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流动人口三六九限时工作法_中华文本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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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作文《中国面临的人口问题》十篇 300字|500字|600字|800字|1000字
作文一：《中国人口面临的问题》1900字人口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结构上的变迁，都会对国家安全产生深刻影响，而中国今天正处在新一轮人口变迁中。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的人口再生产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口在上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由传统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转变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后，仅仅３０年左右的时间，就已过渡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而且，出生率下降的趋势基本不可逆转。
可以预见，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仍在加速推进的情况下，无论人口政策如何调整，今后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也将很难回头，人口总和出生率将继续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之下甚至进一步下落。日本、俄罗斯和韩国等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人口变迁经历，都已说明了这一点。这两点变化决定了未来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走势，比如老龄化时代到来，性别比的失衡，还有独生子女在主流城镇社会成为中坚人口，以及少数族群人口在中国人口中的比重上升，在西部地区聚居度增大等。
这些变化使中国国家安全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首先就是发展安全。由于老龄化程度加深，社会总抚养比增大，用于老龄人口养老、医疗等的费用增多，将使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增加，而用于投资的部分将不得不减少，使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财政能力受到制约。如果中国因此发生经济停滞，今天中国人热衷说着的“大国崛起”、“伟大复兴”等等，将不过是镜花水月，一厢情愿。
二是军事安全。近２０余年来中国国家利益日益拓展，对军事安全的需求不断增多。但在国民收入三部分：消费、投资和防务中，由于用于消费的部分增多，投入到国防的国民收入，将来也可能不得不压缩或受到很大限制。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必然在心理上总体趋向保守和防御，公众对于良好社会保障的压力会使国家不可能将更多财富用于国防建设。这一问题目前在中国还不明显，但再过一二十年，情况就有可能发生显着变化。
在中国国家利益日益拓展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支撑足够的军事能力，这不仅影响军事安全，也影响发展安全。同时，一个独生子女占劳动力主体、老龄化程度日深的社会，也将侵蚀一个国家防范和进行战争的能力。在独生子女家庭占中国家庭总量几乎一半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对战争的承受能力将完全不同于以往。
三是社会安全。目前，中国尚未初步建成完善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上城乡分别明显，中国两种社会和人口———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间的对立，今后也可能加剧，从而影响社会安定。
中国人口正由传统农业人口向现代工商业人口转换，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后，一旦城市经济发生危机，很多人就将会在城市成为流民或游民。从一些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的情况看，人口转型同样产生过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由此引发过革命。
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大量适婚男性将因男女比例失衡而无法组织正常家庭生活，这将不仅诱发贩卖人口现象的增多，而且可能加剧黑社会活动及其他危害社会安定因素。
四是文化安全。中国近些年来日益突出的信仰危机、价值观问题，很大程度上也与上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关。中国传统儒家文明的继承是靠中国特定的生育文化来支撑的。然而，独生子女群体不仅在改变人口结构、社会结构，也在改变文明结构。有调查显示，独生子女在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集体意识、合作精神和牺牲奉献观念等方面，与以往多子女家庭出身的人群相比，有显着差异，在这一代人身上，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色彩更为淡薄。
由人口变迁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有些已处于逐渐爆发期，有些还处于积累期，现在来看还不是特别严峻，但未来会对中国的发展形成重大影响。为此，中国的人口政策应该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
与上世纪５０年代至８０年代的防止人口突然增长过多不同，今后中国更应防止的是，新出生人口规模因出生率下降而出现大幅度下降，以及人口性别比失衡程度加重。为此，应促使独生子女家庭在全国家庭数量中的比重逐渐减小，以保证国家发展安全，同时也保证中国传统信仰结构和文明传统不至于在一两代人之间就完全断绝，和保证未来中国军队中的绝大部分成员不是独生子女构成。再比如，在人口政策上，中国目前在不同地区对不同人口群体分别对待，这在一定时期有其必要性，但现在已有调整的必要。
更重要的是，中国应根据“人口红利”可能将于ｘｘ年左右丧失的情况，加快产业升级，摆脱单纯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模式。同时，推动产业转移，促进西部地区工商业发展，带动人口空间移动。在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程度比较高的地方，如果也能实现更高程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将大大减小地区发展差别，促进社会发展公平，以及东西部之间的人口交流。
作文二：《中国人口面临的问题》800字中国人口面临的问题
当前，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形势总体是好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２１世纪上半叶，将迎来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高峰。今后十几年，人口惯性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８００－１０００万人；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难以适应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的要求；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庞大，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社会保障面临空前压力；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流动迁移人口持续增加，对公共资源配置构成巨大挑战；贫困人口结构趋于多元，促进社会均衡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总之，人口众多、人均占有量少的国情，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压力沉重的局面，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我国社会快速转型期，人口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人口安全面临的风险依然存在，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总体上仍然处于紧张状态，带来多方面的严峻挑战。一是人口总量持续增长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二是人口素质难以适应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三是人口结构性矛盾对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影响日益显现。表
现为老龄化进程加速；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人口在地区间、产业间分布不尽合理。四是人口调控和管理难度不断加大，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风险：流动迁移人口规模庞大。现阶段的低生育水平很不稳定。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无不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密切相关，在人口问题上的任何失误，都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难以逆转的长期影响。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变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全党务必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从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负责的高度，坚持不懈地做好新时期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作文三：《中国人口问题现状 中国人口面临的问题》2800字中国人口问题现状　中国人口面临的问
中国人口面临的问题　　　　人口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结构上的变迁，都会对国家安全产生深刻影响，而中国今天正处在新一轮人口变迁中。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的人口再生产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口在上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由传统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转变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后，仅仅３０年左右的时间，就已过渡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而且，出生率下降的趋势基本不可逆转。
可以预见，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仍在加速推进的情况下，无论人口政策如何调整，今后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也将很难回头，人口总和出生率将继续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之下甚至进一步下落。日本、俄罗斯和韩国等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人口变迁经历，都已说明了这一点。这两点变化决定了未来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走势，比如老龄化时代到来，性别比的失衡，还有独生子女在主流城镇社会成为中坚人口，以及少数族群人口在中国人口中的比重上升，在西部地区聚居度增大等。
这些变化使中国国家安全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首先就是发展安全。由于老龄化程度加深，社会总抚养比增大，用于老龄人口养老、医疗等的费用增多，将使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增
加，而用于投资的部分将不得不减少，使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财政能力受到制约。如果中国因此发生经济停滞，今天中国人热衷说着的“大国崛起”、“伟大复兴”等等，将不过是镜花水月，一厢情愿。
二是军事安全。近２０余年来中国国家利益日益拓展，对军事安全的需求不断增多。但在国民收入三部分：消费、投资和防务中，由于用于消费的部分增多，投入到国防的国民收入，将来也可能不得不压缩或受到很大限制。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必然在心理上总体趋向保守和防御，公众对于良好社会保障的压力会使国家不可能将更多财富用于国防建设。这一问题目前在中国还不明显，但再过一二十年，情况就有可能发生显着变化。
在中国国家利益日益拓展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支撑足够的军事能力，这不仅影响军事安全，也影响发展安全。同时，一个独生子女占劳动力主体、老龄化程度日深的社会，也将侵蚀一个国家防范和进行战争的能力。在独生子女家庭占中国家庭总量几乎一半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对战争的承受能力将完全不同于以往。
三是社会安全。目前，中国尚未初步建成完善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上城乡分别明显，中国两种社会和人口———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间的对立，今后也可能加剧，从而影响社会安定。
中国人口正由传统农业人口向现代工商业人口转换，大量农
业人口进入城市后，一旦城市经济发生危机，很多人就将会在城市成为流民或游民。从一些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的情况看，人口转型同样产生过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由此引发过革命。
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大量适婚男性将因男女比例失衡而无法组织正常家庭生活，这将不仅诱发贩卖人口现象的增多，而且可能加剧黑社会活动及其他危害社会安定因素。
四是文化安全。中国近些年来日益突出的信仰危机、价值观问题，很大程度上也与上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关。中国传统儒家文明的继承是靠中国特定的生育文化来支撑的。然而，独生子女群体不仅在改变人口结构、社会结构，也在改变文明结构。有调查显示，独生子女在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集体意识、合作精神和牺牲奉献观念等方面，与以往多子女家庭出身的人群相比，有显着差异，在这一代人身上，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色彩更为淡薄。
由人口变迁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有些已处于逐渐爆发期，有些还处于积累期，现在来看还不是特别严峻，但未来会对中国的发展形成重大影响。为此，中国的人口政策应该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
与上世纪５０年代至８０年代的防止人口突然增长过多不同，今后中国更应防止的是，新出生人口规模因出生率下降而出现大幅度下降，以及人口性别比失衡程度加重。为此，应促使独生子
女家庭在全国家庭数量中的比重逐渐减小，以保证国家发展安全，
同时也保证中国传统信仰结构和文明传统不至于在一两代人之间
就完全断绝，和保证未来中国军队中的绝大部分成员不是独生子
女构成。再比如，在人口政策上，中国目前在不同地区对不同人
口群体分别对待，这在一定时期有其必要性，但现在已有调整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应根据“人口红利”可能将于ｘｘ年左右
丧失的情况，加快产业升级，摆脱单纯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模
式。同时，推动产业转移，促进西部地区工商业发展，带动人口
空间移动。在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程度比较高的
地方，如果也能实现更高程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将大大减小地
区发展差别，促进社会发展公平，以及东西部之间的人口交流。
中国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关内容：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　　　　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ｒａｃｅｈａ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
Ａｇｉｎｇ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
ｍａｎｙ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ｉｌ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ｇｉｎｇｐｏｐｕ．．．
人口过快增长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ｇｒｏｗｓ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ｔｉｍｅｓ，，ａｎｄｇｒｏｗｓｒａｐｉｄｌｙ，ｆｉｒｓｔｌｙｂｅｃａｕｓｅｐｅｏ
ｐｌｅ’ｓ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ｋｅｅｐｇｏｉｎｇｕｐ，ｗｉｔｈｂｅｔｔｅｒｈｏｕｓｅｓ，．．．
祖孙三代话计划生育　　　　说起行中国成立６０周年的巨大变化，
爷爷乐开了花出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爷爷回忆起小时候的点点
滴滴，却若有所思爷爷的童年兄弟姐妹有九个之多，孩子们和父
母都挤在了一张床上睡觉。家里因为人多，很难糊口，没吃没喝
没穿，是常有的事。
ｇｒｏｗ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ｃｏｎｃｅｒｎ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ｏｗ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ｗｉｌｄ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ｎｏｗ，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ａｄｙ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ｂａｓｉｓ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ｈａｓｂｅｅｎ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ｈｅｍｏｓｔｍａｊｏｒｐｒｏｂｌｅｍ．．．
把这个庞大人口带给世人欣赏　　　　这个民族的出路，直接牵动着
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切身问题～当务的最终奋斗目标，是把这个庞
大人口带给世人欣赏，矫正世人的目光到新视线来，观察这个民族
的将来，这个庞大人口的发展利益，必须要巩固在，全面团结合心
的和谐社会环境上，全面团．．．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Ｂｅｃｕｒｂｅｄ　　　　ｎｏｔｈｉｎｇｉｎｔｏｄａｙ’．．．
作文四：《中国人口面临的问题_1500字》1900字人口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结构上的变迁，都会对国家安全产生深刻影响，而中国今天正处在新一轮人口变迁中。?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的人口再生产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口在上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由传统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转变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后，仅仅３０年左右的时间，就已过渡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而且，出生率下降的趋势基本不可逆转。?　　可以预见，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仍在加速推进的情况下，无论人口政策如何调整，今后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也将很难回头，人口总和出生率将继续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之下甚至进一步下落。日本、俄罗斯和韩国等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人口变迁经历，都已说明了这一点。这两点变化决定了未来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走势，比如老龄化时代到来，性别比的失衡，还有独生子女在主流城镇社会成为中坚人口，以及少数族群人口在中国人口中的比重上升，在西部地区聚居度增大等。?　　这些变化使中国国家安全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首先就是发展安全。由于老龄化程度加深，社会总抚养比增大，用于老龄人口养老、医疗等的费用增多，将使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增加，而用于投资的部分将不得不减少，使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财政能力受到制约。如果中国因此发生经济停滞，今天中国人热衷说着的“大国崛起”、“伟大复兴”等等，将不过是镜花水月，一厢情愿。?　　二是军事安全。近２０余年来中国国家利益日益拓展，对军事安全的需求不断增多。但在国民收入三部分：消费、投资和防务中，由于用于消费的部分增多，投入到国防的国民收入，将来也可能不得不压缩或受到很大限制。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必然在心理上总体趋向保守和防御，公众对于良好社会保障的压力会使国家不可能将更多财富用于国防建设。这一问题目前在中国还不明显，但再过一二十年，情况就有可能发生显着变化。?　　在中国国家利益日益拓展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支撑足够的军事能力，这不仅影响军事安全，也影响发展安全。同时，一个独生子女占劳动力主体、老龄化程度日深的社会，也将侵蚀一个国家防范和进行战争的能力。在独生子女家庭占中国家庭总量几乎一半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对战争的承受能力将完全不同于以往。?　　三是社会安全。目前，中国尚未初步建成完善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上城乡分别明显，中国两种社会和人口———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间的对立，今后也可能加剧，从而影响社会安定。?　　中国人口正由传统农业人口向现代工商业人口转换，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后，一旦城市经济发生危机，很多人就将会在城市成为流民或游民。从一些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的情况看，人口转型同样产生过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由此引发过革命。?　　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大量适婚男性将因男女比例失衡而无法组织正常家庭生活，这将不仅诱发贩卖人口现象的增多，而且可能加剧黑社会活动及其他危害社会安定因素。?　　四是文化安全。中国近些年来日益突出的信仰危机、价值观问题，很大程度上也与上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关。中国传统儒家文明的继承是靠中国特定的生育文化来支撑的。然而，独生子女群体不仅在改变人口结构、社会结构，也在改变文明结构。有调查显示，独生子女在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集体意识、合作精神和牺牲奉献观念等方面，与以往多子女家庭出身的人群相比，有显着差异，在这一代人身上，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色彩更为淡薄。?　　由人口变迁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有些已处于逐渐爆发期，有些还处于积累期，现在来看还不是特别严峻，但未来会对中国的发展形成重大影响。为此，中国的人口政策应该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　　与上世纪５０年代至８０年代的防止人口突然增长过多不同，今后中国更应防止的是，新出生人口规模因出生率下降而出现大幅度下降，以及人口性别比失衡程度加重。为此，应促使独生子女家庭在全国家庭数量中的比重逐渐减小，以保证国家发展安全，同时也保证中国传统信仰结构和文明传统不至于在一两代人之间就完全断绝，和保证未来中国军队中的绝大部分成员不是独生子女构成。再比如，在人口政策上，中国目前在不同地区对不同人口群体分别对待，这在一定时期有其必要性，但现在已有调整的必要。?　　更重要的是，中国应根据“人口红利”可能将于２０１５年左右丧失的情况，加快产业升级，摆脱单纯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模式。同时，推动产业转移，促进西部地区工商业发展，带动人口空间移动。在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程度比较高的地方，如果也能实现更高程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将大大减小地区发展差别，促进社会发展公平，以及东西部之间的人口交流。
作文五：《中国发展面临的人口问题》2800字中国发展面临的人口问题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人口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深刻且正确的认识并解决问题，也成为我们这一代人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与责任！
中国现代化建设是在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都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进行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本来就已经短缺的资源和脆弱的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尽管我国现行人口政策取得巨大成效：一方面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使我国人口到２００４年年初才达到１３亿左右，将达到１３亿的时间推迟了整整５年；另外一方面也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不可或缺的人口优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让中国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但我们在看到这一优势的同时，也应该居安思危、看到人口形势背后蕴含的、在发展过程中将愈演愈烈的尖锐问题。
一、我国人口发展的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据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为１２．９５亿，其中大陆人口为１２．６６亿。２００１年我国年人口总和生育率水平为１，８％。相对的，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２０００年，我国１５岁及以上文盲和半文盲人口为８５０７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６．７２％，比１９９０年下降了９．１６个百分点。同时，我国入口的年龄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２０００年，我国１５－６４岁人口比例为７０．１５％，比１９９０年的６６．７４％上升了３．４１个百分点，６５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为６．９６％，比１９９０年上升了１．３９个百分点。
可见，我国实现了人口增长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同时，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流动人口四个高峰相继到来，且相互叠加，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以及男女性别比例等问题交织，实现统筹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
第一，新增劳动力的数量在逐渐下降。虽然我国是第一人口大国，但实际的劳动力供给总量在慢慢消退：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出生的那代人进入劳动力大军之后，我国每年的新生劳动力将会明显减少。比如说，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时，１０～１４岁人口有１．２亿，５～９岁人口有９０００多万，但０～４岁人口只有６８００多万———下降速度极其迅速。南方某些地区出现的所谓民工荒，除其他因素影响外，也受了最近几年新增劳动力不断下降的影响。
第二，我国人口将步入急速老龄化的路途。伴随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我国于２０００年已经步入了老龄
化社会。如果今后的新生人口仍如近几年那样迅速降低，那么老龄化水平的增速就会相应加快，我国将步入急速老龄化的路途。这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成严峻挑战：（１）家庭和社会养老、医疗负担十分沉重；（２）现行养老保障体系面临历史性挑战；（３）社会和家庭对潜在的养老危机认识不充分。
第三，婚龄人口的挤压现象将逐渐凸现。我国新生人口性别比自２０世纪中期失衡以来，新生婴儿性别比一直处于上升之中。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该年新生人口的性别比高达１１９∶１００（男婴与女婴之比）。２００３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又显示，０岁～４岁男女平均性别比为１２１．２２∶１００。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新出生的人口，在进入婚龄段后，会碰到前所未有的婚姻挤压，从而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四，人口将逐步进入负增长阶段。目前，我国的一些地区，如上海、武汉、浙江的余姚、常德、闽中等都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尤其是上海，已连续十几年出现负增长，这已经拉开了我国人口负增长的序幕。同时，人口地区分布不平衡，东密西疏，发达地区较多，落后地区较少这一现状仍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而且愈演愈烈。
二、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发展一直处于不协调发展的状态。目前，这种不协调发展的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而且还产生了新的不协调因素，进一步加剧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严峻性。
第一，人口、资源与环境整体发展不协调。当前，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其消极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人口与经济之间的不协调发展关系，主要表现在人口总规模急剧膨胀和劳动力适龄人口数量庞大对经济发展形成了巨大压力；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协调关系，主要表现在，随着经济产值增加，加大了对资源的大量　消耗和浪费，使经济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不断受到削弱和破坏，已出现了某些重要资源的短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
的不协调关系，主要表现在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的日益严重的污染和自然生态持续恶化。从另一方面来看，被污染、破坏的生态环境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对人们的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
第二，人口、资源和环境各个子系统的内部发展不协调。从我国目前人口、资源和环境发展的现状可以看出，人口、资源和环境各子系统内部发展不协调的现象非常普遍。人口方面，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有效地抑制了人口自然增长，延缓了
高峰期到来的时间，但同时，我国目前人口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１）随着人口增长，自然资源日趋紧缺，有些资源已接近资源承载极限。我国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短缺，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人均耕地面积仅为１／３，人均水资源仅为１／４，人均森林面积不足１／６，人均草原面积不足１／２，人均矿产资源也只有１／２。随着人口增长，各种有限资源的人均占有水平还将持续下降，对资源的需求却会大幅度上升。同时，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空心化现象仍将是一个长期面临的问题。尽管科学技术进步将缓解一部分压力，但总体上仍将加重资源负荷，特别是加重了对土地和淡水资源的压力。我国环境资源系统的主要生物资源承载能力已接近超负荷的临界状态，一些有限资源已进入了承载力的临界点，如农业资源日益紧张，已接近资源承载极限。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看，能源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长期制约因素，需要几代人甚至更多的的努力才能解决。
（２）我国的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变动也直接影响着环境。我国的人口和经济快速增长，对环境的压力也超乎寻常的增长。我国正以历史上最严峻的生态环境，担负着最多的人口和最大的人口活动量，生态环境压力超越了大自然许多系统的临界平衡极限。它直接威胁着当代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并将不断深化成为本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危机之一。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是谋求人口、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目前由于我国的人口发展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使现在中国正处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之中，这是当前我国面临的急需解决的大问题，我们必须正视并且尽力解决好它，为建设小康社会铺平道路。否则，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甚至影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参考文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中国的人口与环境》
作文六：《中国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2000字中国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
现在，中国人口问题的主要方面，已从人口数量问题转变为人口质量问题。“独孩政策”的问题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一是人口老龄化问题；二是人口质量。
人口质量下降，现在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在严格控制生育的情况下，人口素质高的城市生育率下降，人口素质低的农村超生，从长期来看可能损害中国的人口素质；二是把人口政策主要归结为控制人口数量，没有把教育列入人口政策。
流动人口和剩余劳力问题，这也是中国新的人口问题。城市和农村同时劳力过剩，这是我国人口问题面临的第二个双重挑战。
中国人口问题，首先是人口数量太大，人口增长过快。一个国家的人口超过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总人口（１９９０年发达国家总人口为８．１６亿人）。现在虽然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每年仍净增１４００―１５００万人，即每年增加一个世界大国的人口。未来３５年，我国人口发展有三个主要趋势：总人口达１６亿；有８―１０亿劳动力；有２．５亿老人。这构成我国人口发展的新特点。中国人口问题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一个国家内同时存在“人口太多和人口太少”的双重挑战。中国人头上有两颗“人口炸弹”：人口太多，是指现在每年净增１４００―１５００万人。人口太少，一是高质量的人才太少；二是“中国妇女生育的孩子之少，已经不能替代她们自己了”。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１９９７年，中国６０岁以上老人１亿多，占总人口的１０％，到２０４０年预计将达２．５亿以上，占总人口的２３．７９％，６０岁以上的人口是２０多岁人口的２―３倍。
我国１５岁以上人口中，有１．８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１５．８８％，是世界上文盲最多的国家；问题还在于现在的青少年和今后出生的儿童，他们是２１世纪前半期的劳动力，教育投入不足，现在初中普及率仅６８％，有５００万学龄儿童因贫困不能入学，在校生中每年流失小学生４００多万，每年产生２００万新的文盲。
现在我国农村有剩余劳动力２亿人，城市登记失业人数５２５万人，隐性失业的冗员２千万至３千万人。有人估计，今后５年可能有３千万（有劳动能力的人）下岗。
有关计划生育的统计数字
研究报告显示：我国自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９８年的２８年间，因计划生育因素减少的出生人口数达３．３８亿，占同期因计划生育和非计划生育因素共同作用所减少出生人口的５４％。据悉，我国１９７１年妇女平均生育５．４４个孩子。如按这个水平不变，我国人口总数到１９９８年将增至１８．４５亿人。而由于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增长的原因，我国实际妇女平均生育孩子数从１９７１年的５．４４个降至１９９８年的１．８４个，１９９８年我国人口控制在１２．４８亿。
研究报告同时表明，我国自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９８年因计划生育而少出生的大量人口为家庭节省少年儿童抚养费６．４万亿元，为国家节省少年儿童抚养费１万亿元，两者合计７．４万亿元，接近１９９７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中国人口死亡率
旧中国人口死亡率很高，约为２５－３３‰，婴儿死亡率在２００－２５０‰以上，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仅有３５岁。新中国成立的５０年，我国人口死亡率变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中国初期到６０年代末，死亡率属于快速下降时期，由１９４９年的２０‰下降到８‰，婴儿死亡率下降到５０‰左右，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到６５岁。第二阶段从７０年代到９０年代，是死亡率处于平稳下降的时期。由７０年代初的７．６‰下降到１９９８年的６．５‰，婴儿死亡率下降到３３‰。中国卫生部公布的最新统计结果显示，去年中国城市、农村地区居民的死亡率与上年相比均有下降，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农村人口死亡率高于城市。
去年城乡居民死亡率分别为千分之五点八八和千分之六点零六，而一九九八年的数据分别为千分之六点一六和千分之六点二零。
中国人口老龄化
全国１％人口调查资料测算，“八五”计划期间，我国老年人口增加１７３４万人，平均每年增加３４７万人，是
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９０年为初露端倪阶段。总体上，当时中国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还不高，１９８２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只有４．９％。
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０年为萌芽过渡阶段。在这段时间，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将从成年型转向老年型，一个全国性的老龄化时代到来。预计到２００３年，中国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７％，从而进入老龄化社会。
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２５年为加速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７％左右上升至超过１２％，年龄结构已成为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类型，彻底完成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
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５０年为高速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１２％上升到２０％以上，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高度老化。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今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中国老年人口的负担系数是不断上扬的趋势。世纪之交时，大概每１００个劳动适龄人口要负担约１０个左右的６５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而到２０５０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１００：３０。
作文七：《中国面临十大人口问题》32200字中国面临十大“人口问题”
一、中国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
“０－１４岁人口　２．２２亿，占１６．６０％”，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这个数据，与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较，下降了６．３％。“少子化程度超过老龄化”北大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说：“中国已经不可救药地掉进了‘少子老龄化陷阱’或者说‘超低生育率陷阱’。”“六普”数据彻底颠覆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总和生育率为１．８的说法。“现在从公布的数据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１．４－１．５之间。”北大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说，我国长期处于超低生育率的状况下，而且是发展中国家中最低的。。
生育率下降，计划生育等政策应该是主导原因，但是美国经济研究局２０１１年１０月的一份新研究：高房价导致低生育率，放在中国，也有几分道理。该研究发现，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间，房价上升导致已经购房者的生育率上升，尚未购房者的生育率下降，原因在于尚未购房者的财富需要在买房子和生孩子之间分配，而已经购房者的房产增值可以帮助生孩子。
上海社科院专家：我国已成“超低生育率国家”
近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梁中堂在分析数据后推算出，我国目前的妇女生育率为１．３—１．５，如果确实达到这个水平，那就意味着中国已进入“超低生育率国家”行列。专家指出，超低生育率会使我国的劳动力日益减少，由于中国这些年来主要依靠“两头在外”模式和廉价劳动力优势挣外汇，如果生育率长期超低，将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据介绍，上世纪７０年代以前，我国妇女生育率维持在６．０左右，此后生育率一直下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下降幅度就更大了。　１９９０年全国人口普查前一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２．１４，与更替水平持平。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计生主管部门宣布我国生育率为１．８，已进入低生育率阶段。
根据普查，２０１０年我国０—１４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１６．６０％。而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这个比例分别为３３．６％、２７．７％、２２．９％。梁中堂表示，用这一指标数量和比例变化来分析生育率水平，能避免瞒报和遗漏所造成的误差。他推算出，我国现在生育率约１．３—１．５，和日本生育率水平接近。
梁中堂指出，从经济学角度看，人的生育本质就是劳动力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所以超低生育率将使我国面临劳动力日益减少的局面。这些年来，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
主要是因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一旦劳动力减少，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就会逐渐消失。梁中堂建议，我国政府应及时修正生育率统计偏差，并适时适度调整人口政策，提高我国生育率水平。
二、“空巢”现象冲击传统家庭模式
由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生在实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等背景下，因此又具有特殊的复杂性。穆光宗说，中国的老龄化伴随着独子高龄化、高龄病残化、老年空巢化、空巢孤独化的特点。来自民政部的数据则显示，目前中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５０％，部分大中城市达到７０％。农村留守老人约４０００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３７％。
从空巢老人引发的社会问题来看，与“常回家看看”等留守老人的情感奢望并存，许多年青一代对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却日渐削弱淡化，致使家庭亲情出现隔阂甚至矛盾冲突，传统伦理亲情观念受到冲击和挑战。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和家庭养老模式都受到巨大冲击。同时，社会养老机制的不健全，也为“空巢”家庭再添一根致命稻草。
城市老年空巢家庭近半数　养老机构床位供不应求
根据全国老龄委公布的《我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研究》报告，目前我国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包括独居）的比例已达４９．７％，与２０００年相比提高了７．７个百分点。大中城市的老年人空巢家庭（包括独居）比例更高，达到５６．１％，其中独居老年人占１２．１％，与配偶同住的占４４％。
老年空巢家庭是指身边无子女共同居住，老年人独自生活的家庭，包括单人空巢家庭和夫妇两人的空巢家庭。这些家庭中的老人被称为空巢老人。
研究报告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生活观念的改变，住房条件的改善，以及独生子女的父母开始进入老年期，空巢现象将更加普遍，空巢期也将明显延长。与发达国家独居与夫妇空巢户高达７０％～８０％的比例相比，我国老年人空巢比例持续增加的趋势将不可逆转。
比起非空巢老人，空巢老人往往有更多的担心，比如突然生病时身边无人，或者生活不能自理时无人照顾。同时，空巢老人的精神生活问题也不容忽视。专家们提出的“空巢综合征”就形象地概括了这一问题：老年人的孤独情绪，会导致老人性格抑郁、行为能力降低，记忆力和判断力衰退，甚至会诱发老年痴呆、老年抑郁症等老年性精神疾病或心理疾病。因此，在“银色浪潮”袭来之时，面对老年人的空巢化，如何养老才能使辛苦一辈子的老年人愉快地安度晚年，成为社会关注和讨论的热点。
当前，在我国城市社会，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和家庭养老模式都受到巨大冲击。一方面，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使人们处于为生计而紧张奔忙中，中青年人的多重角色身份，让他们陷入困境，孝顺老人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另一方面，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不少老年人开始不再以四世同堂为荣，他们更愿意单独居住，这样既不给子女增加负担，又可以自由无拘束地生活。
与此同时，机构养老也逐渐成为被社会接受的养老模式。但我国养老机构的规模还远远跟不上需求。按照调查测算，对机构养老床位的潜在需求量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８２１万张上升到２００６年的２２６１万张。但我国社会养老机构现有的床位数仅为１４９万张，尚不及需求的１／１２。
《北京晚报》联合搜狐网进行的一项“未来中国人如何养老”的调查显示（８７４５位网友参与），社区养老排在第一位，４６．１％的人选择此项，接下来是居家养老（２８．０％）和机构养老（２６．０％）。这里的社区养老，是指一种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以社区服务为依托，以福利机构为补充的社会化居家养老新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姚远教授指出，从国内因素角度看，居家养老及其服务的提出，既有消极因素的作用，也有积极因素的作用，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弱化，四个强化”。“一个弱化”是指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四个强化”是指老年人追求生活质量的意识增强了，老年人生活保障条件改善了，老龄工作特别是社区工作水平提高了，老龄事业更快发展了。
姚远教授还指出，我国居家养老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家庭情感文化、人际交往文化和政府信赖文化等老年人文化回答了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的原因。另外，居家养老既符合老年人喜欢在熟悉环境中度过晚年的生活意愿，又可以与家庭、自我和社区多种养老资源相联系。居家养老的另一重要价值还体现在，能够培养老年人的独立性。
今年４月，中国成立首家全国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光彩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表示，居家养老符合中国的传统，适合中国国情，是推进中国养老服务工作的重心。光彩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成立和呼叫服务全国联网体系的建设，是应对当前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是探索居家养老服务的有效途径。在社区居家养老新方式的探索和推行过程中，各种服务方式不断涌现，如：送餐上门、“爱心敲门”、“爱心门铃”、“老年人热线”等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不断趋于完善。
但是，我国城市开展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仍面临不少实践难题。中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指出，我国居家养老服务亟须破解四个难题：一是政府职责边界不清；二是市场运行机制发育滞后；三是服务队伍建设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四是服务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晓霞，在对江西省南昌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开展情况的调查基础上指出，我们应转变观念，加大政府主导力度，把社区居家养老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同时，还要打破信息壁垒，搭建资源共享的平台。此外，要从老年人需求出发，以有效需求、核心需求为切入点，开发老年人产品和养老项目，拓展服务内容。
随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不断改进和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或将成为一种不错的养老方式。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化养老替代家庭养老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这并不代表家庭可以完全摆脱养老的责任，特别是在现阶段，我国社会养老体系尚未建立健全的时候。年轻人在忙于工作的空余，也不要忘记给父母打个电话，常回家看看，这种亲情式问候带来的精神慰藉，是无可替代的。
三、中国社会老化的包袱越来越沉重
随着“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未富先老”等人口结构问题的涌现，中国社会老化的包袱也越来越沉重。８月２６日，一家英国媒体撰文呼吁中国全面放宽计划生育政策以应对中国“多老”、“少子”的现状，认为“单独二胎”等微调政策不足以扭转人口结构严重老龄化趋势。
美国华裔科学家易富贤所著的《大国空巢》认为，计划生育导致家庭结构畸形、家庭缩小，只需要比较少的收入就可维持家庭基本消费，导致工资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使得行政成本（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４年增加１００倍）、垄断企业与资本三者拿走了ＧＤＰ的绝大部分，工资收入占ＧＤＰ比例不断下降，现在只占ＧＤＰ的１２％（其他国家占５４％－６５％），居民收入只占２２％。
大教授翟振武教授认为：对计生政策作出调整，应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现行政策实行３０年来，中国的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控制，因此有了调整空间。二是，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矛盾逐步突出，应该未雨绸缪地进行前瞻性的调整。三是，计生政策调整要稳妥、有过渡，避免人口的突升突降。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应调整目前计划生育政策－－应对中国老龄化的根本之道
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写明“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调整的意向和方向已经明确了。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８月２４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李建国作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报告。报告中涉及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的众多数据，使得国内外媒体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进一步升级。
８月２６日，一家英国媒体撰文呼吁中国全面放宽计划生育政策以应对中国“多老”、“少子”的现状，认为“单独二胎”等微调政策不足以扭转人口结构严重老龄化趋势。文章认为生育政策有相当长的滞缓效应，即使中国现在就着手放宽计生政策，今年出生的二胎、三胎婴儿，到２０２５年也不过１４岁，未到结婚年龄，到２０４２年才３１岁，真正能够大幅度地改变中国的人口结构，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年头。
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热议中，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了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今年４月，翟振武曾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进行讲解，他对本刊记者表示：“综合考量之下，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完善的空间和基础已经具备，调整的方向也已明确。但这种调整决不能是大开大合式的，一定是分步骤的、有过渡的。”
“政策调整的时候到了”
《瞭望》：如何看待近一时期国内外媒体对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评论？
翟振武：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综合问题。简单的“算数”，有时并不能展现其完整的意义。应该看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生育率下降，老龄化的进程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在经济不发达情况下，通过计划生育政策的人为干预，使生育率下降速度更快。因此，中国也面临着更快速的老龄化问题。
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调整。在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数量过快增长势头得到很好控制的前提下，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也具备了一定的空间。
计生政策的调整，可以缓解老龄化进程，有利于家庭结构的完整和优化，有利于改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也可满足人民群众的生育意愿。因此，我个人拥护从现在就开始完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政策完善和调整决不能是大开大合式的，而是要分步骤、有过渡的。
《瞭望》：目前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时间点已经到了吗？您认为主要有哪些考量因素？　　　　翟振武：我认为，近一段时期就已经可以开始调整计生政策了。但是人口政策这样大的政策调整，事先的准备、讨论、研究要特别充分。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写明“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应该说调整的意向和方向已经明确了。
对计生政策作出调整，应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现行政策实行３０年来，中国的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控制，因此有了调整空间，如果现在中国人口增长得还很凶猛，那么政策完善和调整的基础就不存在了。二是，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矛盾逐步突出，应该未雨绸缪地进行前瞻性的调整。三是，计生政策调整要稳妥、有过渡，避免人口的突升突降。这些问题都要全面考量。
《瞭望》：与３０年前相比，中国目前的人口资源承载能力有没有变化？
翟振武：人口承载能力是一个变量。３０年间，随着土地利用率和粮食产量的提高，中国的人口资源承载能力确实提高了很多。３０年前我们有１０亿人，现在有１３亿人，生活水平还更好了，这都说明了支撑能力在不断提高。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大量利用了国外的资源，比如石油、钢铁、化肥等物资的大量进口。而且人口承载能力的提高也付出了一定代价，比如近年来越来越凸显的粮食、蔬菜、肉蛋生产中使用过量化肥、甚至增长素等食品安全问题。
在此背景下，未来在实现人口零增长、达到１５亿人口峰值后，中国的人口数量应逐步、缓慢下降，以减轻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更为有利。　“老龄化已无法逆转”
《瞭望》：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角度衡量，放宽生育能够起到多大作用？
翟振武：首先应该明确，无论中国是否放开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方向都已无法逆转。即使现在实行“单独二胎”，甚至全面放开二胎，对未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只能起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这个作用大概是２～３个百分点的降低，比如老龄化率从２８％下降到２５％或２６％。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历史必然的进程，只要生育率下降，就必然会经历这一过程。众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都面临这一问题，在日本、韩国、　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促使人们生育观念发生改变，生育率也在下降，伊朗、越南的生育率也大幅下降，接近更替水平（２．１）。中国的生育率下降是在经济尚未发达的情况下，利用计划生育政策的人为干预实现的，而且下降速度很快，这是我们必须应对的。
任何政策都是暂时的，与它对应的是人们的观念，相比之下，后者发挥的作用更大。在中国，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女性普遍参加社会工作，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子女养老的需求大大降低，这都会影响生育观念。当前在一些大城市，即使允许生二胎，也有一定比例的人选择只生一个，一个孩子都不生的也大有人在。再过２０年，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放不放开生育政策恐怕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就像现在的欧洲一样。
《瞭望》：您认为应对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有哪些关键点？
翟振武：解决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是靠“多生孩子”，根本出路在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支持体系。与此同时，要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升级为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应对劳动力的减少。　桶型”人口结构
《瞭望》：对于“人口红利”消失的焦虑有没有必要？
翟振武：“人口红利”指人口结构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时间段。有人口红利的时候，我们要利用；人口红利消失后，反而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倒逼产业升级的换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倒逼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使社会更加和谐。
拼人口数量的时代已经远去了。美国人口才３亿，但却是超级大国。西方发达国家总共
７．７亿劳动人口一年创造３６万亿美元的社会财富，而中国９．３亿劳动人口２０１０年ＧＤＰ为６万亿美元。我们不能靠“多生孩子”来发展经济、支撑经济增长，而是要在现有人口数量基础上，要靠大力提高人口素质，　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新的比较优势。
《瞭望》：调整计划生育政策能够缓解“人口逆淘汰”的情况吗？
翟振武：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抑制了农村的生育，从平均生育６～７个孩子下降到１．５个，而城市从平均生育３个孩子下降到１个。农民为计划生育作出了更多的贡献和牺牲。从３０年的历史长度衡量，农村和城市人口增长率的差距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因此，计生政策并没有导致和加剧人口的逆淘汰，相反它延缓了人口的逆淘汰。
而改善“人口逆淘汰”问题，改善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受教育水平，主要还要靠公共资源更多地向农村倾斜，靠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缩小城乡差距，而不是靠让农民少生孩子、城市人多生孩子。
《瞭望》：放眼中国未来２０～５０年的发展，怎样的人口结构是最为理想的？
翟振武：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倾向于倒金字塔型。塔顶的老年人口逐年增多，塔基的新生人口增长率逐年降低。这个情况已经不可避免，即使现在调整生育政策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口结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口增长那么快，决定了现在和未来老龄人口增长速度也会非常之快。到２０４０年左右，中国达到４亿多老龄人口的高峰值后，老龄人口会逐步下降，这是一个自然过程。也可以说，４０年之后的人口结构，要比现在和近期的人口结构好，这是肯定的。
欧洲国家“桶型”的人口结构，呈现出“直上直下”的特征，是一种人口可持续增长的结构，也叫做“稳定人口”，应该是比较理想的。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很大，在持续稳定的基础上，如果人口数量每年略有减少，实现“缓慢的负增长”，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更为有利。
四、中国很多地方进入严重少子化时代
在第２２个“世界人口日”，有两条新闻形成鲜明对比：一是常住人口达１．０４３亿的第一人口大省广东正在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二是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说，我国将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
广东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政策调整，因其已面临严重的低生育率少子化问题，必然导致未来的重老龄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危机。和广东一样，中国很多已经进入严重少子化时代，这意味着未来年轻人口将急剧减少，随之面临重老龄化危机和人口的崩溃式减少。现在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１．７３个。在如此低的生育意愿下，仅仅放开二胎，是难以有效改善人口结构、有效缓解今后老年化压力的。需要通过改善民生、提高分配率的方法，来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和养育能力。
专家集中建言：“放开二胎”政策正当时
左学金　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杨晓萍　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３０年来，中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改变现行生育政策，只是回到常态，而回到常态并不需要特别的理由。
１９８０年以来，中国一直实行严格控制生育的政策。３０年来，中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未来１０多年，将转入人口总量负增长。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当初严格控制生育的多数理由已不复成立，目前已到了调整生育政策的时候了。
为什么控制生育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政府上世纪５０年代一度鼓励生育。６０年代上半叶，转向普遍鼓励自愿节育，７０年代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以“晚、稀、少”（晚育、间隔、少生）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总和生育率出现了世所罕见的、空前的下降。
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５日，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标志，中国的生育政策进一步收紧，变成独生子女或“一孩化”政策，此为严格生育控制的发端。
１９８４年，鉴于该政策在农村执行中存在诸多困难，“一胎化”政策有所调整，形成了现行生育控制政策，即：除了西藏地区藏族农牧民，在全国城镇地区普遍实行“一孩”政策，农村大多数地区实行“一孩半”政策。
１９８０年中共中央“公开信”明确提出了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理由。
一是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公开信开宗明义提出“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１２亿以内”，并认为如果不从现在起控制人口的增长，“按目前一对夫妇平均生２．２个孩子计算，我国人口总数在二十年后将达到１３亿，在四十年后将超过１５亿。”
二是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当时中国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还很低，为了减少消费，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控制人口似乎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公开信提出“人口增长过快，资金的积累就会减少”。
三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口增长过快，人民生活水平很难提高”，“拿粮食供应来说，如果增加到十三亿人口，每人平均耕地将下降到一亩多。在目前条件下，在这样少的土地上，要生产出每人平均八百斤粮食，还要生产出足够数量的经济作物，是相当困难的。”
四是减少资源消耗和保护环境。“人口增长过快，不但为就学就业增加困难，还会使能源、水源、森林等自然资源消耗过大，加重环境污染，使生产条件和人民生活环境变得很坏，很难改善。”
当时，中国收紧生育政策，除了应对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压力，也受到世界上一些理论假设的影响。包括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极限的报告，国内学者宋健等对人口增长前景的系统工程模型研究等，都更多关注了人口数量问题。
自１９５８年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受到批判，很长时间内，中国国内关于生育政策的讨论一度沉寂。自１９８０年始，生育政策的内部讨论和辩论可谓此起彼伏。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后，学界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一是真实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二是现行生育政策是否需要调整？
目前对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存在较大分歧。根据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为１．２２；对近年来的总和生育率，国家统计局估计为１．６，国家人口计生委估计为１．８，部分学者的估计为１．３－１．６不等。
对生育控制政策，中国国内大部分人口学者认为，应有所调整，否则会加剧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少数人也有认为应该从紧控制生育的观点。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新检视严格生育控制政策的依据。
人口发生重大变化
３０年的改革开放，使生育控制的依据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重大的经济社会变化对生育控制政策的重要含义，常为人们所忽略。而中国生育控制政策经过多年的运作，似乎已独立于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缺乏事实层面的支撑。
首先，中国人口已经不再增长过快，十多年后将不可避免地负增长。
１９８０年《公开信》认为中国“人口增长过快”时，当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１１．８７"；２００８年该增长率已经下降到５．０８"，不到前者的一半。同一时期总和生育率则由２．３１下降到１．４－１．６左右。
据联合国２００８年的人口预测，在“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美国、日本的比较中，中国总人口在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２０年之间增长较慢。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目前的低生育率，总人口将在２０２０年到２０２５年间达到高峰后明显下降。其中，中国０岁至１４岁人群规模的下降速度较其他国家要快得多。
目前的人口增长完全是“人口惯性”所造成。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以来，中国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已注定总人口将在２０２０年到２０３０年间达到峰值，并在此后开始长期的负增长。持续的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口总规模的下降。
其次，中国经济增长类型已发生根本转变，亟待扩大内需。
１９８０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增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１９８０年的４５４５．６亿元增加到２００８年的３００６７０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近１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１９８０年的４６３元增至２００８年的２２６４１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近９％。
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增长也已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供给驱动转变为需求驱动，或者说，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已从供给不足转向需求相对不足。这一重大转折，发生于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
与此相对应，中国目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也已从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转变为扩大消费需求。中国近年来投资率仍在不断上升，这存在诸多复杂原因，而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所造成的消费需求不足不容忽视。继续控制生育就意味着减少终端消费，与扩大消费需求的目标背道而驰。
第三，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大幅增长，部分产业为产能过剩所困扰。
２００８年，中国人均耕地已由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２亩缩减到１．４７亩，然而主要农业产品的人均产量却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长。其中，２００８年人均粮食达３９８公斤，接近公开信中人均年用粮的“８００斤”的目标。
与此同时，中国目前存在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不是追求人均产品的数量，而是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经济效益，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人口总量并非影响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中，人口总量增长的贡献率始终显著小于人均消费量增长的贡献率。尤其是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８年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了１倍多，其中人口总量增长不到５％，而人均消费量却增长了近１倍。
显然，目前中国节能降耗的关键，不在于人口总量的控制，而在于隐含于人均能源消费量中的生产方式、技术和生活方式的变革。
“放开二胎”正当其时
十年前，中国预计　“２１世纪中叶”人口出现负增长。目前，官方已经把该目标提前到２１世纪２０年代。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如果这一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长期持续，中国人口将以几何级数萎缩，中华民族将面临作为一个物种的延续问题。
实证研究表明，目前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老人的贫困发生率较高。显然，那种认为中国农民收入问题可以简单地通过“少生”来解决的看法，缺少理论和实证数据的支持，不足以作为政府制定生育政策的依据。
从一个农民的生命周期来看，少生孩子的农民在年青时固然能减少抚养子女的支出，从而能增加其家庭的人均收入和消费（尽管未必能增加其家庭的总收入），但是在他年老时则可能面临更大的经济困难。
过去所有关于人口和生育控制政策的讨论，理论基石就是以控制生育提高人均收入。这显然与既有的实证研究并不相符。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家庭是否幸福，不仅取决于该家庭收入的多少，而家庭对子女需求的精神满足，有时比物质生活的丰裕更加重要。
我们认为，中国当初推行生育控制政策的主要理由已不再成立。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为什么要继续控制生育的政策？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未看到特别有说服力的新的理由。
现在反对生育政策调整的一个比较常见的理由，是一旦生育政策放宽，就要出现生育率的反弹。但是，这种担忧缺少有力的实证数据。相反，一些“二胎”试点地区的案例表明，宽松的生育政策反而实现了比同省其他地区更低的生育率。
现行生育控制政策是一种非常态的、社会政治成本高昂的特殊政策。在不同的社会人群中，广大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承担了更高的成本。迄今为止，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惟一实行这一政策的国家。改变现行生育政策，只是回到常态，而回到常态并不需要特别的理由。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看到，放宽生育控制的依据正在变得越来越强，而且越来越成为公众和学者的共识。正如１９８０年中共中央“公开信”所说，“到３０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目前，中国调整生育控制政策正当其时。（本文来自５月１日出版的２０１０年第５期《中国改革》杂志　“‘二胎’政策谋变”　专题）２０１０年０４月２９日０８：４１
五、“男女比例失调”埋下隐患
在“六普”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１１８．０６，（联合国标准，出生人口性别比一般在１０２～１０７之间）。社科院发布的２０１０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目前我国１９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到２０２０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２４００万。经测算，届时将有上千万适龄男性面临“娶妻难”。而当计划生育国策的推行，遭遇强烈的男孩偏好、Ｂ超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滥用，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风险大大增加，为中国未来１０～２０年的发展埋下了重大隐患。
而且，“娶妻”的难易程度还依照着地区的贫富程度不同而变化。在大龄未婚男性的分布上，“男光棍”聚集程度的总体趋势是由东至西逐渐递增。男女比例失调还会带来就业挤压问题，未来１０～２０年，男性劳动力过剩所形成的“就业性别挤压”，将使作为“性别弱势”的女性生存发展更加边缘化。
中男女比例失调剩男危机更严重
导语：男多女少这么严重，剩女们可以放心了，男人们肯定比你更危机，多出来的３０００万，你总能找得着跟你适合的，可是那多出来的３０００万男人可要和所有的人竞争呢。　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短期内将继续扩大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国家人口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原新昨天表示，依照调查资料推算，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出生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盈余”３３３１万。
原新说，在２００６年的０－２６岁的存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盈余”３４０２万人，“这在短期内还要继续扩大，出生人口男女之差的规模是世界人口大国史上前所未有的”。
在昨天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新中国人口６０年：回顾与展望全国学术研讨会”上，原新介绍，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１２０．４９，去年更高达１２０．５６，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程度最高的大国。自然情况下，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范围为１０３－１０７（女＝１００）。
除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问题，原新还研究发现，中国５岁以下的男性死亡率要低于女性，这进一步加剧了男性的“盈余”。依照２００５年的数据，全国除西藏外，所有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偏高，其中，江西、安徽、陕西三个省严重偏高。
六、人口素质和劳动生产率亟待提高
根据“六普”数据，大陆３１个省（区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同“五普”相比，人口年均增长率为０．５７％。目前我国每１０万人中具有初中、高中、大学文化程度人均有所上升，其中大学文化程度一项人数上升最快，具有小学文化程度较大幅度下降，文盲率由６．７２％下降为４．０８％。“但是，当代世界的国家实力竞争早已与人口总量关系不大，人口素质的提升和人才的竞争才是一国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人大教授翟振武说。
比拼人口总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口素质和劳动生产率的比拼才是国家竞争的实质，中国的人口素质如能得到较快提升，将与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配合，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新的人口比较优势。
中国人口发展走到十字路口：总量增长、素质偏低
中国的人口发展又走到时代的十字路口。
这一次，不是因为它遭遇的高增长压力，而是它面临的发展失衡危机。总量增长、素质偏低、结构和分布失衡,,,,如果说，３０年多前人口过快增长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那么今天，人口素质、结构、分布问题正成为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瓶颈。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现阶段，人口发展失衡的问题主要在哪儿？它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多大影响？如何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本报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总量增长、素质偏低
总人口每年继续惯性净增８００万人左右，数量压力依然沉重；每年约有８０万—１２０万例出生缺陷儿降生，劳动力素质低下，影响人口红利的效用。每逢节假日，火车站摩肩接踵，飞机场人潮涌动，旅游点拥挤不堪,,,,最令出行者印象深刻的就是“人太多了”。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３０多年来，我国拆除人口爆炸的引信，步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创造了人口有效控制的“中国奇迹”。然而，成就背后，中国的基本国情没变，人口数量问题依然突出。
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介绍，１９９２年，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即一对夫妻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下降并维持在更替水平（国际标准是２．１）以下后，人口增速趋
缓。但受人口惯性增长的影响，今后十几年，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８００万左右。本世纪上半叶，我国将先后迎来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龄人口三大高峰。“十二五”期间，预计净增人口约４０００万，总人口将达１３．９亿；到本世纪３０年代，人口总量将达到峰值１５亿。人口数量仍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
与此同时，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竞争力。
一方面，出生人口素质亟待提升。据中国出生缺陷监测中心数据显示，从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７年，全国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明显上升趋势，每年约有８０万—１２０万例出生缺陷儿降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
另一方面，劳动力整体素质低下，农村剩余大量劳动力，人口红利的效用未能充分发挥。　　　２０岁的贵州农村女孩赵华高中毕业后，去江苏常州市一家纺织厂打工。因无技术，一年前工厂裁员时被辞退。作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她，本应成为人口红利的增加因素，却因失业而由社会总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中的分母变成分子，成为被劳动人口赡养的人。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上世纪７０年代，我国进入人口红利期，开始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快跑。但长期以来，我们是靠廉价劳动力要素的比较优势赚钱，“世界工厂”的光环掩饰不了处在国际产业链低端的尴尬，劳动者技能低下影响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事实上，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劳动力的数量，更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翟振武说。
年龄、性别结构失衡
１０年后，上千万适龄男性“娶妻难”；３０年后，平均每５人中就有１位６５岁以上的老人，“婚姻挤压之痛”与“未富先老”交织，影响社会安定和幸福感指数
进入不惑之年的钱芳时时感到一种压力，因为要面对“２个人照顾４位老人”的无奈。　　　“我是独生女，我先生虽然有一姐姐，但在国外。”钱芳说，“我们两家老人均过７０高龄，哪天谁病倒了，都够我累的。”
随着出生人口大幅减少，我国人口金字塔底座日趋缩小，２０００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年龄结构开始失衡，老龄化进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便是明证。
以国内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上海为例。尽管因外来青壮年劳动力的不断补充，上海短期内还不会出现用工荒，但全市养老机构和服务设施却供不应求，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负担加重。
据联合国最新人口数据预测，２０１１年以后的３０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白发
族以年均８００万人的增速壮大。２０３０年，中国６５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面对汹汹而来的老龄化态势，“未富先老”的中国如不加快健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人口结构迅速老化将“窒息”未来经济的发展。
令钱芳担忧的还有上小学的儿子：“不好好学习，将来都找不到媳妇儿。”无论身居北京还是回福建老家探亲，钱芳发现，幼儿园和小学里的男孩明显比女孩多。
“我国正迎来一个男性人口过剩的社会。”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介绍，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持续３０年来，累积效应已现端倪。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资料推算，１９岁以下年龄段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每年新进入结婚年龄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１２０万。预计１０年后，将有２４００万“剩男”面临娶妻难。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带来婚姻挤压之痛。”田雪原说，当庞大的光棍大军高唱“我想有个家”时，谁去慰藉他们苦闷的心灵？小康之家是小康社会的基础，连个家都成不了，何谈幸福感？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与人口老龄化交织，将加剧人口结构的不合理性，未来的社会阶层结构、消费结构、组织结构等都将更为男性所主导，其深远危害，不亚于上世纪中叶的人口膨胀。
人口地区分布失衡
“十二五”期间，城镇人口将突破７亿。２０５０年全国流动人口将达３．５亿人左右，留守农村的“三六九”人群将形成人口“洼地”，导致新农村建设主体缺位
在我国对计划生育管理末梢的设计中，全国６万多个乡镇、街道都设有计划生育办公室，平均每个乡镇有６人左右，每个街道有３人左右。散落到每个社区，通常只有１人。
一线计生员王蕾管理的是北京市海淀区一个新建社区。小区住户多是外地人，他们大多从事私营经济，不管贫富，都不享受城市的福利，也不愿遵守城市的规则。
而这个群体恰恰是生育率较高的人群之一。作为北京市外来人口最多的一个区，海淀区３００多万总人口中，流动人口近１／４，高达８０万人。“在我们医院出生的二胎，９０％是外地来的。”海淀区妇幼保健院有关负责人透露。
“我们正进入一个＂流动时代＂。”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表示，在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拉动下，我国正经历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迁移。２００９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２．１１亿人，２０５０年将达３．５亿人左右。
在城市化大潮中，大批农村新增劳动力离乡又离土，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聚集到经济较
为发达的城市，导致人口地区分布失衡。
这种分布失衡首先表现为人口过度向城市流动，给城市资源环境、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带来空前压力。“十二五”期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超过５０％，城镇人口将突破７亿。流动人口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日趋突出，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难度加大。比如，流动人口的计生管理服务经费投入缺乏有力法律依据，大部分社会兴办的民工子弟学校条件差、教育质量低，仍有很大比例的流动人口未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未被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等。　　　这种分布失衡还体现在农村地区出现人口“洼地”，使新农村建设缺乏人口支撑。近年来，许多村庄已无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只有大批留守老人、妇女和孩子组成的“三六九”人群，新农村建设主体缺位。如果农村人口“洼地”局面不能得以改善，不远的未来，城乡二元结构或将无以立足，取而代之的将是积贫积弱的农村被喧噪的城镇彻底“吸空”。如何克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是广义人口均衡应当考虑的重要问题。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十二五”规划纲要鲜明地提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并举，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施一元化人口管理
人口与经济的本质关系，是人口内部结构变化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变化。与上世纪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压力相比，当前人口规模和城市化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人口结构失衡对社会发展的压力更为严重，如果不能有效应对这些新变化、新挑战，中国人口发展将遭遇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新时期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翟振武认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新表述，是对我国多年来人口调控理论与政策实践的精准概括。它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人口的内部均衡，即人口数量适度、素质优良、结构优化、分布合理；二是人口的外部均衡，即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如何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抓手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翟振武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计生工作从以行政制约为主转向统筹协调，从“单一管理”转向“综合关怀＋服务＋管理＋保障”，统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的关系，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关系，目标就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１９９０年以来，国家人口计生委开展“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打击技术越轨，整治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非法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行为，建立有利于女孩健康成长的利益导向机制，从物质保障和性别文化上推进重男轻女思想的转变。
应对人口年龄失衡的政策须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加快经济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服务体系。另一方面对出生人口进行调控，在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之间寻找平衡点。　　　“人口既不能增长过快，使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过大，同时也不主张快速削减，这样不利于人口结构的优化。”翟振武指出，相对于“十一五”的“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十二五”规划纲要鲜明地提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
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目前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和全国大城市的生育率持续走低，而中西部地区却面临低生育水平反弹压力。“逐步完善政策”要坚持分类指导，关注重点难点地区。　　　“城市敞开了大门，但城里的月光不该有阴影。然而目前对流动人口只有管理，还缺少保障。”北京市委党校人口研究所教授侯亚非强调，实现人口均衡分布应推进全国“一盘棋”服务管理。城市政府必须正视“新移民”存在的客观事实，打破城市建设、管理以本地户籍人口为规划依据的思维定式，突破二元式人口管理模式，将失地的本地户籍农民、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纳入就业、培训、社会保险、住房等体系，实施一元化人口管理。同时还要加快新农村建设，实现人口的就地城市化、有限市民化、居住园林化和农业现代化。　（来源：人民日报）
七、流动人口面临市民待遇和人口融合问题
“十二五”期间，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带来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２０１０年流动人口约２．２亿人，未来将超过３亿人。“六普”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超过２．６亿人。“其中４０％都是年轻人，这是中国特有的”。南开大学教授李建民说。
２．２１亿的人口流动，凸显出国民待遇、市民待遇和人口融合问题。如何让这些已经居住在城镇的流动人口成为真正的城镇居民，如何谋划未来新增农村转移人口的制度安排和空间布局，使人口城镇化又好又快地发展，是当局应该正视的。
在社保制度尚未实现城乡统筹、全国范围内顺畅转移接续的背景下，流动人口这一庞大群体出现“两不沾”现象，社会权益受到损害。人大教授翟振武说，如果没有专门的机构、专项的政策体系为这２．２１亿流动人口提供管理和服务，“那么无异于‘放弃’了这部分‘最精壮’的人口，一系列社会、经济、稳定问题由此而生”。
１４０万流动人口享市民待遇
本报讯（记者　董艳春）昨天，市政府第８６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公安部门为流动人口办理我市居住证，全市１４０多万流动人口在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可享均等化公共服务。
实行居住证“一证通”
根据意见，我市实行居住证“一证通”管理制度。公安部门负责《居住证》的登记、办理、制作、发放和信息管理等工作，可委托街乡（镇）、社区（村）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构办理《居住证》。《居住证》持有人在我市行政辖区享有劳动就业、子女义务教育、免费接受疾病预防、计划生育服务、基本社会保险等相关待遇。
子女上学不用交借读费
意见规定，我市坚持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接纳为主，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对流动人口子女接受教育要在收费、管理等方面与当地学生同等对待，不得违反有关规定向流动人口子女加收借读及其他任何费用。流动人口子女初中毕业后，报考我市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
聘社区协管员管出租屋
我市将加强以出租房屋为重点的流动人口落脚点管理。按照“属地管理”、“谁主管谁管理”和“谁出租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出租房屋信息管理网络，积极探索物业管理、业主委托管理、企业自主管理、社区自治管理、中介组织管理等模式。街乡（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中心，根据辖区出租房屋５０—１５０户配备１名的比例，配备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协管员，属劳动合同聘任制岗位。协管员实行统一招聘、统一培训、统一管理、统一持证上岗。　用人单位应建集体宿舍
我市将适度推行流动人口集中住宿、集中管理、集中模式，常年招用流动人口数量较多的用人单位应当建设集体宿舍；流动人口就业集中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集约利用土地，可建设统一管理、供企业招用流动人口居住的员工宿舍，完善食堂、洗浴、娱乐等生活和文化设施，纳入社区统一管理。
稳定就业者纳入职工医保
在社会保障上，我市将稳定就业的流动人口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其办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手续；流动就业人员在统筹地区以外发生疾病住院的，按规定办理报销手续。（作者：董艳春）
八、“户籍捆绑福利”导致社会不公
“六普”中各省人口总量的涨落，同样引起了专家关注。“六普”数据显示，按常住人口统计，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广东、山东、河南、四川和江苏。
广东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６．８３％上升到７．７９％，人口过亿。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均有大幅上升，可以看出珠三角、长三角、京津三大人口聚集区的人口更为密集，表明中国人口流动和人口分布格局的不均衡在１０年间没有缓解，反而得以强化。人口过度集中于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给流入地的资源、环境、住房、交通、劳动力成本等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交通拥堵”、“停车难”、“房价飞涨”、“入园入托难”、“垃圾围城”等“大城市病”日益严重；也给流出地带来了人才流失、空巢家庭、留守家庭等社会问题。　　　　　一些大城市出现资源紧张时，往往祭出‘户籍’法宝加以限制，但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加大了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捆绑其上的一系列福利制度改革的难度。
学者析中国人口国情１０年５大变化　影响全面小康
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口问题最严峻的时期还没到来。２０３０年前后，中国人口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
４月２８日、２９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一号、二号公报。这次人口普查是在中国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进行的首次人口普查，对于摸清人口国情，制定相关的规划、政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至关重要。
此前的４月２６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世界人口发展和全面做好新形势下我国人口工作进行了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面临的重大问题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问题密切相关。他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人口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为此次集体学习进行讲解的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于学军研究员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从普查数据看，目前我国人口发展处在劳动力充足、人口有活力、布局有余地的最好时机。
“一方面，我们应抓住用好这一有利的机遇期。另一方面，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人口问题最严峻的时期还没到来。”于学军说，到２０３０年前后，中国人口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将承受人口总量最大的压力、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凸显、城镇人口超过６０％、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速度加快、人口老龄化走向高龄化等多重人口压力，将成为影响中国从中等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距离上一次“五普”已整整１０年。接受本刊采访的专家分析，此次普查数据反映出新世纪１０年间中国人口国情的五大变化人口总量和素质变化、人口流动迅猛、人口分布失衡、老龄化加速、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同时，这也是未来１０～２０年中国人口国情影响全面小康和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五大变数。
总量ＶＳ质量
根据“六普”数据，大陆３１个省（区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１３３９７２４８５２人。同“五普”相比，人口年均增长率为０．５７％。
“人口年均增长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３"，欧洲国家趋近于０"，发展中国家高达１４"。由于中国实行了有计划的生育政策，人口年均增长率正在接近世界平均水平，这是一件好事”。与于学军一起为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说，目前中国的人口总量仍是世界第一，但预计到２０３０～２０３５年左右，印度将会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同“五普”相比，中国０～１４岁人口的比重下降６．２９个百分点，１５～５９岁人口的比重上升３．３６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未来每年达到劳动年龄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人数、大学生生源数量将逐年下降。
“但是，当代世界的国家实力竞争早已与人口总量关系不大，人口素质的提升和人才的竞争才是一国的核心竞争力所在”，翟振武说。一组数据可以印证这一观点：西方发达国家总共７．７亿劳动人口一年创造３６万亿美元的社会财富，而中国９．３亿劳动人口２０１０年ＧＤＰ为６万亿美元。“这表明体现人口素质的劳动生产率上，我们与发达国家差距甚远，要特别注意提高人口的素质”。
同“五普”相比，目前我国每１０万人中具有初中、高中、大学文化程度人均有所上升，其中大学文化程度一项人数上升最快，具有小学文化程度较大幅度下降，文盲率由６．７２％下降为４．０８％。
２０１０年，中国连续出台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目标直指教育提质，提出“进入世界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
“比拼人口总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口素质和劳动生产率的比拼才是国家竞争的实质。中国以上所作的重大决策，都是在为中国未来１０～２０年储备‘人口竞争力’”，翟振武说，中国的人口素质如能得到较快提升，将与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配合，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新的人口比较优势。
人口流动迅猛
与“五普”相比，“六普”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超过２．６亿人，比２０００年增加了１．１亿人，增长８１．０３％。这给多位人口学专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连呼“意外”。
“在转型时期，世界各国都曾出现人口的迁移、流动。但是这么大规模的摇摆、潮汐式流动，且其中４０％都是年轻人，这是中国特有的”。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说，可以预计，中国人口的流动在未来仍将持续，城镇化浪潮还将继续。
北京大学人口学所穆光宗教授说，２．２１亿的人口流动，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社会发展的巨大能量。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成为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问题的重要推手，但同时又凸显出国民待遇、市民待遇和人口融合问题，提出了实现“健康城市化”、“有限市民化”的重要课题。
我们只能说中国有６．６６亿人居住在城镇，而不能说中国有６．６６亿城镇居民，因为在这
６．６６亿城镇居民中，有四分之一左右是持有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这个数据的背后有很多问题要回答、要解决”，于学军说。
他所指的很多问题，既包括如何让这些已经居住在城镇的流动人口成为真正的城镇居民，也包括如何谋划未来新增农村转移人口的制度安排和空间布局，使人口城镇化又好又快地发展，促进人口分布更加均衡、合理。
在社保制度尚未实现城乡统筹、全国范围内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