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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笑晕了！这哥哥太神奇了，不带这么欺负弟弟的啊！看弟弟都卖萌了！
笑晕了！这哥哥太神奇了，不带这么欺负弟弟的啊！看弟弟都卖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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巅峰决战众星缺阵 尤文愚蠢公开信遭猛抽
日23:11 　
托蒂成为唯一主角？
周三晚上的天王山之战将在国米和罗马之间展开。对双方，对整个意大利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比赛。是国米杀死意甲冠军的悬念？还是罗马继续对领头羊保持压力？对落后9分的罗马来说他们不容有失。但是双方却又都面临着阵容不整的尴尬。
国米的头号射手受伤，他的膝盖有些问题，对阵利物浦的时候就是带伤上阵。而后防中坚萨穆埃尔与科尔多巴以及中场老兵达科特几乎都告别本赛季。在刚刚结束的比赛里，斯坦也受伤了，加上尚未恢复的吉梅内斯和大塞萨尔，国米在中后场的用兵捉襟见肘。
罗马的情况好不到哪里去。后防大将胡安与最近状态正佳的小曼奇尼都受到伤病困扰，很可能本场缺阵，尽管两人都恢复了训练，但是考虑到下周的，斯帕莱蒂不太会冒险在他们尚未恢复的情况下启用他们。
与此同时，意甲的另一事件与天王山一战同样热闹——尤文对裁判的抗议信。信中表示尤文多次遭受裁判的错判，并暗示因此丢失了15分。这封拙劣的公开信却遭到了多家意甲俱乐部的抨击。
保利洛对此表示震惊：“我相信出现错判的原因是因为裁判压力过大，导致他们场上过于紧张而已。这和过去莫吉的电话门事件的裁判判罚是截然不同的。”
保利洛同时指出现在的错判不是阴谋，而尤文的公开信则是有意的影响裁判判罚，“所有的球队都遭受过错判误判，这要归结于现今裁判的经验缺乏，而不是前几年的控制比赛的阴谋。”
同城死敌都灵同样斥责了尤文愚蠢的公开信。
“可怜的尤文，现在居然享受了与其他意甲球队同等的待遇了。”都灵球迷组织发表声明，“百年来，他们的百万球迷都享受着高于法规高于规则的特权，如今突然没了特权，他们不适应了。”都灵主席卡伊罗同样怒不可遏：“在都灵德比之前放出如此争议的公开信，然后在德比中享受裁判的照顾，这种行为非常恶心。”他骂道，“尤文有自己的情况，但是他们也应该看看其他球队，大家都一样！”
热那亚主席普雷济奥西是另一位猛抽斑马军团的主席。
“对我来说这种信很幼稚，很无聊。”他说，“如果尤文都有资格哀嚎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如果尤文写一封信的话，热那亚可以写一本书了。”(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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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女性档案》（节选）
日 12:17:19
她们走向战争
一、资本家小姐辛淑荷原本要当画家
济南大明湖南门，正对着一栋用铁栅栏围起的三层小楼。小楼灰墙灰顶既结实又洋派，上上下下约五六十间屋子。进得大门，便是一个花园，有芍药、牵牛花、夹竹桃、丁香、鸡冠花、水仙和云竹，红色的、黄色的、紫色的花交相辉映；假山、假石、假湖水，应有尽有，寂静清幽。
这栋楼房的主人便是民族资本家辛铸九的公馆。辛家三世同堂都住在这里，享受着天伦之乐。
当清晨的鸟儿鸣叫着在梧桐树枝间跳跃时，一名十七八岁的少女推开窗户，然后铺开宣纸，研墨准备画画。
她就是辛葭舟长大了的二女儿辛淑荷。她身高1米65，修长、高挑的身材，文静而秀气的脸庞，梳着整齐的三七分的短发，穿一条素净的方格旗袍。因为酷爱画画，她读到初中二年级时，爷爷就让她回家专心画画，除此，她还与中学同学刘佩琼（此人很快成为她的嫂子，济南地下党员，参加八路军后改名李敏）一起，在家里读私塾。
一个10岁出头的小黑丫头不知从哪儿蹿了出来，她扎着两根朝天的羊角辫，胡乱地把书包斜背在身后，她凑到辛淑荷身边，讨好地问道：“二姐，你又要画画啊？今天画什么？”
辛淑荷一边研墨，一边出神地看着窗外的梧桐树。她看看小妹的模样，微微一笑，嘴中轻轻吐出一个词：凤凰。
“凤凰是啥呀？”小黑丫头叫辛颖，是辛葭舟最小的女儿。她并没有耐心弄清楚自己的问题，只是有心没肺地乱问着。
辛淑荷也没打算理会妹妹，专心地研她的墨。妹妹讪讪地踢了一下她身后的什么，跳着蹦着上学去了。
又是一天没挪地方，辛淑荷一心一意画她想画的凤凰。
傍晚时分，辛颖放学回家，看到二姐还在画画，扯开大嗓门喊道：“还在画呀，你烦不烦啊？跟我玩会儿吧？”辛淑荷回头朝她笑笑，轻声道：“自己玩呗。”又转回身去。辛颖知道二姐永远都是静静的样子。
辛淑荷终于完成了手上的这幅画。只见画纸上，一只翎羽绚烂的凤凰，提起一只脚爪，立在一株梧桐树上。它转头回视的左方，是绿色树冠，右下方则是秀丽挺劲的几竿翠竹。从这凤凰的头颈、翼尾和腿部的动势来看，它似是刚从遥远的天边飞来，终于找到了这合意的栖息之处，正合拢双翼回视后方，呼唤着同伴。
“好一只凤凰！”随着称赞声起，爷爷辛铸九已经站在孙女的身后。他欣赏地看着孙女笔下的凤凰，说，“淑荷啊，这幅画很精彩，你自己满意吗？”
淑荷娇羞地点点头。
辛铸九问：“那么，办画展时，如果有人出高价买走它怎么办？”
淑荷舍不得地又看了一眼，坚定地说：“不是为抗战才举办画展吗？我希望咱们能多捐点钱，送到前线。”
“哈哈，我真为我的孙女骄傲。来，题上你的大名吧。”
淑荷娇羞地谢过爷爷，拿起画笔，在画的右上方空白处留下字体娟秀的题款：
丙子冬十一月
淑荷女史作于百花洲畔
然后，她又拿出两颗小小的刀法古朴俊逸的朱红印章，上面的一颗为篆体白文“辛淑荷印”，下面的一颗为钟鼎朱文“百花洲上”。
“二姐的画展我也要参加。”说话的人一阵风似的刮进屋来。这是位十六七岁的少年，淑荷的二弟辛树明，正在读高中。
辛淑荷轻轻地唤了声“二弟”，便羞怯地立于爷爷身边。二弟欣喜地看着画纸上的梧桐，赞叹道，“姐姐，上海的抗战将士要是知道你为他们办画展捐钱，那就会更加英勇杀敌。”
辛铸九亲自动手帮着孙女裱画。年轻时，辛铸九就喜爱画画，他的书法名声在外，尤擅欧体。因此，六个孙子孙女中，他最喜欢有绘画天赋的二孙女辛淑荷。
这幅画，纸本，绫边纸裱，高34厘米，阔44厘米。裱好画后，辛铸九叮嘱淑荷：“画展的地点定在民众教育馆大厅，你已经准备很长时间了，有信心吗？”
淑荷偎着爷爷，用手指了指墙上挂的、地下裱好的那些工笔画。爷爷会意，吟吟笑着，一一过目孙女的这些作品。
辛颖不知何时冲了进来，一头钻进几个人中间，扯开嗓子就唱：“小燕子，飞呀飞，飞到天空找食吃……”
辛颖的声音洪亮，吐字清正，应该算是好听的，辛铸九笑吟吟地鼓掌，鼓励道：“唱得好，小辛颖唱得真好听。”
在爷爷的鼎力相助下，辛淑荷的画展举办得很顺利。她的画家梦并没因为战争逼近而消失，也许她太专注作画了，对战争的感觉反而是迟钝的。直到近期，眼看就到年根了，本来家里应该高高兴兴迎接春节，爷爷和爸爸却经常关在书房里低声说着什么，这引起了淑荷的注意，难道家里要出什么变故吗？
焦灼的辛铸九预感到要出大事！窗外日本人和国民党特务时隐时现，他日夜坐立不安。他心里明白，日本人的耐心是有限的，让他当山东省省长，他拒绝了；现在退其次，让他当财政厅长，他仍然拒绝。下一步，如果他还是这个态度，日本人是不会对他客气的。日本人还在逼他做出选择，他们需要他的态度。而山东商界人士也需要他的态度，说白了，那就是给不给日本人当汉奸的问题！他的脑子里再次浮现好友蔡公时被枪杀的情景。如果自己坚持回绝日本人，必定会遭到蔡公时的下场。
即使对他下手，他也不当汉奸！辛铸九抱定决心，不与日本人合作。
即使这样，他也不后悔没有跟着韩复榘撤退！
1937年10月初，沿津浦铁路南犯的日军第十师团侵入山东。三日占领德州，继而占领恩县、平原、陵县等县。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率部在鲁北地区稍做反抗后，旋即命令部队及地方官员撤往黄河以南，命令炸毁济南洛口铁路大桥，与日军隔河相峙。当看到形势不妙时，他的10万大军还没跟日军开战，一枪未发，便向鲁西南逃跑了，致使3万名日军，轻而易举分两路渡过黄河，将济南、青岛、泰安、烟台等数十个城市拿下。
辛铸九没有跟着韩复榘撤走，这显然得罪了国民党。作为韩复榘政府的参议员，却不与韩复榘共谋，这一举措充满冒险。当然，共产党那边也派人来做辛家父子俩的工作，希望他们跟着共产党走。来做统战工作的是二孙子辛树明的高中历史教员。辛家父子不愿卷入任何一个党派，他们决定抱以回避的态度。
辛铸九暗暗盘算着，老家章丘还开着一个纱厂，一个面粉厂，他想让儿子辛葭舟带着家人先撤回家乡，在那儿避避风头再说。他最担心的是，由于自己对日本人的态度，可能会牵连家人的安危。
辛葭舟娶有一妻一妾，育有三儿三女。他虽然对韩复榘统治下的国民政府有很大成见，但自己的小日子过得还算舒适。只是现在，父亲既得罪了国民党又惹恼了日本人，想保持中立看来是难上加难。非得逃吗？这个读法律专业的富家子弟，突然有了痛苦感。要知道，这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生生却要逃跑。
辛淑荷更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她从小就在爷爷身边长大，跟爷爷的感情深厚，现在却要离开爷爷，她抹着眼泪说：“爷爷，要么我跟您留下，要么您跟我们一起走好不好？”
辛铸九劝孙女：“爷爷奶奶年龄大了，走不动。这日本鬼子在中国呆不长的，最多一两年，他们就得完蛋，到时候，你们再回来！”
儿子辛葭舟苦笑一下说：“我看日本鬼子一时半时走不了，您还是跟我们一起走吧。”
但是辛铸九的态度坚决，他要跟老太太一起留在家里看家。
顾不得过年了，辛葭舟担负着父母的重托，除了大女儿已经出嫁以外，在济南的一家老小怆然出城。
然而，老家已经是日本人的地盘，进去等于自投罗网。一大家人又改为向经济比较发达的临沂县城奔去，谁知日军正血洗临沂城，离着老远就能闻到血腥味。原来，日军与庞炳勋的队伍在垛庄打完仗后，临沂城被日军占领。辛家人仓皇沿着铁道边往枣庄方向逃去，希望那里是一片净土。可是，到了枣庄才发现，街上到处都闪动着日本人明晃晃的刺刀。辛葭舟几乎走投无路了，天天东躲西藏，这种逃跑的滋味真不好受。更让他焦虑的是，女儿辛淑荷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在济南时，她已经许配给一个大户人家，战乱一开始，都各奔东西了。由于淑荷长得秀美，一路上常遭骚扰。最令辛葭舟惊吓的是，一个国民党军官，非要娶淑荷当小老婆，差点把她抢走。如果真的那样，淑荷这辈子不就算完了吗？这个在济南城里一度显赫的家族，竟然落到逃难和朝不保夕的地步，辛葭舟清楚，这都是日本人侵略的缘故。这样的日子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万一家人们在逃难的路上被打死，作为一个体面的中国人该是多么冤屈多么窝囊。他悟出一个道理，躲避鬼子不是办法，只有打鬼子才有希望过好日子。中庸之道原本是辛葭舟的生活信条，经历了几个月的逃亡生涯后，即便从一个人的尊严角度，他也必须做出一个新的选择，必须迈出转折性的一步了。怀着对逃难生活的种种痛苦，对侵略者的愤怒，辛葭舟执笔给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郭洪涛写了封信，表达了他下定决心投奔共产党的迫切愿望。
日，蒋介石以“违抗军令，擅自撤退”罪处决了韩复榘。2月24日，蒋介石委任沈鸿烈为山东省政府主席。而当时日军留在山东的部队共4万余人。日军在所占各主要城镇、组织成立了治安维持会，“代行政府职权”，由汉奸充任会长。日，日军成立了伪山东省公署，马良任省长。早在1938年5月，中共中央派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率干部约50人，携带两部电台来到山东。5月下旬，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边区省委。郭洪涛任省委书记。
济南城那边，辛铸九终于顶住没有当汉奸省长。但是行动自由已经遭到限制。逃难到枣庄的辛家家眷，正焦虑地等着共产党方面的态度。
信件辗转到了郭洪涛手中，他立刻回信，请辛葭舟携家人立即启程到腾县八路军的后方。与此同时，郭洪涛派出一个八路军小分队，接应辛家。
数日后，辛家九口人与山东分局派出的接应小组接上了头。辛家最兴奋的，要数12岁的辛颖，她赖着不肯走路，非要骑在一个相貌英武的八路军叔叔的脖子上。这名刚刚二十出头的八路军叫刘居英，浓眉大眼，性格率真。他蹲下身子，让辛颖骑上去，说：“来吧，小姑娘家家的，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害羞呢？”辛颖得了便宜后也很会卖乖，嘴甜着呢，她抱住刘居英的头，讨好地说：“叔叔，我给你唱个小燕子吧。”未等刘居英同意，她已经扯开嗓门唱起来了：“小燕子，飞呀飞……”
辛颖唱得好开心，在刘居英脖子上连唱带晃，刘居英哭笑不得。说实话，他真担心她一高兴在他脖子上撒尿，说：“哎呀，拉倒吧你，快别唱了。”他觉得这个扎着两根羊角辫的小黑丫头挺有趣的，一点都不怯场，男孩子敢干的事她肯定也敢干。
为了表达抗日诚意，辛葭舟把一麻袋钱币捐给了八路军。他还让夫人带着其他家眷回到济南。因为不久，就传出日本人逮捕了辛铸九的消息。辛葭舟留下二女儿辛淑荷、二儿子辛树明及小女儿辛颖在身边。辛葭舟成为八路军后勤部门的成员，辛树明给部队首长当秘书。部队刚招了一批12岁至13岁的少年当小勤务员，小辛颖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20岁的辛淑荷则留在八路军队伍里做秘书。
二、北平贝满中学优秀生阮若珊辗转来到抗大
1935年12月。北平。
夜深人静。一曲幽怨动人的箫声从北平某条胡同里传出。
一名剪成齐耳短发、生着一张圆圆脸的14岁少女静悄悄、乖巧地立于吹箫者身后，这是一首她听过多次的《长恨曲》。她觉得今晚母亲的箫吹得真动人，像在诉说着什么。渐渐地，就有泪水涌了出来，顺着她的两颊流到嘴角，那泪水是咸的，她能感觉得到。这位少女的名字叫阮若珊，是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师大女附中的好学生。吹箫者是她的母亲，一位文雅温婉的妇人。她今晚吹的这首曲子，是丈夫阮慕韩在日本留学七年中，她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吹的。因此，丈夫与吹箫似乎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其中既有赏心悦己的意思，又能排解她的相思之情，使她渐渐平静下来。今晚，已经生育了四个儿女的她，再次面对无边的深夜吹起箫来。因为失踪多日的丈夫今晚即将归来。
丈夫留学期间，学会了日文、德文，阅读了不少马克思等人的进步书籍原著。而她为了支持丈夫留学，这个早年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保定二女师的优秀生牺牲了自己的前程，甘愿屈居在河北怀安县柴沟堡镇小学校教书并兼校长。丈夫毕业回国后，她随夫双双来到北平。丈夫同时在天津法商学院、北平中法大学、北平法商学院授课，她也不再出去工作，全力协助丈夫，抚育子女。因为她知道丈夫已经参加共产党，有许多工作需要她协助去做。前几天，丈夫从天津讲课刚下火车回到家，就被人叫走，然后便失踪了。她通过各种关系寻找丈夫的下落，才知丈夫被关进了拘留所。
箫被优雅的妇人吹得凄切幽幽，她知道此刻女儿阮若珊一定是泪流满面了，于是，她收起萧转过身来唤女儿的乳名：“馨儿，你父亲说过，让你不可用情太过，不然以后应事接物时，恐受情之累啊！”
若珊用手帕拭去挂在脸上的泪水。父亲不在家时，作为阮家的长女，她就与母亲住在一间屋里，从小她就喜欢母亲房间里文静、温馨的氛围，当她们在柴沟堡镇时，母亲的屋里有书画、风琴，有箫。这样的诗文书画的熏陶，注定了她比别的女孩拥有更丰厚的诗文底蕴，拥有更多超然的幻想和追求。
她还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一连数日不回家，反正父亲对于她是陌生的。在她的印象里，父亲一直在日本，回国后，又老是在天津。其实她父亲是因为地下党的工作而在天津兼职的。
若珊正沉醉在读书求学，以备将来“做大事”，绝不“平庸”的理想中，这也许就是母亲施于她潜移默化的影响的缘故。母亲为她讲解《长恨歌》、《孔雀东南飞》两首长诗时，她能领悟到诗中人的悲痛，更为《木兰辞》而激动不已。
这时，一位青年推开阮家大门，若珊欣喜地问候道：“是四大爷啊，快进来烤烤手。”
来人叫阮岐山，是北大地质系的高才生。他上大学的费用，全部由阮若珊的父亲阮慕韩资助。
若珊对四大爷阮岐山很是崇敬，她追着四大爷问：“北大地质系是否真的没有女生？”
得到阮岐山确认后，若珊萌发了将来要做地质学家的梦想，并问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实现当地质家的梦想。阮岐山说除了身体好，还需要学好英语。
阮若珊似乎看到了方向和目标。虽然她是个外表文静的女孩，但因为崇拜花木兰和其他杰出的女性，内心始终蕴藏着炽热的英雄主义的情愫。
一串熟悉的脚步声出现在阮家门前，“你爸爸回来了！”妇人立刻移步门前。果然，门前站着她思念的丈夫，只是丈夫苍老多了，令她心酸。
若珊并不知爸爸遭遇了多么危险的经历，她催促阮岐山：“四大爷，快点教我几句英语，我要欢迎爸爸回家。”
当若珊用刚刚学来的几句蹩脚的英语问候父亲时，父亲惬意地笑了。
12月9日这天早晨，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刚刚上课，校门口突然响起呼喊声：“同学们，快来参加抗日救亡的队伍！”原来是外校的同学围着师大女附中的校门呼唤女生们冲出去。这时，一首首救亡的歌曲也此起彼伏地唱了起来，“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
一向深受父母影响的若珊本能地热血沸腾了。她和女生们唱起歌，呼着口号。
为了号召同学们罢课，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4岁的阮若珊一改往日的文静性格，激动地冲着教室大喊：“我们决定罢课！谁来上课谁就是甘当亡国奴！”同学们都愣了，睁大眼睛望着她，好像不认识这个女生了。
救亡的心愿一旦生成，若珊便处处体现在行动中。第二天，她就以纠察队长的名义在学校大门口站岗，劝说同学们不要来上课。那天，她的脚冻出了冻疮。
震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若珊得到父母的支持和鼓励走上街头参加游行。驻守北京的二十九军士兵凶狠地挥舞着大刀，截拦制止学生们的救国游行。走在最前面的学生们慷慨激昂地陈述道：“抗日战士们，你们应以抗战救国为己任，枪口对外，团结一致拯救国家！”二十九军的许多战士参加过西北抗战，听了学生们的陈词，他们和学生们流着泪握手言和了。毕竟都是中国人。参与游说二十九军战士放下大刀的学生们当中，就有阮若珊。
在家人的支持下，阮若珊参加了很多游行活动，还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当了小队长，她常常跟着著名演员崔嵬、张瑞芳等下乡演出。若珊还以家庭为基础，成立了一个“高尔基文学社”，她让小弟阮崇武演伤员，大家抬着他唱《梅娘曲》，排演慰问伤员的小剧。
“七七事变”爆发了，一夜之间，北京城静默了。在“民先”组织的安排下，若珊转到一所教会学校，即贝满中学读高中。
1938年中秋节之前，正在读高中二年级的若珊，突然被人叫到外面，那人自称是新的联络员，给她带来一盒月饼。她说：“以前跟你联系的联络员被抓进日本宪兵队，怕她受不了酷刑，在昏迷中说出认识的人来。”若珊回到宿舍，打开月饼盒，里面有个字条：“让我们踏着同志的鲜血前进！立即离开北平，或到西山，或到天津工厂做工。”
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若珊先到天津读书，后辗转到了冀南抗日一线，当了一名电报员。她是悄悄走的，离开天津前，她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国破家亡，我必须像花木兰一样上前线，不能再上学读书了，请妈妈原谅。”
1939年5月，打扮成乡姑模样的阮若珊来到了山西晋南屯留县故先村，成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员。
三、上海女工陈若克两次奔延安
山西晋城。
一对南方面孔的青年人逆着逃难的人群继续向西北方向走着。女孩中等身个，由于长期赶路，穿在身上的呢子大衣也不洁净了，但在人群里，她还是很显眼。她那齐肩的乌发是烫过的，洋气十足；生着一张典型的南方人的脸庞，皮肤白皙得几乎透明，一对又清又亮的大眼睛机警地闪动着；她刚满18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要小。男孩与她年龄相仿，很是清瘦。
穿呢子大衣的女孩决定不再往前走了。凭着经验，她清楚前方发生了规模很大的战事，否则不会有那么多惊慌失措的逃难者。她不甘心地停下了脚步，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失望。那是一种达不到目的的失望。她多么想到延安啊！
女孩永远忘不了日，在上海的一间小屋里，在红旗下，她宣誓入党了。从此她一面当女工，一面参加地下党的工厂支部工作。然而，今年初，上海战起，她随工厂迁往汉口。因与地下党组织接关系有误，她的支部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于是，她决定去延安，找到党组织。可是走到山西时，临汾战起，她只得返回武汉。回到工厂后，她因“违反厂命，参加抗战活动”而被工厂开除。失业后，她决定再去延安。今天，她这是第二次踏入山西境内。
难道是天意？战事再次阻断她奔赴延安的路途。
想奔赴延安的这对年轻男女饿了，渴了，累了。他们蹲在晋城的墙根下，重新计划着下一步该怎么办。突然，他们的目光被墙上的广告吸引，上面写着“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招收进步青年”的字样。
女孩欣喜地对男孩说：“还等什么？我们去报名。”两个年轻人兴奋地向招生学校奔去。
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当天正好由校长朱瑞亲自面试招生。他似乎对青年学生们有一种超常的磁力，刚一出现在学员面前，男女学生们都纷纷围过来。有的学生把他们吃的花生、核桃、糖递过来：“朱先生，你来啦！你吃不？”还有的学生直截了当地问：“朱先生你说，到底是蒋介石能干，还是朱总司令能干？”“朱先生请你解释，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
刚刚来到“华干”的女孩，脚底不由自主地向这堆人靠拢过来。她打量着这位朱先生，只见他30出头的年纪，瘦削、高个、长脸、白净，戴着一副眼镜，目光充满了激情，面带温和的笑容。当朱先生看到一名南方少女移步到他面前时，目光立刻被吸引了。他对这份美丽有莫名的熟悉，那是他家乡的女孩们特有的一种气质。就在他感到一种亲切感扑面而来时，女孩几乎是冲到他面前，急切地问道：“阿拉要报名，找哪位？”朱瑞欣喜极了，在这满耳都是北方口音的地方，蓦然冒出一个说乡音的女孩。再次莫名地，他觉得自己与这女孩之间一定会有什么发生，他还来不及考虑会发生什么，只觉得内心突然地宽厚无比，温存无比，他笑容可掬地回应着女孩，也用乡音回答她：“找阿拉就行，来来，侬先填表格。”他对她的口吻，既像是对小妹妹，又像是对女儿般温柔而体贴。
女孩直率地打量着眼前这位外形很像外国人，比自己高出整整一头的男人，听着他声若铜钟的亲切的乡音，她感觉到自己的眼里闪动着灵光。
朱瑞友善地问女孩：“侬叫啥名字？”
“陈—若—克！”美丽异常的女孩诚实地回答，那时朱瑞向她投来火热的一瞥，适时地溅落在女孩水一样率真而清亮的目光里。他们在彼此的目光中，看见了自己。
一心要奔向延安的陈若克，就这么偶然与朱瑞相遇在山西晋城。尽管她16岁起就开始了工人运动，17岁入了党，但这点经历在朱瑞面前还是太浅太浅。这时的朱瑞，对外是八路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主任，实际上，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负责晋、冀、豫三个省的党的工作。
“华干”最初叫“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是朱瑞一手操持创办的。朱瑞利用国民党豫北师管区司令张轸的名义，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在他的防区河南新乡创办了“华干”，不久迁到河南辉县。学生的来源，以开封师范、开封女中为主，还有河南豫北的地下党带去的一批学生以及部分平津流亡学生，有四五百名。“华干”共办三个队：地方队、政治工作队和武装工作队。共开设四门功课：政治常识、群众工作、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学员三个月毕业。学校边训练学生，边做学校驻地周围的群众工作，完全是按照红军那一套办法办学。八路军派来一批教员给学生上课。校长朱瑞经常亲自给学生讲游击战争和统一战线；《怎样动员农民大众》一书的作者陈沂讲群众工作；刘子超讲政治常识。
第一期学员毕业分配走之后，第二期刚开办，日军逼近，“华干”就搬到了山西晋城。
恰在这时，陈若克来了。这个来自上海的女工，先是在“华干”学习，毕业后留校并跟着朱瑞到太行山打游击。
四、地主的女儿刘奇扮男装偷偷离家
山东临沂县青驼区吉拉子村。
上半夜，刘奇假装睡得很香。
鸡刚打第一遍鸣，刘奇独自行动了。她一骨碌爬了起来，蹑手蹑脚地溜进父母的房间，在父母枕边各放了一封信，然后歉疚地看了看父母慈爱的面容，默默地说：“对不起了父母大人，别怪女儿不孝，我要参加八路军，抗战打鬼子去了。”
刘奇退回自己的房间，动作麻利地换上二表哥的学生服，再把辫子盘到头顶，她的身高是1米69，在女孩之中本来就算高个，头上再扣一顶男人的大礼帽，这样一装束，使她显得个子更高了，整个人也冷峻有余。她往镜子前一照量，自己也扑哧笑了，镜子里活脱脱一个少男形象。这个1922年4月出生、还未满16岁的女孩，刚刚读初中一年级，七七事变就发生了。
刘奇的爷爷曾在清朝做过官，家境兴旺时有土地800亩，还兼营油坊、酒店，家中雇有长工、保姆、丫环数人。刘奇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全家过着舒适的生活。
1938年夏，山东纵队一部进驻吉拉子村，一名叫朱玉相的副旅长住在刘奇家，向她宣传革命道理，并告诉她，附近的岸堤村，有一所八路军的干部学校，其中有男有女，都是抗日救国的青年等。刘奇听后心情激动，她问：“我想参军抗日，能不能去？”朱副旅长请政治部主任朱道南写了介绍信，刘奇悄悄把信放在口袋里。年轻的朱副旅长神采飞扬的描绘，把嫂子、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都煽动得夜不能寐，五个女孩关起门来叽叽喳喳商量了好几天，最后决定，都到八路军的学校读书去。她们想闯闯外面的世界。然而，到了真要离家之际，除了刘奇以外，其余四个热血沸腾的女孩都冷静下来，她们各有各的理由犹豫着不敢迈步了，她们让刘奇先去看看，如果好，她们再去。刘奇明白，她们主要是怕吃不了那个苦。
刘奇不屑地看着睡梦中的嫂子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心想：就你们这些人，前怕狼后怕虎的，能干成什么大事？刘奇趴到墙围子上，听到看门的把大门打开后，她左肩背起准备好的包裹，右手拿着一根打狗棍，立即动作。她的身子溜着墙根走，趁看门的不注意，顷刻就走出大门，一切都按照计划行事。她的动作刚毅，一点都不像个娇羞拿捏的女孩子，这劲头，反而比男孩还英武。
刘奇摸黑出了村庄，然后上了一条大马路。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走夜路是很危险的事，但刘奇不怕。她7岁时，为了躲土匪，父亲刘考文带着全家逃到吉林省延吉县落户，开了个磨坊为生计。她读到四年级时，因磨坊倒闭，父亲又改做肥皂生意，刘奇和妹妹一边读书一边到火柴厂做童工。“九·一八事变”后，刘奇在上学途中，目睹一群日军抓到一名女学生把头发剪去，从头上浇下汽油，将这名女学生活活烧死的情景。她和妹妹来往上学，日本兵都拦路堵截，强迫检查书包，那种失去自由的亡国奴生活，使全家人对日本人既恐惧又憎恨。刘奇读完初中一年级时，全家人回到山东老家。回到吉拉子村的刘奇，被村民称为有文化的人，从而聘她当小学教师。
童年的这段经历，造就了她性格中豪爽仗义、胆大心细的特点。
由于是从家中偷跑出来的，刘奇竟有些抑制不住的喜悦，天地是那么宽广，从今以后，可以任凭她像鸟儿一般自由地飞翔。
这条临沂通往济南的大马路，是刘奇早已观察好的。她甚至模拟过好多回，如果遇见鬼子或汉奸，她能躲就躲，实在躲不开，就迎面撞上去，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不与他们冲突，她就是安全的。这并不是说她害怕鬼子，主要是她心中有大事，她的目标很明确，她要一口气奔向80里外的岸堤干校。等她当了八路军，再真刀真枪地打鬼子，那种命中率该有多高啊。她虽然年纪小，但社会经验丰富，赔本的买卖她不干，使一分力出三分活儿，才是她的行事风格。现在，她尽量让自己像个男人似的大步流星地走路，同时，也警惕地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朝岸堤村方向走了约5里路时，天蒙蒙亮了，时不时地能看到有农夫挑着山货赶路，原来，这天是垛庄集，许多村民从四面八方往垛庄去赶集。在一个烧饼店门前，刘奇停了下来，她盘算这80里路，怎么也得走到天黑，所以，她先吃了个烧饼填饱肚子。
这时父亲追上来了。
“从后面看，你还真像个男孩。”
“爹，是你呀？！”
“看到你留的信，我就追出来了。”
“你从哪儿冒出来的？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我都跟了你几里路了！你母亲在家打滚呢，非要你回去。”
“那怎么办呢？我是偷跑出来的，再回去多丢人啊，我不能回去。”
父亲考虑了一下，拿定主意说：“这样吧，既然你想抗战打鬼子，你想学习，是好事。我不放心你自己去，我送你去吧。”
刘奇感激地看着父亲，不知说什么好。其实，她父亲已参加了共产党，是八路军的一名秘密交通员。
父女俩要想到达干校，必须穿过垛庄集市。穿行在热热闹闹的集市之间，他们在一个茶水摊稍稍歇脚。赶集的人们心神不定，都在议论垛庄刘家“八卦宅”被鬼子一把火烧了的事。
刘奇行走在投奔八路军的路上，刘氏家族的兴衰与她毫无关联，她只是本能感到，日本人太侮辱人，把东北占了不说，还占了山东，还杀人放火。所以，她要打走日本人，她要真刀真枪地跟日本人干。
80里路的行程，刘奇父女俩走到了天黑。走到汶河环绕着的一个村庄时，老远就听到了歌声。歌声令刘奇的步伐更快了，一种全新的感觉冲击着她，她终于找到向往中的干校，找到了一个家庭之外的集体。
校长的秘书看过刘奇的介绍信后，把她领到女生队。令刘奇惊奇的是，队长张林山，年仅17岁；指导员夏天真也就18岁，却老练地像个什么似的。干校有上千学生，开设的课程有中国革命运动史、民众运动、游击战的战术等。其中女生队50多人，共分6个班，刘奇被编到一班，当天就发了制服。
刘奇激动了一夜，她领到一支“水连珠”的苏制步枪。这是1938年夏末的事。
五、刘御原是乡村卫生院护士
山东邹平乡下。
村头的一棵大树底下，围了许多老百姓。一个老头，正用鞭子抽打一个身着破烂衣服、瘦瘦弱弱的小姑娘，小姑娘跪着哆嗦成一团，哭着求饶：“爹，别打了！求求爹！”可是老头的鞭子仍狠心地抽向小姑娘。这时人群中有个壮汉忍不住冲到他们面前，大声制止：“住手，不许打人！”他奋力夺下老头手中的鞭子，并且反手要打老头。小姑娘忙站起身护住爹：“大哥，别误会，我们是在演戏。”
老头急忙摘掉假胡须和假发，原来是个英俊的年轻人。他用浓重的东北话对壮汉解释：“大哥，我们是梁漱铭乡村建设研究院卫生院的医务人员。我们演的是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咱们一天不赶走日本鬼子，咱就得当亡国奴。”
这时，小姑娘也卸掉假发，赶紧戴上一副近视眼镜。这名年龄未满18岁、身高才1米5出头的短发姑娘，是卫生院的护士刘御。她向老百姓介绍说：“乡亲们，这是我们卫生院的宫乃泉医师。是从东北来的，大家都知道吧，‘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成了日本人的地盘了。我们坚决要反对日本人侵略中国！”
宫乃泉医师适时喊起口号：“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绝不当亡国奴！”
村民们也跟着喊口号。
等村民们情绪稳定下来，刘御和十几名卫生院派出的医师、护士都套上白色工作服，为村民们进行卫生防疫，并且让没有出过疹子的孩子伸出胳膊，为他们义务接种牛痘。刘御长得细皮嫩肉，一直生活在条件相对良好的环境里，但她与村民接触时，除了深深体会到农村贫富不均的情况之外，还发自内心地怜悯穷人。
卫生院的年轻人们，挨个村庄地串。每到一村，先演宣传剧，再为村民接种牛痘，忙忙活活地直到太阳快落山时，才骑着自行车往卫生院走。
刘御虽然累得快散了架，但她的内心是快乐的。在卫生院当护士的这三年里，她不仅把在护士培训班学到的医学知识运用到工作中去，而且还经常走上街头做宣传，除了演《放下你的鞭子》，她还在《祖国》里扮演男主角的妻子。她的外表虽然文弱，做起宣传来却有使不完的力气，她喜欢做这些有益社会的事情，她喜欢这个火热的集体。一想到这些，她的情绪开始低落，甚至伤感起来，因为，她不得不要离开卫生院了。
“爸爸，我回来了，你好点没有？你跟我说话呀，我今天又到乡下接种牛痘去了。”回到家中的刘御，伏在父亲的床边，轻轻唤着患了半身不遂和失语症的父亲，边为父亲做腿脚按摩。
躺在床上的父亲张开嘴说着什么，但是没有一点声响。
女儿从口袋里拿出12元钱，放到父亲的枕边，对父亲说：“爸，这是我这月的工资，17块钱，我自己留5块钱伙食费，其余的您留着治病。”
父亲望着女儿，眼角流出一行泪来。女儿赶紧用毛巾给父亲拭去。
刘御的母亲走过来，在女儿身后拍了拍，刘御回过头来，难过地望着母亲说：“妈，爸爸还是说不出话来，他真是憋屈呀。”
母亲望望懂事的女儿，拉起丈夫的手替他说：“我知道你想说亏欠女儿的。她从小就是个读书的料，别看她年纪小，回家后一直想分担家里的负担，她考上梁先生开办的卫生训练班，考了第一名，这我都跟你念叨了几百次了对吗？”
父亲的眼里闪着泪光，可怜的是，他连高兴的表情都做不出来。
刘御拉拉母亲的手，又拉拉父亲的手，对两位长辈说：“告诉你们一件事，卫生院决定全部迁移重庆。你们同意我跟着卫生院走吗？”
母亲为难地摇摇头，刚要说什么，被刘御制止了，她说：“妈，我不应该提这个要求的。我只是忍不住想问问，我不去南方，就陪在你和爸爸身边。大姐出嫁了，两个妹妹都还小，她们都需要我。我明天就去辞职。”
刘御1920年出生在山东临沂，3岁时随父母回到了老家山东邹平。父亲是“秀才”，曾在邹平城关镇任过三年镇长。他为人正直、廉洁，大公无私，热心助人，当有人送礼物时，他则拒之门外。她的母亲识字，明事理，做得一手好针线活。父母共育有四个女儿。他们并无封建思想，越生女儿越高兴，还为大女儿取名尚德，三女儿取名“兴子”，四女儿取名“担子”，说生女儿也要有天命担当。他们反对给女孩缠足，并把四个女儿全都送进学堂。父母对孩子管教特别严格，要求孩子尊重长辈，遇有不公平的事，敢于挺身相助。正当刘御在济南市读初二时，父亲突然病了，刘御被迫肄业。
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刘御与卫生院同事依依惜别了，她知道，这一别还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她的心里酸酸的。好在卫生院的条件比较好，任教医师都是很有名的专家教授，为刘御打下了极好的学医的基础。凭借这个本事，在当地谋个职业不成问题。
卫生院转移不久，刘御的父亲病情加重，去世了。刘御留在家里陪母亲，照料两个妹妹。然而，很快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了邹平城。刘御在家呆不住了，她主动约同学田荣轩，参加了邹平抗敌动员委员会。文气瘦弱的刘御走进城关和乡村，宣传“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起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由于她工作积极踏实，地下党刘迈群秘密介绍她参加了抗日民族先锋队。
虽然参加了“民先”，却不能像游击队那样面对面打鬼子，刘御心里很着急。
1938年的八月十五日快到了，刘御帮着母亲做了一整天的家务，她显得特别温柔，对母亲说，“妈，有件事要跟您商量一下，人家安排我去学习……”
“上哪儿啊？”未等女儿说完，母亲凝视着家中最能干的女儿。
“我也不清楚，反正让我去学习。”刘御眼神躲闪着母亲。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去吧，闺女你做什么我都支持。”
这天晚上，刘御和田荣轩俩人悄悄换上男装，在地下党的指引下，找游击队去了。她们找到了廖容标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三支队，并且被分配到“战地服务团”工作。到部队后不久，刘御和田荣轩听说有个抗日军政干校，她们就找到政治部主任，要求去学习。她们的要求得到了答复，而且，三支队专门派人送她们前往沂水县的抗日军政干校。
到沂水要路过一个集镇垛庄。这天正是集市，刘氏家族是人们谈论的热点。原来，刘家正在发生一件大事。抗日军政干校的三大队就住在刘家的“八卦宅”里，他们住了一段时间后，决定要彻底拆掉刘家的房屋。因为这些懂军事的学生娃说，刘家的房屋虽然被国民党的大炮轰过，也被日本人烧过两次，但墙围仍然厚而牢固，万一日本鬼子再次把刘家当了据点，八路军攻打起来很艰难，那就牺牲大了。所以，这批学生娃和刘家几兄弟商谈后，终于取得他们的同意，把房子拆了。
这些话在刘御耳边只是一阵风刮过去了。她没想过，刘家的兴衰与她到抗日军政干校有什么关联，她只知道，如果日本人不到中国，卫生院就不会搬迁到重庆去，她就还在卫生院当护士，每月拿着17块大洋，孝敬父母，说不定再过几年自己就荣升医生了，那时薪水就翻了一番。她想不通日本鬼子为什么非得跑到中国来，所以她得到干校学军事知识，把日本鬼子打跑。
这一天，两个女生背着背包足足走了90里路，脚上都磨起了水泡，到了晚上，双腿疼得都抬不起来了，她们初次感到行军的艰难。
六、教会学校女生刘峰宜义办抗日小学
沂蒙山境内的沂水县。1922年刘峰宜就出生在这个地方。
“七七事变”这年，沂水县教会学校的校长张华福48岁，办教育是他一生的追求。然而，现在他什么也不能做了，日本人进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学生还能上课吗？悲愤和绝望之情紧紧包裹着这位中年知识分子。他走上讲台，给学生们讲最后一课，他说：“我本想等你们初三毕业拿到文凭，将来在社会上能谋份职业，可是你们没法再继续上课了。同学们，先回家去吧，你们要好自为之。”
校长流了泪，女学生刘峰宜也流了泪。她把这一天的重大变故写进日记本里。从上初中开始，她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只是三年来，从未像这一年发生的事情那么重大那么多。
校长让学生们解散回家，几位外国教师也都先后回国。但是学校里涌进来的学生更多了，他们都是操着北平口音和青岛口音的流亡学生，他们从北平一路走到青岛，抗议韩复榘把青岛拱手出让给日本人。流亡学生到济南府没有找到韩复榘，又联合了济南市的学生一起到南京政府去找蒋介石请愿抗日。流亡学生路过沂水时，集体在教会学校歇脚，恰逢这时，不断有负伤的士兵从抗日前线下来，于是，流亡学生们，在教会学校里成立了临时“抗日救亡室”。
17岁的刘峰宜已经收拾好背包，却没有马上离开，她被请愿的流亡学生们一遍遍唱起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所打动，被头上渗着血迹的前线抗战士兵所打动。她从未见过这种激烈而悲壮的场面，从未见过这么多悲愤而关心中国社会的大学生们。从未离开过教会学校大门的她，突然间被复杂多变的社会弄得兴奋了。这个骨子里多愁善感的女学生，和她的二姐一起，本能地加入了抗日救亡室的义务工作。
刘峰宜长得娇小玲珑，皮肤白皙透明，猛然一看，有点像江南女子。那些日子，她穿着教会学校发给的下摆开叉的蓝布长袍，剪着齐耳的短发，不知疲倦地为那些负伤的战士包扎，还跟着学生们到沂水城拿着小旗子到处宣传抗日。
流亡的学生走了，他们群情激昂地到南京请愿去了。
刘峰宜和二姐回到家中。母亲让她俩在家读“四书五经”，但是刘峰宜怎么也读不下去。春节过后，日本人打到沂水县，母亲担心峰宜偷偷去当兵，便打发她到开药房的大哥家躲藏起来。大哥的大儿子刘秉高比峰宜还大一岁，刚高小毕业，这两个读过书的人，热烈地商讨如何参加抗日。
就在这时，张华福校长被杀害了。
日本人占领了教会学校。不甘屈服的校长以跳楼的壮举，表达他誓与学校共存亡的决心。然而，校长当场没有摔死，被嚣张的日本人抓到后，坚决不容忍中国人有如此的血性，于是，校长被日本人当众枪杀了。
校长为什么舍下这一百多名学生跳楼？见到日本人后，校长都跟日本人说了什么？被枪毙时，校长是怎样的表现，刘峰宜都没看见，但是校长的那种死法却深深影响着她。
峰宜在家里呆不住了。她向母亲表示，想跟二姐一起办个抗日小学。取得母亲支持后，姐妹俩到处游说，最后有个老百姓愿意腾出一间房子，她们又四处搜罗了一些桌椅板凳，动员了三十多个小孩子，义务办学。二姐教语文，峰宜教数学、讲历史故事、教学生唱歌，那些歌就是流亡学生们唱过的。
因为峰宜的抗日热情高涨，被沂水人民选为议员，第二年，又被选为乡里的妇救会主任，峰宜更加卖力工作了。得知日本人准备在秋后抢粮，她跑到老百姓家里动员他们藏粮，还让他们躲开日军。那时老百姓还不知道日本鬼子有多坏，认为日本人打来，中国军队应该会处理，跟老百姓没有关系，所以都不愿意藏粮，也不愿意躲避。刘峰宜就一个村一个村的开会，不愿去开会的人家，她就上门宣传。
峰宜的执著和独有的个性，引起许多人的关注。沂水县的一名地下党，想争取峰宜入党，他给峰宜送来一张入党申请表；峰宜的同学参加了东北抗联队伍，也动员她参加抗联，并且让她尽快填报名表。虽然峰宜做着抗日的工作，对共产党的认识并不多。她谁也未做答复。
1940年春天，峰宜家来了一名特殊的客人。他的年龄也就是十八九岁，乌黑的头发，笔直的鼻梁上方是一对醒目的剑眉，厚厚的嘴唇抿着，透着十足的阳刚之气。他说的是山西口音的普通话：“恕我冒昧，我是抗大一分校民运队的队长刘建国，在区里开会时，我们见过面。”
“好像是见过面吧。”也许与教会学校的教育有关，峰宜对男性总是用淡淡的口吻。这时，她上下打量着这个穿灰色八路军服，腰上系着皮带，打着裹腿，英气逼人的小伙子，眉头一蹙问：“找我有什么事？非得到家里来谈吗？”
小伙子立刻堆着笑，直来直去地说：“我想动员你参加八路军。”
刘建国随着抗大一分校从晋东南来到山东沂水区还不到两个月，他的任务主要是建立地方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为八路军筹粮筹款筹枪支，扩大抗日队伍。
“反正我做的是抗日的工作，为什么非得加入八路军？你回去吧，我这样抗日也挺好的。”峰宜不客气地回绝了热情洋溢的小八路军干部。
“你再想想，你一定要参加八路军。”刘建国立刻显得有点笨嘴拙舌了。他从未见过如此白皙端庄的女孩，他特想跟她多说几句话，但他忍住了，走出她的家。
送走八路军的说客，峰宜问母亲：“我该怎么办呢？我该参加哪个队伍呢？”母亲阐释了她的观点，“现在是抗战时期，咱的目标就是打走日本鬼子，等抗战胜利了，咱还是念咱的书，什么党啊、团啊、派啊，可千万别参加，参加以后你就回不来了。”
峰宜觉得母亲的话有道理，就把两张表都退还了。地下党和抗联的同学未能争取到峰宜都觉着遗憾，两方面甚至产生了误会，抗联的认为她参加了共产党；共产党这方面认为她参加了抗联。
七、张令仪不辞而别投身八路军
“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
到前线去吧，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这首歌，张令仪是在山西汾阳的教会学校——铭义中学里学会的。抗战爆发后，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有人唱这首歌。
这歌声像一支动员参战的号角，激荡着张令仪的爱国心。那时，汾阳医院里住满了前线负伤的将士，张令仪和姐姐张令德离开课堂，参加了救治伤员的义务护理。
1937年10月，日军逼近太原，阎锡山的部队溃不成军。败军到汾阳后，汾阳城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张令仪的父亲张锡九和母亲刘清香在汾阳城开办的第一家西药房“永年西药房”遭到败兵打劫，张家不得不关闭药房。
此时，铭义中学被迫迁往黄河边的稷山县继续办学，姐姐令德因身体有病不能外出，她进入汾阳医院的护士学校学习，令仪和弟弟则随着学校南下。
姐弟俩乘坐一辆邮政汽车，追赶铭义中学。整整一天，16岁的令仪和13岁的弟弟世杰趴在车窗上不眨眼地往外看，他们是第一次远离家乡，对外面的一切都感到新鲜。这晚，姐弟俩借宿在一个乡亲家里。
“嗒嘀……嗒嗒”，清脆的号音在寒冷的清晨吹响，令仪从未听过这种号声，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她一骨碌从被窝里爬起来，摇醒还在睡梦中的弟弟。姐弟俩到外面一看，原来是一队驻在附近的队伍正在出早操，他们衣着整齐，行动敏捷，他们就是传说中打日本最勇敢的八路军。令仪羡慕极了，她真想跑到队伍中去，也当一名威武的八路军。但司机过来催促姐弟俩赶紧吃饭赶路。
姐弟俩来到南迁后的铭义中学，同学们三五成群地议论着抗日救亡之事，学校里到处都能听到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吼声。学生们三三两两地离校投奔抗日团体，或去敢死队，或去延安，或去民族革命大学，或去临汾八路军学兵队。
自从那天早晨被起床号唤醒，张令仪就再也忘不了那支八路军队伍。她未征求父母的意见，自作主张与同班的两个同学悄然整理行装，与学校不辞而别，踏上了抗日的征途。
三个学生乘火车直奔临汾河西帽儿刘村，因为这里有个名声在外的八路军学兵队，是以中共北方局驻晋办事处的名义开办的。万万没想到，简短的谈话之后，负责人告诉三个学生，因照顾统一战线的缘故，学兵队已停止招生。他动员说：“你们到阎锡山办的民族革命大学去吧，那里有不少全国闻名的教授和知名人士讲授课程，也有八路军的教官负责教练，目的都是为了打日本。”
“不去，我们坚决不去。”张令仪坚决抗议。她的家就是阎锡山的队伍打劫的。
“要不，你们到八路军战地服务团找丁玲团长吧。”学兵队负责人推荐。
第二天，三个学生就到了八路军战地服务团。不一会儿，就见一个胖胖身材、圆脸，穿着橘黄色坎肩的老大姐，和蔼可亲地出现了，她遗憾地表示：“战地服务团已满员，现在不增加人了。”
张令仪委屈得直想哭鼻子。老大姐劝道：“为了照顾统一战线，你们到民大去吧。”
三个学生失落地离开了“战地服务团”。
第三天，三个学生又回到刘村，找到八路军学兵队。这次接待三个学生的是个操四川口音的人，他是学兵队的大队长何万祥。看到几个学生娃态度坚定，他笑眯眯地问：“为什么要参加八路军学兵队？将来到前线怕不怕苦？怕不怕死？”
“没有国就没有家。八路军抗日最坚决。为了抗日救亡，什么艰苦也不怕。”三个学生激情满天地做出回答。
何万祥笑着说：“你们被录取了。”
三个学生娃顿时兴奋得热泪盈眶，笑着跳着跑回旅店拿了各自的行装，到大队部报到去了。张令仪被编入女生队。
八、少将旅长的女儿苏伟奔向陕北公学
南方。汉口。
张家琪被学校除名了，直捱到天黑，她才沮丧地一步步挪到大姨母家门口。鼓起勇气推开门，她发现，家里人都围到一起，正气愤地议论她。
“跪下！”大姨母厉声喝令外甥女，因为生气，她的一双小脚不停地抖动。
家琪的眼泪刷地流了出来，她用细细的声音问：“大姨母，我有什么错？为什么要跪下！？”
虽然不服，迫于大姨母的威严，家琪还是跪下了，她没有为自己停止声辩：“大姨母，我是为救济难民演出，没有错啊！学校对我的处理是不对的。”
“你给我闭嘴！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光天化日之下，你丢人现眼，跟几个男人在那儿拉拉扯扯的，你坏我的家规，败我的门风。”大姨母愤怒地数落家琪。
家琪的父亲是河南潢川人，母亲是汉口人。父亲与母亲的哥哥是陆军大学的同学，母亲在家排行第十三，她是吃着大姐的奶长大的。家琪的父亲是孙中山手下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的少将旅长，战死在东北战场。而后，母亲便带着三个女儿从河南潢川投奔在汉口的大姐。母亲有个表姐夫是给孙中山当过俄文翻译的，通过他，家琪进了汉口幼儿园，这个幼儿园是宋庆龄办的，专收国民革命军的干部子女。孩子们在这里，既可以听孙中山的革命故事，还可学唱歌跳舞。家琪上小学时，红军解放了罗山县，学校选派她和另一个小学生去跟红军表演节目，她初露表演天赋，演唱的《可怜的秋香》打动了红军的一个指导员。他说：“小妹妹，你长大以后，一定要到红军宣传队来。”家琪上初三时，抗战爆发了，鄂山县共产党成立了一个抗敌后援会宣传队，为救济难民要义演《放下你的鞭子》。他们找了很多女学生，都不愿出头露面，家琪是受过革命教育的人，她接受了邀请，走上街头义演。此举惹翻了学校，先是给家琪警告处理，后来大姨母等人找到学校评理，双方吵了起来，结果校方把家琪开除了。
家琪以沉默对抗全家人的非议。大姨母命令家人，不准给家琪吃饭，就让她一直跪着，直到认错。家琪从天黑跪到天亮，第二天上午，在外面做工的母亲回来了，一看到家琪那个可怜样，就劝家琪赶紧给大姨母磕头赔不是，说着，她就要拉女儿爬起来。大姨母更生气了，她迁怒的目光转向家琪的母亲，说：“小妹，看看吧，这是你养的好女儿。我管错了，我给你磕头吧。”说着，大姨母做出要下跪的姿态。
家琪的母亲赶紧扶着大姐坐下，劝慰说：“你别生气了大姐，这个死丫头我非得教训教训她。”母亲就拿起鸡毛掸子就往女儿身上抽。
抽了几下，家琪眼泪汪汪地对母亲说：“妈，你不要为难了，我自己来解决，自己了断吧！”家琪爬起身来，径直冲出后门，跳进水塘里了。
在家人的惊呼声中，家琪的身体漂浮到水面上，她的那身蓝底白花的大褂子很是乍眼。一名种菜的老人看到这种情景，立刻跳下水塘，好心地把家琪救上岸来。
张家琪没死成。流言蜚语更多了，一个初三的女学生自杀，要不是有复杂的男女关系，怎么会走这条路呢？汉口已经没有家琪的容身之地，她只能选择离开。跟家琪一起义演的人劝她到武汉的一个剧团，她摇摇头说，我再也不唱歌演戏了。她想找红军。抗敌后援会就给她开了一封介绍信，让她到西安。
张家琪几经周折来到陕北公学读书，为了表示她与那个封建家庭的决裂决心，为了想做一个全新的人，她改名叫苏伟。
未满15岁的苏伟，本来发誓再也不唱歌了，可是没几天，她就成了陕北公学的小名星。因为，任何人一听她那银铃般的声音，就知道她会唱歌。那么好听的嗓音，同学们又怎能轻易放过呢？在大伙的掌声中，苏伟唱了一首又一首，把自己唱成了陕北的小歌星。
1938年12月，苏伟所在的陕北公学并入了抗大第一分校。
抗大一分校到山东
一、阮若珊初现舞台受关注
阮若珊穿着一身土布衣衫来到故县村时，抗大文化娱乐团刚成立不久。阮若珊从未想过她与文艺部门会有什么瓜葛，她从小学到高中都是最优秀的学生，她注定是要读书的。
阮若珊被分到抗大女生队接受军事训练。这个从北平来的女学生，这个从小穿着花旗袍，在诗书琴画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孩，来到新的环境里，听到最多的召唤是“同志”！那时她满耳听到的两句歌词是这样唱的：“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阮若珊终于步上了花木兰的从军之途。只是，最初的军事训练，她表现得狼狈极了。绑腿总是打不好，动不动就松下来滑到脚面上；早晨背着背包出操，她尽力不让自己掉队，可老得落在最后，背包也不知何时散了架。可这一切都没关系，阮若珊读过很多书，书读得多的人内心是强大的。她想，比起《苦儿流浪记》自己还不算苦，她以流浪的苦儿为标准要求自己要忍耐，她以花木兰从军精神激励自己要坚持。与此同时，抗大工兵化学队的学员中，有位从菲律宾回来的21岁华侨白刃创作的《抗日进行曲》，也从精神上激励着她的勇气：
我们要生存
我们要抗战
我们都是优秀的一群
担负了祖国解放的责任
我们手牵手
我们肩靠着肩
去把日本强盗赶出我们的边疆
阮若珊正值十七八岁的年龄。俗话说，女孩十八一朵花。爱情并不因为战争来临就消失了，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里，恰恰最容易制造爱情。这天，阮若珊正在校部门口站岗，忽然，有个男同志给了她一封信。她正站着岗，也不敢看。回到宿舍打开一看，是署名“钱塘江游子钟琪”写的一首长诗。诗中赞美她穿着白上衣，花条裤子，如何美丽、纯洁等等。这是阮若珊接到的第一封情书。遗憾的是，她满脑子想做花木兰，不懂得回应对方。她没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可是，那位青年还很认真，托人问她。她才去找父亲的老朋友，时任校部政治教员的温健公教授商量。他听说那个青年好像有历史问题，不让阮若珊理他。于是，阮若珊就回绝了他。第一束来自异性的爱情火花，被若珊不经意地扑灭了。
阮若珊的优势是说一口北平话，嗓子好。因此，学校的文娱节目她都参加了。白刃写了一部大型活报剧《天堂·地狱》，白刃力邀阮若珊演女主角兼朗诵。为抗日热情所鼓舞，阮若珊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而且她丝豪不紧张，第一次上大舞台就取得了成功。她朗诵的时候，字正腔圆的音质非常洪亮，三千多人的广场，坐到最后一排的学员也能听到。若珊无心插柳，却一炮走红，在晋东南的抗大学校里立刻成了名人。
三个月后，文化娱乐团找上门了。为了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校部决定，把文化娱乐工作团改为抗大一分校文艺工作团，并加强了领导，增强了力量。从38年5月到8月，陆续调来了袁成隆、夏川、李林、阮若珊（女）、王玲（女）、杨林、史屏、李永淮、鲁岩、蔡贲、伊洪、唐德鉴、陈谱、包慧（女）、丁冬（女）、黄继武（黄野）、饶洁、许学义等。由袁成隆任文工团主任，王承骏任副主任，夏川任支部书记。文工团内部建立了必要的组织机构，有了比较明确的分工，设立了“编审股”、“戏剧股”、“音乐股”、“总务股”等。
可是若珊不愿当演员。她想，演戏只能是业余的，只是一般的娱乐，不算是一份正规职业。如果当了演员，在母亲那儿也没法交代啊！她满脑子想做大事，比如到前线做政治工作什么的。可是野战军不接收女政治工作人员，若珊的情绪为此低落。她在暗暗等待着转机。
时值日寇正在进行秋季大扫荡，抗大一分校迁到了太行深山里。既然被分配到文工团了，戏还是得演。若珊到文工团后演的第一出戏是与丁铸铁合演《放下你的鞭子》。由于演员演得投入，军民们的抗战热情正高涨，演出过程中，观众特别激动。群众把若珊当成是真从东北逃来的难民，她扮演的秀姑受到老父殴打时，群众怒喝起来。演完之后，几个乡亲一定要请若珊到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吃饺子，再三拒绝也不行。老百姓说小姑娘太可怜，吃不饱可怎么活下去呀！若珊被群众感动得泪流满面，这次假戏真做，使她感到了文艺宣传的力量。
二、抗大文工团在行动
抗大由屯留县转战到了太行山区的长治县，校部命令文工团单独行动，并要在一路行军中，面向抗日军民开展文艺宣传，动员军民团结战斗。
山西村村都有关帝庙，关帝庙上有戏台。这天，戏台上正在演出抗大文工团创作的大型话剧《一心堂》。尽管主要演员阮若珊苏伟等人很投入，但是始终没有观众。台下只有几个小孩在打架。
袁成隆组织演员们到群众中去调查原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文工团的话剧？”群众说：“噢，你们在演戏啊？别人在演戏都有个动静，你们演戏连个动静也没有。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在演戏？”
大伙一想也对。所以，一吃过晚饭，文工团员们就敲锣打鼓，叮里咣当叮里咣当地弄出很大的动静来。还真有效果，妇救会来了，青救会也来了，群众都是有组织地来的。演员们高兴极了，马上演戏。可是演着演着，群众越来越少，最后，又只剩下几个小孩在打架。
演员们又找群众调查原因。有个妇救会的同志不客气地批评道：“我们这个地方经常唱大戏，唱小戏，我们都爱看。可你们在台上都说的是什么呀？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看得没意思了，就打瞌睡，瞌睡了就回家嘛。”
演员们沮丧透了，郁闷极了，演戏的人，最怕没有观众看。大伙辛辛苦苦创作的独幕剧《一心堂》和《沉渊》，向全校师生汇报演出时，很受欢迎。可眼下群众怎么就看不懂呢？时任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朱德，用他那温和的口气对演员们说：“哎呀，这个事很简单嘛，他要看大戏，你们就演大戏；他要看小戏，你们就演小戏。”苏伟撅着嘴说：“不行啊，人家演大戏要有服装，得有大衣柜、头盔什么的，我们什么都没有。人家演小戏是用山西话，我们一句都不会说怎么办？”
朱总哈哈大笑，指点说：“很简单嘛，老百姓喜欢看打鬼子的戏，你就编个游击小组打鬼子嘛。”演员们一听在理，积极性又回来了。而且，他们立刻创造性地扩展了朱总司令的意图。他们把群众都熟悉的西北民歌填上新词，编出《打败鬼子好回家》的游击队歌曲。这下群众听懂了，连小孩都会跟着唱了：
开荒的开荒，前方的战士要军粮；
织布的织布，前方的战士要衣服。
大嫂嫂，老爸爸，丈夫娃娃不要惦记他，
我们努力耕织，不少他们穿吃，打败鬼子好回家。
朱德这个带兵打仗的人，轻轻松松几句话，就给抗大文工团开创了一条新路。看到演员们兴高采烈的样子，朱总司令又说：“管他什么的，老百姓喜欢的，你就唱；老百姓喜欢的，你就演。为人民服务嘛。”
有了朱总司令的“为人民服务”这个大方向，抗大文工团茅塞顿开，一下子找到了适合的表达方式和内容，一下子看到了这支队伍潜在的力量和价值，一下子激发了创作的灵感和热情，收都收不住了。
在通往太行山深处的县城平顺、壶关的路上，二三十张年轻的面孔冒着瓢泼大雨在行进。这两座县城几乎成了空城，群众躲鬼子都跑了。因为这是个新开辟的根据地，部队需要群众回来配合工作。于是，文工团员们发挥作用了。他们冒雨沿街高唱救亡歌曲，一曲接一曲，一唱就是一天；他们三五成群，敲着锣鼓，扭着秧歌，穿大街走小巷；他们每到一个村庄，就提着石灰桶、锅灰桶写墙头标语，画墙头画，写墙头诗。他们用歌声唤回躲鬼子怕鬼子的群众；他们用工整的美术字，揭露日寇的罪行；他们用青年学生的满腔真诚唤起群众的抗日热情。他们每天的行装都很简单，工作、学生和生活的全部家当都背在肩上。胡琴在身上挎着，锣鼓在肩上背着，画笔和颜料在柳条筐里提着。他们走到哪儿，节目就在哪儿上演。《打鬼子》、《恐日病》、《打倒共同敌人》、《傻子打游击》……什么节目都演；他们走到哪儿，《八路军军歌》、《到敌人后方去》、《军民合作》、《黄河大合唱》、《开荒歌》、《把鬼子赶出鸭绿江边》等等歌声就响到哪儿。他们是不拿枪的战士，他们的武器是唱歌演戏，但是他们的冲锋性更强，他们对自己的定位走向了清晰，由诗人夏川写词，久鸣谱曲的《文工团团歌》唱出了他们的心声：
我们是文化战士，
岗位在最前方，
我们战斗生活，
在战斗中锻炼成坚钢。
我们有青春的火力，
永远和敌人搏斗！
群众听到歌声，偷偷回来一瞧，发现是八路军，就慢慢回来了。
阮若珊连着在两部独幕剧中演主角，渐渐地有了名气，她也稀里糊涂地在塑造角色中产生了浓厚的创作兴趣。
三、小诗人石峰两次救苏伟
借着夜色的掩护，一支长长的队伍行走在山路上。这支队伍有2000多人，设置七个营三个大队。抗大文工团的二三十口子人，就跟着校部直属队的三大队后面走。
校长周纯全传口令：马上要过敌人的封锁线，千万都跟上，不准掉队！
队伍一个接一个地传校长的口令。传达到位后，队伍有序地跑动起来，苏伟紧张地快要哭出来了。大部队集体冲过封锁线后，前面要过一个封锁沟，仍是继续跑动，汗水顺着苏伟的脸庞流下来，开始气喘，然而，她不敢停止脚下的跑动。过完封锁沟还得爬一座山，所有人使出全身的力气爬山。周纯全特意叮嘱苏伟：“小鬼你别掉队，千万别掉队。”校长这么一叮嘱，苏伟反而更急了，她着急着想从旁边的一条近路爬过去，没想到扑通一声，掉到一个煤窟里了。苏伟在黑漆漆的煤窟里大喊“救命，救命”，结果没人听见，她绝望地一边哭一边继续呼救。
大部队翻过山后，一清点人数，发现少了苏伟。校长命令组成一个收容队，找回掉队的同志。17岁的小诗人石峰主动要求跟着收容队一起寻找苏伟。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石友三部队里的一个参谋长，由于家庭背景与苏伟相似，加之两人都是文工团员经常在一起合作节目，所以，他对比他小两岁的苏伟特别照顾。现在看到苏伟掉队了，他急得不行。还好，回到那个山坡上时，他们听到了掉进煤窟里的苏伟的声音，于是，大伙用皮带套着皮带，把苏伟从煤窟里拽上来。这晚的月亮特别明亮，石峰看清苏伟的脸上蹭得都是煤灰，她那滑稽的样子，引得他哈哈大笑起来，其他人一看也都哈哈大笑。苏伟还未从惊吓中缓过劲儿来，她一边抹着眼泪一边问：“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石峰连忙止住笑，催促苏伟：“快快跟上。”
周校长一直记挂着苏伟是否被找回，所以，给队伍发出口传命令：“小鬼跟上没有？”从队头到队尾，每个人都重复这句口令“小鬼跟上没有”，传到最后，收容队回答：“小鬼跟上了。”为了不让校长着急，苏伟拼命往队伍前面赶，与此同时，队伍从尾到头，每个人又在口传道：“小鬼跟上了！”当苏伟经过他们身边时，他们先是一愣，继而哈哈大笑，结果，队伍走一路笑了一路，只有苏伟不知情，气恼得不行，心想：“我掉队了有什么可笑的。”当苏伟终于赶到队伍最前面去见校长时，原以为校长会痛骂她一顿，因为校长叮嘱了不让她掉队，她不听指挥才掉队的。所以，见到校长，她主动说：“校长你批评我吧。”校长也笑了，说：“小鬼，快擦擦你的小鬼脸，我本来应该批评你，不过，现在你可以将功补过。”苏伟不解地问，“什么功？我掉队还有什么功？”校长说：“你听听，他们都笑了，你看你这个小鬼脸，快擦擦！”苏伟才知道同志们笑她的原因。
队伍从山西出发，向着冰天雪地的沂蒙山行军。
地上是厚厚的积雪，队伍却继续往东，丝毫不能停下来。为了给队伍鼓劲，文工团员们站在山顶上，边说快板，边唱歌。苏伟在山顶上又蹦又跳，每个同志从她面前过去，她都喊“加油，加油”！仿佛这样，自己也减少了寒冷感。突然，一阵大风吹过来，身体单薄的苏伟连着背包一起稀里哗啦地往悬崖上滚过去。苏伟觉得脚底下从未那么轻盈过，仿佛是被什么人推抱着往前走的，她就那么被大风刮向悬崖口。这时只见一个人，哗地一下顺着积雪从山上滑到她跟前，一把接住了苏伟，与此同时，另一个人的大手也一把抓住了苏伟的腰带。一切都在很短的时间发生！苏伟自己都愣了，她定过神来一看，从山上滑雪下来的是小诗人石峰，又是他救了自己，苏伟不好意思地嘿嘿笑笑。石峰指着前方说：“你看看那是什么地方？那是悬崖，掉下去就粉身碎骨了。”就在这时，炊事员担子上的锅被风刮起来，摔到了悬崖下，顿时成了碎片，苏伟吓出一身冷汗。抓住苏伟腰带的人，是校长周纯全。平时脾气很大的校长，这次没说什么，他怕这个受了惊吓的小鬼缓不过神来。
为了防止女同志掉队，三营特意在每个女同志前后都安排一个男同志，万一脚底下滑，或过封锁线时跑不动，可以架起来就跑。文工团员李林走在阮若珊前面。他叮嘱阮若珊：“你记住，如果前面有沟，我就跳一下。我怎么跳，你就怎么跳。”有一晚，李林怕自己睡着了，每有困意时，他就跳一下。当时阮若珊不知道，也跟着跳了一夜。天亮后，把阮若珊累得够呛，她问李林，“昨晚怎么过了那么多沟？”李林一听忙道歉，他忘了自己对阮若珊说过的话。
部队宿营。苏伟抱着磨出血泡的脚丫在哭，她的面前放着一盆水。石峰手里拿着歌篇，正挨个给文工团员们分发，看到苏伟的样子，他站在那儿嘿嘿笑她：“怎么，当炮（泡）兵了？”苏伟不理他，还是哭。这时，周校长巡视过来，说：“小鬼，叫你不要哭，怎么又哭了？”周校长让苏伟抬起脚来，嘴里啧啧了几声，找来一根针，拿到火上烧一烧，再把苏伟的几根头发穿过针鼻儿，然后拿着针穿脚上的血泡，一个一个地穿，还真灵，血水都顺着头发两边出来了，苏伟一点也不觉得疼。周校长说：“以后记着啊，这是老红军常用的办法。”
尽管阮若珊的眼镜丢了，苏伟的脚底下磨得都是泡，可是她们仍然要执行站岗放哨的任务。
苏伟与阮若珊站一组岗哨。这晚两人正在站岗，突然远处有人喊：“口令！”阮若珊一害怕，回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苏伟傻了一会儿，也跟着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来人是三大队长黎有章，他忍不住笑了起来：“我问你们口令，谁问你们口号了？”两个女孩明白过来后，快笑翻了。
终于坚持到天亮，阮若珊问：“苏伟，今天天儿怎么还不亮啊？”
苏伟欢畅地说：“已经亮了啊！”
再一看阮若珊，眼镜片上全是泥巴，难怪她觉得天老是黑的。
过陇海铁路封锁线时，女文工团员都跟上了，却有几个男团员丢了。音乐指挥丢了，一个有脚伤的团员没了，从香港来的青年学生黄继伍负责牵牲口，结果拉着幕布的马跑了，他被马牵着跑出很远，再回过头来找部队时，部队已经走远了。这小黄是画画的，又戴着副眼镜，马跑的时候，他还穿着一身日本人的军服，那是演戏用的。与队伍失散之后，他被老百姓抓住，他们误以为他是日军，加之他说话当地人听不懂，老百姓便把他绑了起来，痛揍一顿后，被扭送到游击队手中。
这支从山西省黎城县西井镇出发的年轻的队伍，历经40天长途跋涉，于日胜利到达山东省沂南县孙祖乡张庄一带。
为了巩固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1939年11月初，八路军总部下达了中央军委关于第一分校东迁山东抗日根据地，就地培训山东部队军政干部的命令。
就在抗大一分校积极准备向山东挺进时，11月9日，山东八路军第一纵队随营学校在沂水岸堤举行了开学典礼，与之遥遥呼应。校长徐向前，政委朱瑞提出，八路军必须有自己的学校，陆续参加八路军的青年们，都应该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
八路军第一随营学校成立后，即把四个月前停办的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合并到自己名下。抗大一分校抵达山东两个月后，即1940年3月，又将八路军第一随营学校合并到自己的旗下。并且，开始了在山东的招生工作。
四、刘家四个女孩到抗大
夏峪是个小村庄，离垛庄40多里。
1940年1月，抗大一分校迁到山东后，三大队的全体学员就住在刘家的“八卦宅”，一边学习，一边打游击。刘曾蔼、刘曾蕴、刘稚云、刘哲这四个女孩一心想当八路军，当时刘家排行第十一的男孩刘滋泉刚牺牲不久，但也没动摇四个女孩参加革命的念头。经过家中父母同意后，四个女孩先是找到垛庄的三大队，经由三大队队长黎有章介绍，并派了一个同志把她们领到了孙祖乡抗大一分校女生队的驻地。与她们同时去的，还有家中另外三个男孩。
16岁的刘曾蔼高兴极了。她生就活泼好动的性格，这会儿内心的快乐更加溢于言表。前段时间黎队长和叶队长频频到刘家来做动员工作，她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中，看出他们对自己的重视和信任。她心里明白，他们重视刘家，是因为父亲的缘故，父亲虽然不在了，可是影响依然在，他们一提到已故的父亲，神情里充满了敬意。曾蔼也想做父亲那样的人，被人敬重。从得知自己将要到抗大去学习的那一刻，她就在心里美美地设计各种未来的蓝图。刘曾蔼长着一张圆圆脸，肤色比堂妹刘曾蕴略黑些，一笑起来露出一排小白牙，很是好看。
刘曾蕴却单纯得多。她高高的个头，肤色白皙，与堂姐相比，羞怯之情是她的主要特征。说实话，她并不知道自己到抗大学习什么，为什么要去学习，自己小学五年级毕业后就没去过学堂了，她只是喜欢进学堂的感觉。何况出去学习比在家里躲着好，所以，她的高兴与堂姐刘曾蔼的高兴内涵是不同的。刘曾蕴胆小，一想到要离开父母，离开家人去过另一种集体生活，她心里有点生畏。但是有堂姐刘稚云、侄女刘哲相伴，她心里又是踏实的。
刘家一行7人，浩浩荡荡地来到抗大一分校的驻地沂南县孙祖乡。
如同两年前，济南的辛家一行9口人，浩浩荡荡地投奔了八路军一样，刘家的举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刘家四姊妹，个个如花似玉特别引人瞩目。作为抗大一分校到山东后招生的第一期学员，刘家的男孩们分别到了军事队和民运队学习，女孩们按着文化层次分别插在女生队的三个区队里。
抗大一分校迁入山东后，学员的成分就变得更加丰富了，一半是山东本土学员，另一半是外地学员，多来自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其中又以陕北、山西、河南学员居多。另外，学员们的年龄和经历也参差不齐，一部分是老红军过来的，一部分是一二·九运动和七七事变后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抗大东迁后招收的第一期学员，绝大部分是从各个根据地的主力部队调来的排、连、营级干部，也有一些是地方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还有从大城市来的大学生。相对来说，文化层次和综合素质都很高。
这时的抗大女生队与校部同住一个村，其余的像军事队、民运队等男生队，都分散在各个村庄，平时并不相见。女生队下设三个区队，每个区队又下设三个班，每个班十几人不等。刘曾蕴初来乍到，最显著的感觉是这里每个学员都很平等，学员间的称呼都是同志。这让她觉得很释然，害怕心理被打消了。女生们几乎是一个班住一间屋，也没有床，往地上垫点草就是床了，十几个人拥住在一起很热闹，相互介绍各自的家庭情况。每个自愿到抗大来的女生，一定都有着特殊的经历。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每天都发生许多特异的事情。刘曾蕴特别喜欢静静地听女生们讲自己的经历，她们的经历就像是一座座宝矿，无奇不有，形形色色。比如，有的女生曾派往国民党石友三的部队做地下工作，国共合作破裂时，差点被杀害；有的女生为了到南京请愿，参与过集体卧轨；有的女生是走过长征的小红军；还有的女生在教会学校当过教师等等。刘曾蕴想，别的女生的经历都比自己的丰富，自己的家族虽然发生过大的变故，但自己什么都没有做过，等于一张白纸嘛，这真让她羞愧和羡慕。
刚入校没几天，突然接到敌人来扫荡的情报，于是女生队连夜行军，一口气走出百十里路，休息时，老师继续给学员们上课。等扫荡结束了，学员们又步行回到孙祖乡，继续上课。
刘家女孩到抗大时，课程已经进行到中国革命史的部分。中国革命史里，就提到了刘曾蔼的父亲刘晓浦，刘家人再次感到受人尊敬的自豪感。入校不久，就是中国共产党19岁的生日，为此，抗大召开了庆祝大会。当抗大文工团集体演唱新歌《跟着共产党走》时，台上的人在唱，台下的人也跟着唱。大家唱着唱着都激动了，刘家姐妹看看身边的人，发现许多人眼里都流出了激动的泪水，她们更加兴奋了。尤其刘曾蕴，她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都如此激动，就像中了魔似的，但是她喜欢这种集体活动的氛围，这是在乡下永远都看不到的场面。
在抗大学员们关注着刘家女孩们的时候，刘曾蕴也在好奇地关注着比她早来的那些女学员。尽管她长得漂亮，待人处事温和，有着很好的涵养，但她内心是自卑的，她觉得自己只有小学五年级的文化，她多么佩服那些比她能干比她有才的女生啊！比如，一区队有名叫王政的女生，她担任女生队俱乐部主任，经常站在黑板报前写呀写呀，字写得真漂亮！每当开会前，女生队长总是让她站到前面去讲几句话；比如一个叫张伟强的女生，到抗大之前，在南京一个蚕丝学校读中专，性格爽快极了；比如一个叫张正的女生，从胶东来时，已经初中毕业，文章写得特别好；还比如叫倪振华和张杞的女孩子，她们长得那么漂亮，从她面前走过时，周身洋溢的青春气息令她羡慕。在这所充满活力的学校里，刘曾蕴在自卑的同时，萌发了提高自身文化素养的愿望。
五、女生们穿着结冰的棉裤行军
1940年11月份，当抗大一分校流动到沂水县侍朗宅时，刘峰宜找来了。比起让她选择到抗联政府工作还是加入共产党或国民党，到学校读书是她毫不犹豫的选择。她始终觉得母亲的话有道理，什么党派都别参加，好好读书将来有份好工作才是主要的。
由于刘峰宜入学前就有牢固的知识基础，所以她一到抗大，就被分配到层次最高的一区队一班。像所有后来的学员一样，一到抗大，她首先就听说刘家四姊妹都在学校读书的事。抗战这个机缘将特质各异的女孩们联结到一起。
“会绣花的举手！”女生队长张达问道。
“我会，我会。绣什么？”并排躺在草垫子上的女生们纷纷一骨碌爬起，兴致很高地问张队长。
张达队长兴奋地宣布：“山东分局的书记朱瑞同志，要到咱们学校来做关于妇女问题的工作报告，你们说，咱们绣一面旗子献给他，好不好？”
“好呀！”女生们都很兴奋。虽然没见过朱瑞，但学员们对这个山东地界上最高首长的名字并不陌生。
她们都渴望着早点见到朱瑞。她们有的找布，有的找线，她们决定绣一面红旗送给朱瑞。
刘峰宜、刘稚云、刘曾蕴在家时，都绣过花儿，现在，她们聚到了一起。
朱瑞在女学员热切的盼望中来到抗大。他作了一个长长的报告，长到两天后才结束，报告的内容就是针对妇女工作的。朱瑞作报告时口若悬河，引经据典，并时不时地以诙谐的口吻插讲自己在苏联时的恋爱经历，引得会场掌声不断，引得墙头都挤满了听报告的人。最让女学员们兴奋的是，朱瑞提到妇女工作问题时，竟多次直言不讳地表扬自己的妻子陈若克同志是如何能干，革命性如何坚定，政治悟性如何之高，让山东本土的女学员听了目瞪口呆。山东是个大男子主义做派最严重的地方，让男人当着别人的面夸自己的媳妇能干，打死他都不干，除非夸自己的儿子能干还挺荣耀。而朱瑞却是那么的不同，他气质里的那股南方男人的温情脉脉。
他的见多识广，他的激情澎湃和能言善论，他温温尔雅的南方口音，他看重妻子的态度，让山东的女学员们大开眼界。
朱瑞做完报告那天，女生队选派出本期最优秀的学员刘峰宜登台为他献红旗。
此时刘峰宜正发着“疟疾病”，身上一阵冷一阵热的，所以，她硬撑着走上台，把女生们一针一线绣好的红旗献给朱瑞。
朱瑞步出抗大一分校时，开朗些、勇敢些的女学员们一直跟他说说笑笑地把他送到村外。远远地，就看见两匹战马周围等着几个来接朱瑞的人。其中有两个年轻女同志显得威风凛凛，也长得特别漂亮。朱瑞向其中那个穿着列宁装的女同志走过去。女学员中有知情的，便悄悄透露说：“看呀，她就是陈若克，她腰里束的那条皮带，是朱瑞从苏联带回来送给她的结婚礼物。”
站在陈若克旁边的那个女同志叫马楠，她在山东分局是出名的美人，她的丈夫是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陈沂。马楠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她曾参与学生集体卧轨请愿行动，后随着一群河南学生到山西晋阳，在朱瑞当校长的华北军政干校学习。
刘峰宜远远地看了陈若克一眼，就赶紧跑回去休息了。她又开始发烧，在全身抖个不停时，还坚持着把朱瑞来作报告的事记到日记本中。
这使刘峰宜的日记内容又丰富了一层，她从教会学校读书时，就养成了每天记日记的习惯。即便当天有事中断了，第二天她也一定补记下来。
1940年底，抗大一分校在山东招生的第一期学员毕业了。刘曾蔼入了党，毕业后与侄女刘哲一起分配到山东分局机要科工作。刘稚云则分到刚刚成立的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工作。刘曾蕴自认为文化基础差，坚持跟着第二期学员继续上课。这样，刘曾蕴得以认识了刘峰宜。
面孔白皙、身材娇小的刘峰宜，比刘曾蕴大几岁，因为有过工作经验，还办过学，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有板有眼，既幽默，又出口成章。她领会问题特别快，刘曾蕴有不明白的问题，就常常去请教她。
女学员们大都剪了短发，所以刘曾蕴和刘峰宜的长辫子，反而显得有一种古典的美。刘峰宜对老实本分、个子高高的刘曾蕴也颇有好感。
转眼到了1941年三八节那天拂晓，女生队在鄂庄搭好了戏台子，准备开表演会。
听了朱瑞关于妇女工作的报告，女学员们的热情正高涨着呢，天不亮她们就起来做演出准备。突然敌人来了，远远地就听到了机枪、大炮的响声。女生队的驻地与敌人就是一河之隔。一百多人的女生队就两支枪，连颗手榴弹都找不到。女生队长让三个区队按班级紧急集合，命令队伍向西北快走。没想到，这一口气就走出90里路，走到下午，才在一个不知名的村庄停下脚吃口饭。这地方水面上有个桥，女生们没敢从桥上走，怕被鬼子发现，只能从河水里趟过去。男同志还好办，把棉裤一脱，捆一捆背到肩上，双腿就下了还结着冰的河里。女生们却面临着实际困难，从心里都不想过那冰河，大部分人把裤腿卷高一点，想着就这么过去吧！那时女生队长张达身上系了条白毛巾，让女生们以白毛巾为记号。有掉队的，大家要互相关怀，过河的时候，党员站出来，起到应有的作用。刘峰宜还没有入党，她看到，女生队里的党员们，真的就主动先站到河里边，党员们这儿站一个，那儿站一个，如果有同志倒下了，就赶紧搭把手拉起来。就这样，那些党员们一直站到一百多女生都过完了河，才上了岸。过河以后，女生们原以为能把棉裤脱下来拧一拧水再走。谁知，敌人追上来了，就在河对岸，都能听到他们的跑步声。女生们连拧水的时间都没有，只能接着跑。刘峰宜个子矮小，站在河里时，棉袄湿了半截，帽檐上、嘴唇上、耳朵上都上了冻，棉裤结了冰，走起路来像是穿着铠甲一样，哗啦哗啦的，把两条腿都磨破了。女生们穿着结了冰的棉裤，一跑就是一下午，几乎没有一个女生能正常走路，都是叉着个腿，大腿内侧磨烂了。
对刘峰宜来说，这一年的三八节过得最难忘。从早晨5点钟，一直走到第二天下午的4点钟，就没歇过脚，其间过了一条河及四条封锁线。刘峰宜实在累得不行了，小腿动不动就抽筋，挪不开步子。嗓子里只觉得有什么东西堵着，她就是想大声哭出来。每当看到像刘曾蕴那样的高个子从她身边超过去时，她更难受。高个儿迈的步子大，人家走两步，她就得紧走三步，要比高个儿多疲劳三分之一。她越想眼泪就越流得稀里哗啦，嗓子里就越想放声大喊。
走了36个小时的女生们，互相搀着，又拐又瘸，简直像东北的秧歌队。她们的腿也不像自己的，一喊休息都倒下起不来了。队长张达、指导员洛林就得一个一个地拉起来，拉起来还得扶着走两步，不然腿就不会迈步了。
这两天一夜，相对于八年的抗日战争，不过是过眼烟云；相对于军事队或民运队的男生们，也不过是一次紧急拉练，过去也就过去了，不值得一提。但是对于这些十七八岁的女孩们来说，这种剧烈的运动，却极大地影响或改变了她们正常的生理循环。离开各自舒适的生活环境后，女学员未及调整，就陷入了动荡不安，大多人的月经都紊乱了，经期到来时，根本没有什么营养可补给，能吃谷糠炒面就算是好的，平时以吃高粱和地瓜干为主，许多地瓜干还都是长了黑毛的，砸开冰河都洗不干净。同时，学校也没有卫生纸可以给女学员们下发。所以，女学员们的棉裤的下半截大都是空的，里面的棉絮被撕着当卫生纸垫用。如果仔细观察一下，每个女生的棉被也都掏空了半截。这次过冰河之后，许多女生没有月经了，反倒觉得省事。可是生理上又会出现其他毛病，有的发烧，有的没法生孩子了！
日本人源源不断地涌向沂蒙山，部队不停地在跟日军战斗。部队的伤亡一天天增加，这就需要培养出更多的医务工作者。刘峰宜作为第二期抗大一分校学员，还未等毕业，就被点名参加山东纵队卫生学校的考试。15名抽出的学员中刘峰宜考了第一。
女卫生员的故事
一、17岁的刘御破格当护士长
戴着近视镜的刘御到岸堤干校学习时，干校已经办到第三期，也就是从第三期起，干校开始增设女生队。女学员们大都来自苏、鲁、豫、皖，还有些海外华侨，其中既有名媛淑女，又有小脚妇女，还有中小学生和小学教师，年龄在十五六岁至二十岁左右。文化层次及出身成分差距很大。
刘御被编入女生队学习。第一天晨起操练时，她抿着嘴暗暗笑了半晌，女生队也就十几人，分成两组。像刘御这种初中以上文化的，分到一班；那些小学文化程度以下的分在二班。晨跑时，在二班能看到几个裹着小脚的年轻媳妇，她们跑步的姿势很怪异。刘御想，这样的小脚，如果打起仗来，可怎么跑得了呢？由于八路军制服暂时不够分配，所以二班的女生穿什么的都有，花花绿绿的，令人啼笑皆非。
刘御瘦小单薄的身体，穿上了宽大的八路军制服，看上去非常滑稽，她自己却觉得很庄重，就像自己当年刚穿上白色护士服那样。只是这所学校并不像她向往的那样有宽阔明亮的教室和房舍。这儿，既没有黑板和讲台，甚至连课桌椅都没有。学员们在野外的阳光下，坐在石头墩上，用门板做黑板，教员则站在门板前讲课，没有石头墩的学员们就席地而坐，本子放在膝盖上做笔记。八月十五刚过，沂河水面已结了薄冰。女生们洗漱都要到村边的沂河里，每回都是用石块打个洞，才能用水洗漱。艰苦的现状，给刘御浇了一头冷水，她心里的落差很大。到底要不要坚持下去？她想了好几夜，跟田荣轩也商量了好几天，最后两人决定还是坚持下去。
刘御是半路插到军政干校，一切还都未展开，仅仅才上了两周的课，刚刚讲到拿破仑的军事理论，她在干校的学习迅疾地结束了。
一天，妇女队指导员乔彬让刘御到教务长那儿去一趟。原来，教务长看了刘御的履历后，跟她谈话，说：“你不用在这儿学习了吧？你有三年的救护工作知识和实践，这是很宝贵的，你直接到山东纵队卫生部工作去吧。”
抗战时期，像刘御这种人才，无论哪个部队哪个政府都是急需的。
想不到离开家才一个月，就要换两个地方。刘御和田荣轩又打起背包，步行几十公里，来到山东纵队卫生部报到。一批待进入卫生部工作的学员，正在接受考试。卫生部长白备伍亲自出题，刘御看着卷面上的考题，没有一道题能难到她。成绩很快公布，刘御以第一名的成绩脱颖而出，直接当护士长。这简直令刘御吃惊，她可从未想过要当领导，她出来参加革命只是为了打鬼子。没想到前三年学到的医学知识，到部队里却派上了大用场，同时，她心里油然而生一种兴奋感和一种莫名的热情，自己一定要好好工作，以报答部队对她的重用。
刘御和田荣轩住进了用高粱秆围起，里外都糊上泥巴，以免透风；房顶是用草杉子从下而上围起来好似一个坟墓形状的“团瓢房”。这种简陋的小屋里，地上一般铺蒲草，没有正式的床铺。
两个女孩坐在“团瓢房”的蒲草上，苦笑。
“地上这么潮，身子必然要寒的，咱以后会不会得腰疼病呢？”田荣轩忧心地说。
刘御透过圆形墙壁的裂缝和窟隆眼儿，对田荣轩说：“你看，从这里望星星倒挺方便的。”在夜晚，她们不仅能看到星星，也能看到月亮，下雨时，还能直接淋浴。这两个女孩，过去一直生活在城镇，尽管刘御父亲去世前，家道已经败落，但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身子底下连张床都没有。然而，这种物质生活的艰苦，很快就被精神生活的充盈所覆盖，她忙碌极了，而且忙碌得非常有意义。每天除了护士长的工作外，她还担负着对10名卫生员训练班的教学任务。又当护士长，又当老师，这些她小时候想都不敢想的愿望，却一古脑儿地在她17岁这年实现了。速度快得令她自己都觉得像在做梦。然而，战争年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正常的。尤其令她想不到的是，1939年秋，山东纵队卫生部成立后方医院，下设三个所，刘御被任命为第二所的所长，田荣轩被任命为第三所的所长。
这意味着，刘御的人生想轻松都不可能。
刘御和田荣轩从此各自为营，独立操练，几乎没再见面。
刘御在培训10名卫生员时，尤其偏爱一名从北平来的叫杨以淑的学员。
二、温柔胆小的杨以淑当了护士
刘御的卫生员训练班总共有10名学生，都是卫生部长亲自选拔，并经过考试合格后才来接受培训的。
10名学生中有9名都高高兴兴，唯有温柔胆小的杨以淑闷闷不乐。她根本就不想当护士，她害怕见到血，害怕见死人。可是卫生部长白备伍一眼就认准她是块当护士的材料。
杨以淑已满19岁。她的两条又黑又粗的辫子垂在胸前，见人就害羞，总爱低着头。她的体型不胖不瘦，面孔白白净净，说话细声细气。她是卫生部长从“岸堤干校”挑来的应届毕业生。
杨以淑出生在山东的青州县，她是父母唯一的孩子，在她6岁时，母亲因小产死了。父亲带着她投奔了北平的姨和舅舅。父亲在北平做了一段时间生意后，不知了去向。杨以淑的姨父是北平一个小有名气的中医，两个舅舅也开着粮店。他们都是地下党，杨以淑那时并不知道，她在北平长大并读到中学。“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姨和舅舅家有3人去了延安。“七七事变”后，姨的全家人都满腔热情地参加抗日运动，为此，受到当局的搜捕。杨以淑跟着两个表妹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来到山东抗日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