氐族，在华夏文化地理版图上是一个不甚起眼, 几近被忘却的少数民族, 但却有着5000年以上, 比汉族还要久远的历史。然而, 世事炎凉, 在有意与无意之间, 长期以来在被误读的汉民族话语结构中, 从不入官修的方志与正史。尽管如此, 客观存在的历史却不可能永远被尘封, 正所谓历史的两元(Binary),历史本身与不被承认的历史, 终有真相大白, 正本清源的那一天。

    迄今, 氐族部落后裔主要分布在四川平武县, 甘肃文县境内的几条山沟里，他们延续着万年以降的“氐文明”，恪守着祖辈的习俗、语言以及生活方式，认为万物有灵，所以敬畏大自然，如今已成为失落的氐文明“活化石”，为当代研究华夏文明史的源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佐证。

    尽管“氐文明”对于华夏历史沿革有着珍贵的观照价值，意义深远，但当我们走近今天的氐文明“活化石”部落时，却遗憾地发现：当代汉文化的传播之广之深，“氐文明”遭遇了严重的撞击; 涉及到方方面面, 其中有历代传承下来的近400个文字符号, 书写在泛黄的羊皮卷上, 随着能解读这些文字符号的部落老人都已相继作古, 如今已无人破解, 犹如天书, 因此可以说这一“活化石”的生态平衡堪虞, 不仅濒临绝代,，而且迄今未得到世人应有的关注。

历史的误读, 起因于误导

    回望历史, 上溯大唐, 下至大清及民国时期，历代典籍均清楚地记载: 氐族是中国境内一个有名有姓的少数民族，与羌族齐名, 因为地域文化接近, 常被并称为氐羌族, 在国际汉学及世界史学界亦被广泛认同, 是在上古时代，浩浩荡荡的民族大迁徙中来自西域的游牧民族, 华夏版图上最早的先民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的中国卷, 美国哈佛大学的, 以及其它欧美的权威亚洲史版本里也都详尽叙述了这一华夏氐族的客观存在,但是令人诡异的是，在上世纪1949年以后，氐族从中国民族学, 社会学分类中突然消失了，被政令强硬划为藏族的一个分支，从此销声匿迹, 追根溯源,这一导向来自于费孝通先生早期撰写的《甘南藏族》考察报告, 在过往的大半个世纪里, 误导了氐族历史在现代中国民族大家庭中的正确书写。

    费文将生活在川甘交界地区白马山沟里的氐族人笼统地称为“白马藏族”，源于这一带为藏地, 汉藏杂居, 为便于行政区划管理, 颇合京城官吏的心意,遂编入方志和正史, 没想到从此以后, 以讹传讹。国内御用学者中有藏学专家任乃强先生等也为之捧场, 穿凿附会，煞有介事地在藏文化中寻找其源流的依据。然而，他们的假说多为断章取义, 为政治服务, 经不起客观历史的验证, 实在不靠谱, 只能说是伪作。其实, 这是一个涉及到民族身份(Ethnic Identity)识别与认同的课题, 与汉民族的历史关联, 意义重大。如果今天的学问家尊重历史, 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加以梳理, 不为威权者讳, 并不难破解这一遗留至今的历史密码。

    这让我联想起了上世纪1949年以后, 许多所谓学术大家为新生政权的阶级恶斗服务, 不惜扭曲自己的人格, 指鹿为马, 淮橘为枳, 再也写不出脍炙人口的美文, 再也做不出恪守历史脉络的学术文章, 晚年的胡适先生在台湾, 隔着海峡, 常常为之唏嘘不已, 他怎么也难以理解, 留在大陆的那么多矢志学问的同道学人, 现代知识分子, 何以噤若寒蝉, 何以阿世献媚, 失节于威权的高压? 何以舍弃自己的抱负与良知, 葬送了自己一生的学术追求与治学操行?

    近年来，笔者因为学术兴趣使然, 有幸结识了不少从海外去到四川的西方学者和博士研究生，甚至还有印度和以色列的几位女硕士生, 以研究佛教东渐或华夏先民与记载的民族大迁徙关系为毕业论文题目, 他们先后远涉重洋, 深入实地，常年蹲在四川平武县白马山谷里，与山寨村民同吃同住，甚而风餐露宿, 不辞辛苦, 在每一片森林里, 在每一处原始洞穴里, 在每一块山崖巨石上爬梳, 寻访世界文明与人类历史演变的遗韵，根据考察与研究结果，撰写出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与博士论文。若以部分国内学者作观照, 仅仅通过查阅到的一点零星的文献资料, 或引用本身就是误导读者的学术伪作, 从中断句生义, 然后坐在学术研讨会的大厅里, 对此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海外学人治学的详实与严谨态度令我感喟不已！

我们不是藏人, 请听氐人在述说

    多年前，笔者有幸结识了氐族部落的老大，林珠塔先生（汉语拼音），一位地道的氐族人, 与之常有交流，并多次作为好友, 应邀前往川甘地区的氐人聚居部落考察。目睹并见证了氐族不同于藏族的客观依据；首先口头言语 (Verbal Speech) 不同，氐人方言，俗称”白马话”, 为藏人所完全听不懂，因为截然不同, 至今两个民族之间尚无法用语言交流。更为珍奇的是，氐人至今还保存着祖先流传下来的近400个文字符号, 写在羊皮卷上, 笔者亲眼所见,惊为”天书”, 笔划与书写方式与藏文毫不搭界，风马牛不相及, 真不知费孝通先生们的“白马藏族”之称谓从何说起?

    数千年以降, 氐人与藏人的民俗更是不同，举例说，用羊毛编制、插着雉鸡羽毛的沙尕帽，是目前服饰上最能显示出氐人与藏人不同之处。按照氐人祖上流传下来的说法，那几根野鸡羽毛对于氐人来说，有着特殊的警示与纪念意义。据说远在大汉三国时期，长安以西，秦州以南，松潘以东，汉中以北，以武都为中心的地域一直是氐人统治的范围。后来，氐人与蜀汉发生战争。一天晚上，战争的疲劳让氐人守军在防御上松懈了，蜀汉开始夜袭，就在蜀汉军即将接近氐人城池时，突然一声鸡鸣，叫醒了守军。于是蜀汉军的夜袭失败了。为了纪念这次战争, 保证自身利益与安全，当时的氐人遂将雉鸡羽毛插上了自己族人的帽子，以白为贵, 红黄次之, 以示后人要保持时刻警觉, 没想到代代相传, 竟成了氐人身份认同的文化(Icon)符号。氐人流传了千年的民间传说, 应当得到尊重。

    关于氐族女性头戴毡帽，则更有讲究, 毡帽上有显著标识，插上一根羽毛为闺中姑娘，二根羽毛为已有婆家定亲，三根羽毛为已出阁，成为人妇。其实, 这与汉族女性服装上的绣球, 香包, 肚兜等民俗饰物有异曲同工之妙。氐族的婚俗习惯为部落之间嫁娶，多年来不与藏汉通婚，这一民俗也是藏族妇女所从未经历过的，却与临近地区的羌族民俗有不谋而合的相似之处。氐人从不认同与藏人是同宗同族, 作为汉族学者, 费孝通先生们怎能昧着学术良知而随意“指鹿为马”, 迎合威权的需求?

    林珠塔先生告诉笔者: 在雪域高原的西藏民俗里, 牛历来被奉为圣物, 作为图腾, 受到藏人的顶礼膜拜, 从不杀生, 然而这一习俗在氐人部落里则不存在, 逢年过节, 或有尊贵的客人来访, 氐人便杀牛宰羊, 琼浆玉液以迎之, 也是藏人所未曾经历过的生活习惯。由此可见, 费文中的“白马藏族”一说确实名不符实, 完全是误读。

更为重要的依据是, 氐人与藏人的信仰截然不同, 藏人信奉藏传佛教, 俗称喇嘛教, 从孩提时代起就已刻骨铭心, 尊历代班禅和达赖为精神领袖, 而且具有一整套宗教崇拜的生活方式, 比如转经, 念经, 烧香, 磕长头等等, 并以旗幡作为图腾与文化符号, 所有这一切藏传佛教的仪礼, 在氐人的生活中则完全缺席, 他们和汉民族一样, 数千年以降, 除了民间的信奉与祭祀, 对神明的膜拜, 可以说是都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 从这一精神层面来解析, 氐人与藏人泾渭分明, 说是两个不同的民族, 应该不是妄语。

白马藏族, 一个误用的词语

    长期以来，“白马藏人”一说因为费孝通先生的误导, 在史学界以及川甘交界地区民间广为传播, 旷日持久, 深入人心。如今, 当地年轻的白马人经常自称“贝”，即藏人，甚至将白马二字误译成藏文“藏兵”，认为自己的祖辈就是藏族军人, 也自认为是藏人, 但是可能从未仔细想过, 他们不信奉藏传佛教, 不懂藏话, 不遵从藏人的生活习俗, 与藏人的过往历史截然不同, 怎能认同自己的藏人身份? 实在是大千世界中一件滑稽得离谱之事, 实在是历史的(paradox)侼论与反讽, 看来与费孝通先生的早期一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为政治所用, 编入官文, 误导了整整一代人, 由此结下的酸果, 令人唏嘘。如今, 年轻的白马人常年生活在群山怀抱中, 教育水平落后, 大多停留在小学生阶段, 因而对自身民族历史的认识十分肤浅与幼稚, 已经不认同自己的氐人祖宗, 世态人生如此, 常让我感喟不已。

    从学理的层面看, 似可理解费孝通先生的治学思路, 他研究现代中国民俗遵循的是这样一个路径，就是将民间文化、民众的生活方式等对象从具体的时空坐标中抽取、剥离出来，其中掺杂了太多的政治色彩，忽略民族语言与风俗习惯中的特点，鲜有关注民俗形成过程中的人做为主体的审美价值，因此，他的社会学及民俗研究的建构仅是泛民族的“民俗”景观。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他按照地域分隔民族, 比如“白马藏人”则成为他用来概括民俗不同景观的最好遁词。这一学术路径的确立与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 即20世纪以来进化论思潮对人类学、民俗学的影响有关。

Discovery)，当时因为殖民主义侵略, 欧洲文化与它者族裔文化接触频繁而广泛，欧人对那些它者族裔文化都毫无区别地贴上”未开化”或”原始”的标签。到19世纪中期，世界不同文化的起源, 不同民族及其语言的分布、渊源等问题，成为欧洲学者深感兴趣的研究对象。达尔文在此之前提出的进化概念以及他的《物种源始》一书在1859年的出版，对这一项全球性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其实, 在20世纪初期, 一种更富于多元论和相对论色彩的观点，把每种人类文化都看作一项独特的产物，是由自然环境、文化接触以及其他各种因素所制约的。由这种研究方向便引出一些新的侧重点，即更加关注特定文化环境中有关人类行为和社会群体的实验数据、实地考察、确切证据等等, 采用这种人种志〔ethnography〕研究方法，力图在某一特定文化的诸种不同图案、特征及风习之间，找出一个统一的表现方式。以此现代方法论作为观照, 不难看出费孝通先生当年在治学思路上盲区。在多元文化的语景下，我注意到氐人与藏人民俗差别较大, 然而却与羌人似亦有许多相通之处，例如对衣着服饰的共同价值取向, 遂已成为现代社会审美趣味中的亮点, 可圈可点。

氐文明尚存, 薪火未灭

    按照氐人祖上流传下来的习俗，几与汉族相似, 比如说过农历春节, 在节庆期间，尤其是除夕夜, 族内年轻人便要围坐下来, 倾听德高望重的耆英长者讲述过去的老故事, 那些世代流传的氐人生活习俗, 祭拜神灵的仪式与话语。然后一边喝酒吃肉，一边唱歌跳舞，庆祝丰收，祈福来年的吉祥平安。从远古到现在，氐人族内的规矩、习俗、仪式以及族内事迹，就是这样由老人向后辈口口相传。因此，农历春节既是所有族人每年团圆的时刻，也是族内老人讲述氐人生活习俗、婚葬以及祭祖仪式的神圣时刻。

    2012年春节之后, 笔者再次走进了平武县白马山寨, 见到了阔别已久的班定文老人, 他是唯一健在的耆英长者，已经有95岁高龄。近年来，山寨的老人陆续去世，还能传播氐人历史的人就只有他了。伴随着经济大潮涌入了这里的山寨, 人心趋利, 年轻人忙着出外挣钱, 能够有心情来听老人讲述这些传统老故事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一晚, 我与老人围坐在火炉旁取暖, 望着那松木嘎嘎地燃烧, 闻着那释放出来的阵阵松香, 陷入了对氐人远古历史的遐思。

    班定文老人说:“年轻人对先人的事迹都不感兴趣了，只喜欢流行歌曲，办事(仪式)胡来，唱歌也是胡唱了。”班定文说这话时，流露出对族内年轻人的不满。他说，今天的白马人根本就不是藏人, 而是古代氐人后裔，老人家以氐人为荣,

     “我们信奉并崇敬自然神，以为万物有灵, 山有山神、灶有灶神、树有树神、水有水神。”班定文老人说，在氐人的心中，他们对于世间万物永远存有一份敬畏。

    班定文老人还告诉我, 过去每年正月十五，族内的“绘手”, 即管理、收藏“池歌昼”的族人会召集族内年轻力壮的人，面戴“池歌昼”、手持钢刀与拂尘，身穿羊袄，在鞭炮声中跳三步舞，三步一回头，到家家户户去驱邪降福。然后，所有族人不分男女老少, 手牵手围成圆圈，载歌载舞，庆祝丰收，祈祷平安幸福。在他的眼中，氐人族内至今保留得最完整、最具有“氐文明”代表性的就是“池歌昼”与“沙尕帽”, 其它节日与仪式已经消失了, 比如说刁羊节, 祭拜火神、水神、树神, 家门口喷蒜末, 悬挂椿木等等, 如今回想起来都感觉很有意义，祭拜神灵的话语不仅有中国哲学的意理，而且还有感恩的心与谦卑的人生态度。

    如今,“池歌昼”作为祖宗遗留下来的文明, 即每年正月十五祭祖驱邪的一种祭祖仪式, 已经申请成为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且与藏地文化毫无关系, 遗憾的是, 其他“氐文明”遗产，都已经在历史中消亡，氐族生活方式、居住习俗、婚葬文化等也似乎正在逐渐被现代社会所忽视，最后也似乎终将被汉族同化, 是矣非矣, 悲凉之处, 氐人又能与谁评说?

    万簌寂, 夜深沉, 我望着麦贡山唯一传承“氐文明”的老人，他正叭嗒叭嗒地抽着叶子烟, 似乎在默默等待着他的传人出现。班定文老人的孤寂在麦贡山并不是偶然, 他心里很清楚，如今先人传下来的文明怕是要丢失了。我深知, 氐人在接受外来文明的同时，逐渐也把自己传统的文明遗失，外来的文明吸引着氐人，也吞噬了氐人传统文明。我与班定文老人默默不语地用浅口大粗碗对着喝酒，大口啃着羊骨头肉，叹息之余，老人时而还哼上几句氐人的酒歌，粗犷的歌声回荡在黑黝黝的大山坳里, 顺着夜风又像是传向了山外, 那现代文明的都邑, 那灯火斓珊的所在。

华夏先民, 他们从太阳西边走来

    目前, 华夏子孙常将黄河流域奉为汉民族的文化摇篮, 是因为在上溯5000年的历史中, 有无数传说以文字记载为证, 黄帝就是最早的华夏之邦统领, 可是如果再往前追溯呢? 难道是无本之木吗? 依据欧美出版的的各种版本, 距今上溯5000年至近万年的历史长河中, 即指公元前约3000年以前, 华夏之邦的黄河流域人还鲜有农耕文明的出现, 而在同一时期的昆仑山走廊, 来自西域的许多游牧民族, 例如氐人, 羌人, 突厥、匈奴、鲜卑、吐蕃、蒙古人等族群, 就已经在那方广淼的土地上狩猎放牧, 繁衍生息了, 那年那月, 他们中的一部分继续东进, 去到了黄河流域上游, 寻找新的家园, 落地而栖, 男耕女织, 禾锄当午, 成就了后来的华夏农耕文明。

    在上古时代，大约公元前3000年, 古印欧人的民族大迁徙中，有一支游牧民族在西域高原上出现，亚述人将其称为“古提人”。他们对当时两河流域的巴比伦王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甚至一度推翻了巴比伦王朝，占领了巴比伦。但是他们在公元前2082年被苏美尔人征服，并从近代历史上消失。一些语言学家们根据在《苏美尔王表》中记载的古提王的名字，发现他们和此后中国西域的吐火罗人使用的语言十分接近，因此推测，古提人在逃离巴比伦之后，一路东迁，大约在不晚于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到达了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后代西方史学家称之为吐火罗人，而根据中国历代典籍记载，他们被称作大月氏人。

    上世纪1934年，瑞典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宣布了震惊世界的发现, 即罗布泊小河墓地古墓群，二十一世纪初,，小河墓地再次被中国考古学家发现，随后开始对小河墓地进行初步实验性发掘，发现了十几具至少保存了3000年之久的印欧人特征的木乃伊，大量原始宗教和祭祀文物以及墓地构建完善的防护木墙。由此证明，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前，古印欧人, 即吐火罗人已经大规模地迁徙到罗布泊一带，可称为中国西部地区最早的开发者。

    大约在公元前10世纪之后，来自西域的游牧部落深入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和华夏文明取得了联系，中国古籍中将他们称为禺氏, 或禺支, 禺知，他们被认为就是后来《史记》中叙述的月氏人。虽然至今仍存在争议，但大部分西方汉学家都倾向于认为月氏人应该就是吐火罗人的一支，这是古印欧人迁徙浪潮中，延伸到最东面的一个史实。那年那月，各路游牧民族先后相互角逐，成则为王, 败者为寇, 远走高飞, 经过了数次氏族部落大迁徙。因此,不难理解战国人著《穆天子传》中的传说，西周穆王曾经来到过祁连山下黑水（即弱水）河畔的“禺知之平”，受到了月至人的欢迎，可以说这是月氏人第一次在传说中和华夏文明正面碰撞。

    战国时期，月氏进一步强盛，赶走了居于今敦煌附近的乌孙人，统一了河西，正式建都昭武城。今张掖附近的“黑水城遗址”，很可能就是当时月氏都城昭武城的遗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月氏在河西的统治臻于全盛，它“控弦十余万”，统辖的部落从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青海湖一带的湟水流域。迁徙的月氏人分为两支，少部分行动不便的月氏人，向东南方向迁入了甘南青海一带的羌人吐蕃人区域定居下来，并开始逐渐使用羌或者吐蕃人的语言，他们被后人称为小月氏。而月氏主力，则离开甘肃，穿过戈壁沙漠，沿着他们祖先古印欧人开辟的道路，向西逃亡，他们被称为大月氏。

    从人类文化学的视角, 我注意到今日生活在川甘地区的氐人后裔极有可能就是当年的小月氏人, 东进迁徙途中掉队的群体, 或是自动选择了留驻, 他们在昆仑山脉的末端, 也就是秦岭周边山林里停顿了下来, 因为白马河流经这里, 水草繁茂, 生态绝佳, 畔水而居, 开始了新家园的生活，故以白马河, 白马沟命名自己为白马氐人, 顺应当地的人文地理条件, 似可认为合乎情理。

    汉民族的历代典籍也记载了氐族为中国上古民族，居住在今昆仑山脉地区。东晋时，在北方和西北建立过仇池国、前秦国、后凉国。氐族自称”盍稚”, 魏晋以后，“氐”为它族对其之称。逐渐成为氐人自称。由于氐与羌相邻，先秦人乃视之为氐地之羌，又觉与羌有别，因称之为氐羌，或单称氐。孔晁在《逸周王会篇》“氐羌以鸾鸟”的注中就提到：“氐羌以鸾鸟”一语, 见证了氐族的存在, 囿于当时的文化视野局限, 也只能这样记述, 似可理解。

    不同于藏人的牛图腾, 氐人早期曾经以羝羊为图腾崇拜对象，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变更，牧羊业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羝羊图腾地位也就逐渐淡化。由此，图腾崇拜就逐渐让位给祖先崇拜和山神崇拜。实际上是万物有灵信仰的一种集中表现。随着岁月的变迁，如同大熊猫一样, 仅在四川平武与甘肃文县还幸存着为数不多的正宗氐人后裔，他们沿袭着祖宗流传下来的生活习俗, 如服饰，婚嫁、丧葬、祭祖等仪式，族内人交流也是的氐族口头语言, 也与藏语毫不搭界。

    在多年的潜心研究中，我注意到在四川成都近郊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 与在欧美博物馆或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古代巴比伦王朝时期的人物面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为厘清三星堆出土文物的来源提供了有利佐证。另外, 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挖掘出来, 至今藏在白果林成都博物馆地库里的几吨超长象牙, 从色泽, 尺寸, 以及碳生存年代来看, 并以西域苏美尔文明时期出土的象牙作比照, 可以说十分接近。如此超长硕大的象牙, 如今早已绝迹, 如同恐龙,只有5000年以前上古时期的象类种群才会具有。这或可为中国考古学提供一个思路, 是否可以大胆认为, 这是新石器时期经古丝绸之路传来的早期西域文明? 其中是否也包含了早期氐羌游牧民族东进时对华夏文明的贡献?

    如今, 氐文明正面临濒危的状况并非偶然。因为太多的年轻氐人自己就对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并不待见, 他们向往的是现代城市文明, 氐人民俗的传承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 日渐式微，长此以往, 将难以为继。当下, 厘清氐族的历史沿革, 对华夏民族的文明源起, 乃至世界文明的课题研究均有着重大意义与深远影响。因此, 还原被误导的“白马藏族”历史, 为氐族正名, 为氐文明走出大山, 走近读者的视野, 走向世界, 是为本文的写作初衷。

注: 本文部分个人图片为氐族出身的舞蹈演员央金措女士提供, 谨此鸣谢!

结稿于加拿大温哥华（Maple Ridge）枫林谷

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华夏族是黄河流域的最早居民（现代分子人类学也有证明），华夏先民早在8000年前就在黄河流域建立了大地湾文化和裴李岗文化（河南新郑一带）。又于五千多年前在黄河中下游建立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华夏先民分为大大小小许多个部落，活跃于黄河中下游。其中比较著名的首领有

。其中炎帝和黄帝为共主。

据先秦文献记载的资料与夏、商、周的立都范围，华夏先民大体活动于西起陇山、东至泰山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以及西南部的红山文化这几个类型的新石器文化，即为华夏先民的文化遗存。这几个文明为华夏文明圈的代表。

中国历史上传说中的三皇也是这样的神。关于三皇确指何人，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两种观点。一说三皇指

、神农。不过，通行说法是指燧人、伏羲、神农。

为什么说燧人、伏羲、神农是天上的神下凡呢？根据史料记载，三人被尊称为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而“氏”的原始意义是神祇之意。此外，三人皆有异象，皆聪明过人。相传燧人氏聪明异常。而伏羲的母亲叫华胥，因为在雷泽(今属六盘山下宁夏境内)这个地方踩了大人的脚印而怀孕，十二年后生下了伏羲。伏羲的长相是人首蛇身，也有说是人首龙身，他智勇双全、力大无比。他自称“龙师”并将龙作为华夏族的族徽──

，中华民族始称龙的传人大概就缘于此。关于神农氏，《春秋纬·元命苞》中说他是“人面龙颜”，一生下来就是个水晶肚子，五脏六腑全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出生三个时辰就会说话，五天以后就可以走，七天以后牙齿就长齐了。再者，从其三人那超越人类智慧的诸多行为看，非是刚刚造出来的人的智慧所可以企及的，一定是背负着教化人类使命而来到人间的神。

从约公元前5000年起，当今汉族的主体华夏族在黄河流域起源并开始逐渐发展，进入了新石器时期并先后经历了母系和父系氏族公社阶段。公元前2700年，活动于中原的有熊部落，首领是黄帝，其南面还有一个以

黄帝治理有方，天下人公举为新的天子，而炎帝就必须与之较量，于是诞生了有名的阪泉之战，炎帝和黄帝部族没兵戈相见，而是通过庙堂的论战来判定输赢。阪是古时一种引水的木具，炎帝和黄帝双方一边都有一个土池，每一个论点谁赢了，谁就在面前木具之上放玉石雕刻，木具倾斜，木具之上的水就会流入倾斜的一方，直到谁的池水先满，谁就为最后的赢家。为什么炎帝和黄帝会产生这样一种输赢的方式呢？因为炎帝和黄帝都为一家，后分家治理不同的地域，家族的第一原则就是合族，而不是杀的你死我活，最后炎帝的小宗归为黄帝的大宗，所以从黄帝开始，尊黄帝为人文始祖，华夏道统的象征。而后的华夏文明其实就是在炎黄血脉之内的一种解释，一种陈述，故不强调血脉，以人文判定。所以华夏王朝历来就有这样的概念就是

，而不是灭族的形式。采取灭族的一定是外来的

，因为他们不在华夏血脉内。

华夏族的先民据先秦文献记载的传说与夏、商、周立都范围。华夏族的远古先民大体以西起陇山、东至泰山的黄河中、下游为活动地区；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的

和龙山文化这两个类型的新石器文化，一般认为即汉族远古先民的文化遗存。

远古传说，还描述了汉族先民曾经历漫长的原始公社制时代。在黄帝以前，经过“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氏族部落（见母系氏族制）的阶段；关于黄帝的传说，则标志着由母系氏族部落转化为父系氏族部落（见父系氏族制），并已进入部落联盟阶段。黄帝之后相继以

方式成为大部落联盟首领的尧、舜、禹，皆是黄帝的直系子孙。

公元前21世纪，中原地区的原始公社制时代走到了历史的尽头，阶级社会已经出现在黄河中、下游平原的土地上。从公元前21世纪以后，相继出现了夏（约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商（约前16世纪～前11世纪）、

（约前11世纪～前771年）几个王朝。西周时，已出现华、夏单称或华夏连称的族名，以与蛮、夷、戎、狄相区别。但是，这时

春秋（前770～前476）时，华夷贵贱尊卑的观念已很强烈，当时区分华夏与蛮夷的标准，族类与文化都被重视，文化尤为首要因素。华夷因礼俗、服饰等因素而往往可以互相易位。秦、楚不仅与齐、燕、韩、赵、魏同称诸夏，而且是两个最强大的华夏诸侯。七雄合纵、连横、兼并、争战,但族体相同,形成诸夏统一趋势；于是华夏成为稳定的族体，分布区域也已达东北辽河中下游，西北洮河流域，西南

秦始皇统一中国并建立了秦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6)，随后汉朝（公元前202—公元220）建立，并统治中国400余年，该时期中国版图空前扩大，此时汉族人口分布仍集中于黄河、淮河流域，从西晋（265-316）末年起，乱华，汉族人口逐渐向长江、珠江及中国东南部大规模迁徙，而从西晋到（581-618）的建立这一段期间，汉族进入中亚和云南。到明（）、清（）时，南方汉族人口便超过了北方。明代末年，东北汉人大量死于战争，在清代，满人禁止汉人出关进入东北，清朝后期为充实边疆准许汉族进入中国东北，在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大量引入山东汉族。自明朝起开始零星向移民，从19世纪起又有汉族向欧洲、北美、澳洲等地移民。

华、夏两字上古同音，本一字，相互通用。孔子视“夏”与“华”为同义词。《

》“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一语，华、夏同义反复，华即是夏。“中华”又称“中夏”。华夏为古汉族的自称，在先秦典籍中多称为“夏”或“诸夏”，又称为“华”或“诸华”。以区别四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现被用作中国和汉族的称呼。华与夏二字在甲骨文中的地位非常崇高。

黄帝和炎帝在中原为争夺部落联盟首领而爆发了

，炎帝部落战败，并入黄帝部落，炎黄联盟初具雏形。炎黄集团以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为主体，他们在涿鹿之战中打败了九黎族首领蚩尤带领的东夷集团与苗蛮集团联军，将华夏联盟的势力扩大至今日的山东境内，并与山东境内的东夷集团的其他部落组成了更庞大的华夏部落联盟，华夏族源流基本固定。在周朝，华夏族正式以一个民族团体的姿态形成。

公元前221年秦朝结束了自

以来群雄割据的局面。汉族于先秦时期自称华夏，从汉朝开始又逐渐出现了“

”这个称谓。但华夏这个称谓仍然延续至今。华夏族随着生存空间的扩张而繁衍壮大，到汉唐时期人口文化经济达到空前高度，到宋时人文各项领域达到顶峰，“汉人”这一词汇到了蒙元时期被蒙古人广泛地称呼华夏。及至后来又有汉族之称。二十世纪之前使用得最多的称谓是“华夏人”。比如汉朝多以“华夏人”自居，而明朝即以“汉人”自居也以“华夏人”自居，两个词为同义词。总之，汉族和华夏族作为整体族称是自从汉朝到现在使用最普遍的。

古代汉族往海外移民时自称华夏人，由此产生“华人”一词。“华人”一词最初指汉族，但随着华夏文明扩展到全国各地，“华人”的概念渐由当初单指华夏族，扩展到受中华文明影响的周边少数民族身上。并成为了全体中华民族之人的代称，其下包括了“中国人”以及海外“

华夏文明亦称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之一。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中华文明是这两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果实。的代表则为文化、裴李岗文化、和。
传统的思想认为，在黄河流域产生的农业文明，受到历史时期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不断向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过渡、发展。长江流域农业文明是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黄河流域早期农业一般主要是种植粟，长江流域农业主要是种植水稻。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地湾遗址的发现黄河流域农业文明区域和北方草原游牧文明区域有一过渡地带，这一地带也是历史时期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主要是汉族）相互争夺的主要区域，在这一区域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也不断获得直接的交流、融合。

赤县、神州之称，最早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其中提到战国时齐国有个叫

神州。”后来人们就称中国为“

”。但更多的是分开来用，或称赤县，或称神州。

华：古同“花”，引申为美丽而有光彩。对华的解释，一种说法是古代中原地区的人们，自认为自己居住在衣冠整齐而华丽的文明地区，所以自称作华。《春秋左传正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另一种说法是：“华”含有赤色之意。周朝人喜欢红颜色，把红颜色看作吉祥的象征，所以就自称作华。还有一种说法，华是由中国古称华夏省简而来。

中华：秦以前，华夏族称自己的祖国为中国，秦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华夏民族为主体的国家。“中”即中国，“华”是华夏族的简称。唐代

诗：“中华地向边城尽，外国云从岛上来”，已把“中华”和“外国”对用。

华夏：周朝于西周时期称王天下，自称华夏（见《

·周书·武成》）。以西周时期的周朝领地为华夏，分天下为四夷。

九州：源于大禹治水划定九州的传说。相传夏禹治水后，分中国为九州：冀、兖、青、荆、扬、梁、雍、徐、豫。《淮南子·地形》又载：中国古代设置九个州：神州、次州、戎州、冀州、台州、济州、薄州、阳州。嗣后，九州便泛指

。以九州之意派生演化而来的还有九域、九有、九土、九区。宋代绘制《九域图》即中国地图。"九州"也有很多别称,如九囿，九围，九隅，九有，九土等。《国语.鲁语上》："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这里共工为诸侯之共主，列在烈山氏（神农）之后，与《山海经》所列"炎帝--炎居--节并--戏器--祝融--共工--后土"的谱系一致。这里的共工是炎帝后裔，姜姓。西周共和时，<<竹书纪年>>称"共伯和千一位"。共伯即共工后裔，姜姓。共工氏地在九州腹心地带。《山海经.中山经》："蒲山之首曰甘枣之山，共工出焉，西流注于河。"甘枣山即雷首山,不周山，为共工氏生活的地区。共工怒触不周山，就在其地。契封于蕃。亦即甘枣山一带。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亦在其处。共地是文明绵延不断的地方，地在九州之中。可以说，共工及其后裔在中国上古时代有重要地位，不能因为尧时共工治水失败而否定共工氏的历史地位。

“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周朝《

·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

·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疏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梅颐《

》：“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

》：“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说文》：华，荣也。夏，中国之人也，珿中原之人。《

》华夏条为：“中国古称华夏。”

在这些注解中可见，古人是以服饰华采之美为华；以广阔的疆界与和雅的礼仪为夏。从字义上来讲，“华”字有服饰纹章美丽的含义，“夏”字有疆域广阔的意义，连起来的确是个美好的词。实际上，“美”字本义就有“疆域广阔”的意思。“美”从羊从大。“大”指国土辽阔，“羊”指生活在这片辽阔国土上的人民，称赞他们驯顺如羊。“美”的字典义为“味甘”，这是转义，因为古代帝王视治大国为烹小鲜，故有此转义。 文献有“诸夏”之称，乃“诸多夏国”、“华夏列国”之义，非为“华夏”之别称。

“华夏”所指即为周朝于西周时期的诸侯国民，也是有汉朝以前对汉族先民的称谓。现也可代指汉族，如：《

·蜀志·关羽传》：“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明朝叶盛《水东日记·喜信和勇》：“佛本夷人，固宜神。则有当事者而吊祭之礼不知，则是其自异于华夏矣。”郁达夫《

·闽于山戚继光祠题壁》词：“三百年来，我华夏威风欠歇。”

夏、华或华夏和蛮夷戎狄的称呼, 是民族中的统治者尊己卑人命名的通例。近人章太炎以为古代汉族称夏或华乃由夏水华山而来。华山固在汉族基地陕西境内, 但不合民族自称。商周建都在今河南、陕西, 不在夏水流域, 命名由于夏水, 联系不上, 且无所对待, 也不是民族自称命名的由来。到了汉代, 汉族不称夏、华或华夏而称为汉。章太炎又谓由于汉水得名。按“ 汉”字, 古文之形, 义为国中大水, 国中大水是黄河、长江, 不是汉水, 国名由水, 既无对待又非自称命名之义。朝代之最强大之一为汉朝, 民族亦称为汉。汉代匈奴冒顿单于给汉帝书中说“ 南有大汉, 北有强胡”。东胡别部的乌桓、鲜卑，《

》中乌桓、鲜卑传都说他们因住乌桓山、鲜卑山得名。孰不知乌桓是聪明之称， 鲜卑是瑞兽皮带之名， 与山无关，也为汉族命名不以山川之旁证。

《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
《三国志·蜀志·关羽传》：“ 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
[明]叶盛《水东日记·喜信和勇》：“佛本夷人，固宜神。则有当事者而吊祭之礼不知，则是其自异於华夏矣。”
郁达夫《满江红·闽于山戚继光祠题壁》：“三百年来，我华夏威风欠歇。”
古人是以服饰华采之美为“华”；以疆界广阔与文化繁荣、文明道德兴盛为“夏”。从字义上来讲，“华”字有美丽的含义，“夏”字有盛大的意义，“华夏”本义即有文明的含义。 
另外，有考古学家认为“华”即花，原为我国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玫瑰花的“一种标志”，后来和燕山脚下的龙图腾标志的部族，形成中华文化的共同体，所以有“华山玫瑰燕山龙”演变发展为“夏商周”之说。“夏”即历史上夏朝的先人之称。《》说是“黄帝族后裔中的一支进入今山西南部，创造了夏文化”，称为夏族，“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代”。
“夏”即历史上夏朝的先人之称，或者指夏朝和有夏之居。夏朝开国君主大禹的父亲，被尧封于崇地，为伯爵，故称崇伯鲧或崇伯。崇，指崇山，即嵩山。故崇地当在今河南省登封嵩山附近，这是夏人早期活动的地区之一。华夏连称者，嵩山山脉亦得华名。《国语》“前华后河，左洛右济”，华在洛东，即今嵩山。又《》魏有华阳，司马彪曰：“华阳，亭名，在密县。”周礼职方豫州“其山镇华”。皆其证。
《周礼·职方氏》记载，在天下九州的山镇中，主要有东南扬州的山镇会稽山；正南荆州的山镇衡山；河南豫州的山镇华山（今嵩山）；正东青州的山镇沂山；河东兖州的山镇岱(泰)山；正西雍州的山镇岳山；东北幽州的山镇医巫闾；河内冀州的山镇霍山；正北并州的山镇恒山。《·释山》亦说：“河南华，河西岳，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
王钟翰《“华夏”一词来源》：夏、商、周三族起源与兴起的地区不同，祖先来源各异，但商、周两族，都认为其祖先起源与兴起的地域是大禹所开拓的“禹绩”，即在大禹奠定的疆域之中......周人又称其兴起的西土为“区夏”。《尚书·康诰》说：“惟乃丕显文王，克明德慎罚……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是说文王以修德爱民，团结了周围一二邦，开拓了西土“区夏”。这区夏，是古今语法词序的倒置，即为夏区。又可称为“有夏”或“时夏”。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有“”之说。
经过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以及战国时期的强邦吞并弱邦，更有秦始皇的统一中原，终于使得华夏族这一庞大族群第一次完全得以统一。经过强大汉朝，华夏族有了另一个名字：汉。但是原先的自称“华夏”并没有消失，而且与“汉”一起使用，华夏人就成为了汉人。
据部分史学家的研究，中国古代的部族，可分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它们以华夏集团为中心，经过长期的交往与融合，到春秋时期基本同化，成为秦汉间所谓“中国人”的三个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