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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北土改亲历记&& 冯志轩 　
一九四七年寒假，我们学生被编成小组，参加土改工作，给农村居民定阶级成分。土改分为七个阶段：土地调查、土地评级、评定阶级成分、挖财宝、流血斗争、分浮财、分土地和发土地证。
第一阶段是土地调查，分为三个步骤：丈量、画图、计算。东北地区的土地计量比较特殊：松花江北每亩二百八十八平方弓，江南则是二百四十平方弓，江北比江南高出来百分之二十。一平方弓为二十五平方尺，一平方米为九平方尺。松花江南一亩土地是六千平方尺，刚好等于六百六十六平方米，即公制一亩，十五亩即一万平方米为一顷。江北一亩为八百平方米（七千二百平方尺），叫大亩。丈量土地的工具“弓”，像个大圆规，约一米五高，两腿间距五市尺。人握住弓的上端，用一腿触地，另一腿往前翻倒，边走边丈量，很方便。我所在的工作队，刚好负责我家所在的乡。乡政府设在寇家屯，管辖附近四屯。其中一个叫双庙子屯，我家的五十多垧地就在这个屯。我要亲自丈量并平分自家的土地给农民。
第二阶段是土地评级。用弓丈量过的地块，要画出地块图，算出地块亩数，然后由贫农团的人根据土壤状况评出每块地的等级，共分四个等级。这两个阶段的工作我做得很出色，农会的人对我极为满意。几个月后暴行来临时，我既未受皮肉之苦，更没有被打死。
第三阶段的工作是划定农户的阶级成分。由贫农团逐家评定阶级成分，我做笔录。我家依靠地租生活，被定为地主成分。&
第四阶段是挖财宝。怎么挖？先挖人――毒打地主和他们的子女，毒打子女时还要让地主亲眼目睹。然后是挖地――掘地五尺。毒打地主的方法是把他们吊在屋梁上，其高度是脚趾刚好触地，既不能站立，又不能倒下，就像在跳芭蕾舞，晃来晃去。毒打其子女的方法是扒光衣服，把两臂绑在扁担上，用皮鞭猛抽。此法非常有效，绝大部分地主立即把藏财宝的地点招供了出来。第二天，民兵们威风凛凛地背着套筒子（旧步枪，俗称烧火棍），跟着几个农会积极分子，到各地主家去取东西。聚敛的财物有衣服、被褥、首饰、家具等，一切杂物应有尽有，集中存放在农会的房间里，由民兵看守。这些日用品和贵重物品当时叫浮财，所以也叫分浮财。简言之，挖浮财的手段无非是打人、流血、挖地、刨墙。
一天夜里，我也和别的地主子弟一样，双臂被绑在扁担上。但是，我受到了优待，因为我在土改工作队中工作出色。他们把我拽入另一个房间，用皮带往桌子上抽，叫我伴着皮带声高声哭叫，以便迫使我父母供出财宝。噼啪噼啪抽打了一会儿，农会的头儿说话了：“行啦！别打了。他家是在镇上净身出户到这儿的，没有什么油水！”所谓净身出户，就是仅穿着当时的衣服被赶出家门，此后你的家就不是你的了。&&& &
五六天之后就进入了第五阶段，即流血斗争，后来又叫刮骨斗争。报刊上宣传说这就是阶级斗争。真正是夺人心魄，血腥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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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尔斯语&&& 焦国标书
我家净身出户后，一家四口人栖身在富农金凤鸣家的一个小棚子里。金的妻子比我年长十几岁，我叫她金三姐，是一位热心肠的中年妇女。那天晚上像往常一样，农会积极分子在金家开会（他家地方宽敞）。已经深夜了，金三姐轻轻地敲开我家屋门，没头没脑、慌慌张张地悄声告诉我妈说：“老姨，他们定下了！”“定下什么啦？”我妈妈反问她。“他们开了半宿会，定了，明天要把寇玉铭和老姨夫打死！”寇在国民党时期任过村长。
“啊？什么？打死？”妈妈惊异得不知所措，声音都变了。这时父亲还响着鼾声。事情过了五十八年，如今我已是七十四岁的人了，可那死寂的黑夜，那小棚子半掩着的草门，妈妈颤抖的声音，父亲的鼾声，金三姐的伤感语气，这一切相互交织，仍然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妈妈惊魂不定，我睡意全消。
金三姐说：“那个土改工作队的队长是县里派下来的，姓胡。他召集那帮人开会，说县里的什么头头，叫树吉（书记）的人说了，这回一定要把贫雇农鼓捣（鼓动）起来，每个村都搞到底，把汉奸地主打死两三个，说要点着什么几几豆正（阶级斗争）的火。他说这几个村子有六个汉奸和地主，得打死两个，明天打死寇玉铭和冯天禄，一个汉奸，一个地主。赵二混子（雇农，有点文化）插话说不打死行不行，那个队长急了，说这是县里树吉（书记）定的。别的人就不再敢说什么了。”金三姐的声音里带着恐惧――通风报信也是大罪名啊！“快想想办法吧，老姨，我走了！”她哽咽着，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我们油灯也不敢点的小棚子。
我脑子一片空白，妈妈在抽泣，空气凝固了。“妈，怎么办？我到镇上去找卤水吧，免得硬是打死！”父亲醒了。他听了母亲的诉说，足有五分钟未说话，最后自信地说：“不会的，天底下哪会有这种事，把没有罪的人随便打死？”父亲已经六十五岁了。“可是金三姐说他们定了。”我空白的脑海里突然冒出这句话。“定了什么？”父亲问。“说要把你打死。孩子说给你找卤水去。”母亲边说边抽泣。“不用，不会有这种事。人命关天，共产党也得讲法律。”这句话犹如在茫茫大海中看到彼岸，压在我心底的铅块似乎轻一些了。尽管如此，我仍在狐疑：按照父亲说的“共产党也得讲法律”的逻辑，如何解释几个月前我们家的净身出户呢？
次日早上，我站在村中的大道边往西望，见从寇家屯方向来了一辆小毛驴车。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赶快跑回家。不一会儿，两个民兵进院了，直奔我家住的小土棚子。“走吧，贫雇农要斗争你，快上车！”两个民兵不由分说把我父亲架上车。“你也走，跟着走吧！”其中一个民兵对我吼叫着。转眼间我们被拉到了三华里外的乡政府所在地寇家屯。屯东头车道左边五六米处，横放着一具尸体，血肉模糊，流着血水，全身的皮肤没有了，像被剥去了一样，断了的肋骨杵在外面。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妇女和两个女孩在抚尸大哭。如此血腥的场面我实在看不下去，扭过脸，望着右前方灰蒙蒙的天空，流下了眼泪，心像被刀扎一样地难受……
“你看，把寇玉铭给蘸糖葫芦啦！又红又亮，挺好看的！”其中一个民兵轻松地说着俏皮话。面对如此凄怆血腥的场面，那个民兵竟能说出这句话，其反差之大令我永生难忘！野兽并不可怕，人兽才可怕！我预感到父亲要被打死。进乡政府大院往右拐，民兵拖着父亲推着我进到内屋。我看到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十几个地主家属被绑着站在炕上。这个房间只有南炕，地下宽敞，有十五六平方米。正中房梁上垂下两根粗绳子，地下留着一滩一滩血迹，角落里粗缰绳、马辔子、皮鞭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已被血水染成红色，抽打时粘下来的皮肉碎屑腻住它们的全部纹络。一望即知，这是一个典型的杀人现场。一级政府办公室同时就是杀人现场，历史上可曾有这样的先例？
进屋后我被推上炕。那些杀人的积极分子，眼睛充血，叫道：“快，快！吊起来！”显然，他们要杀人了。他们把父亲吊了起来。绑在炕上的所有地主家属都把头转过去，低头九十度以下。这时我听到了像是粗绳头抽打木板的声音！父亲的呻吟声、叫声，撕人心肺。仅仅半个多小时，他们就完成了杀人使命！消灭一个活生生的人原来如此简单，和杀一只鸡一样。接着就是暴尸田野。傍晚，妈妈找一个破柜来收尸。我们给父亲穿衣服（打死前被扒下来的），看到他身上的皮肤全被抽飞了，像是裹着一层红布。我坐在他尸体前的血地上，默默地遥望阴暗的天边，欲哭无泪。
在松花江北的广大地区，土改运动中的兽性暴行是普遍的。就我所知，肇源县东部相邻的几个屯子，如东海丰屯卢家被打死两个人，二站镇尚家被打死一人，自杀一人，南小城子屯邢家被打死两人，其中一人是用马拖死的。被打死的人中，有的是地主本人，有的是被株连的家属。不论用什么方式把这些人弄死，不需要任何手续，只要土改工作队长宣布一下树吉（书记）讲话就可以了。粗麻绳、皮带、皮鞭成了致人死命的凶器，子弹、刀斧、毒气等杀人凶器相形见绌，前者更直接、更简单，无需操作知识，且杀人的成本低廉。被打死的地主占多大比例？以寇家屯乡为例，六个打死两个，比例为三分之一。据专家估计，土改杀害了3-5百万人。
小镇里的小工商业者也受到打击。二站镇一家卖日用杂品的小铺子，掌柜的叫马少波，挨了打，游了街，跳井自杀前，在井沿上留下几十个烟蒂――他是多么不愿去死啊！其实他顶多算是一个小小业主，可那时候就成了镇上的资本家、资产阶级分子。二站镇仅有的两个小作坊，一个油坊、一个烧锅（酿酒坊），停办了。所有受打击的家庭，他们的藏书，包括相当珍贵的木版线装本，全被贫雇农当成卷烟纸了。我祖父的全部书籍，就这样被烧掉。至于文化人，如教员和校长，凡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都在劫难逃，县中学的两届校长都自杀了。
土改运动中流血斗争阶段，还有一个花样，叫串联斗争。一个区的各个乡之间相互交换着斗争地主，一个乡的贫雇农可以到任何别的乡去斗争那里的地主。五十年前的北满地区要比现在冷得多，刚进十一月原野已是白雪皑皑了。一天早晨，农会干部钟义来敲门。“你今天到前边王家屯去躲躲吧，昨天海丰屯过来人说，他们今天来串联斗争。”他一进屋门就对我说。看到我母亲，他接着说：“大婶也到村后黄大姨家去吧。”母亲让他坐下，他说有事要办，转身走了。“妈，您快走吧！”我催促母亲快走，以躲过这场灾难。母亲走了，我随后也出了家门，直奔屯子东南约二里地的土丘。这里地势较高，可以望到屯子里的情况。
人喊马嘶，一阵乱噪噪的声音从屯子里传过来。我从高处望过去，只见有几辆大车，一群一群的人乱嚷乱叫。事后听说，很多人又被打了一顿。这样的串联斗争以后还有两次，我都在农会朋友的暗助下躲了过去。
血腥恐怖事件之后就进入了第六阶段――分浮财。分浮财有个原则：不平均分。农会给贫雇农定了等级，给浮财定了价钱，每家贫雇农应该分到的钱数我也都计算出来了。瓜分胜利果实那一天，贫雇农早早来到乡政府大院等着分东西。胜利果实摆得满满一大院子。一整天院子里都是人声鼎沸，笑语喧哗。
现在要进入第七阶段――分土地了。政策是全行政乡土地打乱平分。寇家屯乡平均每人九亩三分地。分土地的原则是每人数量平均，质量不平均。所谓质量不平均，就是最穷的雇农要分给土壤最好的土地，次穷的分给次等的，依此类推。地主、富农、上下中农当然是依次分给土壤不好的土地。
农会决定用三个晚上把土地分下去。头一天晚上，依顺序先由排在前面的雇农、最贫农、次贫农……来选最好的土地。每家选完了地就可以回去了。村西头最好的土地快分配完了，大约还剩下十五亩左右，农会主席对我说：“把这一块地留下，先不分了，再来人分别的地块。”
我当然只能照办。以后几天轮到中农、富农、地主分土地了。好地早已分配完了，剩下的地块都是贫瘠的沙地。等到该我家分地时，农会主席说：“我们农会决定了，你家该分二十七亩九分地，村西头的十五亩好地分给你，剩下的再分这边的。”我当时年轻，不懂什么，反正照做就是了。这样，我家土改中分到的土地有一半是好地，几乎和贫雇农分到的一样。
土地分配完以后，最后一道程序就是发土地证。土地证上写着姓名、地段、亩数、座落和四周邻居。按照地图上标注的长宽，到现场钉木桩子，是为地界桩。到一九四八年春天，松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
土地改革还在进行的时候，另一个运动――扩兵支前运动，已经开始了。县里直接派出扩兵工作队。他们先到寇家屯乡政府，给乡政府里的人讲解扩兵的目标和做法，接着召开全乡贫雇农大会，进行扩兵动员。
一九四八年春节刚去，上午十点左右，县扩兵工作队就到屯子里来了。队长看上去四十几岁，讲话直截了当：“现在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很紧，前线需要人。今天开会就是为了扩兵支前，支前就是支援前方打胜仗。大家都来了，我先给你们讲一讲，为什么要扩兵？道理讲清楚了，咱们就报名。扩兵就是扩大部队作战的士兵。有了拿枪的兵，才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来了，你们翻身得解放，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你们要用实际行动报答共产党毛主席。”
农民们傻呆呆地听着。“大家报名，快点！本人去也行，孩子去也行。”扩兵工作队队长着急地催促着，询问着，焦躁之情溢于言表。农民以沉默和不理睬作了回答。会场出奇的静，好像是一种交易谈不成出现的尴尬场面。队长脸上掠过一丝难堪的表情。农民分土地、分浮财时的那种近乎疯狂的兴奋情绪此刻不见了。
会场仍是鸦雀无声，看来扩兵任务实在难以完成。队长又喊叫起来：“我告诉你们，胜利果实你们已经拿到手了，要不要拿起枪来保卫这些胜利果实，你们自己想一想――国民党来了你们怎么办？”接着他赤裸地威胁道：“你们分了人家财产，分了人家土地，打死了人家的人，你们得了这么大的好处，你们不去当兵？你们说，谁去！你们等着地主家的人回来反攻倒算杀你们吗？！”
我离讲话的人仅四米左右，只见他横眉立目满脸通红，声音有些颤抖。扩兵动员会已经开到过午了，乡里的干部直接点名道姓地动员。最后经过逐家访问动员，全乡共有七个人被扩兵。
运东的土改复查&&& 碧薇萍
1947年8月1日是我的父亲，一个有8年党龄，年仅32岁的中共地下党员的遇难日，至今已过去了整整62年。父亲是被土匪的儿子，在土改复查斗争的群众大会上，被拉上“望蒋竿”摔下后活活打死的。
民国初期，我的太爷靠走街串巷卖盆卖碗稍有积蓄，后又与人合伙做小生意，生活比一般人好一点。193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太爷被土匪绑架。爷爷和父亲倾其所有，交了赎金，赎回的却是太爷被肢解的尸体。据说太爷是见到熟人了，所以被杀害。后来土匪又到我家后院的郭家绑架，被村民捉获。经拷打，土匪供出了他们在我们村的同伙（是兄弟二人，为土匪当“钩子”通风报信，开门揖盗）。当时国民政府的部队迫于日军的进攻，已经撤退。家乡处于无政府状态，土匪如毛。为保卫家乡，村村修土围子，村与村之间挖半人深的交通壕，也成立不少打击土匪的群众自卫组织，白凤仪的部队（后被共产党收编）即其中之一。我们村那两个暗通土匪的两兄弟被白部抓走。我父亲当时24岁，年轻气盛，为了给爷爷报仇，亲手处死了其中一人。
钩子兄弟，其中的老大有两个老婆。这在我们村是独一无二的，可见他们生活并不困难。8年后，1947年，他儿子竟成了搞土改运动的贫下中农。为了为他的土匪爹报仇，在群众大会上打死了中共地下党员――我的父亲。据我母亲回忆，当时他的老婆曾当街痛骂他：“你为你爹报仇，你爹是老缺（土匪），你不知道吗？你把人家好人打死。”&&
父亲被害一个月后，母亲才知道实情。在我们家乡，像父亲这样的冤案并非个案。东阿县委组织部当年落实政策的王某就曾经当面对我说过：“像你父亲这样土改复查斗争时被打死的人有的是。”
1996年我回山东老家，在东阿县委组织部听一位部长说，还有一位当时的县长也是死于土改复查斗争。80年代，在拜会父亲的入党介绍人时，老人家告诉我：运东地区（山东运河东岸）土改复查左倾严重，后聊城会议上有过处理，但对受害者却不了了之。
我在黑龙江林业局上班时，认识一位原籍山东齐河的老乡，姓张，曾任南瓮泉林场党支部书记。张书记是军转干部，曾随解放大军南下广东。80年代我告诉他我父亲的冤案时，他说他的父母也好险，差点儿被活埋。他的家乡搞土改时，正赶上他回家探亲，再晚回去几分钟，父母就没命了。当时埋人的坑已经挖好了，他是军人，才救了父母一命。
我们村除了父亲遇难之外，还有一家六口死了三口。这一家有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记了一张他家被分物品的清单（所谓变天帐），被发现了。后来这个孩子连同他的父母都被打死。
我老伴的娘家被划为富裕中农，她爷爷因不堪惊吓，在囚禁地上吊自杀。她们村有一户人家，男人侥幸逃跑，60多岁的女主人跳坑自杀，被捞上后又被活埋。其年轻的儿媳妇被拉上“望蒋竿”，被喝问要死要活？当时只能说要活。要活就必须听话，放下来后乖乖地做了当时村干部的老婆。
我老伴的姑姑老实憨厚，嫁给一个精明伶俐的青年，娘家给买了不少土地。小伙子因精明伶俐，又有土地，于是成为斗争对象，不仅丢了命，五脏六腑还被土改积极分子掏出来煎炒当了下酒菜。
更有甚者，一个叫关营的百户小村，一个大坑活埋了48口人，有80多岁的老人，也有吃奶的孩子。其原因是一个被囚禁的人打死一个看守逃跑了，被抓回后，连同亲属，不管老人孩子，全被活埋。据说当时是夏天，一个月后，这个埋葬48口人的大坟竟长高了两尺！第二年扒坟认尸体时，我老伴（当时5岁）去姥姥家正巧路过，被惊吓得几天不敢睡觉。
这就是我们家乡运东地区的土改复查运动！
1975-78300
197852019784040771177
40天的强化班结束，我离开县城，回到白寨老家。几天后，参加1978年的全国统一高考，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被河南大学中文系录取，成为白寨公社高中和西腰大队高中办学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唯一的一名本科生。后来有人调侃说，这两所高中似乎是专为丁晓宇考大学办的。
北京陈先生来信：你们发来的第二期《黑五类忆旧》和第三期“父亲专号”我都收到了。你们在做一份沉重而有益的工作，把那黑暗而血腥的时代记录下来。但我以为，时间的磨洗已经削弱了记忆的力量，柔弱的民间之笔，似乎不足以承当记录那个残酷、非人性时代的重任。我曾经历过那个时代，撕心裂腑的创痛、风雨如磐的压抑，似乎未能在这些记录里被充分表达出来。但我仍然以为你们的工作是有益的。你们先做民间收集，等待我们的民族出现如椽巨笔。&
北京王先生来信：看了两期“忆旧”，感到文章的类型过于单一了。回忆性的述说，固不可少，并且这可能是贵刊的创立缘由之一，但就杂志而言，还是复合型的更好些，以满足不同口味要求的读者，并可起到引领作用。比如每期能否读到一篇具有较高水准的评论性或研究型文章？又如每期能不能上一篇写域外或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性质相同或相似事件的文章？哪怕是梗概性的介绍也好，这也是一种忆旧。这种横向和纵向上的打通，有时对读者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目前我看到的大陆电子刊物有四五种，贵刊作为新军，希望能后起竞秀，越办越好。&&&&
斗四伯&&& 李佐廷
这是长春郊区西湖生产队审讯斗争会的一幕。房梁上吊着一位白发苍苍的七旬老人。两个凶神恶煞般的群专队长（姓齐和姓张）一个手操木棒，一个手握牛皮带，边审问边抽打，不时传来老者撕心裂肺的嚎叫。这吊着被抽打的老人，是本屯唯一的地主分子李景堂。他是我的同族堂伯，排行老四，称他四伯。&
据说有的地方从地主家里挖出了枪支，为了扩大战果，号召各村各屯都要对地主家进行一次土改式的追缴枪支的斗争。解放前东北农村土匪多，一般地主家都有枪支。这次追缴枪支的土改式斗争，当然少不了四伯。姓齐的群专队长开始审问。他冲着吊在梁上的四伯问：“吊着舒服吗？”四伯不敢说不舒服，脱口说了句“舒服”。“看来你还没吊够，那就继续吊。”张姓队长裂嘴奸笑一声。伯父意识到回答失误，急忙改口说：“不舒服，确实不舒服！”“还想吊吗？”齐群专问了一声。“不想吊了。”“既然不想再吊，问你一个事能说实话吗？”四伯父急切地说：“能！能！”
“解放前，你家养过枪吗？”“养过。”“养过几支？”“养过两支。”“是什么枪？”“三八大盖。”“有匣子枪吗？”当地人将手枪叫匣子枪。“没有。”
张群专怒吼一声：“你他妈的不老实，还得吊起来让他清醒清醒。”话音刚落，两个造反派迅速将四伯父重新吊起痛打。几分钟后又把他放下来。四伯父两腿刚落地，齐群专走上前怒吼一声：“匣子枪有几支？”“真的一支也没有。”“是不是还要吊起来再悠一悠。”“再吊起来，就是打死，我也拿不出匣子枪。”
“老东西，那两支三八大盖枪藏在哪里？”“解放前就交给区工作队了。”“谁能证明？”“当时给了一个字据。”“既然有字据，就交出来吧！”“字据放在夹袄的夹层里，被老嫂子洗衣服时洗碎了。”“你他妈的不老实，再给我吊起来再帮助帮助他。”
四伯又重新被吊起，一阵暴打。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冲动地喊一声：“我可以证明。”群众队长们以为我这个串联大江南北的高中生见过世面，肯定能和地主分子划清界线，揭其老底，就很客气地叫我到前边来。我走到会场中心。齐群专对我说：“你和他对质吧！”我说：“有一天我三伯母将一个洗碎的纸条拿给我看，问纸上字能看清吗？我说只能看清一个枪字。三伯母吓得哭了。这个字条真的洗坏了。”“你这个孝子贤孙，这哪里是证明！是为地主分子开脱。”齐群专火了，冲着我嚎叫谩骂。
“我是协助群专队把问题搞清楚，怎么是为他开脱呢？”“你这是破坏文化大革命，保护地主分子过关。”“我只是说实话，没有保护他过关的意思。”“李景堂是地主分子，是阶级敌人，你恨不恨他？”“当然恨。”我不敢说不恨。“李佐廷你恨敌人，现在敌人就在你面前。他藏枪要变天，你给我狠狠教训改造他一下。”齐群专边说边将一个手指粗的木条递给我。“毛主席教导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不能搞武斗。”我不能打伯父，只好用毛主席语录来拒绝。“李佐廷露出了本来面目，是地主的是孝子贤孙，今天来闹会场，保护地主分子过关，向毛主席请罪！”齐群专一边喊叫，一边用力摁我的头，让我跪下。我挣扎着不肯下跪，张群专上来助阵，我无可奈何地跪下了。齐群专又摁我的头，让我向毛主席请罪。我又挣扎又喊叫：“我无罪。”这样一来，激怒了两个群专队长，不容分说，对我劈头盖脸一顿打。为了不再吃眼前亏，我只好老老实实跪下，并自我安慰说：“我李佐廷给父老乡亲下跪，跪得着。”我老老实实的跪着，两个群专队长觉得制服了我，获得到一种内心满足，趾高气扬。“李佐廷，今天就要你来帮助帮助这个地主分子，你能不能帮助。”齐群专向我下达打四伯的命令，我还是坚持“只能文斗，不能武斗”。
为了继续扩大战果，决定将追缴枪的追查斗争会，改为对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李佐廷的批判会。群专队带着大家念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然后高喊口号：“李佐廷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李佐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转入批判我以后，四伯闲起来了，虽然也跪着，但总比吊着舒服。几个人都冲着我批呀骂呀，再没有人理会他。我引火烧身，遭受批判斗争，但四伯获得了解脱，我心里很痛快。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骨瘦如柴，用绳子吊在房梁上，还有群专头目的毒打，再折腾几个小时，不死也要脱层皮。过后，四伯及四伯的家人见我时说：“你救了四伯一条命，叫你受苦了。”
挨斗后，我返回本来不愿意返回的开始派性武斗的学校。父亲受我株连，群专队继续折腾我的父亲，又派人去学校要把我揪回来。我不能任其揪回去遭受肉体折磨和人格辱侮，无奈之下，我开始浪迹天涯。当时大串联尚未结束，有学生证在身，坐火车不用买票。
补白：父亲说，小时候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姥姥家，因为姥姥家是中农，在那里不会有人歧视，在那里也才敢跟小孩打架。这个经历培养了父亲隐忍的性格，不到关键时刻绝对不会发威。父亲在自己村里，都是夹着尾巴做人。八岁那一年，一群小孩围着逗弄一个残疾小孩，把那个残疾孩子逗哭。他老爹过来问谁干的，那残疾孩子就赖我父亲，结果他老爹一把抓起我父亲摔到地上，说这样的富农崽子，摔死也没事。父亲回家告诉奶奶，奶奶只能说：“以后你自己老实点，离他们远点。”无奈的奶奶，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这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是多大的心理伤害呀！父亲回忆说，当时摔死确实没事，根本不会有人追究责任。还有一次经历，父亲刻骨铭心。他当时在幼儿园，幼儿园中午有饭，父亲和另一个小孩出去看光景回去晚了，那个管幼儿园的老婆子却只给另一个小孩吃饭，不给我父亲饭吃。&&&&&&& &&&&&&&&&烟台山
母亲上官云珠& &&韦& 然
1969年1月初，从北京到山西插队不到一个月，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这几年一直灾难不断的家一定出了什么大事，否则姐姐不会一反常态写来这样一封信。一到上海，我立即到音乐学院找姐姐。她在上音学习声乐，再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了，可是碰上文革，一切都成了未知数。姐姐在校园里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喜忧参半，拉着我匆匆来到暂时栖居的琴房，掩上门，抱住我就哭了。
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已完全不像个家。一到四层楼道墙壁上全是妈妈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29室的房门，砸得像蜂窝，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半年内连续两次大手术（乳腺切除术和脑手术）的妈妈，刚刚被医生从死神手中抢回，脑子有病，正常思维还未恢复，就一瘸一拐地被他们赶出医院。
那时候的母亲，人是半傻的，没有一点力气，出院不久就被逼迫去电影厂上班。其实哪有什么班上，只是每天要到“牛棚”报到，在这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那时妈妈的身体，还远没有恢复到一般健康状态，连日常家务都做不了，可电影厂却不敢不去。
出事的前一天，妈妈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的时候搞阴谋。妈妈不承认，他们就打，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妈妈回到“牛棚”时，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阿姨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一边安慰一边关切地询问。妈妈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打哆嗦。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妈妈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是还要完成造反派勒令她写的交代。她哪里还拿得动笔，拿起笔来，又能写什么呢？她实在害怕明天，害怕天亮。就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妈妈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那是1968年11月22日的凌晨。那一年妈妈48岁。
妈妈从楼上跳下，落在小菜场准备上市的菜筐里。当时还可以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等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去医院，已经没救了。姐姐得到学校工宣队的通知赶到医院时，连骨灰也没有见到。妈妈身后的一切，都是姐姐的男友和同学燕凯一手帮助料理的。燕凯高大英俊，我一直视他为姐夫。多亏有了他，支持姐姐度过妈妈过世后最艰难的一段时间。这次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一直是我们三个在一起，燕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把姐姐送上去部队农场的汽车后就回了山西，而燕凯则在妈妈死后一年半，1970年3月8日，也因文革迫害，自杀身亡，年仅24岁。我的叔叔程述铭是一位天文物理学家，为中国天文报时准确性跃居世界前列做出了杰出贡献。1971年深秋，在上海天文台的隔离关押地，上吊自杀。那一年他 46岁。
文革初起，姐姐投身运动，为了表明立场，曾主动提出和妈妈划清界线，后来又搬到学校去住。可是在当时，血统论是唯一的一把尺子。姐姐有一个“三名三高”的妈妈，还有一个“卖国主义”的爸爸，无论主观上怎样努力，也是红不起来的。我和姐姐同母异父。她的父亲姚克，写过电影《清宫秘史》，一度被批判为卖国主义影片。
妈妈去世后，姐姐因为家里的种种“问题”，学校迟迟不予分配工作，直至1975年才在亲友帮助下获得浙江歌舞团的工作名额。为了尽快办理手续，姐姐四处奔波。9月末一个细雨绯绯的下午，姐姐被一辆大卡车撞倒在南京路上。她才刚刚过完31岁生日。几天前我俩还相约，要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可她突然就这么走了。
建国后的宋庆龄&&& 何& 方
1950年3月宋庆龄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入党，52年10月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入党要求。毛对宋说：“你在政治上完全够格，在革命战争的岁月，实际已是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们做不好，你做合适。我在党内说了，党的高级干部还要向你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还要大，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
1955年11月，宋给毛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
1957年宋又写信给中共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从1958年起，宋推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委派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去做工作，宋不得不继续参加。
1959年4月，宋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她两次推辞：“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挂个名做样子，对国家不利。”宋任国家副主席，是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议的。政治局讨论时，21人中18人赞成，3人反对者是毛泽东、林彪和康生。当时毛发言说：“宋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
文革期间，宋先后给毛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对共产党极度失望。67年8月，69 年11月，76 年6月，宋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在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都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道路的迷惘和苦闷。“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之间，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做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1970年3月，毛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他们传话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宋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于是宋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
1980年11月，宋给中共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
19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医院转告宋，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她听后微笑说：“不勉强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胡、李问宋还有什么要求，她提了两点：“我死后还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储蓄，办个福利基金。”
补白：台州人陈某，在沿海部队某留守处当参谋。战友多去“支左”，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只剩他一人，于是心生用旧《解放军报》练毛笔字的念头。当时报纸每天都印有套红的大幅伟大领袖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副统帅的画像。起初陈某小心翼翼避开领袖像下笔，偶有涂及，及时烧毁。这天中午，书写正酣，外面哨兵高喊：“陈参谋，你爱人来了！”他爱人从江苏老家来部队探亲，本来他要去接站的，结果写到兴头忘了。听到叫声，他扔下笔关了门就冲了出去。这当口，同办公室去支左的余参谋临时有事回来，开门见满桌涂抹墨迹的军报，翻了翻，皱起眉头，沉思片刻，最后果断地拣了几张，折好放进军用挎包，离开办公室。与老婆一番亲热之后，陈某带着满脸快意返回办公室。他发现桌面报纸有人动过，细查一下，发现少了几张，再向卫兵打听，顿时大惊，心说“完了！”陈某立刻回宿舍，对老婆说：“部队临时有紧急备战任务，你必须马上离开回老家去。”没等老婆反应过来，便拉着她，夹着未解开的行李，叫辆车赶往火车站。妻子上火车前，他千叮万嘱：“回去后，不要再往部队给我写信找我。”1972年，陈被军事法庭以反革命罪判处六年徒刑。随后他向法院提出与妻子离婚，并放弃对五岁女儿的养护权，免得女儿生活在反革命爸爸的阴影中。从此他与一切书写工具断绝接触，除非万不得已，绝不再写一个字。与此同时，原本一个身材魁梧、行坐有着标准军人仪表的他，自暴自弃，变得猥亵、卑微，常常为半匙菜一瓢汤与其他犯人争得脸红耳赤，甚至大打出手。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陈某获得平反，恢复了军籍。有一天，他穿着上校军衔的军装，带着一个勤卫兵，重游旧地，借以借以洗刷在这里留下的屈辱，找回做人的那份尊严。
也说侯振亚的儿子&&& 心不易
世界真小，《黑五类忆旧》第一期的第三篇《侯振亚的儿子》中所记述的，是我在福建师大附中的同一届同学。只是那位侯振亚的儿子，本是谭力夫一类盛气凌人的太子党，并非什么真正的黑五类子弟。写这篇文章的海宽先生，不知何人，当是我们附中当时念初一的一位校友。其文对侯氏颇多溢美之词。其实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侯振亚的这位公子，名叫候漳林，当时念高三。我当时在附中的高二五班。我们这个班是市里“三二制高中”的试点班，所以我们的高二就相当于高三，与侯漳林算是同届。当年的附中，有不少省委和省军区的高干子弟就读。除侯漳林外，还有省委秘书长李敏唐的公子李平、李纲等多人。这些贵族子弟，平日里自称革干、革军子弟，有十分浓厚的优越感，自以为高人一等。但他们读书都不咋的，所以又觉得在附中没有得到与他们的家世相当的尊敬。
文革初起，北京的宋要武们被毛接见，远在福州附中的以侯漳林、李平、李纲为首的权贵子弟们也迅即响应，率先成立了福州第一支高干子弟红卫兵――东海前线红卫兵（以福一中和附中的高干子弟为首）。他们认为自已根正苗红，革命、造反都是他们这些八旗子弟的专利。我们班上的林培高当时也申请加入，但因其父仅是省军区的一名大尉军官，不入八旗子弟们的法眼而被断然拒绝。为了标榜他们血统高贵，是毛的正牌御林军，侯漳林这伙人在附中大操场正式成立东海前线红卫兵的时候，竟公然通过校广播站杀气腾腾地勒令全校师生要规规矩矩地呆在教室内，在成立仪式完成之前，不得踏出教室一步，也不准透过教室玻璃窗观看他们的“成军仪式”。李平、李纲等甚至大白天带着美制卡宾枪在学校操场打靶，以显示他们的威风。东海前线红卫兵甫一出世，就有当年黑衫党冲锋队那种暴力特征和嚣张气焰，福州全城的打砸抢风随之而起。东海前线红卫兵成立不久，侯漳林又被录取为空军航校飞行员，全校师生欢送，正是烈火烹油，福州宋要武的气焰一时达到顶点。
谁知好景不长，猫这回的革命，竟是要清算自己党内的那些高干。随着侯振亚被归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之列，侯漳林也从飞行学员被贬为空军地勤人员。此案定性之后，侯漳林更被勒令退伍，退回原籍。这位纯正高贵血统的红五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戏剧性地完成了凤凰变乌鸡的全过程，被扫除到黑五类子弟之列。
还有更巧的。我的这位贵同学的妻子，即原文中反复赞美的那位为了爱情，不惜千里迢迢以身相许，随侯漳林到内蒙插队的山东姑娘，文革后竟成了我的同事，使我对侯漳林其人其事又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位山东姑娘叫徐晓苹。74年邓小平复出后，侯振亚的处境即大有改善。相应的，侯漳林也结束了插队的苦日子，上调到闽北邵武的一家工厂。文革后，侯父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侯漳林也就更上层楼。当时省委组织部让他自己挑一个最好的部门给予安置，他于是挑了省外贸（鞋帽公司）。
改革开放之初，许多高干子弟都愿到外贸部门工作，既有油水又能出国。此时徐晓苹也妻随夫贵，被直接安排到省美展馆做出纳。又过了不到两年，讲文凭学历之风开始兴起，侯漳林被保送到厦大外贸大专班带薪专修两年。正当徐晓苹以为苦尽甘来、寒窑熬尽的时候，灾祸也随之降临。侯漳林在厦大学习期间，与一位军队出身的女高干子弟旧情复燃，逐渐嫌弃平民出身的徐晓苹与他门不当户不对，终至毕业后抛妻弃子，另结新欢。徐受此刺激，后来信了法轮功，并成为我们单位和整个省直机关中的法轮功“死硬分子”。
建国之初，也有许多军队和地方的领导干部抛弃农村的糟糠之妻，与城市里的美丽小姐另结姻缘，成为现代的红色陈世美。由此可见，是制度之恶使人变恶。当侯氏公子落难时，他也就失了八旗子弟的骄焰，与一般的平民百姓或知青有了平等的交往，并受到他们的庇护。一旦这些旧官僚重回文革期间暂失的“天堂”，他们就很快显露中人性中见利忘义的邪恶一面。
&补白：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日），闽北某山城发生一件惊天大案。深夜，一胡同深处的一座破木屋里突然传出了巨大的音响。有人先是用怪模怪样的喉音，夹杂着敲击声，把哀乐演绎得像西方嘻皮士音乐，接着是模仿唢呐奏喜气洋洋的《秧歌曲》，后来高唱“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呀，全世界人民拍手笑呀”，活像在举行一场狂欢会。这声响无疑让本来就生活在极度压抑与恐惧中的人闻之心惊。惊恐中的邻居暗中哀叹道：“老黄家儿子又要犯事了。”果不出所料，几分钟后，远比现在110出警还快，一群红卫兵破门而入，把还在高歌狂舞的一个衣裳褴褛的男子拖走了。他是老黄家的大儿子，叫黄X德，28岁。这小黄打小就喜欢唱歌，音乐天赋很高，过耳不忘，嗓音宏亮高亢，尤其爱唱“红歌”。唱到动情处，热泪盈眶。一次表演唱圣歌《东方红》，双眼含泪，走台步不慎摔下舞台，脑部受伤，落下间歇性精神病。发作时不分时间、场合，没完没了地唱红歌。文革开始后，以领袖颂歌为主打的歌曲一统天下，黄X德如鱼得水到处唱。起初各造反派抢着要他去助阵，后来发现他唱着唱着就乱套了，东一句西一句，成了干扰“斗争大方向“的噪音，就把他赶走了。发展到后来，他一唱歌就掏出裆下物，当众露阴，于是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打入另册。从此，凡国内外形势稍有风吹草动，他就被列入重点控制对象。家人怕受牵连，躲走了，留他一人独居。1976年9月9日晚这一顿乱唱，为黄X德招来现行反革命罪，领刑十四年。在狱中他经常半夜三更高歌，没少挨揍，最终死于拳脚下。若干年后，其海外亲人回来寻找遗骸，想安葬到老家祖坟上。然昔日的埋葬地已变水库，其骸骨连同他的名字和一肚子的红歌，永远沉寂到水底世界了。
曾家的宝珠&&& 史& 海
1958年炮击金门时，她八岁，曾经参加慰问团到前沿炮兵阵地慰问演出，是全团年纪最小的演员。一首表现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渴望解放的歌曲，小小的她唱得声情并茂，博得阵阵掌声。那张演出照，被她视为自己的最高荣誉和骄傲，一直高高地挂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她立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参军亲手把炮弹打到台湾，把五星红旗插到宝岛，让水深火热中的台湾人民，也过上我们这样的天堂生活。
一次，教育局长到校视察，了解政治教育情况，在她班上出了两道题：三面红旗是什么？周恩来在国家担任什么职务？班上大部分同学答“队旗、团旗、党旗”和“当很大很大的官”，只有她回答：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国务院总理。校长当场表扬她，并号召大家向她学习，从小关心政治，将来当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然而在后来的拔白旗运动中，她的父亲被查出临解放时曾参加押送一批黄金到台湾。实际上他当时只是一名普通银行职员，平时经常往返台海，那次台湾之行不过是执行公事而已。但政府不这样认为，最后被定为为反动派卖力，与人民为敌，属于历史反革命。她的宏伟理想一下子变成了白日梦，连上台演出的资格也没有了。她开始恨父亲，是他毁了自己的光明前途。
文化大革命来了，或者说机会来了。她决心要和父亲划清界线，接受党的考验，做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红色接班人。破四旧了，她砸了家里的一尊古董级的观音菩萨，把母亲脖子上的佛珠扯下扔到大街上。一天，她领着一批红卫兵到家里，先是冲着她父亲集体高唱“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的语录歌，接着高举红宝书喊当时流行的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滚蛋！”随即她向前走了两步，大声喊着她父亲的名字，颐指气使地说：“从今天起，你要继续把在旧社会做过的坏事，统统交待出来。不然我要和你这个国民党残渣余孽脱离关系，划清界线！”一向文弱的父亲，短暂的惊愕过后，疯了似的冲向前，一巴掌掴过去，伸手扒下她的红卫兵袖章和军帽。红卫兵见状，怒不可遏，冲上去把她父亲架起来拉走，实施无产阶级专政。批斗会上，她当众宣布与这个反革命的家庭决裂
，“一颗红心永向党”，“永远跟党闹革命”。
她父亲经历了那场女儿造反后，引发神经错乱，常常满口胡言乱语，唠唠叨叨地说些对“万寿无疆”与“永远健康”大不敬的话。每一句若要被人检举了，都可以“斩立决”。她母亲成天生活在万般惊恐中，感到身边的丈夫就像一颗随时要爆炸的炸弹。与其等待这样的悲剧出现，不如自己痛快地走。想定后，她弄了一瓶农药乐果，选择一个深夜，与丈夫一起喝了。
两年后她回来了，父母已离开人世，房子被贴上封条。生她养她的家没有了，亲友也不肯接纳她，而她心目中追随的无比神圣的“革命大家庭”也不知道在哪里。这时她，第一批报名，决心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后来知青陆续返城，她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嫁给了当地一个生产队长的儿子。队长的儿子满脑子封建思想，把她当作泄欲和生育的工具，又担心留不住她，平日对她严加看管，稍不顺意便棍棒相加。万念俱灭中，她用乐果把丈夫毒死，被判无期徒刑。服完十二年刑后，她被减刑回家。
她再一次举目无亲，走投无路。她父亲在台湾的一位挚友找到她，帮她嫁给一个台湾鳏夫。到台湾后，这段婚姻没维持多久，她便削发为尼，遁入空门，终日奉香礼佛，了却余生。她叫曾宝珠。降生时，其父初为人父，视女儿为最可宝贵的掌上明珠，故取此名，以表达内心的喜悦，寄托长辈的希望。
地主婆刘大妮&&& 张耀杰
地主婆刘大妮是我们村里的第一美人。她比我奶奶小10多岁，比我母亲大10多岁。刘大妮是个连自己的丈夫都没有见过一面的老处女。她的丈夫姓蔡，是一户小地主家的独生子。白净秀美的刘大妮取这么个俗不可耐的土名字，就足以证明她并不是大富大贵的娇小姐。然而，在我的心目中，地主婆刘大妮总是那么亲切，那么漂亮，那么年轻，又那么圣洁。
刘大妮的未婚夫姓蔡，起初在河南省城开封读书，后来竟没有音信了。在儿子没有音信的情况下，蔡家征得刘家的同意迎娶了刘大妮。代替儿子与新娘子拜堂成亲的，是蔡家的小女儿。大嫂子与小姑子拜堂成婚，称得上是百年不遇的稀罕事。老辈人经常谈起，因此很自然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
到蔡家守了几年活寡，刘大妮遇上土改。这个连丈夫都没见过一面的已婚处女，不仅家产田地被充公，她自己也成了任人凌辱游斗的地主婆。不少翻身得解放的地痞光棍打过刘大妮的主意。有位好心人劝刘大妮放弃地主家庭，嫁给贫下中农，说是城里一个妓女嫁给本村某光棍，不到一年就生下个白胖小子，邻村地主家的小老婆改嫁给本村的另一个老光棍，现在也过起了幸福生活。刘大妮抄起棍子，把这位好心人赶了出去。此事传扬出去，成就了一段贞女佳话。后来刘大妮从外乡抱养了一个男孩儿，像模像样地度起寡妇生涯。
抗美援朝时期，村里一轮又一轮强征公粮。年轻漂亮的已婚处女刘大妮，每一次都被拉出来挨第一刀。强征公粮动员会一般安排在晚上进行，从乡里派来的荷枪实弹的公家人，总是先让地主富农们带头上报要缴纳公粮的数目。热闹一通之后，公家人劈头断喝：“刘大妮站起来！”刘大妮便只好应声而起。“你家打算缴多少公粮？”刘大妮报上数目后，公家人大发雷霆：“把刘大妮绑起来押乡里去！”于是人群中冲出两个彪形大汉，把刘大妮五花大绑拉扯出去。接下来的强征公粮自然是一片踊跃。被绑出去的刘大妮其实并没有被押送乡里，而是走出村口便松绑回家去了。刘大妮被工作人员当作革命斗争的道具靶子玩弄一番之后，回到家里补偿和慰劳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平时舍不得吃的土油（棉籽油）拿出来炸油馍吃。
刘大妮留给我的最深印象是与炸油馍有关的游斗游街。记得那是一个三伏天，我大抵在四五岁之间。我和小伙伴们在村子中央的学校操场旁边，一边观赏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们上体育课，一边拿自制的玩具红缨枪做着摹仿动作。突然间，一阵锣鼓声由远处传来。正在操练中的红卫兵学生失去约束，一窝蜂冲向街头，向着敲锣打鼓的声音迎了过去，嘴里兴奋地叫喊着：“看游街了，看游街了。”
我们几个光屁股小孩从人缝里钻了进去。那天游斗的对象正是刘大妮。她身上穿的是已经被汗水浸透的大红缎子的新棉袄和新棉裤，胸前挂的并不是黑牌子，而是一口油糊糊的大铁锅，五彩缤纷，汗流浃背，狼狈之状可想而知。
抓人游街的组织者，照例是村里的支书、大队长、民兵营长之类不用下地干活就可以吃小灶的特殊材料，还有跟随在他们身边的骨干民兵和积极分子。游街队伍停下来，先是村干部带头高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打倒刘少奇！”之类的革命口号，接着是一个姓姚的男人揭发一些我当时还不能够完全明白的事情。多少年后我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才算整理出了自己的思路。原来，前一天下午村子里召开群众大会，刘大妮与村里的几个地富反坏右分子，照例被五花大绑拉到主席台上跪了整整一个下午。晚上回到家里，她照例拿出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土油炸油馍慰劳自己，被住在她家上房的姓姚的男人看在眼里。
这姓姚的男人本是县城中人，在战争年代立过功、负过伤。光荣复员后，在县城里当了一名小官。1958年大跃进时被他妻子的妹夫、村子里的一名干部请到村里，领导全村人进行向共产主义天堂大跃进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他利用控制集体食堂的权力欺男霸女，玩弄过一些稍有姿色的女人，却从来没有能够把刘大妮搞到手。大跃进过去，这位姓姚的男人遭受毒打批斗之后被撤了职，依然不肯放过刘大妮。这天晚上偏巧他的老婆孩子不在家，他便以不让占便宜就要去告发相要挟，刘大妮却像电影里的革命英雄人物江姐、刘胡兰那样宁死不屈。姓姚的男人恼羞成怒，第二天一大早就到大队部告发刘大妮抗拒改造，同时却隐瞒了自己的性侵犯企图。
遇到这种与阶级斗争有关的政治事件，村干部自然是闻风而动。他们带上几个民兵冲到刘大妮家中，找到了她吃剩下的油馍和用来炸油馍的油锅。姓姚的干脆从刘大妮的衣柜里翻出珍藏在箱底的嫁衣――大红缎子的棉袄和棉裤。一帮人极其野蛮地扒下刘大妮身上的单衣单裤，把棉袄棉裤裹在她的身上，再把黑糊糊的油锅扣在她的肚皮上，一条绳子牵着上了街。
拉刘大妮游街，在本村乃至附近各村，一直是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出好戏。附近的几个村里除了许多越穷越革命的老光棍之外，还有更多不大甘心地娶了丑婆娘的男人们。在他们心目中，这位任谁都搞不到手的老处女，无疑是公开发泄变态性欲的最佳对象。
时近中午，被人们推搡簇拥着往前走的刘大妮，浑身上下冒着热气。红缎子棉袄的扣子早就被人扯开，两个大白奶子上点缀着一颗颗混浊的汗珠。每当刘大妮支撑不住瘫倒在地的时候，总会有几个壮汉冲上来撕扯一番，捎带着在她的细皮嫩肉和大白奶子上揉一下或捏一把。凑上来占便宜的，还有一些丑陋不堪的女人们。她们用铁锅上的油泥涂在刘大妮粉白透红的脸蛋上。
刘大妮最后一次瘫倒在街道中央时，任凭这些男女怎么揉捏撕扯，怎么喊口号吐唾沫，她都是瞪着双眼不能动弹。一个与我一样光屁股的小玩伴突然间亢奋起来，举起小鸡开始往刘大妮身上撒野尿尿，没想到一泡小孩尿救下刘大妮一条性命，心满意足的大人们喝一声彩，轰然而散。
到我读小学时，几乎天天与刘大妮见面。我的身份是小学生，她的身份是专职打扫学校厕所的地主婆。当年农村人没钱买卫生纸擦屁股，印着红头文件和伟大领袖头像的报纸就是他们最好的手纸。有一个贫农出身却又有些痴呆的红卫兵学生，因擦屁股不知把领袖像折进去，领袖脸上被抹上屎。老师和同学们当即把他从厕所里拉出批斗游街。
对于我们这些学生娃来说，从作业本里撕扯下来的废纸就是最好的手纸。遇到没有作业本的时候，就只好从厕所墙壁上取下土块和石块蹭上几下，或者沿着厕所墙壁的棱角从上到下蹭下去，这样就无形中增加了刘大妮的工作量。每天上午，我都能在男厕所里看到刘大妮一丝不苟地打扫卫生的身影。我当时已经懂得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大防大逆之类的圣人古训，非常奇怪刘大妮何以面对我们拉屎撒尿而无动于衷？而我们自己又何以能够在她面前拉屎撒尿而无所顾忌？
对于当年的我来说，答案自然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对刘大妮一脸圣洁的痴迷和敬仰。比起把我连同六个同胞兄妹当猪崽子喝斥喂养的亲生母亲来，我总觉得刘大妮更加亲切也更加圣洁一些，以至于几天见不到她，心里就会隐隐地产生一种失落感。直到近年读到杨绛先生的自传，我才恍然大悟：刘大妮正是一位与杨绛先生相仿佛的“灵动皎洁、清光照人”的伟大女性，一位在强制异化的残酷和荒诞中，始终葆有意志的坚定和人性的辉煌的女神般的人物。杨绛先生所说出的，也许就是刘大妮想说而没有说出或说不出来的心里话：“可是我虽然每天胸前挂着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众愤怒而严厉的呵骂声中，认真相信自己是亏负了人民、亏负了党，但我觉得，即使那是事实，我还是问心无愧，因为――什么理由就不必细诉了，我也懒得表白，反正‘我自巍然不动’。”“我心想，你们能逼我‘游街’却并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上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我还依然是故我。”
16岁离家后，我再没见过刘大妮，对于刘大妮的那份美好记忆却一直伴随着我四处漂泊。她最后结局如何，我既无从知道，也不愿深究。至少在我个人心目中，地主婆刘大妮是一位美好的受难女神。残存在没有人性的变态社会和邪恶年代里的人性火花，才是人类文明薪火流传的真正火种。
195928196034(5)19601100150:“”34&
&&& 那天你送的刊物，回来后就翻阅，却是一气读完，然后是一晚上没睡好。这个“文化大革命”，怎么就让人狂热到亲情不认，人性全失的地步？这决非是一九六六年开始的一场浩劫。其根源想想恐怕是中西结合的一个怪胎。单是中国文化，怕是结不出这个；单是西方文化也难得到这个果。法国大革命、德国法西斯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间，是不是有着什么共通的基因？
乡村批斗会&& &梅桑榆
农村文革起初的批斗对象是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最常用的斗争方式是捆绑、吊打、罚跪。早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一些公社与大队、生产队干部就用这些手段整治社员，农民对这一套熟悉得很。
捆人者抬起脚，从背后照被捆者的腿弯上狠踹一腿，被捆者当即被踹得跪倒在地。捆人者两人用一根麻绳，从他的颈后勒过，再从其手臂下绕过来，在胳膊上迅速缠绕几圈，然后将绳头交叉一系，用膝盖顶着被困者脊背，猛力系紧绳索，被捆者的双臂便被紧捆在背后。绳子绕得低于其肘部，且系得较松，被捆者尚能忍受，若绳子绕得高，再勒得紧，使其双臂几乎并拢在后背，被捆者就会痛得惨叫倒下。他一倒下，捆人者便狠踢他几脚，说他装佯，喝令他起来，或是抓着绳子将其提起。他一提绳子，被捆者又是一声惨叫。被这样捆过的人，松绑后胳膊要痛上好多天，连端饭碗都困难。（这种捆绑方式应属中国人的独家发明，文明国家里似乎没有――编者）
&&&批斗时通常要罚跪。跪在地上还好，遇上心肠歹毒的造反派，还要在地上撒些碎碗碴，令其跪在上面。有时，跪者的背后站着两个汉子，用手揪着他的头发，令其把头抬起，或是一只脚站在他的小腿上，用力踩踏，使其如受古代一种名为夹棍的酷刑。
有时是吊着斗。农村房屋，人字形屋架下有一道横梁，此时这道横梁便成为吊打人的设施。被批斗者手腕被捆，绳子从横梁上甩过来，由两个汉子抓着，用力一拉，被批斗者便双脚悬空。有时是用细麻绳扎紧被批斗者的两个大拇指，吊于横梁上，被吊者痛不欲生。还有一种吊法，称之为坐飞机。人们通常认为坐飞机是把被批斗者的两臂用力向后抬起，令其低下头去，呈飞机状。季羡林先生的回忆录中说，为了在挨批斗时适应坐飞机的姿势，且增强耐力，他曾在阳台上练习坐飞机，其姿势就是这样。乡村的坐飞机更形象：用两根绳把被批斗者双手分别捆起，再用一根绳将其双脚捆上。捆手的绳甩过屋架下的横梁，捆脚的绳从另一根屋顶横木上穿过来；行刑者喊着号子，抓捆手绳的两个人向两个方向斜拉，抓捆脚绳的人向下直拉，被批斗的人便两臂展开，双脚后翘，吊在半空，像一架正在飞行的飞机。
罚跪、吊起之外，还有殴打、侮辱，或拳打脚踢，或棍击棒捣，或用鞋底扇耳光，或用绳子抽打，或往脸上吐唾沫浓痰……总之怎么残酷狠毒都不过分，打死人不偿命。有的人别出心裁，将盛着屎尿的小桶挂在被批斗者的脖子上，令其闻臭，光闻臭还不行，又往桶里扔石头，溅得他满脸屎尿。
四类分子批斗过了开始批斗干部。除了捆吊、罚跪、打骂，又增加了挂牌子、戴高帽游街游乡等斗争手段。古代死刑犯被押赴刑场时，背后插着一个牌子，上书罪犯姓名，并打一红叉。这一方法也被学用，不过，是直接将牌子的木柄插在衣领里。有的人脊背被木柄插烂，后脑勺头皮被木牌磨破，睡觉时只能侧着身。有的人用几十斤重的铁板，系上一根细铁丝，挂在被批斗者的脖子上。细铁丝直勒进肉里，痛如刀割。沉重的铁板，坠得直不起腰，不用按头也得“低头认罪”。还有的人令被批斗者扛一根百余斤重的大炉条，稍一晃动就要挨打。
&&&&四类分子、社队干部被斗过了，运动正值高潮，于是革命造反派便另找批斗对象，扩大战果。于是一些发过几句牢骚，说过一句错话，干过一件错事，或平时有对头的贫下中农，也遭殃了。&&&&
一个时期，生产队几乎天天晚上开大会斗人。会场设在街边，靠墙并排摆着两张八仙桌，算是主席台。桌上放着两盏桅灯。主席台后面坐着运动积极分子或造反派头目。社员呈半月形在主席台前或站或坐。主持人宣布批斗会开始，被批斗的人便被押了上来。
社员芦某，30来岁，平时爱胡扯。有一次在地里干活，他与一个妇女开玩笑说：“我跟你讲讲话，心里都快活。要是能摸你一把，心里就像夏天吃了凉西瓜。”于是被拉到会场批斗，罪状是“一学《毛选》就打瞌睡，见到女人就来精神，大白天耍流氓，调戏侮辱妇女”。又有人说他侮辱贫下中农，因为那妇女是贫农成分。其实生产队干农活时，男女在一起胡扯嬉闹，妇女几人联手把男人的裤子扒掉乃是寻常事。芦某不过是开开玩笑，当然不服，辩解道：“说我一学《毛选》就打瞌睡，这我承认，我听不懂嘛。说我侮辱贫下中农，没有道理，我家也是贫农成分！”批斗者便斥他狡辩，说他是“贫下中农队伍里的败类”。芦某脸上有麻子，批斗者又叫他“撒泡尿照照镜子”，说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后来造反派又画了一些漫画，贴在街边墙上。漫画上画一人捧着毛著，做朗读状，芦某则垂着头打呼噜，又画他见了女人口水直淌，搞得芦某没脸见人。
&&&&社员陈某子女多，生活困难，一个儿子又有慢性病，为生机所迫，贩卖了几趟鸡鸭，挣了点钱，给儿子治病，于是被拉到会上批斗，罪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搞投机倒把。陈某申辩说，他卖鸡鸭不容易，天不亮就起身，半夜才能到家，一天要跑几十里地，还要像做贼似的，偷偷摸摸，以防被人没收。批斗者说：“得了便宜还卖乖，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队里谁来搞生产？”陈某说：“我工分也没少挣，不信你们看看我的工分本。”批斗者又说他搞投机倒把玩命，干队里的活磨洋工。革委会成立后，陈某被戴上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管制劳动。
&&&&农村的造反派成员有的是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此类人被称之为“高级社员”）。这些人多是干将、打手。有的是想借此出风头，闹个干部当当。有的是运动以前挨过干部的整，运动一来借机报复。有的与他人有矛盾，吃过别人的亏，借机泄私愤。有的是宗族之间互斗多年，早有仇恨，借运动之机以报宿仇。总之，大多是怀着个人目的去整别人。有的人势大，整了别人，没人敢呲呲牙缝；有的人则刚整过别人，转眼之间又被人整。
新加坡侨生洪氏兄弟&&& 佚& 名
1970年2月27日，枪声响起，一个年轻的生命倒在厦门海滩上。他就是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厦门市革命委员会人保组判处死刑的新加坡归国侨生洪沧海，死时21周岁。
洪沧海祖籍同安，生于新加坡，小学就读于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办的崇福小学，中学就读于新加坡中正中学，是个生性活跃、追求进步的左派学生。祖父为了孙儿生命安全，便带着他和哥哥洪沧江俩告别父母，离开新加坡，于1967年3月回到祖国，定居厦门。
回国后，哥儿俩双双进入集美中学，适逢停课闹革命，无书可读。洪沧海大失所望，加上根本不知国内政治斗争的深浅，由直抒已见批评文革，书写日记直指伟大领袖独裁，发展到书写张贴反标，在观看样板戏的戏票上写“表演得越出色，暴露得越彻底，江青有女皇梦”，对刘邓的遭遇表示同情。
1968年11月，洪沧海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忠孝里的家被抄。祖孙三人同日被抓，并株连房东夫妇一家被抓。兄弟俩进了电台山“鸽子龛”拘留所。二个多月后，两人一道被押送回集美中学，参加现行反革命分子洪沧海的批斗大会。这是兄弟俩的生离死别。最后一面，却因不准交谈，没说一个字。随后洪沧海被押往全市各个学校，轮流批斗，全体学生必须参加。
1970 年开春，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进入高潮，洪沧海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同批共十二人。厦门工人文化宫广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全副武装士兵押送，五花大绑，挂牌，姓名打上血红叉。处决后弃尸海滩。已上山下乡的哥哥洪沧江要求回厦收尸安葬，被拒绝。祖父一听，晕死过去。姑婆（祖父的妹妹）从马巷来厦门要求收尸，遭到呵斥。后尸体被医院拉走，作人体解剖材料，直到无法使用后，运往殡葬处火化。三年后，作为无人认领骨灰被处置。
洪沧海死后数年，在新加坡的舅父从当地报纸的一则《昔日亲共分子，终成共党刀下鬼》的新闻中，才得知外甥洪沧海的死讯。十年后，洪案得到平反。1980年6月6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称：“洪沧海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不满，在书写张贴散发的标语中为刘少奇同志遭诬陷鸣不平，斥责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是正确的。但也写了错误的言辞，这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原判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这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关系所致，确属冤杀。”
所谓“但也写了错误的言辞”，是指洪沧海不但“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甚至“矛头直指”亲手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领袖。
洪沧海被逮捕后，洪沧江在集美中学牛棚继续关押审查，直到1969年8月获释。此时他身无分文，在学校人保组监督下，向二位亲朋好友借了21 元钱。这张借条洪沧江四十年来一直珍藏着。 1969 年上山下乡，每个下乡青年都可以领到棉袄、蚊帐、解放鞋、手电之类的东西，居委会的治保主任却对洪沧江说，他是被强制下乡的，他弟弟是现行反革命，不能领取这些东西。没人为他置办任何行装，没人送别，洪沧江一无所有，一个人下到离公社三十几里的偏远山村。
1970年2月28日到公社赶集的洪沧江，在墟场发现了弟弟被厦门市革委会人保组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公告，当即来到公社要求请假回厦收尸，被一口回绝，理由是需要大队同意请假的证明。他赶回大队，得到的答复是接公社人保组的通知，不能请假外出，必须参加大队的地富反坏右学习班，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他对外的一切书信包括和远在海外的父母的通信全部中断。下乡前市人保组曾警告他，不准将弟弟的情况告诉海外的亲友。否则一经查出，按里通外国论处。
1977年恢复高考。洪沧江参加高考，上了分数线，尤其是英语，更是出类拔萃，但因弟弟的关系，与上学无缘。1978年，下乡十个年头已经成家生子的洪沧江又一次参加了高考，成绩仍是不错。自己从小就会英语，充满自信，报考了安徽外语学院和福建师大的英语系。高招办的工作人员找他谈话：因弟弟的原故，他无法就读涉外专业，希望他能改一下专业。这是他最后一次的机会了。洪沧江不得不改专业，得以就读厦门大学大专班读财政专业。班上一个全程看了洪沧海公审处决的同学告诉洪沧海，弟弟在最后时刻拒绝下跪，共挨了五枪。
1980年6月6日，正在上课的洪沧江被叫到学校办公室，和两个穿蓝制服的人（一个是省高院的，一个是市中院的）见面，宣布洪沧海平反，并将一份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交给他签收。洪沧江郁积了十年的泪掉下来了――人头都落地了，还能死而复生吗？
同时洪沧江被告知，作为受害者家属，如有什么需要和困难，可向法院提出。法院将在力所能及的权限范围内，尽量协调有关部门予以解决。洪沧江提了三点：洪沧海被处决时，家属要求收埋遗骸，被有关部门拒绝，以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因而要求有关部门找出受害者的遗骸以带回他的出生地入土为安；洪沧江受株连后被迫在农村结婚成家，要求家属的户口从农村迁到厦门市区；发还抄家时被抄走的物品，给予受害者家属适当的经济赔偿。
三点要求的第二项得到了落实。有关洪沧海的遗骸，有关部门进行了追查，查到了江西。遗体被某医院作为教学材料解剖使用后，运往火化，最后作为无人认领尸骨处置掉了，没有下落。至于经济赔偿，法院的答复是当时国家经济条件无法承担赔偿问题，但法院可以给予人民币500元的困难补助。洪沧江拒绝了。抄家时抄走的私人物品，包括兄弟俩各自从新加坡带回来的自行车、照相机、收音机等等，已被全部折价卖出，无法查明购买人和去向，无法归还。个人储蓄存款已上缴国库，法院同意申请无息归还家属。
1976 年，母亲通过一位从新加坡回乡探亲的亲戚，联系上了洪沧江，才得知洪沧海已被枪决的死讯。在出事后八年时间里，洪沧江和新加坡的父母完全失去了联系，寄出的信没有一封能收到。在此之前，洪沧江的舅舅从新加坡执政党的刊物上得知洪沧海的不幸遭遇，却因耽心他们父母无法接受而始终绝口不提。
洪沧海于1980年平反，两年后祖父去世。1981 年，洪沧江大专毕业，分配到厦门锻压机床厂财务部门任职。1984年，洪沧海的父母从新加坡回国探亲。1967 年一同回国的祖孙三人，只剩下洪沧江一人。与阔别多年的父母相见，三人相拥而泣。
附记：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全校数千名学生一道，席地坐在一中大操场上，批斗一名五花大绑的二十岁现行反革命侨生洪沧海。十六岁的少年参加批斗大会，看得心惊胆战。当时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四十年后会为这名因言论被处死的侨生写纪念文章。
补白：我考上大学的时候，爷爷很高兴。若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怎么都轮不到我上大学。父亲只有小学毕业，连初中都不让上。有一次写作文“我的理想”，父亲只能写“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合格的农民”，因为工人、解放军等行当，那是想都没资格想的。父亲娶母亲的时候，是拿着盖有中农成分证明章的工作合同书给母亲看的，等于是连骗带哄娶回的。母亲娘家距离我们老家不近，不易打听。后来看父亲人不错，也就嫁给他了。曾祖母临死时告诉孙子（我的父亲和叔叔）：“如果能看到你们两个的媳妇，我死也瞑目了。”那时成分高的人家娶媳妇是个难题。给四类分子摘帽的消息，父亲是在县城听说的，连夜骑自行车赶回老家，告诉爷爷奶奶成分不管用了。初听之下，爷爷奶奶根本不敢相信，得到确认以后，全家人哭了一夜。&&&&&&&&&&&&&&&&&&&&&&&&&& 烟台山
按出身杀人&&& 姚治邦
有一天我们长江工大宿舍区贴出一幅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横批是“鬼见愁”，借以辱骂我校招收了许多出身不好的学生。盛平章同学胆子比较大，写了“妖风大有我们除，王八多靠我们抓”，横批是“你们放心”，作为回敬。那时辩论会发言要先报出自己的出身，去医院看病要先填写家庭出身，到旅馆住宿也要登记自己是什么出身，真是出身压死人。
朱增同学文革之初先后碰到两件倒霉事。一件是她串联到湖南大学，红卫兵要她说出自己的家庭出身，生性老实的朱增只能如实相告，后来被红卫兵押回武汉。另一件是有一次吃中饭，她把一块肥肉吐在地上，被一个来校串联的红卫兵发现。该红卫兵逼着朱增把地上的肉捡起来吃下去，搞得她非常狼狈。后来食堂一位女师傅出来圆场说：“地上捡起来的肉，不卫生，我来把它洗一下，等下一顿热一下，再由朱增同学吃掉。”
1966年8月下旬，北京等地相继出现红卫兵或造反派打死人的大字报，公安部长谢富治竟然这样指示公安干警：“好人打坏人活该”，“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主动提供管片内黑五类分子的情况”。这意味着，公安部门不会追究红卫兵造反派打死黑五类分子这样的事。
当时传来一个更为恐怖的消息，搞得我们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后，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黑五类分子进行集体杀戮，宣布黑五类家庭成员要杀光斩绝，一个不留。从八月底开始，大兴县有十几个公社大开杀戒，其中以大辛庄公社的杀人最疯狂。这个公社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成为凶恶的杀人魔王，亲自用铡刀铡杀了十六人，被他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快被塞满了，他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大辛庄公社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用绳子套在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的脖子上，连勒带拖，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惨无人道的公社及大队干部，在几天内先后杀害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三百多人，其中有二十多户被杀光。
1967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将镇压和专政的对象扩大到二十一种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刑满留场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特分子、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投机倒把分子、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家属。该规定要求，这些人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不许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许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湖南省道县县委书记熊丙恩，以县文革领导小组的名义召集各地区和各公社党委负责人会议，提出将原来的贫下中农协会改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宣称：“地富反坏右以及二十一种人现在都活动起来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猖狂进攻，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杀人的问题是民主革命的补课。……农村杀人，只要贫下中农讨论通过就可以了。”
道县各公社党委、人民武装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在黑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就是反革命分子，杀反革命分子天然合理的理论指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集体进行大杀戮。道县的县城和农村到处张贴着“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标语，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从1967年8月中旬开始，历时两个月，全县采用枪杀、棍打、刀杀、炸死、活埋、沉水、丢岩洞、绳勒、火烧、摔死等多种残酷手段，活活杀死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4千多人，被迫自杀的300多人，涉及全县36个公社、2700多户。
耸人听闻的滥杀无辜也遍在道县所在零陵地区蔓延，全区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宁远县共杀掉黑五类分子一千多人，人数在全地区排名第二位。宁远县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召集晓睦塘大队干部开会，要求将黑五类分子杀光杀绝，不留隐患，斩草除根。于是，干部们将全大队地富及其家小共六十多人集中起来，统统推入地窖活埋，成为零陵地区大队一级的杀人冠军。零陵地区其余各县市也杀了几千人，被杀者的年龄，最大的有七十多岁，最小的仅十天，其中被杀的未成年人有八百多人。
集体杀害黑五类和无辜平民的腥风血雨在湖南省各地迅速蔓延：江华县杀害了近九百人，江永县先后杀了三百多人，双牌县杀害了三百多人，祁阳县杀害了二百多人，永州市几天内杀掉一百六十余人，南山县杀害了一百四十多人，新田县有十八个公社召开了万人大会或杀人现场大会，四十天内先后杀掉六百多人。
湖南省的这股集体杀人风，很快就刮到邻近的广西全州县。三江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在十月初召集的会议上煽动说：“湖南道县的黑五类分子要暴动，群众起来杀了一些黑五类分子，我县斜水公社也在开始行动了。”他主张：“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斩草除根，黑五类的子女一个也不留下，否则是个祸根。”
从十月三日凌晨二时至下午三时，黄天辉带着民兵把地富分子及家人捆起来，押往黄瓜冲山上的万丈无底洞坑口；地富分子及家人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被杀气腾腾的民兵推下无底洞。这场丧心病狂的行动，集体杀害了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七十六人。其中地、富分子二十一人，地富子女五十五人；最惨的唐正伯一户被摔死九人，另有被迫上吊、投河自杀的各一人。
广西灵山县竟然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地富阶级的社会”，文革期间共打死、逼死三千多人，其中地富及子女占二千多人。该县全家被杀绝的，粗略统计有五百多户。看到这些信息和数字，任何一个善良的人，都会在心灵深处受到强烈的震撼，这真是一场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梦！其滥杀无辜的疯狂和血腥的程度世所罕见，超过了当年的希特勒。
反革命轮奸犯&&& 朱之泓
1967年冬天的一天，十几个北京知青乘坐一辆大卡车前往同心县（宁夏）。在坑坑洼洼的河沟中颠簸行进时，遇见一个乡下老头带着女儿徒步赶路。这对父女拦住这辆车，要他们捎带一段路。本来这伙北京知青不愿带他们，但经不住父女俩人的缠磨，便让他们上了车。走到马家湾时，汽车因故停了下来。有个知青便恶作剧地对那位姑娘开起了玩笑，大意是要她跟他走，给他当老婆之类。同车的其他知青也跟着瞎起哄，当时那姑娘被吓哭。
回到连队后，这伙青年又利用这次不同寻常的路遇各自吹牛，互相取笑，事情便因此传了出去。谁知，过些日子，有人揭发说这十几个北京知青轮奸了那姑娘，于是很快就成立了专案组。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个案子反反复复调查了多次，知青和姑娘都不承认发生轮奸的事。专案组对知青进行刑讯逼供，并做了大量“思想政治工作”，最后认定轮奸案证据确凿，5个“主犯”中的4个被判处死刑。最先招供的那名“主犯”被判了死缓，其余4个被处死的主犯都出身不好。“被轮奸”的女方是贫农出身，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黑五类出身的男子强奸了红五类出身的女子，那就是“阶级报复”。
记得这四个人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时，大街上到处贴着被红墨水勾了姓名的布告。那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站在布告前都义愤填膺，人人皆曰这种无耻的“反革命轮奸犯”确实该杀。有人还骂骂咧咧地说：“这都是些什么知识青年啊？北京怎么净打发这种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社会垃圾来支援我们西北？”
当时我也挺纳闷，来宁知青中怎么这么多黑五类子女？数年后我才知道，他们当年正因为出身不好才在升学中落榜，落榜后报名参加边疆建设兵团自然是他们走向革命道路的最好途径了。
一段时间后，这一反革命轮奸案却被平反了。原来那所谓的轮奸纯粹是举报人的推想或者杜撰。当时在“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声中，公安机构都瘫痪了，办此案的人员大多是从各单位抽调来的外行。这一冤案最终能平反，主要是因为涉案的几个事主都是北京知青，他们的家长借住在党中央所在地的便利条件，坚持不懈地申诉和上告，才促成了对案件的复查和平反。
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一个姓张的人，在林建三师一团工作。我曾就此案与张某详谈，当时他说：“那几个轮奸犯很顽固，在专案组强大的攻势下，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承认后又反复翻供。那个受害的女方刚开始有思想顾虑，不敢接受自己曾被轮奸的定案，后来组织上再三给她做‘思想工作’才认可这个结论。”另一个曾在林建三师工作过的朋友对我说，当时对这几个犯人还上了肩背铐，并加了楔子。有一个人熬不过去了，下了软蛋（屈打成招），使得案子有了突破。
平反时，首犯王金洪的母亲和妻子（案发时正怀孕在身）都来到了固原，住在当时的固原第一旅社。该旅社一个姓马的女服务员告诉我，王金洪的母亲和妻子也算坚强，平时出来进去都满脸冷静不声不响。有一天，她娘俩照样平静地走进房间，关上门后却从房间里爆发出一阵痛彻心扉的嚎啕哭声，那哭声让前台上的服务员们听得清清楚楚。唉！看样子是在交涉王金洪平反问题时受了什么刺激。我问小马：“你怎么不进去劝慰一下？”小马边说边摇头：“唉，可怜！可怜呀……我想进去劝解，又觉得不合适。” &
呜呼，四个来建设边疆的北京知青啊！无论他们出身多么不好，可都是活生生的人啊！以后每当在杨郎走夜路时，我都会想起那几个饮弹而亡的年轻生命，我在心里呼喊着：“你们的阴魂此时还在大西北的旷野中游荡吗？”
北大荒片断&&& 王誉虎
1963102006
现在水落石出了。不仅不存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据已解密的苏联和中国档案资料，也压根儿不存在“苏联逼债”问题。实际情况是，赫鲁晓夫得知中国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惨剧后，马上召开苏联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同时急令苏联驻华大使与周恩来沟通，协商援助事宜。周向毛汇报，却遭毛一口回绝，说哪怕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鲁晓夫的一粒粮食，我们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还务必要赶着把欠苏联的债还清。毛泽东甚至对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算不了什么。让妇女敞开生孩子，饿死几千万人，过几年又能补回来。不能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
&1969年初夏的一天，一辆囚车停在了某劳改农场。从囚车陆续走下来的囚犯中，突然出现一个电影《江姐》中小萝卜头似的囚犯。此犯年仅12岁，因犯反革命罪被判15年重刑。小萝卜头低着头，用怯怯的目光偷偷地看着与他同龄的几个农场干部的孩子，孩子们则冲他叫“小劳改，小劳改”。小劳改的到来，让管理干警伤透了脑筋。第一个晚上就尿床，把下铺的人淋得叫苦不迭，还引发牢房里半夜吵闹。干部们误以为哄监闹事，荷枪实弹地冲进来。小萝卜头平时小错不断，还常被大犯人利用干坏事。打嘛，下不了手；骂嘛，见他哭鼻子也骂不出口，真拿他没办法。这个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的小萝卜头叫陈X。12岁那年，小学四年级，学校停课闹革命。小学生们个个佩戴上红袖章，成天喊“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平时罚自己做作业、向家长告状的老师一个个被他们揪了出来，挂上黑帮分子大牌子批斗。陈X在批斗老师的革命行动中表现最积极，也最有创意。他把从老师家里抄出的女老师的裙子套在男老师头上，又把男老师的裤子围绑在女老师的脖子上，牵着他们在校内“游街示众”。开始他是跟着大同学“闹革命”，后来他感到不过瘾，拉几个低年级同学自立门户，叫“天不怕地不怕战斗队”，自封队长，每次活动都必喊“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陈X感到自己也是头儿了，也可以享受万岁待遇了，于是对手下说：“你们也要喊我万岁。”然后带头振臂高呼“陈X万岁！”这还不够，他又在自己的作业本上写满“陈X万岁”的字样。恨透了这个“革命学生”的老师们把他的作业本交给了学校的支左工作组。陈因此坐了整10年大牢，出狱后开的士。
我的朋友顾复初&&& 朱长超
我的朋友顾复初，上海市南汇县横沔乡汤巷村人。他的父亲有几亩土地，还办了一个碾米厂，属于亦工亦农能干的新式农民，但土改时被定为工商业地主。1957年反右，乱抓阶级斗争。1958年4月，顾父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7年，根据是他梦想国民党反攻大陆。入狱后，顾父不时有信寄到家里，后来被押到安徽合肥砖瓦厂（劳改工厂）服刑。至1960年2月，顾父就再也没有音信了，直到今天（90年代。几十年里，也没有任何政府部门给顾家一个解释。顾复初曾亲自到安徽寻找父亲的下落。那里早已没有砖瓦厂的痕迹，也没有寻到父亲遗留下的任何信息。
顾复初从小喜欢机器，自学了许多技术。父亲无缘无故被抓，20岁的顾复初感到留在家里很不安全，就跑到杭州浙江工程技术学校帮学生修理机器。顾勤奋肯干，学校很需要人，便同意他把户口迁到杭州，成为正式职工。顾复初回乡迁户口，文书叫他明天再来。次日再去，几个穿警服的人立即把他铐住，关进看守所。
看守所里正在大炼钢铁。有一次鼓风机停了，顾复初鼓捣几下就又呼呼响了起来。在场的南汇县政法部长宣林芳见这个小青年技术很高明，与他聊了很多。在看守所里一晃一个月了。这一天，所长对他宣布解除逮捕。宣林芳也在，告诉顾：“你暂时就在看守所工作，晚上睡在县委招待所，以免再有什么麻烦。”又过３个月，宣林芳又让顾到下沙机械厂工作，不让他回家乡工作。由于技术好，顾复初被介绍到多家机械厂当修理工，后来又被借调到南汇县物资局工作了一二年。
1968年，文革初期的大风潮消退了，顾复初回到了离开10年的家乡。当时全国都在大办化肥，顾复初冒出一个灵感袭。化肥生产多了，一定需要塑料袋。为了节约成本，一定会尽量使用旧塑料。旧塑料再生，变成塑料袋，需要加入增强剂，也需要挤塑机将其挤塑成型。现在别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自己先研制挤塑机，将来一定很受欢迎。经过了一段时间钻研琢磨，图纸全画好了，机器在他的脑子中成型了。只要有人需要，他就可以将机器造出来。
江苏丹阳松卜工业公司的一个负责人转辗听说了顾的发明，于是请他帮忙。不久，松卜工业公司造出了挤塑机，也开始生产塑料袋。这家小公司下边原有个小塑料厂，10来个工人。机器造出后，迅速增加到100多个工人，创造纯利润100多万元。这在文革期间可是个很大的数字。松卜厂对顾充满感激，给他4000元钱作为报酬。顾本人所在的横沔机械厂却有人写出大字报，称他开设地下工厂（当时属于严重犯法行为）。
湖南郴州地委办的一家工厂，利用顾的图纸也造出了机器，获得丰厚利润。宁波某厂也想生产这种机器，请顾帮忙。所谓帮忙，在今天看来其实就是使用其专利发明，可那时是不能拿报酬或工资的，拿了就是剥削，是犯法。作为变通，该厂愿意为他们的一二个家属到那里工作（当时找工作非常困难），每月可拿二三十元钱的工资。顾身边的好几个技术工人都想让自己老婆去工作（包括卫金祥和刘子奎）。由于名额限制，最后让卫妻去了。为此，刘子奎心怀嫉恨，向公安局揭发说，顾造机器的图纸是抄来的，帮别人设计制造挤出机是诈骗行为，顾所得的那4000元钱是诈骗所得。于是，卫金祥、顾复初和顾的妻子等人相继被捕。最终，顾复初以技术诈骗罪判处7年徒刑，卫金祥3年，顾妻半年。
在牢里，顾又成了技术革新能手。囚犯生产手表，其中一道工序是手工送表壳，每人每天要送１万多只。一天下来，头晕眼花，很容易发生工伤事故。顾想办法设计制造了一条流水线，让机械手送，准确及时。狱方非常高兴，将这项技术转让给了上海几家手表厂，为上海手表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凭借这项技术发明，顾复初本可以申请提前释放，可他拒绝这样做。狱方问为什么，顾说要申请提前释放，就必须认罪，可他压根就没犯罪，何来认罪呢？这本就是一件错案，他宁可坐足7年牢。
1983年出狱前，狱方主动表示想为顾安排工作，留在监狱里参加技术管理。顾断然拒绝，称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大，自己能找到立足之地。出狱后，顾得知刘子奎患重病长期躺床，便去探望。刘已不大能说话，临终前，他让儿子拿来纸和笔，强支病体写了几个字：“很对不起你。”&
随后顾复初在汤巷一家社办工厂就业，开始生产电缆，并渐渐在此行业闯出点儿名气。1986年，中国向阳号南极派考察船需要电缆，需要量不大，但技术要求较高，上海有家国营电缆厂感到不合算，推辞着不肯生产。顾听说了，向有关方面表示愿意接受这个任务。经过技术攻关，名不见经传的汤巷厂居然造出合乎标准的电缆产品。汤巷厂的名气响了起来，1987年被列入上海市星火计划，1992年获得了星火计划二等奖。同年，顾复初被推选参加全国科技奖授奖大会。
当初顾本无罪，却被判7年，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不认为自己犯罪。所得酬谢是劳动所得，且对国家有益，为什么算犯法？他付出了劳动，对方不付报酬，是不是也算犯罪？他如是责问法院。二是因父枉子。判决书上称他是反革命子弟。
顾复初无辜蒙冤7年，至今没有得到改正。文革前的中国有大量冤案，后文革的中国仍然有大量冤案。顾在服刑期间曾审诉过不下40次，都没有任何结果。如今他已到古稀之年，回首往事，这件不平事仍然令他耿耿于怀隐隐作痛，希望有生之年得到一个实事求是的交待。顾当初做的一切，包括指控他的那些罪状，今天看来都是功绩。判决书上说顾是个反革命子弟，这对顾案的处理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顾父无故被抓、失踪，本来就是当初错误政治的牺牲品，在父亲受害的基础上继续加害其子，更是天理不容。历史已经证明，顾复初是个优秀的发明家和企业家。他淡泊名利，拒绝当区政协委员的提议，同时用自己的发明和企业所得为当地办起了幼儿园、敬老院。他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好人。
我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华东政法学院法学专业毕业生，已退休，许多年前采访过顾氏，总觉得顾案判案有误，顾家父子的遭遇不公。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我郑重建议有关方面复查顾案，还历史一个真相，还顾氏一个清白。我最近在玩和讯微博，很方便，很实用，你也来和我一起玩吧！去看看我的微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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