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下人做啥一个活的特别下贱的人,下人甘心做下贱活吗,为啥现在宣传职业不下贱呢,就像挑选苹果,大家都是好苹果,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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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论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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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某博客。[德]施本格勒中国的园林避免那种朝气蓬勃的景色。它布置得景色重叠,不将目标指明,却引人信步漫游。具有通过重门、丛林、台阶、桥梁和庭院的通路的中国早期的“教堂”——辟雍,从来不曾有过埃及式的冷漠的行进或哥特式的排闼直人。没有人敢于抵制流行看法的洪流,后辈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敢于对祖宗制定、世代相传、大家公认的成规提出异议。这似乎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理由,能说明为什么这个巨大帝国科学的进步如此缓慢。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态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各旅行家的报告,虽然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词。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就更恶劣。 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数千百户人家,陆上没有居处,栖息于河面的小渔船中。因为食料缺乏,这些人往往争取欧来船舶投弃船外的最污秽食物。腐烂的动物尸体,例如死猫或死犬,纵使一半烂掉并发臭,他们得到它,正像别国人得到卫生食品那么高兴。最下级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虽很缺乏,但还能勉强敷衍下去,使其阶级保持原有的人数。最近给出的中国人口统计数字大得吓人,很多读者因此感到吃惊,认为无法置信。在康熙掌政之初的人口登记中,中国共有户,够应征入伍条件的男性有人。但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皇族、朝廷官僚、官员、已服过役和已经退伍的士兵,也不包括文人、举人、医生、僧道、不满20岁的青年人和在海上、河中以船为家的大批人。杜哈尔德说,中国人为从事耕耘付出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辛劳,不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较低阶层人的最大心愿就是能拥有一小块土地。在中国,与农民相比,制造者的数目微不足道。整个帝国的土地面积,除无足轻重的例外之外,都只是用来为人生产食品。没有一块可耕地闲置,土地在炽热并使之变肥的烈日下,多数情况下每年可种植二季庄稼。在穷人中,鼓励婚姻带来的后果是把劳动报酬维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结果把他们推向最凄惨的贫苦境地。乔治·斯汤顿爵士注意到,劳动力价格一般只能承担一个普通人的需要的食物开支很少的一部分。尽管有大家庭共同生活的优势,就像士兵们集体入伙那样,对伙食管理实行最经济的方法,但他们也只得吃蔬菜,开荤的机会绝少。杜哈尔德在描述了中国人的辛苦劳动和在其他国家见不到的方法和发明以谋求生存之后说:“是的,应该承认,中国人尽管清苦勤劳,大量的人口还是带来了大量苦难。有些人如此贫苦,无法负担孩子们普遍的需要而把他们弃之街头……在一些大城市如北京和广州,此种触目惊心的现象是常见的。”(杜哈尔德:《中国》,第1册)耶稣会会士帕里马雷写信给一人朋友谈到中国社会说:“我告诉你一件事,看来似乎属奇谈怪论,但却千真万解,那就是这个世界最富、最繁荣的帝国在另一种意义上却又是所有国家中最穷、最凄惨的。这个国家尽管地大物博,却养活不了它的居民。”真要让他们过舒畅日子,领土还得大4倍。不夸张地说,仅在广州就有100万人。在离广州9至12里的一个城镇,人还更多。谁还能计算出这个省的人口?但这对整个帝国而言,又算得了什么?全国有15个大省,人口都差不多。这样计算,要有多少个百万?这个庞大人口的1/3缺少大米维持生活。“大家知道,极度的苦难会逼人做出最可怕的过分的事情。一个在中国细心观察事物的人,看到母亲们弄死或抛弃很多孩子;父母为一点钱出卖儿女;人们自私自利;强盗非常多。对此人们不会感到吃惊。令人吃惊的倒是,更可怕的事却并没有发生。在这里经常发生饥荒,数百万人饿死,但并没有采取我们在欧洲历史中读到的那种恐怖的极端行动。”“在中国如同在欧洲一样,不能说穷人懒惰,只要肯工作,就可以维持生计。这些穷人的勤劳和努力表明他们并不懒惰。一个中国人会整天掘土不止,有时膝盖以下全没在水中,而晚上则愉快地吃一小匙饭,喝那淡而无味的米汤,通常情况下,这便是他们的全部所有。”穷人,虽然只要有极小维持家庭的希望,一般就总要结婚。并且由于准许溺婴,便可能在这方面冒大险,但无疑他们被阻止达到这样的地步,即:不得不遗弃所有的孩子,或将自己和家人出卖为奴。但在极端贫困的下层人民中,这种不得已的情况是经常出现的。但按杜哈尔德的说法,正是在中国苦难特别多的奴隶中间,制止人口增长的措施得以施行。有时一个男人以很低的价格出卖他的儿子,甚至出卖他自己和妻子。通常的方式是将自己押售,同时规定赎身的条件。大批男女佣仆就这样被束缚在别人家中。(杜哈尔德《中国》,第1册)休谟在谈到古代奴隶制时,十分正确地指出,买进一个成年奴隶一般要比从小养大一个奴隶便宜。此种说法看来特别适用于中国人。中国人的头脑被禁锢在一种那么复杂、那么困难的文字和思维成语中,使得这个国家的精神活力大量消耗在语文学习上面。中国制度1000年来虽有时破裂和动摇,但似乎还能抵制衰退。朝代不断更换,也有反叛、混乱阶级,饥荒瘟疫频仍。两次大的外族入侵在天子的宝座上建立过异族王朝,但一点也没有震撼到使日常事务秩序革命化。帝王和朝代可兴可亡,士大夫、科举、经书和传统习惯生活却依然如故。从唐朝起,中国文明虽然缓慢而稳定地传入了安南、柬埔寨、暹罗、西藏、尼泊尔、朝鲜、蒙古和满洲,但在文件的记载上却只是版图的进展而已。公元7世纪的中国人在一切方面都是文明化了的民族,就像他们在1000年后一样。我也同样指那种可以在俄国农民和中国苦力身上发现的那种几乎是无意识的对于美的追求,那种创作民歌的冲动,那种在清教以前我们自己也有的、在村舍田园保存下来的追求美的冲动。天性的幸福或生活的快乐,是我们在工业革命和生活环境的重压下丢失的最重要而又最平常的东西之一。但它在中国却很常见,这是我欣赏中国文明的重要理由。我相信,假如中国人能自由地吸收我们文明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那么他们将能够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发展,并产生将我们的优点同他们自己的优点相结合起来的辉煌成就。但这只有避免了两种相反的危险以后才有可能。第一种危险是,他们可能会完全被西化,迄今为止他们所具有的民族特征全被磨灭,世界只不过是增加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聪明的、产业化的、军事化的国家,这些国家正在折磨着这个不幸的星球。第二种危险是,在抵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它们也许会被逼到一条除了军备以外,在各方面都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的道路上去。这已经在日本发生了,在中国也很容易发生。中国文化的未来与政府经济问题是紧密相连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耐心的民族,她用几个世纪的时间来思考别的国家花几十年思考的问题。它在本质上是不可摧毁的,而且能等得起。世界上的“文明”国家,可能会用他们的碉堡、毒气、炸弹、潜艇以及黑人军队,在今后的百年内相互毁灭,而把世界这个舞台留给那些尽管贫穷而又软弱却由于坚持和平主义而得以生存的民族。假如中国能够免于被驱使进入战争,那么它的压迫者便最终会把自己拖垮,让中国人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以取代全部白人国家所热爱的战争、掠夺和破坏。这对中国人来讲也许是一个微弱的希望,对我们来说它比失望强不了多少。我现在却不能赞同这一观点,中国由于懒惰所产生的丑陋,从全人类的立场来看,它所造成的灾难,远远要比在欧美占统治地位的傲慢自大在全世界所造成的灾难小得多。这场大战表明我们的文明出了毛病。我认为,中国人的宽容超过了欧洲人根据他们本国的生活经验所能想像的极限。我们想像我们是宽容的,只是因为我们比起我们的前辈来说要宽容些。但我们仍在实行政治和社会迫害,更有甚者,我们坚信我们的文明与生活方式,比任何其他的文明与生活方式都好得无法比拟,因而当我们遇到像中国这样的民族时,我们相信,所能做的最慈善的事情,莫过于使他们和我们一样。我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在我看来,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即使他贫穷悲惨,也要比一个普通的英国人更为幸福。他之所以幸福,是因为该民族建立在比我们更人道、更文明的观念基础上。不安定和好斗不仅造成了明显的罪恶,而且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不惬意,无法享受到美人愉悦,使我们几乎没有沉思的美德。在这方面,我们在过去的百年里迅速地变得更为堕落。中国人,从最高层到最低层,都有一种冷静安详的尊严,即使欧洲的教育也往往摧毁不掉。从个体到全民,他们并不自我肯定,他们的自豪过于深沉以至于无需自我肯定。典型的西方人希望成为使其周围环境发生尽可能多的变化的原因;而典型的中国人则希望尽可能多而且尽可能雅致地享受生活。在中国同英语世界的众多差异中,这一差异乃是根本的。我们在西方制造了一种对进步的崇拜,这是为必欲成为变化的原因所作的一种伦理上的伪装。比如,假如有人问我们,是否机器已真正使世界获得了改善,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会是愚蠢的,因为机器已给我们带来了巨大变化,因而就是巨大的“进步”。我们相仿我们热爱进步,而实际上,十有八九那是热爱权力,是对经由我们的命令而能够使事物发生变化这种感觉的一种享受。出于这种愉悦的缘故,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会极其努力地工作,以至于到他成为百万富翁的时候,已成了消化不良的受害者,只能靠面包和水度日,仅仅成为他为其客人所准备的宴席的旁观者,但是他会用这种想法来安慰自己——他能控制政治,他能挑起也能阻止一场战争,以便利他的投资。正是这种气质使西方国家“进步”。中国的“要面子”,常常使得在中国的外国人感到荒唐。但它实质上是维护社会交往中的个人尊严。人人都有“面子”,即使是最下贱的乞丐也不例外。在某些方面你不可以侮辱他们,除非你想冒犯他们的道德准则。中国人乐于妥协,尊重公众舆论,在这点上,他们与英国人很想似。一场冲突很少演变成一个极端野蛮的问题。在中国,公共舆论一旦形成,便成为一股真正的力量。最使欧洲人吃惊的是中国人的耐心。他们的思考速度单位不是十年,而是世纪。中国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实体,还不如说是一个文明实体——一个惟一幸存至今的文明。孔子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包括罗马的帝国,都消亡了,但是中国以持续的进化生存下来了。它受到了外国的影响——最先是佛教,现在是西方的科学。但是佛教没有把中国人变成印度人,西方科学也不会将中国人变成欧洲人。中国人的冷漠肯定会给每一个盎格鲁一萨克森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丝豪没有人道主义的冲动。我在中国时,数以百万计的百姓死于饥饿。几块钱就可使人将孩子卖作奴隶,否则,孩子就有可能被杀死。中国的饥荒只有通过更好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大规模的移民或计划生育的结果才能被永久地祛除。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点,这使是他们对救济饥荒受害者的努力漠不关心。类似的情况可解释中国人其他的众多冷漠,因为中国的问题大多了。但仍有一部分不能如此解释。假如一只狗被车辗伤,路过者十有九个会停下来嘲笑这只在哀嚎的动物。痛苦的惨状并不自发地使一般中国人感到同情,事实上,他似乎津津乐道于此。中国人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怯懦,但我不敢肯定他们是否真正地缺少勇气。要总结中国人的国民性是不容易的。给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很大一部分只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保存了一个非工业化的古代文明。在日本人、欧洲和美国的金融业主的压迫下,所有这些可能会消失。他们的艺术正在消失,代替它们的是欧洲二流绘画的粗劣模仿品。大多受过欧洲教育的中国人几乎不能理解中国画中的美,他们只轻蔑地评论道,它不遵从透视的规律。旅行家在中国所见的自然魅力不可能保存下去,它必将在工业主义的撞击下消失。但是某些东西也许会保存下去,这就是中国人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现代世界极需要它们。在这些品质中。我把和平的态度放在第一位,它寻求在公正的基础上解决解端而不是诉诸武力。西方是允许这种态度保持下去,还是强迫中国人出于自卫实行疯狂的军国主义,就像日本现在所做的那样,还有待于观察。中国的农民,在欧洲使用木器时就已使用铁器耕种,可是,当欧洲人已使用钢器时,他们仍在使用铁器。就这一国家的大部分地区而言,耕作、织造、木工、冶炼、陶瓷的方法;地主和佃农、师傅和徒弟、债主和负债人之间的关系;家庭、婚姻和财产的基本制度,都为当局所牢牢控制,自有确定的历史以来,改变很少很少。普通百姓仍然带着仇恨回忆起2000年前以无数平民百姓生命为代价建造长城的强制劳役。如果我们再研究一下黄河下游的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我们发现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地方的这一片厚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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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我是女性,我有美丽的权利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作者:龙应台。虎嗅网获授权转载。理想国按:起源于去年美国娱乐圈、以鼓励受性侵害者发声的Metoo运动,如同蒲公英的种子,迅速飘向了全世界,我们大陆也不例外。今年起,众多高校频频爆出性侵/性骚扰案例,而最近更是井喷式地蔓延到公益、媒体、知识界。是人们变得越来越坏了吗?恐怕不是,而是少数被侵害者(以女性为主体)终于勇敢地站出来控诉自己的遭遇。但就在我们为这些勇敢的受害者鼓掌时,也会频频看到加害者的辩护乃至许多的旁观讨论中依然充斥着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以及二次加害的“荡妇羞辱”。“坏女人”的有罪推定压迫得更多受害的女性默默忍受、缄口不言,而“贞洁”的古老咒语,更是将部分受害者推上了自残乃至自戕的深渊;反过来,得到社会合力纵容的加害者的魔爪则一次次成功地攫取到“猎物”。今天微信,想和你分享龙应台两篇谈及性侵及女性权利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写于1985年(后收录于文集《美丽的权利》中),像一面清澈的镜子,给我们看:33年过去了,我们进步了多少?1. 美丽的权利台北街头的标语很多,什么“要保命必须拼命”啦,“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啦,或是什么“在此倒垃圾者是畜生××”等等,这些我都能够理解。有一个到处可见,甚至上了电视的标语,却使我非常困惑:穿着暴露,招蜂引蝶,自取其辱。冬天里,我喜欢穿棉袄,里面再加件厚毛衣,走在街上就像团米包得太胀的粽子。夏天里,我偏爱穿露背又裸肩的洋装,原因很简单:第一,天气太热;第二,我自认双肩圆润丰满,是我全身最好看的部分。再说我的背上既没痘子也没疮疤,光滑清爽,我不以它为耻。炎炎夏日,撑着一把阳伞,披着一头乌黑的长发,露着光洁的臂膀,让绣花的裙裾在风里摇荡;在人群中姗姗走过,我很快乐,因为觉得自己很美丽。但是你瞪着我裸露的肩膀,“呸”一声,说我“下贱”!有人来欺负我,你说我“自取其辱”!为什么?我喜欢男人,也希望男人喜欢我。早晨出门前,我对着镜子描上口红,为的是使男人觉得我的嘴唇健康柔润;我梳理头发,为的是使男人觉得我秀发如云。可惜我天生一对萝卜腿,要不然我会穿开衩的窄裙,露出优美的腿部线条。所幸我有着丰润亭匀的肩膀,所以我穿露肩低背的上衣,希望男人女人都觉得我妩媚动人。你在早晨出门前,对着镜子,即使只有三根衰毛,你还是爱怜地理上半天,或许还擦把油,使它们定位,不致被风刮乱。你把胡子剃干净,还洒上几滴香水。穿上衬衫之后,你拉长脖子,死命地把一根长长的布条缠到颈子上,打个莫名其妙的结,然后让布条很奇怪地垂在胸前。你每天下这样的苦功又是为了什么?我不懂的是,既然我不说你有“毛病”,你为什么说我“下贱”?且让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标语:“穿着暴露,招蜂引蝶,自取其辱。”意思就是说一个女人露出肩背或腿部,使男人产生性的冲动,进而以暴力侵犯这个女人的身体;创造这个标语的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错的是女人——她不应该引起男人的性冲动。这个逻辑泄露出三个心态:第一,女人的身体是肮脏的,所以创标语的人不能、不愿也不敢正视女人裸露的肌肤。第二,他认为男人有“攻击性”是天赋神权,所以侵犯女性是自然现象。第三,女人是命定的次等动物,她之受到强暴就如同一个人出门淋了雨一样——谁教你不带伞,下雨是天意!男人强暴女人天经地义,只是你要小心罢了,你不小心,是你活该,还能怪天吗?这是什么狗屁逻辑?我的伯父有片果园。他日日夜夜施肥加料,杀虫遮雨。到秋风吹起时,累累的苹果,每一只都以最鲜艳、最饱满的红润出现。路过果园的人没有一个不驻足观赏而垂涎三尺的。如果有人经不起诱惑,闯进园来偷这些果子,你难道还指责这果园不该把果子栽培得这么鲜艳欲滴?说他“自取其辱”?难道为了怕人偷窃,果农就该种出干瘪难看的果实来?难道为了怕男人侵犯,我就该剪个马桶头,穿上列宁装,打扮得像个女干?到底是偷果的人心地龌龊,还是种果的人活该倒霉?究竟是强暴者犯了天理,还是我“自取其辱”?爱美,是我的事。我的腿漂亮,我愿意穿迷你裙;我的肩好看,我高兴着露背装。我把自己装扮得妩媚动人,想取悦你,是我尊重你、瞧得起你。你若觉得我美丽,你可以倾家荡产地来追求我。你若觉得我难看,你可以摇摇头,撇撇嘴,说我“丑人多作怪”、“马不知脸长”,但是,你没有资格说我“下贱”。而心地龌龊的男人若侵犯了我,那么他就是可耻可弃的罪犯、凶手,和我暴露不暴露没有丝毫的关系。你若还认为我“自取其辱”,你就该让天下所有的女人都来打你一记耳光,让你醒醒。园里的苹果长得再甜再好,但不是你的,你就不能采撷。我是女人,我有诱惑你的权利,而你,有不受诱惑的自由,也有“自制”的义务。今年夏天,你若看见我穿着凉快的露背洋装自你面前花枝招展地走过,我希望你多看我两眼,为我觉得脸红心跳。但是你记着,我不说你有“毛病”,你就别说我“下贱”——我有美丽的权利。日,美国《时代周刊》公布了2017年度人物,今年获选的并不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掌权者,也不是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而是说出#Metoo 的“打破沉默者”。悲怜我的女儿& & & & & & & &—— 一位母亲的来信龙应台教授安好:常拜读大作,对你大爱的胸怀、明察秋毫、敢说敢骂的作风,令我十二万分的敬佩。本想将吾女不幸的遭遇诉之于社会,盼能引起爱心人士的回响,但因才疏学浅,不能深切地表达内心的感受,正在苦恼之际,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龙教授”。在此诚心地请你帮忙,将家女这个真实的故事,经你的文学涵养诉诸世,以慰吾女在天之灵,更盼能因而引起社会人士对我们妇女同胞的保护,使之不再受歹徒、色狼的迫害,不要再让天下的父母痛苦啊!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晚上我那读夜校的女儿,散发泪眼、满身伤痕地跑回家,看见我就抱头大哭,哭声是那么的哀痛,我的心简直就快被她哭碎了。她带哭地向我诉说经过,但报警为时已晚,那色狼早就逃之夭夭了,做母亲的我只能尽量安慰她,让她宽心不再伤心。但从此女儿不再快乐,常自己反锁屋内,低声哭泣,看在家人的眼里,疼惜得不知如何是好,内心更是焦虑。女儿原本就内向、文静、又乖、又孝顺,家人用尽办法让她对这事淡忘,但这伤痕对她是那么深,那么怨啊!她还是不能淡忘,更不甘心。在去的前一天,她对家人特别的关切,把我抱得很紧,脸上带着苦笑与委屈。没想到,隔日她就悄悄地离开我们,离开这个令她又爱、又恨的人间,我们也痛失爱女,幸福的家也笼罩着阴影。龙教授,你知道吗?我女儿才十八岁啊,现在已经十九岁,离开我已整整一年了,但那歹徒却是逍遥法外,不知有多少女人还要受害啊!悲剧还是不断重演着,每日报纸都刊着无辜少女又被强奸轮暴的消息,有的年纪是那么的小,十二三岁,看了我心里沉痛,悲那少女,悲她的母亲、疼爱她的家人们,不知他们将如何伤心。我们是个法治的社会,为什么没有办法彻底消灭这种事,试问:谁无母亲、妻子、女儿、朋友、亲友?我常想,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就连太空梭等高科技也是人想出来的,难道我们不能想出解决这个社会大问题的办法吗?我已是不久人世的老人了,但在生命的尽头,还是要尽一份人的热血与同情,为我们妇女同胞倾吐一片心声,也为我女儿的死讨回公道。我知道滴水成河的道理,更相信团结的力量。全体同胞们,请为我们切身的问题献上一份力量,共同来阻止不幸再度发生。为了不让家人再忆起这悲伤往事,请原谅没报上姓名与住址,龙教授,实在很冒昧,我知道你热血奔腾,爱心洋溢,但是如果你很忙,请不要为难。无论如何,请容我诚心的感谢。祝平安快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位伤心的母亲上2018年1月,比利时布鲁塞尔展览“被性侵时我都穿着什么”,在展览现场,观众可以看到主办方收集来的十多件衣物,他们并非奇装异服,大多是日常穿着:睡衣、运动服、衬衫、制服、泳衣。2. 啊,女儿!文:龙应台李女士,你的信使我流泪。不,我并没有一个“十八岁的女儿,喜欢在洗碗时放声唱歌,喜欢在星期天陪妈妈上菜市场挑东拣西,讲话的时候眼睛都在笑”。但是我有一个两个月大的婴儿,她也有一对爱笑的眼睛。充满好奇地看这个世界。我爱她每一寸粉嫩的肌肤,迷恋她每一个不经心的动作。所以我能够体会,当这样一团粉嫩爱抚了十八年突然失去的时候,那份如刀割的伤痛。更何况你的婉如受到那样深的残害,只是帮妈妈去买瓶酱油,只是抄条小路,免得赶不上晚餐。回家的时候,却一身都是青肿。带到医院去,护士当着其他病人的面说:“怎么这么不小心,进去把裤子脱掉!”到警察局去报案,写笔录的警察问:“你认不认识他?有没有跟他搭讪?有没有跟他笑?你为什么穿短裤出去呢?”我也读了婉如留给你的信,其中没有一个字指责污辱她的暴徒,却充满了自责:“妈妈,我觉得很脏,很羞耻。警察说得对,我不该穿短裤出去。即使是夏天也不应该,我自找的。可是妈妈,我只是出去买瓶酱油,去去就回来……”“同学都不敢跟我说话,不敢正眼看我。每堂课我都是一个人坐在教室的最后面。文雄也不来找我了,现在的我也配不上他……我听见班上的凤英小声说:要是我,我就去死……”“妈妈,没有用了。我只觉得自己很肮脏、下贱、耻辱,不能面对这个世界。女孩子失去了最宝贵的贞操,也没有什么幸福可言了。我的身体脏,我的灵魂也脏。啊,妈妈,我曾经做梦……”李女士,你说你痛恨那个暴徒,也痛恨警察找不到暴徒,他很可能正在摧毁另一个娇嫩可爱的女儿,使另一个母亲伤心痛苦。你说你沸腾的心想控诉,可是不知道控诉谁:谁杀了我的女儿?杀了你女儿的,并不是那个丑恶的暴徒,虽然他污辱了婉如。是婉如用自己的手,拿起刀片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促使她做这个决定的,是她的观念,而她的观念来自这个社会;杀了你女儿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婉如为什么觉得羞耻?如果有不良少年无缘无故刺了她一刀,她会不会责备自己“下贱”?当然不会,那个不良少年才是可耻的人。可是强暴也是罪行,为什么婉如这个受害人反而倒过来指责自己?为什么护士骂“不小心”,为什么警察说她不该穿短裤,为什么同学不敢正眼看她?这个社会喜欢用“纯洁”来形容女孩子,失去贞操的女孩当然就不“纯洁”了。不纯洁,就是肮脏。女性的品德以贞操作为衡量标准,贞操,就是一个女人的价值,所以我们有“遮羞费”;当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发生了性关系,失去贞操,这就是她的“羞耻”;男人给她一笔钱,就可以把她的“羞耻”遮掉。从前的社会为寡妇立贞节牌坊,就在赞扬一个女子在丈夫死后不再有性的行为。现在的社会强调女孩子“纯洁”的重要,强调贞操的圣洁—婉如,当然觉得自己可耻。这个社会对男性的纵容、对女性的轻视也逼使婉如走上绝路。暴徒拖着婉如的头发,殴打她、凌辱她、伤害她,这个社会却对她说:男人具有性的攻击欲望是天意,本来就有的;你作为女人只能小心躲避,若不小心,活该!说不定,还是你穿了短裤去引诱他呢!婉如怎么能不自责?贞操,也是个“货品”,是嫁妆的一部分。结婚的时候,男人要点算女方送来了几床被子、几个冰箱电视机,还要确定女方没有遗漏贞操那一项。婉如失去了那一项,文雄不再来找她,理所当然。一个女人的才智、能力,都没有贞操来得重要。婉如再善良、再甜美可爱,知道她被“用”过了的男人,大概就不会亲近她。所以婉如觉得还有什么人生幸福的可能?李女士,就你的悲痛而言,我的分析的语调显得实在冷酷。但是你的信中流露出你较广大的关怀。你说:我要怎么样才能使别的母亲不失去她们十八岁的女儿?要保住其他的女儿,我们就要真正知道婉如因何而死。如果我们的社会让婉如知道,暴行就是暴行,她是个受害者,值得我们同情与保护,她就不会那么自责;如果这个社会教育她,女人的贞操和她做人的价值毫无关系,失去贞操并不代表失去人格尊严,婉如就不会有那样痛苦的羞耻感;如果我们的社会曾经鼓励她,所谓贞操只是那么可有可无的一层薄膜,女人的世界宽广无限,没有那层莫名其妙的薄膜,她还是可以追求事业,追求幸福,婉如就不至于那样自弃,也不会拿出那支刀片来割自己的手腕。很不幸,婉如活在一个貌似开放,却其实顽固的社会里。有形的贞节牌坊已被拆掉,男人女人都满足地说:“啊,台湾没有妇女问题,男女平等得很。”但是无形的贞节牌坊深深地建筑在每个角落。男人对女人说,女人也对女人说:贞操是“宝贵”的这种观念,说穿了不过是把女人当作盛着“贞操”的容器。“贞操”漏出来,表示瓶子破了,就可以丢到垃圾堆去。婉如也以为自己已是个有裂缝的破瓶子,所以她把自己丢到垃圾堆里去掩埋。李女士,可敬的妈妈,警察即使抓到了那个暴徒,也只拯救了少数几个可能受害的女孩。但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贞节牌坊观念一日不改,我们就有千千百百个女儿可能拿起刀片,在莫名其妙的“羞耻”中毁了美丽的生命,碎了白发母亲的心。婉如有爱笑的眼睛,喜欢在洗碗时大声唱歌,喜欢陪妈妈上菜市场;我的小婴儿有粉嫩嫩的脸颊,清澈如水的眼睛,她也要长大。婉如不该是一个摔破了的瓶子,我的小婴儿,不该是一个可能摔破的瓶子。让我们拯救自己的女儿吧!注:1.本文选自《美丽的权利》,龙应台 著,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本文题图:Gustavo Klimt, Judith and the Head of Holofernes,龙应台拍摄于维也纳Belvedere 美术馆3.《啊,女儿!》一文中,受害者“婉如”为化名。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作者: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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