时间内予以处理，敬请联系010-。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财今金融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分享最新的金融证券资讯,提供全面的资讯！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师林商学院简介_图文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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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商学院，有这样一个段子：学生对某家商学院不满意，投诉说，“我是客户，你们对客户服务不够好”，商学院老师回复说，“错了，你根本不是我们的客户，只是我们的产品。”
　　可以说，商学院教育确实存在“两面性”：一方面，学员购买服务，而且支付的价格越来越昂贵；同时，学员本身亦是“商品”，其合格与否，关系的不仅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和雇主的实际利益。商学院“中国制造”的整体品质，同样事关商业力量能否成为驱动社会进步的正能量。
　　继2010年启动“21世纪商学院竞争力调研”项目以来，21世纪传媒一直力图描绘出中国商学院的实力谱系、学生的构成特点以及生源市场对商学院服务的需求与评价，为学员和商学院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资讯和见解。基于28所商学院、82个MBA项目、50个EMBA项目历时近半年的考察和5306份调研问卷的数据分析，7月6日，21世纪传媒发布了2012年度的商学院竞争力调研结果。
　　迎接“新世代”
　　此次调研的一个重要发现在于，MBA意向申请者的年轻化趋势日益明显，而雇主群体中出现“国退民进”的现象。
　　目前，MBA毕业生和在读者的年龄区间符合一般常识的判断，其中，毕业生年龄多分布在36岁至40岁之间，在读者年龄多分布在31岁和35岁之间，但是，在有意申请MBA的人员中，25岁以受访者占比高达43.1%。这就意味，相当多的受访者计划在达到MBA报考条件即本科毕业3年以后，即开始报考MBA。
　　同时，年轻MBA群体的雇主中，民营企业未来会越来越多。
　　调查显示，对比MBA意向申请者、在读者和毕业生三类受访者，其雇主分布出现明显的“国退民进”变化。在已经毕业或仍在读受访者中，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从业人员还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但对意向申请者的调查显示，19.4%的受访者来自民营企业，该比例超过国有企业的18.7%，以及外资企业的10.3%。对MBA意向申请者中的广东样本调查显示，民营企业的受访者(民营股份制企业和民营合伙企业)累计达到39.9%。此外，来自金融和制造业的雇主更乐于招聘MBA，两者相加占比约4成。
　　民营股份制企业正取代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有望成为招聘MBA学员的主力，显示出民营企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开始产生普遍引入职业管理人才的意识，而其需求也值得格外关注。
　　调研显示，管理能力是受访雇主最看重的素质，其次为团队管理能力和社会资源整合能力，越来越多的雇主开始意识到，单纯的知识掌握度并非招聘员工的第一标准，随着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再局限于一个地区或者企业，本地雇主们更希望选拔既懂管理又懂业务，兼具开阔视野、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就民营企业而言，素质、能力导向可能更加明显，相反，学校品牌并非招聘单位雇佣和留用人才的关键要素。
　　与需求端有所差异的是，多数MBA意向申请者认为，学校师资力量和学校品牌是决定其选择项目的最重要考虑因素。“商学院学的是知识，但企业要的是能力，作为商学院来说怎么样满足企业的需求，就是要把知识转化成能力，尤其是团队合作能力和社会资源整合能力，这是商学院要注意的方向。”数字100市场调研公司董事长唐学梅如此点评道。
　　同时，口碑将可能会左右年轻群体就读院校的选择。调查显示，毕业生推荐其亲朋好友的意向非常之高，MBA毕业生中，分别有39.3%和41.4%“非常愿意”或者“愿意”将项目推荐给朋友，而有意向者一般也会找毕业生做咨询。从这个角度说，商学院除了教学工作本身，加强与校友互动并提供良好服务，有助于提高申请者的数量。
　　可以说，前往商学院接受MBA教育，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一代职业规划中的重要选项，商学院应结合其群体特征及潜在雇主群体的需求，在课程设置、培养方式、营销推广、校友服务等多方面有所应对。
　　学费“上行”
　　近年来，MBA学费一路上扬，“涨”声一片，尤其是名校的MBA项目，几乎集体迈入到6位数时代。在调研报告罗列的“综合评分前十位MBA项目”中，2012年项目学费全部在10万元以上，其中4个项目超过20万元，最贵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全日制MBA项目，达到33.6万元。大部分商学院将学费上涨归因于教学成本上升，比如师资、课程设计、案例开发、增值服务等方面的支出增加。
　　调研显示，就MBA的意向申请者而言，学费水平的高低已成为影响项目选择不容忽视的因素，回答“影响非常大”和“影响较大”的受访者占比约7成。在中国，较少有企业会为员工的MBA深造支付学费，同时意味着，越来越多的MBA意向申请者必须自筹学费。在受调查的人员中，51.9%的MBA意向申请者需全部自筹学费，32.5%的受访者会申请部分贷款减轻压力，全部由公司负责的受访者比例仅为1.5%。
　　考虑到MBA申请者群体的年轻化趋势，学费压力将是其中不少人的现实挑战。调研显示，除了“分数不够”，“学费太高”是导致MBA在读学员和毕业生未能就读第一意愿项目的最主要原因。高达78.9%的MBA意向申请者希望学费范围控制在5万-10万元，而名校的学费几乎全部超出理想范围。
　　幸运的是，商学院对于MBA学生的投资回报仍然非常高。调查从薪酬和职务两个变量来考察MBA教育的回报，发现MBA学生毕业两年后在薪酬、职务两方面均得到较好的回报。
　　数据显示，46.8%的MBA毕业生入学前年薪普遍在8万元以下，然而，目前薪酬超过15万元的受访者比例提高至69.4%；毕业三年内的学员中，只有7.7%的薪水还停留在8万以下，8万-15万的为22.9%，15万-20万的为15.5%，20万-30万的为20.6%，30万-44万的为16%，45万的为17.3%。72.7%的MBA毕业生入学前职务普遍是“经理及其他”，毕业三年内，仍处于这一级别的受访者比例大幅降低了26.8%。
　　而多数(超过7成)MBA受访者对其所在学校和就读项目也较为满意，甚至毕业生的满意度还普遍高于在读学员；将近5成的MBA学员对所在学院推荐实习机会、推荐就业机会和相关信息的状况表示认可(认为“较多”和“非常多)。
　　报告预测，由于中国MBA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普遍理想，商学院的学费将会持续处于“上行”通道。
　　输出价值观
　　根据数据分析，此次调研最终产生了中国十大商学院、十大MBA项目、EMBA项目以及值得推荐的特色MBA/EMBA项目，部分反映了中国的商学教育21年来的成果。
　　“在商学教育的技能层面，比如教学技巧、教学内容上，中国优秀的商学院取得了巨大进步，除了世界上最好的几家商学院以外，并不逊于国际主流水平，未来彰显中国商学院的特色在于培养什么的人，关键在于文化理念，”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志学教授评论说，“当前中国社会与西方成熟的商业时代是不一样的，很可能是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最坏的样时代。如果商学院培养的人才没有民族大义的担当，没有对世界格局的了解，不能咬紧牙关落实到自身企业的进化，恐怕本土商学院对中国的进步不会有太大影响。”
　　《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深有同感，他认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定有“底层代码”，那些才是“看不见的竞争力”，占到其个人和企业竞争力的绝大部分，其次才是知识和技能，但目前多数本土商学院教授的更多是一种“表层代码”，甚至连“表层代码”都没有，就是“表层标签”。“商学院提供的教育应该70%都不是直接跟商业有关的，比如，日本一个商人的基本素质更多不是所谓的商业技能，德国也是如此，虽然他们商学院教育并不那么发达，可是企业的竞争力整体很强。最终，正是人的基本素质、‘底层代码’根本上决定了国家的竞争力。”
　　吴伯凡呼吁中国商学院应该定位在“一个真正具有创新性商业思想和管理思想的策源地”，并建议从传统智慧中汲取更多有价值的养分，“现在所谓‘中国式管理’，其实多是一些相当草根、野蛮生长起来的商业技巧和一些潜规则、潜管理，并演变为一种‘流行病’，比如机场书店里头宣传的所谓‘营销大师’，而商学院尚未形成一种势均力敌的力量，让大家接收到真正的管理思想。”
　　中国商业领域大量败德行为的发生，正要求商学院在传授商业知识和技能之外，承担更重要的使命，即形成和输出正确的价值观。
　　有评论者注意到，在美国，但凡安然事件、次贷危机等一出现，公众就会兴起一波“商业道德”的质问，商学院内部也会有一轮反思。事实上，将部分商人的败德现象全部归罪于商学院肯定是不恰当的，但是，借此进行集体反思仍是十分必要的，毕竟教育在构建商业生态的底层结构中承担着重要职责。
　　由于商业力量的新世代涌动着接收商学教育的热情，本土商学院在“正本清源”、塑造价值观方面的使命就尤其显得迫切了。
　　特别说明：由于各方面情况的不断调整与变化，新浪网所提供的所有考试信息仅供参考，敬请考生以权威部门公布的正式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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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论坛]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中）
信息来源：
山东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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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2:11&作者：张&宇&来源：经济日报编者按：西方经济学有其合理有用的一面，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借鉴。但是，对于西方经济学绝不能照抄照搬，盲目崇拜，更不能把它当作唯一科学的理论。盲目崇拜和照抄照搬西方理论和经验的危害，不仅在于它脱离中国的实际，无法解答中国的问题，更在于它会使我们成为某些错误思想的附庸和奴隶，丧失思想理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甚至会把西方国家的特殊经验、特殊利益和意识形态当作所谓的“普世价值”推广甚至强加于中国。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科学。发展中国的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格，根据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创新。　　首先，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要注意以下几点：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必须坚持，如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等，背离了这些理论，就等于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２、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的一些观点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被忽略或简单化了，如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重建个人所有制”等，对于这些观点要正本清源。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中有一些与当前现实不符的具体观点，应当实事求是地根据实践的发展加以修正。４、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有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没有深入讨论和研究过的，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研究，作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　　其次，要把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主要途径是：　　一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如在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的前提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具体实施机制、适用范围和实现过程，建立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二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如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发展阶段，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行对外开放等新的理论，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如我们从实际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　　第三，要把理论与当今时代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化，特别是要从中国的实践经验出发，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发展创新。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就是如何看待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制度完善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客观事实与价值判断、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关系问题。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的发展自然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和判断制度变迁进步与否的根本标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又是一种通过不断的实践而前进的运动，一种需要通过顽强的追求奋斗才能实现的远大理想，因此，如果没有伟大的价值追求和目标引导，如果人们对于所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毫无热情和向往，那么，建设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意义？　　生产力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矛盾在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中更加日益凸显。一方面，是经济总量以近10%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30多年；另一方面，是贫富差距、腐败蔓延、利己主义的出现。生产力的标准和制度或价值标准的关系是否一致的问题突出地摆在了人们面前。对于这个基本理论问题，如果不进行深入研究并得出科学结论，就会产生指导思想上的混乱，甚至发生重大的方向性偏差。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并取得了有益的成果。比如，有的学者提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需要实现生产力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在实际的生活中，我国经历了四种情况：一是将两个标准统一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社会顺利发展；二是表面上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但违反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搞“大跃进”，表面上重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取向，但违反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刮“共产风”，造成生产力的损失和人民的灾祸；三是忽视生产力的发展，结果是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既偏离了生产力标准，又扭曲了价值标准；四是重视和强调生产力标准，但忽视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结果出现贫富差距扩大，偏离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总结历史经验，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本质，就是把两个标准统一起来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生产力标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价值标准。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　　推进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理论必须正确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首先应当承认，西方经济学有其合理的有用的一面，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借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西方经济学的各个分支，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市场经济和资源配置的一些规律，如关于价格运动的理论、关于增长与波动的理论、关于货币金融的理论等。对于这些具体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领域不断扩展，内容越来越细，新理论新观点层出不穷，促进了人类对经济生活运动规律的认识。　　2、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如边际分析方法、统计和计量方法、投入产出方法、实验的方法和目前流行的博弈论等，对于经济科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数学方法得到了广泛运用，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3、西方经济学的各派理论体现了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对当时经济生活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思考，这些理论即使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但是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和了解经济思想的发展，也是有价值的。　　西方经济学的这种合理性和有用性，决定了我们对西方经济学不能采取完全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而必须认真研究和科学借鉴。但是，对于西方经济学绝不能照抄照搬，盲目崇拜，更不能把它当作唯一科学的理论。而必须批判性地加以借鉴，有条件地加以运用，吸收其合理的因素，摒弃其意识形态的因素。这是因为：　　第一，西方经济学历来具有二重性，既有合理有用的一面，也有不可否认的意识形态因素，这在基本理论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如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说”、主观价值论、要素价值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完全竞争理论等重要理论，都直接是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的，既不能被事实和经验所证实，逻辑上也存在严重的缺陷，但符合经济当事人的利益和要求，因此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理论。　　第二，西方经济学学派林立，观点各异，并不存在被一切时代和一切人普遍认可的所谓科学理论。例如，虽然都是主流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对新古典经济学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存在着许多根本的缺陷，如没有认识到激励问题的重要意义，过高地估计了价格的作用，没有认识到资本配置中的困难，对于分散化和竞争的作用与功能缺乏正确理解，忽视了技术创新在经济中的作用，等等。同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存在着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坎南、罗宾斯等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弗里德曼等人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科斯、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等不同学派。　　第三，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即使是在一定时期看属于正确的理论，也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历史经验、价值取向、文化背景和逻辑结构为前提，不能照搬照抄，而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曾指出：“这些（西方）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它们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并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成份和意识形态成份并不是分开的，而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因此，如果我们缺乏科学的鉴别力，不进行仔细的甄别，就很容易将西方经济学中有害的东西当作有用的成分来学习运用，而真正合理有用的东西则反而可能被忽视。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　　如何认识政府与市场关系。在这一问题上目前流行许多观点，如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只能为市场和企业服务，只能提供公共产品而不能承担其他更多职能，等等。这些观点从表面上看，是讨论经济体制的，是反映资源配置规律的，但实际上却体现着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的作用就是资本的作用，特别是垄断资本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所谓的自由贸易，实质上是资本的自由，它要“排除一切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恰当的调节，都被说成是侵犯资本家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当代美国著名学者乔姆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只不过是少数富人为限制民众的权利而斗争的现代称谓而已。　　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流行着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思想，认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是科学的普适的，是无民族无国界的，毫无疑问地相信它、学习它，就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不折不扣地贯彻它、实践它，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这是一种新的蒙昧主义。不摆脱这种教条主义和蒙昧主义，就不可能真正树立理论上的自觉和自信。　　理论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必然要随着现实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从来就不存在可以脱离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生活的永恒的普适的经济学。经济学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一样，从来就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实践和经验，在思想和理论上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的结果，绝不只是哪个国家和哪些个人的专利。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更不应当仅仅是他国理论的亦步亦趋的模仿者和追随者，而应当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贡献。任何照搬照抄别国理论与经验的做法，都必然会在丰富多彩和生机蓬勃的实践面前折戟碰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盲目崇拜和照抄照搬西方理论和经验的危害，不仅在于它脱离中国的实际，无法解答中国的问题，更在于它会使我们成为某些错误思想的附庸和奴隶，丧失思想理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