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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长三角规划宁杭城市等级之辩： 杭州真的不如南京吗？
　　记者 姚建莉
　　杭州在GDP总量、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方面都超过南京，新经济优势胜过南京，南京产业转型压力大过杭州，但交通、人文方面，南京高校资源、铁路资源等均胜过杭州。
　　日前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南京被定位为长三角城市群唯一“特大城市”(上海是“超大城市”)，杭州与合肥、苏州同为“Ⅰ型大城市”。
　　此消息一出，“杭州不如南京”的声音四起。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该规划划分标准仅是依照城区常住人口。从城市本身实力而言，南京、杭州的定位一直是长三角的副中心城市，不相上下。
　　而从两地的经济、生态、人文等多项指标对比发现，经济方面杭州在GDP总量、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方面都超过南京，而且杭州互联网产业发展势头迅猛，新经济优势胜过南京，南京产业转型压力大过杭州。但交通、人文方面，南京高校资源、铁路资源等均胜过杭州。
　　为什么南京被划为特大城市而杭州不是？
　　此《规划》以上海为核心，涉及江浙沪皖三省一市26个市。
　　规划中，将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定为超大城市，仅上海市；人口500-1000万之间的为特大城市，仅南京市；人口300-500万的为I型大城市，分别为杭州、合肥、苏州市。
　　南京因为人口超过500万而被确定为长三角特大城市。这一划分标准首次提出是在国务院2014年11月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其所用的人口指标为：城区常住人口。城区是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所辖区域和其他区域，不包括县和县级市。
　　杭州虽然面积大，但下辖了两个县(桐庐县、淳安县)和两个县级市(建德市、临安市)，城区常住人口没有达到特大城市标准。
　　南京则不同，只有市辖区，已经实现全域市区格局，常住人口达到823万，其中城镇常住人口667万，达到国家特大城市标准。
　　杭州新经济优势超过南京
　　城市规模不及，就可以此判断杭州不如南京吗？细看两地近些年的经济、社会各项指标可发现，下这样的结论恐为时过早。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宁越敏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指出，城市的孰优孰劣是根据其经济、生态、人文等多方面指标，而不只是看一个地方主城区的常住人口。
　　实际上，根据2015年统计数据，杭州、南京实力虽总体不相上下，但部分指标上杭州还略胜一筹。
　　首先是GDP总量，2015年杭州市GDP突破1万亿大关，达到10053.6亿元，成为中国大陆第十个GDP过万亿的城市，而南京去年的GDP为9720.77亿元，排在杭州之后。
　　另外，杭州在第三产业增加值、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等三项指标上都超过南京，增速上除固定资产投资外，其余两项也均超过南京。
　　近几年杭州信息经济迅猛发展，逐步成为杭州经济新引擎，而老工业基地南京受化工、钢铁等高污染传统产业影响，转型升级相对较难。
　　最为典型的是，杭州经济新业态方面有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2014年纳税109亿元，平均每天纳税近3000万元人民币，以“阿里系”为代表的互联网产业集群带动了整个城市的创新创业发展。
　　南京虽有苏宁这样的零售业大户，近些年也在转型往电商方向发展，但无论是规模还是业态都不可与作为BAT之一的阿里巴巴并论，尤其是没能形成金融创新业态。
　　数据显示，电子、石化、钢铁和汽车等传统产业依旧是南京工业的主要贡献者。2015年，南京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13065.80亿元，其中重工业总产值达10144.20亿元，占比高达78%。
　　杭州则在2015年果断关闭了杭钢、半山电厂、萧山电厂等高能耗产业，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没有钢铁厂、没有燃煤电厂、没有黄标车”的“三没有”城市。
　　这在两地的空气质量指标中可见一斑。根据环保部发布的《2015中国环境质量公报》，从全年的空气质量来说，南京稍逊于杭州。
　　南京交通、高等教育资源胜过杭州
　　一座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包括市内、市外)尤其是铁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潜力，这也是为什么近些年全国各地争抢高铁资源的重要原因。
　　衡量一座城市的铁路建设情况，可以从这几个指标观察：是否处在铁路干线上，是否为干线枢纽城市，铁路车次数量，可通达城市数量。
　　而在这些指标上，南京完胜杭州。
　　首先，根据国家在2008年规划的“四纵四横”高铁线路网，南京和杭州均处在铁路干线上。南京处在京沪高铁和沪汉蓉客运专线上，杭州则地处沪昆高铁与东南沿海客运专线上。
　　而从车次尤其是高铁动车车次数量来看南京以533趟车的优势力压杭州的426趟，超过北京、广州和深圳，仅次于上海。
　　另外，日，南京获得高铁枢纽的“顶配”——动车段，动车段是高铁动车机车的日常检修和维护基地，因为线路划分，动车段的管辖范围按照区域范围来划分。
　　此前，整个长三角地区，仅上海有此“殊荣”，南京、杭州、合肥都在其管辖范围内。新近成立的南京动车段，覆盖南京、南京南、合肥南、徐州东等。而杭州目前依旧由上海动车段负责。
　　就市内交通状况而言，南京也优于杭州。
　　根据高德地图《2015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在被统计到的12个长三角城市里，杭州在高峰时期的行车速度最慢，时速只有21.19公里，南京处于中游，时速为27.52公里。
　　与交通等硬件相比，杭州最“吃亏”的还属高校资源远远落后于南京。
　　南京拥有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河海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8所985、211大学，而杭州同类高校只有浙江大学1所。
　　由此也拉大了两地科研机构、科研人才方面的差距。
　　城市等级划分或影响未来房地产发展空间
　　杭州、南京作为上海的副中心城市，各有千秋。但此次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划分，尽管依据的只是城区人口规模，对今后两地发展产生的影响是否会有差别？
　　有学者提出，南京被定为长三角特大城市后，经济发展空间会得到提升，其中很关键的就是用地指标和政策等。同时，一个城市的等级和人口，直接影响它的房地产市场发展，城市等级不一样，资源投入不一样，楼市发展空间自然也不同。
　　就目前而言，南京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远远低于杭州，但增速是杭州的近4倍。2015年，南京市房地产开发投资额1429.02亿元，增长27.0%；杭州市房地产开发投资额2472.07亿元，增长7.4%。
　　另外，过去五年内，南京房价涨了22.8%，杭州则下跌了2.7%。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这主要是因为前几年杭州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过高导致的供应量过大，而杭州楼市的购买主力为浙江本省人口，南京楼市则吸收了不少安徽南部等外来人口。
责任编辑：王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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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淼等：大湾区与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比较、转型问题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
扬子江城市群和大湾区城市群，存在不少差异：（1）创新基础和创新主体多维构成不同；（2）外向型和开放经济的构成不同；（3）区域内城市协同或互补性不同；（4）政府服务主动性不同；（5）改革和制度创新不同；（6）经济发展核心主体即企业的生存环境不同；（7）人才的构成与作用发挥度不同。
基于上述差异，扬子江城市群的提升路经是：（1）进一步明确群内城市定位，培育核心极，实现产业异质同构，发挥城市协同作用；（2）适当区划调整，突出扬子江城市群的国内外辩识度和功能定位；（3）进行制度创新改革，打造真正的服务型政府；（4）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在战略新型产业或企业发展方面，要系统地持续发力；（5）要提升民生质量，筑巢引凤，留住真正创新创业企业家等优质富有竞争力的人才。
陈东（南京大学博士后）：
一、就全球化的城市来说，大湾区和长三角都具备了这一特点，但动态上有变化。大湾区长期以来有香港这一国际化的开放的自由贸易港，加上深圳异军突起，双核支撑，周边还广州、东莞等城市，具备全球化城市良好基础。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更广泛，但双核驱动性没有大湾区强，主要依靠以上海为中心的“一核”和“两翼”：“一核”指上海，“两翼”一般指南京和杭州（苏州、宁波也可以认为是”两翼”）；但长三角多点开花，具有全面发展优势；同时未来城市发展空间更大：南通可以比照浦东发展成为“浦北”明珠，宁波依靠交通连通打造成“浦南”，合肥异军突起将泛长三角“一核两翼”的三角形打造成平行四边形，沿江高铁和宁杭高铁如平行四边形两条对角线，进一步打造各种快速通道并产生城市化加速效应。所以，从未来空间发展格局来说，长三角要优于大湾区。
二、从全球化的产业来说，大湾区的产业和长三角的产业略有区别，大湾区的产业偏重于金融业、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而长三角制造业则较为齐全。如果从GVC的链条位置来说，大湾区略高于长三角：正如前几天一篇文章评苏州“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样，这几年长三角企业转型升级步入快车道，以代工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也处在浴火重生的加速转型升级阶段；加上长三角制造业门类齐全，生产能力雄厚，若转型成功将更能代表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也能在打造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三、从全球化的企业来说，大湾区的知名企业占优，但长三角“单打冠军”较多，即大湾区“塔尖”，长三角“底厚”：大湾区拥有如华为、腾讯、百度等全球知名企业，长三角似乎让人耳熟能详的企业不多，阿里巴巴这样全球知名企业较少。但长三角单打冠军较多，全产业链的节点知名企业面广量大，如光电行业的亨通集团、纺织行业的恒力集团、零售行业的苏宁云商、零部件供应商的万象集团等，以及很多不知名的配套行业，这些行业如果将来能进行排列组合，形成合力，进一步嫁接高科技内核，将会产生遍地开花的效果。
四、全球化的人才。大湾区吸收人才的环境较好，长三角培养人才的基础较好。大湾区目前在制度创新、人才创新环境等上，要优于长三角，出现了青年人才、高端人才云集的局面；长三角高校云集，名校扎堆，人才基数大，但没有充分利用“人才产能”。未来长三角如果进一步优化创业环境，进一步加大对高端的支持，完全可以将人才进一步利用起来。对人才的使用，不能仅盯着国外的人才引进，长三角未来需要做好区域内人才的使用，并虹吸国内外高端人才。
此外，（1）从中国的区域版图来看，长三角更有优势，中国的经济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长三角就处于这条线的中间，连续南北，承东起西，背靠长江流域腹地，外接东北亚和北美；打造“一带一路”向西开放格局中，长三角承担着连接过去的向东开放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向西开放的中介作用；“一路”上同样可以成为连接东北亚和向西南开放的中介点。（2）长三角目前主要在制度创新上弱于大湾区，这也是香港长期以来在制度辐射上的优势所带来的，未来大湾区的优势仍要继续发挥香港的特殊地位，如果香港的制度辐射动力衰减，将会对大湾区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长三角下一步需要在制度环境上有更大的作为，才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承担更大的作用。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1）差异。长三角涉及成员26个，而粤港澳为11个；长三角涉及空间范围为21.17万平方公里，而粤港澳大概为5.6万平方公里，前者几乎是后者的4倍；长三角覆盖人口大概为1.5个亿，而粤港澳大概为9000万，前者大概是后者的1.67倍。（2）共性。两者都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策源地之一，是中国转型升级的前沿阵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系统重要性。
共性之处，让长三角和粤港澳有了可以对比的地方；然而，差异之处释放出来的信息，就是相对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显得过于分散，无法在点上聚焦。这就意味着，相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作为珠三角的统领性动力源，长三角可能要走一条不同之路，即形成多个发展动力源中心。
从沿海型发达国家经验看，实施“多湾区城市群战略”是他们的现实选择，如美国的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日本的东京湾和大阪湾。对于中国来说，“多湾区城市群战略”应该也是必然选择。目前看，除了粤港澳大湾区外，现在议论得比较多的还有杭州湾（依托上海、杭州、宁波等城市，杭州湾确实可以有所作为），然而，这仅仅是长三角南翼的一个湾区城市群，在长江口，包括上海、南通和苏州在内的城市同样能够构筑一个长江口湾区城市群，与南翼的杭州湾形成对位，成为长三角北翼的湾区城市群。
关于扬子江城市群，其优势在于都是省内城市，劣势在于出江入海口被上海把守。如果不能把上海吸纳进来，就像一个缺了半边脑袋的龙头。近年来，南通一直把自己定位为上海的“北大门”，其实，这一定位，尽管相对过去有很大提升空间，但是，还不够，南通还应有一种大家意识，把上海视为自己的“南大门”，向宁波等城市学习，全面融入、对接、利用上海。当然，这仅仅是上海之于南通的意义。上海之于扬子江城市群，江苏应该把它定位为扬子江城市群的“东大门”，是江苏经济出江入海、走向世界的门户。
最近看过一篇文章，是对粤港澳大湾区中广州南沙的定位分析，个人感觉，现在的崇明岛，跟南沙有类似之处，开发强度也不大，是可以大有可为的着力点。
金心异（深圳独立学者）：
我谈谈两个城市群所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或挑战。一、市场化。如何智慧地推动市场化改革也就抢占了先机，对此地方政府要有清醒的认识：政府力量是有限的，一定要务实推动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力量。
二，法治化。国家的方向一定是法治国家，无论过程多么曲折漫长。市场经济一定得是法治经济，否则就无法有效运行。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中不朝令夕改，要给别人（投资者、企业、国民）以稳定的预期，要让人敢来、愿意来、来了能呆得住、不害怕（有安全感）、有信心、不想走，觉得别的地方都不如这里。
三，国际化。两个城市群都是参与全球竞争的主要代表，过去的国际化有很大成就。未来，不要被“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迷惑、冲昏头脑，不要急躁冒进，要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市场，熟悉国际规则，遵守国际规则，利用国际规则保护自己的利益。
林学军（暨南大学）：
长三角最大的好处在于制度统一，货币统一。欧盟打造世界最强的经济同盟，就在于统一的市场，统一的制度，统一的货币。统一，开放，带来的活力无限，产品、生产要素进入一国市场，就可以在欧盟内畅通无阻，因此，可以吸引世界的企业、资本，创造全球的财富。
粤港澳大湾区的最大问题在于统一。由于一国两制，大湾区内三地制度不同，货币有三种，虽然取消关税，但三地仍然有关卡，商品、货币、人员的流动还是受到许多阻碍。所以要建设好大湾区，深度融合，形成统一的市场，统一的制度，统一的货币是关键。市场和制度的统一在于保证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的法规、法令，逐步实现开放、统一的市场，拆除所有行政藩篱，促进商品和要素的流通。货币的统一目前也许比较困难，港币目前还在发挥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入，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应当逐步统一三地货币，减少交易和投资的成本。三地还要促进人员的流动和交流，如统一的身份证，统一的用人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居民可以在三地自由迁徙，自由就业。达到三地紧密的一体化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必定会迸发出无穷的魅力。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
人类居住区域主要集中在水源较为丰富的地区，也在这些地区形成城市。海洋运输的发展推动了国际贸易，从而沿海形成外向型经济为主体的城市。即使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分布在海湾，也未必能形成湾区经济。湾区经济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城市间的经济关联度较高，专业分工明确，城市形成交叉网络。城市不只是简单的罗列，否则，只能是城市堆，而不是城市群。（2）湾区地理因桥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新建而改变地理格局，从原来的半封闭状的交通链接变成封闭状，从而大大提高了原有区域经济关联度。据此判断，真正成型的湾区经济目前中国仅有粤港澳湾区和杭州湾湾区，环渤海湾湾区短期内无法形成。由于环渤海湾范围过广，即便是未来，环渤海湾是否能够发展也取决于跨海大桥系列（或隧道）的形状。
不同于粤港澳湾的发展思路，长三角城市群在现有范围内难以改变地理格局。长三角未来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向西、向北、向南的地理扩张，重点发展南京和杭州两个次中心城市。
闫浩（江苏经信委）：
湾区是由一个或若干相连港湾组成的地理区域，全球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湾区。湾区经济是临港产业、海岸贸易、都市商圈与湾区地理形态聚合而成的区域经济格局，港口与枢纽城市在湾区经济中发挥辐射与纽带作用。全球知名的海湾有几千个，但真正意义上的典型湾区经济区只有三个，即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
上海南翼，由上海-杭州-宁波组成的杭州湾是典型的海湾，目前浙江正在联合上海倾力打造杭州湾区经济。上海北翼的长江江苏段（以下称扬子江）一直是内河航道，似乎与海湾无关。但是，“十二五”期间竣工的负12.5米航道疏浚工程已经使五万吨级海轮能够全天候直达南京（过不了南京长江大桥）。因此，扬子江实际上已经成为海湾，江苏的沿江港口城市已经成为海港城市。与典型的海湾相比，370公里的扬子江深入腹地，把上海与沿江腹地紧密联系起来，沿岸城市人口密集，产业基础雄厚，交通网络完善，沿岸城市集内河港口与海港功能于一体，江海联运优势十分突出。江苏省正在编制的扬子江城市群规划应该为扬子江湾区规划未来。
由此看来，长三角是由中心城市上海与南北两翼的两个湾区共同组成的大湾区。长三角与粤港澳各有所长，长三角的制造业基础强于粤港澳，深圳的创新文化优于长三角，两个湾区都有条件成为世界级的湾区。
孙国民（南京大学博士后）：
一、共同点方面：（1）都是体制机制的先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2）目标定位都是世界级城市群，在定位级别上应属于同一层次；（3）都是实践市场经济的区域，无论大陆还是港澳，都不因制度的不同而偏离市场经济体制的取向，只是程度上的差异；（4）新动能培育方面都具有很好的基础和潜力，特别是大学科研及学术优势，也包括中国最好最活跃的市场主体——企业；（5）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国家队。
二、不同点方面：（1）制度差异性。粤港澳大湾区存在广东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香港与澳门资本主义制度特区“一湾两制”的“制度混合”特点。（2）开放度不同。广东和港澳较长三角先行一步，开放优势的增长相较长三角有所削弱，但开放存量优势依然高于长三角；此外香港的“国际联系人”角色是目前国内城市无可比拟的优势。（3）国土资源及经济实力不同。长三角城市群涉及26市，国土面积21.17万平方公里，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约14万亿元，总人口1.5亿人；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广东9市以及港澳，总面积约占长三角城市群面积的1/4，生产总值约10万亿元，人口约为9000万人。（4）发展质量不同。长三角总量大，但在人均GDP方面大湾区占相当大的优势。此外，香港、澳门是中国服务业最发达的地区，深圳是中国最强的创新驱动强市及制造业强市，广州制造业也相当强悍。总体上看，产业优势粤港澳大湾区胜出。（5）动力支撑不同，特别是教育科技支撑差异显著。从高校上来看，尽管香港的高校在国际排名中占有优势，但在国家定位和实质性国家地位及贡献上不及长三角C9大学实力（好比台湾大学国际排名很好，很多年份超越北清，但不能说明他就是中国第一，更不能说明他的实质性科技贡献第一，如果真的是实质性第一的话，台湾的科技就应该超越大陆，显然不可能。上述判断基于此），因此教育科技支撑长三角胜出；但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粤港澳大湾区胜出。从市场主体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大（大企业）、好（好企业）、高（高水平企业）、名（著名和知名企业）、强（实力强的企业）”企业少，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胜出。上述分析还说明，长三角教育科研优势转化不足，大湾区教育科研承接优势明显，对生产力促进作用明显胜出。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新工业革命为中国各地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各地在利用这个机遇的方式上有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决定了某一地区在未来是自然地延续还是人为地重构其竞争力。
在发展新工业革命中的一些新兴产业上，虽然长三角和大湾区两个城市群有差别，如大湾区有无人驾驶，生物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长三角有新能源和工业机器人等产业，但总体上看，大湾区已经跑在前面，长三角还处在转型的探索中。
造成这种差异的最主要原因是两地发展的机制不同。大湾区的产业转型是在市场竞争机制中，由一批创新领先型企业带动的；而在长三角政府的努力要大于企业，由于政府对新兴技术产业的敏感性滞后于企业，所以政府的努力实际上阻碍了企业的创新活动。
港珠澳大桥的贯通将加快大湾区城市群一体化和资源优势互补，香港-深圳及其他城市将构成效率强大的研发-创新-规模化生产集聚区。但是，长三角很难做到这一点，尽管拥有中国最高水平且最集中的研发资源。
楼稼平（宁波布衣）：
（1）长三角成员属一个政治实体，但分别存在省直辖市、副省级、省直管市三个层级，成员长官或首脑的垂直升迁路径有互不相干的三个管道，即沪、苏、浙；而大湾区则分属三个政治实体，其中就粤省而言，跃迁层次固然与长三角相同，但升迁管道只有一个，即粤省。（2）相对来说，长三角的协作、竞争反而比大湾区会容易且充分，而且竞争态势也会显得温和与有效。比如，嘉兴、南通分别与上海的合作，假如都出成绩的话，嘉兴、南通的地方长官或首脑会分别晋升到浙、苏之省级；但东莞、中山分别与穗、港、澳合作，假如成绩相同，但接下来他俩就将面临只在粤一省内争一席的竞争，而这一席，是其他9个成员也盯着的。这种竞争的态势，如果中央无暇或无意掌控，内耗就是巨大的。（3）长三角的合作-竞争态势属垂直性多元化，大湾区则属横向性多元化，一般而言是后者较有优势，这也是大湾区发展较早的原因。
王辉龙（南京党校）：
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崛起对长三角的发展应该是利大于弊。除非出于行政垄断原因（如曾经的北京之于河北），一个区域的发展对周边及其它区域总会形成溢出效应。
从文化上来说，粤港澳更偏向侨文化，开放度更高，更适宜新理念、新制度、新机制的植入；长三角是吴文化、徽派文化、海派文化的交融，江苏因鱼米之乡形成小富即安的思维习惯，浙江和皖南因资源条件所限都有营商传统，上海多少有点高高在上的优越感，长三角接受新事物的意识和能力不如粤港澳。但大湾区的融合难度大于长三角，主要受制于现存制度和人们对大湾区的共识程度。上海对苏南和浙北的辐射力，以统一的市场和相似的制度为基础，加上相通的文化和理念，经济活动从上海溢出到周边几乎无障碍。香港经济曾经深度嵌入珠三角，也是得益于这种统一的市场体系。粤港澳大湾区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信心和共识，桥通了，心更要通——关键就在于稳定、开放、透明的制度。长三角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分工与合作，在长三角城市扩容后，迅速地使新加入地区融合进来，既是难点，也是未来发展的潜力。有多少企业资源和人才储备，其实都内生于当地的市场条件和社会环境。是长三角强还是大湾区优，就看哪里的市场条件和社会环境好了。总体来看，目前长三角还是优于大湾区的。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1）城市群内部，应强化中心城市向外围城市的扩散效应。在上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主要表现为周边地区要素和资源向中心城市集聚，进而推动中心城市的发展；负作用主要表现为城市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拉大。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扩散效应主要表现为制度扩散、功能扩散、资源扩散，从而真正实现整体发展。
（2）城市群之间，应着力推进基于国家价值链的区际分工协作。着眼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逻辑路径是以国家价值链为基础，最终形成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只有加强各城市群之间的分工协作，基于内需的国家价值链才有竞争力。
（3）中心城市的先进制度应该更多向周边扩散。中心城市的部分功能也需要往周边扩散，信息流和资金流也是如此。中心城市的引领功能，需要从原有的中心城市集聚模式转向中心城市扩散模式。
刘志彪（长江产经研究院）：
两大城市群都是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我从产业在空间上的配置和分工规律的角度，比较和展望一下它们的发展演化格局。
在过去长三角的一体化发展中，城市群中的核心和龙头上海，其城市功能是作为降低长三角地区交易成本的全球性城市，而其他地区（扬子江城市群和杭州湾城市群）则成为了降低制造成本的全球制造业基地。在现代经济运行中，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低的地方，往往直接制造成本相对地高，反之亦然。因而产业在空间配置上必须寻求综合性的“制造成本+交易成本”低的环境。这是跨国公司在产业配置上，把总部经济放在上海、而把生产制造环节放在江浙的主要依据。一般来说，由于交易成本是现代产业发展中必须降低的主要成本，而降低交易成本的主要环节，又都密集地分布于第三产业之中，因而上海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发展深度和高度，就直接决定了整个长三角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二十年来，上海通过“四个中心”（国际经济、贸易、航运、科技）的建设，大力发展以总部经济为特征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加大了与周边地区制造业经济联系，其交易成本的降低，直接推动了江苏和浙江的制造业向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攀升的进程。
与此相同的是，粤港澳城市群在过去的发展中，香港作为这个大湾区的中心和核心，其世界级城市的功能也是体现在它可以为其他地区降低交易成本而服务。“前店后厂”是早期的产业空间配置模式，广袤的珠三角地区成为价格低廉、竞争优势十足的世界制造中心。其实，港澳尤其是香港，其降低该地区发展的交易成本的功能，更重要地体现在它的先进的市场经济理念、灵活的市场经营机制和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上。这是过去珠三角地区发展领先的主要原因，也是早期长三角城市群所不具备的优势。近些年来，深圳作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迅速崛起，与此有直接的关系。不过，由于边境线的分割和社会制度的区隔，又加大了港澳与广东南部两地生活成本的差异，增加了这个湾区整体上的制度成本。这是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相对不足的地方，也是我们判断被一体化程度更高的长三角城市群逐步赶超，以及香港近些年来相对竞争力有所降低的内在的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两大城市群未来发展演化的格局，取决于它们在空间和机制上的一体化程度，具体来说就是：上海只有始终不移地坚持形成现代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方针，加快构建以服务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转移和外包传统服务业以及二产中的一般制造业，集中资源和力量投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强化服务、管理、集散、创新等城市职能，才能真正形成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竞争力之“核”，吸引力之“源”，辐射力之“极”，并以此为主体，与扬子江城市群和杭州湾城市群共同发展为网络化的城镇体系，才能真正地体现出世界级城市群的国际竞争力。
同理，粤港澳城市群未来的竞争力，也主要取决于：（1）香港与澳门、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程度。如何大幅度减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制度成本，是制定该地区发展战略时首先要考虑的头等大事。（2）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香港在现代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上不能“大陆化”，否则将会逐步失去这个世界级城市的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同理，广东南部发展要避免“港澳化”，即避免金融、地产泡沫化，坚定地振兴实体经济；（3）必须加快香港澳门相关服务产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目前过度依赖金融、地产、港口、批发零售、博彩的产业格局必须改变，更要注重其具有知识内涵的科技创新中心功能的建设。可以考虑的途径是既可以加大与深圳科技创新中心功能的合作，又可以加大引进国际智力资源。
宋凌炎（江苏精诚&精缦毛毯）：
我们回顾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起到了主导作用，学习珠三角应该学习他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制度。你有一片森林岛，必定会吸引各种各样的鸟雀来筑巢，如何创造一个适合的营商环境是首要考虑的问题。比如：住房、教育、医疗等等，能让外来人员同样具有安全感。
曾楚宏（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粤港澳和长三角城市群的差异不在硬性交易成本也就是通过技术手段可以解决的交易成本如通关成本和运输成本等的比较上，这方面双方的差距将越来越小也最容易改进提升，港珠澳大桥开通等就是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将来决定两个城市群发展潜力的更重要的是软性交易成本，即各交易主体的理念、信任、预期等所引致的组织协调成本，这不是通过发展技术搞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件就能降低的。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目前最大的不足就在这里。长三角多年的发展一直是以上海为龙头进行产业布局和价值链分工的，上海的江湖老大地位和身份不断得到认同和强化，区域内的城市如杭州南京等对此也比较接受。因此，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和组织成本较低，龙头（上海）一动，龙身（其他城市）也随之相应行动，再加上共同的制度形式和文化习俗，这种结构化的趋势越发增强。反观粤港澳，早年香港经济一枝独秀，广东甘心做小弟听从大哥的安排，“前店后厂”模式取得了不俗的成效。然而随着近年来香港经济的下行以及广东经济的不断提升，粤港之间的提防和猜忌已经逐步取代了以往的信任和合作。再加上广东本身还面临着广州深圳双雄争霸的不稳定因素，所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首先要解决三个参与主体的身份地位问题，也就是结构化的问题。否则，三方的组织协调一致行动就无从谈起。一旦三方的座次排定，身份明确，就如长三角一样形成结构化的格局，充分发挥香港国际自由港、澳门面向葡语西语系国家连接通道和广东创新要素不断积聚优势，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不可限量。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
陈东，南京大学博士后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金心异，深圳独立学者
林学军，暨南大学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
闫浩，江苏经信委
孙国民，南京大学博士后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楼稼平，宁波布衣
王辉龙，南京党校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刘志彪，长江产经研究院
宋凌炎，江苏精诚&精缦毛毯
曾楚宏，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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