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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登录：与快递员“撕逼”，社会学你怎么看？
社会学了没微信公众号高成新 刘洁
[摘要]面对快递师傅，官僚制度中的处罚对他进行了非人化处理：三方因素叠加起来，就共同导致了对快递师傅的非人化的罚款安排。社长说女：如果我和你妈同时掉进水里，你救谁？男：如果我和快递同时掉进水里，你救谁？●●●与快递员“撕逼”，社会学你怎么看？提起“快递员”，你会想到什么？穿梭在大街小巷的电动车、一份汗水一份回报的打拼、还是幽默搞笑的快递员段子……快递小纠纷首先简要介绍一下事件的经过：A君前几日在网上订购了一批书，下单两天后的中午接到快递员（是位年纪较大的师傅）的电话，听到对方说马上就把书送过去了，在外工作的A君便告知家人下楼取一下书。可是家人一直没有等到快递员，而A君又在“订单”中看到系统显示他“已签收”。心中有气的A君便在第二天上午与卖家说明了情况，卖家很快回话请他保持电话畅通，书不久便会送到。中午时，A君接到了快递师傅的电话，对方在“您好”后直接就说了句“您也不能这样啊”。A君想或许是快递员因此被批评了、但是我也没错呀，遂有些情绪地说“您把书送过来就行了，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拿到书后，快递师傅又给A君打电话，A君有事未接，后给快递师傅回了条短信，问他有什么事情，这时才明白了原委：原来在一开始打电话时，快递师傅说的是让A君去自提点取书，以为A君听明白也答应了，却没想到出了误会后，卖家直接向快递公司投诉，这时快递师傅将面临200元的罚款。送到书后，快递师傅本想对A君说“如果有人问您这事您能说是您家人代签，忘记告您了，您能这么说吗？我送一个快递才赚一块钱，让罚了就白干好几天，您看您能这么说吗？”（摘自快递师傅发给A君的短信）。没想到自己的一个冲动竟会给快递师傅带去那么大的麻烦，A君忙不迭地向对方道歉，并请快递师傅放心，一定会那样说的。当天，A君就接到了该快递公司北京总部打来的电话，对方只是询问A君现在是否收到了物品，A君说是。——这起快递小纠纷遂得到解决、落下帷幕。非人化与道德冷漠如果说上面是这篇文的经验来源，那么其智识启迪则是源出于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就反思纳粹暴行所写下的《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这本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分析鞭辟入里，读时酣畅淋漓，充分张扬了社会学的想象力与人文担当。在1990年，该书获得了社会科学中声誉极高的欧洲阿马尔菲奖(theAmalfiPrize)。我们对快递小纠纷的解读，就来自于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出的卓越洞见。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认为，大屠杀并非现代性的偏离与变种，而是现代社会机制失控时的产物，是现代工具理性脱缰后的胜利。也就是说，“在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种种可能条件之中，最举足轻重的因素恰恰就是现代性本身。”贯彻工具理性的现代官僚机制是现代性的典型代表。鲍曼指出，“官僚体系的一个特殊的能力是对行为对象的非人化，也就是可以用纯粹技术性的、道德中立的方式来表述这些对象。”换而言之，官僚体系将其对象视为一个没有个性色彩的角色或标签，用同质化甚至机械化的方式与之互动，剥除了对方的主体性。这时候，“作为对象的人已经被简化为纯粹的、无质的规定性的量度，因而也失去了他们的独特性。”就此，我们在这起快递纠纷中看的很清楚。▲被工具理性遮蔽的人性面对快递师傅，官僚制度中的处罚对他进行了非人化处理：在进一步交流前，A君只是将对方视为一个没有完成任务的快递员；卖家则只是担忧对方会有损店铺声誉，因而需要对之投诉并严惩；同时快递公司也只是认为应当处罚快递员，以维持工作秩序。——这三方因素叠加起来，就共同导致了对快递师傅的非人化的罚款安排。而快递师傅的申诉，正是在对抗这种非人化的处置：不论是他与A君的短信沟通中突出自己的不容易，还是向公司申诉时提出的误会式解释，皆是如此。“非人化”既是陌生人社会伴随着的必然互动模式，也体现了人与人彼此被当作商品对待的异化态势。这种非人化联系的恶果在于它生产出了道德冷漠：“一旦官僚体系执行的任务的人类对象被有效地非人化，并因此废止了作为道德需求的潜在对象，他们就会被带着道德冷漠的眼光来看待”；而这场快递纠纷告诉我们，一旦被非人化的个体没有顺利完成官僚常轨布置的任务，那么他们就会遭到毫不留情的处罚。中介化与道德盲视鲍曼还指出，这种具有社会距离功能的非人化，往往是通过在两个互动主体间插入若干中介变量来实现的：“我们这个理性社会最突出也最自豪地展示的成就就是对行动的中介化”，即在个人的设想与行动结果之间“充满了大量的细微行为和不相干的行动者。‘中间人’挡住了行动者的目光，让他看不见行为的结果”，这一点具体体现在劳动分工的细化等方面。举个例子：为什么从小就在背诵“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我们却在浪费食物时鲜有愧疚呢？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与粮食之间介入了太多的中间量：种田的农民、加工厂的工人、各行各业的服务人员……当我们面对最终的食物时，由于没有参与体验过种植作物的辛苦和食品流通的复杂，加之“创造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具有“非人格性和无色彩性”的货币媒介消解掉了蕴藏在食物中的独特价值，即齐美尔所说的“（现代社会）最终让货币价值作为唯一有效的价值出现，人们越来越迅速地同那些经济上无法表达的特别意义擦肩而过。”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对奢侈浪费现象的道德盲视。在快递小纠纷中，A君与快递师傅之间就介入了卖家和快递公司两个主体，通过将对快递师傅的处罚中介化，从A君到卖家再到快递公司，没有人觉得对受到委屈的快递师傅来说，处罚200元有什么不合适，因为他们都没有直接面对经历快递师傅的损失——是谓之“道德盲视”。这恰如鲍曼所言，“行动的组织越是理性，行为就越容易制造痛苦——而个人却保持着平静。”▲您的快递相应的，快递师傅维护自身权益的方法也就是打破这种中介化，直接与事件的另一个主体——A君沟通，去进行与制造距离的非人化相对的、拉进距离的“人化”努力。当然这种人化的努力要收到效果，最好还是在人与人之间，而不是在人与组织（也就是科尔曼所说的包含委托与代理关系的行动单位——“法人行动者”）、组织与组织之间进行，因为组织原本就是出于实现效率最优化的理性来设计的，而人却是具有感情、能够同理的存在。试想，如果快递师傅去向快递公司讲述这场误会和自己的不易，或者快递公司去向A君解释快递员实非有意并致歉，那么快递公司或A君可能都会觉得对方是在掩饰辩解，这样只会弄巧成拙、火上浇油，并不利于矛盾的解决。目标置换下的单位罚款权讨论现代化的科层制，除“非人化”外，“目标置换”这一弊病也常常引起人们的警惕。所谓“目标置换”，是指科层体制中的办事人员会渐渐将注意力集中于以何种手段完成目标，却不对整体的目标进行反思；也就是不去关注“做对的事情”，而只想“把事情做对”。单位的罚款权，就是“目标置换”的一个典型。问度娘可知：“《宪法》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罚款，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剥夺公民的财产权。依照《立法法》和《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对财产的处罚只能由法律、法规和规章设定。公司和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当然无权在规章制度中设定罚款条款，除非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按照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用人单位对员工罚款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而快递公司在不合法地运用罚款这项权力技术时，其1元（送1件快递收入）：200元（工作失误罚款）的比例，则体现出一种随意的“任性”，甚至有从现代的、重在协商的恢复性制裁向古旧的、重在惩罚的压制性制裁倒退的趋势，可谓是“理性的不理性”。攻击与赞同命题除从宏观的官僚体制着手外，我们也可以从微观的人际互动角度出发，将A君和快递师傅的这场纠纷看作是现代的交换行为，进行分析。霍曼斯交换理论中的“攻击—赞同命题”认为：当某人的行动未得到期望报酬，或受到非预料惩罚时，就可能采取攻击性行为以释放不满；相反，当其行动获得所期望报酬甚至超过预期，或没有受到应然的惩罚时，他便会感到高兴，并做出别人赞同的行为。在快递纠纷开始时，A君付款并确认“下楼拿书”后，却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而因误会将被处罚的快递师傅，则面临着意料之外的罚款。对此，二人皆心有不满、话语带刺，即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攻击性行为。这时，我们说他们处在“两败俱伤”的负和博弈。之后当A君收到了书并被赋予处罚快递师傅的权力后，就转入了单方面的“赞同命题”：这时候他不仅拥有货物，而且可以通过使快递师傅受损来发泄不快，因此A君与快递师傅此时处于“吃掉一方”的零和博弈状态。所幸A君没有那样做，而是承认了自己的不妥当，让快递师傅也从“攻击命题”进入了“赞同命题”：向快递师傅道歉，表示“我一时着急”“给您添麻烦了”；从快递师傅说的“您太客气了，没事，干我们这行不容易，如果都像您这样就好了，谢谢”可以看出，A君的做法让他免于遭受根据以往经验看起来似是既定的罚处。这样，纠纷的最终结果是两人都实现了互动目的（A君拿到了书、快递师傅免被罚款）、并都体验到了正向情感（A君和快递师傅都如释重负、握手言和），从而能够以“互利互惠”的正和博弈收场。无法挽回的沉没成本在分析A君和快递师傅的冲突—合作时，我们还可以引入经济学的“沉没成本”:“由于过去的决策已经发生了的，而不能由现在或将来的任何决策改变的成本，即已经付出且不可收回的成本”。可以说，气愤等负面情感便是这样的沉没成本：我们出于气愤而做出的决定，就好像泼出去的水或是钉住了的钉子，它往往需要个体在事发后花费更大的时间与精力成本去进行弥补。郑渊洁有句话对此说得很形象：“丢了东西生气，等于丢了50元后再扔5000元”。可以说，当我们任由不健康的情绪主宰自己，就是在支出更大更多的沉没成本。在发生纠纷伊始，A君和快递师傅都出于气愤而没有平和沟通，这就制造出了更大的损失，并不利于良性互动的进行：A君余怒未消，快递师傅也没有表述出自己的诉求；而当后来双方真诚沟通时，才从无效社交转入了有效交流，弥合了之前由沉没成本所造成的耗损。再说几句言说这个夏天，A君与快递师傅的这场纠纷，并不是旨在否认工具理性的必要性（在全球受惠良多后，这是无法逆转的），而是希望“有序运转”的我们能够不时跳出来，对自身无意识地受其规训的隐秘机制进行省思，不要让被异化的冰冷的麻木，吞噬了人际间的温情与敬意。（文/高成新
刘洁）本文转自“社会学了没”微信号：isocialor。腾讯文化合作媒体，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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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8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华大基因，撕逼再升级_同花顺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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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基因，撕逼再升级
　　牛熊君/本文系百家号独家约稿，略有删改。　　最近有点烦的华大基因，又被杠上了。　　被合作伙伴实名举报后，华大基因今日再被举报人控诉“曾找公安局要抓我们坐牢”。　　“举报门”发酵至今持续了17天，事情发生了多方反转。这究竟是“苍蝇不町无缝蛋”，还是“对手恶意诽谤”，这尚需相关部门调查，给出最后的答案。　　然而，不管是“举报门”还是“罗生门”，并不妨碍牛熊君好好扒一扒的兴致。　　1　　“举报门”始末　　6月26日，昔日的合作伙伴南京昌健誉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昌健”)开撕华大基因，以一篇《举报华大基因伪高科技忽悠欺诈涉嫌贿赂官员，大规模套骗国有资产》轰得华大基因下不来台。　　举报信例数了华大基因3大罪状：否认委托南京昌健运营的“国家基因库细胞中心江苏运营中心”的存在，同时迫害其他运营商；圈地开发房地产，骗取国家补助；伪高科技。　　南京昌健言辞激烈，直指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为“公认的大忽悠、大骗子”，并指责华大基因“出手狠辣抓捕了”几个合作伙伴。　　当然，华大基因也不是好惹的。　　6月26日，华大基因CEO尹烨出面辟谣，称举报内容绝大多数是假的，“这个人有点偏执，要黑我们也要有点水平，那些内容大家不可能信的，比方说从政府那忽悠6000亩地，这种事谁能信”。　　6月27日，华大基因曾发布澄清公告，否认在江苏参与任何房地产项目，也未曾获得土地资源。　　举报事件发生后，华大基因迅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在媒体的深挖下，事情一度出现了反转。　　至少2名曾经因华大单方面解约而负债的当事者，接受媒体采访时，在言辞、口径上表现出和南京昌健不一致的态度。　　其中的1名当事者——北京誉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梁松(以下简称誉马)，直接向媒体表示南京昌健发的举报信“无聊”、“非理性”，“华大基因在商业上的错误不可以去诋毁它在生命科学方面的一些成绩”，“希望尽快的把这个片翻过去”。　　北京誉马的言辞在南京昌健看来，则属于接受了华大基因的“招安”，但这遭到了北京誉马的否认，并表示“可以公开个人以及公司的账户”。　　据了解，在接受媒体采访前，北京誉马接受华大基因的邀请，赴深圳进行面谈。　　举报事件发生后，华大基因迅速展开公关，除了邀约曾经的合作伙伴、事件的当事者赴深圳进行协商，还在7月10日特意举办了“媒体开放日”，再次对外作做澄清说明。　　在这一次的澄清中，华大基因承认了南京昌健此前是华大研究院的合作伙伴，且曾与南京昌健讨论筹建“国家基因库细胞中心江苏运营中心”，但坚持“这个中心并没有存在，未曾真正建立”。　　在华大基因看来，“是华大集团早期商业化运作经验不足导致了举报门”。　　当然，这一切在南京昌健眼中，“还是在玩把戏”。　　至此，关于华大基因的“举报门”，成为了一个公婆各有理的“罗生门”。　　2　　股价腰斩，但水分还没有挤干净　　虽然事情过去了17天，华大基因股价涨跌，仍然难以摆脱“举报门”的影响。　　7月12日，华大基因收报102.35元/股，虽和最低跌至91.06元/股相比已有所反弹，但鉴于“举报门”事件仍在发酵，消息尚未被证伪，华大基因的股价仍难言乐观。　　从日至今，8个月的时间，华大基因的股价就从最高价的261.39跌破100元/股。华大基因股价高位腰斩，但就目前100倍的市盈率(TTM)来看，仍然有水分没挤干净。　　日，华大基因以13.6元的发行价上市，短短4个月时间股价一路狂飙最高冲至261.39元，相较于发行价股价涨幅超19倍，市值突破千亿元，位居A股医药类上市公司市值前三。　　此前，牛熊君曾撰文提到，上市时华大基因183倍的市盈率对标基因界老大Illumina 70倍的市盈率，已严重透支未来，既然市值被严重高估，必然要回到正常的价值范围内。　　就算在A股市场，道理也是一样。　　目前A股市场上做基因检测的有3家公司，其中华大基因是国内老大，贝瑞基因是老二，迪安诊断是老三，其中华大基因估值最高。　　但对比2017年的营业收入：华大基因为20亿，贝瑞基因为11亿；归母净利润华大基因为3.98亿元，贝瑞基因为2.32亿元。营收和净利润差距均小于1倍，但是市值方面差了近2倍。　　华大基因的龙头溢价显得有些虚高，而估值太高会让投资者恐慌的。　　事实上，通过对比华大基因2017年报和2018年一季报的十大流通股东,可以看出外资机构正在加速撤离。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和高盛均退出了前十大流通股东，应该也是看到了华大基因大幅上涨后过高的估值。　　从华大基因2017年的财报数据，我们也不难看出外资撤离背后的思量。　　2015年和2016年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2.62亿元和3.33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832.05%和26.93%。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8亿元，同比增长19.66%。　　显而易见，3年来净利增长明显放缓。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华大基因营收中毛利率最高的部分，2017生育健康产品的毛利率达67.77%，与2016年相比下滑了8.64个百分点。　　股价上市就暴涨19倍，但业绩增速却在下滑，那么赚够钱的外资投行，能不跑吗？　　3　　华大基因更大的隐患　　当然，股价跌了只是一方面，我们看一家高科技公司未来的潜力如何，还要看公司的研发能力。　　华大基因号称基因界的腾讯，那么它的创新研发能力如何呢？　　据华大基因招股说明书数据，截至日，公司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为17,166.57元，主要为2013年12月公司从华大研究院和华大控股处购买的20项专利权和专利申请权，账面原值为20,735.00万元。上述20项专利权和专利申请权应用于公司的生育健康类服务。　　也就是说，华大基因最赚钱的技术服务，很大程度上还是靠购买引进。自然，靠拿来而非原创的技术，所面临的风险便是技术迭代的滞后，以及同行的竞争。　　随着无创DNA检测服务越来越普及，该项技术的门槛将越来越低，面对市场竞争，华大能做的也只有降价。　　更有意思的是，若是对比从2015年至今的无形资产数值，在计提摊销后，实际上华大基因的无形资产是逐渐减少的，这也就是说，实际上无形资产原值这么些年来几乎是没什么变化的(账目原值包括软件、专利权及非专利技术)。　　在这基础之上，我们来看看华大基因的研发投入，年，华大基因的研发支出为1.3亿、1.01亿、1.76亿、1.74亿元，分别占同期营收11.54%、7.72%、10.33%、8.32%。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每年平均10%的研发投入，竟然换不来研发专利或成果的产出？研发费用都去哪了呢？　　在招股说明书的风险提示里，华大基因就很直白的说了，“如果公司在投入大量研发经费后，无法研发出具有商业价值、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将给公司的盈利能力带来不利影响”。　　你看，上市之初华大基因就坦诚相告了：万一研发失败了，你可不能人没我提前说。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华大基因的业务模式主要是，向测序仪器提供商采购仪器、培训测序操作人员，为医院、实验室、制药企业等提供基因检测和实验提供外包服务。　　这样的业务模式有很明显的弊端就是，收到上下游厂商的牵制，自己没有定价权。当然，华大基因很快就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想到的短平快的解决方案：买!　　2013年通过收购纳斯达克上市公司CG，填补了核心技术上的一大空白。通过收购CG，华大基因成为基因测序领域的上游公司，但其科研实力依旧难以让人恭维。　　在2017年基因测序行业进入第三代技术迭代的时候，由于核心技术和研发能力尚且薄弱，华大基因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去年10月上市的华大基因自主品牌BGISEQ-500测序仪，也没有真正打开市场，基本都被华大自己使用。　　华大基因显然还不太够格自称自主创新的高科技企业，但这一切并不妨碍华大基因继续用此包装自己，毕竟无论是在资本市场上寻求股价上涨，还是在获取政府补助上，包装还是第一生产力。　　之前暴涨的股价而今已被斩去60%，不知接下来政府补助是否也会被打折扣？如果走到这一步，对华大基因可不是什么好事，因为2014年-2017年政府的税收优惠和补助为华大基因贡献了20%多的利润！　　数据显示，2014年-2017年，华大基因和下属公司所享受的所得税税收优惠金额分别为 534.45 万元、2,861.26 5元和 3,450.45 万元，3,368.84万元，税收优惠占公司各期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7.13%、8.83%、 8.42%，8.5%。　　2014年-2017年，因为测序仪研发这块业务获得了政府大量补助，分别为 1759.27 万元、2098.16 万元和 3441.25 万元、6728.38万元占各期利润总额的比例为 23.49%、6.47% 、 8.40%、15.88%。　　能赚钱是资本市场上最有力的通行证，华大基因当前面临着杀估值，如果业绩再无显著提升，加上政府补贴的可能减少，那么很可能面临一个戴维斯双杀的过程。　　活到100岁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去检验，股价能不能稳在100元以上，可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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