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工业基地如何焕发新活力？——探访洛阳机器人产业迅速崛起的奥秘
03-10 09:34
　　新华社郑州3月10日电题：老工业基地如何焕发新活力？——探访洛阳机器人产业迅速崛起的奥秘　　新华社记者李亚楠　　洛阳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研发生产企业达110多家，占河南省的二分之一强，成为国内最具活力的工业机器人生产基地之一。　　近年来，在传统制造业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洛阳市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供给侧改革，机器人产业发展态势良好，机器人正成为这个老工业基地的新名片。　　“全体都有，前进！云台上升！水炮左转！”操作员头戴耳麦发号施令，3台消防机器人跟随指令，迅速做出整齐划一的动作。　　这台由中信重工生产的我国首款声控消防机器人只是洛阳机器人家族的其中一员。洛阳是我国制造的第一台履带式拖拉机的诞生地，近年来，洛阳大力推动供给侧改革，发展机器人产业，机器人正日渐成为洛阳“新名片”。　　中信重工是国内最大的特种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研发制造基地；中航工业光电所研制的变电站智能巡检机器人国内领先；一拖汇德公司研发成功的桁架机器人，可广泛应用于汽车、农机制造等诸多领域。　　民营企业也大显身手，凯盾洛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制成功海洋大气观测机器人；洛阳德平科技公司是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生产油气管道焊接机器人的企业；洛阳鸿元轴承公司的机器人专用轴承占据国内80%市场份额，打破了国外同类产品长期垄断的局面。　　此外，洛阳市还连续三年举办了国际机器人展览会，吸引了川崎机器人、德国WL公司、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等数十家国内外知名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企业、科研院所相继在洛阳“安家落户”。　　洛阳机器人产业迅速崛起到底有什么奥秘？一靠自身优势，二靠政策扶持，三靠体制机制创新。　　中国工程院院士蔡鹤皋认为，一方面，洛阳工业基础雄厚，高校、科研院所众多，工业研发和制造能力强，这为机器人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产业基础；另一方面，洛阳作为老工业基地，有很多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对原有落后的产业进行升级需要大量的工业机器人，自身存在非常大的应用市场。　　自身优势还需要政策激发。作为河南省唯一以工业机器人为主的智能装备生产基地，洛阳市在市场推广、税收优惠、招商引资、以商招商、人才引进、技术创新、项目建设等7个方面均出台了含金量非常高的扶持政策。　　“做海洋测绘产品，为何没有选在客户集中的沿海城市？我们看中的是洛阳对机器人产业清晰的规划，以及这里优良的产业配套、政策支持。”凯盾洛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树哲说。　　“机器换人”计划也开发了本地应用市场。洛阳市在劳动强度大、危险程度高的冲压、锻造、喷涂、焊接等行业选择一批龙头企业，实施“机器换人”应用示范推广工程，推动本地工业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的应用和产业化。　　体制机制改革则激发了创新活力。洛阳市提出着力打通机器人成果转化的“四个通道”，即政产学研深度融合通道、军民企地对接转化通道、市场化运作通道和人才成长通道，让机器人产业集群变成既开花更结果的“花果山”。　　中科院（洛阳）机器人与智能装备创新研究院，是近年洛阳引进的7家新型研发机构之一，建院不到一年，该院就组建了薄铝件自动焊接机器人、仿生机器鱼等6个创新团队，在洛阳成功转化6项原创成果。　　从“洛阳制造”到“洛阳智造”并不能一蹴而就。中航工业洛阳光电设备研究所所长李明锁认为，作为高端产业，机器人技术需要整合计算机、传感等多领域的高科技，只有依托较大的投入、较强的研发实力，才能创造出优秀的产品，但洛阳目前还缺少大的研发主体，研发投入也远远不足。　　“在发展机器人产业上，我们要在热闹中保持冷静，立足地方产业资源禀赋，鼓励政策的着力点向技术研发、人才集聚、差异化发展倾斜，改变过去重招商引资、轻技术创新、轻人才培养的倾向，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洛阳国家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马志强说。聚焦10大重点产业改造提升 让浙江传统制造业焕发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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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是振兴实体经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结合省情实际，今年年初，浙江省委、省政府明确聚焦纺织、服装、皮革、化工、化纤、造纸、橡胶塑料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有色金属加工、农副食品加工等10个重点传统制造业，精准发力，下决心打好这场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硬仗。
　　发展之基富民之源
　　区域经济的发展衍变自有其内在逻辑。在说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之前，十分有必要梳理下浙江工业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近40年来，在浙江经济发展的几个关键历史阶段，传统制造业始终冲锋在前，一直是拉动浙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改革开放初期，短缺经济时代，浙江选择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业化发展道路，通过大力发展传统轻纺工业，使得乡镇、农村工业得到初步发展，形成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发展高峰；中国加入WTO后，国际市场的开放使得浙江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通过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浙江成为全国外贸大省，这其中主导产业还是传统制造业；“十一五”至今，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浙江经济主动应对全球市场重大变化，市场化程度高的浙江传统制造业依然直面风雨，砥砺前行，在全省经济复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资源小省发展成为工业大省，浙江的发展离不开传统制造业的勃发。可以说，浙江经济发展得益于传统制造，它同时奠定了今天浙江工业的基础。尤其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浙江传统制造业积淀了十分厚实的底子。也正是这份厚实的“家底”，为浙江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传统制造业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浙江发展之基、富民之源。
　　如今，传统制造业仍是浙江实体经济的主体，具有竞争优势的重要领域，提供了最大的税收来源，保证了最多的就业岗位，深刻影响着浙江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改造提升潜力巨大
　　谈到传统制造业，有个误区必须澄清，传统并不意味着低端落后。诚然，当前浙江传统制造业发展面临巨大挑战。但就此认为传统制造业是夕阳产业，是低端落后产业，要放弃传统制造业，这是陷入认识上的极大误区。
　　从省情现实考虑，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浙江经济起重要支撑作用的仍是传统制造业。而且传统制造业经过长期发展，在先进制造水平、市场占有率、产业生态链的完整等方面优势突出，实施改造提升的基础好、潜力大。
　　尤其近几年浙江打出以“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四换三名”为主的转型升级组合拳，使得浙江传统制造业焕发出全新活力。今年上半年，10个传统制造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4.5%，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10.1个百分点。浙江省传统制造业领域孕育出了不少国内外知名的龙头企业和许多“专精特新”的企业，形成了完备有序的产业梯队。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吸油烟机品牌份额占全球市场5.9%，居全球第一。目前，公司是国内厨电行业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获得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和新模式认定企业。未来3年，公司将持续投入10亿元，开展新一轮智能制造工厂建设。
　　可以说，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是浙江经济转型升级最现实的抉择。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浙江传统制造业，不是经济发展的包袱，而是实体振兴之基，更是创新转型之本。规模大、占比高、技术成熟的传统制造业是新兴产业的孵化基础，也是现代产业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新兴产业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传统产业的技术积累、资金积累、制造能力、产业组织，并非平地起高楼。比如，新昌纺机的智能升级，与浙江尤其是绍兴地区纺织印染产业发展关系紧密，近5年来，新昌纺织印染装备产业中已有两个项目列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日发纺机、泰坦股份、康立科技等已成为国内相关技术领域的领军企业。如今，新昌是浙江省智能纺织印染装备制造基地和浙江省智能纺织印染装备产业技术创新综合试点。
　　当然，在推进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的过程中，必须有取有舍。对于那些存在安全隐患、污染环境、投入产出严重不匹配的“低小散”“脏乱差”企业（作坊），要下决心予以坚决淘汰。通过打破这些阻碍发展的“坛坛罐罐”，为传统制造业的优化提升腾出空间和资源。
　　转型升级箭在弦上
　　成就不容置疑，问题也迫在眉睫。当前，浙江传统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和阵痛期，面临着一些亟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素质性、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
　　根据2016年度统计数据测算，全省10个重点传统制造业用47%的工业用地、73%的能耗、85%的排放、43%的用工，贡献了43%的工业增加值和40%的税收，投入产出效益总体偏低，在亩均税收、亩均增加值、R&D经费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等关键指标上，总体还低于全省制造业平均水平。
　　创新能力总体不足成为制约传统制造业发展的最大短板。浙江省传统制造业中，除了各行业中的上市公司等规模大、实力强的企业外，研发投入比例普遍不高，自主创新能力普遍较弱。比如，浙江纺织行业规上企业数量庞大，可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仅有3家，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14个百分点；10个重点传统制造业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仅为0.9%，除化工、橡塑2个制造业外，其他8个制造业的占比都低于1%。
　　当前，传统制造业已成为制约浙江建设工业强省、制造强省的短板。浙江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弯弓已满箭在弦上。
　　传统动能加快修复
　　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是浙江巩固扩大传统优势、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所在，也是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来源，更是浙江制造由大变强的战略任务，既是当务之急，更是长远之策。
　　日前，省政府印发《浙江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行动计划（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提出“力争通过4年努力”，实现“重点传统制造业在国际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明显提升，基本建成全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同时，省政府确定在绍兴市开展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综合性试点，在绍兴市柯桥区等21个县（市、区）开展分行业省级试点。这是浙江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工业强省、制造强省的重要抓手，是振兴实体经济、实现转型发展的战略举措。
　　省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解释，《行动计划》明确“创新升级、整合优化、强链补链、有序退出”四条基本路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如，加快建设一批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支持企业推进全面创新；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谋划实施一批突破性、带动性、示范性强的重点技术改造项目，推动关键领域技术装备达到国际国内先进水平；加快提升新产品产值率、标准话语权和品牌竞争力，支持企业产品创新；做强做大做优市场主体，大力支持企业上市和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坚决打破制约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坛坛罐罐”。
　　政策支持十分给力。根据《行动计划》，年，浙江每年将安排18亿元资金实施振兴实体经济（传统产业改造）财政专项激励政策，18个振兴实体经济（传统产业改造）财政专项激励县（市）确保每年用地指标不少于三分之一用于制造业项目，每年财政专项激励资金不少于三分之一用于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
　　时也，势也。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全省各地正积极行动。目前全省传统产业改造提升试点绍兴市全市域推进整治淘汰“脏乱差”企业，并通过实行最严环保和安全管控，倒逼企业升级。诸暨则以全省首个投融资体制改革试点为契机，引导资本流入实体经济，支撑传统产业改造提升。长兴通过对行业龙头企业的垂直供需链和横向协作链进行全面解析，实施产业链精准招商。
　　这场硬仗，浙江势在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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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实体经济 夯实高质量发展之基
来源 : 光明网-《光明日报》　
摘要：　　【政协委员之声】　　光明日报记者俞海萍采访整理　　编者按　　实体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底座”和“根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 ...
　　【政协委员之声】　　光明日报记者俞海萍采访整理　　编者按　　实体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底座”和“根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是解决中国经济当前关键短板的“牛鼻子”。我们来听听政协委员的声音。　　■尚福林常委（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　　健全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引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各级党政部门应聚焦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深入开展调研，既帮助企业解决共性问题，又宣传推广先进典型经验，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和企业真正树立高质量发展理念。　　健全适应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体系。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推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快财税、金融、科研制度改革，推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　　完善适应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律体系。加快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共享经济、对外投资等新经济领域的法律供给；修订《专利法》《公司法》等法律中与高质量发展不相适应的条文，加强执法力度，提高违法成本，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和高科技企业的创新动力。　　■刘利华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　　更好发挥产业政策作用　　把促进公平竞争作为产业政策转型方向。产业政策应当鼓励市场公平竞争，打破行政垄断，防止市场垄断，放宽行业准入，完善市场监管，创造平等竞争条件和良好竞争环境。　　把提升创新能力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目标。产业政策应当引导市场主体加大创新投入，增强创新能力，提升创新价值；优化技术研发的事先补助与事后激励方式，鼓励支持企业集中力量突破一批“短板”；支持行业龙头企业牵头，用市场化的方式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协同突破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完善创新激励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活动。　　把绿色发展作为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应完善落后产能市场化、法治化退出机制，通过市场化手段严控新增产能；提高重点区域污染物排放强制性标准，加严环保要求，推动清洁生产，切实降低能耗水耗；推广先进适用技术装备和产品，提高质量标准，推进再生资源综合利用。　　■陈志列委员（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在国家支持的应用型和产业化科技项目立项、检查和验收的专家评审队伍中，增加高科技领军企业中既有成功的产业化经验、又有丰富的市场和技术背景的专家。在这几个关键环节都强化项目可产业化的定位和评审，通盘考虑项目系统在上下游企业协作实施中的标准化、兼容性和可靠性。　　建议国家支持应用型科研项目和产业化的经费，更多投向高科技领军企业，把国家鼓励创新成果转化的钱花在“刀刃”上。　　在国家科技奖励的评审上，多向高科技领军企业倾斜。真正将技术成果的产业化率、创新产品在国内外销售和利润等指标作为评奖的重要指标之一。　　■杨伟民常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　　突破核心技术要遵循研发规律　　遵循科技研发规律。在快速进步的技术领域，一些核心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需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尤其是发挥企业家精神，政府应该给予必要的支持。　　培植激励创新土壤。科研成果是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劳动和资本共同创造的，科研成果所有权应由出资方和科研人员共同拥有。在科研领域不能单纯以成功论英雄，也不能以企业的短期盈利论英雄，研究设立科技银行，对高科技领域的风险投资给予一定税收优惠。资本市场要适应高技术企业发展规律，同时，实行激励创始人的制度。　　有针对性地制定突破核心技术的政策。培育创新企业。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和市场化方向，政府的研发资金直接给到企业并保持支持力度，资金使用由企业自主决定，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资金由企业在市场募集。　　■宋鑫委员（中国黄金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政策接地气&执行不走样　　各级政府部门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提升政府服务效能，消除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　　政策制定过程中，部门之间要加强沟通，实行政府部门资源共享与业务协同，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听取行业协会、企业意见，避免信息失真导致的政策失误。　　出台政策时，配套必要的实施细则和执法基准，规定合理的自由裁量范围和幅度，还要加强对自由裁量权的有效监督。　　在政策执行中，跟踪政策实施效果，加强政策绩效评估，发现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调整完善政策，使其更加完备、管用。　　税费制度的出台应充分考虑企业的负担问题，同时应有政策执行的缓冲期。　　■夏德仁委员（辽宁省政协主席）　　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活力　　对老工业基地的传统制造业企业给予差异化的政策支持。对行业发展前景好、具有先进技术和品牌基础的重点企业出现的临时性、突发性资金需求，建议银行机构不抽贷、不断贷，并给予展期、续贷等保持流动性的信贷政策支持。对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制造业企业采取特殊性政策支持其债转股，并优先支持其上市发展。对能够列入“国家队”的地方装备制造业企业，由国家层面投资公司和产业基金进行投资，并从财政、金融、人才政策上给予重点支持。　　加快推进国企国资改革，深化“央地融合”，助推传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由国家出台旨在鼓励央地企业融合的专门政策，扩大在老工业基地的央企二三级公司的自主权，推动央企和地方共同搞好产业发展规划；开展央地企业融合试点，共同在产业链下游布局并组建混合所有制企业，联手打造先进制造业企业和产业园区；调整央企税费分成政策，增加央企所得税地方留成。　　■朱永新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学术委员会顾问）　　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　　将市场竞争引入职业教育领域，以市场信息调节职业教育的供求，鼓励职业学校与市场化职业培训机构合作。引入认可度高的职业资格认证培训和考试，帮助职业教育毕业生实现社会流动，并使得其掌握的技能能够沉淀在制造业企业中。　　制定更开放合理的办学资质规定。鼓励企业或企业联合体独立举办职业院校，鼓励企业与职业院校联合举办混合所有制学校或专业，探索公立职业院校民营化转制。设立企业参与实习实训准入制度。　　制定更有效的企业激励性政策。对积极参与员工技能培训的企业给予培训经费税前扣除、教育费附加返还，或其他财政补贴（补偿）政策。在科技项目立项、成果评定时将企业参与技能教育作为重要评价依据。对高技术和高学历职业教育毕业生聚集的企业，给予城镇入户名额奖励。　　■王一鸣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　　引导人才有序流动优化配置　　引导人才有序流动。建立健全人才合理流动机制，突出市场主导和企业主体，保障和落实用人单位自主权，提高地方引才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促进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精确对接。　　着力优化用人环境。依托创新创业平台聚集人才，促进引进人才与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相融合。建立与创新相容的人才激励机制，推进职务科技成果产权激励改革，让创新人才充分实现自身价值。　　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加大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完善教育、医疗、交通、环保等配套设施，增加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使之与引进人才规模相适应。　　开发建设人才数据库，加强人才信息实时监测，识别各类人才的流向和空间、行业配置，以及主要区域和中心城市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缺口，为科学引才和精准引才提供依据。　　■钱颖一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　　提高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能力　　在知识层面，增加学生跨学科、跨领域的知识。建议教育部门允许研究生跨学科修双学位，以利于培养复合型的创新人才。　　更加注重对学生的能力培养，特别是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当前教育部门对大学的各种考核越来越量化，虽然这便于操作和管理，但是高度量化和“一刀切”的考核机制明显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应克服急功近利的短期功利主义，在价值取向上要有更高的追求。目前学科评估已经成为高校的指挥棒，容易导致追求短期成果。学科评估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对办学是有帮助的，但是目前的学科排名方式不利于大学的多元发展、有机发展和长远发展，应该改变。　　■王建沂委员（浙江省工商联主席、富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加强境外产业园区建设　　建议在国家层面上高度重视境外产业园区建设，研究制定园区建设和提质升级的策略路径。　　创新发展模式，提升集聚效应。在园区建设上，建议由单一企业主导的自发行为转变为“园区+商会”的新形态，成立联合管委会，探索建立政府间、联合管委会、园区开发公司三级的沟通、协商机制。充分发挥商协会作用，支持有条件的行业组织在投资国建立中国商会，引导企业评估和防范在境外投资的市场风险。　　加强金融服务，提供资金支持。建议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在遵循宏观外汇政策的前提下，完善内保外贷、外保内贷等业务模式和风控机制，对园区合理资金需求给予有效满足。　　■李稻葵常委（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推动低效企业退出市场　　在中央层面成立企业退出基金。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交给地方政府，专门用于安置企业退出过程中职工的工资、福利、安置，鼓励地方政府直接推动低效企业的退出。　　正面激励商业银行。要求它们每年处置一定比例的不良资产，不是以新增贷款的方式把不良贷款重新化为正常，而是真正的重组或者破产。建议银保监会直接对银行处理不良贷款的量进行考核，灵活处理历史上相关银行工作人员的贷款考核。　　打破企业间的互保“怪圈”。建议对不良贷款历史上的互保条约原则上消除，打掉资产重组的“拦路虎”。　　树立一批有代表性的案例。由银保监会、法院，地方政府协同商业银行，认真处置若干的案例，树立典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肖钢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　　深化新三板市场改革　　增加新三板市场发行交易功能。进一步优化现行基础层和创新层，规范企业股份制改造，强化信息披露，积累商业信用。增设公开发行层，允许在创新层挂牌满一年以上的企业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试点。股票发行审核以信息披露为中心，发行人是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承担把关责任，投资者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监管部门取消对发行价格、发行节奏的行政管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严惩违法违规行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形成市场主导、责任到位、披露为本、预期明确、监管有力的股票发行上市制度。　　实行严格的退市制度。制定具体、多样的退市标准，增强透明度和约束力。防范和纠正各方面利用各种资源的“保壳”行为，对严重违法违规的上市公司实行强制退市。　　■刘强东委员（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　　推动发展现代供应链　　加强供应链统筹规划和标准化建设。建议在国家层面形成跨部门、跨领域的协调工作机制，统筹协调推进国家、地方、行业层面的现代供应链基础设施及标准体系建设。　　加快发展智慧供应链。建议促进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与供应链融合应用，鼓励发展具有开放、协同效应的智慧供应链服务平台。　　加强城市智慧物流规划。建议以城市为单位形成智慧物流发展的规划，以及相应的城市管理制度安排。鼓励和支持利用新技术对传统物流与供应链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苏波委员（中央纪委驻中央统战部纪检组组长）　　坚定不移建设制造业强国　　协调推进战略任务落实和重大工程建设。加强中央和地方之间、各项重大任务之间的相互沟通协调，促进各部门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要支持和引导企业、科研院所及大学等市场主体加快推进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集中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完成一批标志性工程，以不断提升的创新体系和能力促进高新技术突破。　　在扩大开放、国际合作中向高端技术迈进。在加强自主发展的同时，要坚持扩大开放，推动开放式创新、协作式创新，继续深化交流与合作，不断推动我国制造业向高端迈进。　　■袁亚非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江苏省工商联副主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着力解决民企发展难题　　金融管控要控制好力度和节奏。“去杠杆”不能“一刀切”。要重点明确，指向清晰，让金融机构把资金更多投入到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创新型经济上来。　　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促进企业降本增效。降低企业所得税，根据企业不同类型进行调整；适当降低增值税税率，出台更多增值税抵扣政策。　　支持民办营利性机构发展，增加多元化、差异化社会服务供给。建议对民办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机构的设置审批一视同仁，让民营企业在进入医疗、养老等行业时可以自主选择营利或非营利性质，以满足民众更加多元化、差异化的医疗养老服务需求。　　■刘世锦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优先降低基础性成本　　在石油天然气领域，扩大地方炼厂、民营石油企业的业务范围，以上海石油交易中心为通道，创造条件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在电力行业，在发电和配电侧普遍引入竞争，输电环节在加强监管、降低成本的同时，也可以通过比较不同电网之间的成本，引入一定程度竞争。　　在电信领域，建议组建一两家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电信运营商，可以更好起到降成本、促创新的作用。　　在金融领域，进一步放宽准入，重点提高金融机构的专业化水平，实质性提高金融企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　　《光明日报》（ 日&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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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 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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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城“古渡水韵”将打造成浊漳河沿岸知名的绿色长廊，打造成为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康体养生、亲子研学、农耕体验、户外运动等功能于一体的度假新地标和避暑胜地。　张洪波　摄中新网太原8月9日电 (杨杰英 张洪波) ...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农村广阔天地迎来了千载难逢、大有可为的发展机遇。当前，一个个乡村正在苏醒、一茬茬乡亲正在回归、一片片乡景正在蝶变、一处处乡风正在改善。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 ...
梁江涛生态环境研究员一度死寂的沙海，如今绿进沙退，生机勃发，“库布其”声名远扬。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六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的贺信中指出：“中国历来高度重视荒漠化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为推 ...
杨飞陕西省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8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宣言”的《风雨无阻创造美好生活》文章。文章认为，古老的民族，年轻的国家，亿万万追求幸福生活的人民，历经风雨创造了值得骄 ...
央视网消息：2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筚路蓝缕，穿越草原沙漠，开辟出联通亚欧非的陆上丝绸之路；我们的先辈扬帆远航，穿越惊涛骇浪，闯荡出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千百年来，绵延万里的古丝绸之路见证了陆上“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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