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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要查找的资源可能已被删除，已更改名称或者暂时不可用。第二十五章 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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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刚刚阅读到这里十多年的漂泊一无所获，打工的意义在哪里?
每当我想起十多年流逝的青春、进过的工厂以及那些难忘的故事，心中总是感慨万千。
2006年2月，绿皮火车将我和一百多名老乡带入了离家两千六百多公里的广东。
16岁的我拿着哥哥的身份证忐忑不安地走上了打工路途。我们来到东莞的一家塑胶厂，正好工厂大量缺人，当天就顺利办好入职手续，我忐忑的心终于平静下来。等管理员分完宿舍已经晚上十点多，我们的宿舍是上下铺，可以住12个人。
经过两天两夜的长途跋涉，我们都已经显得疲惫不堪，将就着用衣服做枕头、被子，倒头就呼呼地睡了。次日清晨，上夜班的大刘回到宿舍看着我们横倒竖卧，知道我们都是第一次出门，友善地带我们去食堂吃饭，去商店买生活用品。从此宿舍就是我们的家。
同事之间关系都很好，也挺像一家人的，因为我们都很普通、来自农村、都在努力地融入这座城市，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家中穷苦的生活。
图片来自网络
记得第一次上夜班，就让我刻骨铭心地体会到了生活的不易。
当我和老乡阿强、阿龙、阿刚走到车间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隆隆作响的机器声，紧接着一股塑胶味扑鼻而来。组长将我们带进车间，给我们每人安排了一个师傅。我的师傅叫王强，湖南人，三十二岁，善良的他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我俩开一台半自动机器生产手机外壳，每天的产量是1200个，技术员提前将机器每小时产量定为105个，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不停地操作这台机器，才能完成当天的产量。为了确保机器正常生产，到了饭点我们都是轮流换班。
刚上班两个小时，我和师傅就热得满身流汗。尽管有大风扇对着我们吹，但吹来的风没有丝毫的凉爽，还带着温热。
吃饭时间到了，我慌忙地打卡并跑出车间，跟着大家排队吃饭。夜班的饭菜真是难以下咽，大多都是白天的剩菜，有水煮豆芽、清炒黄瓜、萝卜，我吃了几口，实在吃不下去，就匆匆走出食堂。
在不远处，阿强向我招手，我走过去，只见他买了两盒泡面。他对我说，饭真它妈难吃，我们回宿舍吃泡面。他就像我的老大哥，有吃有喝总会记得我，这让我很开心。
我跟他一口气跑回宿舍，把面泡好就是一顿狼吞虎咽。回头一看时间，还有六分钟就要上班了，因为时间紧急，我们连吃泡面的饭盒都顾不上洗，又匆匆跑去上班。
我一边跑一边抱怨说，打卡迟到要扣钱，这真是太坑人了。
后半夜，我的睡意来袭，这种状态下操作机器非常危险。师傅说，前几年有人因为打瞌睡，胳膊让模具压断了，听得我心惊胆战，不敢有丝毫马虎，强打着精神与疲困抵抗。后来实在坚持不住，师傅就让我去洗把脸清醒清醒。
工作半小时后，瞌睡又来了，师傅再让我去洗脸，这一夜下来就洗了七八次脸。终于熬到早上八点下班，我就像打了败仗的伤兵，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
又累又困的我呼吸了一夜的塑胶味，现在连饭都不想吃。回到宿舍，我心里难受极了，特别想家，想大哭一场。我想躲在被子里哭，又怕别人看见，等我真把头放在枕头上，竟一会儿就睡着了。
我的朋友们都和我一样，非常讨厌这个工厂，但又不能离开这里，因为我们每人交了900元给老家的中介，才来到这里工作。更何况我怕我不在这里干了，去别的地方又进不去厂，一是我才16岁，拿的不是自己的身份证，二是我们都是第一次出远门，身上又没多少钱。
几个月过去了，我们都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同时泡面也成了我们必不可少的食物。
我每月的工资八百多，除去零用，每两个月可以存一千，我会把这一千块寄回家，这让我非常开心，我想远方的父母收到钱也和我一样。
南方的夏天是最难熬的，车间热、宿舍热，热得我们无处躲藏。那时我们下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去外面的大超市享受空调，直到晚上11点超市关门，再每人买一瓶水出来。
回到12人一间的宿舍更热，就像待在温棚一样，虽然屋顶有一个旋转风扇，但我们也往往等到凌晨1点钟才能入睡。
我原以为能这样顺利过完夏天，谁知在天气最热的时候，我们的全身都起了痱子，奇痒难忍，就像几百只蚂蚁在咬一样，我和同去的伙伴无一幸免。
我们买了痱子粉、花露水涂上，但效果并不好，直到去医院打针才起作用。但打完针半个月后，痱子又开始复发。在长痱子的痛苦时光里，我们的心情都特别不好，尽管如此，当母亲问我长痱子了没有，因为怕她担心，我直说没有。
儿行千里母担忧，这话千真万确。母亲一直惦记着我，一听说老家有人要来我们厂，她走了十几公里路把两公斤蜂蜜给那人，让他给我捎来。我和伙伴们分享了蜂蜜的甜，但在遥远的家中，谁又能分担母亲的愁苦呢？
母亲个子矮小，身体瘦弱，经常又忙地里又忙家务，真是苦了她。每当我想起母亲时，她挑水的背影就出现在我的脑海中，那画面像看电影一样清晰。母亲穿着一件深灰色外套，用尽全身力气挑着两桶水，在足有二百多米的陡坡上艰难地往家走。
下雨天，道路泥泞坑坑洼洼。下雪天，陡坡极其难走，挑水或往上拉东西都不方便，不过，小朋友倒是把它当成了滑滑梯。就算是晴天，父亲挑水都会气喘吁吁，满身大汗，更何况是瘦弱的母亲。
想到这，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心中五味杂陈，想立刻回到母亲的身旁。但想起家中那漏雨、透风的瓦房，我还是得坚持！我和老乡一样，甚至决定过年也不回家，希望能早点为家里盖上新房子。
每天做着相同的事，一眨眼，八百多个日夜悄悄溜走，我的心中莫名伤感。
2008年四月的一天，我发高烧，全身冷得发抖。下午去厂内医务室做检查，量完体温，医生说低烧38度5，建议休息一天。
我拿着医生开的病假单和药，去找领导请假。领导看了看病假单，态度强硬，说我开机做的产品明天就要出货，如果今天不做出来，明天到了交货日期，厂里就是违约，给合作方赔钱。领导命令我吃完药，赶快去上班。
工作到后半夜，我的喉咙像是起火了一样。我一杯接一杯喝温开水，感觉双腿发软，快站不住了，总算是熬到下班。
我的好哥们阿刚来找我一起下班，他看我脸色发白，头上冒着冷汗，站都站不稳，吓得目瞪口呆，连忙问：“你怎么病成这样了？”他扶着我立刻去了医务室。医生量完体温，吓了一跳，乖乖，都40度了，让我赶紧去医院。
我慢慢失去了意识，勉强走出厂门就再走不动，阿刚背起我向外面诊所跑去。
医生先给我打了屁股针，我清醒了点儿，因为血管烧得找不到了，护士忙了十多分钟才给我把吊针打上，现在感觉身体舒服了一点。
医生看到我嘴上有血，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是自己咬的，不咬就睡着了。医生长叹了一口气说，要是我真的晕过去了，他们还真不敢接受我，我的情况非常严重，是肺炎，最少需要打一个星期的针，再看情况。
这时，我才意识到，健康要排在人生的第一位，工作可以排第二，而无情的领导在我心中失去了位置。
十天后，我的病好了，也不想再在这儿干下去，我立即去辞职。一个月后，我愉快地坐上回家的火车。
与父母有两年多不见，回到家中，母亲总是想方设法改善我的伙食。全家人坐在一起聊着家常，清贫而快乐，幸福流淌在锅碗瓢盆里，欢声笑语飘荡在屋檐瓦角下。我已经给家里盖上了新房子，心中说不出的高兴。
在家待了两个多月，我又踏上了去往工厂的列车，这次去惠州。
我在惠州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工作轻松，工厂环境也很好，厂里有商店、台球厅、酒吧、理发店、溜冰场、篮球场、图书馆、网吧，其中最吸引我的就是图书馆了，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在那儿度过。看着自己喜欢的书，内心十分充实。
心灵不种植鲜花就会长杂草，如果每天只与隆隆作响的机器为伴，久而久之，空虚的心灵就会出问题的。我不但从阅读中体会到了快乐，还给心灵吸收到了营养，我也不像从前那样抱怨生活，这让我很庆幸。
我阅读的习惯就是在这时养成的，当我看了十几本书以后，突然有一种想给家人写信的冲动，于是，就给父母写了我打工生涯中的第一封信。
当父亲收到我的来信时，严厉的他笑得合不拢嘴，刚开始父亲还以为是我托别人写的，当知道是我写的，顿时对我刮目相看，他兴奋地把信念给串门的人听，如获至宝一般。信得到大家的认可，父亲满脸的骄傲与自豪。
我细细想来，这是一封普通的信，写着我打工生活的收获与喜悦，表达了儿子对父母亲的思念，父亲赞赏这封信应该是觉得初中文化的我竟能写出如此感人的信，再者他也非常地想念我吧！千里之外的一封家书，父亲把它当成了最珍贵的礼物。
2008年11月份，受金融危机影响，工厂倒闭，我开始漂泊。
我和阿龙去广州朋友那里工作，发现他们工厂也开始裁员。随后听上海的朋友说，他们那儿影响不大，我们便追星赶月般地去往上海。
让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在上海，我们两个月都没找到工作，身上带的两千多块钱花得干干净净。幸好朋友有份工作，在我们山穷水尽的时候能帮我们一把。最后我找到一家小印刷厂上班，每月1200块的工资，朋友找了一份商场保安的工作，每月1400元。
在2009年的上海，每月1200元工资，不管吃住，只够人勉强活着。三个月后印刷厂也倒闭了，当时特别绝望，打工为什么这么难啊！
无奈之下，我独自一人去投靠在兰州的老乡，他在永和豆浆餐饮店工作，我也顺利成为那儿的一名厨师，管吃管住，一个月900元的工资，这就是当时北方的工资标准，没办法只能干了。
半年以后，我根本没存到钱，无奈，只能跟着哥哥去工地上班，虽然辛苦，但工资确实很高。工地在新疆伊犁，从家里坐火车要72小时才到，那儿蓝天如洗，棉花地一眼望不到边。几十公里的路上见不到一个人，感觉特别荒凉。
进入工地，农民工的生活让我大开眼界，我感觉自己也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进入了揽工时的情景，进入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铺床，大家就地取材搬来砖头，再加几根方木条，拿一块胶木板往上一放，一张床就搭好了，工地上经常是七八个人睡一个通铺，大家齐心协力，一个多小时就铺好七个人睡的大床。
早上六点，我们喝点稀饭吃点馒头，开始干活，直到中午1点开始吃午饭。农民工吃大锅饭都是争先恐后，因为实在是饿急了。吃完饭，休息半小时，又开始干活。我干的是抺灰工，按平方算钱，多劳多得。
新疆的天气很奇怪，晚上11点，天才黑。干完活吃完饭11点多，大家累得头刚挨上枕头就睡得又香又甜
新疆冷得很早，刚到中秋节的时候就下了一场大雪，活也干不成了。农民工要工资是最麻烦的，哥哥有事先回家了，我和其它工人等着要工资，从中秋节一直等到了农历10月份，天气在零下20度时候，我们只能睡电热毯，根本感觉不到温暖，房子像个大冰窖，等最后要上钱的代价，就是白白浪费了两个月的时间，手脚都冻肿了，耳朵冻得起了水泡，等回到家一个月才彻底好了。
这半年时间，挣了三万块，但我一直身体瘦弱，这种高强度体力活，也只能从此画上句号了。
2012年，我待在北京，2013年在内蒙，2014年在深圳，2015年到2017年在广州，2018年在新疆哈密。世界那么大，十年间没有一个城市是我长久的归宿，我不知道自己的脚步何时才能停歇。有人羡慕我走了那么多城市，但我并不喜欢无休止的漂泊生活。
2017年，当我离开广州的时候，我已经再也不能从事夜班的工作了，我希望我在打工的生活中失去的只是时间，没想到失去了更宝贵的健康。
我希望我不要再像从前一样流浪，在工厂能与相爱的人撞个满怀，在喜欢的城市中有一个家，可我在打工的路上就像一个独来独往的旅行者，迎着风或冒着雨，行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城市的万家灯火没有我的一盏，我的那盏灯火在我一眼望不到的家乡。
我时常想自己这么多年为何停不下漂泊的脚步，我内心的声音诚实地告诉我，工厂只能让我活着，只能给我生存，却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我的漂泊是为了寻找生活中更多的可能性。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漂泊在城市，并在心底思念着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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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父亲追凶17年：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让心里好受点
有一次有人告诉我，在悉尼桥下的咖啡馆看到像是何某达的人，我立刻就坐飞机过去了，在那里待了一周也没看到。但直觉告诉我他来过了，我迟了一步，那种感觉很强烈。
8月22日，王国华与前妻拿着儿子的遗照。新京报记者赵蕾 摄
文｜新京报记者赵蕾
编辑 | 滑璇 校对 | 陆爱英
?本文约3903字，阅读全文约需8分钟
再过四个多月，王国华将迎来六十大寿。同时代外出闯荡的福清人多数已身家不菲，他却多次向亲戚举债，显得穷困潦倒。
他的白发一茬茬爬上鬓角，眼睛向下沓拉着，几乎不笑。随身携带缓解腰痛的药物，一天要抽三包烟。
亲戚朋友称，儿子林宇被杀后，身为父亲的王国华始终无法走出阴影，天天念叨着要抓住何某达，精神状态起起伏伏，“脑子多少有点不灵光了”。
日中午1时左右，在福清市读高二的林宇在一家台球馆内被人连刺数刀，因失血过多身亡。犯罪嫌疑人何某达逃离现场后再未出现。
本在日本打工的王国华急匆匆赶回来，丢下工作，踏上17年的追凶路。他的足迹遍布国内十几个城市，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
2017年夏天，他打听到何某达在广东打工。经多方印证后，他将信息告诉了福清市公安局。那年9月30日，在深圳布吉街道开电脑维修店的湖南道县籍男子朱某洋被抓获，后经证实为何某达。
王国华的代理律师陈建华称，据民警描述，林宇被杀的当晚，何某达就逃跑了。后来何父和何某达去了广东、湖南，并在湖南道县给何某达办了一张朱某洋的假身份证。近几年，何某达在外结婚生子，再没回家。
目前，何某达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提起公诉，何父因涉嫌窝藏罪被提起公诉。福清市人民法院将择日开庭审理此案。
王国华始终开心不起来，“孩子没了，我不知怎么继续生活下去。”但他还是松了一口气，觉得完成了毕生心愿。
去日本团聚前被刺死
剥洋葱：孩子是怎么出事的？
王国华：回国后我从孩子身边同学处了解到一些事发时的情况。日晚上，我儿子林宇和三个同学在向高街的星球台球厅里打台球，在楼梯间，何某达冲着其中一位女同学杨某说“长的挺漂亮啊”。女生把此事告诉了我儿子等人，双方产生一些争执。9月6日中午一点多，何某达带着十几个朋友来台球厅找他们几个，林宇吓得躲在台球桌下。何某达注意到后，便掏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上前捅了我儿子几刀，随行的几个伙伴也用桌球杆、椅子击打林宇。林宇立刻就倒地了。
8月22日，向高街上 “章飞一流”广告牌处就是曾经的台球馆。新京报记者赵蕾 摄
剥洋葱：事发时你在做什么？
王国华：1988年起，我就在日本东京做装修建筑生意，很少回家。他妈妈正好回家看他，打算接他来日本。9月6日下午五六点，我带着团队忙装修上的事，接到家里亲戚电话，说儿子出事了。
剥洋葱：当时是什么心情和状态？
王国华：不能接受吧。我就这一个小孩，听到说孩子没了，眼前一片黑就晕过去了。第二天亲戚给我喂了点米粥，我醒来一会眼冒金花又昏厥了。再醒来发现两边头发白了许多，到第四天我才被姐姐搀扶着送回国。
剥洋葱：回国后，你做了些什么？
王国华：看儿子最后一眼，送他一程。我记得他躺在棺材里，我去摸他，他的身体是冰冷的，从那以后我每天哇哇地哭。清醒一点后我去了公安局，知道嫌疑人是一个18岁的高三学生叫何某达，有点痞，还有个绰号叫“雷达”。但公安局的民警说他跑了，暂时没有侦查到行踪。
剥洋葱：当时有什么打算吗？
王国华：当时什么事都做不了，脑子里面都是我儿子的模样。我拿着警方通缉他的照片，每天都带在身上反复看。我还听说他手上有伤疤，我就琢磨着，这样自己就可以去找他了。
剥洋葱：警方已经在调查了，为什么还要自己追凶？
王国华：觉得对不起孩子吧，希望自己能找到他，再协助公安抓人，不然心里过不去那道坎。而且我怕公安局办案人员手里案子太多，时间久了就没人重视这事儿了，自己来找心里踏实。
剥洋葱：出事前，你和儿子的关系如何？
王国华：孩子六岁时候我就出国打工，最近一次回国还是1994年，平时电话联络得多。我儿子胆子很小，他妈妈喊他吃饭，拽他胳膊都会脸红。他话也少，偶尔和我撒个娇，让我回国看他。1989年我给家里买了别墅，每次他妈妈回家，我都买一堆新衣服、零食带给孩子，他拍了照片我也洗出来带在身边时常看一看。虽然不在身边，还是很心疼小孩的。
剥洋葱：本来打算一家人到日本团聚吗？
王国华：2001年8月他妈妈回去就是帮他办理入境证，证件都弄好寄回福清了，我想带他在日本逛逛。他如果适应东京的生活，我们考虑让他在那里读书，安家。这样一家人再不用分隔两地了。
追凶之路遍布全球
剥洋葱：处理完孩子的后事，你就开始寻找嫌疑人了？
王国华：是的，从2001年到去年，从未间断过。
林宇小时候的照片。新京报记者赵蕾 摄
剥洋葱：你是怎么找到嫌疑人的线索的？
王国华：我把警方通缉何某达的照片打印出来，让朋友捎给全球各地的福清老乡。我告诉身边的所有人，你们帮我扩散出去，如果有一点线索就给我打电话。我还去了何某达老家的村子，时不时过去蹲守一阵子，从村民、他家族的朋友的口中打探他的信息。
剥洋葱：为了找到何某达，你都去过哪些地方？
王国华：太多了，现在记不太清。国内的话，河南、河北、湖南、广东、新疆等，国外也去过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缅甸等至少七八个国家。虽然我不怎么会英语，但是当地都有老乡，工会什么的接待倒不算困难。
剥洋葱：在那些地方发现了什么踪迹或线索吗？
王国华：只要别人告诉我看到长得像的人，我都会去找找看。可能听起来是大海捞针，但有一丝希望我都不想错过，所以都去。有一次有人告诉我，在悉尼桥下的咖啡馆看到像是何某达的人，我立刻就坐飞机过去了，在那里待了一周也没看到。但直觉告诉我他来过了，我迟了一步，那种感觉很强烈。
剥洋葱：叫王国华是隐姓埋名方便追凶吗？
王国华：那倒不是为了避讳什么，我父亲姓王，8岁时他去世，我跟着继父改姓为林，林宇离世后，我就改回原名了，福建这边有传宗接代的风俗，讲究这些。
剥洋葱：何某达改名字生活在别处的事，你是否知情？
王国华：有朋友猜测到这种可能。我曾通过一些办法要到了他全家人的照片，唯一的办法就是靠照片认人。
剥洋葱：何某达和他的家人知道你在找他们吗？
王国华：应该不知道。他们家之前在广州荔湾区的黄沙水产交易市场开了一家水产铺。何某达出事后，他父亲出现过一段时间，我经常在那附近转悠，盼着何某达回来。我会带几身衣服每天换，也会戴墨镜，学着伪装自己，不让人起疑心。有一次我和何某达母亲隔着十几米擦肩而过，她没有任何反应。但我没看见何某达出现过。
剥洋葱：最难熬的日子是什么时候？
王国华：每年过年。我基本不在家过春节，也不敢待在家里，怕触景生情。一般腊月二十八，我一个人就跑出来了。我担心何某达因为思念家乡和亲人回到福清来，所以有时去他们村里，或者黄沙水产交易市场附近待着，寻找他的身影。大年初一到处放着鞭炮，空中的烟花很美，但街上没什么人。我一个人走走停停的，眼泪就下来了，觉得心里很苦涩，那几天特别难熬。
王国华在黄沙水产交易市场。受访者供图
剥洋葱：这17年里，你有没有想过放弃？
王国华：有一两次想到放弃，都准备了结自己性命。那大概是孩子死后第四年，何某达和他父亲都失踪了，他家人也好一阵子不出现在黄沙水产交易市场。我不知道他们为何忽然消失，非常着急。也是快过节吧，那天晚上广州暴雨，我淋了一身，走到一个河边的桥上，想哭哭不出来，雨水浇到头上，我看着下面黑乎乎的河水，想一头栽下去算了。内心挣扎很久，还是念着要给孩子一个交代，转身走了。
没有一刻不想孩子
剥洋葱：你靠着什么坚持了17年？
王国华：信念吧。因为小孩很无辜，忽然被人捅死了，这种手段太凶残。我当时也不在身边，不能保护他。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原谅自己，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就当是在救赎自己。
剥洋葱：这些年梦见过儿子吗？
王国华：也不怎么睡得好。倒是每天一睁眼，小孩十几岁的样子就浮现在眼前。手里也有他的照片，但我不怎么看，觉得受不了。
剥洋葱：对于你追凶的事，家里人怎么看？
王国华：妻子也非常伤心，她理解我的做法，但两三年后我们离婚了。我让她回日本生活，自己在国内找孩子。她当时也有40岁了，不能再生育了，我们最后讨论了一下，和平分手。其他亲人开始都很支持我，后来包括母亲也会劝我放弃，早点开始新生活。但我听不进去，过不去心里这道坎。
剥洋葱：跑了这么多年，钱从哪里来？
王国华：以前我在日本挣了不少钱。孩子出事后我无心工作，拿着半辈子的积蓄去追凶。2004年我把家里的别墅了卖了70多万，前几年钱又花光了，现在向家里姐妹借一些。
8月22日，王国华以前家里的别墅。新京报记者赵蕾 摄
剥洋葱：追凶的日子里，你的生活状态怎么样？
王国华：这些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以前交通不便，我坐大巴到处跑，有时候借用朋友的车，晚上睡在车里，一两点也睡不着，都习惯了。四处奔波时，一天也想不起来吃一顿饭，饿了路边随便买碗面填饱肚子。我一个人，也不讲究什么。
剥洋葱：身体和精神状态好不好？
王国华：现在经常感觉说不出话，也不知道怎么表达了。和别人讲话会忽然走神，脑子着魔一样，时时刻刻都想着儿子的事。一想到何某达没抓到就难受，大脑一片空白，就想抽烟。
我以前身体很好。现在除了腰疼得厉害，需要带着药吃，其他我也没管，不清楚。
剥洋葱：与何某达的家庭有过正面接触吗？
王国华：从来没有，他们到现在也没有给我们道歉，这也是我不愿原谅他们的原因。
希望严惩凶手
剥洋葱：最后你是怎么发现何某达的行踪的？
王国华：具体不能透露。我有自己的一些眼线。
剥洋葱：这17年中得到的线索，你是否会与警方沟通？
王国华：福清市公安局有一两个办案人员一直在关注和侦破这个案件。他们有消息会通知我，我有线索也会第一时间告诉他们。真的很感谢他们最后抓到何某达。
剥洋葱：抓到何某达时你去了吗，见过没？
王国华：没有见到，是警方抓到人以后告诉我的。我跑到公安局里询问，激动地半天说不出话来。
剥洋葱：何某达被抓后是什么心情？
王国华：那一阵很开心，心里轻松了一些，但还是希望被告人早日被判处死刑。
剥洋葱：这17年里，你觉得自己得到或失去了什么？
王国华：丧子之痛，家破人亡，很凄凉。
剥洋葱：何某达抓到了，有去儿子墓前告诉他吗？
王国华：去了，每年清明都去。有时候我一个人太难过，就自己跑去坐一会。
剥洋葱：今后有什么打算？
王国华：先等案子宣判吧，要让法律对何某达和他父亲进行严惩。如果结果不满意我再上诉。再长远一点，我打算以后离开福清，走得越远越好，不再回这个伤心地了。
你如何看待王国华17年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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