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多少人把血汗钱孝敬游戏厅老板的？进来看！转!【宝鸡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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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多少人把血汗钱孝敬游戏厅老板的？进来看！转!收藏
我在天涯潜水多年，从来不发帖也不回帖，属于严重的潜水犯，今天突然看到了欲望宝鸡之动漫游戏厅（狮子厅）之害这篇帖子，楼主好像已经有了结束生命的想法，我觉得我有必要将我十几年前玩游戏机的经历写出来告诉大家一些你可能不知道的内幕。。。&&&& 最早，流行的是马机，老一点的网友怕都有印象，老板们作弊的手法无非是遥控器，埋地线反正没人赢钱，后来慢慢变成豪斯机，这个时候上当的人就比较多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输钱输多的时候，指责老板调机子，老板就会用钥匙将机子打开，说如果这个机子能调你就随便调，出什么我都认了。。。。一副被冤枉的样子，当时蒙骗了很多人，当时我就是玩这个输了十余万，要知道那可是在九十年代啊！那是我准备买出租车的钱，全部输了。后来有一天我从游戏厅出来以后，碰见一个原来游戏厅开除的一个员工，他拉住我说：“哥，给我50元，我给你说个事，机子怎么调”我给他了50元，他把我拉到一个街角，说你将机子跳到放音乐的状态，然后压拍大小键，然后分别压大大大小大小小大小大，一共是十下（这个顺序老板可以调）然后就会出来四头、小顺、大顺、五头的标志，你选一个，比方你要五头，就确定一下，屏幕上就会出现两排数字分别是1-100，如果你将第一排调到1，而把第二排数字调到100，那么这个机子永远不会出五头，你将两排数字都调到45左右，那么你在几把之内就会出五头，不停地出。说完以后此人又给我说，你后半夜去，弄上几把就行了，完了记着要把机子调回来。然后，此人如幽灵般的消失了。后来，我也没去捞一把，从那天起我再也没去过游戏厅。我觉得，这50元是我一辈子花的最值的钱。&&&& 后来，就演变成动物乐园、狮子机了，真的，我从来也没去玩过，但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还在玩，有一个叫小J的朋友先后输了60余万，还有一个卖裤子的伙计小Y，输进去100余万，我总是想帮他们一把，我将我的经历告诉他们，但是他们依然执迷不悟，“你原来玩的是豪斯机，那都淘汰了，现在逮狮子公平的很，一晚上运气好弄上十几本没问题”当时，我气得真想把他们爆练一顿，后来，我见他们一次就骂一次，骂的这两个人都不敢见我了。一直到我见到一个久违的朋友，这才帮他俩戒掉了逮狮子。我很早以前认识一个福建人小W，在宝鸡卖水产，后来回福建了，突然，有一天回宝鸡了给我打了个电话，见面后，我问他做现在什么生意，他嘿嘿的笑了，“在福建开游戏厅”。。我问：“那你们的狮子机能作弊吗？”“你说呢？”我然后就给小J、小Y打了个电话“马上过来，哪怕天上下刀子，有急事”，两个人日急慌忙跑来了，我说今天请你们吃个饭，两个人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完了我就让小W，给他们讲一下狮子机如何作弊，小W刚开始死活不说，后来，我对小W说了一句“你今天如果不说的话，从此割袍断义”，我原来给小W帮了许多忙，他欠了我的情，经不住我的威逼利诱说我大概给你们说一下吧，狮子机的赔率是可以调的，他的赔率在15%-30%，如果今天放水，就调到30%，那么赌客里就有人赢钱了，但多数人还是输，如果调到15%，放心吧，几乎没人能赢钱。。。各位看客，记着，最高30%！！！！！后来这两个人不太玩了，我觉得我好像做了一件善事。&&&& 现在，玩游戏机的人好像少了，但还是有一些人执迷不悟，我记着，原来狮子机名字好像叫“动物乐园”，听着，动物----乐园，多好的名字，人是不玩这东西的，或许，我说话言重了，但我希望能敲醒一些梦中人！！另外，现在的游戏厅查的也严，生意也不太景气，所以，来一个人，宰一个人也在情理中了。。。远离游戏厅吧。。。&&&& 在这里，我也劝劝欲望宝鸡，人栽跟头了不怕，就怕在一个地方不停地栽跟头。。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原来给自己挖了那么一个大窟窿，90年代的10几万，放到现在值多钱，你想想，那一阵我人不人鬼不鬼的，但想通了，不玩了，人就缓过来了，我现在觉得生活挺美好的，经过这些年的打拼，不说过的多好吧，也算有房有车吧。。。。别做傻事，你的小命是父母给的，你无权漠视他！！！&&&& 我今天在天涯上发了我的处女贴，就是想帮助一些梦中人，也希望如果您的身边有这种人，记着告诉他们这些内幕，回头是岸！！！！！&&&& 看帖，要回啊！！！别让他沉了！！！！！
谢谢楼主。
这个必须顶
哎 我有几个朋友执迷不悟！每个人都是欠一河滩外债！
唉，家丑不外扬，但是我有个亲戚，也玩这个，结果：也是欠债
我有一个朋友玩这个，把房子偷偷背着老婆都抵押出去了，借的高利贷整天被社会上的人来骚扰，老婆都和他离婚了~~~
顶，不解释。
恩 楼主厉害哇！顶你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人不碰虫，虫不咬手！要我说，那些倾家荡产的赌徒都是活该！
这几天在查！ 认识的欠债40万的 飘过~
LZ说的小J是不在税务部门上班的
我身边打机子的几个朋友感觉和吸毒的没什么区别,满嘴谎话找人借钱,躲都躲不及!
不错，顶，可以加精
这个需要顶
难得的好人、好贴。
楼主好人，必须顶。
顶你大楼主
别瞎说那老板也在给别人交钱为社会作贡献
害人不浅，珍惜生命，远离赌博游戏厅。
登录百度帐号的枫叶大概就要红了吧。可我的心情，却不像天气那么好。就在五分钟之前，我接到了姐姐崔梨花打来的一个电话。姐夫昨晚喝了太多的酒，他用大头皮鞋直接踹她的“要害”。今天早上，姐姐就开始尿血了。她的哭诉令人厌烦，我照例一声不吭。我倒不是不想安慰她，因为我感觉到她的哭诉后面，藏有另外的隐情。果然，哭到后来，姐姐忽然就对我说出了下面这一段话：
“我实在受不了了。你就行行好吧。我也不想这样。看在姐弟的情分上，你就可怜可怜我吧，算我求你了……”
她在电话中哑哑地向我喊叫，语调中既有哀求，也有愤怒。就好像用大头皮鞋踹她“要害”的，不是混蛋常保国，而是我似的。
我刚挂了电话，三单元的那扇防盗门就推开了。一个身穿灰色运动衫的女人，从门里探出半个身子，瞅了瞅我，又瞅了瞅停在门前的那辆泥迹斑斑的金杯车。最后，她的目光落在了那款KT88上，笑了。
“呵，还挺漂亮！”她随口说道。
你可以把她的这句话理解为一种礼貌的赞叹，也可以当成一种淡淡的揶揄。她说话的样子有点像玉芬。脸型和身材也像。我忍不住多看了她两眼，心里就有些恍惚，也有点伤感。我费尽心思制作的这台KT88，就搁在门前的水泥台阶上，它那银灰色的机身，在早上清明的阳光下，熠熠发亮。
向我订购这台胆机的人，是她的丈夫。我是在去年十月底的国际音响展上认识他的，人很矜持，也有点腻歪。我只听说他是一位教授，具体是研究什么的，在哪所大学任教，我就说不上来了。他的主意一变再变。先是让我给他做一台EL34，机身差不多已经做出来了，他又打来电话，让我将它改成功率更为强大的KT88。
此刻，他正坐在光线黯淡的餐厅里，与一位朋友喝茶聊天。我抱着那台沉重的KT88，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并未中止与朋友的谈话，只是严肃地冲我微微颔首而已。据我跟教授们打交道的经历，我发现凡是有学问的人，总能轻而易举地让你自惭形秽。他的那位朋友呢，看上去也不是一般人。嘴唇上留着浓密的胡子，看上去有点像恩格斯。
女主人还算热情，她问我是愿意喝茶还是咖啡。我说随便，她就果然随便了起来。稍后端来的，竟然是一杯橙汁。我在摆弄机器的时候，她就趴在长沙发的靠背上，一动不动地看着。她的样子，怎么看都有点像玉芬。
其实，我的工作很简单：在机身上安上英国GEC的KT88电子管以及美国RCA的5U4整流管，然后测定一下它的工作电压，再接上信号线和喇叭线，就算完事了。我注意到，那对阿卡佩拉书架箱离墙近了一些，就问她能不能调整一下音箱的摆位。一般来说，扬声器离墙太近，导向孔形成的反射和驻波，会让低频有些发闷，这是常识。还没等女主人搭腔，那位教授在餐厅里忽然扭过头来，朝我很不友好地喊了一声：
“别乱动！”
女人朝我眨了眨眼睛，吐了下舌头，笑着说：“就这样吧。别管它。他从不让人动他的东西。咱们，放首音乐来听听，怎么样？”
“不急，再等一会儿。电源刚接上，机器还没有煲开。”
“呵，这么复杂！”仍然是那种一半是好奇，一半是揶揄的口吻。
我只得耐心地向她解释，为了让胆机发出好听的声音，预热的时间一般不能少于二十分钟，这是我的原则。她也是一位教师，在附近的体育大学教学生打排球。我简单地打了个比方，她立刻就理解了“热身”的重要性。
在等待机器烧热的这段时间中，我开始一张一张地翻看茶几上的那摞CD唱片。都是些过时的流行音乐。不是梅艳芳，就是张学友，当然还有蔡琴。其中大部分是盗版。我对客户们的音乐趣味没有什么意见。你是喜欢文艺复兴、巴洛克，还是浪漫派，抑或是爵士、蓝调，甚至是录音极其夸张的“鬼太鼓”或“打碎玻璃”一类的发烧碟，我一概都无所谓。可是，说实话，花上将近十五万元，购置一对小小的阿卡佩拉书架箱，用来听盗版的梅艳芳，多少有点不可思议。同时，我也悲哀地意识到，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耗费那么多的心力来使这款功放尽善尽美，简直有点自作多情。其实，若要听这一类的玩意，你只需花上五百元，到海龙电子市场，配一对廉价的电脑音箱就足够了。
当然，我什么话都没说，只是委婉地问她用什么唱片来试音？女人说，她无所谓。反正他们家全部的“音乐”，都在这茶几上。
教授和他的朋友仍然在客厅里小声地闲聊。一般来说，知识分子间的谈话，你是很难听得懂的。你听不懂也没啥奇怪的，但他们说话时那种郑重其事的腔调和口吻，却不由得你不着迷。那是一种能够让任何荒唐的观点立刻变得入情入理的腔调。比如说，那个长得像恩格斯的人，不知怎么搞的，忽然就夸奖起慈禧太后来。他说：
“幸亏当年，慈禧太后贪污了海军用来造军舰的一笔款子，在西山脚下修建了颐和园。要不然，甲午硝烟一起，还不照样他妈的灰飞烟灭？由此可见，贪污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你不得不佩服慈禧她老人家的远见。经她这一折腾，且不说为我们留下了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单单是门票收入，一年下来是多少钱？我就住在颐和园的西南角，只要不下雨，我每天下午都骑自行车去园子里转转，从南如意门进去，从北宫门出来。二十年下来，嗨，四季美景，怎么都看不厌……”
一听他说起慈禧，我的精神突然为之一振。我的曾祖父曾进宫给慈禧唱过戏，还得到过她老人家赏赐的两匹绸缎。听他这么公开为慈禧翻案，我心里着实挺受用——再说，我也很迷那个园子，尤其是玉带桥附近的山水风光。只是近些年来，门票一涨再涨，屈指一算，我差不多已经有七八年没进去过了。关于慈禧，我祖父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听上去要比“恩格斯”客观得多。他说，慈禧的精明过人，自然是不消说的，但这个人，却没有大的识见，也就是说，小地方精明，大地方昏聩，不过一庸常妇人罢了。她没能把握住朝代更替之际的历史机遇，在选择保大清，还是保国家这件事上，她悲剧性地选择了前者，被人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一点都不冤枉。
听罢“恩格斯”的一番高论，对面的那位教授频频点头。可教授接下来的一番话，听起来却多少有点离谱。他表示很认同对方的看法。甚至，他认为连抗日战争也完全没有必要打。如果在开战之初就立刻缴械投降的话，少死几千万人不说，中国和日本联起手来抗衡欧美，世界格局也许会发生重大变化。而且，他一直认为，和李鸿章、袁世凯一样，汪精卫这个人，也是位不可多得的民族英雄，应该重新评价，予以彻底平反。他还引用了一段珍珠港事变爆发时汪精卫所写的日记。
他很喜欢用“不是吗”这样一个反问句，来强化自己的观点。好像一旦用了这个反问句，他那耸人听闻的陈词滥调，就会立刻变成真理似的。
虽说我不能算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虽说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去反驳教授的观点，虽说我对知识分子一向尊敬，但听了他刚才的那番论调，我心里立刻就升起了一股无名火来，怎么说呢？他的话让我感到屈辱，就好像别人挖了你家祖坟似的，我很想过去与他争辩一番。而且，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在大肆吹嘘日本的“神道教”如何了得的时候，把“神祗”的“祗”竟然说成了“抵”。我虽然只念过一年电大，我的绝大部分文学知识，都来自于徐中玉先生主编的那本《大学语文》，也还知道那个字不读“抵”，而应读作“奇”的。
我拚命地克制住自己的冲动，从茶几上那堆垃圾中挑出了一盘《红色娘子军》，准备试音。可教授夫人忽然又问我，能不能换一张。她最喜欢刘德华。她告诉我，在二〇〇四年的工体演唱会上，她差一点就有机会跟刘德华握上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便固执己见。但你可以想象，当“给我一杯忘情水”这样轻佻的哼唱，从珍贵的阿卡佩拉扬声器中发出来的时候，到底是怎样的情形。
我浑身上下立刻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心情也坏到了极点。
当然，我的意思，也不是说刘德华就不能听。可如今的情况是，人不分老幼男女，地不分南北东西，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听刘德华。我就是把脑子想穿了，也搞不懂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世界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彼尔·金特》
你已经知道了，我是一个专门制作胆机的人。在北京，靠干这个勾当为生的，加在一起不会超过二十个人。在目前的中国，这大概要算是最微不足道的行业了。奇怪的是，我的那些同行们，虽说都知道彼此的存在，却老死不相来往。既不互相挖墙脚，也不彼此吹捧，对于同行的技艺从不妄加评论，各自守着有限的一点儿客户，聊以为生。这个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几乎意识不到我们这伙人的存在。这倒也挺好。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来蔑视这个社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过着一种自得其乐的隐身人生活。
我不太喜欢“发烧友”这个称谓。我不过是一个手艺人。说实在的，多年来，我心里一直为此感到自豪。你知道，现如今，论起手艺人的地位，已经与乞丐没有多大区别。那些学问渊博的知识分子，对眼下这个社会的变化，也许能解释得头头是道，可依我粗浅的观点来看，这个社会的堕落，正是从蓄意践踏手艺人开始的。
不过，说起我们这个行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也曾火爆过一阵子。那时候，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音像展居然人潮涌动，门庭若市。你似乎很难理解，那么多的巴赫迷、瓦格纳迷、富特文格勒迷、卡萨尔斯迷，到底是从哪儿钻出来的。那时候，你与文人雅士们打交道，人人都以听流行音乐为耻(坦率地说，这也有点过分)。即便大家都在谈论古典音乐，你若是想要让别人对你心怀敬意，甚至连贝多芬和莫扎特都羞于出口。要谈就谈更为冷僻的泰勒曼、马勒或者维奥蒂，哪像今天，居然连李宇春也听得津津有味。
那时候，北京音乐台的97.4调频立体声，还专门制作了一档叫做“发烧门诊部”的节目。每当节目播出时，我都会掩上房门，关掉电灯，让自己完全浸没在黑暗之中，用自己组装的收音机收听这个节目。那时，我还住在椿树街的老房子里。当那些奇妙的音乐从夜色中浮现出来的时候，整个世界突然安静下来，变得异常神秘。就连养在搪瓷盆里的那两条小金鱼，居然也会欢快地跃出水面，摇头甩尾，发出“啵啵”的声音。每当那个时候，你就会产生某种幻觉，误以为自己就处于这个世界最隐秘的核心。
两年后，我制作的胆机开始有了固定的客户。我还被请到了北京音乐台的录音室，担任过“硬件医生”一类的嘉宾。可是现在呢，不用说“发烧门诊部”这档节目早已无疾而终，假如你在开车时偶尔想从收音机里听一点古典音乐，简直比中彩票还要难！不知为什么，现在的节目主持人，似乎更热衷于说话。他们一刻不停地说着废话，还人为地弄出一些夸张的笑声或掌声来，就像在话筒前自己胳肢自己，真是无聊透顶。
总而言之，九十年代的古典音乐氛围，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我的妻子(当时还是女朋友)在河北职业技术学校读中专，她曾经不止一次地跟我提到过，在她们学校，每天广播台播放的第一首曲子，竟然都是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彼尔·金特》中的“晨曲”。你可以想象，每天清晨从这样一个旋律中醒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好吧，我现在不妨就来说说我的妻子。
和她相识的那会儿，我还不曾进入发烧器材这个行当。那时，我还在王府井的“同升和”卖鞋呢。玉芬第一次走进我鞋店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她了。你没法不注意到她。她有一张纯洁而俏丽的脸，你每看它一眼，心里都会被锋利的刀片划一下。怎么说呢，有一种想豁出命去跟她好的冲动。她一连试了三四双皮鞋，都觉得不合适。既不买，也不走，一个人坐在试鞋的小皮凳上，唉声叹气。
我暗暗地观察了她好一阵子，眼看着门外的街道沉沉地黑了下来，游人逐渐散去，成群的乌鸦在树枝上不停地哀唳。到了打烊的时间，我心里还惦记着去宽街给母亲抓药，只得朝她走过去，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她说：
“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脚？”
大凡人在遇到烦恼的时候，很容易受人暗示，听人摆布。她顺从地仰起头，看了我一眼，对我的莽撞和唐突毫不在意，撅着嘴问我道：“你要看哪一只？”
我说，随便哪一只都行啊。
她立即脱下了那双飘马运动鞋，甚至毫无必要地褪去了丝袜。我朝她的那只右脚瞥了一眼，转身从货架上取下两双鞋，供她挑选。她试了试，立刻就决定把两双都买了。那天临走时，她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
她在西单和王府井的鞋店转悠了一整天，千挑万选，没瞅见一双中意的，而我呢？居然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随手为她挑了两双鞋，都那么合脚，就像是专门为她定做的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也许是心情比较好的缘故，我一得意，接下来的回答，你还别说，听上去怎么都有点格言的味道：
“一点都不奇怪。人总是在挑选不适合自己的东西。”
其实，从后来的事情来看，这句话根本不是什么格言，反而有点像谶语。玉芬第二次来店里买鞋，我就提出带她去儿童剧院对面的全聚德吃晚饭。她居然同意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又约她一起看了场电影。她是一个特别随和的人，随和得有点让人心里发怵。关于这一点，我一直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就像是隔着一层雾在看她似的。在我们开始交往的头两年里，我们从来没有拌过嘴，她也从没有为任何事情显露出疾言厉色。她这种人，仿佛就是为了一刻不停地赞同别人而存在的。
我的好朋友蒋颂平曾感慨说，咱北京的姑娘，多少都有点“虎妞”的秉性。一不高兴，随时都会脱下鞋子来砸人。看来，这句话也不怎么靠谱。我也曾带玉芬去颂平那里玩过一次。他对我的“好运气”感到难以理解，甚至还有些愤怒。他当着我的面，站着跟玉芬说话时，身体都会不由自主地往前倾。
原来，还真有“为之倾倒”这回事啊。
九十年代末，我靠着给别人定做胆机，慢慢积攒下来一笔钱。有了一点家底之后，我立即从“同升和”辞了职，在“超音波”租下一间门面，加盟香港的一家音响销售公司，开始专门代理英国的“天朗”扬声器。那时候，在北京的音响市场里混，你想不赚钱都难。没过多久，我就在上地东里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我觉得有足够的底气向玉芬求婚了，就带她回家见我母亲。实际上，是想让母亲为我感到骄傲。
母亲当时已经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但说起话来，仍不乏幽默。我把玉芬带到母亲房里晃了晃，就让她去厨房帮姐姐做饭去了。我一个人待在母亲床边，有些得意地问她老人家，对我带回家的这个儿媳妇是否满意。老太太想了半天，抓住我的一只手捏了捏，笑道：
“这丫头，卖相好。”
这句话我可不爱听。什么叫做“卖相好”？让人听上去很不是滋味，就像是在评价刚出栏的一窝小猪似的。过了半晌，母亲喘了喘气，又说了第二句话：
“这丫头，脾性好。要说人品呢，倒也还善良仁义。”
听母亲这么说，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满心以为她是在夸玉芬呢，心里的那个高兴劲儿，嗨，就别提啦。可母亲歪在床上，披着一件老棉袄，咳了半天之后，忽然用手拍拍床沿儿，示意我坐下来，坐在她的手能够得到的地方。谁知道，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忽然对我说：
“孩子啊，你要是不在乎我的意见，就当我是放屁。要是真的想让娘给你拿个主意呢，我劝你，最好不要跟她结婚。这丫头，我替她细细地相了面，样样都好，可有一件，没有定星盘。”
我问她，“定星盘”是什么意思。她是江苏盐城人，说话时经常夹杂着一些方言，有点不太好懂。母亲想了想，仍然笑着对我说：“这丫头，就是有点水性风流。不好。说句难听的话，你这个婆娘，有一多半是为别人娶的。咱们这样的人家，消受不起啊。”
她随后还说了一句谚语：“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走。”愣是把我给逗乐了。
不过，那年国庆节我们成婚时，母亲倒也没说什么。既不阻拦，也没把不痛快挂在脸上。当姐姐领着新娘子走到她床边，改口叫妈的时候，母亲不仅高声答应，还笑眯眯地强撑着要坐起来答礼。她把早就压在枕头底下的两百元礼钱，郑重其事地递到玉芬的手中，还顺势搂了她一下。
母亲的话被应验，已经是四年以后的事了。
有一天玉芬下班回家，柔声细气地提出跟我离婚。她要离婚的理由，居然是和他们单位新来的一个主任“好上了”。我一个人在阳台上抽了两包烟，还是觉得有点接受不了，便去卧室将她推醒，低声下气地请她“再考虑考虑”。玉芬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没头没脑地说了句：
“还考虑什么呀？亲爱的，我跟他已经那个了呀。”
我没办法，只好一个人走到厨房，用水果刀在自己的手背上扎了个窟窿。
和玉芬闹离婚的那些日子，母亲的生命也快要走到了她的尽头。左邻右舍，包括她以前单位的同事，那些老姐妹，都来劝她赶紧去医院。母亲死活不依，只是静静地望着她们笑。老太太有她自己的盘算。她知道，这一次住了院，说什么也回不来了。另外，她也舍不得那点钱。最后，还是舅舅从老家盐城赶了过来，好说歹说，这才把她送进了医院。
在她从住院直至去世的十一天中，我偶尔也会到医院去转转，象征性地待个五六分钟。玉芬的红杏出墙，搞得我心绪不佳。这一点，我姐姐崔梨花是知道的。
“可咱妈就要死了呀！”有一天，梨花跺着脚对我强调说。
我心平气和地对她道：“我也想死呀，你信不信？”
她见我整天都虎着个脸，拿我也没啥办法。她每天晚上去医院陪床，白天还要赶到石景山区的一家污水处理厂上班。那些日子，她眼睛总带着黑边儿，把自己弄得像只乌眼鸡似的。而我那姐夫，混蛋常保国，已经在亲戚朋友中到处败坏我的名声了。
我也只好由他去。
我最后一次去医院看母亲，她正处于服药后的昏睡之中。我不想惊扰她老人家休息，给姐姐递了个眼色，在床边站了一会儿，正要悄悄地拔脚离开，母亲忽然睁开眼，把我叫住了。
她执意把姐姐打发回家，让我一个人留下来陪她一晚。
“就一晚。好不好？”她嬉皮笑脸地对我说。
我自然也没什么话好讲。
不过，我在她床边熬了一宿，似乎没有多大必要。她能够保持清醒的时间，实在是少得可怜。在她醒来的时候，她总是让我帮她侧过身来，以便她的眼睛能一刻不离地看着我。说实话，我被她看得很不自在。母亲本来就个子矮小，生了病，身子又瘦了一圈，看上去怪可怜的。偶尔，她会抓过我的手，在我的手背上摩挲一番，脸色十分沉静，始终都带着一丝笑意。她积攒了一个晚上的力气，到了天快亮时，终于跟我说了一大堆话。
我记得母亲死去的那家医院，好像紧挨着部队的一个兵营。因为天色将晓时，我能清楚地听到附近营房里传来的起床号。当然不是《彼尔·金特》。母亲说，她知道自己就要走了，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现在她不想别的，能多看我一眼是一眼。经她这么一说，我心里也是挺难受的。她已经从姐姐的口中，得知了我和玉芬离婚的事。她没有责怪我当初没听她的话，而是淡淡地对我道：
“当初我就劝你不要跟她结婚，可是的？你不听，我也没多话。遇到那么一个从画上走下来的俏丫头，你心心念念都在她身上，我不是看不出来。我要硬是从中阻拦，你这小身子骨，怕也受不了。我心里说，也罢，先结了再说吧。不行咱就离，离了找个人再结就是了。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有时候，你眼看着自己熬不过去了，把心一横，硬着头皮一顶，也就过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同你说，你也不要不爱听，这世上，人人都该派有一个老婆，天造地设的，命中注定的。不是玉芬，而是另一个人。她在什么地方呢？我也不晓得，你倒也不用打着灯笼，满世界地去找她。缘分不到，找也没用。缘分到了，她自己就会走到你的面前，跟你生儿育女。不是我迷信，你将来看着好了，一定会是这样。放宽心，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一见到她，心里就马上会想，哦，就是这个人……”
我打断了母亲的话，对她道：“您还别说，我当年见到玉芬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呀。”
母亲笑了笑，伸出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你这是鬼迷心窍！”
“万一我以后遇到命中注定的那个女人，没把她认出来，怎么办呢？”我又问。
母亲想了想，忽然就流下了两行浊泪，半天才道：“你这孩子，真是傻呀！要不要到时候，我托个梦给你？”
在屋外沙沙的雨声中，母亲把一张银行的定期存单，默默地塞到我手里，让我的手攥成一个拳头。她双手抱着我的拳头，使劲地捏了捏。她这辈子积攒下来的钱，都在这儿了。她嘱咐我，这事千万不能叫梨花他们知道。
在母亲的葬礼上，我一滴眼泪都没流。我心里也很苦，可就是哭不出来。我也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常保国他们在告别厅里大呼小叫，哭声震天，可我哭不出来。我心里怀着一个鬼胎，一直在琢磨这样一个问题：要不要将存单的事告诉梨花。我其实并不十分看重母亲留下的那两万七千块钱，而是担心一旦告诉梨花真相，梨花和保国他们会怎么想，我有点吃不准。母亲生病后，一直是由梨花负责照料的。她在临终前夕，忽然把梨花支走，将这张存单交到我的手中，姐姐和姐夫会不会在葬礼上当场翻脸？我吃不准。
玉芬跟我离婚后，我就从上地东里搬了出来，暂时借居在姐姐石景山的一套闲置的公寓房中。房子很新，那是她不久前申请下来的经济适用房。搬进去不久，我就发现，客厅的北墙裂开了一个大口子。夏天倒是挺凉快的，可到了冬天，我用完了三大卷胶带，也没能挡住从裂缝中灌进来的风沙。我和姐姐找到有关部门闹了一次，人家哈哈一笑，说，地面沉降导致的墙面裂缝，是世界级难题，就把我们给打发走了。不过，也许正因为房子裂了口，漏风，姐姐和常保国才会把家搬到椿树街的老房子里。我心里暗暗地想：你还别说，纵贯客厅墙面的这个大口子，裂得还正是时候。
玉芬后来又上门找过我一次。原来，她后来的那个对象，那个主任，在负责调试一台刚从德国进口的数控机床时，由于操作不当，机器出了故障，把电路上的一个元件烧了。这台机床价格不菲，集团领导若要追究下来，他的那个主任多半就当不成了。多半是因为我在给功放加工机壳时，也曾使用过机床一类的器械，玉芬连夜找到了我，让我去帮他看看。
我自然一口拒绝。
你知道的，我对发烧音响一类的器材比较在行，若让我修个家用电脑、空调或电视什么的，也还算凑手。至于说进口的大型精密数控机床一类的玩意儿，我是见都没见过啊。玉芬见我拒绝她的理由仅仅是胆怯，就对我说了这么一番话：
“嗨，所谓的进口机床，听上去神秘兮兮的，其实也不见得比你平常捣鼓的那些个胆机或电脑复杂到哪里去。再说了，你是天上管机器的星宿下凡，只要它是机器，就都怕你。那玩意，就是欺生。可你一去，情况就不一样了。也许它一听到你的脚步声，自己就吓得赶紧恢复了原状，也未可知。”
她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些得意。最后，架不住她假意真心的奉承和苦苦哀求，我只得答应跟她去瞧瞧。当然，我也见到了她的那个新任丈夫——那个姓罗的主任。他手里抱着一大摞德文说明书，一步不离地跟在我身后，狗屁倒灶地说个不停。我心里一烦，只好请他滚远点。他竟然一点都没生气，只是嘿嘿地笑。
毕竟是第一次接触这玩意儿，我为了弄清楚这台机器的工作原理，就足足花费了四个多小时。而找出毛病，并加以修复，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玉芬一定是向那个姓罗的隐瞒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在稍后招待我吃饭的时候，罗主任还很客气地问我家住哪里，孩子多大。他还说，如果我孩子将来要去德国念书，可以找他。
玉芬两三天后又专门来到我石景山的家中。母亲说得一点不错，尽管她跟我离了婚，还算是有情有义。她一脸坏笑地问我，这些日子，身边没个人，是不是憋坏了？她主动提出来，帮我“泻泻火”。对于她的一番好意，我也不便拒绝。我发现她已经怀了孕，心里的那个憋屈，可就别提了。我们在干那事的时候，玉芬还一个劲儿地夸我，说我在女人身上的那些手段，一点都不亚于修机器。她现在的丈夫，是从慕尼黑回国的海归，有点中看不中吃。你这里被他弄得火烧火燎，他那边早已像得了风瘫病似的，龟缩成一个软不滴答的鼻涕虫了。他们结婚四个月来，他连一次高潮都没让她来过。听她这么说，我真不知道自己应当高兴呢，还是伤心。
玉芬瞒着丈夫来看我这样的事，后来还有过一次。但我这样的人，就是命贱。我和玉芬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姓罗的小白脸，一直不停地在我眼前晃悠。我怎么也摆脱不掉那种隐隐约约的犯罪感。于是，我硬起心肠，对玉芬说：
“我们已经离了婚，既然你嫁给了那个姓罗的，就应该本本分分地跟他过日子，往后千万别来找我了。我受不起。那个姓罗的，看上去斯文有礼，各方面都比我强。至于高潮不高潮的，毕竟不太重要。咱俩一直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再说，你的肚子也一天天大了，总这样，不好。我这儿，你以后就不必来了。”
在我送她去地铁站的路上，玉芬的脸色有些异样。憋了半天，最后搂着我，哭了起来。临走前说了一句话，却让我想了两个多月。她说，她第一次着了别人的道，其实并不是这个姓罗的，而是一个下三滥的机修工。有一天上夜班，那个机修工把她堵在了厕所里，弄得她七荤八素的。
从那以后，玉芬再也没到石景山来。她喜欢的那张《彼尔·金特》组曲，我一次也没再听过。去年五一节前后，我到东大桥给一位客户调试LP唱盘，在三里屯附近的街上看见过她一回。在浓密的树荫里，有一排撑着太阳伞的咖啡座。跟她一起喝酒，并把手搭在她光溜溜的肩膀上的，是个黑人。
我没敢跟她打招呼。
那天，从北五环边的褐石小区出来，我去了一趟平安里电子市场。在那里买了一些拆机的荷兰油浸电容和一卷WBT银焊锡，收了一对音乐丝带RedDawn信号线。这个型号的喇叭线，我已经有了一对，现在总算凑齐了一套。到了下午，我在返回石景山的途中，顺道去了一趟四季青桥的金源广场，去看望老朋友蒋颂平。
我的客户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一类，就像你所知道的，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大多集中在海淀一带。这些人的优点是彬彬有礼，付钱爽快。他们几乎从不拖欠钱款，在我手头紧的时候，有时也愿意先预付一部分货款。这类人对胆机的要求比较偏重于情调或色彩，也就是所谓的“音乐味”。订货不怎么固定，且人数有逐年减少的趋势。跟这类人打交道，你得学会忍受他们目中无人的夸夸其谈。客观地说，有时候，他们的高谈阔论也会让你茅塞顿开，可有时就会让你受不了。每个人的脸上，似乎都有一种既神圣又轻佻的劲儿。仿佛整个世界的命运，都被紧紧地掌握在他们手中。按照我粗略的观察，他们的观点其实也很不一致。
比如说，有一伙教授，每次见面都爱严肃地告诫我，像中国这样的社会，随时都会有崩溃的危险。其实我从未主动请教过他们，可他们乐于在饭桌上见缝插针地点拨我一番。弄得我时常做噩梦。差不多一二十年前，他们已经在这么说了。一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太阳还好端端地在天上挂着呢！中国还是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另外一伙人呢，意见刚好相反。他们认为，中国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全世界的人都眼巴巴地看着中国。全世界都出了问题，都在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中国人去搭救。咱手里捏着数万亿美元的花花票子，简直不知道应该先去救谁，是冰岛、希腊呢，还是意大利和美国？事实到底如何，我不清楚。这是人家政治家和读书人的事。反正，我很快就被他们弄糊涂了。
我的另一类客户，不用说，自然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老板们了。乍一看，那些腰缠万贯、灵魂空虚的家伙，似乎怎么也无法和纯正的古典音乐沾上边儿。他们能够成为我相当稳定的客源，主要得益于蒋颂平的推荐和介绍。颂平把引诱苦主们上钩称为“钓鱼”。他的办法一成不变。
通常，在家庭聚会或私人茶叙的末尾，蒋颂平照例要强迫那些生意伙伴和合伙人什么的，去参观他的地下室。那是一个接近六十平方米的视听室。他所使用的那套音响组合，做工精致，外观花哨：音箱是意大利SonusFaber的AmatiAnniversario，箱体那华丽的小提琴漆光可鉴人；功放用的是麦景图五十周年的纪念版，开机时，面板上泛着蓝绿蓝绿的微光；NagraCD机犹如瑞士手表般的精美，外加一款Clearandio的顶级LP唱盘。从声音的效果来看，那还算得上是一套注重细节和解析力的重放系统。
每当这个时候(一般是晚上十点钟以后，颂平很少在晚上十点前听音乐，因为据他说，只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稳定的电压和纯净的电流才会带来醇美的音乐)，颂平总要将食指竖在双唇之间，发出轻轻的“嘘”声，然后打开墙面上淡蓝色背景灯——墙面做过特殊的隔音处理，看上去像倒扣的鸡蛋托一般凹凸不平，拉上厚厚的绒布窗帘，戴上雪白的软布手套，蹑手蹑脚地跨过满地堆放的器材和引线，从茶几上那一大堆CD唱片中翻找出一张俗称“奶妈碟”的发烧盘来，“嗤嗤”地朝碟面上喷洒不明液体，然后用镜头布将CD擦干。仿佛他不是在让大家欣赏音乐，而是正在进行某种神秘的祭祀活动。
虽说北京的灰土有点大，但我还是多次建议他不要用清洗剂来擦拭光盘，因为那些化学液体或许会腐蚀这些塑料片，从而影响CD机光头的循迹。实际上，最理想的清洁剂莫过于清水。但颂平从来不听。他的理由总是显得那么不可理喻：
“开玩笑！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清洗剂。它是英国进口的，你知道吗？这么小小的一瓶，他妈的值多少镑？你丫的猜猜看！用清水？开玩笑！”
当然，我只得立刻闭嘴。
当“奶妈碟”的乐声从幽暗的房间里像绸布般展开的时候，那些酒足饭饱、脑满肠肥的生意人，往沙发上这么一靠，一些人很快就会发出鼾声。但不要紧，总有那么几个家伙会上钩。他们抵抗不住“奶妈碟”的魅力，脸上浮现出惊讶之色，就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眼睛里放着绿光，拚命点头，似乎他们在欣赏的正是天籁之音。
通常还等不到一个乐章结束，就会有人激动地站起身来，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蒋颂平嚷嚷道：
“怪不得颂平迷上音乐，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摸了。有道理啊！老蒋，给我也来这么一套，一模一样的。要快！”
他们这一嚷，就够我忙活好几个月的了。一年中，要是能遇上五六个这样的“苦主”，我那半死不活的日子就能勉强维持下去了。我从二手交易市场上或eBay上替他们找箱子、CD机和线材，然后将我自己做的胆机，悄悄搭进去卖给他们。我只收胆机的钱。我为他们配置的系统，不可能和蒋颂平一模一样。但你知道，那张让客户们念念不忘的“奶妈碟”，自然是必不可少。
说到“奶妈碟”，我这里不妨再哕嗦几句。
这是一张DECCA公司于一九六二年出版的著名唱片，一九九三年将它灌制成了CD。作曲家是个法国人，名叫霍尔德，出生于十八世纪末。这个作品原先是一出歌剧，讲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女性向往自由的故事。标题翻成中文，似乎叫做《女大不中留》。这部歌剧，后来被一个名叫兰切贝利的人改编成管弦乐，并由他亲自担任指挥，英国柯文特皇家花园乐队演奏。至于霍尔德本人，也许根本算不上什么像样的音乐家。你翻遍所有的音乐辞典，似乎也很难找到他的名字。但这张唱片，对于很多刚开始听古典音乐的人来说，无疑是一剂迷药。它的音色、空间感和弦乐的密度感，有一种刚柔相济的美。事实上，虽然我不太喜欢这个曲子，但也不得不承认，它的演录水平无与伦比。就算你从来没听过任何一首古典音乐，只要你把这张碟耐心地听上五六分钟，你就很难抵挡它的诱惑。你会以为自己疯狂地喜欢上了“古典音乐”。这当然是一种错觉。正是因为它把很多不相干的人，领进了古典音乐发烧的门槛，并哺育他们成长，故而它又有“奶妈”之称。
我所结识的发烧友，几乎人手一张。而在茶余饭后，强迫朋友们到地下室欣赏“奶妈碟”，也成了蒋颂平的保留节目。他之所以这么做，也不完全是出于替我“钓鱼”的考虑。他本人在读大学时拉过小提琴，喜欢海菲兹和柯岗，他总爱向他的朋友们炫耀一下自己与众不同的生活品位。
颂平不仅交友广泛，宾客众多，妻子那一头，亲朋故旧，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也喜欢往他们家扎堆儿。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家从来就没有过安静的时候。就像俗话说的，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似乎不来上十七八个客人，他们家就开不了饭。任何时候，他们家都像是过节般乱哄哄的。
今天的状况当然也不会例外。
午餐后的客厅，已恢复了原先的整洁，可房子里仍弥漫着白酒、花椒油和四川腊肠的味道。几个女人围坐在沙发前，听一个八九岁女孩拉小提琴。我一个都不认识。餐桌边坐着两个神态麻木、虚弱不堪的老太太，她们已经老到只会喘气的地步了。其中一个是蒋颂平的姑妈，另一个则是岳母。她们不说话，静默中偶尔朝这边呆望一两眼。
小女孩在拉了一段拉赫玛尼诺夫的《无词歌》之后，在众人的怂恿之下，又拉了一首《新疆之春》。应当说，她拉得实在是很难听。我无法长时间装出饶有兴趣的样子，就直接去了地下室。
颂平也不在那儿。
黑暗中，我隐约看见几个人，正戴着3D眼镜，聚在那里看《加勒比海盗》。保姆往那儿送果盘，顺便告诉我，颂平在楼上的书房里。
可颂平并不是一个人在那儿。在书桌的另一侧，坐着一个身穿咖啡色中式对襟衫的中年人。由于不胜酒力，他那张青筋暴突的脸一直红到脖子里。颂平向我介绍说，这位姓杭的大师，是一位道行很深的堪舆家。颂平打算在大兴新建一个服装厂，请这位“异人”来帮他看看风水。据说，这位神通广大的高人不光会看风水，还会替人算命。颂平执意让他给我算一卦，我也不好推辞。杭大师猛然睁开了惺忪的醉眼，使劲地摇晃了一下头，把自己从醉梦中拽了回来，笑呵呵地问我算什么。随后，他又愣愣地看了一眼颂平，嘴里嗫嚅道：
“不好。要吐。”
“你就替他算算婚姻吧。”颂平道，“我的这位兄弟，也没啥别的嗜好，就是老惦记着结婚。”
杭大师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三枚铜钱来，那是被磨得油光锃亮的“康熙通宝”。他把铜钱递到我手上，让我打卦。按照他的吩咐，我在地毯上一连抛了六次。大师干呕了几下，跟颂平要来了纸和笔，随便在纸上画了画，眼睛朝上翻了翻，就对我宣布说：
“结过了。”
随后，他就闭上金口，陷入了莫测高深的沉默之中。这命，似乎已经算完了。我低声下气地请教他，让他解释一下，所谓的“结过了”，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大师没有搭理我，而是用一种充满疑惑的神情，怔怔地看着颂平：
“不好。真的要吐。”
他扶着桌子，晃晃悠悠地站起身来，接连放了几个特别婉转的屁。颂平面露嫌恶之色，大概是担心大师的呕吐，弄脏了他的房间，什么话都没说，由他捂着嘴，匆匆跑下楼去了。
“他刚才说，结过了，我有点听不明白。”大师走后，我对颂平道。
“没戏。”颂平道，“听他的意思，大概是说，你这辈子就甭想结婚了。正好，你也不用惦记着那狗娘养的小朱了……”
话没说完，我们都听见了楼下花园里传来的呕吐声。大师吐得摧肠沥肝，连颂平都皱起了眉头。
颂平说的那个“小朱”，原是他们公司里的一个出纳，名叫朱蕊蕊。我和玉芬离婚后，颂平一直在帮我张罗着再找个人成家。但他给我介绍的对象，不是职工食堂的胖丫头，就是笨手笨脚、专管打扫卫生的清洁工，没有一个让我能够稍稍看得上眼的。颂平把给我介绍对象看成是他份内的事。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平常知根知底。除了他之外，我还真的想不起来，还有谁可以称为“朋友”的。颂平总怪我挑三拣四，我只得严肃地提醒他，我虽然穷，却也并非饥不择食。我倒是对他们公司的出纳小朱情有独钟，她笑起来傻呵呵的，眉眼有点像玉芬。有一次喝多了酒，我便委婉地向颂平表露了这个意思。老蒋似乎吓了一跳，他未置可否地干笑了两声，对我道：“你怎么会偏偏看中她？”
我告诉他，家母病重之际，曾跟我交代说，人人都会有一个老婆。她就躲在这个世界的某处，缘分一到，她就会立即现身。你一旦瞧见她，心里马上就会明白，这人就是自己天造地设的婆娘。不消说，我第一次看见朱蕊蕊的时候，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颂平愣了半晌，正色地对我道：
“不行。我厂里的人，你随便挑，什么人都行，惟独她不行。”
后来，这个朱蕊蕊，很快就被颂平送到了渥太华，办了移民。还和他生了一个儿子。你可以想见，为什么我每次见到蒋颂平，心里都像是做贼似的。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每次在我面前提到这个朱蕊蕊，都称她为“你嫂子”。为此，我曾一度发誓不再跟蒋颂平来往。可苍天有眼，这个朱蕊蕊到了加拿大，还不到两年，就被一个打架子鼓的洋人勾跑了。办离婚的时候，颂平连儿子的抚养权都没争到。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朱蕊蕊，就像是在谈论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
大师呕吐完了以后，也没再到楼上来。颂平从木盒里取出一支雪茄，一边用喷枪烧着，一边轻轻地甩动着它，然后对我说：
“我要跟你说件正经事。我最近刚认识了一位朋友。他是做什么的，什么来头，我一概不知。是真的不知道，不骗你。可你一见这个人，总觉得他有点，怎么说，有点他妈的神秘兮兮。我也不知道那种感觉是从哪儿来的。按说，他那长相，也没啥特别的，可脸上那神情，看上去有些他娘的疹人。不瞒哥儿们说，在有钱人的俱乐部里，我不过是一个小脚色，这你是知道的。我问了很多人，也没弄清他是个什么来路。他的名字也很怪，叫做丁采臣。对了，你看过一部叫做《倩女幽魂》的电影吗？好，咱们先不说这事儿。这个人，这个姓丁的，前些日子，托人介绍找到了我，让我务必帮他弄一套全世界最高档的音响，越快越好。钱当然不是问题。这是个好买卖，对不对，OK，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
“他是发烧友吗？”
“看来不太像。”颂平的神色忽然变得有几分异样，似乎一提到这个人，目光就有点畏惧，“这是一条大鱼没错儿，可你也得小心一点。你可以趁机敲他一笔，但我希望，你不要做得太离谱。这年头，凡事总要留个余地为好。凭我的直觉，这个人有点邪行。”
“有没有预付款？”
“这个呢，你自己跟他联系。这是他的名片。你可以给他一个卡号，让他先把预付款打过来。你和这种人打交道，千万得多留几个心眼啊。他看你的目光，不知怎么搞的，冰冷冰冷的，有点像是魂不附体，属于那种你一见到他，背脊就不由得一阵阵发凉的人。”
按颂平的说法，这个名叫丁采臣的人，只和他见过一次面，给他留下的印象竟然如此令人胆寒，连你听上去，也多少有点不可思议吧？虽说我对这个未来的客户也多少有点好奇心，可说真的，也没怎么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我饿着肚子来到颂平的住处，也有自己的隐衷。
姐姐崔梨花已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她让我无论如何，得尽快从她家的房子里搬走。而我在刚才的电话中，已经答应她了。在我被姐姐逼得没办法的时候，脑子里猛然就闪现出蒋颂平那张虚胖的脸来，好像这张脸让我心里有了底。我心一横，就答应了她。想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混了四十八年，眼见得终于混到了无家可归的地步，心里就有点控制不住的凄凉和厌倦。
我问颂平，能不能请他在服装厂里随便腾个地方出来，让我暂时落个脚。车间、仓库什么的，都行。颂平吃惊地看了我一眼，从桌上拿起那只正在充电的手机，一条条查看短信，嘴角一撇，掠过一丝不太自然的笑容：
“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你老兄，在石景山住得好好的，怎么忽然就想到要搬家？”
“房子是我姐姐的。他们的境况也不太好。打算把房子租出去。”
“那个破房子，我记得，北墙裂了那么大的一个口子，呼呼地往里灌风，怎么能租得出去？”
“姐姐和姐夫打算搬回到石景山来住，想把椿树街的那套带小院的老房子租出去。一个证券公司的高管不久前找到了他们，打算租下那个小院，开一个酒吧。”
“伯母现在身体还好吗？”颂平忽然问。
“五年，不，六年前，就已经过世了。”我也吃惊地看了颂平一眼。
“唉，这话你跟我说过多次了。你看我这脑子，近来总爱忘事。这记性说不行，就不行了。伯母去世的那会儿，我正好在加拿大，没赶上她的葬礼，因此总觉得她还活着。小时候，在椿树街住着的那会儿，我嘴馋，没少吃她老人家做的粢饭糕，又松又脆。你们家的房子临街，还带个小院，对不对？那种地方，要是开酒吧，生意一定不会差。”
过了一会儿，颂平轻轻地叹了口气，又道：“我这里也没有多余的空房子。这两年。服装厂的生意，你是知道的。我们的衬衫，贴牌销往国外，说到底，也就挣点手工费。可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经济都不景气，货物积压很严重。再说了，如今的工人，胃口越来越大，工资和福利一涨再涨，也有点让我吃不消了。”
“我不会住很长时间。少则两个月，多则半年。等我找到了合适的房子，就搬出去。”
颂平没再接话，而是把目光转向了朝西的窗户，“这两天降了温，西山一带的枫叶虽还没红透，也有点意思了。早上一睁眼，朝窗外乍一看，冷不丁地还以为自己是在加拿大呢。”
“他们让我最好月底前就搬出去。姐姐还好商量，关键是我那姐夫常保国。他是湖北人，脾气有点暴躁，要是发起牛脾气来，能把痰直接吐到你的领子里。他是开出租车的，去年在昌平翻车撞死了人，自己也瘸了一条腿。”
“湖北人，是有点难缠。九头鸟嘛。”颂平递给我一小杯茶，笑道，“昨天有人给我送了点滇红来，你尝尝。近来金骏眉炒得很厉害，有点离谱。可要我说，还是滇红的味道正一些。”
“那个常保国，倒也不常来找我的麻烦，可他成天拿我的姐姐撒气。我有点不好意思再赖在他们家了。今天早上，他还用大头皮鞋直接踹她的，她的下腹部，害得她尿血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颂平阴沉着脸，再次皱了皱眉，“我去一下卫生间。”
等到他从隔壁卧室的卫生间出来，身上已经换了一套运动服。他把手里提着的一个纸袋塞到我手里，告诉我，他要去香山的一个会所打网球。然后，又像是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似的，对我说：
“那个姓丁的，你一定记得给他打电话。你怎么和他做生意，这我不管，但有一点，该说的话你可以说，不该问的，一句也不要多问。”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起身告辞。如果你在那一刻见到我，一定能觉察到我脸上的狼狈和羞惭。可我刚转过身去，颂平又把我叫住了。
他让我再等一下。
他靠在书桌前，手里转动着那支早已熄灭的雪茄，似笑非笑地望着我，神情忽然变得有点险谲。
“我要提醒你一件事。说起来有点诡异啊，不过，你最好别往心里去。”颂平轻声道。
“有什么事你就说，别这么装神弄鬼的好不好？”我有点心烦意乱。说实话，刚才，蒋颂平故意不接我的话茬，让我多少有些意外。
“别把你姐姐的什么最后通牒放在心上。她也不过就是那么一说。”
“你到底想说什么？”
“很明显，你姐姐在撒谎。”
“我不太明白……”
“你刚才说，今天早上，你姐夫常保国用大头皮鞋踢她的小腹，是不是？你想想，这年头哪来的什么大头皮鞋？你是卖过鞋的，应该比我清楚。再说，既然你姐夫去年在昌平的车祸中瘸了一条腿，不管他用哪只脚做支撑，”蒋颂平用手比划了一下自己裤裆的位置，接着道，“他都不可能踢这么高。要么你姐姐在撒谎，要么……”
蒋颂平说到这儿，朝我莞尔一笑，看上去就像一个表情轻浮的业余侦探。坦率地说，他脸上那洋洋自得的神情，让我有点反感。我当然知道他话里潜藏的意思。
他大概是怀疑我在撒谎吧。
到了车上，天空忽然飘起了小雨。我打开那个纸袋，看了看，里面有两件新衬衫，是TOMMY牌的。颂平送我衬衫，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不知怎么，这一次，看着那两件斜纹条的衬衫，我心里忽然就有些难过。
短波收音机
星期五早上，姐姐打来一个电话，让我回一趟椿树街的老家。她替我包了茴香馅的饺子。我虽是北京人，可平常不怎么爱吃饺子，尤其是茴香馅的。姐姐说，常保国听说我答应搬家，这两天心情不错，一次也没打过她，也很想和我好好喝两盅。我买了一点水果，并把颂平送我的两件TOMMY牌衬衫带了去，权作礼物。我不敢告诉她，衬衫是蒋颂平送的。多年来，在我们家，“蒋颂平”是一个被禁锢的名字。同时被禁锢的，还有一段压在姐姐心头的秘闻。
常保国是否知道这段隐秘，我不敢肯定。
母亲去世后，我从未回过椿树街的老家。有一次，我去大红门，从一个福建人手里，购买捷克产的KR胆管，恰好从椿树街经过。我远远看见老家的院门关着，也就没去打扰他们。姐姐有一个儿子在深圳，但已经懒得和他们来往。有一年，姐姐和姐夫大老远跑去宝安看他，那个与马来西亚人结了婚的外甥，据说在一家公司担任高管，竟然拒绝和他们见面。夫妻俩在世界之窗公园逛了逛，对着按比例仿制的凯旋门和荷兰风车，胡乱拍了几张照片，就灰头土脸地回来了。
可这并不影响姐姐逢人就炫耀她的儿子有出息。
椿树街在南城，其实只是一条狭窄的小胡同。有人叫它椿树坊，也有人叫它造甲营——大概是过去八旗兵制造铠甲的地方吧，总之比较混乱。我们家的两间砖房，又低又矮。父亲还活着的那些年月，又在旁边的空地上接出了一间房。居委会的人三天两头找上门来，勒令拆除。父亲照例一声不响。被逼急了，也只是用一声长长的叹息来表明他的态度：
可谁都弄不清他这个“啊”到底是个什么鸟意思。
母亲已经有点顶不住了，可父亲反而得寸进尺，用造房剩下来的砖瓦，在房前又围了一个足有三四十平方米的小院。奇怪的是，小院围成以后，居委会的人却再也不上门来了，他们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他们害怕父亲的沉默寡言。
父亲长得高大白净，背有点驼，对什么事情都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他原先是酒仙桥一家国营电子管厂的正式职工，后来不知出了什么事，就被打发回家了。成天围着一块白布围裙，戴着蓝咔叽布的袖套，在家对面的胡同里替人修收音机。我那时还小。有一天，我问母亲，爸爸为何从来不跟我们说话？母亲说，他心里很苦，性情就变了。她还说，我刚出生的那些日子，他每次下班回家，进门第一件事就是趴在床上，在我脸上一顿乱亲，连鞋都来不及脱呢。听她这么说，站在一旁仰望着她的崔梨花，脸上就有了迷茫的表情。
“他也亲我吗？”憋了半天，生性胆小的崔梨花终于问道。
“也亲。”母亲想了想，笑着摸了摸她的头。
终于有一天，在那间光线幽暗的修理铺里，父亲趴在堆满半导体零件的小桌上，手里攥着一把绿色的小改锥，死了。
据说是心肌梗塞。
那天傍晚，我到得稍微早了一点。常保国在邻居家打牌，还没回家。姐姐在砧板上剁肉。她本来也可以使用冰箱里的肉末，可她说机器压出来的肉泥有股子生铁味，不好吃。她只比我大两岁，可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这么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地打量她。她笑起来的时候，总有一种故意讨好别人的意味。虽说一向如此，可我每次看见她这张脸，心里总有点厌恶。她问我最近有没有找到意中人，并马上提到，她们单位有一个离异的同事，四十岁左右，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人倒是很实诚，长得“美丽端庄”，就是说话有点大舌头，问我愿不愿意见一见。
我告诉她，前几天刚刚遇到过一位算命先生，听他的口气，似乎我这辈子再也结不上婚了。我没提是在哪儿见到这位算命先生的，她听不得“蒋颂平”三个字。
“算命瞎子的话，你也能信？”姐姐说，“这些年，我给你说过的对象，少说也有一打了，高不成低不就的。要我说，你恐怕心里头还是忘不了玉芬那个狐狸精。”
“没准是吧。”我笑了笑，胡乱地敷衍了一句，懒得和她再说下去。
“你要不要进里屋去看会电视？保国一会儿就回来。”
我麻木地望着她，没有吱声。看着她近来染得黑里透黄的头发，我的心里忽然有些伤感。恍惚之中，我一度出现了错觉，仿佛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就是母亲。像母亲那么瘦，像母亲那样越长越小。一阵凉风吹进屋来，老槐树抖下几片黄叶，我的鼻子不由得一阵阵发酸。有点想，怎么说呢，有点想过去搂搂她。
“要不，你到外面去转转？”姐姐对我的失神似乎也有点意外。
于是，我走到了屋子外面，坐在院子的门槛上抽烟。
胡同里停满了汽车、平板车和残疾人的三轮摩托。父亲当年工作过的那个修理铺，早已不在了，如今开了一家明炉烤鸭店。隔壁的国营理发店和一家浙江人开的裁缝铺子也都不见了踪影。只有公共厕所还在原先的位置，还像原先那样骚烘烘的，只是外墙贴上了蓝白相间的瓷砖。胡同里来来往往的人，我自然是一个都不认得。
人的记忆，确实有点不太可靠。我明明记得这个胡同，曾经是那么宽，那么长，仿佛到处都是树木的浓荫，满地都是白色的槐花，不像如今这般杂乱和逼仄。小时候，胡同东面的丁字路口，长年都有小贩在那儿摆摊。夏天是摇着扇子、戴着草帽、叠着好几层肚皮的大爷，照看那一堆碧绿的西瓜。冬天，占据那个街角的，是烘爆米花的山东人，或是卖冰糖葫芦和棉花糖的小贩。
坐在门槛上，看着夕阳中荒芜的街道，我心里有一种浮薄的陌生感。那些过去生活的吉光片羽，像某种早已衰歇的声音留下的回响，搅动着迟钝的记忆。我并不喜欢怀旧，心中有些沉甸甸的伤感，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地方曾被称作“家”吧。屋顶上的飒飒的树声，枝桠上的月亮，蝉鸣和暴雨，以及清晨空气中刚出炉的煤渣的香气，曾经日复一日，伴我入睡，也曾在黑夜中轻轻触摸我的灵魂。一旦那种特有的幽寂之感压在心头，你就会有一种时过境迁、精华已尽的恐惧，就像你全部的好日子都已经被挥霍完毕。
我们家在胡同的东头，蒋颂平住在街西。我们两家之间，隔着一座小四合院和一机部的家属大院。那座精致的小四合院不常有人住，但偶尔也可以看到门口的石狮子前，停着一辆黑色的高级轿车。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树木掩映的小院中，有时也会亮起一片迷蒙的灯光，通宵达旦。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当初住在里面的到底是什么人。
我时常看见幼年的蒋颂平，踢着一只脏兮兮的猪尿脬，或者滚着一个铛铛作响的小铁环，从街西一路走过来，快到丁字路口，又再折回去。我们家的位置，恰好处在他神秘而孤独的旅程的折返点。有时候，蒋颂平手里，既无尿脬，也无铁环和弹弓，而是用一枚枣核划着墙，在那些布满“我日”和“打倒”字样的灰泥墙上，留下一道道白印，直到他把枣核磨出眼睛和嘴，使它变成一张人脸。
几乎没有人搭理他。
每当他走过我们家门口，母亲总是要多管闲事地探一探身子，朝外面张望，并感慨一句：蒋二麻子家的这根独苗，大概是她所见过的最孤独的孩子了。“蒋二麻子”是谁，他们家大人是干什么的，我从未听人说起，更未见过面，仿佛他们压根儿就从未存在过。后来，颂平渐渐就和我姐姐混熟了，并很快加入了女孩子们的游戏。踢毽子，跳橡皮筋，抓羊拐，居然样样精通。蒋颂平自甘堕落地在女孩儿堆里混，大概是那个年代过于寂寞了吧。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姐姐忽然就迷上了抓羊拐游戏。她把羊的踝骨磨得像玉石一般玲珑剔透，将它浸泡在红墨水中染色。她还偷偷地用珍贵的绿豆缝制漂亮的沙包，不知道挨了母亲多少巴掌。我从未玩过这种游戏，也不大知道它的规则，但我似乎听说，要玩这个游戏，至少得有四枚羊拐才行。在那个年月，要弄到这些东西并不容易。而蒋颂平有一个魔术师的口袋，只要姐姐想要，他的口袋里一定会有。当他把一枚枚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黑乎乎的油腻之物递到姐姐手中，傻傻地向她大献殷勤的时候，姐姐总是对他哈哈大笑：
“蒋颂平，莫非，你爸妈是开羊肉店的？”
父亲发心脏病猝死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去他干活的那家无线电修理店。在父亲生前用过的那个工作台前，静静地坐上一会儿，心里就会好受一点。店里另外两个修理工，只当看不见我。他们既不和我说话，也不关心我干什么。甚至就连父亲死去的那些日子，我也没有从他们嘴里听到片言只字的安慰。我的心里受不了那份冷漠，就暗暗地怀上了憎恨。我每天大模大样地走进修理店，坐在父亲的工作台前，看着那台装了一半的收音机和那把绿色的小改锥发愣。仿佛那是属于我的权利。
等到天渐渐地黑下来，母亲流着泪找到我，一声不响地把我从那儿领回去。几乎每天都是如此。
直到有一天，那个名叫“许大马棒”的修理工，默默地走到我跟前，陪我坐了好半天。他一连抽了两根烟之后，神情就变得更加肃穆。他把一只大手放在我的肩膀上，重重地叹了口气，忽然对我说：
“我们来做个交易怎么样？你要是能够让你父亲留下来的这台半导体发出声音，你就可以把它带走。怎么样？”
‘那时候，我还很小，能够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收音机，简直是一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于是，我开始试着摆弄起那台覆满灰尘的收音机来。许大马棒也开始教我一些简单的技艺。比如，把散乱的漆包线均匀地绕在线轴上；用小刮刀刮去电池弹簧上的铁锈；如何找到短路的线头，化开小焊点，用焊枪把线头重新接上；如何给收音机外接一组容量更大的电池；如何安装电容和电阻……
差不多两个星期之后，父亲的那台只装了一半的收音机居然出声了。我至今还记得，收到的第一个节目，是宋玉庆演唱的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
如果说，在漫长的童年时代，我曾经偷偷地崇拜过什么人的话，那就要算是宋玉庆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他的英武挺拔，绝不是今天的周杰伦之流可以望其项背的，就算玉芬少女时代所暗恋的大众偶像王心刚，相比之下，也要略逊一筹。
迄今为止，这段《打败美帝野心狼》，仍是我唯一学会的京剧唱腔。
同志们一番辩论心明亮，
识破敌人鬼心肠。
美帝野心实狂妄，
梦想世界逞霸强。
失败时，它笑里藏刀把“和平”讲，
一旦间，缓过劲来张牙舞爪又发疯狂。
在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听着这段唱腔，忽然想到，如果父亲还在，如果他也能听见这段唱，知道我已经学会了修收音机，那该多好啊！想着想着，就一个人哭了起来。一阵凉风吹到我脸上，我心里忽然一松，那么多天来堵住我嗓子眼、压在我心上的石头，忽然不见了。
我终于接受了父亲离去这一事实。
许大马棒为我的收音机特地缝制了一个黑皮套。母亲在傍晚时找到我的时候，我听见许大马棒对母亲笑道：
“这孩子，是块好料，比连昆(我父亲)强啊。”
“那将来，就让他跟你当徒弟吧。”母亲说。
“别呀，”许大马棒把收音机装入皮套，按上搭扣，郑重其事地交到我手中，笑道，“他要人了这一行，哪还有我们的饭吃？”
听他这一说，母亲就更高兴了。她拽着我的手，踩着吱吱作响的冻雪，沿着空荡荡的胡同往家走。我抱在怀里的那台收音机，一路上都在唱着《老房东查铺》。到了胡同口，忽然看见蒋颂平手里拿着一只陀螺，在黑暗中张着嘴，一动不动地望着我们。他戴着有护耳的皮帽子，眼睛睁得很大。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他那惊骇和羞涩的眼神。
第二天，他果断地将那些成天在一起厮混的女孩子撇在了一边，从此紧紧地撵上了我。我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他缠着我借收音机开始的。
一九七六年八月，关于地震的谣传，开始在胡同的各个角落里酝酿并发酵。七·二八唐山大地震之后，一机部家属大院的锅炉房烟筒被震歪，它那摇摇欲坠的样子，看上去让人触目惊心，无疑也迅速放大了人们心头的恐惧。很快，大院里搭起了防震棚，椿树街的居民随即开始仿效。理发店边的树林里，街西护城河边的空地上，简陋的防震棚，一座接着一座地繁殖。还有人用麻绳和床单在树林里搭了吊床。
恐慌在静静地蔓延。
七八月份的北京，是雨水最多的时节。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在八月中旬的暴风雨之夜。那天晚上，母亲带着我和姐姐，趁着天黑，去护城河边偷偷地为父亲烧纸。回来的路上，就遇到了突如其来的瓢泼大雨。深夜的大街上空无一人，可当我们走到向阳照相馆的边上，却突然发现，铺着碎砖的街心，居然搁着一张孤零零的行军床。一个一米八几的大汉，身上严严实实地裹着塑料布，手里还抱着一把雨伞，在大雨中呼呼大睡。母亲笑着指给我们看，感叹世界上还有这么怕死的人。崔梨花这时终于不失时机地接过话头，哆哆嗦嗦地说了一句：
“您还别说，我觉得吧，弟弟好像，也有点怕……”
母亲不断地安慰我们，就算是地震把我们家的那几间破房子震塌了，屋顶上的那几片烂瓦，是砸不死人的。再说了，就算地震是毁灭性的，全北京都震塌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些当官的，有钱的，都能死，我们这样的穷人本来命就不值钱，死就死吧。听她这么说，我和姐姐立刻就惊恐地意识到，她的这种想法根本不合逻辑，也很愚蠢。我们一致决定，对她消极悲观的糊涂思想，进行一番死缠烂打的哭闹。后来，母亲被我们逼得没办法，就请人在院里搭了一个小棚子，用砖头垒了一张床铺，让我和姐姐睡在里面。可她自己呢，坚持睡在老屋里等死。
那时，我和蒋颂平已成为形影不离的朋友了。他们家住在一幢五层楼的公寓房里，房子一倒，可不是闹着玩的。因此，他有充足的理由提出在我们家的防震棚中借宿。母亲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蒋颂平虽说平常形单影只，一副不遭人待见的可怜样儿，待人接物却是八面玲珑，能说会道。他整天在胡同里东游西串，见多识广，也很招人喜欢。他不仅知道安东尼奥尼以拍电影为幌子，乔装打扮，混入我国境内，伺机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而且还知道每个石榴里的石榴籽儿是恒定不变的，不管你怎么数，都是六百六十五颗。
蒋颂平和我们同吃同住的那些日子，母亲还时常和他开玩笑，要他干脆就呆在我们家，给她当儿子得了。
还有一句话，母亲时不时挂在嘴边：“这孩子，太聪明了。要是有一天，资本主义果真复了辟，唉，你们姐弟俩恐怕只有替他打工的份儿。”
我们没把她的话当回事。因为，我们心里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管天底下发生什么事，资本主义是不会复辟的。
我一直不知道蒋颂平他们家出了什么事，在地震将临的生死关头，他的父母和家人依然没有露面。问母亲，她也不肯说。最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两个字：很惨。
在恐惧被无限放大的同时，闹地震的那段日子，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学校放了假，我们无所事事，每天都披星戴月地在外面疯跑。蒋颂平时常带我去郊外的野河里游泳——我们只消沿着东街的丁字路口往南走，绕过一家煤球厂和一座荒草丛生的明代团城，穿过一条铁路桥的桥洞，就来到了野外的河边。游完泳，我们就躺在农民的西瓜地里，吃饱了西瓜后，再美美地睡上一觉。醒来后，肚子饿了，还可以再吃。
实在无聊的时候，我们也会到许大马棒的修理铺去逛逛。那时的店铺里，新来了一位修理工，占据了父亲原先的那个工作台。许大马棒的铺子，营业范围有所扩大，也开始修理录音机或黑白电视机一类的玩意儿。许大马棒自称是这个世界上最不怕死的人，他可不愿意费事去搭什么防震棚！什么二号病啦，什么美苏核战争啊，什么毁灭性的地震啊，统统不在话下。他的观点与母亲如出一辙。他说：
“人固有一死。别人能死，我也能死；别人不死，我也不妨一死……”
在地震闹得人人自危的那些日子里，居委会的大妈大婶成天拿着个铁皮喇叭，戴着红袖章，在胡同里来回巡逻，告诫居民们晚上睡觉时千万不能脱袜子。许大马棒也许是整个椿树街上唯一一个气定神闲的人了吧。可蒋颂平根本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认为，许大马棒是在吹牛。他对我说：
“你糊涂啊！人哪有不怕死的？你看，许大马棒好像不把地震当回事，一副不怕死的样子。可你有没有发现，他的工作台的角落里，有个弹簧，弹簧上还倒竖着一只空的汽水瓶。那是他自己研制的简易地震测报器。如果真的发生了地震，整个椿树街上，许大马棒就是第一个知道的人。你要不信，我们就来做个试验。”
说罢，蒋颂平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弹弓，隔着窗户，把粉红色的轮胎皮拉得长长的，随后，手一松，只听哨的一声，被击落的汽水瓶掉在地上，立刻摔得粉碎。
正在专心致志地修着收音机的许大马棒，像是触了电似的，不由得就是～哆嗦。他茫然地朝四周看了看，然后，他弯下腰去，瞅了瞅地上的碎玻璃，随即摘下老花镜，往桌上一扔，像中了邪似的，在屋里拍着屁股，跳着脚大叫起来：
“地震、地震！乾贵，白菜帮子，快！你们俩，快跑！不好啦，地震啦……”
蒋颂平嘿嘿地笑了两声，拉着我，一猫腰，躲在了窗户底下，压低了声音，讥讽道：“你妈屄！老东西！地震了，你倒是赶紧往外跑啊，在屋子里跳什么跳？”
许大马棒不怕死的神话，当然是不攻自破。可我没笑。不知怎么，我觉得颂平的玩笑也有点太过残酷了。我是一个喜欢让自己的感觉停留在事情表面的人。我有点为许大马棒感到难过。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论是人还是事情，最好的东西往往只有表面薄薄的一层，这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任何东西都有它的底子，但你最好不要去碰它。只要你捅破了这层脆弱的窗户纸，里面的内容，一多半根本经不起推敲。
地震风波还没有最后平息，我们的生活就已经被悄然改变。突然有一天，蒋颂平不再上门。他没有留下任何解释，就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我问母亲，她就板起脸来，对我吼道：“你问他做什么！这种人，以后少跟他来往。就当他死了。早死早投胎！”
我又去问姐姐，姐姐的眼睛红红的，茫然若失，半天才哭着对我说：
“请你以后别再跟我提他，好不好？”
我说过，我是一个不爱寻根究底的人，也就没再去为难她们。在蒋颂平和姐姐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也没什么兴趣，只是心里又多了块石头。每次我在街上遇见他，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劲儿。他要么是人影一闪，躲入街边的树林，要么就是假装没有看见我，贴着胡同的墙根，远远地一走了之。有好几次，我都想截住他，把事情问个明白。最终，还是克制住了心头的蠢蠢欲动。因为，假如单方面与他和好，我觉得有些对不起母亲和姐姐。为了不让他感到太尴尬，我也开始主动对他视而不见。
时间一长，我就把这个人渐渐忘在了脑后。
那年十月末的一天，我从学校回到家中，一进门就撞进了姐姐的房间，彼此都吓了一跳。我看见她正坐在床沿上，在一个搪瓷盆里数着石榴籽儿。姐姐先是本能地用手捂住搪瓷盆，随后，不好意思地红了脸，把瓷盆往外一推，低低的骂了句：“他妈的，骗子！整个一骗子！”然后，她丢下我，板着脸，把辫子往后一甩，气呼呼地起身走了。
大概也是闷极无聊吧，姐姐走后，我把那搪瓷盆里的石榴籽一连数了两遍，每次都是六百七十一颗。比蒋颂平所吹嘘的六百六十五那个恒定数，多出了六颗。
我和蒋颂平恢复正常的交往，要等到四年后的一九八。年。那时，他经过补习，考取了北京邮电学院。而我，则在一年前，从高中毕了业，到红都服装店学做裁缝去了。蒋颂平家里大概果真没什么人了，考取大学后，由他姑姑出面，在台基厂的松鹤楼，摆了几桌酒席谢师。那天下班后，我在骑车回家的路上，在大栅栏遇见了他。两个人都有些不知所措。也许是因为实在找不到话说，蒋颂平就问我，愿不愿意去台基厂一起喝一杯。
我不知道如何拒绝，也就答应了。
由于那天没带什么庆贺之礼，事后，我花了差不多整整三个多星期的时间，在许大马棒的铺子里，替他装了一台短波收音机。许大马棒那时已经中了风，瘫在一张烂沙发上。但他还是没有忘记善意地提醒我：用短波收音机来收听邓丽君和“美国之音”，都是违法的。
蒋颂平后来告诉我，他收到我替他装的那台收音机后，一次都没听过，就把它扔到了学校附近的一条臭水沟里。一看到这台收音机，当年在防震棚里发生的那个噩梦，就会死死缠住他。他说，要想彻底忘掉那件事，根本是不可能的，除非发了疯。这么多年来，为了这件事，他已经耗尽了身体的元气。他让我不要介意——除了扔掉那台收音机，他没什么别的办法。看来，当年所发生的那件蹊跷事，远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这件事不仅压在他心里，也无时无刻不横亘在我们后来的交往中。每当他投来探寻的目光，那件事情的阴影，就会一下子罩住我们。
蒋颂平在邮电学院，学的是电讯专业。为了让颂平不至于因为跟我交往而感到丢脸，我还瞒着他和家里人，偷偷地在右安门的红旗夜大报了名。红旗夜大没有电讯专业，我就随便选了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十多门课程中，只有《大学语文》勉强学得下去，坚持了一年多，最后还是放弃了。
颂平上大三那年，得了肝炎，被学校隔离在地坛医院的传染病房里。我每个周末都会去看他。在光线阴暗的走廊里，陪他坐上整整一个下午。有一天，我在临走之前，终于鼓起勇气，对他说出了多年来盘桓在心头的一番肺腑之言：
“不论当年你与我姐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也不论这件事如何的卑劣，甚至肮脏，我都会完全、彻底地原谅你。事情既然早已过去，就请你把它忘了吧！就当它，压根儿没发生过一样。好不好？”
蒋颂平大概没想到我居然会这么直截了当地触碰到他心中的隐痛。他因肝炎和过度的恐惧而显得蜡黄蜡黄的那张脸，忽然间竟漾漾地泛出了些许潮红。他愣愣地望着我，好半天目瞪口呆。最后，他忽然站起身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腕，肥厚的嘴唇抖个不停，眼睛里噙着泪水，对我说：
“兄弟呀，你原谅我，有他娘的什么用？我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啊！”
这一天晚上，在姐姐家吃饺子，我和常保国都喝得醉醺醺的。姐姐那张长满小肉球和褐斑的脸，被时间消磨、毁损、侮辱，没有了任何的活气，但它仍有足够的力量，禁锢住一段阳光缤纷的岁月，紧紧地锁住一个青春的秘密。
姐夫不断地向我劝酒，不时毫无必要地按一按我的肩膀。他的热情，多少有点让我受宠若惊。他说，若不是一年前他在昌平轧死了人，赔了一大笔钱，欠下一屁股债，若不是车祸导致了他的跛足，且再也无法找到新的工作，绝不会出此下策，让我搬家。他还说出了一句让我略感震惊的名言：
“他妈的，这个社会，逼得亲人之间也开始互相残杀了。”
就在这个当口，我忽然想起几天前蒋颂平跟我说的那番话来。我明知道这个念头很无聊，还是偷偷地朝桌子底下溜了一眼。姐夫今天脚上穿着的，是一双破旧的旅游鞋。
酒酣耳热之际，为了对姐夫的热情和坦诚有所表示，我心头一激动，就向他发誓赌咒，我会尽快、立刻、马上就搬家。我一边说着这些话，心里一边深深地感到懊悔——好像我搬离了那个北墙漏风的房子，还真有地方落脚似的。我根本没想到，如今，就连蒋颂平服装厂的厂房，也已指望不上了。
姐姐不时地插话，让我多少有些不快。
她反复规劝我跟她单位的那个大舌头同事见面。说什么，假如我这辈子不结婚，不能成家，像孤魂野鬼似的在这个社会上漂着，别说对不起母亲的临终交代，就是死去多年的父亲九泉有知，也不会瞑目的。说着说着，又跟泪鼻涕地哭了起来。
我在半醉状态下答应了去相亲。时间就定在下一周的星期六。我一答应她，心头陡然就蹿出一股毒焰来，对自己产生了极大的憎恶。
为了尽快醉倒，我暗暗加快了喝酒的速度。
如果你生活在北京，碰巧又爱喝功夫茶，那你一定会听人说起过“马连道”这个地方吧。它就在宣武区的广安门外，与我们老家椿树街的房子相隔不太远。在我小时候，马连道差不多就已经算是郊区了，我和姐姐常去那儿的果园偷杏子。可如今，这一带居然成了北京最大的茶叶商贸中心，满大街都是福建人或浙江人开的茶铺。
姐姐给我介绍的那个对象——现在我知道她的名字叫侯美珠，就住在马连道附近的小红庙。
星期六的傍晚，我先开车去椿树街接上姐姐，然后一起去小红庙与侯美珠见面。你知道，在和某个女人照面之前，先通过她的名字，想象这人的长相，属于人之常情。在赶往马连道的路上，我多少对这个大舌头的女人抱有某种侥幸心理，并非不可理解的。由此，你大概也可以想象出当我见到真人之后的那种变本加厉的失望。
我们见面的地点，被安排在超市二楼的一家鸿毛饺子馆里。在那样一个油腻、嘈杂的环境中相亲，我们不得不提高嗓门，互相喊话，让人感觉怪怪的，极为别扭。至于说美珠的长相，我固然不能用“难看”或“丑陋”一类的词来形容，但与梨花反复许诺的“美丽端庄”还有不小的距离。也许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年轻一些，她把头发剪短了，发缝中分。她的脸盘过于方正，看上去有点中性。我敢说，如果你在大街上遇到她，不一定会立马看出她是个女的。姐姐曾不断告诫我，不要总是拿玉芬那种水性杨花的狐狸精媚态，来衡量天底下所有的女人。可坦率地说，我还是更喜欢玉芬那种类型。另外，我也不喜欢美珠身上那过于浓烈的廉价香水味。
话又说回来，自打我和美珠见面的那一刻起，我就发现，她其实是一个厚道而善良的人。就算我不想跟她好，也不愿得罪人家。她还带来了正在上初二的儿子。那男孩显然已经知道，这个场合对他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对我不太友好，可以理解。这个长得圆头圆脑的男孩，低着头打他的游戏机，偶尔抬头斜斜地瞥我一眼，眼睛里透着让人不寒而栗的凶光。
姐姐看我板着脸，一言不发，就不时地拉一拉美珠的袖子，给她递眼色，让她主动一点。梨花其实也不知道如何应付眼下的这个场面，只是不断重复着那句让人听了肝尖发颤的话：
“往后，咱们就都是一家人了。”
她越是这么说，我们就越紧张。我发现，美珠也明显感到了不自在。她拗不过姐姐的撺掇，忽然笑了笑，往我盘子里夹了一个饺子。说实话，美珠的这个不经意的动作，给我带来的感动，连我自己也始料未及。毕竟，从小长这么大，除了母亲之外，还是第一次有人往我的碗里夹东西啊。我心头微微一热，居然开始认真地盘算起“跟她结了婚，到底会怎么样”这类无聊的问题来了。
姐姐见美珠的心思有了活动的迹象，就把身子转向我，对我道：“你可以跟她聊聊音乐什么的。说起来，还真是巧了，美珠也是一个，那个什么，你们时常说的那个什么发烧家。你们在这方面一定会有共同语言的。”
那时，我已经设定了“这个世界上什么事都可以发生，但决不能答应跟她结婚”这样一条底线，心里反而有点轻松。出于礼貌(当然，我对姐姐所谓的“发烧家”也有点好奇)，我问美珠平常爱听些什么音乐，使用什么型号的音响器材。美珠的脸憋得通红，她说话的时候，果然有点含混不清，嘴里像是噙着一颗糖。她说，没事的时候也会找一些磁带或CD什么的来听。但家里的那个音响，前几天被儿子搞坏掉了，CD盘有时候转，有时候又不转。
“没关系，他会修。待会儿吃完饭，就让崔子帮你去看看。保管用不了几分钟，他就能把你的机器修好。”姐姐笑道，“美珠的歌唱得好，不是一般的好。每年我们公司年终开联欢会的时候，她总要上台唱那首《天路》，简直跟韩红唱得一样好。”
她随后就捅了捅美珠的胳膊，小声地跟她嘀咕了几句。看那样子，似乎在怂恿她当即就唱，把我镇一镇。美珠自然又是摆手，又是摇头。奇怪的是，她一边推脱，一边用她那怯生生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我，似乎在推搡中，一直在等我表态。看得出，她本人也非常想唱。我用最严厉的目光逼视她，央求她，让她行行好，不要唱。毕竟，在这么一个人声喧腾、乌烟瘴气的饺子馆里唱歌，有点太吓人了吧。为了让梨花赶紧忘掉她出的这个馒主意，我开始尝试跟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小男孩说话。
我小声问他，多大年纪，叫什么名字，在哪里读书之类。他连看也不看我一眼，对我低声下气的问话，一概置之不理。
“大人问你话呢，你不能这么没礼貌。”美珠对他说。
小男孩终于把头抬起来，用他那小兽般凶狠的目光再次打量了我一眼，怪笑道：“你能不能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行啊！”我不假思索地说。
“豆蔻年华这个词，能不能用来形容男生？”
“说不好。”这个问题有点出人意料，我心里实在没底，就抱歉似地朝他笑笑，“我想，大概是可以的吧！”
小男孩厉声吼了一句，似乎已掂出了我的斤两，立刻对我失去了兴趣，又埋头玩他的游戏机去了。
因想到第二天一早还要陪盐城的表弟去潭柘寺，好不容易熬到晚饭结束，我便立刻起身告辞。美珠倒也没说什么，可姐姐死活不让。她执意要我去美珠家坐坐，说是去“认认门”。听梨花那口气，就好像我已经答应了这门亲事似的。她还提到了那台损坏多时、等着我去修理的音响，让我不便一味推辞。在人情世故方面，我大概要算是一个比较迟钝的人了，可我还是能感觉到姐姐在拚命撮合这桩婚事背后所隐藏的动机。说实话，那种感觉，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七八分钟之后，我们来到了被脏雾笼罩的一条胡同里，我一回头，发现跟在后面的崔梨花早已不见了踪影。对于她拙劣的失踪表演，美珠自然不会觉得怎样意外。
当然，我也不会。
美珠家是一个一间半格局的单元。进门就是厕所。那个狭窄的、只能搁下一张小餐桌的过道，同时也是餐厅和客厅。对面是同样逼仄的厨房，墙上挂着大蒜和腊肠，使房间看上去更为凌乱。往里走，是一个用三合板分隔开的小间，放着小床、书桌和简易书架，大概是儿子的住处。再往里，就是美珠的卧室了。那个圆头圆脑的小男孩，一进屋，就跑到卧室看电视去了。他关门的力量太大，震得门上的挂历左右摇摆。
那台“音响”，就搁在冰箱旁的矮柜上，上面还覆盖着一块棕褐色的绸布。看着这台“步步高”牌的所谓“音响”，我简直有些哭笑不得。实际上，它不过是一台带简易CD系统的双卡录音机而已。如果把它称为儿童英语复读机，大概更加名副其实。CD仓在机器的顶部，我按了一下机顶的圆钮，CD盖“啪”的一声，僵直地弹起，吓了我一跳。我用打火机照了照，朝里边望了两眼，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不过是CD的光头稍稍出现了偏离而已。可美珠在家里翻箱倒柜，怎么也找不到十字花的小螺丝刀。最后，我总算用一把水果刀外加一把镊子，帮她修好了这台音响。
由于我顺便替它擦拭了一下CD机的激光头，声音比原来更清晰一些，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美珠恭维我说，那声音简直比机器刚买来的时候还要好听，就有点夸大其词了。她把大胖子韩红演唱的那首《天路》放了一遍，自己也小声地跟着哼唱，又可怜兮兮地拿眼睛朝我瞄了一下，似乎在恳求我允许她本人把这首歌再唱一遍。我自然不予理会。不过，我发现她在哼唱的时候，咬字居然十分清楚，全无那种嘴里含着异物的感觉，心里不由得暗暗称奇。当她准备把这首歌再放一遍的时候，我就不失时机地站起身来，向她告辞。
她愣了一下，用她那含混不清的声音提醒我道：
“我记得你刚才是喝过酒的……”
“喝了一点，怎么呢？”我不清楚她想说什么，抬头望着她。
“你这会儿就走，路上会不会遇到警察？”
“不过是一瓶啤酒罢了。就算遇见警察，一般也测不出来。”
“别大意。还是小心点好。我刚泡了茶，等会儿再走吧，喝点茶，醒醒酒再走。”美珠顺手关掉了音响，把我推到了客厅的小方桌前。
小桌上摆着一套功夫茶的茶具。小巧精致的紫砂壶，外加四只小瓷杯。美珠说，这套茶具，是她刚结婚时和丈夫去苏州度蜜月，路过宜兴时买的。这么多年来，一直没舍得用过。她说完这句话，脸莫名其妙地涨红了，大概心里有点后悔。在这个场合，似乎不该提起以前的丈夫。我喝了两口茶，又苦又涩，茉莉花还有股子哈喇味。我本想提醒她，如果是泡一般性的花茶的话，用不着这么好的功夫茶具。咱是穷人，并不丢脸，模仿富人的做派，才会丢脸呢。但我看见她就着茶水吃药(本应讲究的地方，她反而不讲究)，便转而问她，身体是不是有点不舒服。
美珠告诉我，大概在七八年前，她得过甲状腺癌。做了手术之后，这么多年都没有复发，说明病是彻底治好了。她让我不必担心。随后又说，甲状腺癌是所有癌症中最轻的一种，很容易被治愈的。她现在坚持吃药，不过是为了巩固一下疗效而已……
“那么，这件事，我姐姐知不知道？”我打断了她的话，问道。
“什么希？”
“你得癌症这件希啊。”我发现自己居然在模仿她说话。好在美珠不以为意。
“当然知道了。是她陪我去的医院啊……”
美珠一定是没有看出我脸上越来越浓郁的愤怒，她又接着说，她知道我最近好像正被什么人催逼着搬家，没地方落脚。只要我愿意，可以随时搬过来和她们母子同住。至于说结婚证，可以以后慢慢再说。
你大概可以理解，在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会当场恼羞成怒。我直截了当地告诉美珠：如今在逼我搬家的，不是什么别人，正是我的亲姐姐崔梨花！
那天晚上，我在美珠的住处待得很晚。说实话，我对这个笨嘴笨舌的女人，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好感。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热心肠的老实人。在如今这个世上，连这样的人，恐怕也已是难得一见。另外，她比我还要糟糕得多的处境，也让我在心里产生了一种冲动——那是一种想要一辈子照顾她的幼稚冲动。不过，这个念头只是在心底一闪而过罢了。当我朝这间拥挤不堪的小屋环顾四望时，我悲哀地发现，假如我果真跟她成了亲，石景山家里那一大堆杂七杂八的音响器材，到底该往哪搁呢？
我回到石景山的家中，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觉。已经是深秋了。从北墙裂口灌进来的风透出了些许凉意。大概是为了躲避秋风的肃杀，虚弱而飞行迟缓的蚊子，纷纷钻入室内，在我眼前嗡嗡地飞着。我睡不着觉，倒不完全是蚊子的缘故。我想起了蒋颂平不久前的一番感慨。那段时间，他心里很乱。在他小时候嫁到宝鸡去的母亲，忽然有了消息，要回北京来跟他同住。他说，亲人之间的感情，其实是一块漂在水面上的薄冰，如果你不用棍子捅它，不用石头砸它，它还算是一块冰。可你要是硬要用脚去踩一踩，看看它是否足够坚固，那它是一定会碎的。
姐姐料定我没有地方可去。为了让我尽早从她的房子里搬走，竟两眼一闭，很不负责地把我推给了美珠，推给那个大舌头，那个处境比我还可怜的人，居然不惜向我隐瞒她得过癌症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我觉得梨花没有我愿意相信的那么善良。我终于开始明白过来，她此前在电话中屡次向我哭诉，都是装出来的。至于常保国用大头皮靴踢她的要害啦，什么尿血啦，当然全是胡扯！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立马滚蛋。我本该清醒地意识到，姐姐当年将那处北墙漏风的房子借给我住，也并非出于什么好意——母亲故去后，椿树街留下的那套宅院，就算姐弟俩平分，原本也应该有我一半；我本该早一点察觉到，自从梨花嫁给了湖北人常保国之后，她的品性、行为、语调乃至长相，都在迅速地模仿那个混蛋……
我在凌晨一点一刻和三点四十分，分别下床抽了两次烟，终于在天亮前勉强入睡。我很快就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母亲盘腿坐在一朵祥云上，远远地飘到了我的床前。她穿着一件立领的绸面黑棉袄，那是姐姐在她装殓时特地从瑞蚨祥的寿衣柜台买来的，看上去很威严，脸自得像是扑了一层石灰粉，没有任何表情。虽说是在梦中，虽说我梦见的这个人是我的亲生母亲，我心里还是很害怕。
我把要不要和美珠结婚，作为一个严肃的问题，向她老人家提了出来。奇怪的是，母亲这次没有笑。
她无声而坚决地冲我摇了摇头，身影倏忽而灭。
第二天早上，我开车带着表弟去潭柘寺游玩。我有些不敢肯定自己真的做了这样一个梦。也许，我心里早已打定了主意不跟美珠结婚，所谓母亲的托梦，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个借口罢了。
十一月中旬，我表弟带着女儿，从盐城到北京来旅游。我居住的地方，离门头沟风景区不远，姐姐问我能不能带他们去逛一天。戒台寺，潭柘寺，都可以。相亲之后，我对崔梨花夫妇的憎恶已到极限，但一路上，我还是不断地告诫自己，决不能将对崔梨花的一腔怒火，撒到无辜的表弟身上。
傍晚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