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简历:深改组如何督促国企改革

周其仁:四理由国企改革应继续 不改代价是全局性的

来源:凤凰财经综合 07:03

大的招数就是依据不同的国企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同状态,从实际约束出发寻求不同的突围办法。不能因为都叫国企就按一个套路来处理,而是把国企这张“大纸”,一片一片撕开来谋求解决问题。这就是说,如庖丁解牛一般,把数目惊人庞大的国企分拆开来,各自求解。事后按大类分,第一板块就是数目最多的中小国企,机制旧、包袱重、竞争力弱、甚至严重的资不抵债。客观上,要这类企业全部扭亏增盈,重新以国企的身份成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赢家,实在没有可能性。办法就是最早山东诸城趟出来的那条路:承包、出售、资产债务重组,实现国企转制,即把一批实在扭亏无门的国企,重新“放”回市场,允许国企破产或改成非国有企业,了清历史债务,在市场环境里重新出发。这“一片纸”有多大呢?《实录》里记下了,大数是一百万家企业,涉及好几千万员工。用当时的语言,这就是“放小”。

  第二板块,是一批规模比较大的国企,但基本上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里运作,经营绩效也不好,可是用“放小”的办法也不合适,因为资产规模很大,如果以合适的价格出手,社会上能接手的不多。“贱价出让”呢?又犯了“国资流失”的天条,反正不是用诸城之法说转制就转得了的。对这类国企,基本是利用股份制的框架,允许非国有资本以增量进入,逐步改变全盘国资的老结构。这个板块有多大?《实录》里披露了,大数是五千家较大的国企,涉及数以千万计的职工。

  以上两块改成后,国企扭亏增盈的压力基本就减下来了。当然,并不是完全在国企的架构下实现扭亏增盈,而是把相当一大批国企转制成非国企,或者改成非纯粹的国企,才消除了国企大面积严重亏损的现象。剩下的就是第三板块,即经由合并重组、在维系国有控股前提下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释放小部分股权的大型央企。对这个类别,在国资委成立后,管人、管事、管资产,改善企业治理,并主动与世界500强大公司对标,改出一批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世界级大企业。


盈利的国企还要不要改?

  上一波国企改革的中心口号是扭亏增盈,这也带来一种认识,就是认为但凡国企实现了盈利,余下的就是做大做强的管理问题,就不再需要进一步的体制改革了。到了国企普遍盈利,特别是央企一年的利润高达万亿人民币,不少名列世界500强的新阶段,说国企还要深化改革,听起来就不那么入耳了。

  我的看法,对央企的利润还可以作点分析。

  第一,企业的账面利润并不完全是经济学范畴的利润,其中一部分可能是企业所占用资源的租金。譬如资源型企业占用大量可开采资源,以及国家通信公司占用的通信基础设施等。这些稀缺程度极高的资源,给谁占用,都会产出收益。我们或许可以这么想:如果开放竞争,非国有企业或非央企公司,是不是愿意出一个价来争得占用这些资源的权利?这里所说的这个“价”,是资源租金而不是利润,应该从央企账面利润里扣除,因为它并不代表央企经营决策和管理努力带来的真正贡献。

  第二,在市场经济里,利润也不单单是对经营管理贡献的奖励,还具有资源配置导向的功能,因为不论利润如何产生,总意味着“需要向产生利润的方向投入更多的资源”。换言之,利润导向与市场准入要一起发挥作用,才不断把企业家创新的结果“外溢”到整个产业和市场。但是,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部分央企获得高额利润,但所在市场又不开放准入,其他企业眼见这里存在超额利润,也不能进场来竞争一番。这种“关门赚得的利润”,对整体经济并不是正面的,因为行政垄断公司的利润,讲到底是一切其他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现在大家看到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的成本优势消失得很快,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批中国企业的成本中含着“硬硬的难以消化的部分”。当下不少央企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价高费高,要政府领导人出来喊话降低资费,恰恰表明市场不准入条件下的关门利润对国民经济不但不是福音,反而是一种成本负担。

  第三,央企的巨额账面利润,大部分留存央企自己支配,在分配上并没有回馈其真正的产权主人即全国人民,也没有全额上缴国家财政。至于把很小一部分央企利润或资产划给全国社保,那本质上是历史欠账的一种补偿,因为社保缺口主要来自过去低工资时代国企工人没有、也不可能预扣下的养老金。其实国有资产并不仅仅只是国企工人的资产,全国人民包括过去为国家工业化做出历史性贡献的农民也是工资的主人,因为他们多少年低价缴纳的粮食税,也是形成国有资产的一个来源。倘如问我们的农民从央企巨额的账面利润中得到过什么实际收益,我想基本上就没有。这样的话,站在“全民主人”的角度来看,央企与其他非央企以及非国企,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第四,最近的周永康案、中石油窝案以及令计划案,暴露出拥有天量利润、资产和无数实际好处的某些央企,还真是牛栏里关着的大肥猫。在道义上、道理上和法律文本上,央企当然是国企从而属于全国人民,但从实际控制权的角度看,缺乏有效的制度监督还是当下盈利的国企的一个致命伤。

  综上,对盈利的国企还要不要深化改革这样一个问题,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从紧迫性来看,恐怕现在也不亚于90年代上一波国企改革的那个时代环境,因为从机会成本的视角看,当下盈利的国企如果不深化改革,进一步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妨碍国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那些实际问题,代价将不但是一个经济部门的,也是国民经济全局性的;不但是经济的,而且还是社会的和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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