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法币发行扩张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抗日战争期间，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沿海沿江地区相继沦陷，国民政府来自关税、盐税、统税的“三税”财政收入随之大减。1936年度三税合计实收101400万元，1937年下降到41000万元。战前的财政己经入不敷出，抗战开始收入急剧减少，支出大量增加，特别是军费开支猛增，收支严重失衡。而国民政府热衷于官僚资本的垄断事业，达官贵人趁机聚敛财富，造成生产萎缩、物资奇缺、物价猛涨、百姓贫困，财政收入更加难以平衡。于是，国民政府只有开动印钞机，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抗战前夕的1937年6月，全国银行业发行的兑换券由币改前的56300余万元增至141000万元。由于这两年多的时间内，法币流通总的情况尚属正常，人民对它还有一定的信任度，故其购买力能维持稳定。而抗战开始以后，法币发行量逐年增加，其购买力急剧下降，物价暴涨，形成了空前的通货膨胀。

　　从1937年6月到1939年底，法币明显地开始膨胀。就全国情况而言，虽然法币发行指数大于物价上涨指数，但其还处于缓慢膨胀阶段。这一阶段，由于人民对法币尚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或者储存法币，踊跃认购公债，使法币流通速度相对减缓，也使物价不致飞腾，这对减少法币发行起了较大作用。另外，战时沿海沿江城市人口涌向内地，工厂企业大量内迁，使内地流通的法币增加，从而扩大了其流通范围和流通领域。此外，这几年农业收成较好，农产品和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价格上涨较慢。这些因素减缓了法币的膨胀速度。

　　此时，如果采取措施加以控制，通货膨胀的严重局面会有所改变。但国民政府却继续实行通货膨胀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作出了增发法币的决定。当年9月8日，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巩固金融办法纲要》，修改了法币的准备金制度。这一改，法币的准备制度就不受束缚，发行量急剧增加，通货膨胀越发不可收拾。国民政府也企图以出售外汇和黄金的办法回笼法币，稳定币值，结果均遭失败。

　　年8月，法币进入恶性膨胀阶段。1939年底至1940年，上海、重庆的物价上涨都超过了货币发行速度。通货不断增发，大面额钞券相继出笼。1940年发行50元券，1942年发行100元券，1945年上半年发行1000元券。从1942年开始，法币每年都成倍增加，物价则以更快速度上涨。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8月，与1937年6月比较，法币增加393.96倍，上海物价上涨36399倍，重庆物价上涨1794倍。法币的币值一落千丈，购买力剧烈下降。

　　八、日本对关内沦陷区的金融掠夺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很快占领了华北、华中的广大地区，并在其占领区内，建立了一大批日伪银行，发行日伪币，对关内沦陷区进行疯狂的金融掠夺。

　　日本侵略者扶植的日伪蒙疆银行，于1937年11月建立。总行设于张家口，并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多伦等地开设分行。资本为日伪蒙疆币1200万元，由内蒙古、察南、晋北三个日伪自治政府各出400万元，发行日伪蒙疆券，与日元等价联系，在绥远、察哈尔及山西北部流通。

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旧址

　　1938年3月，设立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行设于北平，并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和天津、青岛设立分支机构。资本为伪联银币5000万元，由日伪华北临时政府同华北各华商银行各出一半。日伪规定这家银行是“华北发行钞票之银行”，发行的日伪联银券与日元等价联系，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华北人民的强有力工具。

　　1939年5月，又设立日伪华兴银行。总行设于上海，资本为日伪华兴币5000万元，由伪“维新政府”与日本银团各出一半。发行日伪华兴券，在华东、华中地区流通。日伪华兴券名义上是同法币等价联系，打着同法币等价流通的幌子，掠夺物资，套取外汇以打击法币。

　　1941年1月，汪精卫伪政权设立日伪中央储蓄银行。总行设于南京，并在上海、汉口、杭州、苏州、芜湖等地设立分行、支行或办事处。资本总额为日伪中储券10000万元，发行的日伪中储券，流通于上海、广州等城市和津浦、宁、沪、杭各路线及华中等地区。这家伪银行筹办期间，曾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签订了所谓《关于设立中央储备银行之觉书》，这个伪“觉书”表明，该行的实际大权掌握在日本之手。

　　除上述4家主要日伪银行外，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华中还设有日伪察南实业银行、日伪蒙古联盟实业银行、日伪晋北实业银行、日伪河北省农民银行、日伪冀东银行、日伪江苏地方银行、日伪河南实业银行、日伪苏兴银行、日伪中江银行等。

　　同时，日本还对原有的华资银钱业进行兼并和改组，利用、排挤和打击法币，滥发通货推动通货膨胀，把沦陷区的金融业变成了殖民地金融，造成工农业生产下降、停滞和萎缩，人民深受其祸害。

　　九、美国全面独占国统区金融市场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有很大增长。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主要方式是提供贷款，并以此增强自己的在华实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已给国民政府的借款共计24780万美元；战争爆发以后，又扩大了对国民政府的借款支持。1942年2月，美国一次贷给国民政府5亿美元财政借款；同年6月，根据《中美租借协定》，又贷给了87000万美元的租借物资。1942年起，法币放弃了与英镑的联系，单与美元联系，汇价由原来的100：29.75改为100：5，让美国垄断了中国的外汇。

　　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以后，美国为了达到独占中国的目的，全力援助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公开或秘密地同国民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其中有，1946年11月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2月的《中美航空运输协定》，1947年1月订立的《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9月订立的《中美关于美国武装部队驻扎中国领土之换文》，10月订立的《中美救济协定》和《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12月订立的《中美海军协定》，1948年7月订立的《中美双边协定》等。通过这些协定，美国独占了中国的投资市场。

　　战后美国对华投资空前增长。此时，外国在华投资有了很大变化。日本、德国原占外国在华投资76%以上，这些被国民政府接收变成了官僚资本财产。英、法在战争中已失去了海外投资能力。只有美国靠战争卖军事物资发了大财，加大了对华投资。1936年，美国只占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8%，而到1948年提高到了80%。此间对国民政府的贷款和所谓援助共28笔，总额为51.737亿美元，几乎等于国民政府财政支出的50%以上。美国成了国民政府的最大债主，它借款越多，就越有力量控制中国政府。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国全面霸占了国统区，形成了美国资本独占中国的局面。美国在华原有花旗、大通、运通、友邦4家银行，抗战胜利后，不仅这些银行全部复业，而且还新开设了美洲商业银行。美国经济合作总署规定，“美援”中的金融业务只准委托美国大通和花旗两家银行办理。国统区外贸主要是对美贸易，当时使用的外汇主要是美元，这也就相应地增强美国银行操纵中国外汇市场的力量。当时的汇率，实际上都由汇丰、花旗两行决定，利用汇率变动直接支配着金钞黑市和物价。

　　美国在华银行还负责中美之间的金银交易，美钞也泛滥于中国市场。由于法币不断贬值，不仅美国驻军、商人及各色人在中国各地使用美钞，其他在华外国人和中国商人进行大宗交易时，也多按美钞计价。美钞实际上成了中国货币市场上的流通手段。

　　十、官僚资本金融的垄断地位空前加强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强占解放区军民从日冦手中夺得的一大批城市，并派遣大批军政人员到收复区接收敌伪资产。在此接收风潮中，国民政府接受一大批敌伪金融机构，将其纳入了官僚资本金融体系。

　　“四行二局”接收的情况：中央银行接收了日伪中央储备银行、日伪华兴银行、朝鲜银行、日伪满洲中央银行在南方的分行以及日伪省市地方银行。中国银行接收了横滨正金银行。交通银行接收了住友银行、上海银行株式会社、汉口银行株式会社。中央信托局接收了三菱银行、帝国银行、日伪中央信托公司、日伪中央保险公司、日伪中央储蓄会。邮政储金汇业局接收了日伪邮政储金汇业局、日伪中日实业银行、日伪中江银行。

　　1945年11月初，国民政府财政部同台湾省长官公署派员对台湾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理；次年5月以后，正式接收、清理和改组台湾银行、前三和银行、台湾储蓄银行、日本劝业银行台湾五支店等。台湾商工银行、台南银行、彰化银行均被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

　　在接收敌伪金融机构时，四行二局还获取了大量金银财宝。其中，有日伪中央储备银行交出的黄金50余万两、白银763万两、银元37万枚，有日伪满洲中央银行上海分行交出的黄金8万多两、白银31万多两、银元24万枚。另外，还接收了敌伪总值约有10亿美元的产业。

　　国民政府还对敌伪钞券进行清理。在华北地区，以5元日伪联银券兑换1元法币的比价，收兑日伪联银券。据估计，当时日伪中储券发行额约为46.618亿元，除去日伪中储行清理的债权收入、全部资产收入及物价水平折算，日伪中储券与法币兑换率，大约为80:1，而国民政府却硬抑低为200:1，共收兑中储券41.401亿元。仅此贬值兑换，就赚取黄金30万两，这实际上是对沦陷区人民钱财的洗劫。

　　官僚资本通过多种手段，扩张对全国金融业的垄断。截至1946年6月，全部国统区有银行3489家，其中官营的就有2446家，占总数的70%以上；同年11月1日，又成立了中央合作金库，下设省分库和部分县市的合作金库；直到当年12月底，仅四行二局的总分支机构就达852处。“四行二局一库”体系，最大限度地垄断国统区的金融业。

　　这个垄断体系还集中了大量资本，一方面低利贷给官僚资本的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加强官僚资本的垄断力量；另一方面也放贷一部分给民族资本工商企业，以便于掌握这些企业生产的物资。官僚资本银行还凭借手中的货币发行权，制造和运用信用膨胀的杠杆作用，以加强官僚资本企业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垄断力量。

　　十一、民族资本金融业务萎缩走向衰落

　　民族资本金融机构在抗战胜利后，数量很快有所增加。1947年，上海的银行由战前的73家增加到195家，钱庄由48家增加到226家，信托公司由6家增加到20家。重庆战前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不过20余家，战后增加到118家。此外还有一些地下金融组织，仅武汉三镇就有地下钱庄48家，专门从事高利贷拆放。金融机构数量增加，并不代表事业发展，只是抗战胜利后内战又起，国民政府实施通货膨胀政策，给货币经营造成了投机的机会，这些金融机构是为投机经营而设立的。

　　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和强化官僚资本的政策是“双管齐下”，为了加强官僚资本金融的垄断地位，对民族资本金融业采取了种种办法加以限制。1947年7月，财政部规定，银钱业对于客户存入的票据，在未支取前，一律不准抵用。1948年2月，又颁布《限制当月票据抵用暂时办法》，规定除本票、汇票、汇款收据及保付支票外，当日概不抵用。1948年6月，又发布《防止银钱业滥发本票管理办法》，规定各行庄开发本票，其当天本票科目余额，必须有十足头寸交存中央银行或票据交换所。1947年9月，国民政府规定，私营钱庄要以定期存款10%、活期存款15%作为存款保证准备金缴存中央银行，另外还要保留7%-15%的资金应付紧急提存。这些办法，有碍合理票据流通，造成现钞量剧增，本票泛滥，增加了资金调度的困难，行庄困难重重，无法应对经营，一次又一次受到沉重打击。

　　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时，限期收兑金银外币，国民政府威胁私营行庄，如不交出金银外币，就予以严厉制裁。仅9月10日和20日两天，上海私营行庄就被迫交出黄金21348两，还交出大量白银、银元、美钞和港币。同时，还强迫私营行庄增加资本，使各行庄在恶性通胀之下，利息亏损加大，损失无法计算。

　　民族资本金融由于受到多种限制和打击，业务严重萎缩。它们存放款总额占本国银行业的比重不到10%，官僚资本银行垄断了国统区的主要金融业务。在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民族资本银庄正常业务无法开展，只好把资金用于投机事业，比如设立暗账，金银、外汇倒买倒卖，开设商店、囤集物资等活动。除自身从事投机活动外，还为社会上的投机活动提供方便。民族资本金融业走到这种地步，已失去其基本职能，从而走向了衰落。

新疆省银行发行的 六十亿元 面值新币

　　十二、法币加剧膨胀和“币改”彻底崩溃

　　国民政府是一个军事独裁政权。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大规模内战，全年军费支出约为60000亿元，相当于该年原定预算支出总额的2.4倍。日本投降时，国民政府还握有9亿美元外汇和价值4亿美元黄金(约600万两)，加上接收敌伪资产约10亿美元，总共计有相当可观的23亿美元。如果能有效地利用这些美元，制止通货膨胀，或许可以稳定法币。但相反，国民政府却用这些美元开支内战军费，很快就耗光用尽。1947年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随着军事上溃败，国民政府财政金融陷入了总破产的境地。

　　反动的国民政府需要增发纸币以支撑内战。由于军费急剧增加，1946年，财政赤字约为48000亿元；到1947年，增加到400000亿元。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自1946年6月起，法币发行量成倍增加，连印钞机也跟不上它的膨胀速度。上海有5家印钞厂，日夜不停赶印法币都来不及，还需要到美国、英国加印。当时法币已发行10万元大钞，面额最大的是500万元。尽管如此，发行速度仍然赶不上物价上涨速度。截至1948年6月，法币发行指数是1946年6月发行指数的93倍，而同期上海物价指数是237.6倍，重庆物价指数是265倍。

　　1946年3月，国民政府运用黄金时售时抛，作为稳定法币重要手段，但由于黄金政策多变，放禁无常，牌价调整频繁，致使黄金市场投机日炽，黑市价格猛涨。这时期，外汇汇率也由原定1美元合法币20元，改为1美元合法币2020元，并指定中外银行充分供应外汇。官僚资本的权贵们，乘此机会大捞黄金、外汇中饱私囊。

　　1948年夏秋，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进入新的转折点。此时，法币己完全丧失信任走到了绝境。国民政府于1948年8月，宣布实行“币改”，废止法币，发行金圆券。8月19日，发布《财政紧急处分令》，同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等。这些公文要点是，金圆券是本位币，每一金元含纯金0.22217公分。由中央银行发行面额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的5种金圆券。金圆券既不能兑换黄金白银，又不能购买外汇，所谓含金量全是骗人的把戏。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国统区日益缩小，国民政府财政来源枯竭，只有靠快速扩大发行金圆券来应付。1948年8月底，金圆券的发行额是5.44亿元，9月底增至12.02亿元，10月底是18.50亿元，11月底达33.94亿元，到12月发行额超过80亿元，大大突破预定发行限额。进入到1949年3月，金圆券发行超过了1960亿元，4月更达到51612亿元，到5月27日上海解放时，已达到294722亿元。金圆券千元、万元、10万元，50万元、100万元的大面额券相继出笼。同时，物价猛烈地飞涨。比如上海，以1948年8月物价的总指数为标准，11月上涨25倍，12月上涨35倍，1949年1月涨了128倍，3月涨到4000多倍，4月更激涨到83800多倍，物价一天之中就有无数次变化。

　　国民政府在行将灭亡前，曾把大量黄金、白银、外币运往台湾，政府要员和军阀官僚也纷纷抽资外逃。他们在逃离大陆前，还先后在广州、重庆搞流窜政府，再次进行“币改”，发行银元券。直到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流窜政府连同银元券一起土崩瓦解。中国的金融事业迎着新中国的曙光，揭开了新的一页。

•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①侵华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中国东北是日本重要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地，农业、重工业原料供应地，“东方会议”确立了先占领东北，进而侵占全中国的政策。
  ②内部原因是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日本，促使其国内阶级矛盾尖锐，日本统治集团急于利用侵略中国东北的对外战争来摆脱国内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③外部条件是，国际上，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忙于应付本国经济危机，无暇东顾；中国内部，蒋介石政府集中重兵“围剿”红军，无心北顾。这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以可乘之机。

  九一八事变的结果：①九一八事变后不到半年，东北三省沦陷，根源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蒋介石政权的本质决定其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他宁可牺牲中华民族的利益，以求巩固自己的统治。
  ②国际联盟对中日冲突的态度是力图通过“国际合作”使中国东北成为帝国主义各国的殖民地。这使得蒋介石国民政府想依靠国联公理裁决，迫使日本从东北撤兵成为幻想。
  ③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意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殖民地的严重步骤，中日民族矛盾开始向主要矛盾地位上升；
  ④九一八事变也开始打破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均势”，加深了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和日本的矛盾。

•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侵略军强占了中国原被沙俄“租借”的关东州（指辽东半岛普兰店至皮口一线以南地区）和南满铁路，1919年在旅顺口设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军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元凶，控制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太上皇。他们在东北屠杀我国人民，掠夺我国资源，实行残酷的军事镇压和殖民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关东军总数约百万人，是日本陆军中最精锐的主力和战略预备队。1945年8月，中国人民武装力量，包括抗日联军和苏联红军一起歼灭了日本关东军。

  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持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于8月16日已给张学良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事变发生后，又电令张学良“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页）东北军奉命：“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九一八事变真相》，《革命文献》第34辑第879页，台北1978年版）对于蒋介石的不准抵抗，爱国士兵愤慨不已。据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报告：“士兵各持枪实弹，怒眦欲裂，狂呼若雷，群请一战，甚有持枪痛哭者，挥拳击壁者。”

  东北三省沦陷：由于蒋介石的不准抵抗，十余万东北军不战而退，使东北大片土地迅速沦陷：19日晨，日军占沈阳，同日又占长春、营口、鞍山、抚顺、安东等20座城市，掠地千余里。21日，日本驻朝鲜的三十九旅团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分向辽宁、吉林进击。同日，代理吉林省主席熙洽叛国投降，吉林城陷。22日起的一周内，辽、吉二省基本丢失。接着，日军又于1932年1月3日陷锦州，2月5日占哈尔滨，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东北三省全部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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