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还有多少年轻人可抢？｜ 沸腾未来，中国还有多少年轻人可抢？｜ 沸腾新京报评论百家号▲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文 |肖隆平十多年前，如果你问一名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会去哪座大城市，很多人可能首选“北、上、广、深”。如今，当你再问一名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会去哪座大城市，传统的四大“一线城市”已经不再是仅有的首选城市。在一些关于“你们会选择在哪座城市生活？”类似主题的帖子里，武汉、重庆、杭州、成都和苏州等城市均成为了年轻人的选择。十多年时间，希望到外面去闯一闯的年轻人对于选择哪所城市，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同时，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也于去年开始轮番上演“抢人”大战，送户口、送钱（生活、住房等各种补贴），送房子……真可谓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就差送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年轻人与城市，相互选择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潮流。因为这背后面临着一个共同话题：年轻人正变少，趁早多抢几个，城市才能维系其发展轨迹。年轻人正“物以稀为贵”2017年10月，湖北省政府发布了《2017年湖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紧缺人才需求目录》，湖北省仅战略性新兴产业即共紧缺人才总计2405人。的确，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档口，面临的最大问题却是人才短缺。2017年初，教育部、人社部和工信部联合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数据显示，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将面临大量的人才缺口。其中，到2025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和电力装备领域的人才缺口都将超过900万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人才缺口将达450万人；新材料领域人口缺口将达400万人等。这只是几个人才缺口较大的产业，还有若干个新兴产业同样面临人才短缺现象。而产业是“兴”城的关键，仅靠金融等第三产业来“兴”城的数量还是有限，大量的城市需要有新兴产业来支撑其未来蓝图的实现。问题是，我国年轻人的总数在不断缩小。国家统计局通过抽样调查所推测的的数据显示，2011年～2016年，我国20岁～24岁青年所占总人口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作为“师傅级”的35岁～44岁骨干量所占总人口量的比重也是持续下降。30岁～34岁的青年所占总人口比重未出现太大变化，基本保持在7.1%～7.6%间。仅25岁～29岁所占总人口比重出现了增长。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全国95个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信息监测的数据显示，2015年第一季度以来，我国人才市场需求人数有所增长，但求职人数有所下降，且呈逐渐扩大之势。从区域来看，东部和西部的供大于求现象更为严重。▲ 该组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根据抽样调查数据推测所得，与精确数据会有一定出入（2010年数据缺失，因为国家统计局未公布。2017年数据尚未公布。2018年统计年鉴才公布2017年数据。）从另一个维度来说，高等教育本专科院校输出的人才数在2010年出现下跌现象后，此后几年的增速明显放缓。中专生的输出在2009年出现增速放缓后，2013年后的毕业生总数更是持续下降。与本专科院校毕业生数的比重由2013年的1.06：1迅速下滑至2017年的0.68：1，毕业生总数几乎减少了一半。作为相对高端的人才，研究生2017年输出数尽管是十年前的约两倍，20年前的十多倍，但总量并不大，一年输出的人数尚不超60万。▲ 近二十年来我国人才输出趋势变化图（2002年以前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数未出具)。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按照相关机构数据测算，到2020年，15-24岁的年轻人将由2010年的2.45亿减少至1.78亿，该年龄段的劳动力则只有6000万，是2006年的一半。到2050年，15-59岁的劳动力人口将由目前的9亿人减少至7亿人。这就是说，当更多城市需要年轻人（才）来支撑未来的发展时，年轻人（才）总数却在下降，也即可供城市选择的年轻人（才）数却未相应增加（增速不匹配）时，物以稀为贵效应便愈发显著。而从目前15岁以下的青少年人口数的发展趋势来看，未来可供应的年轻劳动力数量还将继续减少。因此，有抱负的城市还抱着旧规陈念不放，对当下的年轻人（才）还“大门紧闭”，这类城市及其产业就会逐渐失去发展的根本动力。20岁以下青少年人口趋少年轻人，其实还意味着繁衍力。对于有些城市来说，这个任务或许显得还尤为迫切。比如西安，进入新世纪后其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就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公开查询到的数据），只是2016年开始略高于全国水平。武汉也是其中一个“标本”。2002年至2012年，武汉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低于全国水平，多数年份仅是全国水平的一半甚至更低水平，其中2004年更是出现了负增长现象。只是2012年开始，这一局面才得以反转。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0-15岁青少年人口数从2001年开始以来呈逐年下降趋势，如果不是因为放开二胎，这种趋势在近两年会更加明显。此外，国家统计局通过抽样调查推测的数据亦显示，5岁～9岁、10岁～14岁以及15岁～19岁的青少年总数自2003年以来也是呈下降趋势。0岁～4岁幼童尽管有所上升，但并不明显。显然，二胎政策的放开并未对人口出生率的提高起到太大作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2017年比2016年出生人口减少了63万人——这还是放开二胎第二年的情况——人口出生率比2016年下降了0.52‰，仅为12.43‰，这一数据比日本的出生率还低，人口自然增长率更是下降到了5.32‰的惊人低生育水平。▲ 2001年以来我国0～15岁青少年人口增长趋势变化。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从统计数据上来说，2012年以前的青少年人口数是指0-14岁，所以年的青少年人口数看似低于2013年，实际上可能不低。而2009年以前的数据应该更大，换句话说，年轻人的降幅其实比图中所示要更大。）较为典型的是东北三省，近三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0.18‰～负0.49‰（仅吉林2016年为-0.05‰）间。从历史规律来看，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在一定历史时期里，生育率下降和年轻人口数减少是趋势。美国历史统计数据（HSUS）显示，1870年～2010年总人口的增长率呈下降态势，相邻五年的年均增长率由1870年的2.7%下降至2010年的1%；0～24岁的人口占比也由59.4%下降至34%。有人口学家表示，未来几年，不管是地方还是全国，出生率继续走低，或仍是一个趋势。因此，适时研究新的生育政策，更加积极的生育政策，才能减缓下滑趋势。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相比于十年前，中、小学在校生总数是减少了，但近年来保持微增长态势。比如2017年，中、小学在校生总数为14535.8万人，比2007年减少1764.2万人，但比2016年增加了近300万人。因此，从长远来说，城市抢人也是基于保障未来的生育率。因为年轻人的减少，也就意味着下一代人的再减少。正如人口学专家所言，城市要有人气，就得有人（尤其是年轻人），没有人，何来人气？▲该组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根据抽样调查数据推测所得，与精确数据会有一定出入（（2010年数据缺失，是因为国家统计局未公布。2017年数据尚未公布。2018年统计年鉴才公布2017年数据。）□肖隆平（媒体人）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新京报评论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积极、稳健、有见地。新京报出品。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大力促进青年创新，激励青年在新常态中奋发有为。
年轻人，未来五年一起创新
“新理念·新青年”全媒体系列专题报道创新篇（上）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邱晨辉 卢义杰 丁菲菲 陈璐 （ 日T04 版 ）
说创新让曹勇脱了“贫”，并非言过其实。
41岁的曹勇，在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中，已属比较年轻的，他的经历十分传奇——
生于农村，中专学历，一毕业就到四川一家工厂做技术工人。不少人以为他会一辈子待在那里。他却来到江苏，加入苏州一家规模颇大的碳制品公司，任研发经理。他研发的一项技术，每年为公司增加产值近2000万元。
一切显得那么不可思议，却最终有了他所说的——创新让他脱了“贫”。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充分释放全社会创业创新潜能，发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集众智汇众力的乘数效应。在人民大会堂时，曹勇听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讲到这句话，他拿起笔，在下面划了一条线。
身在“闯”的时代，更是“创”的时代
那段时间，不管是干什么事，曹勇脑子里总会时不时蹦出试验现场的画面——“逼着你去思考，不停地去想究竟该怎么办”。
试验现场是他的事业转折点，最终，他研发出近2000万元产值的设备。在近两年的“闯关”中，没日没夜的试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紧接着曹勇调整心态，去创造一次又一次看到希望的可能。
曹勇终于闯了出来。尽管他看起来沉默寡言，却有一股闯劲儿。在他看来，这是一个“闯”的时代，也是一个“创”的时代，这两个字不仅音似，而且意似——“鼓励我们年轻人敢于拼搏，敢于创新”。
在成年之前，曹勇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度过的，当时，家里父母除了照顾他和弟弟，还要养着外公和舅舅，六个人都要靠务农来糊口。“那时，父母唯一的期望，就是走出农村。”
毕竟，创新，不是坐享其成，也不是靠着现有的东西去过活，而是带着好奇和激情不断去探索，曹勇如是说。而这样的“工作”，最适合处在最好年华的青年。
这，也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上海团审议时强调的“要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
创新大河已浸润了一个个新兴产业的技术大咖。回首当年创业往事，全国政协委员、盛大网络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陈天桥，不由羡慕如今的融资环境。
彼时走上创业之路，没有融资，“只有卖身给国外的投资者，到美国上市，到了美国上市之后不被理解，又选择下市”。而现在，似乎什么企业都可以有100倍PE，“你不觉得这已经太好了吗？”
陈天桥四五年前还写过“草根创新”的提案，放在今天来看，这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同义词。尽管认为“创业不一定代表是创新”，陈天桥还是希望真正的创业者能从创新的角度创业，而不是为了创业而创业，不要一模一样做一个，甚至从别人的企业里出来，一模一样再做一个。
“创新”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高频词，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创业创新氛围正如火如荼。
陈天桥觉得，创业者证明他们价值的时候，已经到来。
给年轻人营造怎样的利于创新的环境
多年前，科学界掀起过一场“中国本土为何再没出过第二个陈景润”的讨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数学会理事长袁亚湘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年轻时，有幸经历过陈景润的年代，那时的科研环境，虽然经费不够充足，条件设备也不如现在，但学术环境却相对“好很多”——“至少不会为了论文数量的考核而头疼”。
正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潘建伟所说，牛顿引力提出好几百年，才被真正用到计算人造卫星的轨道，电动力学刚建立似乎没什么用，等到赫兹发现无线电波后一百年，互联网才为我们做出重要贡献，“不管是对待基础研究，还是对待年轻人，都要多点耐心”。
“要从这些大家的成长规律，和成长环境来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反思我们现在给年轻人营造的环境，究竟是否有利于创新。”袁亚湘说。
他喜欢看武侠，他有一个很形象的比方：真正的武林高手，并非是打擂台赛打出来的，很多时候是藏在深山老林里，或是在某个寺庙里做隐士，一方面不必为了繁琐的尘世发愁，另一方面以此也能修炼出高修为的道行来。
袁亚湘所在的中科院数学研究院，定下一条规矩：不看短期的论文数量，更看重长期的研究成果。如此一来，每年到毕业时，研究院几十个博士毕业，但其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连一篇论文都没有发表。
“这就考验领导的耐性了，究竟是为了培养人才，还是看重每年那点统计的论文数量。”袁亚湘说。
如今，尽管已经当选院士五年，袁亚湘依然坚持上课，甚至给本科生上课。在和一些年轻学生接触过程中，他最大的一个感受还是：年轻人的压力太大。
他所指的压力，并非是指学业或科研带来的压力，更多的是当下非合理考核评价，以及浮躁学术环境，带给学生的压力——“动不动就要求学生要发几篇文章，等到最后总结的时候，一看数字很漂亮，但这种漂亮的数字，真的能够培养创新型人才吗，能做出一流的科研成果吗?”袁亚湘不无担忧。
创新不足的背后是创新人才的缺失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句关于创新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已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十三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的部分。
报告宣布，到2020年，国家力争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战略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
创新，创新，还是创新——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小组会议上，这成为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也跻身为国家战略布局献计献策的关键词。
潘建伟委员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这是一个专门服务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组织，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创新，“如果能把各种各样的创新人才培养出来的话，就可能有很大的改变。”
潘建伟所想要改变的是一个尴尬的现状——去日本买马桶盖，从国外进口圆珠笔上的“钢珠”，等等。
这些民众热议甚至当玩笑来看待的现象，却在很大程度上暴露我国科技创新不足之处，而创新不足的背后正是创新人才的缺失。
创新降临到了信息不如东部发达的西部地区。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四川省委副主委曾蓉发现，西部电商等创新创业活动屡遭瓶颈，其实，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在西部省份建立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提供更好的信息指导和服务。
她特别提出，人才、技术缺失，是西部在创新上的短板。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陶然居集团董事长严琦也感到，西部区域的信息不如发达城市快捷，应该提供给西部青年更多的行业导师，“有龙头企业带头，示范性的企业指导他们，这样能在产业链上延伸，避免青年创业的经验不足和盲目性，也有好的项目合作。”
“创新是高度不确定性的，实际上是试错的过程，创新也是概率的问题，强调试错的概率。”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坦言，创新不是强调出来的，不是规划出来的，政府要做的，是营造好鼓励创新的环境。
在这位经济学专家眼里，政府应该多保护产权，减少泡沫因素的捣乱，促进公平竞争，还要稳定预期，使得企业家可以安心地干，并让科研人员的“能力资本”得到承认。
未来五年，年轻人，创新，使命所在。
（实习生杨书源、宋雅倩对本文亦有贡献）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到2020年，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大幅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从人均8.7万元提高到12万元以上，到2020年，力争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战略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研发大国。其中，我国在研发投入、科技论文产出、高技术制造增加值等方面均居世界第二位，理工科人才供应和风电能力等则居世界第一。
在创新发展中走在前列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邢婷 林洁 洪克非 王烨捷（ 日 ）
在被视作中国草根创业元年的2014年，广州迅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华南农业大学学生尹然平及其创业团队迎来了华丽转身：作为首批项目之一在广州股权交易中心青年大学生创业板（以下简称“青创板”）正式挂牌融资。
这一年也是“青创板”的创立元年。“青创板”是国内首个“青年大学生创业板”股权众筹平台，专门对接大学生创业项目与资本市场，提供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服务和支持。尹然平显然是这一创举的受益者。对比最初资金短缺、勉强维持的尴尬，挂牌后这个聚焦农业电商的创业团队获得了一笔100万元的融资。
截至2月26日，“青创板”累计上板项目1151项，其中创业项目827项，创业企业324项，17笔融资额5600万元。一个个令人兴奋的数字背后，是团广东省委与广州股权交易中心的共同努力。
青年创业之路如何走得更远？李克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然对尹然平们的期望有所回应：“打造众创、众包、众扶、众筹平台，构建大中小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创客多方协同的新型创业创新机制。建设一批‘双创’示范基地，培育创业服务业，发展天使、创业、产业等投资。”这意味着政府更多主动作为，将化作创业青年的真正利好。
锅开了，饭还没熟
子曰 《 中国青年报 》
就在过去的一年里，走出北上广深这些代表着中国创新创业热度极值的地方，无论是在中部省份的小城，还是西部地区的偏远乡村，你都不难触摸到偌大中国创新创业的温度。
那些几乎和中关村创业一条街看上去有点类似的没有门槛的大把大把的优惠政策和装修考究的创业孵化器，实实在在地告诉你，这些在过去的若干种时代容易被人们遗忘的地方，也没有被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抛弃。
每一个旁观者都不会不觉得能遇上这样的时代、特别是能在零租金的孵化器里扎扎实实地体味一把创业当老板的感觉，是多么的令人神往。
最可贵的是“共识”，是每一个人都不会抽身其外的不可阻挡的“卷入”感，是在中国大地上越来越多的“天使”和“风投”在向或犹豫或勇敢的人们招手。
当然，要真正地定义一个“时代”，光有天时还不够。我们还欠火候。我们家里的锅虽然开了，但米饭还有点夹生，还不能出锅。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总人口的创业比例、特别是高素质人口的创业比例，相差还甚远。这个大数据差距提醒我们必须持续地供给热度，温度只能持续上升，不能倒灶。“供给”的重要内涵是要给我们这个社会中能创业的人反复折腾的机会、条件，包括容忍反复失败的胸怀。
在当下，中国的创业者们“折腾”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流动”，有助于创新创业的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双向流动”。君不见近三亿的农村人口从乡村流动到城市，其中不少人已经具备了流动折腾回农村或小城镇的技能和理念储备，但要真的折腾回去，很多条件还不成熟。条件更棒的城市人口要流动到乡村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也面临着土地资源和信贷资源等诸多制约。
即使再回到务虚的层面看待创新创业的教育，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很明显，现在的“共识”多是粗糙的、浅层的，不断深化对创新创业本质的认识和把握，要从娃娃开始抓创新创业思想的启蒙，这是更任重而道远的国家使命。
用创新支撑创新不是绕口令
子曰 《 中国青年报 》
在今年的总理工作报告中，有一个新词十分抢眼，就是“四众”——众创、众包、众扶、众筹，因为这个最新的提法回应了当下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如何对双创给予有力有效的支撑。
实际上，早在去年9月国务院就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台的指导意见》，其中专门对上述的“四众”平台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这次“四众”写入举世瞩目的中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无疑将这一问题再次提到了更高层面。
问题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关键是如何落实。几年来大家对如何支撑创新创业，似乎有了基本的套路，或称为模式：给个孵化器先起步，设法多融资，然后帮着打开市场做好营销。看上去创新创业的“痛点”和关键大家都心知肚明，但实际上在具体操作层面，创新创业的主体依然觉得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弱不禁风，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创造性地落实这些基本认识，如何创造性地解决大家都知道的“痛点”，社会有限的资源如何做好各自的定位，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的支撑作用，让更多在创新创业中遇到困难和障碍的主体真正舒筋活血。
在这些大的问题之下，还有很多细节问题值得探索和思考，比如孵化到什么时候、什么程度合适？怎么确保在需要融资时资金很快到位，征信问题还有没有新的路径？在小企业已经做大了以后还需不需要继续扶持，怎么扶持，和最初的孵化有什么本质区别？
当然，我们从各地的具体实践中已经看到了广东、上海这些领改革风气之先的地区有价值的探索，让人们看到只有用创新的理念去考虑如何支撑创新，打破惯常的思维，才可能从越走越窄的套路中辟出创新的路径。
无“立”思“立”，有“立”思“破”。这实际也是一个朴素的辩证法则，在扶持创新创业这个领域同样适用。
鼓励青年“双创” 政府的手该怎么伸
“新理念·新青年”全媒体系列专题报道创新篇（下）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璐 白皓 （ 日
在过去的一年里，政府通过简政放权、商事制度改革等措施为创业者松绑，2015年“全年新登记注册企业增长21.6%，平均每天新增1.2万户”。但多地政府补贴天使投资、创业咖啡馆或孵化器倒闭等事件也引发争议。今年两会上，政府在创业浪潮中的定位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联想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提到政府推动“双创”出现的一种困境：“国家在推动创新和推动应用、推广这两个方面上是脱节的，没有形成能够打通研发和应用、推广的有效协同机制。”
他分析，这造成了国家在投入巨大资源、支持企业把创新成果做出来之后，由于应用、推广的配套举措缺失，致使创新成果得不到有效使用的情况比比皆是。
他认为，这件事如果让企业做就好很多。由于大企业拥有更强的专业性和洞察力，可以对市场趋势更好地把脉，创投的成功率和回报率也更高，对推动产业发展的作用也更明显。对政府来说，则能够让投资渠道更多元化，摆脱投资回报率低、回报周期过长的困扰。
杨元庆在提案中写道：政府要支持大企业发展自己的创投，比如在企业创投基金上加磅，把一部分资金交给企业创投去运作。
想为“双创”建言的不止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梁伯韬投资过京东商城、91无线等，他在3月4日的联组讨论上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呼吁：“政府不应该直接参与补贴。”
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创业者、投资人和政府都应该明白，天使投资是高风险的投资。创新的发展由市场来主导，政府的职责是创造良好的环境。
面对“双创”这个中国发展的新动能，贵州正在通过做好“双创”服务增强城市吸引力。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科技厅厅长廖飞发现，过去一年，社会形成了强烈的创新创业氛围，“现在，有的创业咖啡馆倒闭了，有的红红火火，有的游走在生死边缘，这都是正常情况，市场总要有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他认为，应当理性看待创业失败。
廖飞计划借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的经验，做一个改革尝试，推动贵州省科技厅下属的事业单位贵州生产力促进中心改为企业，成为一个创业投资公司。让公司里懂得企业管理和融资的人一方面对接大学专家、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另一方面推动大中型企业内部众创，让专家的科技成果在企业内部的创新创业中得到转化。
他举例，目前正在支持一个研发“三网融合”装置的项目。“这个市场很大，有人做，但没有资本支持。”他希望，改制后的贵州生产力促进中心创业投资公司能够用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参与进去，入股扶持。
“这不是政府手伸太长，是过去对这些颠覆性的好项目没伸手。”廖飞说，投资公司也会有一个五年计划，先合作支持两年，第三年做起来了，慢慢向市场稀释股份，五年之后彻底退出交给市场。
另一个城市“侨都”广东江门市也在探索。这座城市目前是广东省唯一的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综合改革试点市，也是全国15个小微双创示范基地城市之一。2015年，江门市小微企业实现注册资本增幅超过70%，在全国名列前茅。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江门市市长邓伟根讲起自己推动“双创”的工作思路时称，他关注到目前政府在“进得来”的工作上做得比较多，例如降低门槛、降低费用、搭建平台。他认为这还不够，小微企业最需要公平，政府的工作方式要创新，构建起公平透明、市场化、法制化的环境。
邓伟根以去年推动的商事制度改革为例，江门市做到了“五证合一”，他一直在思考“能不能再简单一点？”
“多证合一不是让几个部门凑在一起，核心是证照统一的电子化，让老百姓拿着统一的代码去办事。”他说，这样就不用这个部门开个证明，那个部门再开一个证明，真正解决办证难的问题，“宁愿数据在网上多跑几圈，也要让企业和群众少跑一轮”。
面对快速新增的市场主体和各种新生业态，邓伟根说，不能放手的是监管。江门把这件事交给了第三方，通过第三方融资平台搭建起信用体系，既可以帮助初创企业解决融资的问题，也可以处理好监管的问题。
创业青年正收获更多利好
初期培养 缺口帮扶 成长助力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邢婷 林洁 洪克非 王烨捷
日 T04版）
张泽群代表：青年人先敬业再创业
董明珠代表：为创新发展建立公平公正环境
在被视作中国草根创业元年的2014年，广州迅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华南农业大学学生尹然平及其创业团队迎来了华丽转身：作为首批项目之一在广州股权交易中心青年大学生创业板（以下简称“青创板”）正式挂牌融资。这一年也是“青创板”的创立元年。“青创板”是国内首个“青年大学生创业板”股权众筹平台，专门对接大学生创业项目与资本市场，提供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服务和支持。尹然平显然是这一创举的受益者。对比最初资金短缺、勉强维持的尴尬，挂牌后这个聚焦农业电商的创业团队获得了一笔100万元的融资。
截至2月26日，“青创板”累计上板项目1151项，其中创业项目827项，创业企业324项，17笔融资额5600万元。一个个令人兴奋的数字背后，是团广东省委与广州股权交易中心的共同努力。
青年创业之路如何走得更远？李克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然对尹然平们的期望有所回应：“打造众创、众包、众扶、众筹平台，构建大中小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创客多方协同的新型创业创新机制。建设一批‘双创’示范基地，培育创业服务业，发展天使、创业、产业等投资。”这意味着政府更多主动作为，将化作创业青年的真正利好。
创业“伯乐”：帮青年迈稳第一步
如果你是想在上海杨浦区创业的大学生，直接找高校团委就行，同济大学会把你介绍进“创业谷”内“孵化”，上海财经大学会把你送进学校创业学院接受“头脑风暴”；如果你是想创业的在职工作者，就找杨浦区团委，团委会给你一张名片，“找她就行”。“她”叫顾莹姝，有两个重要的头衔——一是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上海杨浦科技创业中心）党总支办公室主任，二是杨浦区青年企业家协会秘书长。她所供职的“杨科创”目前承接了杨浦区团委服务青年创新创业的大部分职能。“我先评估一下你的项目，再给你配合适的导师，然后落实办公场地，给你配一名企业联络员。”面对创业者，顾莹姝话语利落。作为上海市目前最大的创业孵化器，“杨科创”每年扶持约200个创业项目，从2009年到2015年，通过共青团渠道联系的青年创业项目累计超过200个。我能做什么？我是否真的适合创业？我能走多远？——在青年创业生态链的最初环节，创业“伯乐”担负起了重要使命：帮创业青年迈稳第一步。在湖南，优秀创业青年和项目被发掘是通过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评比、协会建设等途径完成的。一路从底层快递员、装卸工做起，湘潭青年马亮在三十岁出头成立了自己的物流公司，抱着“试试看”的念头，一路过关斩将，在团湖南省委举办的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中一举夺魁。更多的“马亮”从大赛中脱颖而出：他们中有被称作“玫瑰王子”的李泽辉，退伍返乡后，他带领家乡父老建成1200亩玫瑰生态观光园；有大学生村官周文，他的乌鸡养殖公司产值达1800余万元，除了经营公司，他还帮8名贫困生圆上学梦……从2011年至今，类似赛事已在山东连续举办四届，青年电子商务大赛也已举办两届。两项赛事报名总人数超5.1万人，380余名选手通过参加大赛获得2.7亿元贷款扶持资金。大赛推出基准利率贷款、创业融资对接、创业贴息资金帮扶、创业路演培训、创业导师辅导、推荐入驻孵化基地等“以赛促创”系列措施，通过整合政策、场地、资金、智力等资源，对大赛涌现的优秀项目、优秀人才予以重点扶持。青年创新创业赛事期间，团山东省委还邀请省内外创业投资机构，举办优秀青年创业项目与风险投资对接洽谈会，为青年创业提供社会化融资帮扶，强化大赛成果转化。
“缺口”帮扶：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创业难题
没有人否认，“青创板”打通的实则是青年创新创业与资本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资金短缺是青年创新创业道路上的一大“拦路虎”。一些项目往往停留在竞赛阶段，极少接触资本市场，靠比赛奖金与经验来维持运营，赛后经常陷入“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最终导致不少创业项目以失败收场。与此同时，近年来资本市场越来越关注大学生创业项目，不少投资者“不差钱，只差好项目”。
此外，广州股权交易中心总经理黄成介绍，大学生在个人信用空白的情况下，银行往往不能有效解决其融资问题。因此，绝大多数青年创业的初始资金都是向亲友借来的，对企业的后续融资和发展埋下隐患。“如果没有‘青创板’，按照公司当时的情况，我们团队肯定要更长时间才能拿到风投。所以，整个融资过程不到半年就确定下来，还得益于‘青创板’这一平台作为信任背书。”尹然平感慨。“青创板”的创新融资模式为“互联网股权众筹”，大学生创业公司出让一定比例股份给投资机构，投资机构通过出资入股公司，获得未来收益。这种模式在提高融资成功率、规避项目欺诈、提升客户体验服务水平、降低信息采集传递处理成本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2015年11月，团中央与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省部共建方式正式启动“中国青创板”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建设，充分发挥共青团和地方政府的组织与资源优势共建共享“中国青创板”平台，真正打造直接服务全国青年创新创业的资本市场。
至此，历时近两年的探索，省部共建的“中国青创板”成为了群团组织撬动政府资源，充分发挥市场要素，共同服务青年成长的最佳范例。
位于同济大学彰武路校区的“创业谷”，则为打通从校区到科技园区的“最后一公里”而建。“创业谷”由同济大学团委全权负责营运，为大学生创业团队提供平台对接、导师培育、场地资金等扶持，先后签约入驻的项目超过60个，涵盖创意产品、社交APP、医疗、水净化等。
“缺口”帮扶须对症下药。在对21所高校的15563名大学生展开专项调研后，团湖南省委创建“湘创汇”网站，借助湖南青年创业项目数据库、青年就业岗位信息库和青年创业人才库，在全省范围内形成畅通的“项目-资金-人才”供需链，帮创业青年跨越销售障碍。此外，为使创业青年得到更多支持，团湖南省委从2014年起，每年给湖南省各市州的书记、市长写信，信里梳理并点评前一年该市州支持青年创业的工作情况，并请求对创业青年继续给予支持。
成长助力：让创业者秀出“青年范儿”
在上海，年轻人的创业氛围愈发浓厚。一档名为《梦想创业团》的电视真人秀节目广受青年喜爱，这档节目由团上海市委与第一财经频道等联合打造。只要有创业计划，就可以把自己的项目拿到舞台上去秀一秀，运气好的话，还能直接找到感兴趣的投资人。
每一期节目，都会有5名梦创导师坐镇，他们分别操控5盏“梦想明灯”，如果5灯全亮，创业者即可进入梦想直达区，与梦创导师面对面洽谈投资及服务事宜。此外，还有10家投资服务机构操控10盏“梦想明灯”，创业者也有机会与亮灯的机构洽谈合作。
通过这档节目，先后有近百位创业青年携带校园快递、时装定制、盆栽蔬菜、二手书店、室内导航、互联网金融等项目登台亮相。
更多的政策利好正在为创业青年们的创业历程雪中送炭，为其成长助力。
在湖南，一项饶有特色的培训项目正在开展，培训对象则是被形象称为“领头雁”的农村创业青年。该项目中，先后有25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前往台湾学习农会发展经验，有65名来自湖南各市州的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赴京参加为期4天的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湖南创新特训班。
为更好地发挥青年“领头雁”的作用，团湖南省委出台系列政策，并创建150人的青年创业导师团，提出3年培养1.8万名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的目标。仅2014年，团湖南省委已培养5000名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在山东，青年创业孵化平台建设正在积极推进。截至2015年年底，全省各级团组织自建、共建或深入合作的创业孵化基地、众创空间共157处，在孵企业和创业团队6280个，向创业青年提供低租金创业场所7.3万平方米及一系列配套服务措施。
中车株机新青年：把创新写在开往春天的火车里
日，“中国电力机车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友梅站在长沙磁浮快线的高架桥下，望着桥上正在试运行的一列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速磁浮列车飞驰而过，脸上顿时露出灿烂的笑容，他不停地夸赞“年轻人了不起！”这款列车再过不久将投入载客运营，填补了中国中低速磁浮自主知识产权的工程化和产业化运用领域的空白，而这款车正是出自于刘院士身边这群“80后”设计师之手。
在刚刚落幕的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暨全国三八红旗手（集体）表彰大会上，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9岁的轨道交通装备工业设计团队荣获了“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称号，她们专门为地铁、动车组、机车等各类轨道交通车辆设计靓丽、时尚“衣装”。
今天，让我们一起透过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中车株机）的两支青年创新团队来了解中国高端轨道交通装备如何华丽腾飞。
追梦贴地飞行的磁浮青年
2005年，日本爱知县的世界首条中低速磁浮线路开通运营，8mm的贴地飞行梦开始在中车株机公司萌芽。
为尽快启动中低速磁浮列车项目，中车株机公司力排万难，从企业的电气、自动化控制等专业领域以及刚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新员工中精挑细选一批青年骨干，专门从事中低速磁浮交通系统工程的前期研究。
2008年的春天，中车株机教授级工程师刘豫湘带领这支磁浮团队坐到了西南交大的课堂里当起了学生，用两年多的时间扎扎实实学习磁浮交通系统相关理论知识，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做中低速磁浮交通系统设计研究报告。
“白手起家何其难！要成功研制出中低速磁浮列车困难相当大，更何况我们的设计室都是从基层岗位挑选的并无磁浮基础知识的年轻人！”刘豫湘表示。坚持成为了“80后们”在寂寞磁浮路上遇到的最大考验！
“白手起家何其难！要成功研制出中低速磁浮列车困难相当大，更何况我们的设计室都是从基层岗位挑选的并无磁浮基础知识的年轻人！”刘豫湘表示。坚持成为了“80后们”在寂寞磁浮路上遇到的最大考验！
经过多年的学习与探索，日，中国自主研发的磁浮列车它真的“飞”了起来，被命名为“追风者”的我国首列可投入商业运营的中低速磁浮列车在中车株机公司磁浮交通系统中心徐徐驶入人们的视野，我国由此成为世界第四个能够自主研制中低速磁浮列车的国家。三年多后的日，中国首个商业化运营的中低速磁浮线路正式在长沙开通试运行。10年的破茧成蝶，见证的不仅是中车株机磁浮列车研发团队的成长蜕变，更是中国高端轨道交通装备贴地飞行梦的华丽腾飞。
为中国“高铁”设计“脸面”的巾帼传奇
年轻的中车株机技术中心工业设计团队以雄厚的研发实力、拼搏进取的精神，在世界工业设计舞台上频频亮相，大放光彩，轨道交通装备工业设计实力世界领先。
“爱美是青年女性的天性，虽然工作忙没有太多时间为自己梳妆打扮，但我们可以把最美的外观设计融入到产品中，让乘客第一时间感受到车辆的舒适和美”工业设计工程师吴霞介绍说。2014年9月底，储能式现代有轨电车在德国柏林国际展会亮相，为业界带来绿色、智能的清新之风。这款列车的车身点缀了红色木棉花的中国水墨画图案，造型时尚大气，被誉为“最美有轨电车”，标志着中国高端轨道交通工业设计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出口土耳其安卡拉的地铁，设计灵感来源于土耳其的国宝安卡拉猫，土耳其国旗红色点缀整个车身，客室灵感来源于清真寺和土耳其传统几何图案，内饰材料采用绿色环保贴膜材料和先进工艺，大大提升了车辆的环保性和美观度，设计一亮相就得到了业主的充分肯定。这款设计作品在2014年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大赛中从全球1561家企业的6037件参评作品中脱颖而出，征服了来自全球15个国家的“红星奖”专业评委，最终荣获金奖。土耳其安卡拉地铁项目不仅是中国同行业在欧洲市场的最大订单，而且开创了中国向欧洲输出地铁车辆制造技术的先河。
凭借在专业领域多年卓越成绩的积累，中车株机公司获得“中国工业设计十佳创新企业”称号，并成功让我国首个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花落株洲。中车株机工业设计中心引领了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工业设计的创新，为改变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的整体形象提升，为中国高端装备走出国门，树立“中国品牌”，打下坚实的基础。
凭借在专业领域多年卓越成绩的积累，中车株机公司获得“中国工业设计十佳创新企业”称号，并成功让我国首个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花落株洲。中车株机工业设计中心引领了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工业设计的创新，为改变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的整体形象提升，为中国高端装备走出国门，树立“中国品牌”，打下坚实的基础。
创新机制培沃土 不拘一格育青年
当前，中车株机青年占企业员工总数的近六成，公司团委通过深化青年“学习提升、岗位建功、成长服务、工作历炼”四大平台建设，延伸共青团工作手臂，引领青年肩负自主创新使命，为企业锻造了一支支过硬的青年创新团队。
翻开中车株机的发展史册，不仅仅只是“贴地飞行梦”赋予年轻一代历史的使命和担当，80载的历史长河中，中车株机一代又一代青年员工肩负的创新之旅星光熠熠。从1936年程孝刚和茅以新带领一支年轻的队伍在田心打下第一根桩基开启民族机车车辆工业梦想，到20世纪60年代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友梅为代表的年轻一代走上电力机车自主研发路，再到现在的21世纪初期，为国人“贴地飞行”梦和“绿色、智能”新理念而不断奋斗的80、90后，中车株机公司80载辉煌的背后总有永远不安现状寻求突破的新理念，总有一群敢想肯做能坚持的新青年。
“有了良好的机制，还需要有魄力，要敢于不拘一格，这些思想过硬、业务能力高超的年轻人，无论他来自哪里，只要能够为企业所用，我们都要给他平台，让他创出一片天地。”中车株机董事长、总经理周清和说到。中车株机良好的创新机制已经成为培育高端人才的沃土，让人才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企业受益逐年显现，近年来经营业绩年年攀高，2015年带领株洲轨道交通产业集群实现突破千亿大关，成为全国首个过千亿的轨道交通产业集群。
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说：“10多年前，中车株机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领域还是一个“追赶者”，在引进消化吸收国外技术的基础上，开展适应国情、路情的持续创新，如今已经成为了全球的‘引领者’。”
“中国装备走出去，你们的机车车辆是代表作。我每次出访都要推销你们的产品，你们要加倍爱惜自己的声誉。”李克强总理2014年7月在考察中车株机公司时如是说到。正如总理寄语那样，如今中车株机公司有越来越多的“代表作”从这里走向世界。
( 作者：郭琳
通过多种方式动员更多青年参与区域发展，带动更多青年服务城乡协调发展。
西部青年人才不能像沙漏一样流失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杨杰 丁菲菲 章正 （ 日 ）
日，2015年陕西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暨研究生支教团出征仪式在西京学院举行，来自江苏、山西、河北、陕西等100多所高等院校的673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和151名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奔赴岚皋、华县等107个县（区）的基层单位，开展为期1～3年的志愿服务。袁景智/视觉中国
“去年就有5名毕业生前往西藏工作，我们原来预期计划有2人，但是报名的学生比较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倪邦文表示，我国中西部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对于人才的需求很大。
近年来，很多有理想、有抱负的毕业生主动选择到基层公共部门就业。清华大学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主任张其光介绍，清华毕业生京外就业率连续3年突破50%。而在10年前，80%左右的清华毕业生选择留在北京。
未来5年，进一步缩小东中西部差距和城乡差距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工作，如何让青年在实现协调发展中建功立业，成了今年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宁夏是欠发达地区，当地的大学少，最缺的就是人才。”在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宝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彦宝看来，西部的人才如同沙漏一样在逐渐流失。
“我们新建工厂，好不容易培养了两三年的人才，别的地方就挖走了。”党彦宝举例，一个班长被挖过去后，给出的待遇是车间副主任，无形中就推高了用人成本。因为实在缺乏人才，“在西部，稍微好一点的技术人员，各家企业都抢着要”。
为此，党彦宝想了很多办法，例如与外地的高校开展校企合作、加大校园招聘的力度，但都没达到预期效果。后来即使提供住房和安家费，也留不住大学生。
党彦宝很苦恼，他掰着手指，试图分析原因，“一方面外地的人才来到宁夏之后不适应环境，另一方面人才在当地发展空间相对有限。”他认为，解决中西部地区难以吸引人才问题，还要从办学培养本地的人才开始。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郑惠强在今年两会上，提交了有关“促进教育公平，加快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个人提案。
郑惠强提供了一组数据：西部地区常住人口约占全国27%，但本科院校不足全国四分之一，“211”高校、“985”高校分别仅为全国的21%和18%；新疆大学2014年生均拨款（不含专项经费）仅为6000余元，远低于教育部部属院校生均标准（超过1万元），与东部发达地区高校的差距更大；全国“211”（非“985”）高校平均拥有院士（含双聘）5人、长江学者5人、跨世纪人才/新世纪人才25人、百千万工程7人，而青海大学各项指标都接近于0，广西高校没有两院院士，国家级创新团队也是空白。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校长郑强曾表示，以“差异化办学”的方式建设综合性大学是留住人才的一种方向。郑强说：“本土有了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学生们就不用到外省去求学。‘差异化办学’，开办别的学校没有的专业，还可以吸引人才，让相对发达地区的‘鸡’也能到西部地区‘生蛋’。”
今年两会期间，一份媒体发起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各类教育不公问题中，网友最关心的是“城乡差别”问题。在高考方面，超三成的网友把票投给了“地区间招生人数差异及录取分数差异导致的不公”。
全国人大代表、合肥工业大学国际事务部部长檀结庆表示，对很多农民来说，进城上楼，高额的房价会掏空农民一辈子的积蓄。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也应该和城里人一样享受住房公积金。
而在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兴城市四家村党委书记张文成看来，现在农民进城上楼，面临更大的问题是能不能有稳定的就业和收入，能不能体面地在城里工作生活，不做“二等公民”。
杜鹰也将目光放在了城乡差距上。这位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谈到青年发展时认为，“就业倒在其次，要看到住房、社会保障、将来结婚后的子女入托入学问题”，他说，这批青年农民工还不能完全享受城市公共服务。从表面上看是户籍问题，实则是城乡两种不同的福利体制导致。
“他们如果不能落户，将会带来‘候鸟式人口’。”他叹息道，这不光带来交通压力、城市管理压力、还有众多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以及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社会成本非常高。”
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在杜鹰眼中，这张薄薄的户籍卡“不光是一张纸”，核心是要改变城乡两种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体制。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批青年真正融入城市才没有问题。
对于这类青年的发展，杜鹰认为国家正在重视。他举例，“十三五”规划首次标注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在约束性和预期指标里，以前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现在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我们要注意观察两个城镇化率的差距是否在缩小”。
“政府在鼓励引导方面，有比较好的举措。”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揭西县凤江镇凤北村委会主任助理王玲娜是广东团里最年轻的代表。1988年出生的她，喜欢逛街、看电影，但更多的时候，她在履行一个大学生村官的职责。“考公务员应对西部加大招生比例，降低门槛。”王玲娜说。
除了政策引导鼓励，就业创业也是吸引人才的一条路。“开个米粉店，也是创业嘛！”在全国政协委员，四川教育厅副厅长王康看来，西部可以通过创新创业吸引人才。
王康认为，中西部要吸引更多年轻人就业，一方面要为他们施展才华提供平台，另一方面要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后顾之忧，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才能让年轻人安心工作。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改变着西部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凤莉 实习生 杜沂蒙 李雅偲 （ 日 ）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假期，陈晖的心里多了一分牵挂，往年总想在家多待一段日子的他老想往外跑。
他并不是想出去玩，而是想回新疆，那里是他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所服务的地方。“老师您怎么还不回来上课？”有学生给他发来这样的信息，他立马开始订回新疆的车票。
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的陈晖，去年7月参加了由团中央组织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跟随研究生支教团来到新疆吐鲁番市的托克逊县，在县里的第二中学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支教生活。
2003年起，团中央和教育部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组织选拔、集中派遣的方式，每年招募一定数量的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或在读研究生，到西部基层开展为期1～3年的教育、卫生、农技、扶贫等志愿服务。从开始的几千人到后来的近两万人，每年都有一支庞大的队伍从各高校奔赴西部各地，用自己的方式一点一点改变着西部。
“他们真的需要我们”
2006年5月，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学生赵红亮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他拒绝了条件稍好一点的海南省东方市，主动申请到全省唯一的国家级贫困县白沙县，成为南开乡中心小学的一名老师。
在这所小学，赵红亮是个“全才”，“教师资源太稀缺了，除了音乐、美术这些专业性比较强的课程，其他课程我基本都教”。
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放学后赵红亮就走村串户，既是家访，也是和村民联络感情，在沟通交流中了解他们的需要，“在大山里待着，手机收不到信号。那时放学我会去找村民，和他们一起上山、下地，帮他们干活儿”。
“后来熟悉了，看我戴个眼镜，村民们就说‘你这是文化人的标志呀！’看似打趣，实际上是他们对文化的一种渴求。”赵红亮说，知道了他是从两院（中国热带科学院和中国热带作物学院的合称）来的，村民种植橡胶树遇到各种问题都会向他咨询。大家把橡胶树当作“摇钱树”，孩子上学、老人看病、生活开支都等着卖胶换点钱。
“我虽然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但是我可以看书，帮他们查找橡胶树生病的原因，遇到实在搞不懂的我就请教相关专业的老师，再转教给他们，时间久了他们就真的把我当专家了，还让孩子跟我学。”赵红亮说。
“贫瘠”，可能是所有志愿者到西部后的感受。不管是经济条件还是发展理念、人才储备，总有一种“贫瘠”触动着志愿者。陈晖也被西部的“贫瘠”震撼过。
初到新疆托克逊县，接待陈晖的老乡带他到“县里最大的超市”去买日用品。“就跟大学校园里的小超市一样大。”尽管有心理准备，也早早了解过这边的经济发展情况，但是真的面对眼前的一切，他依然大吃一惊。
他更没想到的是这里学生的学习状况。“我带两个班级的语文课，他们期末考试的平均分只有30多分，全年级成绩最好的班级平均分也只有50多分，而满分是150分！”陈晖说。
有同样感觉的还有毕业于四川水利学院来到西藏昌都市江达县服务的闫国安。“感觉这里的教育落后了半个世纪。”他介绍，当地老师任务很重，每个人一周差不多要带30节课，“我们志愿者团队到达后，有8名被分到县一中、小学支教。后来发现，我们出的一些考题，很多当地老师都答不及格”。
“他们真的需要我们。”闫国安说。
北京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志愿者尚逸峰也体会过这种需要。在服务地——青海西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大通六中，尚逸峰教的是高中英语。因为缺少专业的英语老师，学生的英语水平都很差，第一次上课，就让他大跌眼镜，“也就会用最基本的英语打招呼”。
在西部和外界之间搭起一座桥
在西部计划志愿者的眼里，西部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而他们的到来，给当地打开了一扇望向外界的窗户。
一件小事让尚逸峰印象深刻。在一节物理课上，当老师讲到火车进山洞的情景，随口问了一句，“你们都见过火车吧？”结果，课堂上鸦雀无声。
为了让学生“长见识”，尚逸峰会向他们描述北京的大学校园是什么样子，告诉他们城市的学生都在学些什么，他也会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为他们放一些英语的视频或电影，让他们体会学习英语的乐趣。
在尚逸峰看来，那里的孩子一直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他总想带他们走出去。在他之前，来此服务的学长们成立了西部愿望教育促进会，希望为学生募集到一些资金，带他们看看外面的世界。
去年，尚逸峰和另外两位西部计划志愿者利用募集的资金，带了9个学生到北京。
在北大，一个学生看到车棚里的自行车，忍不住大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自行车”；在未名湖旁，尚逸峰带着他们读书，一个学生告诉他，“第一次觉得读书是一件这么幸福的事情”；在北航一个创业者的无人机制造公司，学生们瞪大了眼睛看着一架架无人机，就像是在看童话故事。
尽管这是一趟“赔本的买卖”，又搭人又搭钱，但尚逸峰觉得值，“他们开阔了眼界，回去会更努力地学习”。
朱凌杰把自己定义为“桥梁”，希望填补敦煌与外界的鸿沟。2014年，从兰州理工大学毕业后，他就参加了西部计划，成为团敦煌市委一名志愿者。他在希望工程办公室工作，见识了太多的贫穷，要通过自己的力量把这里的情况告诉外界。
他用“最笨的方法”，去百度各种公益项目和平台，挨个打电话询问，再一点一点把贫困学生的信息发布到各种公益平台上。
一开始，有的人不相信他发的信息是真的。尽管这样，他仍然会一遍一遍地发，把各种详细的资料、图文和视频都展示在网络平台上，时间长了，一些公益项目开始主动联系他。
为了保证每一个学生信息的准确真实，朱凌杰总是挨家挨户地摸排。去年10月，他下乡调研，看到了一个让他辛酸的场景，“已经快入冬了，很多孩子还穿着单布鞋，不穿袜子，脚踝裸露在外面，有的孩子鞋都烂了”。“我和鞋子的故事”项目就这样产生了。他和中华少年儿童基金会联系，为孩子们募集一批冬鞋，到现在已经收到1000多双鞋。
重要的是能留下什么
尽管朱凌杰在努力地帮助当地的贫困孩子，但他觉得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如果以后他走了，这样的帮助还在不在，“能留下可持续的帮扶项目和一个人人助人的志愿精神更加重要”。
他申请到的青基会的“希望之星”项目，如今已经做了一年多。他会不定时地下乡去学校收集学生信息，及时地将这些信息上传到项目平台上，期待着更多的爱心人士看到。
“今年有一个爱心人士一下子要捐助4个孩子，而且要从一年级一直捐助到六年级。”对朱凌杰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大大的惊喜。放下手中的事，他便马上去寻找可以接受资助的孩子。
虽然很累，但能为敦煌的贫困孩子建立这样一个可持续性的帮扶平台，朱凌杰觉得自己做的一切都是有价值的。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即便有一天他离开了，这样的平台也仍然能够为孩子们服务。
能为服务地留下点什么，或许是每个西部计划志愿者都愿意做的事情。陈晖把课堂外的内容，诸如《百家讲坛》等搬到课堂上，努力让课堂变得有趣，教其他的老师怎样让学生对学习有兴趣，他为服务地留下了一个很好的教学模式；尚逸峰则经常在一些并不重视教育的家庭中奔走，将一些打算辍学的孩子拽回学校，告诉他们知识改变命运，他为服务地留下了一个重视孩子教育的理念。
还有一些人把自己留了下来。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1月，扎根西藏、新疆及兵团志愿者人数已分别达到1102人、4199人和2932人。
虽然服务期未满，朱凌杰已经做好了打算，“我以后仍然会留在这里，为孩子们做这样的事情”。他计划成立一个专门帮扶困难儿童的社会组织，“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益米阳光’”。
打工妹返乡变身公司股东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田文生 （ 日 ）
“别着急结婚，先跟乡土谈一场恋爱”
去年两会期间，重庆市咪兔实业有限公司正式在梁平工业园区建成投产。今年两会，作为公司股东的33岁的蒋礼燕，和她的小伙伴们一起，向着更大的梦想进发。
1991年，出生在重庆市梁平县蟠龙镇老林村2组的蒋礼燕，只身一人去往深圳龙岗打拼。她进入一家布绒玩具厂，从基础学起，对工作精益求精，不放过任何提高的机会。很快，她的技术出类拔萃，业绩也直线上升。
由于技术拔尖、礼貌待人，没几年，蒋礼燕就被任命为小组长，继而是车间技术负责人，还多次获得“先进员工”、“带头模范”等荣誉。
打工多年后，蒋礼燕的创业梦想逐渐清晰。2011年，她回到家乡，组织10余名同乡姐妹建立了自己的骏松玩具厂，这家小型工厂定位于为沿海外贸企业生产儿童玩具。
蒋礼燕深知，一家企业要增强凝聚力，让员工有更多的认同感，尊重、关爱是最重要的。她和工人们打成一片，以仁治人、以情感人、以德服人，得到员工的信任与支持，她的工厂发展得十分迅速。
几个月后，蒋礼燕的工厂吸引了120名工人。工厂的日产量也由2000个增至5000个，月产值达30多万元，产品远销欧州以及韩国、美国等。
2014年年底，公司引进大型绣花设备，很多员工因为学历低、底子差不太愿意使用该机器。蒋礼燕就利用业余时间，在公司开设设备操作培训班，对员工们进行业务培训。先进设备的有效运行，成倍提高了公司生产效率。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蒋礼燕走到更大的风口。公司曾接到深圳汇森玩具厂近300万元的订单，可是，因为生产部门在一个细节上的疏忽，导致一半的半成品出现瑕疵，客户拒绝收货。
蒋礼燕与客户积极沟通，用她的创意技术处理瑕疵，让“次品”神奇地成为“上上品”，变得更加美观、实用。危机轻松化解，客户欣然认可收货，并继续与公司签订了代工协议。
她不但挽回了巨额损失，双方还开始了更深层次的合作。此后不久，她就以招商形式引进深圳汇森玩具有限责任公司到梁平县投资1.1亿元，双方共同成立了重庆市咪兔实业有限公司，蒋礼燕出任公司生产技术指导。
新成立的公司吸纳了300多名本地中青年员工，预计今年能生产出400万只玩具，“超过90%都会出口”。这意味着，这个曾经的打工妹，为家乡带来了可观的税收。
蒋礼燕是千万名返乡创业的打工仔、打工妹中的一个典型范例。据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重庆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累计已经达到48.4万人，创办经济实体37.2万户，吸纳城乡劳动力就业170.3万人。这意味着，几十万人从“农民工”变成了“老板”，并且为上百万人提供了饭碗。
大学生返乡创业3年，带来了什么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梦影 （ 日 ）
80后返乡青年唐亮过了一个热闹的春节。在不久前装修完成的红砖新房里，父母叔伯十口看春晚、打麻将。还有一对从城里来的父子通过网络介绍找到他的农场，感受农村过年的氛围。
唐亮回归这3年，位于四川省牛角村的家庭农场的规模从6亩扩展到30多亩，产品销路不错。此前分散于东莞、成都各个城市打工的家人如今重新扎下根来。
2013年春节，唐亮从北京回乡创业。故土只有爹娘，和一所小旧的农舍。如他所料，老两口又惊又怒。唐亮高考考上了西南大学生物系，毕业后找了份稳定工作。那时，这个“跳出农门”的儿子是父亲闲聊时的骄傲。连邻里乡人也窃窃耳语：“是不是在城里做错啥事儿了？”
毕竟，“走出去”曾是许多农村孩子的更好选择。唐亮的60个初中同学中，留在村庄周边的只有2个。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成年人，也都外出打工。
唐亮知道，自己要做的事业和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并不同。这个离开农村的年轻人已经在北京种了3年地了。在四川上班时，他看到一篇关于清华大学博士石嫣经营农场的报道，立刻辞掉工作只身投奔。在石嫣那里，他看到了农民和消费者通过网络，跳过中间商进行连接的可能。一方改善种植方法，提供不受过多农药、化肥污染的安全产品；一方则通过签订合同长期订购的方式，帮助农民承担生产过程中的风险。
这次回来，唐亮准备好了。他发展生态农业，主要种植红薯、花椰菜这些三餐所需。他的市场在距农场1小时车程的成都市里。对生活水平有更高要求的人们越来越喜欢带着泥土香的安全蔬果，并愿意为此付出高于普通农产品的价格。他们通过网络签下订单，也在定期举行的农夫市集上直接购买。市集有各个生态农场的摊位组成，很多人和唐亮一样是返乡青年。
和很多普通农家孩子一样，唐亮没有多少钱，又喜欢这个难赚钱的行业。经过长久思索，他选择了家庭农场模式，这解决了最占成本的土地和劳动力问题。
唐亮的户口在农村，家里分有土地。家庭农场面积小，对市场适应灵活。更重要的是，在这片世代耕作的土地上，家人是最好的帮手。农业生产和流水线的工业不同，不能标准化，涉及面多，变数又大。有时人正在田里忙着，下起雨来，就得赶紧回去抢救晾晒着的作物；或是收获时节赶上好天气只能持续几天，就得加班加点。在生产规模不大的情况下，如果每方面都雇人帮忙，那么所需庞大的人数将带来一笔不小的开销。
在反复发作的不解情绪中，父亲决定，还是帮儿子一把。在四川偏黑紫的土壤里，两代人播下种子。父母对土地的付出让这个少年离家的读书郎很受教育。他们日出而作，细心地照料着农作物。
年轻人也在影响着父辈。父母勤劳一生，最见不得苗间有杂草，一定要锄干净。唐亮偏偏要留下些杂乱的绿色，甚至还要播上专门买来的草籽。他和父亲解释，这些草类的根部能释放氨基酸，能提高土壤肥力，降低对化肥的依赖。
父母勤俭，在帮助唐亮收获打包寄往订户的蔬菜时，老两口总舍不得摘去黄叶残枝，“可以吃不要浪费嘛”。唐亮和他们解释“产品”的概念：高消费人群对质量要求也高，和挑担上街不同，要保证所供的品相口感。
父亲一开始并不理解，老担心会“遭人笑话”。一年过去，越来越肥茂的土地和络绎不绝的订单让他改变了。这个“倔老头”在田间大声地嘱咐“草可不能锄干净了，有用！”
哥嫂叔伯纷纷从打工的地方回到家乡。2015年夏天，一家人一砖一瓦建起了一栋崭新的楼房。
然而，乡村并不是如很多人所想的世外桃源。全国范围内，农业污染的影响不亚于工业造成的危害。唐亮的设想是建设一个“花园式农场”。他实行农业垃圾分类，一部分送到固定的垃圾投放站，一部分整理后可以回田。慢慢地，村人也开始效仿。
唐亮今年的计划，是开办一个农业学堂。课程分两部分，在田间学习生态农业，在室内讲经营和环境保护。目前已经有十几个村人报名了。课堂是开放的，他希望感兴趣的乡亲都可以来听。
如今，唐亮时常接待城里的访客。他们有些是来看看农场的状况是否真的“生态”，决定要不要下订单：有些则是来放松的。春节期间来这里的城里小男孩一会儿在田间奔跑，一会儿喂喂鸡鹅，也许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真实的农村。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 中国青年报 》（ 日 ）
在实现协调发展中建功立业
《 中国青年报 》（ 日 ）
国家理性烘托青年激情
子曰 《 中国青年报 》（ 日 ）
在中西部地区的基层，特别是在偏远的西部边疆，当你遇到决心一辈子扎根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或是博士服务团成员，钦佩和敬意就会油然而生。这群新时期最可爱的群体，在中西部地区的基层，正在日益壮大，他们真实的故事流传得越来越广，吸引越来越多的学弟学妹毅然决然放弃诸多现实的利益和诱惑。
这样的激情，在任何时代都是弥足珍贵的。激情的由来，首先是国家层面的大力倡导、弘扬和政策倾斜，当国家层面希望更多优秀人才奉献自我推进协调发展的理性内化为青年个人的激情，这些动人的故事便逐个发生，动人心魄。
当然，现实是这些激情扎根的青年与国家层面协调发展的人才需求相比，还是一个很小的数字。总体上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发展的现状还是让不少或许也动过心思的青年望而却步，因此这些地方发展最大的瓶颈是缺人才。个人激情更大层面的感染和释放，需要更广、更深层面的国家理性的烘托。
比如中西部地区现实的最大差距是基础设施。在这方面的国家投入与发达地区相比、与大城市相比，最显而易见。繁荣与冷清、发展与凋敝，明眼人都看得清楚。所谓“城市反哺农村”的拐点，在很多地方还没有看到。在这方面，我们不能用“投资拉动内需”的手段已经过时的理由轻易来搪塞，否则，要实现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真正的跨越式发展，要从根本上增加西部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和拉动力，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国家层面的理性中还应包含决不让去西部、去基层的热血青年“吃亏”的理念。精神层面的收获自不待言，关键是物质待遇和提升空间，需要进一步细化政策扶持体系，用看得见的“倾斜”，让这些奉献激情的青年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杜绝宏大的倡导和号召在时间面前逐渐丧失原本的神圣感，最后仅凭青年个人的精神支撑。
当然，作为对国家理性的最好的呼应，真正理性的青年个体应该善于从广袤而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寻觅到更多施展个人才华、推动国家更好更快协调发展的空间，相比发达地区拥挤得甚至令人窒息的人才竞争通道，恐怕这是很多真正有志有为青年最看重的地方，很多成功人士已经用自己鲜活的成长经历对此做了雄辩的证明。
筑梦在大漠高原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邢婷 （ 日 ）
28岁的新疆青年库尔班江头一回走出家乡疏勒县巴仁乡，来到4000公里之外的山东省会济南。这个已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创业青年盘算着如何让自己加工的骏枣牢牢栓住内地顾客的胃口，然后将销路拓至大江南北。
他很快梦想成真。日，第九届中国（山东）国际糖酒会上，在团山东省委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专程举办的新疆喀什青年创业农产品专场展销活动中，库尔班江随身带来的3箱样品不仅当场被一位济南经销商悉数买走，双方还签订了长期合作的合同。主办方的中国原产地销售平台承诺，每卖出一单，会向山东的援疆项目资助2元钱。
在这届国际糖酒会上，50名身着民族服饰的新疆创业青年以他们的好客以及生产加工的杏仁干、巴旦木、葡萄干等特色产品，将展位变成一片热情之海，闻讯赶来购买的市民络绎不绝，部分产品甚至当场脱销。
“我们的创业青年完全没想到自己的产品会如此受欢迎，而内地创业青年的理论素养、时间观念也让我们获益匪浅。”随行的团疏勒县委副书记麦尔耶姆古说。
新疆、西藏、青海……在广袤的大漠高原，一批批优秀的团干部被选派至此，担负起人才支持、志愿者动员、创业帮扶、精准援助等重任，一段段民族情谊的佳话广为流传。
35岁的山东团干部何甜是其中一名筑梦人。
没有丝毫犹豫，2013年10月，得知团中央选派团干部支援新疆的消息后，青岛农业大学艺术学院团委书记何甜立即向组织提出申请，选择到新疆基层工作。
两年间，何甜历任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团委副书记、喀什地区团委副书记。从陌生到赢得当地民众信任、从而得心应手地开展工作，何甜身上浓缩了很多援疆团干部的真实历程。
她曾因语言不通，一时难以融入当地生活，去乡里走访或举办活动，由于存在语言障碍，很多信息收集不全。如今，经过两年多的相处，何甜掌握了生活中基本的维语，也越来越适应当地生活，爱上了当地的民族饮食和文化，很多民族青少年主动和她交朋友，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
信任在一点点的努力中逐步建立。“多为青少年做雪中送炭的事，多争取资源为青少年提供服务和帮助。”她曾在几个月内走遍了麦盖提县6个乡15所学校，惊讶地发现有“刀郎之乡”美誉的麦盖提县竟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青少年艺术学校。建一所音乐学校，让“刀郎木卡姆艺术”这一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传承的大胆想法就此萌生。
为筹集资金、乐器，何甜远赴广州、青岛寻求爱心企业；为解决师资问题，她向团中央申请选派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文艺支教；她还带领13名当地教师远赴北京、青岛培训学习。
在山东各级团组织的帮助下，她终于筹集了100多万元在麦盖提县建立了青少年音乐艺术中心。在这里，少数民族的孩子可以学习钢琴、古筝等乐器，汉族孩子可以学习木卡姆艺术，不同的艺术得以充分交融。
何甜也在关注当地青年创业问题。她发现当地青年创业面临太多困难：首先是语言障碍，当地部分农村青年还不能用流利的汉语与他人交流；其次因地处偏远，冷链物流系统不太完善，很多优质鲜果运输困难；针对农产品包装和销售技巧方面的培训少；许多农村青年制作的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和文化产品需要有实力、有文化理念的投资者参与开发。
“他们有好想法、好产品，但是缺乏资金、技术和渠道，无法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正在何甜一筹莫展之时，远在千里外的山东“娘家人”再度伸出援助之手。团山东省委派出了电商专家、技术人员和创业青年远赴喀什指导，并通过远程教育等方式帮助喀什青年发展电商。
不仅如此，在团山东省委的引荐下，喀什团干部、青联委员、创业青年得以走进浪潮集团、韩都衣舍等知名“大咖”企业，以及博兴农村电商基地等电商创业园区实地观摩。
经过多次学习考察，2015年8月，何甜在山东援疆的麦盖提县、疏勒县试点筹建了喀什首批青年创业基地，并针对不同群体定制了不同的培训内容，联系企业资助合作，成功地将当地的干果特产、手工艺品通过网络电商平台在全国销售。
何甜们为民族地区青少年鼓与呼的背后是各地团组织实实在在的努力与付出。
以山东团组织为例，仅2015年，山东共青团全年完成援疆项目5大类14项，总金额433.3万元，完成新增援疆项目13项，增加投入102.1万元。此外，还完成援藏项目4大类12项，援青项目4大类11项，100%完成全年任务，青少年民族团结教育工作走在全团前列。
这其中包括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团干部、少先队辅导员的培训工作，开班典礼第一课由团山东省委书记张涛亲自授课，也包括优秀青联委员、青年企业家的互通有无，沟通交流；既包括27445名山东学生与新疆学生以书信方式结对交流，也包括上百名受援地中小学生来山东参加“手拉手”系列活动和夏令营活动。
在山东共青团对口支援工作的版图中，捐建希望小学、希望书屋，强化少先队阵地建设等有形的公益行动在继续；“青联公益医疗大篷车”、服务青年创业就业、农业种植技术远程指导等无形的公益项目也同时在进行。
如今，山东共青团援疆项目已被纳入全省“大盘子”，充分享受山东省委、省政府援疆工作的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一位博士服务团成员的农村电商实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聪聪 （ 日 ）
3月5日，看到政府工作报告有关“城乡宽带网络全覆盖”、“推进农村电商工程”等内容，陈秋霖着实为网络将走进更多乡村而高兴。
他是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作为中组部、团中央选派的第十五批、第十六批博士服务团成员之一，2014年11月在内蒙古扎兰屯市挂职副市长，今年起又在呼伦贝尔市挂职政府副秘书长。他在当地推进电商工作的过程中深深感到“一根网线的力量”——正在连接中国乡村和全世界。
“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农村电商，政府前期一定要引导甚至主导。”在陈秋霖看来，农村电商发展缺网络、缺物流、缺氛围，但最缺的是人才，“有些地方，不仅‘孔雀’东南飞，甚至‘麻雀’都东南飞”。比如网络运营岗位要求有较高的创意、资源对接和分析能力，往往“一人难求”。而博士服务团的成员，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在理念引导和资源对接上下功夫。
陈秋霖想出的一个办法是“请进来走出去”。他们选派了一批党政干部、企业人员和年轻人组成的农村电商带头人，去浙江遂昌、江苏睢宁等电商发达的地方学习、培训；又邀请了一些电商研究者、阿里巴巴讲师、实操专家来到扎兰屯市给全市科级以上干部和企业人员开座谈会和培训班。
“理念改变先从改变领导、企业、年轻人开始，他们的积极性起来了，自己会想怎么往下做，也会带动更多人。”陈秋霖建起了十来个电商微信群，有创业群、渠道群、县长群……每天各种各样的交流信息“嘀嘀嘀”响个不停。
贫困户张秀荣就在这样的资源对接中受益。日，陈秋霖邀请电商专家汪向东来到扎兰屯市开展讲座，在考察贫困群体情况时，他们觉得张秀荣的小作坊式黑木耳种植可以利用电商扩大规模，早日脱贫。
后来，他们帮助张秀荣在友成基金会和淘宝网特色中国内蒙古馆支持下发起的内蒙古自治区首例众筹活动中，成功募集12.15万元，建起了300多平方米的吊袋大棚，并和几个贫困户一起注册成立“张大妈黑木耳专业合作社”和“一把木耳”牌商标。通过电商技术培训，“一把木耳”成功实现线上销售。前不久，张秀荣乐呵呵地告诉陈秋霖，“一年净收入3万多元”。不少邻居发现，张秀荣打工致残的小儿子，因为可以帮助家里做电商销售，比原来开朗多了。
“农村电商归根结底要让农民受益，让当地产业出实效。”陈秋霖说，淘宝、京东等大平台主要做的是工业品下行，农产品上行更需要政府推动，“农产品千万不能靠低价位，因为不可持续。农民不挣钱，就不可能维持再生产。要真正提高农产品的经济附加值，让老百姓愿意去做绿色的产品”。
除了经济效益之外，农村电商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是“互联网+农村”，“帮助农民了解世界、发展自己”。陈秋霖介绍，在团扎兰屯市委建立的青年创业孵化园里，50%的青年创业项目和电商相关。甚至有几位曾经在国企工作的年轻人辞职创业做起了电商，一些大学生陆续返乡成为“新农人”开始电商再造家乡之路。
“哪怕失败了也应该尝试。”陈秋霖刚开展电商工作时，党政主要领导这样的支持让他信心十足。目前，入选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的扎兰屯市正在探索把电商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结合起来，比如在社区试点电商时增加智慧图书馆、慈善超市等建设，前期由政府引导，后期政府逐渐退出，真正实现市场化运营，“电商加进服务功能，就是更加综合的一个抓手”。
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和支持是陈秋霖最高兴的事。在一年服务期满后，因当地挽留，组织决定派他再服务一年。“博士、服务、团”，陈秋霖期待，未来在不同领域服务的博士，更加发挥抱团的作用，多做跨界交流资源共享，共同做一些事情更好地服务当地。
据了解，自1999年以来，博士服务团工作已先后选派16批2426名博士到西部地区、革命老区和边疆民族地区服务锻炼，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以保护母亲河行动为牵动，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改善生态环境。
一个青年环保组织的“绿色”保卫战
足迹遍布20个省份，调研城市超过40个
实习生 陈雨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宁迪 （ 日 ）
百米开外是一家被附近居民举报的钢铁厂：晚上9点到凌晨3点烟尘排放污染最严重。赵亮决定当晚自己看看。
他躺在收割后的麦田里，枕着麦垛向上望，只看得见远处那口工业烟囱里冒出的股股黑烟。21点，他站起来观察，排烟的浓度加强了，“再困我也一定要坚持到凌晨3点，不然今天的监测就没有意义了”。
然而疲倦袭来，赵亮睡着了。虽然没有监测完全程，证据却留在他的脸上。第二天一早，赵亮一摸脸，发现脸上一层黑灰，他马上去了当地的环保局。见到工作人员时，他表明了身份和来意：“我是一名环保志愿者，我要举报一家企业偷排乱排。”
“人肉探测器”记录不为人知的现实
赵亮是“好空气保卫侠”行动网络的发起人之一。这是一个关注大气污染监督的民间组织，来自全国各地关心空气质量问题的80后、90后聚集在一起，定期组织调研，调查各地烟尘排放超标的企业并向当地环保局反映问题。躺在麦田里观察钢铁厂就是赵亮2014年的第一次调研。
没成立“好空气保卫侠”之前，赵亮在天津的一家环保组织工作，并没有对空气污染调查有过多的涉足。人少、设备不足，但即便这样，这些年轻人还是想通过自己的方式记录空气污染下那些不为人知的现实。
起初，这些年轻人没有什么高精尖的设备，一个鼻子、一双眼睛、一部安装了实时监测空气污染软件的手机，每个人都是一部“人肉探测器”。
当赵亮第一次去举报的时候，当地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都难以置信，一个30岁的小伙子会在庄稼地里趴一宿，只是为了举报一家与他生活的城市隔了一个省的企业。但赵亮不这么想，在京津冀的雾霾问题上，河北地区的偷排乱排，会危害到其他地方的民众。
这几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物理监测室副主任温香彩遇到过不少青年环保志愿者，这些年轻人平日里跑到各个地方去调研。见到温香彩，就会围着她询问各种污染的问题。
“青年是环境保护的中坚力量。”温香彩觉得，这群年轻人关心环境、对环保工作热情高，又有思考，应该保护、鼓励与支持。
感受和数据不一致，这也许是企业动了手脚
去调研，并非没有风险。热衷环保的年轻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和企业“斗智斗勇”。
2014年，赵亮在网上看到河北邢台一家焦化企业污染比较严重，环保局还开出了巨额罚单，他从北京出发赶到现场。在厂外观察好像没有太大问题，但当地人告诉他要去里面看才行。
“当时我晒得黑又穿得比较土，这时候来了一辆车，我就跟着运煤的工人混进去了。”赵亮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但还没转悠几分钟，赵亮就被安保人员发现，开始盘问他的身份。
“好几次被当做记者。”调查、拍照、取证，赵亮发现，有时候干的事情和调查记者差不多。
2014年12月，他们在网上发现，齐齐哈尔市有个企业每个月都有罚单，于是决定去现场看看。
经过调查，他们发现这家煤炭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不足，多家媒体也报道过此事，但依旧没有整改，“这家企业位于嫩江边，沿着江边走可以闻到刺鼻味道，有些地方冒着黑烟，排污口的河面热气腾腾没有结冰，稍远处河面结冰处是黑色的”。
一年后，当这些志愿者第二次实地调查时，拍摄的照片更加震撼。“冒黑烟的地方更多了。”志愿者当场拨打了举报电话。
在志愿者调研过程中，有时即使拨打了举报电话或者联系了当地环保局，也不一定能起作用。“同一家企业，最多打过10次举报电话，经常遇到打不通或者打通了被挂掉的情况。”后来志愿者发现，即使环保局受理了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所以他们开始调整方案。
“比如我负责一个企业，只要它的问题不得到有效整改，那我盯得时间就很久。现在要盯两年以上的企业就有十多家了。”赵亮说。
和企业正面交锋，这些年轻人也没有轻易低头。赵亮在一次调研后根据现场情况发了微博，企业很快就找上门来，“他们不是想核实问题，而是希望我删除微博。”赵亮提出如果删微博，企业必须整改。如今，这条微博尚在。
两年多的时间，这些年轻人发现人们之所以感觉空气质量和污染指数有时差别大，其中一个原因是企业做了手脚。
“为什么污染指数地图上显示的该企业附近空气达标，站在企业外面却是另外一番感受？”他们发现，有的企业把政府安装在工厂烟囱上的检测器调整了方向，还有企业通过后台直接篡改数据。
这个现象温香彩也发现了。去年她去浙江、江西、宁夏、黑龙江、天津、北京等地调研，就遇到过污染指数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情况，“现在一些企业篡改数据、程序、设备，不去现场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去年派了很多检查组，不通知地方进行突击检查，一旦发现就加大处罚力度。”
作为民间的志愿者，赵亮坦言另外一个原因也不排除人为感知出错，“之前出现过数据造假的案例，所以我们总觉得数据有假，其实环保局应该公示检查报告，即使检测结果达标，我们也希望能公布出来具体的数值。”
环保部门有作为对志愿者是激励
随着调研活动不断深入、调研范围不断扩大，志愿者原来的某些看法也发生了变化。没出去调研前，不少人觉得是地方执法力度不够导致企业违规现象严重，但后来他们认识到，这不仅仅是环保部门的问题。
赵亮在几次调研时发现，很多企业白天都很守规矩，但到了夜里就现了原形，“夜里即便去举报，环保部门也不可能马上派人过来，而第二天白天他们来了，情况就变了。”赵亮认为，一些政府部门也不是不作为，而是挑战确实很大。
“一些环保局的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好，还能听进去我们的建议。”赵亮第一次调研时就向邯郸市的环保局领导提了建议，比如尽快核实查清情况、信息要公开、环保局要开通微博等渠道和民众互动。后来，赵亮发现所举报的企业污染程度确实下降了，而且当地的环保部门也开通了微博。
“这是对我们的激励。”最初“好空气保卫侠”只有几个环保组织成员，但随着微信微博的活跃以及媒体的报道，传播过程中又有了更多青年人参与进来一起做调查。目前他们调研的足迹已经遍布20个省份，调研城市超过40个，与全国35个环保局的工作人员见面反映过问题。
“我们开始有了专门拍纪录片的成员。”借助影像的力量，赵亮希望民众对现实有更直观的感受。
“绿色+” 引领社会新风尚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鑫昕 实习生 冯莉 （ 日 ）
3月8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小组讨论，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印红（右）发表观点。她表示，应对长江流域水环境污染实行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立足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统筹自然生态各要素，把沿江与沿山、沿林、沿田有机结合起来，从涵养水源、修复生态入手，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地表地下、城市乡村、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协调解决水生态和环境保护问题。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赵迪/摄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进垃圾分类处理，把节能环保产业培育成我国发展的一大支柱产业。我们专注垃圾分类处理等环保项目，大有可为！”
3月5日，吴正鑫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这样一条消息。他是浙江灵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研读过政府工作报告全文后，专门找出有关环保的部分分享到了公司股东的微信群里。
关于环境保护的话题，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上多次说，“我们要持之以恒，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
“总理这样提，振奋人心。”吴正鑫说。
“绿色+创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半年多以前，吴正鑫辞去上市公司高管的职务，和几位朋友一起创业，项目涉及垃圾分类处理、河道污染治理、医疗废水处理等环保领域。谈到为什么选择环保作为自己的创业项目，吴正鑫说，这与浙江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
他说，发展解决了贫困、物资短缺的问题，但污染也随之而来，小时候可以游泳的河现在都变成臭水沟了，这与我们追求的幸福生活是相悖的。他注意到，近年来，各级政府认识到了环境污染引起的大众健康和社会治理问题，这些问题越来越多地被提上议事日程。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从那儿以后，浙江始终对生态建设高度关注。”吴正鑫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想通过创办公司为社会做点事情，既可以造福社会，也能获取回报。”
现在，吴正鑫的企业致力于提供垃圾分类处理的整体解决方案。他所在的浙江省，如今正着力加强生态建设，这为“灵溪环保”这样的企业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市场空间。
“绿色+生产生活”：引领农村新风尚
3月4日下午，成都市郫县安龙村村民王成家的周围，已是春意盎然。他家的旁边，有一块属于他自己的湿地。这块湿地并不只是一片景观绿化，它是王成家里生态农业循环系统的一部分，洗澡、洗衣服排放的生活污水都会集中排放到这里。经过沉淀、碎石过滤、植物吸附等流程，湿地中流出的水“干净得可以养鱼”。
这样的湿地在安龙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被称为“农村庭院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
在安龙村，2005年开始实施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几乎颠覆了这个传统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每个农户都是一个小的生态农业循环系统。粪便、厨余垃圾投入沼气池，沼气用来烧水做饭。经湿地处理的水既可以直接排进河流和灌溉农田，也可以养鸡鸭鹅……
安龙村的实践在成都颇有名气，并引领了一种新的风尚。每周一和周四，安龙村的一些村民会给住在成都市区的大约100户居民送去他们自己种的绿色果蔬。
很多居住在城市的成都市民对这种跟化肥、农药不沾边的绿色生活方式充满好奇：没有打过农药的蔬菜品相并不一定有大棚蔬菜那么好，会长虫也是自然的；庄稼地里需要种上不同的蔬菜，以应对不同的气候。
“生态农业和相应设施结合，将农村产生的污染内部消化，减少对下游的污染。”负责这个项目的社会组织——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的项目技术负责人董泽兵说。
该研究会的目标是在当地探索建立一个模式，时机成熟后推广到成都锦江沿线农村，在河道两岸构建纵深各500米的生态带，将流向成都市区并作为城市水源的这段河流保护起来。
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在安龙村的实践，受到了业界的高度评价。2006年，“成都府南河上游安龙村可持续发展示范项目”获得“2006中国青年丰田环境保护奖”。
“绿色+教育”：从娃娃抓起
过去的30年，成都龙江路小学的师生像对待语文课、数学课那样，坚持一门看上去似乎并不那么重要的课程：环保教育。
学校自主开发了校本课程《绿色足迹》，并得到推广。学校鼓励孩子们把空牛奶盒收集起来带到学校，请环保组织回收处理后，加工成校内用的椅子。每年开展的“停水一天”活动，让孩子们亲身体验资源稀缺的感觉。
30年来，龙江路小学不断赋予环保教育新的内涵。最近，学校又在门口的南河设立水质监测点，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每天监测水质数据，关注水环境状况。
在学校读书的这几年，五年级四班的肖遥已经习惯了一种生活方式，比如，家里有了空牛奶盒、饮料瓶，她会送到小区的废品回收站，而不是当垃圾扔掉。学校里开展“停水一天”活动，虽然她觉得“特别不方便”，但停水的感觉她“不会忘记”，心里始终绷着一根弦：“要节约水，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用完了就没有了。”
坐落在锦江边上的这所小学，占地只有10多亩，但老师们希望，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们要有“大的人生格局”。他们把“倡导有节制的生活”的环保教育，作为拓展学生人生格局的重要手段。
今年寒假，学校给校内两棵香樟树修枝剪叶的时候，校长杨尚薇要求把砍下来的树枝留下来，而不要当成废弃物扔掉。杨尚薇的设想是，在学校营造校园环境的时候，把这些枝干变废为宝，比如美术老师带着孩子做一些创意，既能美化环境，又让孩子通过这些方式知道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
“我们希望孩子在关注自我的过程中，倡导有节制的生活。”杨尚薇说。在她看来，学校30年来坚持的这项工作，与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是相契合的，“五大发展理念，绿色排在第三个，但实际上和其他方面都是有关联的。我们强调绿色教育，也在培养孩子们的创新精神、共享精神”。
“绿色+共青团”：引领新生活方式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绿色的生活方式赢得了青少年的喜爱和支持。团四川省委的一项调研显示，环保是小学一至六年级孩子们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
受到这次调研结果的启发，2015年，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团四川省委等在全省组织了一个名为“环保微炬汇”的活动，通过玩具总动员、红领巾环保小课堂、“我是环保制作小达人”作品征集、“成长存折”等活动，在青少年中开展环保教育。
在组织“环保微炬汇”活动调研的时候，团四川省委少年部部长安玲发现，现在几乎所有的小学都在做形式多样的环保活动，“这说明，环保教育已经在小学教育中形成了一种共识。”
活动结束后，他们汇总数据时发现：四川全省的小学当中，已经有了800多个红领巾环保小社团。“小社团的存在，保证了环保教育能以少先队教育的形式，贯穿于小学教育的始终。”安玲说。
而在长江上游的攀枝花，人们传统印象中的工业城市形象正在悄然变化。2003年，刚到攀枝花上大学的钟绍英看到窗外的景色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