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以下节选自赵鼎新的《当今中国会不会发生革命》第二节&br&&br&&br&&/p&&p&国家在寻求统治合法性时只能采取以下三种方式：通过一种价值性的承诺、通过提供公共服务、通过一个普遍被接受的国家领导选拔程序。相应地，我们可以界定三种理想状态的国家合法性基础：意识形态型、绩效型和程序型7。如果一个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是基于一个被民众广为信仰的价值体系，我们可以说这个国家的统治是基于意识形态合法性；如果一个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来源于国家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时，这个国家的统治则基于绩效合法性；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是通过一个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程序而产生，这一国家的统治则基于程序合法性。&br&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定义的是国家合法性来源的三个理想类型（ideal types）。现实中，任何国家都不会把合法性完全建立在某一理想类型之上；或者说，任何国家的合法性来源都是这些理想类型的一个混合体。但是，在某一历史时期内，某一理想类型往往会成为一个国家统治最为重要的基础，幷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一个国家的性质。&br&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不同的国家合法性基础和政权稳定性之间的关系。&br&
（一）意识形态合法性&br&
意识形态是国家统治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合法性基础。一个国家如果把执政基础完全建立在某一意识形态之上，那是不行的；但是，一个国家的执政如果没有意识形态作为基础，则是万万不行的。当大多数的民众都认同国家所推崇的某一意识形态时，这种意识形态不仅仅为国家的统治提供了道德性依据，而且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核心价值观”。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个被广为接受的核心价值观，统治成本就会大大降低。&br&
需要强调的是，核心价值观不能是“八荣八耻”，也不能是“雷锋精神”，因为这些都只能是一个国家的从属性价值观，只有核心价值观才有助于建立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是一种宏大的给予历史以某种道德意义的叙事（即西方后现代学者所说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美国中学教科书上所描述的美国建国历史以及那些由建国时期政治家所确定的建国原则和理念，就是核心价值观的一个例子；西周初期所形成的“天命论”以及在西周历史中逐渐得以完善的“宗法制度”是有周一代的核心价值观，幷对古代中国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当代中国学生在学校里学过的围绕着历史唯物主义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而展开的中国近代史叙事，也是核心价值观的一个例子。当然，美国的宏大叙事在其社会中仍然可以获得广泛的认同，而中国教科书中的叙事方式和内容在国内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认同了，幷且中国政府至今也没有创造出一套能被广泛认同的宏大叙事。这一意识形态的缺失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核心价值观的缺乏，幷给当下中国政府的执政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此是后话。&br&
不同的意识形态有着不同的性质，幷对国家政权的稳定性有着不同的影响。意识形态合法性有三个主要类型：领袖魅力型、世俗意识形态型、宗教意识形态型。在这三个类型中，领袖的魅力（近似于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合法性”）最不能给予政权一个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因为领袖的寿命有限。&br&
一般来说，世俗意识形态对大众所作的承诺比较容易被验证。一旦当国家不能兑现那些承诺，就会产生合法性危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俗意识形态也不是一个稳定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如果我们把世俗意识形态进一步细分，就会发觉不同的意识形态对人性有不同的要求和对民众有不同的许诺。一般来说，要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人性的要求愈接近于人的本性幷且其许诺愈不容易被证伪，这一意识形态就愈能为国家的合法性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比如美国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机会之地”（Land of Opportunity）这一意识形态，不但与人的竞争和趋利本性十分接近，而且很难被证伪。这一意识形态有着人们所说的“钱币落在正面我赢，落在反面你输”（heads I win, tails you lose）的性质：你的成功证明了这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而你没有成功很容易被解释为是你没有付出足够或恰当的努力。与之相比较，“共产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就很难为一个政权提供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但建立在一个过于理想的人性的基础之上，幷且承诺提供一个比其他社会制度更为完美的世俗世界，例如“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之类。如果一个国家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合法性基础，一旦国家不能兑现相应的承诺，民众马上就会产生“信仰危机”，从而给国家带来合法性危机。&br&
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即使一个国家把合法性建立在像共产主义这样很不牢靠的意识形态之上，这一国家也是有可能取得较为长久的政权稳定的。这里的诀窍是：当大多数民众还相信这一意识形态时，国家就应该采用选举（程序合法性）来补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内禀不稳定性。因为一旦有了选举，幷且在社会上的大多数民众都认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当政府搞得不好时，候选人就可以攻击政府没有带领人民在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正确地前进，民众就会去怪罪当朝政府的施政，而不是从意识形态本身的误区来检讨国家中所存在的根本问题。读者可以假设，如果中国在毛泽东时代能搞出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社会的话，今天的中国也许就不会面临如此严重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危机。&br&
以上的逻辑还支持了以下的推论：宗教意识形态要比任何世俗意识形态更能为一个国家提供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宗教源自于人的可怜的本性──因为害怕失去和死亡而无限放大生命的意义。宗教的承诺也不具有可验证性──“来世”、“净土”或者“天堂”这样的宗教承诺既十分动人又无法验证，而对于宗教来说，最具权威的克里斯玛都是不存在于世俗世界的“神”、“佛”或者是“圣人”。宗教意识形态与人性的贴近和承诺的无法验证性，赋予那些把国家合法性建基于宗教意识形态之上的国家很大的政权稳定性。&br&
不过，在现代社会，宗教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最大弱点来自宗教力量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紧张。现代社会极其复杂且变化极快。为了适应新的变化，国家政权就必须以务实的态度来处理日益复杂的世俗性事物，但是国家的务实态度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势必会招来具有强烈保守倾向的宗教力量的反对。由政教斗争所导致的政权不稳定性，对于那些把宗教意识形态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国家来说，是必定要面临的一个难题。当今伊朗的政治就在较大程度上受到这一因素的困扰。&br&
（二）绩效合法性&br&
任何一个政府都需要为治下的民众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例如仲裁、维持公共秩序、保证人身安全、保卫国家等。这个层面上的绩效是绝不可少的。如果一个政府没有能力提供这些最为基本的公共物品，相应的国家就不会存在，即便存在也会很快垮台。这里所说的“绩效合法性”，指的是国家领导集团在一个更为进取的层面上积极创造绩效以获取合法性。&br&
获取这一合法性的手段可分为三种亚类型：领导经济发展、官员作为民众的道德表率和炒作民族主义情绪。但是，这三种手段都不能为国家提供一个稳定的合法性基础。首先，没有一个国家能保证经济的永久高增长。其次，把官员的道德表率作为国家合法性基础就会将贪污这样在法律层面上能解决的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从而从根本上削弱了国家的合法性。最后，如果在和平时期政府经常以炒作国际危机来提高其统治合法性的话，这一国家的国际环境就会日趋险恶，幷且大量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就会在这一国家中产生。这将推动一个国家朝着战争的方向发展，后果不堪设想。 总之，当一个国家的合法性系于绩效承诺时，这一国家的政府就必须设法来兑现这些承诺。如果这些绩效承诺得到了兑现，民众的欲望就会提高，幷对政府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政府则不得不把民众不断提高的要求作为新的、更新的，甚至是即时的工作目标。但是，一旦政府不能够兑现其承诺时，这一国家马上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br&
（三）程序合法性&br&
现代社会到来之前，除了古希腊之外，程序始终不是世界各国权力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基础。这幷不是说在古代政府首脑产生的背后没有程序可言，而是说这些程序只在一小部分精英之间才有意义，幷且这些程序在国家政治中不占有像今天的选举政治般重要的地位。笔者认为，以下三个原因使得程序合法性在现代政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br&
第一，现代国家绝大多数都采取了政教分离原则，宗教意识形态不再是国家的主要合法性来源，或者说现代国家失去了古代国家所拥有的一个十分稳定的合法性基础；第二，现代国家的政府管理的事情愈来愈多，这就使得绩效在现代国家合法性中的地位大大增强，幷给现代国家的政治带来很大的不稳定性；第三，在现代技术的支持下，政府的统治能力不断加强，民众生活受到国家政策愈来愈严重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怎么控制政府的权力，幷使之不滥用权力，对广大民众来说就变得十分迫切。&br&
我们可以从多种视角来解释为甚么民主政治会在现代国家中兴起。就本文的角度而言，民主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不足幷且严重倚重于绩效合法性，这就使得国家不得不依靠程序合法性来获得政权的稳定性。&br&
由于以下原因，现代意义上的程序合法性（即民主选举）会给国家政权带来很大的稳定性8：&br&
第一，一旦国家首脑是由民选产生，只要选举被认为是公正的，执政者即使在上台后表现很差，也不会影响政府执政的合法性。用通俗的话说，在绩效合法性的统治基础上，当官如果不为民作主，就有被赶回家卖红薯的危险；而在程序合法性的统治基础上，当官即使不为民作主，也至少得当完一届才回家卖红薯。从这个意义上说，程序合法性大大减低了民众对政府执政的压力。&br&
第二，当一个国家有了程序合法性后，即使有执政者被赶下台也不是甚么大事。这是因为程序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把政府和政体分开了。政府即使垮台（比如水门事件[Watergate Scandal]后的尼克松[Richard M. Nixon]政府），政体也不会受到根本性的动摇。&br&
第三，当一个国家有了程序合法性后，民众的不满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通过选举或其他常规程序的政府更迭而得到缓解。一旦民众有了选择，他们就难以联合起来进行革命，这也给国家政权带来了稳定性。&br&
第四，一旦当官的不为民作主也没有马上就被赶回家卖红薯的危险的时候，公开批评国家领导就不是甚么大事了，这就给言论和结社自由提供了基础。但这自由同时也约束了人民的行为，缓解了社会矛盾，从而构成了政权稳定的一个重要机制。这是因为言论和结社自由让社会上各种思想及利益的交流和竞争，使人们对社会其他群体的利益有了更深的理解，对社会现状有了现实感。同样重要的是，一旦有了言论和结社自由，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势必会导致社会组织在利益和观点上的分化，这些组织互相牵制使得任何全民性的革命运动变得不大可能。&/p&&p&&br&　　但就稳定国家政权而言，程序合法性也有着很多弱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它背后必须有一个核心价值观支撑，或者说只有在竞选各方都服从同一意识形态（即“忠诚反对”）时，程序合法性才能为国家提供政权稳定性。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共产党、纳粹党和社会民主党各自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幷且共产党和纳粹党都想利用选举来夺取政权，把国家彻底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形成赢者通吃的格局，选举在这种情形下就不可能成为国家政权稳定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政治上最为稳定的国家（或者说最不可能发生革命的国家）应该是一个同时拥有意识形态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的国家：程序合法性需要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支持，幷且程序合法性又是维持国家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关键。&/p&
以下节选自赵鼎新的《当今中国会不会发生革命》第二节 国家在寻求统治合法性时只能采取以下三种方式：通过一种价值性的承诺、通过提供公共服务、通过一个普遍被接受的国家领导选拔程序。相应地，我们可以界定三种理想状态的国家合法性基础：意识形态型、绩…
法国早就越过时间交叉点，错过了路口，不用想什么右转的事情了。&br&老勒庞大概是唯一可以算右派的人物，其定位介于克鲁兹和布雷维克之间。他弄出极右一套那时候法国还没作死到完蛋，所以才有他的位置。他的激进主张，也不是为了主政法国，更像为了定位永远反对党而出现的。反对党不需要解决问题，只需要挑刺砸锅。&br&但是女勒庞要洗白上岸，把这样一个右派改造成目前这样，按欧洲来说还是右派，在美国已经算中间，仍然被法国视为希特勒式人物，力量犹如跳蚤顶不起厚厚的被单，那就是大势已去，无力回天，未来不想落入今日南非布尔人的境地，趁早跳船，走迟了，就可以看到法国是怎么变成斯坦国了。&br&不过好笑的就是，法国终将摆脱白左，那是因为沙利亚法律会横扫一切，白左就像被打断脊梁的狗，面对他们是硬不起来的。 &br&&br&&br&&br&&u&&b&欧洲伊斯兰化不可避免&/b&&/u&&b&假设你们学校一共只有200名学生，却准备和另外一个有2000名学生的学校打场篮球友谊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学校肯定会输，不过公平而论，对方确实拥有比你们更为有利的起始优势。再想想以下场景：你想要发动一场革命，可是你身边只有七个革命同志，而且都已经年逾八旬——我看你还是不如歇菜好了。可是，如果你此时掌控着2,000,007个革命兄弟，而且这些人都是20啷当岁的小伙子，那么我看你应该可以大干一场了。&/b&&br&&b&2050年，60%的意大利人将没有兄弟姐妹、叔舅甥侄&/b&&br&　　在讨论“中东和平进程”时，不知有多少保守党派人士意识到这样的数据：&b&加沙地带的人口平均年龄仅为15.8岁&/b&。&br&　　明晰了这一根本问题，剩下的就都只是些细枝末节了。如果你是一个“温和派巴勒斯坦”领导人，你觉得你能否说服这个国家——一个充斥着缺少教育、没有工作、在联合国监管下、靠欧洲救济过活的亡命徒和愣头青的“想象中的国家”——变得稍微理性一些？倘若忽略了最具决定意义的人口因素，任何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分析都是瞎耽误工夫。&br&　　何其相似&b&，欧洲、加拿大、日本、俄罗斯的显著特征都是缺乏新生儿。&/b&发达世界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为迅猛的人口趋势变革。不少人一定都看过一些充满笑料又不失温馨的好莱坞电影——比如《我的盛大希腊婚礼》（My Big Fat Greek Wedding）——美国的白人(WASPy)小伙儿们开始与人口众多、火辣漂亮、性欲旺盛的希腊女孩儿们约会。在电影中，地中海之滨的希腊女孩儿真可谓“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亲戚多到你连屋子都挤不进去。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希腊的生育率已多年徘徊在平均每对夫妻1.3胎左右，人口学家称其为人类社会前所未见的“超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更要命的是，希腊的生育率在地中海沿岸的南欧国家中却已经算是“矬子里面的将军”了：意大利为1.2，西班牙为1.1。纵览西方发达国家，这几年还能找得到“大”家庭的也就只剩下英语国家了：美国的生育率达到2.1，新西兰比之略低一点。估计好莱坞应该正在重拍一部《我的盛大新西兰婚礼》：那些来自希腊的孤寂的独生子女们纷纷入赘新西兰家庭，并从其爱人的兄弟姐妹中体会到大家庭的温馨与幸福。&br&　　依我之见，这可不是艺术虚构，而是正在上演的现实生活。以下内容根本不需要虚构，如果你觉得荒诞，权当是个玩笑吧：&b&2050年，60%的意大利人将没有兄弟姐妹、叔舅甥侄。&/b&往日人丁兴旺的意大利大家庭中，在一张一望无际的长条餐桌旁，爸爸斟酒、妈妈盛面、三世同堂的温馨场景将如同恐龙灭绝一样一去不返。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曾在一部戏剧中写道：“索道车啊索道车，索道车上的人们都无路可退（funiculi，funicula，funic yourself）”。到了21世纪中叶，我看意大利人在生育大事上确实将没有任何退路了。&br&　　专家们天天都在讨论问题的根源，然而，人口统计学其实正是根源中的根源。“9·11”事件发生之前，发达国家的人们丝毫没有意识到伊斯兰问题。现在，我们每晚打开电视收看新闻，尽管热点地区散落于世界各地，但是从冲突主体的成分看来，不难印证我们的假设：在巴勒斯坦，穆斯林教徒对抗犹太教徒；在克什米尔，穆斯林教徒对抗印度教徒；在非洲，穆斯林教徒对抗基督教徒；在泰国，穆斯林教徒对抗佛教徒；在高加索地区，穆斯林教徒对抗俄罗斯人；在印尼巴厘岛，穆斯林教徒对抗国际背包客；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穆斯林教徒对抗丹麦漫画家。环境保护主义者或许只会在嘴上宣称“胸怀全球视野，扎根本地实践”，而穆斯林却在行动上真正做到了。他们心无旁骛，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开辟着全新的战场。&br&　　为什么他们能做到？因为他们有人力。因为在七八十年代，&b&当西方人错将“人口过剩”的奇谈怪论当回事儿时，穆斯林家庭却正在大量地“造人”&/b&（在伦敦和加纳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的伊斯兰教徒都是这波婴儿潮的产物），这边，我们还在一直讨论着人口过剩的问题。2005年，贾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崩溃：不同社会如何走向成败兴亡》（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这个题目倒是切中时弊，所以我也买了一本，然而令我哭笑不得的是，书中讨论的问题却都是离题万里：复活岛快要被淹了，因为岛民把所有的树都砍了个精光；智利不是七国集团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成员，因为智利人砍了太多树；在戴蒙德笔下关注的格陵兰人、玛雅人以及其他“社会”的崩溃命运的背后，基本上所有的原因都只是——他们砍光了树。&br&　　无知的老戴蒙德，这才真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啊。俄罗斯正在走向崩溃，却与砍伐森林毫无关系。问题的关键不是森林里的树，而是“家庭之树”，是树干枝头上的孩子们。一个不去传宗接代的民族必将是末路穷途。而只有繁衍生息的民族才将改变我们生活的时代。因为，当历史召唤人类时，定是首先抛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来：&br&　　开门呀！&br&　　谁在门后面呢？&br&&b&老人+福利=你倒霉；青年+意志=谁惹你，谁倒霉&/b&&br&　　人口数量减少将导致民主国家无以为继。在美国，对财政赤字忧心忡忡的政客们时常抱怨：我们正在给子孙后代堆积着父债子偿的无尽麻烦。然而，欧洲的情况则更是雪上加霜：他们连可以偿还债务的子孙后代都没有了。&br&　　在我所生活的美国新罕布什尔州，1820年时其人口数量达到了顶峰，尔后一路下滑，直到1940年才又逐渐回升。时至今日，新罕州的人口规模才刚刚恢复到200年前的水平。美国的西部大开发扼杀了新罕州的传统畜羊业，年轻人逃离这片平原奔赴西部打工，或者去往东北部的工业城镇谋求生计。看着如今空荡的地窖、废弃的谷仓、荒芜的牧场都即将重新被森林覆盖，不免令人徒生伤感。不过，年轻人口的离乡潮并没有彻底扼杀故园的发展，因为美国并不存在使老年人沉溺其中的高昂的社会福利。无独有偶，在加拿大的育空地区（Yukon），当淘金热的风潮已过，上一秒钟酒吧里还是熙熙攘攘，舞女的吊带袜里塞满了钱；下一秒钟酒吧就已人去楼空，人们争相跳上最后一块狗拉雪橇，仓皇地向南奔去。不过，淘金客虽走了，育空地区却也并未愁肠百结，不必操心未来由谁去支付酒吧舞女们的退休金。与白马市（White Horse）和道森市（Dawson City）日渐萧条的酒吧不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人口问题却是关乎生死的大危机，因为20世纪的福利民主国家正是建基于一种并不完美的发展模型——唯有不断增长的人口才得以维持其不断运行。&br&　　我们或许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概括这个模型：&br&　　老人+福利=你倒霉&br&　　青年+意志=谁惹你，谁倒霉&br&　　我这里所说的“意志”，可称得上是某一种文化的支撑脊梁。就拿非洲来说，当地并不乏青年人，但他们很多都染上了艾滋病，且大部分并不认为自己是非洲人——比如卢旺达人，其身份认同首先来自于自己的部落，而大多数部落并没有将其他部落融为一体的雄心壮志。然而，伊斯兰人口却拥有着将伊斯兰世界融为一体的雄心壮志，由此也就形成了中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穆斯林族群的首要而核心的身份认同。由此可见，在伊斯兰世界，青年与意志兼备；而在欧洲呢，却是老人和福利俱全。&br&　　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见证着于20世纪晚期兴起的看似进步的福利民主制度的逐渐衰亡。财政破产只是根本性的体制破产的一个表征：福利民主制度的天生缺陷早已融入了社会运转的基本原则之中。20世纪，西班牙的法西斯和共和派展开了一场事关未来的残酷内战，可如今，当马德里深陷一帮外国恐怖分子的威胁之中，这些西班牙斗士的子孙后代们却都对此视若无睹。一旦再发生恐怖袭击，他们必将一言不发地缴械投降，甚至连声讨几句的意思都没有。另一方面，一些国家盲目倡导现代多元文明，将本土公民的身份认同与大量的外来移民绑定一处，实在是浅薄无知之极。不论在何处，这样的国家都埋藏着圣战的种子。&b&西方穆斯林那横跨世界的伊斯兰身份认同正在取代旧式的民族主义思潮&/b&，并成为诸多全球性问题的首要诱因。&br&&b&对于那些人口减少却福利沉重的国家，其实问题非常简单：他们能不能变得现实一点？他们能不能在社会进入老龄化之前首先长大成人？如果不能，他们终有一日将会落入与之世界观迥异的族群之手，在异族人的统治之下走向灭亡。&/b&&br&&b&积重难返：美国就是那个躺在安乐椅上的、没用的肥佬&/b&&br&　　第三个因素是什么呢？是西方世界的衰落国家所无法摆脱的文明倦怠感，他们深陷文化多元主义以至于根本搞不清楚状况。当然，第三个因素和前两个因素是紧密相连的。在美国人看来，“反恐战争”与“国内赤字”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联系，然而事实上，福利民主国家的结构性缺陷和全球伊斯兰文化的崛起之间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国家财政负担了本应由成年公民承担的一切责任——医疗保健、儿童看护、老人赡养——甚至已经到了服务公民的一切需求、而非仅仅是生存需求的夸张地步。就美国的情况而言，联邦“赤字”并非真正的问题；政府的福利开支才是导致赤字的根本原因。即使比尔·盖茨每个月都掏钱缴税为赤字买单，这些福利开支也仍是入不敷出，且正在一点点地蚕食着公民的独立自主意识，直至使他们陷入死于安乐的危险境地。因此，“大政府”终将造成对整个国家的安全威胁：它将令公民更易遭受类似宗教激进主义的恐怖威胁，使人们更难动员起与之相抗衡的强大意志力。“9·11”事件应该让我们对于“大政府”的节节败退有所警醒——唯一的好消息是，第93次航班上的“英勇公民”与劫机者抗争到底，终使此架飞机冲撞大楼的阴谋未能得逞。&br&　　在20世纪晚期，曾有两大趋势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在东方阵营，共产主义土崩瓦解；在西方阵营，人们的自信土崩瓦解。弗朗西斯·福山著名的“历史终结论”预言了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必将战胜苏维埃共产主义体制，然而，对这一理论最为有力的批驳就是，现实情况并非福山所论述的那般理想。美国人（或者说民主党及其支持者以外的美国人）或许可以自诩他们“赢得”了冷战，但是欧洲的法国人、德国人、比利时人以及加拿大人却没有资格自诩，极少数的英国人大概也有资格吧。这些都是北约成员国——从技术上说，他们也都曾站在胜利者的一方去抵制不得人心的恐怖专政。在欧洲，冷战结束初期的确有过一段令人欢欣鼓舞的日子：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刹，几乎所有人都为之兴奋，特别要注意的是，人潮之中有不少身材火辣的东德女郎，她们迫不及待地想要与西德那些最讨人厌的帝国主义走狗们共享嘉士伯或时代牌啤酒。然而，这一刻真是稍纵即逝，我尊敬的福山先生啊，在欧洲大陆空谈“我们的大理想”（Big Idea）打败了“他们的大野心”，实在是毫无道理。不管再怎么涂脂抹粉，我们也很难将“打败共产主义”归功于法国人或意大利人。相反，这些国家中曾有数百万人年复一年地投票支持共产党执政。甚至于今天，在苏联的威胁已经终结，它们的衰落速度却不减反增了。&br&　　在托马斯·巴尼特（Thomas P. M. Barnett）的新书《大视野大战略：缩小断层带的新思维》（Blueprint for Action）中，他引用了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一位非常敏锐的国际问题专家的观点，将地图上处于西方以外边缘地带的法外之地比喻为“印第安领地”，这真是个滑稽但却误人的笑话。新旧时代下的印第安领地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同：过去，根本不用担心印第安的苏族人会突然出现在纽约第五大道（Fifth Avenue）上到处乱跑；如今，那些荒蛮之地上的土著居民只要银行卡中有钱，只须个把小时就可以抵达国际大都会的中心城区。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过去，是白人迁往印第安人的领地之上定居；如今，追随激进派阿訇的伊斯兰信徒们却从新印第安领地上迁徙而来，定居于繁华的西方大都市。还有一个差别在于技术：过去，印第安人只有弓箭，我们的骑兵则有火枪伺候；如今，在所谓的新印第安领地上，连饭都吃不饱的国家却手握着核武器。&br&　　除此之外，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印第安领地”意味着即便是那些蛮荒之地也必须遵循文明世界的规矩。事实上，若要说西方世界以外的“印第安领地”曾经遵循过现代世界秩序，那就只能追溯到一两代人以前了——西部非洲、巴基斯坦、波斯尼亚那时候确曾如此。今日，相较于70年代，即便东欧、拉美以及部分亚洲国家都更为开放自由了，地图上其他地区的自由程度却一直螺旋式的下降之中。重重压力之下，未来的自由国家将会是何种模样？是变成苏东剧变后的波兰荣景，还是变成苏东剧变后的南斯拉夫乱局？在欧洲，人口压力显然更倾向于引发后者。&br&　　西方的未来敌人将与基地组织更为相似，他们跨越国界，遍布全球，在当地扎根，将活动外包；同时，他们又通过强大的身份认同团结在一起，冲破了边境与国土的阻隔。他们有时也许会以“民族国家”的身份作掩护，正如在阿富汗和索马里所做的一样，但是他们不会成为民族国家，也不想成为民族国家。圣战分子可能是第一批敌人，但其他跨国恐怖组织很快也将如法炮制。对此，联合国、欧洲联盟等在“9·11”事件前对恐怖主义知之甚少的国际组织并无可能作出有效的应对。&br&　　我从未想过书店竟会把我的著作跟“末日贩子”的书摆在一起。公平地说，这本书与“末日贩子”所描述的“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的场景至少有一个重要区别。我马上就会告诉你这个区别是什么，这对于理解人类发展的核心公式——人口与意志的交互关系——实在是至关重要。人口因素都可归纳为一组数字，纯属是一个统计学问题，而第二个因素——意志——虽然略显抽象，但却同样重要。&br&　　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认识到：“人总是被强马而非弱马所吸引。”这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个主观感受的问题。技术上说，你本该成为一匹强马的——坐拥坦克、炸弹、核武等军事武器——可是，如果你看起来太过软弱，甚至软弱到都不敢使用这些武器，你就会立刻被戴上一顶弱马的帽子。拉登并非满足于仅将欧洲纳入伊斯兰哈里发国家的一部分，他其实更加在意美国这个超级大国。2001年9月下旬，圣战分子毛拉纳·因亚达拉（Maulana Inyadullah）藏匿于巴基斯坦的白沙瓦（Peshawar），等待着袭击“大撒旦”美国的命令，他忙里偷闲地对前来暗访的英国《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记者大卫·布莱尔（David Blair）打趣地说道：“美国人热衷于百事可乐，而我们则热衷于万死不辞。”&br&　　英国小说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也在《每日电讯报》上发表过评论。至少在碳酸饮料的问题上，德拉布尔与因亚达拉“英雄所见略同”，她说：“我讨厌可乐，反感汉堡，鄙弃那些充斥着情感和暴力、违背历史真实的好莱坞电影，我痛恨美帝国主义，痛恨他们的幼稚无知，痛恨他们对于胜利的盲目自信——殊不知，历史上他们从未胜过。”&br&　　瞧瞧德拉布尔女士都写了些什么玩意儿！假如你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波兰——国土已被苏联和德国所瓜分，你还有工夫操心苏联人喜欢什么饮料或者纳粹德国又拍摄了什么矫情电影吗？美国当属历史上最善良的霸权：它是世界上第一个非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在有能力掌控世界时，却选择甘作一个在地缘政治中包养他国的干爹。通过接管欧洲防务，美国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免遭传统敌手的威胁。初衷是好的，但却同时免除了他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传统责任，将欧美同盟变成了某些情景喜剧中经常出现的混乱家庭—— 一个成年人照顾着一窝满腹牢骚的孩子——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他们应属世界上最老的孩子了。美国一直倾向于在联合国以及其他机制尚不成熟的国际组织中分散权力，但却没有因此而赢得什么朋友。树大招风，所有处于支配地位的大国都会招来世人的厌恶——大英帝国如此，古罗马帝国也是一样——不过，他们都是因为一些正当的缘由而遭人厌恶的。美国却不同，美国被厌恶的理由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比如穆斯林憎恨美国的脱衣舞表演和同性恋色情服务；欧洲人憎恨美国人都是迷恋堕胎的自以为已被赎罪的“再生基督徒”；反犹太人士也憎恨美国，因为他们认为美国被犹太人所控制。太过犹太化、太过基督化、太过无神论化，美国俨然就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的101号房间；不论你厌恶什么，你总能在这里找到它；不论你反对什么，美国总是头号的靶心。&br&　　这也是为什么非议美国的人们倾向于支持环保主义的原因之一。假如美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强权国家，知识分子马上就会指责美国对法国、印度、加蓬等国都造成了威胁。但是很明显，美国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强权国家，于是这帮人就必须捏造出另一套理论，宣扬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不仅仅是对小国的威胁——就算威胁不了整个银河系，至少也威胁得了整个地球。正如阿尔·戈尔所言：“我们破坏了地球和宇宙之间的能量平衡。”&br&　　这简直就是“胸怀地球视野，扎根月球实践”啊。什么破坏了地球和宇宙的“能量平衡”？有数据支撑你的理论吗？没有吧？难道你拿得出1940年和1873年的“宇宙能量平衡表”？哎哟喂，得了吧！美国会成为世界的眼中钉，并非因为它是传统意义上的超级强权，而是因为一个更加可怕的原因——它的“消费主义”，它的生活方式。那些备受鄙夷的可乐和汉堡正在实现着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野心和梦想——一统地球村——过去的征服者们却只能通过残忍的种族屠杀以实现相似的宏图。相比而言，美国的所作所为却体现出它是多么地和平与无害。&br&　　然而，他国偏偏还要对超级大国的温和宽厚挑肥拣瘦。在访问美国时，各国游客经常会对一件T恤衫的图案评头论足——在美国星条旗的下面有一句标语：“这些颜色不会褪去。”在外国人来看，这实在是有够讽刺了。近25年来，在美国的敌人眼中，这些颜色已经褪去了多次——美军从越南撤退，从索马里逃跑，从坠落于伊朗沙漠上的直升机遁去。即使是在最成功的战役中——包括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傻子都能看得出美国一直在极力避免向战乱地区派遣地面部队。正如拉登所预见，面对驻非洲大使馆被炸毁和沙特的卡巴塔恐怖袭击事件，美国照例会脚底抹油，就像扎卡维（Zarqawi）预见的美军终将从逊尼派三角区开溜一样。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应是让全世界看清，美国并没有逃跑；或者可以说让全世界看清——而非看轻——美国的“决心”。&b&要是美军有朝一日真的从伊拉克逃跑了，美国时代也就要玩儿完了——俄罗斯、中国甚至保加利亚凭什么要尊重一个碰上一丁点儿小刺激就尖叫着跑回家的所谓大国呢？&/b&&br&　　千万别被拉登、萨达姆、奥马尔的话所误导。你应该认真考虑的是这些国家：（1）认为本国与美国亲善交好；（2）至今仍一致认为宗教激进主义是全球安全的重大威胁；（3）认为美国缺乏解决问题的意志力。你会听到很多持此观点的新兴国家，例如印度和新加坡的领导人对于美国的衰落一直忧虑不已。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将美国描述为“不堪一击的巨人”。日本海军将领山本五十六（Admiral Yamamoto）则断言这个“沉睡的巨人”势难再被唤醒——毕竟，比起门廊边坚硬冰冷的石凳子，家里摆放的名牌靠椅要惬意和舒适得多。在越南，5万人的死伤数量终使美国巨人决议撤退；在中东呢？估计5000人的死伤数量就足以令美国打退堂鼓了。下一次战争呢？可能牺牲个500或50人就喊着要回家了吧？或者它压根儿就没考虑要加入战争？我们的敌人已经确定——大部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都是软弱无能且自甘堕落的，他们很难持续地关注某一国际问题。美国拥有世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却丝毫没有投入战斗的意志力，那么，这种军事力量也就根本算不上优势了。如果你是CNN国际频道的忠实观众，自“9·11”事件之后什么新闻让你的印象最为深刻？是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好、最先进的军队？还是国会议员们歇斯底里地尖叫着要赶紧制定“撤军时间表”？&b&美国就是那个躺在舒适的名牌靠椅上不停打盹儿的肥佬&/b&，他有一辆光鲜亮丽、刚打过蜡、停在自家车库里的法拉利跑车，可是碍于路面太过坑洼泥泞，他是绝对不肯把车子开上路的。聊以自慰的是，每当他把法拉利停在路边洗车时，来往的路人仍能感受到那夺目的光彩。&br&&b&欧洲的伊斯兰化不可避免？恐10年内动荡不安&/b&&br&　　日益萎缩的人口和意志就好似一张单程票，帮助欧洲搭上了一列通往末日的快速列车，如此说来，人口加上意志也就成了判断一切的最有力指标：可观的人民力量。不温不火地说，如果地球上增长速度最快的族群与自由社会的特征格格不入，那将意味着什么呢？&br&　　在穆斯林人口逐渐攀升的同时，发达国家能否免于伊斯兰的文化影响而保持其政治传统呢？穆斯林人口的增加又会对人文、科技、医疗、创新、能源……特别是基本的自由观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br&　　各国所受的影响或许将大同小异。&b&在法国，天主教堂将变成清真寺；在英国，乡村酒吧将实行禁酒；在荷兰，同性恋夜店将迁往美国旧金山。&/b&不过，在其他方面，生活还如往常一样。&b&在新欧洲的国民构成中，已然不信奉基督教的世俗主义者将被严格遵守教条的伊斯兰教徒所替代，&/b&这些穆斯林也将被当作新欧洲人来看待。就好比著名音乐剧《猫》（Cats），演员虽换了新人，剧中角色却依然未变；又或者像全黑人阵容的百老汇名剧《你好，多莉！》（Hello, Dolly!），尽管珀尔·贝利（Pearl Bailey）代替了卡罗尔·钱宁（Carol Channing），可是作品的情节、乐曲、布景却依然如出一辙。发达社会的运行法则已然十分强大：不管是谁执掌大权，都能使社会运转如常。&br&　　可是，如果社会并不似上述所说那般运转如常呢？2005年，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发布了一项题为“个人自由和民主程度”的调查报告：在世界上最不“自由”的8个国家中，有5个是伊斯兰国家；在46个世界上主要的伊斯兰国家之中，只有3个能被称作是自由的；在穆斯林人口占比20%至50%的16个国家中，只有3个能被视为自由国家，即：贝宁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苏里南共和国。法国若能紧随其后成为第4名，也未尝不是一件趣事呢。&br&　　当前的人口趋势将会导致什么后果，我们或许可以百家争鸣，不过若是轻易断言没有任何后果，则未免显得荒谬至极。菲利普·朗曼（Philip Longman）曾在他的《空摇篮》（The Empty Cradle）一书中写道：&br&　　未来的孩子将从何而来？他们将更多地来自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族群家庭。长此以往，此一趋势必将使人类文化脱轨，远离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的现代化进程，从而逐渐衍生出一种原教旨主义主导下的反市场文化——新的黑暗时代也即将由此应运而生。&br&　　朗曼的观点不难理解。西方的自由派人士总是保持着微妙的直觉，不论何时一听到有人说“哪里有意大利人生息，哪里就是意大利”，他们便高喊：“你这是种族主义！”如果你想搞清楚人口结构中的“白人”比例是多少，就更加不合时宜了。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在种族，而是文化。假如一国100%的人口都尊奉自由多元的民主体制，那么“白人”占70%抑或5%都无关紧要。但假如只有一部分人尊奉自由多元的民主体制，另一部分人则嗤之以鼻，那么关键就在于尊奉自由的那部分人是占了90%、60%、50%抑或45%。这也是为什么这一问题已多年占据着国际报刊头版的重要原因——想想法国的青年暴动，丹麦的海外使领馆因其国内媒体出版了讽刺穆罕默德的漫画而遭袭，荷兰电影导演提奥·梵高（Theo van Gogh）遇刺，土耳其想成为欧盟成员国，巴基斯坦人因《新闻周刊》刊发了关于“古兰经被马桶水冲走”的报道而掀起风波。每当我提出这些观点，左翼分子们就会说道：“哦，这就是典型的右翼种族主义嘛。”然而，实际上，这些问题恰恰是左翼人士应该关心的事情。我只是一个“社会保守主义者”，假如毛拉接管了我们的世界，我大不了就开始蓄更长的胡子，娶更多的太太，然后夹起尾巴做人就好了。倒是那些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者的日子势将更加难熬。假如马萨诸塞州高级法庭的法官里有三五个穆斯林，“同性恋婚姻法”通过的几率能有几何呢？这便是欧洲几年后所不得不面对的历史情境。&br&　　美国和欧洲的人口状况不同，于是便导致了诸多差异，比如两者的“反恐战争”。对美国而言，战争是在中东地区的逊尼派三角区或者巴基斯坦的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的险恶流沙中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他们跋山涉水，与一群外国人奋力厮杀。然而，欧洲的“反恐战争”却是一场内战。英国前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曾将捷克斯洛伐克描述为“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遥远国度”。而今，对大部分西欧国家来说，他们“一无所知的遥远国度”却已然伫立在自己的领土之上。&br&　　保守派作家谢比尔·斯蒂尔（Shelby Steele）将美国在伊拉克的踌躇不前视为一种地缘政治版的“白人的救赎”与“世俗的忏悔”，这种情绪来源于对以往所犯罪行的愧疚。即使当战事正酣，我们的文化仍在反映着这个时代的病态心理：我们凭什么解放伊拉克人民？我们代表着帝国主义与世间一切恶魔。&br&　　在这一点上，我倒希望我们真的能代表帝国主义，至少也能够达此程度：人们常说一个能够认知自我的强大国家并非意外形成，因而它需要将成功的秘诀广而告之；可是相反，却没有多少人提及，一个强大的国家总是选择给自己下绊儿，在国际组织中甘愿佯装自己与他国平等，甚至与古巴和苏丹具有平等的投票权——这何尝不是一种国际版的“平权法案”呢？&br&　　随着文明冲突愈演愈烈，你可以在两种极端世界之间发现：一方面，一个世界拥有能够发动决定性战争的所有必备因素，包括财富、军力、工业和技术等；另一方面，另一个世界虽在物质上一无所有，却拥有纯粹的意识形态和大量的虔诚信徒。他们发动战争的其他必需品都可在通信器材公司里找到：手机、电脑以及借此通信手段而获得的银行卡和美工刀——所有这些工具都为他们所用，并借此一手制造了血腥的“9·11”惨案。&br&　　如冷战一样，面对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大决战，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对我们而言，他们是否是可敬的敌人？&br&　　为了能够预测一个最有可能的结局，我们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对他们而言，我们又是否是可敬的敌人？&br&　　你或许会想起关于关塔那摩监狱（Guantánamo Bay）是否“虐待”了囚徒的那场论争，其中一个重要细节是：关塔那摩的美国守军接到命令，只有戴上手套才能去拿《古兰经》。这样做的原因是穆斯林囚徒认为，异教徒的手是“不干净”的。一方面，伊斯兰人认为异教徒的手不干净；另一方面，这些异教徒竟然同意了他们的看法，还乖乖戴上了手套。与虐待囚徒的说法相去甚远，守卫们戴着羊皮手套（也可能是仿羊皮手套），挨个给穆斯林囚徒免费派发着《古兰经》，就像戴着白手套的管家把《泰晤士报》毕恭毕敬地递到贵族老爷手中一样。显然，接受穆斯林的此类要求不光是不成体统，最终还将使美国自毁前程。我们自毁前程，也就等同于穆斯林的最终胜利。“反恐战争”持续4年之后，小布什政府又开始推广一种新的战争形式——“持久战”。这绝不是什么好兆头。在短期战争中，将资金投入到坦克和炸弹上即可——这也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但在持久战中，决胜的关键在于意志和人力——这恰恰却是穆斯林的优势所在。面对一个自毁前程的人，即使是落后一方也照样能够反败为胜。无论有意或是无意，如若西方文明给外界留下了即将走向衰亡并被他人征服的印象，恐怖主义圣战者就会立刻明白：哈哈，征服他们，舍我其谁哉？！&br&　　战争持续得越长，困难积累得越多，因为这是一场与时间进行的赛跑，是一场必须延续人口、经济、地缘政治等各种影响力的综合竞赛。在“人口”上，伊斯兰世界的出生率居高不下，小而又小的也门到了21世纪中期也将在人口数量上超越地广人稀的俄罗斯；在“经济”上，欧洲将在10年内经历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他们沉重的社会福利体系会因人口的低出生率而难以为继；在“地缘政治”上，假如你认为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现在都已憎恶美国，那么再过几十年，等到整个欧洲人口都已经半伊斯兰化，再看看美国能从欧洲得到点儿什么支持吧。&br&　　我之前说过我与阿尔·戈尔和保罗·欧利希等“末日贩子”之间有一点重要区别，那就是无论问题是什么，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如出一辙。无论是全球变冷、全球变暖抑或人口爆炸，“末日贩子”都叫嚣着要建立一个“大政府”，进行更加严格的管制，征收更加高昂的税负，并将公民转移至未经选举却影响长存的危机游说团体手中。这种方案不仅不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反倒成了问题的一个病征：“大政府”接管了成年公民本应发挥的大部分核心功能，而西方社会却对此早已习以为常。甚至在美国，太多民主党人都认为北欧国家的福利社会是西方民主发展的终极形态。果真如此，那我们可就在劫难逃了。一个成功的社会需要在私与公之间维持平衡，可是在欧洲和加拿大这种平衡却早已荡然无存。当外交政策决策者论及我们的敌人时，他们经常把诸如伊朗、朝鲜等“流氓国家”与基地组织、真主党等“非国家行为体”区分清楚。这种区别在国内战线上也是如此。“大政府”恰如失控的“流氓国家”，缺乏聪明才智以驱除对于自由的威胁。与此同时，公民成为“非国家行为体”的意愿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如第93次航班上与恐怖分子殊死相抗的公民英雄们一样，他们往往比庞大的联邦组织更加敏捷、更加高效。自由世界需要更多由公民扮演的“非国家行为体”。&br&　　所以，你可以说这也是一本有关“末日预言”的非典型著作：“小政府”而非“大政府”才能避免末日的出现——政府必须将自现代以来代劳已久的社会责任归还给公民自己去承担。&br&　　然而，这种改变对于欧洲而言简直是难于上青天，他们已经习惯了“文化多元主义”的鸦片侵蚀。在困顿与麻木中，欧洲惶恐不安，不知该做些什么，也因此从未做过什么。多年以后，考古学家在寻找古老文明衰败的蛛丝马迹时，他们将会惊奇地发现欧洲的衰落缘由竟然如此简单。你根本无须劫持飞机撞向摩天大楼，令数千平民霎时间死于非命。事实上，这实在是个下下策，即便是再软弱的国家也会因此而义愤填膺并迎头还击。换一种思路，如果你用多元文化的“敏感性”来找碴生事，软弱的国家则会竭尽全力满足你的任何要求——最后，甚至会把那些摩天大楼的大门钥匙乖乖交到你的手上。2006年，丹麦发生“漫画圣战”事件①后，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称赞了伦敦报业的“敏感性”，因为他们从未再版过任何对于伊斯兰“先知”的冒犯图文。&br&　　斯特劳很可能是受到了快餐连锁店——汉堡王——的文化“敏感性”的启发：汉堡王在英国的所有门店都从菜单上撤下了冰激凌蛋卷，原因是海威考姆勃市有一位名为拉施得·艾克塔（Rashad Akhtar）的顾客抱怨，冰激凌蛋卷上有一圈奶油喷绘的旋涡形状——像极了阿拉伯文中的“安拉”一词。我从不知道《古兰经》里的哪一个章节曾经说过：“伙计们，别忘了不只人类能够代表真主和先知之身，巧克力冰激凌也能代表真主和先知之名。”真是见鬼了！&br&　　果不其然，对于《法国晚报》（France-Soir）老板的“敏感性”，这位英国外交大臣也是赞赏有加。由于一名编辑转载了讽刺伊斯兰先知的丹麦原创漫画，这位老板毫不犹豫地将之炒了鱿鱼。或许，英国外交大臣对于荷兰人民的“敏感性”亦将钦慕不已，越来越多的荷兰人由于厌恶本国无处不在的恐怖和紧张氛围，举家移民去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br&　　终有一日，英国外交大臣将幡然醒悟并赫然发现：小心翼翼地在多元文化“敏感性”下生活，其实与在伊斯兰教法下生活别无二致。恰如一位同样以敏感性著称、同样为丹麦籍的非漫画人物①所言：“生存或者毁灭：这是一个问题。”&br&　　我们对此将如何作答，才将是未来唯一的紧要之事。&br&　　本文作者马克-斯坦恩，美国知名学者。代表作为《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新星出版社，2016年8月。
法国早就越过时间交叉点，错过了路口，不用想什么右转的事情了。 老勒庞大概是唯一可以算右派的人物，其定位介于克鲁兹和布雷维克之间。他弄出极右一套那时候法国还没作死到完蛋，所以才有他的位置。他的激进主张，也不是为了主政法国，更像为了定位永远反…
&figure&&img src=&https://pic1.zhimg.com/v2-7f6e49ddf324e5b599af_b.jpg& data-rawwidth=&1004& data-rawheight=&679&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1004& data-original=&https://pic1.zhimg.com/v2-7f6e49ddf324e5b599af_r.jpg&&&/figure&其实这个问题属于老调重弹，我弹是因为现在确实出现情况了。&p&全球化的问题，是在世界八十年代讨论的比较激烈的，后来在九十年代因为互联网又讨论过一波，到现在基本上已经没什么人说了，关于全球化的各个方面其实论述的非常详尽了。老唐是全球化问题的产物，关于他的言论在知乎引起很多不应该有的讨论，因为很多讨论实际上早在八九十年代已经解决了。&/p&&p&新自由主义在八十年代是全球化的推手，老唐经常说的是里根如何如何，其实里根秉持的新自由主义，其要求是强调市场的作用，全球化在新自由主义者的语境下，主要是生产要素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的需求，通过全球市场的自由流动和组合，从而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它的特点是：&/p&&ol&&li&有利于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br&&/li&&li&有利于国际金融和贸易的增长&br&&/li&&li&有利于新的国际分工&br&&/li&&li&有利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共同发展&br&&/li&&/ol&&p&不利于在于：&/p&&ol&&li&加剧世界市场的竞争，让弱的更弱，强的更强&br&&/li&&li&加强了贸易保护的意识&br&&/li&&li&助长了世界性金融危机，一危一大片&br&&/li&&li&激化各国之间的经济矛盾&/li&&/ol&&p&对发达国家有利的有：&/p&&ol&&li&增加贸易和投资机会，有利于经济成长&br&&/li&&li&促进经济活动多样化，分散金融风险&br&&/li&&li&扩大廉价商品供应来源，有助于遏制通货膨胀&br&&/li&&li&提供跨国公司更多机会，有利于跨国公司进一步发展&br&&/li&&/ol&&br&&p&不利于发达国家因素有&/p&&ol&&li&生产活动大规模输出国外，加剧空心化的趋势&br&&/li&&li&国外廉价品输入增加，导致本国失业率增加&br&&/li&&li&各国经济联系加强，增加政府宏观经济调控难度&br&&/li&&li&税源大量转移，减少了政府的收入&br&&/li&&/ol&&br&&p&各位，这些结论你猜是什么时候得出的？没错其实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你再看今天的特朗普说的的那些东西，不就是对上面不利的东西的重复吗？所以有任何新的意义？看到美国底层工人一直喧嚣这些问题，我感觉的诧异，而对于知乎挺特朗普的一些言论我更是诧异，因为这些东西都被讨论烂了，讨论透了。&/p&&p&而被知乎某些人广泛诟病的福利体系，也就是“养懒人”，实际上就是全球化的产物，福利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然后一直持续到今天，福利政策的本质实际上就是通过社会政策来为社会变革的利益受损这提供支持，而老唐所谓的给予减税或者对这些铁锈州的再次工业化提供补贴，实际上&b&就是变相的福利制度，其本质和养懒人没有任何不同&/b&，不但如此这种变相的福利制度实际上是让钱过了好几道手最终落在了美国工人的腰包里，反而降低了效率。&/p&&p&老唐所提的，以及本次美国大选所有被关注的东西，在历史上早就有了解答，没有一样是新出来的东西，新出来的问题---除了老唐本人当选，每次看到知乎刷出来的乱七八糟的问题以及乱七八糟的回答真是让人叹气。&/p&&p&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殖民主义为什么最终会破产？其本质原因就在于统治殖民地的成本和从殖民地的收益产生了逆差，统治成本高于殖民地收益，这个本质问题导致殖民主义完全不可持续，无论有没有民族独立运动都将会是如此，殖民者不退出，逆差会越来越大，直到搞到殖民者破产为止，这是无解的。&/p&&p&全球化也是一样：除非老唐能找到比全球化更加适合资源配置的办法，否则全球化就跟浪潮一样，把任何胆敢抗拒的国家淹没，靠给铁锈地带工人解决就业问题的借口就能逆转全球化，说实在的，这借口是在太弱了。&/p&
其实这个问题属于老调重弹，我弹是因为现在确实出现情况了。全球化的问题，是在世界八十年代讨论的比较激烈的，后来在九十年代因为互联网又讨论过一波，到现在基本上已经没什么人说了，关于全球化的各个方面其实论述的非常详尽了。老唐是全球化问题的产物，…
&a data-hash=&ed98360eb85bcf3cef09d290& href=&//www.zhihu.com/people/ed98360eb85bcf3cef09d290& class=&member_mention& data-tip=&p$b$ed98360eb85bcf3cef09d290& data-hovercard=&p$b$ed98360eb85bcf3cef09d290&&@陈丹青&/a&和 &a data-hash=&06f3b1c891d0d504eea8af& href=&//www.zhihu.com/people/06f3b1c891d0d504eea8af& class=&member_mention& data-tip=&p$b$06f3b1c891d0d504eea8af& data-hovercard=&p$b$06f3b1c891d0d504eea8af&&@冷哲&/a&的两份答案让人食欲旺盛，所以，写一个呗，这可是所谓的责任哟。&br&&br&第一份意见将中国和德国做了比较，认为中国的复兴就意味着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撼动和改变，对于这个意见，我们必须梳理一下历史才能做出判断。&br&&br&鸦片战争前的东亚秩序处在两千年不变的朝贡体系中，即中国并不是以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份来同英国打交道的，而是以一个天朝的高姿态同进贡的蛮夷来打交道的。这种对双边关系理解的差异导致了战争，我大清败了，但仍然没有在姿态上彻底屈服。&br&&br&也就是说，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人，仍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祭出了古典的华夷之辨，即中国面临着蛮族入侵。&br&&br&问题是，这个蛮族在制度和科技上比中国——&b&更有效率&/b&，注意这四个字。所以本质上说他们并不是蛮族，因为蛮族仅仅在军事上有效率。这个矛盾导致了华夷之辨的衰败，这种衰败摧残着老一代士大夫，从曾国藩一直到王国维。&br&&br&后来，我大清灭了。&br&&br&在我大清灭亡的过程中，革命党人试图建立起民族国家，即排满复汉，但这个目标由于不符合 国家利益导致无法实现，最终取代南京政府的北京政府采取的是五族共和的旗帜，代表着以袁世凯为首的帝国官僚并不认同南方人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并且，他们占据了优势。&br&&br&占据了优势的北方官僚仍然是帝国遗老，他们素质极高，知道什么是错的。&br&&br&但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所以遗老们的任务，就是固守道统直到灭亡。&br&&br&现在要注意，当北洋政府的五色旗飘扬起来时，北洋政府成了我大清的替代者，重新在境内实行华夷之辨和满蒙汉的共和，他们试图将满清遗产中有利的一面维持下去，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民族国家，也就是中华民族这个新概念，仍然处于孕育阶段。&br&&br&接下来到了大革命时期，南方国民政府祭出了来自苏联的新道统——革命。谁革命，谁推翻老旧的一切，谁就具备了合法性。但这个合法性仍然和民族国家的关系不大，为啥呢?因为革命和世界主义恰恰是超越国境线的，输出革命的苏联本来就是国际秩序的颠覆者之一。这导致了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发育的进一步不良。&br&&br&真正让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勉强落地的，是日本人的入侵。十四年抗战后，汉奸的概念已经覆盖了全中国和全民族（川岛芳子这个满人居然也是汉奸，这令人喷饭），华夏民族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模式完成了概念的扩大。&br&&br&但是必须要问，这个概念稳固了吗？答案是，没有。&br&&br&因为太祖建立的第一共和国是外向型的，试图在革命的大旗下某种程度上再现超越民族的华夏秩序（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现在还在城楼上）。&br&&br&为什么是外向型的呢？因为，殖民体系同样也不是承认民族国家和主权神圣的经典国际秩序！超越民族的革命叙事恰恰瓦解了另一种超越民族的殖民体系，两种逆反力的叠加，最终让国际秩序退回到承认国境线和主权神圣的经典模式中，即发源于西欧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 &br&&br&这种倒退，体现在革命史上的，即全世界共运的退潮。在革命叙事不好用的情况下，太宗治下的第二共和国开始重新建设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概念，当然了，由于这个阶段晚了三十年，效果不太好。&br&&br&所以，从民族国家的观点来看，本朝的现状是承认经典国际秩序（主权神圣和民族国家）的后进国家，为了维持一个正常民族国家的基本利益，中国恰恰使用了超民族的革命方法，来颠覆了另一种超民族的殖民体系。而正是由于这种酷烈的手段，导致中国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较西方国家反而是落后和茫然的，我举几个例子。&br&&br&如何看待我大清和我大元？本朝的官方口径是，我大清是中国历史中的一部分，满人和汉人都是中华民族。但是不少汉人是反对这一点的，知乎上尤其多。为啥？因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不够稳固。日本人带来的伤痛不够深刻。改开以来三十年的和平已经让许多人沉溺于文字游戏而失去了常识和警惕心。&br&&br&如何看待中国的历史和未来？历史虚无主义者称中国的历史本就是家天下和王朝史，和民族自豪没什么关系，战乱极多，人性没底线等，对天朝表示失望痛心。这本就是民族主义教育的大失败。当然，这种失败是可以在十几年前的前废帝胡搞边疆政策时就能想到的。&br&&br&而极端无脑的汉西斯则擅长编造和塑造民族英雄，这本质上仍然是对自己民族的历史缺乏底气和片面痛心。&br&&br&事实上，华夏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是上述各种偏见的叠加，但是，对这个概念国民缺乏认同。中华民族的概念提出，不过一百多年，中华民族真正团结奋战对外，不过十四年。之后太祖的三十年，革命压倒民族，第二共和国的三十年，经济建设压倒一切。&br&&br&好了，历史梳理完，对第一份意见的总评如下。&br&&br&现存的国际体系是经典欧洲秩序的全球版，即民族国家和主权神圣为根基的国家间关系。对于这个国际体系，中国从来没有挑战的意思，相反，捍卫主权和民族利益是中国第二共和国以来的外交口号。中国不可能出现恢复朝贡模式的企图，除非新中世纪（德国人搞出来的一种未来范式，希望公司的力量超越主权国家）成为现实。&br&&br&站高一点看，民族国家和主权神圣诞生于经济最发达的欧洲，并随着欧洲经济模式扩散到整个世界，并摧毁了还停留在帝国时代的中东，中亚和远东地区。这才是大航海时代以来最直观的一中描述，即松散的，低效率的帝国被新兴资本主义强国所摧毁或者改变。这个大趋势的巩固，是联合国公约的签订，妄图将过渡时代的殖民体系巩固下来，是犯了把手段当做目的的错误，而类似的错误也发生在试图将革命叙事长期化的论调之中。&br&&br&那么，如果我们把殖民体系当做永恒，认为这才是国际关系的常态，那么中国从太平天国开始，就展开了对该体系的冲击，直到该体系完蛋。该体系已经完蛋了。并且永远不会回来，因为独立浪潮是几十年前的事情。&br&&br&如果我们把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看做一种可以长期维持的国际体系，那么，中国非但不是这个体系的破坏者，相反，我们是这个体系的维护者。我们通过革命的手段淘汰了南京政府，并用枪杆子在朝鲜赢得了民族国家和主权神圣的地位。&br&&br&在这两个主要秩序之间，要看到一切历史的支流，比如美国试图维系的超民族民主体系，以及苏联和太祖试图维系的超民族革命体系。这只是民族国家之间斗争的手段，为手段所迷惑，你就输了。&br&&br&一句话总结：从国际秩序来讲，1630年以来的民族国家概念无疑是更先进和更有效率的，中国在这种新模式的扩张中勉强形成了民族国家，并快速进入到力量对等的博弈之中。&br&&br&所谓西方人来远东前，正常的中国地位，永远不可能恢复，中国人也没想过要这样做。&br&&br&目前的中国地位，恰恰是按照民族国家的游戏规则和国际秩序原则斗争而来的。&br&&br&所以，我们并不是德国，德国试图彻底摧毁欧洲的国境线，将神圣罗马帝国以来的腐朽道统推广开来，觉得中国会这么干的外国人，这是煽动中国威胁论的一种手段，而真这么认为的国人，请多读书。&br&&br&————偶尔认真的分割线————明天写第二份意见。&br&&br&在第二份意见中， &a data-hash=&06f3b1c891d0d504eea8af& href=&//www.zhihu.com/people/06f3b1c891d0d504eea8af& class=&member_mention& data-hovercard=&p$b$06f3b1c891d0d504eea8af&&@冷哲&/a&以美国的国际关系学派为例谈到了西方面对中国崛起的不同看法。详细而言，米尔斯海默认为中美存在结构性矛盾，即亚太地区的政治秩序维护者只能是一个大国，而美国不可能将这个地位让给中国，问题是，米尔斯海默目前是靠边站的。约瑟夫奈在其著名的《理解国际冲突》中反复强调了要在应该绥靖的时候选择绥靖，并骨子里反对一战时列国的冲动——诛心的话，是因为一战引发了整个西欧世界的衰落和美国的崛起，如果我们把远东比作西欧，则中美日俄在远东的冲突会引发整个亚太地区的衰落和西欧的相对复兴。面对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增强，美国的政策是以上两种意见的结合产物，并且，是偏向约瑟夫奈而不是米尔斯海默的产物。&br&&br&在另一个完全超越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范式的大师亨廷顿眼里，东亚儒教世界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敌人，并将这种矛盾提升到末日决战的地步——难怪他混得不好，这就是先知的宿命。亨廷顿眼中的地缘文明断裂带恰恰出现在远东的外围岛链上，在这条岛链附近埋伏着必将到来的冲突。&br&&br&现在让我们回到美国面对中国时的态度，言辞上克里欢迎中国的崛起，这涉及到美国认为中国并非苏联，而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大国，行动上加强了澳大利亚和日本的联系，并在以防万一的情况下埋下了东亚冲突后自己抽身走人隔岸牟利的伏笔。&br&&br&总的来说，美国人的态度近似于不可知论。其原因，却主要来自中国。中国在南海争议地区采取沉默推进的手段不断挤压美国的影响力，并在东海加强对争议地区的控制。美国&b&并不确定&/b&中国最终想要拿到多少东西，南海某国也不确定目前我们在海上的强势会最终将他的势力范围挤压到什么地步。&br&&br&所以，总结一下，华夏世界以外的力量之所以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具备微词，因为，他们&b&不熟悉&/b&中国主导的区域秩序，不知道一个崛起后的中国会给周围世界带来什么（别提汉唐，汉唐的属国都灭了）。中国从来没有对自己的核心国家利益（即值得动武的利益）作出绝对明确的表述（戴委员的那个内部争议很大，外部也没有得到良好效果，年底会议上还要重新讨论）。进一步讲，当中国处在衰败和分裂的时候，西方力量为了争夺这块肥肉而打破头，其实效果并不是特别好，如果有一个愿意和西方世界合作的强大中国，何乐不为？问题是，中国的复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世界是充满怀疑的。毕竟在汉唐明清的时代，这个世界并没有融为一体，没有人知道一个强大的中国和一个全球化时代如何共处，我也不知道。&br&&br&冷大提到，目前的国际环境允许中国通过非战争的方式来获得经济利益，这点我同意。但是这个目前会持续多久，我不知道。&br&&br&我说点我知道的。中东的乱世是西方秩序已经开始崩塌的产物，美国无力在伊拉克继续驻军，引发了反美力量的强势反弹，由于美国伊朗政策的愚昧，美国没有对未来的事态发展做好进一步准备，而如果产油地区持续动荡，西欧的经济，嘿嘿。&br&&br&乌克兰的碎裂是巧实力政策下的又一个产物，美国持续对欧亚世界的动荡无所作为，而是寄希望于盟友，这意味着一个不太好的事情，即苏联解体以来，由美国主导和推行的新秩序正在变成融化的冰激凌。&br&&br&正如冷大所说，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下快速完成的，但是现在，这个秩序正在一块一块地松动，这个秩序的松动并非是受到了中国的冲击，而是受累于美国自己的愚行。当美国进行了莫名其妙的十年反恐时，中国在这十年快速发展，而随着美国把力量用错了地方，本来相当稳固的中东拼图被美国自己摧毁了——流散开来的武装力量感染了巴基斯坦，阿富汗南部通道，中亚费尔干纳地区，叙利亚，伊拉克北部，以及未来更多的地方。&br&&br&金融危机的时候，以上的变故，是我最疯狂的畅想，现在这些畅想已经成为现实，新世界中，不再有一个超级大国维护着利于中国经济进一步腾飞的世界秩序，&b&维护这个秩序让这个超级大国不堪重负，这就是克里和巧实力的背后动因，这也就是我们要面对的未来。&/b&&br&&br&关于“崛起”，我还要多说几句。&br&&br&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中国经济的腾飞不足以让他举足轻重，因为他还不具备输出价值观的能力。&br&&br&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什么叫价值观呢？教育蛮夷怎么做人。&br&&br&目前，谈中国崛起，我觉得，还是为时尚早。因为经济的现代化和社会组织的现代化之间，还具有不小的距离。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依赖外贸，但是热那亚和威尼斯的繁荣不足以让整个意大利半岛成为现代国家。内陆煤油丰富地区的开采和财富积累并不意味着当地的现代化，因为财富积累后并未进一步发展为煤碳加工业并带动就业，而是直接跳跃成为了金融借贷资本。这让我想到拿破仑战争后的法国，金融资本繁荣的背后，是法国内陆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现代化的滞后。这一步是戴高乐最终走完的，我不想中国在历经沧桑后才能最后走完这一步。&br&&br&（关于军事，虽然我们的军事装备方面，有了质的飞越，但是中国的人口结构和社会动员能力，却远远不如三十年前适合战争。所以说军事崛起，在没有能够超过越战和朝战的胜利时，我觉得，非常不谨慎。）&br&&br&社会组织的现代化是我发明的词汇，指在现代商业和工业化背景下，出现能够获得广泛认同的人才流动机制和区域经济循环，这一点，我们做的显然远远不够。&br&&br&在没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成熟现代组织和现代生活方式时，谈向外输出价值观，是不可能的。价值观的形成和经济发展的目的，归根结底是让普罗大众获得安宁和有指望的日常生活，而这种生活是具备超越民族的吸引力的。西欧北美吸引我的并不是他们的总统是如何选举的，而是他们的社区生活日常是如何组织安排的。&br&&br&经济发展和沿海地区的腾飞，这只是一个开始，这个开始导向什么样的结局，还是要看我们自己，这句人民日报的陈词滥调，还是足够遮掩哀家的用心了。&br&&br&喵喵，有木有觉得我很严肃哇`
和 的两份答案让人食欲旺盛，所以，写一个呗，这可是所谓的责任哟。 第一份意见将中国和德国做了比较，认为中国的复兴就意味着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撼动和改变，对于这个意见，我们必须梳理一下历史才能做出判断。 鸦片战争前的东亚秩序处在两千年…
落后于时代。&br&&br&尽管作为单个个人，仍然可以选择斯多葛式的，或者说古典时代的那种崇尚美德、强调自律的生活方式，但是古典时代的美德观和现代社会是完全不匹配的。启蒙思想家改造了美德的概念，使之更符合商业社会的需求。这是近代欧洲思想史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br&&br&从古希腊时代一直到启蒙运动，西欧世俗道德理论中最重要的美德是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也就是所谓的四枢德。而这种古典美德观和一种理想的政治生活样式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种政治生活样式最早体现为古希腊的城邦生活。在理想的城邦中，公民的美德和城邦的繁荣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公民积极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在政治生活中不断培养自己的美德，而拥有美德的公民同心协力使城邦更加强大。而现实的古希腊城邦中，被认为最值得效仿的对象并不是文化高度发达的雅典，而是斯巴达。在斯巴达，公民没有私产，生活极度简朴，战斗时又极为勇猛。斯巴达之后，更著名更光辉灿烂的政治典范是共和时代的罗马。按照理想化的描述，罗马公民平时是简朴的农民，勤勤恳恳地照管自己的土地；作战时是捍卫自己家园的勇敢战士，参与政治生活时；又是沉稳睿智的政治家。这种政治理想传统被称为共和主义传统，到了近代欧洲还有不少著名的支持者。比如马基雅维利就强烈倡导公民军的重要性，哈林顿主张土地财产权在政治制度中的核心地位，一直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以及美国建国时各方的激烈争议中都可以看到共和主义理想中的政治体形象。&br&&br&总结一下，古典美德观念和共和主义传统所对应的政治体大概有这么些特征：&br&&br&1. 穷，公民都过着清贫节俭的生活，而繁荣和悠闲生活则会导致政治上的专制统治和道德的堕落。&br&&br&2. 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公民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参与政治，“做国家的主人”，而不是听任一个主子为自己安排好一切（哪怕是个好主子）。相应的，私人生活占据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就不能太多。&br&&br&3. 土地，相当多近代共和主义思想家认为，如果有一块地就能够产生稳定的收入支持公民过条件适度的生活，又有余力参与公共生活。所以我们会发现，许多16、17世纪的思想家一方面主张保护财产制，另一方面却极力反对股票、债券等现在看来同样属于财产权的金融产品。因为对他们来说只有土地可以催生美德，而股票和债券意味着赌博和投机，只会败坏道德。事实上，不少思想家也不太喜欢商人，因为商人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能挣钱，怎么可能还关心公益。&br&&br&4. 不害怕战争，甚至喜爱战争。这个并不是共和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崇尚古典道德观念的人相对而言更崇尚“勇气”，以及战争带来的“荣誉”。&br&&br&列完上面这些特征就会发现，古典美德观念所对应的古典社会与现代商业社会根本是背道而驰，而且古典社会理想似乎也并不如现代商业社会那么美好。当时还有人更直白的提出，一个鼓励人人都挣钱的社会比起一个鼓励人人都打仗的社会要好一些。所以不少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改造了原有的道德体系，强调“教养”和“礼仪”，弱化“美德”，使道德体系更符合商业社会的需要。同时古典美德观念的四种核心美德中，只有“节制”被保留了下来，并且被转化为“理性”这一无涉道德的概念。不过这是另外一个有趣的话题。当然，题主问到的斯多葛式的道德观除了体现在高度世俗的共和主义传统中，相当一些元素也被纳入基督教的道德传统中，这一部分我就完全不懂了。&br&&br&不说了，senior回我邮件了，最后以波考克在《德行、商业和历史》里的一段话结尾。其实比我上面唧唧歪歪写的一大堆说的清楚多了。&br&&br&&blockquote&古代和现在之争由是而起：有人认为商业的兴起导致德行的终结，因为过去自由的武装公民已经变了，他们满足于花钱让雇佣军来保护自己，让绝对君主来统治自己，优秀才俊都在享受商业使其成为可能的财务、闲暇和教养。对于这些古代派来说，开明君主治下的欧洲在不再受法律和自由控制的军事制度下，享受着繁荣悠闲的生活，但它迟早会变得专制而堕落。不过还有现代派——笛福、孟德斯鸠、休谟、斯密和吉本，他们同意德行的基础是军事和农业，然而认为它有悖于人性，既严酷又有诸多限制，难以名实相符；因此他们说，利库尔格斯的法律和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噩梦般的乌托邦。商业和教养的兴起足以抵消它所导致的德行的损失；它大大提升了人类的生产与消费、交换与相互依存以及同情的能力。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建立起新的伦理体系，它证明了人对自身的爱可以转化为对其同胞的爱。但是，古代德行的形象从未被推翻或放弃，因此必须承认，经商的有教养的人的德行绝不是完美的，他的自由和独立绝不缺腐败的要素。在人类进步学说的构建中，不可能不包含着消极的含义，即进步同时也是衰败，教养会导致自由和德行的一定损失，人类能力的多样化会割裂人类人格的统一性。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并没有恢复这种统一性，而是学会了与被历史割裂的人格相处。他们发现，自己变成了受制于让雅克卢梭的靡菲斯特的浮士德角色。&/blockquote&
落后于时代。 尽管作为单个个人，仍然可以选择斯多葛式的，或者说古典时代的那种崇尚美德、强调自律的生活方式，但是古典时代的美德观和现代社会是完全不匹配的。启蒙思想家改造了美德的概念，使之更符合商业社会的需求。这是近代欧洲思想史中一个非常有意…
&b&&u&简而言之是因为古典时期的政治结构不存在了。而斯多葛精神也并非一种单纯的生活方式，当代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也有一定区别。&/u&&/b&&br&&br&节制，自律和公民精神只是从斯多葛主义起头，但是整个生活方式和哲学谱系影响了怎么古典共和主义一派哲学的建构，包括对于政治理性和公民理性的追求从西塞罗开始就存在。&br&而这种所谓的公民理性的核心在于：&br&&br&道德哲学上，理性认知中的善和德性的完备。这个在西塞罗时代被解释为道德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分野，而前者是公共政治生活中的政治身份核心。而塞内卡时代被解释为一种对于和谐的自然秩序中政治身份的分工性，以此用自然秩序的自发性来辩护共同体内的阶级分化，于是追求政体内的秩序稳定和道德生活中的平静安宁。爱比克泰德和奥勒留时代祭出理性宇宙论以及用理性对自我认知来辩护对于稳定秩序的一种“服从”。&br&&br&所以斯多葛主义的“自律”和“纯洁”的核心点并不是崇尚什么样的“私人生活”，而是“公共生活”。&br&这种公共生活包括：&br&私人生活对于公共责任体系的接受，以获得某种政治公民身份，并履行政治公民的分工和义务，包括作战，服从律法以及政治参与。&br&道德生活的完满性从自私和充满物欲的自然身份追求，转向社会身份的精神追求。&br&对于节制和自律的公民精神的强调，来保证共和国在议政和常规行政方面取得平衡。&br&而公民身份捆绑的经济属性是土地类生产资料。&br&&br&&br&以上社会美德必须在一定的政治结构中才可能普遍存在。，这种社会美德长期出现在工业革命前的英国中产，这支人和完全清教徒影响的荷兰人还并不相同。&br&&br&从政治结构来说，当时将中等阶层界定为独立的贸易家庭(independent trading households)。这一定义虽较模糊，却简明地表达了这一阶层的多重特征：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收入而工作；用双手所得（如约曼农、农场主和工匠）或商业技能或经过培训的专业知识（如商人、律师和药剂师）进行贸易；很少被人雇用，即使是正在涌现的依靠酬金生活的政府官员，也像职业人员一样视其职位为一种财产投资。&br&以上是沙尼·德克鲁兹界定的政治结构的经济属性。&br&而在文化属性上，斯梅尔认为英国中等阶级用政治文化去定义一种社会阶级认同，区别于传统土地贵族的“节制”，和区别于下层的“德性与美德”。&br&但事实上更多的是一个符合要素，这种政治结构在马克思的定义中是所谓的“市民阶级”，从城市自治运动到后来资产阶级革命。&br&&br&&br&而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对于斯多葛主义的引入和节制生活美德的存在基础，而从沃夫斯通克拉夫特的共和主义开始，这种美德才慢慢形成。当然也有人吐槽说，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大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广度并不如掌控黎凡特贸易的意大利诸邦，可以买到各种享乐，你在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欧洲国家，一个富有的城市有产者除了将钱用于政治活动和城市社交圈的打点，贸易扩展和取悦女性外，很难有更大的花销。&br&&br&但是由于商业社会的推动，政治主体从以往的土地公民转向到了城市有产者上面，这诞生了对财产权的社会契约概念。&br&&br&&br&不过，当代社会这种政治结构并不存在了，相反是另一类政治结构：&br&&br&&br&消费主义的兴起在鲍曼的论调中，是从雇佣科层制的强迫劳动关系转换到生活标准的强迫，而顺从这种生活标准给予人一种虚妄的主体性。而其他作品诸如《现代性的五幅面孔》中，消费主义是用文化工业品过些价值观贩卖来进行文化标准的制定，并且形成了某种强迫性，你的消费行为和你的阶级身份认同，仿佛你不去认同和消费某种文化符号，你就与主流阶级脱节。&br&&br&&br&由于主流现代国家，建立了资本主义晚期的最全能国家机器，主流国家的社会整体非常稳固和平，于是某种带有阶级性的个人主义开始兴起，阶级认同开始主导主要的身份认同，而认同方式通过价值观共同体和文化阶级认同开始扩散，而由于文化工业品的扩散广度，这种阶级认同甚至是全球性的。于是在这种结构中，从传统父权人情共同体脱离出来的个人开始通过价值观认同行成新的组织，而社会分工的极端多元化和细化导致你可以作为某种“个人”活在现代社会，组建带有“个人主义”文化标准的生活，去旅行享受生活方式，政治价值观化与文化消费来打扮自己业余生活，于是甚至于国家认同等意识形态也开始慢慢弱化或者从政治认同转变为单纯的情感认同。而阶级认同的全球性和各个国家的文化身份和广泛的中产阶级文化意识有关，于是英美从80年代进步主义公共政治诞生的一系列政治价值观拼凑，扩散到所有的后发国家。&br&&br&&br&而在古典政治中强调的政治参与的“自律”业已经破碎，当代政治参与方式是不吝于释放政治激情的。著名中二少年福山在论述阿拉伯之春和巴西罗塞夫时代的时候强调了老中产诞生后，新生受过良好西方式教育的青年拥有庞大的政治激情和组织力，但是无力建立稳固的政治结构和跟进的常驻团体，而老中产由于持久性的固定资产和地方政治圈形成的老男人共同体，已经实质性影响到了新中产的阶级期望和政治话语权。弗朗西斯·中二·福山认为这和美国进步主义中政治能动是类似的。而古典政治依托的稳定地方自治和资产阶级社团在当今早就破灭，以至于当今政治按照原有古典意识都属于各路的民粹政治。&br&&br&&br&所以斯多葛主义依托的政治结构早就破灭。&br&而消费主义也并非意大利商业社会初起和美国爵士年代反对禁欲伦理观的享乐主义，更多是一种与社会身份捆绑的阶级组织方式，而消费行为是针对于文化标准的消费而非单纯的物质需求，严格来说现代社会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界限并不清晰，甚至于依赖于文化阶级的解释话语去权。他们的共性却是都打破了古典社会的理性需求假设。
简而言之是因为古典时期的政治结构不存在了。而斯多葛精神也并非一种单纯的生活方式，当代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也有一定区别。 节制，自律和公民精神只是从斯多葛主义起头，但是整个生活方式和哲学谱系影响了怎么古典共和主义一派哲学的建构，包括对于政治理…
-&br&&br&如果一件事情本来就是正确的，人们直接就会说它正确。在正确前面加了一个修饰语「政治」，那就说明这件事的正确性是有限度的，当这种限度超过了人们的容忍，即便嘴上承认它的正确性，心里还是会攒着不满。这种不满得不到释放，策略性的「政治正确」又没有达成更好的局面，共识就要面临崩塌。这时候如果还有人在坚持所有人都该认同这种政治正确，在我们中国他们的行为就被称为「唱高调」。如果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主流话语还在强行政治正确，不同意的人只好不表态，用沉默坚持自己的立场，也就是国人不敢言道路以目。&br&&br&「反西方政治正确是知乎的政治正确」，这句话是不客观的，不是所有的西方政治正确你乎都反对，被你乎反对的那几种西式政治正确，是可以穷举的。而之所以你乎能够反对可以穷举的那几种西式政治正确，是因为这些策略性的正确本来在中国就比较缺少群众基础，反对这些策略性的正确不会产生西方那么严重的后果。这里面不是只有非此即彼的站队，还有一个常情的东西。在不需要强行站队的地方，人们都会习惯性地以常情做出判断，这常情是天然的道德尺度。&br&&br&那么现在，同一个事情，在中国激起了共鸣，又没有舆论暴力逼迫他们站队，他们依据常情给出自己的判断。这难道很奇怪吗？&br&&br&再者说，很多政治正确的东西，本来就是经济发达社会里的奢侈品，就咱们目前的情况也玩儿不起啊。庄子讲过一个涸辙之鲋的故事，说车辙里躺了一条小鱼，对经过的人说你可有斗升之水救我一命啊？这人说你且稍等，我现在准备南游吴越，到那里给你借西江之水吼不吼哇？小鱼非常生气地说，我特么都快干死了！现在一升半斗的水都能让我活命，你扯什么大江大河的犊子，到那儿不等你回来我就干死了！&br&&br&政治正确嘛，很多时候就是西江之水之类的玩意儿，一种过剩的道理，一种对苦难历史即将终结的美好预期。但不是世界上所有地方的人都有余力、都有过剩的希望去期待这些，更何况期待是一回事，实现是另一回事。有西方人在讲这很好，不管成或不成，对后来人都是一种经验。&br&&br&至于现在你乎所处的外部环境，有一位长者面对洋人的诘问时曾经说过：你们在乎少数人的安危，而我们更关注多数人的幸福。这个事情嘛虽然形同诡辩，仔细一想还真有一种东方式的智慧。&br&&br&你仔细想想这个事情。&br&&br&&br&&br&电影分析/好书分享：凯鹅&br&&p&&a href=&//link.zhihu.com/?target=http%3A//weixin.qq.com/r/AUT07DXE-GiDrXGP9xET& class=&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span class=&invisible&&http://&/span&&span class=&visible&&weixin.qq.com/r/AUT07DX&/span&&span class=&invisible&&E-GiDrXGP9xET&/span&&span class=&ellipsis&&&/span&&/a& (二维码自动识别)&/p&
- 如果一件事情本来就是正确的，人们直接就会说它正确。在正确前面加了一个修饰语「政治」，那就说明这件事的正确性是有限度的，当这种限度超过了人们的容忍，即便嘴上承认它的正确性，心里还是会攒着不满。这种不满得不到释放，策略性的「政治正确」又没有…
1996年《文明的冲突》&br&完美解释了20年后发生在欧洲和美国的一系列事件&br&&br&&br&&br&&blockquote&　　欧洲或美国能够制止移民潮吗？法国曾陷入人口悲观论的严重困境，从刀年代让·拉斯帕伊枯燥的小说，90年代让·克洛德·谢耐所作的学术分析，至皮埃尔·勒鲁什在其评论中所作的总结：“历史、亲缘关系和贫困使法国和欧洲注定要挤满来自南方不成功国家的人民。欧洲过去是白人的和犹太教- 基督教的欧洲，将来却不是。*但是未来并非不可改变，任何事物都不是永久的。问题并不在于欧洲是否伊斯兰化，或者美国是否拉美化，而在于欧洲和美国是否会成为分裂的社会，拥有来自两种不同文明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分离的社会。这将取决于移民的数量和他们融入在欧洲和美国占优势的现有西方文化的程度。&br&…………&br&&br&　总的说来，欧洲社会并不愿同化移民，这样做亦存在极大的困难，而且穆斯林移民和他们的子女愿意被同化的程度也不得而知。因此，持续的大量移民很可能使国家分裂成基督教和穆斯林两个群体。这个结果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欧洲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愿意承受限制移民的代价，包括反移民措施的直接财政支出、使现存移民社区进一步疏远的社会代价，以及由于劳动力短缺和低出生率造成的潜在的长期经济代价。&br&&br&　　然而，穆斯林人口入侵的问题可能会减轻，因为北非和中东社会的人口增长率已达到了顶峰并开始下降，正像在一些国家已经出现的那样。就刺激移民的人口压力而言，至2025年，穆斯林移民可能会大大减少。不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并非如此，如果其经济得到发展并促进了西非和中非的社会流动，那么对移民的刺激和进行移民的能力也将增强，于是欧洲“伊斯兰化”威胁就将为“非洲化”威胁所取代。这种威胁在何等程度上能够实现，也将极大地取决于非洲人口因艾滋病和其他疾病而减少的程度，以及南非从非洲其他国家吸引移民的能力。&br&&br&　　穆斯林给欧洲造成了直接的问题，墨西哥人则给美国造成了问题。假设当前的趋势和政策继续下去，美国的人口构成将如表8．2所显示的那样发生巨大的变化，在21世纪上半叶将拥有大约50％的白人和
25％的拉美裔人。如同在欧洲一样，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和反移民措施的有效实施可能改变这些预测，但即便如此，中心问题将仍然是拉美育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像以前的移民群体一样被美国社会所同化。第二和第三代拉美裔移民面临着被同化的广泛刺激和压力。另一方面，墨西哥与其他移民有着潜在的重要不同。首先，来自欧洲或者亚洲的移民需要漂洋过海，墨西哥人却只需步行穿过边界或者渡过一条河。交通和通讯的日益便利更使得他们能够与家乡保持紧密的联系并仍然认同于家乡的社会群体。第二，墨西哥移民集中在美国的西南部，构成了自尤卡坦至科罗拉多连成一片的墨西哥社会。第三，有证据显示，墨西哥移民对同化的抵制要比其他移民群体更为强烈，他们倾向于保持自己的墨西哥认同，正如1994年加利福尼亚州围绕着187法案的斗争所明确显示的那样。第四，墨西哥移民定居的地区是19世纪中叶在美国打败墨西哥后为美国所吞并的。墨西哥的经济发展几乎必然地会激起墨西哥人的复仇主义情绪。到一定时候，美国19世纪军事扩张的结果可能会受到21世纪墨西哥人口扩张的威胁，并为它所改变。&br&&br&　　文明之间均势的变化使得西方在武器扩散、人权、移民和其他问题上实现其目标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一形势下，西方若想尽量减少损失，就必须在与其他社会打交道时巧妙地将其经济资源作为胡萝卜和大棒来应用，同时促进西方联盟，协调兵政策，以便使其他社会挑动一个西方国家反对另一个西方国家的手段难以实现，并促进和利用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别。西方推行这些战略的能力，一方面取决于它与挑战者文明之间冲突的性质和强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它们认同于摇摆文明的程度和与之发展共同利益的程度。&/blockquote&
1996年《文明的冲突》 完美解释了20年后发生在欧洲和美国的一系列事件 欧洲或美国能够制止移民潮吗？法国曾陷入人口悲观论的严重困境，从刀年代让·拉斯帕伊枯燥的小说，90年代让·克洛德·谢耐所作的学术分析，至皮埃尔·勒鲁什在其评论中所作的总结：“历…
&figure&&img src=&https://pic2.zhimg.com/v2-5b29dc88ef2ab99b5ec12c_b.jpg& data-rawwidth=&717& data-rawheight=&80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717& data-original=&https://pic2.zhimg.com/v2-5b29dc88ef2ab99b5ec12c_r.jpg&&&/figure&&b&面对多元价值冲突的困境&/b&&br&——伯林论题的再考察&br&&br&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br&本文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6期，授权&br&&br&如果说政治思想史上的经典作家——柏拉图、马基雅维里、托克维尔、马克思、韦伯、&a href=&https://zhuanlan.zhihu.com/p/& class=&internal&&伯林&/a&以及阿伦特等——都无不深切地关注他们时代的社会现实，那么作为这些思想大师的精神后裔，当代政治理论学者似乎也不应当仅仅满足于写作“对论述的论述”，仅仅生产“关于文本的文本”。1舍尔顿o瓦林(Sheldon Wolin)在《政治理论作为一种职业》中指出，“承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