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里记载的故事年代久远，现代人读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怪。因此我觉得有必要插进一个前传，给大家讲一些必要的背景。水浒最重要的背景就是大宋，想要把大宋说清楚，就必须首先说说东京城。
北宋末年，东京是亚洲最繁华的都市。这座城市注册人口多达一百五十万，而且还不断有人涌进来。大宋的百姓认为东京是世界的中心，遍地是黄金，到处是机会，因此都想来试试运气。
每天天亮之前，几个城门口都挤着黑压压的人群，等到鸡鸣三响，城门一开，大家就一拥而上，进城的在左，出城的在右，川流不息。如果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左右两股人流有着明显差别。进城的要么衣着华丽，骑着高头大马——这些人都是奉调进京的官员；要么昂头挺胸，斗志昂扬——他们是来淘金的老百姓。出城的人流则多半灰头土脸，全家坐在一辆驴车上。这些人要么是在东京混不下去的人，要么是被贬出京官员。他们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右派”。
公元1108年的春节，有一户人家也加入了右派的行列。一个汉子紧张地握着缰绳，发现城门刚开一条缝，就急不可耐的牵着驴车往前挤，丝毫没有一般右派们对京城、对皇上恋恋不舍的忠臣派头。
这不奇怪，这人不是被发配的官员，而是逃犯。他是禁军教头王进。
看过水浒的读者都知道，高俅上任第一天就找王进的茬。要不是同事们拼命求情，王进就会当场挨上几十杖。王进回家以后，做了不少努力来搞清楚事情原委。他还花钱送礼，托人直接去跟高俅说情。但是这些人没多久都把礼退了回来，说高殿帅一听到你的名字，就面色不悦，甚至直接送客。小王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
王进的心里充满了愤怒和恐惧。愤怒的是这高俅明明不是殿帅的儿子，怎么能当殿帅呢？还有王法吗？恐惧的是他想到这高俅看来年纪还轻，不知道要从此掌管禁军多少年，就算每天收拾自己一次那也受不了。于是他决定逃走，去延安投奔老种经略相公。
老种经略相公叫种师道，时任泾原路经略宣抚使，换算成现在的职务大概是西北军区司令员。王进能认识这么大的官，纯属巧合。当年老种进京述职，去樊楼玩了一趟，两人恰好碰见。老爷子在西北前线的时候，常年跟西夏打仗，条件很艰苦。好在他的级别还可以得到每日从东京送来的特供品，其中每月一期的内部刊物《花花衙内》给了他莫大的精神安慰，让他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哪怕牺牲一切，也要保卫这个每平方米都有37D妹子的江山。这回来到东京，种司令迫不及待地来到樊楼，要会一会自己最心仪的封面女郎，李师师。
不幸的是，即使特供刊物，有些事实也没法写得太明白。这不能怪编辑：徽宗在跟李师师睡觉，你怎么写？更何况人家也尽力暗示了——你看看每一期封面李师师的造型就明白了：
李师师往龙背上滴蜡油……
然而种司令愣是没看出来。他到了樊楼用关西土话大咧咧地咋呼：“把李师师给洒家叫出来！”樊楼的老板看着白发苍苍的种司令都愣了：太上皇也来了？
也该着老种倒霉——他那次述职来得急了，用了个没经验的新司机，忘了给专车换上军用车牌。樊楼的保安出去看了看，就以为是个煤老板，回来后言语很不客气。种司令很愤怒，哼了一声，转眼就有三四十个关西军汉冲进来，声称要把樊楼砸了。
剑拔弩张之时，当天正在值班的王进上来，跟老种耳语了几句。种司令听完打了一个激灵，然后面不改色地给手下下了命令：“每人消费500文再走！”因为这个事，种司令后来给王进传过话，说他对自己有救命之恩，以后怎么报答都可以。
由于有这层关系，王进对自己在西北军的前途还有点信心。不过，他首先要克服的困难是怎么带着老娘走上千里到达延安。虽说在京城当了这么多年的差，他不是没有灰色收入，临走时也带了不少，但应付沿途的过路费还是有些不够。大宋的文献上说，太祖统一中国，是历史的必然。为什么呢？因为割据政权设置的关卡给经济发展带了致命影响。结果在统一一百多年以后，你在大宋你跑个长途，路上遇见的收费站可比五代十国的时候多多了。
“娘，我看你也累了，咱们找个地方住下吧。”王进用最后一点盘缠去客栈租了个房间，然后一个人出来散步，盘算着怎么才能搞到点钱。他估摸着，自己大概已经进了陕西，但到延安府少说还有几百里。看了看兜里，还剩不到200文钱。
王进刚当教头的时候，在东京街头查超速查了好几年，因此当劫匪对他来说轻车熟路。但他想起先父的名誉，又不想让自己堕落到那个地步。他长叹一口气，在心里又骂了一遍：高俅你个鳖孙，我到底怎么得罪你了？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高俅恨王进是有原因的。只不过这件事的由头远在二十多年以前，只有高俅自己还记得。
那是在元丰或者元祐年间的一个冬天，当时他还不到二十岁，刚刚从东京圆社退役，正穷困潦倒地在街上乞讨为生。现代人戏说历史的时候，喜欢把高俅说成是中超球员一类的人。这一点不能说全错，但是也不确切。高俅的确从小就入选圆社，从少年队踢到成年队，但是说北宋有职业球员却相当勉强。
那时的俱乐部统称圆社，也叫齐云社，表面上看是独立的商业组织，实际上隶属于礼部教坊司。每年也没几场联赛，主要的任务是踢御前赛。御前赛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人分成两队，踢事先商量好比分的表演赛给皇帝解闷；另一种是代表大宋跟只会打马球的辽国人踢国际友谊赛，抚慰一下皇帝在对外战争中变得日益脆弱的心灵。
假如能在这两种比赛中表现出众，皇帝的赏赐会非常丰厚，而且可以名垂青史——那时的几个球星的名字，比如范老儿、孟宣，甚至能够流传千载，为我们所知道。但是每年能够御前献技的球员满打满算也就二十多个，大部分球员收入很微薄。以高俅为例，他在圆社混了十年，就是因为没有踢过御前赛，几乎没攒下什么钱，只是在退役时拿到了500文的遣散费。
据高俅的队友回忆，此人老是落选不是因为技术不行，而是由于早年受过伤，发挥受限制。同样由于这一身伤病，他退役以后稍重的体力活都干不了，只好出来卖艺乞讨。
足球在宋代是一项跟现代足球很不一样的运动。具体来说，那时候实行单门制，几乎没有对抗性，更像踢毽子之类的杂耍，观赏性很强。高俅的技术很不错，按照施大爷的说法，能把球踢得好像粘在身上，再加上他的国脚证书、比赛金牌什么的就在摊位前边摆着，卖艺的第一天就观者如墙。
高俅在圈中听着看客的喝彩，一时间也就忘了自己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处境，好像又回到了在球场上叱咤风云的日子。有那么几个瞬间，他甚至觉得如果能以此为职业，过一辈子也不是不能接受。另外他还是个头脑灵活的人。他不一会儿又想到，自己跟一些退役的前辈还有联系，听说这些前明星运动员现在不是在澡堂搓澡就是在看传达，如果能组织起来搞个蹴鞠表演队，应该大有市场……
高俅后来回忆说，那是他这辈子最有抱负的一瞬间。
高俅的创业计划在大约五分钟以后宣告破灭。因为忽然有几个大汉冲了进来，一棍子打在他的后腰，几乎把他打瘫了，还落下一辈子的后遗症。高俅躺在冰冷的地面上，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足球被踩破，观众被驱散，盘子里的铜钱撒了一地。人群中传来阵阵尖叫：禁军来了！
在昏过去的前一瞬间，高俅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到底招谁惹谁了？
有关北宋禁军的事，还有值得补充说明的地方。我们知道，北宋禁军是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人数在一百万左右。皇帝为了养这些兵，耗费了国家收入的四分之三。因此辽国人常常指责大宋穷兵黩武，蓄谋破坏澶渊停战协议。其实辽国人多虑了。兵部的内部文件说得很清楚：大宋养兵从来都是准备对内使用，没有对外用兵的计划。举个例子来说，大宋禁军常常担负起这样的任务：征粮，封路，戒严，拆屋。甚至东京的市容市貌也由他们负责。那天高俅碰上的就是禁军负责的一次清理非法商贩的行动。
打高俅的人是个上了岁数的都教头，他由于打得太欢实了，自己也晃了腰，回头找禁军报销了好几十贯的医药费。领导们事后抱怨：要说这老职工吧，确实不好用。平时在单位坐班的时候，一个人喝的茶顶得上辽国半年的进口量，废旧邸报成车地往家拉了卖钱，好不容易出去干点活，又不经折腾。于是，都教头王升不久就被内退，他的儿子，王进，降一级接班顶替。
几乎与棍子打到高俅背上同时，另一个少年的人生也遇到了波折。这个少年不满20岁，以前从来没离开过家乡的深山老林。这次由于父兄都身染重病，他被派来替父亲来完成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参加辽国的各民族代表新年茶话会。
那时候，辽国是远东第一大国。它的疆域西起金山（今阿尔泰山），东抵库页岛，北至今蒙古高原北缘和外兴安岭。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数以百计的民族和部落臣服在契丹的金戈铁马之下。从肇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开始，辽国就有这么一个传统：每年春节前后，皇帝在混同江（今松花江）扎下营帐，接受各部落首领的觐见。卫士们砸开冰层，将捕到的第一批鱼拿出来同大家分享——因此在史书上又称“头鱼宴”。当然，在辽国立国近200年之后，这个活动的规模已经变得很大，不能用“宴”来形容了。
今年的头鱼宴召开之际，整个混同江两岸同往年一样，戒备森严，闲杂人等一律抓起来遣返原籍。各民族代表身着盛装，载歌载舞，来到宴会现场。大会开始之后，大家挨个发言，以表达自己对大辽的感激之情。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俺们渤海人民为自己能够生活在大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而感到无比荣幸！”一位赤膊穿半截皮袄的大叔精神亢奋地结束了自己的发言回到人群中，跟听众一起热烈鼓掌。
“大叔，你们渤海那里，真的富得人人要求多交税了？”这个少年站在数千名奇装异服的酋长中间，显得有些紧张。
“糊弄辽狗子玩呢，小屁孩你也当真……”该大叔不屑地小声回答。
“哦。大叔，天气这么冷，你们平时就穿这点衣服？”
“我又不是暴露狂！民族服装还不就是头鱼宴穿给契丹人看的？”
“哦——我第一次来，不懂的太多了。那——这报告都做了两天了，啥时候散会啊？”
“快了。等会大会进入第二项，每人表演个民族节目，表演完了就完了。”
“大叔你表演什么？哦，你们渤海人善捕鹰，你一定是要表演抓鹰？”少年很兴奋。
“你是劾里钵的孩子吧？跟你爹真是一样一样啊，傻老实——我今年56了，在帐篷里抓我媳妇都费劲，还他妈抓鹰？——告诉你，报名表上‘民族特长’那一栏，瞎写就行。我就写的跳舞……怎么？不愿看我这老头子跳舞？这不错了。看见那个回鹘二逼没有？妈的五音不全，一首什么西唱了几十年……”
“啊？坏了，我照实填的……”
这时，只听大会主持人——枢密使耶律那也宣布：“首先有请渤海酋长表演民族绝技：空手搏熊！”
目瞪口呆的渤海大叔被几个士兵扔进了熊山。惨叫声中，各族代表噤若寒蝉。
“大爷的，念岔行了。”耶律那也自言自语。
“接下来，女真代表表演民族舞蹈：太平舞！”耶律那也将错就错。那个少年别说跳舞，已经被吓得走不动了。
“你为什么不跳？”台上的辽国皇帝不高兴了。
“……我不会……”少年结结巴巴地好不容易说出三个字。
“朕操啊！”皇帝拍案而起，“你大爷的什么叫你不会？”
几个士兵立刻上去把少年按倒在地。
“大胆蛮夷！”枢密使一边拍案而起一边朝皇帝使眼色：民族问题，慎重，慎重！真有个起义什么的今年国库又要空了。看到皇帝微微点头，他郑重宣布：此人虽犯死罪，但念其年齿尚幼，改判发配极西之地。
“小厮，还不快谢恩？”
“臣——完颜阿骨打，谢万岁天恩！”
九百年前的夜幕下，王进在绝望中来回踱步。好在客栈老板给他指了一条赚钱的路子。
“附近有个书院，正在招教师，不知你干得了吗？”
“这个……我只是识字而已……什么书院啊？”
“你不知道？华阴吉祥艺院啊！”
生活在北宋的人，有几样东西不想听也得听：一个是官方说书人讲的京闻，一个是皇帝下的圣旨，第三个就是吉祥艺院的招生广告。
“学厨师，请到吉祥艺院！学马车维修，请到吉祥艺院。学营造（建筑），请到吉祥艺院！学胶漆技术（相当于现在的电气焊），请到吉祥艺院！！华阴吉祥艺院开设初中高级会计班，厨师班、面点班，家用橱具战车维修班，包教包会包分配，学不会不收费，每月一号十五号开学，随到随学，动物园对面下车……”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相当发达，随便拿出点科研成果就能让一个名叫约翰史密斯的外国人竖起大拇指惊呼：中国，太ok了！取得这样的成就，与我国一向重视科学教育是分不开的。早在唐代，朝廷就成立了国立技工培养机构——少府监，建立了艺徒（学徒）制。
到了宋代，尤其是变法之后，职业教育蓬勃发展，各种公立私立的院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有培养天文学家和算命先生的天文馆，培养圣旨执笔和刻章办证的书法院，培养御用画家和街头画师的画院。此外还有综合性的私立培训机构，艺院——只要你敢进，他什么都敢教。在这些院校中，吉祥艺院名气最大。该学校在宣传上不遗余力，雇了不知多少说书先生、打更僧人在全国的街头巷尾天天哇哇乱叫，比东京太学有名多了。
那天早上王进去应聘的时候，心里很忐忑。他觉得自己连个身份证都是假的，去应聘这种名校实在唐突，希望渺茫不说，遇到个责任心强的老同志弄不好还会去衙门举报自己。然而事情的进展却出乎意料。
吉祥艺院的校长李吉亲自主持面试。他问了问王进以前是干什么的，王进说是退役军人。李吉又问他能教什么课，王进说养马、赶车、行镖，各种行当都会一点。
“行，你明天来上班吧，先带个初级综合班。”
王进愣了：这……这就完了？
“那我什么时候见见其他老师？”
“暂时没有其他老师——上一个刚被开除，你是唯一一个。”
水浒传上说，李吉是华阴县的一个猎户。这话没错，不过只能反映此人的早年生活。实际上他有点积蓄以后，赶上了变法革新的好形势，改行以办学为生，一口气开了二十多个艺院。倒不是说他已经富到能开连锁超市了，而是他的学校老是开不长，每次开不了几个月就被查出审批手续不合格，关门了事。然后李吉就转战其他地方，继续办学，如今终于流窜回家乡来了。
李吉经过多年历练，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办学经验，那天正好没事，就给王进讲授：“这玩意儿吧，就跟打猎差不多。你先下好了夹子，挖好陷阱，就不怕没有收获——不管老虎狗熊，都是畜生，他傻啊……”
“呃，李学监，咱们开的不是学校吗？”
“我就是打个比方。办学，只要你弄好了校舍，就不怕没有学生，不管什么官绅富户，他总归是望子成龙，也都跟畜生差不多，他傻啊……”
知道了这些背景知识，王进没有对学校的硬件条件寄予太大的希望。结果第一天上课还是被震撼了。教室全是破庙改的。庙里的山神像也没拆，直接披上件长衫，愣说是这是孔夫子。王进本来对讲课这事很是惴惴不安——他的文化水平只是勉强在武学能及格而已。结果他发现自己有充分的时间做准备：根据李吉的指示，学生没到计划人数，老师不能开讲，每天在上边讲讲笑话，把时间打发过去就行。现在的实际学生数是一百多。计划招生人数是两千人。
在王进看来，来上艺院的学生普遍素质不高，看样子都是科举不第、一无所长、找不到工作的主。他们对王进那些黄色笑话不感兴趣，上课除了睡觉就是聊天。下了课精力无处发泄，就开始赌钱、打架。王进一开始开很负责任的劝架，后来也懒得管了，只是说一句：要打外边打去。
这样混了一个多礼拜，学校里终于出事了。那天早上，教室的门突然被踹开，进来两个身材高大的后生，大喝道：“史进！妈x的给我出来！！”
“杨春，我那天收拾得你不够是吧？还敢叫人？”一个青年从惊恐的同学群中站了起来。
“你不是牛x吗？不是说我大哥来了你也不怕吗？今天让你看看，我‘白花蛇’杨春也不是打了就白打的主！”杨春得意洋洋地指着身后的彪形大汉说道，“我大哥是陈达！”
教室里一片喧哗。学生们争着往外跑。
陈达在华阴县大名鼎鼎。这人大概三十多岁，老早就在流氓界打出了名气，人称“跳涧虎”。据说有一年他被一群公差追，慌不择路，跑着跑着发现路断了，前面是个几米宽的山涧。山涧对面倒是有个院子，可是有几米的落差。这厮一咬牙，呼地一下跳了过去，正好落在院子中间。
几个公差看着陈达在对面兴奋得大呼小叫，面面相觑：“这SB跳咱们分局里干吗去了？”
当然，陈达的成名史一般人不得而知。大家都以为这人是由于功夫好到了美洲豹的程度才得到这个绰号的，对他十分忌惮。陈达一脸的蔑视，朝史进招了招手。史进面无表情，跟着他走到院子里。
陈达大喝一声，脱了上衣，露出一身肌肉。史进不声不响地脱了上衣，人群中彩声大做——这人身上纹了满身的龙，仔细数数，有九条之多。
陈达一愣：这纹身……难道是道上的？
于是他用黑话问道：“线上的朋友？（你是道上的？）”
“戳竿？（练武卖艺的？）”
“蹲竿？（看家护院的？）”
陈达紧张了，觉得自己惹到的可能不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接下来他更加谨慎，开始用手势打切口。他伸出右手，食指和拇指对着，好像捏着一本书：本（你师父或者老大）是谁？
史进双手展开，好像在做拉面——这个动作在黑话里表示“说出来吓死你！”
陈达不信，他双臂抱圈，意思是：说大话要死人的啊！史进笑笑，双手掐了个小圈（黑话：说瞎话生孩子被掐死！）。
陈达感觉不妙。他右手握成拳头往左手掌砸了三下：干脆点！你说你老大是谁吧！史进伸出五根手指。
“五爷的人？！”陈达脸都白了。
五爷的大名叫朱武，是华阴县的一个传奇。据说此人本来在东京当官，后来忽然回乡，几年时间就成了黑道首席大佬，华阴县人人闻其名而变色，绝不是陈达这种小玩闹招惹得起的。
但陈达又有点不信。他用手拍了拍自己的前额，然后摆摆手：我怎么没听说过你？
史进把左手叉在腰间：你级别太低。
陈达做了个烧香拜佛的手势：你是五爷的什么人？
史进面带微笑的伸出三个手指：三把手。
陈达吓坏了，赶紧抱拳，然后抹抹嘴唇：误会，误会，今天的事你不会告诉五爷吧？
接着陈达就把杨春揪过来：“赶紧给史三爷磕头！”
杨春没反应过来：“大哥，怎么回事？”
陈达一个耳光把他打倒在地，摁着脑袋往地上磕了三下，留下一摊血迹，然后两人兔子一样逃走了。
王进在禁军厮混多年，懂不少黑话。他看完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心想：这五爷是谁？大概是个响马吧？李吉就没这么淡定了。老头子在江湖上闯荡十几年，这回居然没发现地头蛇就在自己学校，十分紧张，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前去，给史进施礼，说道：“响卦走高，俱是一家；合家朋友，吃遍天下，脚踮之地，让与兄弟吃。是朋友知升点作。小老儿初到贵地，没给瓢把子上香，罪过罪过！……合吾（以后是朋友吧）？”
然而史进毫无反应，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径直走开了。李吉见史进没回答“合吾”，心脏病差一点犯了——这TM是宣战啊！王进越发觉得这人深不可测。
后来跟史进熟了以后，王进曾问过这件事。史进当场就笑出来了。
“这陈达真他妈是个色鬼。知道我是县里来的，上来就问我逛过窑子没有。我不能丢了面子，就说当然逛过。然后就跟我讨论什么高竿低竿的体位，我哪里懂这么多。”
至于那些手势，史进是这么理解的。
陈达食指和拇指对掐：你的家伙也就这么长吧？史进双手展开：放你妈屁！老子有这么长！
陈达双臂抱圈：我的还这么粗呢！史进笑笑，双手掐了个小圈：我看也就这么粗。
陈达右手握拳往左手掌砸了三下：老子一晚上三次！史进伸出五根手指：我还五次呢！
陈达拍了拍前额，然后摆摆手：我怎么不行？史进把左手叉在腰间：你肾虚啊。
陈达做了个烧香拜佛的手势：我服了。史进面带微笑的伸出三个手指：其实我也没那么厉害，我最高纪录就三次。
陈达抱拳，然后指指嘴唇：以后有机会去窑子里玩玩？史进坚定地摇了摇头：我不好这一口。
以上就是九纹龙史进的成名经过。
王进和史进是这么混熟的。单挑事件发生后几天，学生们终于对学校这种类似说书的教学方式忍无可忍。他们当堂提出质问：学校收了钱不教手艺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些人里挑头的就是史进。王进劝了他们几句，效果不好。有人上来抓住他的领子要动手，都被他推开。这时候李吉校长带着人来维持秩序，一看闹事的是史进，二话不说就撤了。
史进被王进推得踉跄几步，火气上来了，当即脱掉上衣，扔给王进一根棍子说：有本事出去单挑！
王进拿着那条齐眉棍时，觉得有几个月心里没这么踏实过。无论是逃出东京、当上教师还是在讲台上讲那些屁话，都让他有种做贼的感觉。现在拿着兵器面对一个绿林豪强，他终于有机会亮出自己的真本事。哪怕打不过，也是光荣的失败。
然而比武的过程却出乎意料的简短：史进用尽全力一棍打来，王进侧身一让，然后伸棍一挑，转了两转就把他手中的棒子绞上天去。王进很诧异。他发现此人的功夫根本就华而不实，压根不是真刀真枪拼杀出来的。于是他问史进：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那天史进被王进打败之后，很有风度，当场服输，还请他出去喝了一次酒，要拜师学真正的功夫。王进没有直接拒绝，只是借口师门规矩，让他讲讲自己的身世，去过哪里，干过什么——他其实想问史进到底是不是道上的，杀没杀过人。
史进叹了口气：“有什么好讲的，反正现在活着就是丢人现眼。”
水浒传上说，史进遇到王进那年十八岁。实际上这是他入学时谎报的年龄，他已经二十一了。关于这消失的三年，史进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他从小聪明过人，家里觉得让这么个孩子一辈子种地可惜了，就全力供他读书。史进很争气，一路考上东京太学，给家里狠狠挣了一回脸。史进至今还记得，那时候每次回家过年，父亲领着自己从驿站走回家时脸上的自豪表情。
“这是我儿子，在太学读书，以后要当大官的！”
不过史进人生的辉煌也就到这里结束了。几年之后他结束了学业，却发现自己不但没官可做，在东京连份工作都找不到。他在东京生生耗了两年，仍然找不到活干，只得回乡谋生。史进在家一宅又是一年多，工作依然没找到，自己却成了远近闻名的笑柄。最后他不得不掏钱来上吉祥艺院这种野鸡学校，想忘掉四书五经，学门手艺。因此他干脆不承认自己受过高等教育，纹了一身花绣来证明自己一直以来就是个文盲加混混。他甚至谎报年龄，不愿承认三年太学生涯曾在自己生命中存在过。
关于史进上学的事，他父亲史太公说起来更具体一些。王进收了史进当徒弟以后才发现，原来史太公自己还认识——他就是客栈的老板。施耐庵在水浒里提到史太公，说他是“里正”，很多人望文生义，以为是村长，就顺便把史进看成是富二代一类的人物。这是对宋代基层干部不了解的表现。里正在宋初的确是相当于村长的一个职务，极有油水位。但是到了北宋末年，只不过是一个相当于“五保户”之类的荣誉称号，毫无实权可言。
史太公家并不是很富裕。究其原因，光为了给史进找个解额（相当于高考录取率）高的籍贯就搬了好几回家，损失了不少田产。另外史进多年来的学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史太公经常感慨，人家的孩子早早就不读书了，或者在家种地，或者出去当学徒，现在家里都盖了新房。我们倒好……悔不当初啊……
其实史家的经济条件在王进看来还远远没有到一贫如洗的程度。史太公至少还有一处宅子，改建成了客栈。施大爷在水浒里误以为这是史进家的宅子，说里面有马厩有粮仓，庄客数十——其实那都是住宿的客人，马厩也不过是给客人用的停车场，算不得什么豪宅。虽说客人没多少，但父子两人至少还能维持生计。而且史太公听说史进拜师之后，还能拿出钱买酒买鸡，办了一个拜师宴。
在酒宴上，史太公痛陈家史，一边说一边数落史进：你这孩子，从小就老是看那些个传奇（武侠小说），打多少回都不听……在东京没我管着，肯定又没少看……你要是把精力都用在读书上，也不至于找不到工作……这回你能真练武功了，好好学，学出来咱去县里走动走动，给你找个保安的活干着……省得等我死了你活活饿死……
对于史太公的这些指责，史进一言不发。等到父亲回房休息了，他才对王进说，我爹这脑子，跟他说不清楚。我这辈子，就是读书读得太多，才落到现在这步田地。
史进在对自己人生的评价这个问题上跟父亲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史太公认为，史进这样的独生子是在蜜罐里泡大的一代，从小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哪像自己当年，穿着开裆裤就下地干活，什么罪都受过。但是史进认为，自己的童年很不幸福。
父亲小时候是干过不少体力活，但他所知，这些活也不是一干一天，干完了他就可以满山跑着玩；而自己却从小就被逼着在家学习，一天到晚睁开眼就背书，逢年过节都不得休息……这种日子一过十年，远不如父亲当年自在。老爷子现在还能回忆起小时候跟谁一起爬过树捞过鱼，自己的童年却完全没有值得回忆的东西。
史太公始终认为，上了太学就应该能当官，最不济也能去当个教书先生，史进混成这样，肯定是因为没好好学习。史进却说，自己不是没好好学习，而是思想品德课老是拿不到学分。大宋实行先进的学分制，对学生每月考核“行”、“艺”，学分够了就可以升舍，就好像现在专升本、本考研、硕士再考公务员一样，升到“上舍上等”就可以做官，否则就一直读下去。
所谓“艺”很简单，就是四书五经等专业课。“行”就复杂多了，包括太祖思想、王安石理论（王安石自己编的《三经新义》）、元祐党（反变法派）批判材料等等。这些东西在史进看来无聊至极，上课经常睡着，因此老是成绩不佳，偏偏这些东西占的学分比任何专业课都多。总之，史进努力多年，实在考不进上舍，就拿了外舍证书出来找工作了。
这里要对北宋末年的教育制度作一点说明。大宋肇国之初，科举跟以前区别不大，分为解试、省试、殿试三级，三年一考，考中就有官做。后来王安石相公指出，这种人才选拔制度不科学。首先录取名额太少，容易漏掉人才。其次考出来的人尽是书呆子，素质不行，喜欢在变法问题上跟朝廷唱反调。于是他创立了三舍法，力图一举解决科举制度的弊病。
对第一个问题，三舍法的解决办法是放宽人数限制，实行扩招，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官员子弟可以免考试随时入学，而平民子弟交得起学费，经考及格就能入学。对于第二个问题，王安石的解决办法是“一道德”，即统一思想，把政治学习作为比重甚大的必修科目。这样一来太学毕业生思想水平就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正是因为三舍法有这些优点，历届有志于变法的皇帝对它推崇备至。徽宗甚至在崇宁年间废除了科举，把三舍法推行到全国。
三舍法普及之后，还顺便解决了一个王安石不好说出口的问题：每年有上百甚至数百平民通过科举进入官员队伍。除此之外，更多的官员子女还会通过荫补直接成为官员。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严重的冗官现象。如今通过三舍法，这个问题在无形中被解决了：想科举必须入三舍，入三舍必须交学费。范仲淹那种每天靠一碗凉粥充饥的穷棒子再也不可能通过科举混进朝廷了。
这样一来至少把冗官的两个途径堵死了一个。
不过在史进看来，三舍法远不是尽善尽美。
“以前太学出来就能当官，那是因为考出来的人少。现在只要有钱，不是痴呆都能上太学，太学学历就不值钱了——国家哪有这么多官给你当？出去找活干吧，每年毕业生光东京就好几万，一个账房先生的职位上千内舍毕业生应聘，外舍生只能去卖猪肉，掏大粪……早知道干这个，当年辍学就行了，我还读书干吗？”
史进说，他在东京的时候，找工作真的是尽力了。一开始他天天摸黑起床，挤在公共牛车里捱一个多时辰去参加罗斋（人才招聘会），一个不行就赶下一个。忙到天黑，还要再花好几倍的时间倒车回家。那个家也不过是东京的一个城中村里的出租房，二十多人一间的通铺，上个厕所都要排好久的队。自己从小衣食不愁，这下在东京把课都补齐了。在外面吃不起，就得自己动手做饭，菜都捡最便宜的买，调味葱姜还是自己种的……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史进就懈怠了。他的起床时间越来越晚，后来不到正午以后不起床；起来吃个午饭，心情好了就去罗斋转两圈，心情不好就去商业街转两圈，晚上通宵看武侠小说，早上再睡到正午以后起床……
在那些日子里，他也曾找到几份送碳、劈柴之类的短工维持生计。这些活计使他下了逃离东京的决心。此前他不愿回乡，史太公也不让他回来。因为老爷子一直觉得史进能留在东京是件光耀门楣的事情，哪怕是当个普通工人，一旦回来实在丢人现眼。但是史进通过打短工发现，自己这样的读书人，没法在东京当蓝领生存下去。
史进说，父亲那样的文盲在受罪时，痛苦顶多是来自肉体。而自己就不一样了——在大宋读书过多不是件好事，它会使你成为连待业青年都不能胜任的废物。史进在干重体力活时首先会从哲学的高度来给自己定位：不管是想想孔夫子批判“樊迟学稼”，还是孟夫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先贤给自己的定性是很清楚的——彻头彻尾的loser。
然后他又会辩证地思考：凭什么他爹是当官的，就免试入学、毕业包分配，我就不行？愤愤不平之际，他又会从历史的角度来对自己的人生做一个综合评价：
以前的孩子启蒙，有小范老子（范仲淹）发明的义学，不要钱；
轮到老子入学，只剩下私塾，个个都要钱；
以前的人上太学，不收学费，朝廷还给补助；
轮到老子上学，进外舍收一回，升内舍再收一回；
以前的人太学上出来就是朝廷命官，轮到老子毕业，连个糊口的工作都找不到；
以前的佳人只爱才子，轮到老子找媳妇了，人家只爱交子、车子、房子……
我们这代人到底招谁惹谁了？
史进的这些问题让王进哑口无言。他毕竟只是个武夫，不懂这些大道理。王进只好转移话题，说你对拳脚很感兴趣嘛，是不是看传奇小说看的？告诉你，书里的武功可跟现实中的不一样……结果这个话题只能让史进更加愤怒。
史进说，他上学识字也不是没有收获——看得懂武侠小说就是其中之一。他一提起武侠小说就关不住话匣子，对各种小说里的主角如数家珍：
PK最牛的就是关羽，他不光是装备强力，技术更好。先是一个眩晕震昏颜良，然后开着加速光环单杀文丑。过五关这种副本也难他不倒，人家还顺路达成了斩六将的荣誉。论团战，那得数赵云。面对百万大军杀个七进七出，声望杠杠的全是仇恨啊。至于盗贼这职业，佼佼者就是程咬金。人家单枪匹马，就靠背刺在荆棘谷劫了皇杠，组建了当时第一大工会瓦岗寨……
在史进眼里，武侠是个完美的藏身之地。这里有荣耀，有热血，有恩怨情仇，有兄弟情谊，唯独没有现实中那种窝囊和无力的感觉。用他的话说，只有在武侠小说的世界里，我才能知道自己还活着。然而就是这点爱好，还老是有人拦着。
父亲骂他不务正业，他可以忍——代沟嘛；但是礼部老是以“内容太过残酷”的理由查封此类作品，他就觉得忍无可忍：
老子上学上得家业败落，你不觉得残酷；
老子毕业就失业，你不觉得残酷；老子在东京找工作，一年瘦了三十斤，你不觉得残酷；老子苦读十几年，最后落得回家啃老，把我娘活活气死，你不觉得残酷；老子这些都认了，只求闲暇时看几本闲书，你他妈就觉得残酷了？！
把老子惹急了学程咬金上山，看你还觉不觉得残酷？！
那天晚上，史进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但是心情却没有得到丝毫缓解。这是因为唯一的听众并不能理解他。王进遇到史进那年，大概有四十岁，因此他觉得这孩子的苦恼都是没事干闲出来的。他安慰史进说，学好了功夫，找碗饭吃还是没问题的。至于武侠小说，等到你们这代看着闲书长大的人当了官，估计也就不会查禁了。
对于这种说法，史进觉得有些过分乐观。举个例子来说，自己纹身这件事被发现时，史太公的反应极其强烈，多次威胁要宰了他；但是老爷子年轻时经常穿着乞丐装不梳头不洗澡（这是为了模仿王安石），成群结队地去抄元祐党的家，他至今还对这些事津津乐道。有哪个当官的年轻时没有去青楼跟失足妇女谈过心呢？他们上台后没有一个人对这个行业给予理解，动不动就扫黄。哪个开国皇帝不是靠造反得到的江山？他们登基后都没对这事予以同情，反而说谁再玩就诛九族……
但是史进并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因为他知道自己说了也白说。大宋的年轻一代，注定是不被理解的一代。孤寂就是这一代人的命运。
事实上，能理解史进的人也不是没有。三十年前，东京也曾生活着一个苦闷的青年，他就是高俅。高俅从小就痴迷蹴鞠，小小年纪就偷偷加入了圆社少年队。跟史太公一样，高俅他爹对此表示不能理解，知道以后狠揍了他一顿。
史书上对高俅的记载不多，对他的家人更是语焉不详。大概史官认为，王八蛋的亲戚，理所当然就是王八，没有深究的必要。但是我知道，最起码他爹高敦复是个好人。这一点有高俅的回忆为证。
高俅说，那次父亲揍完了他之后，严肃地跟他讲了做人的道理。他说，人这辈子生下来该干什么早就注定了。你爹我是杀猪的，你就注定是杀猪的。尽职尽责干好正事，才会有出息，不务正业就要遭报应。
话音刚落，几个禁军教头就来把他们家的肉摊砸了个稀烂。高俅当时很叛逆，心想：禁军不是用来打外国人的吗？他们怎么不遭报应？然而十秒钟以后他就相信，父亲说的是至理名言。因为高老爷子微笑着操起杀猪刀，捅翻了4个的禁军。
那是高俅最后一次见到他。
高俅发达以后，朝中很多人对他嫉恨交加。他们说姓高的运气实在太好，跟了端王不到一个月，端王就登基为帝，他也跟着飞黄腾达。但是高俅对自己的评价却大不相同。他说我这人的天赋中，最好的是头脑，其次是胆子，最末的才是运气。要不是年轻时没赶上好政策，靠自己的能力混成个富商问题不大。
高俅说自己脑子好使，并不是吹牛。父亲入狱那年，他只有十二三岁，几乎没有任何谋生能力。然而他没有慌乱多久就找到了养活自己的路子：由于他是圆社少年队成员，不少纨绔子弟都慕名而来跟他组队刷荣誉，代价是赛后请他吃顿饭。这样的日子高俅过了两年，依然活得好好的，直到某个球友的家长把他告上开封府为止。
状纸里说高俅行为不检，整天把未成年人往瓦子（妓院）里带。对于这个指控，高俅当堂喊冤：那球场就在瓦子后边，必经之路，你叫我有什么办法？高俅的自辩引起了推官（审判员）的兴趣。
“那球场就在瓦子后边？”
“你每天都经过瓦子？”
“但是你从来不进去嫖娼，而是去踢球？”
推官听到这里，痛心疾首：“你这是球瘾啊，得治！”
于是高俅被判杖脊二十，发配淮西临淮州柳世权处监管。
柳世权这人你在史书上查不着，但大宋时，他可是个名人。作为著名教育家，他专治各种青少年流氓行为，从在街上愣神到痴迷各种游戏，包治保好。广大家长对他感恩戴德，尊称为“柳大郎”。官府也对他很迷信，逮着少年犯就往他那里送。至于“球瘾”这种病怎么治疗，史书就记载不详了。反正高俅三年后出院时，柳大郎的给他写的评语是“基本脱瘾”。
“谢谢柳叔！”高俅毕恭毕敬地双手接过出院证明，一瘸一拐地走了。
高俅一生中，经常回忆起这段往事，有时候还会梦到。最清晰的一次是在回到东京好几年以后。那次他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在做梦，而是身临其境故地重游，他甚至在感觉到了夹棍带来的剧痛。
“柳叔，我不踢球了！”高俅大叫一声，醒了过来。他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土坑里，土坑沿上还围着一圈手持铁锨的军人。就在高俅以为这是某个郎中的古怪疗法时，这些人露出欣慰的表情，说道：“我日不用埋了，这鳖孙没死！”然后就一哄而散。高俅躺在土坑里想了半天，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自己卖艺被禁军打昏，禁军以为闹出了人命，差点把自己偷偷埋了！
高俅从坑里爬出来，后背钻心地疼。举目四望，却不知身在何处。等了好半天，他才逮住一个老农问路：“老丈，这里离东京有多远？”
“东京？不远，过了黄河就到了。”
那天禁军们砸完小摊正赶上拉练，顺手把高俅捎了出来。他死乞白赖地搭上一辆运货的骡车，花了几天时间才回到东京城。由于他身上没钱，赶车的就有点不负责任，进了城随便找个地方把他一脚踢了下去。
高俅吐了几口掺着泥土的唾液，抬头发现这里居然是以前踢球的球场。闻着球场熟悉的泥土味道，高俅仿佛回到了以前。那时候，他每天训练完了都会来踢点业余比赛，混顿饭钱。场外的观众对他崇拜如狂，还常常情不自禁地疯狂高呼他的名字。在这些瞬间，高俅就忘记了明天的晚饭还没有着落等烦心事，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如同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
然而此时此刻，球场上却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北风凄厉的呼啸。对过去的回忆消耗了高俅最后一点能量，他想站起来，去搞点吃的，腿却不听使唤。
“高俅——高俅——”耳畔传来了欢呼声。高俅知道，这是幻听。他觉得害怕了：听老人说，人临死前才会有幻觉。
“高俅——高俅——”这声音越来越大。高俅觉得浑身的力量都消失了：难道我就要这样死了？
妈的我还不到20岁啊……
儿时的梦中画面接踵而来，高俅知道自己大限已至，反而放轻松了。他索性在冰冷的地面上一躺，直勾勾地看着铅色的天空。
“我生下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忽然，有个人影挡住了他的视线，一个真切的声音传来：“高俅？高俅！”
高俅当年踢球的地方，老东京叫做苏家大院。里面住的不是别人，正是苏轼苏东坡学士。高俅和苏轼结识的过程史书里语焉不详，两人的回忆录里也只字未提，看来缘由不是很光彩。
据我考证，高俅从柳叔那里出来之后，在东京一直很忙。由于当年的老熟人都还在队里，他的腿伤痊愈之后就得以重入圆社。但是如前所述，圆社不发工资，他只好白天去训练，晚上去瓦子打工。这个工作很不光彩，不过也是无奈之举——踢野球的事他不敢再做了，整个东京又实在没有别的单位肯要他这么一个没有保人只有前科的人。一个每天三过妓院而不入的球瘾少年终于在社会的帮助下成了一个每天晚上在妓院不出来的上进青年。
在瓦子里，高俅的工作很低贱：负责领着客人挑姑娘。收入不高，但是也饿不死。除此之外，他还在这里找到了更高的追求。高俅当时的偶像是门口负责写横幅的老董。
“中秋节减价大酬宾，包夜半价，不爽不要钱！”
“一个字五文钱？！董叔你挣得真多！”高俅竖起了大拇指。
老董露出自负的表情，拍了拍他的肩膀，深沉地说：这，就是知识的力量。
高俅从那时起就打定主意：一定要识字。
高俅对知识的渴望终于改变了自己的一生。有一天他替一位姑娘去当铺典当首饰，结果在门口跟人撞了个满怀。
“这位官人，恕罪则个！”高俅诚惶诚恐。那人涵养很好，没有一句怨言，自顾自地俯身去捡散落一地的书。
“先生，你……你可是识字？”高俅鼓足勇气问道。
“唉，”那人听到这叹了口气，“我倒是宁愿不识字。”然后他抬起头盯着高俅看了几眼，说：你不是那圆社的高二吗？
稍微懂点历史的人都知道，苏轼是北宋的第一大才子，但宦途颇为不顺，经常被发配，不到四十岁足迹就踏遍了大半个中国。提到宋朝的政治斗争，大家往往想起赵匡胤那条不杀大臣的祖训，因此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诚然，跟其他后来的朝代相比，尤其是明朝，宋代的政治犯无疑相当幸运——我看史书上对朱洪武收拾大臣们的描写，老觉得他是在努力回忆一道菜的做法——但是活罪也不一定好受。
我们知道有宋一代最出名的书应该是《资治通鉴》，因此宋朝治人的学问高度发达，玩起人来都是一把好手。皇帝要是像明朝皇帝那样一语不合就把人裤子脱了在朝堂上大玩SM，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假如你读过宋史，一定会对“罢相”这个政治术语印象深刻：年初还在东京当宰相，端午就被贬到了江西，大年初一在海南岛度过。更要命的刚走到下放地，又被皇上一道圣旨召回去官复原职，好明年继续玩你。因此那年头当宰相跟今天参加环法自行车大赛差不多，没有一定的身体素质干不了。这种待遇苏轼经常享受。
跟高俅相遇的前不久，苏轼刚刚交了点好运，从下放地回京工作。他这次能够回京，全仰仗神宗皇帝驾崩，哲宗即位，给他平了反。这当然是一件可喜的事。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每个皇帝上台时都会平反一些冤假错案，然后再亲自制造一批，好像不这样就显得没水平。这个道理苏先生大概也懂，因此回京之后日子过得很小心。
我们知道苏先生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但一般来说人豪放多了就难免出问题——皇帝要变法他说新法不好，皇帝要反变法他又说新法其实也有可取之处——后来他果然惹出了“乌台诗案”，被一路向南，差点发配到澳大利亚。下放回来之后，苏先生的词风就发生了很大变化。领导不开口他一个字也不写，偶尔写一些，也都琅琅上口，意思直白明了。比如司马光被追认为反革命时，他的诗作是这样的：
（《水调歌头.粉碎元祐党》）
以苏学士的才华，做这样的诗用不了几秒钟，于是节省下来的时间他就全部用在了私生活上面。那时节正室夫人王氏已然仙逝，苏先生正在追仕女朝云。据说这位朝云才貌双绝，又在苏轼身边陪伴多年，两人很有些感情基础；另外朝云女士三代贫农出身，根正苗红，娶过来可以把自己的成分漂白一下。可惜的是今非昔比，他已经不是那个大才子加大财主，右派的帽子又还没有完全摘掉，因此追自己的仕女也很费劲，得低三下四地展开爱情攻势，定期写情书。
苏先生写情书时，态度极其认真，关门闭户，沐浴更衣——一方面他知道这是他还能写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了，没法不认真；另一方面也是要自己精力集中，免得一走神写出什么有政治问题的句子来——因此写出的也都是精品，其中大部分传诸后世。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词句比如“多情总被无情恼”什么的就是他当年对朝云女士的告白。这些情书的效果都不错，几个月之后，苏先生如愿以偿。然而在那之前，苏先生写情书时的心情就像我们大考前复习政治，一边绞尽脑汁痛苦不堪，一边琢磨：妈的这到底有用没用？因此情绪恶劣。
更可气的是，苏学士经常在灵感来临时痛苦地发现：家里纸用完了。由于那年头纸不便宜，他只好去典当些东西，补给自己的爱情攻势。那天他去当书，就遇到了高俅。
高俅对面前这个大胡子居然知道自己的名字感到很诧异：他完全不记得自己认识这么个人。苏轼哈哈大笑，说：小子不记得我了？我是老苏头啊？高俅这才恍然大悟。
关于苏轼的情况，还有值得补充的地方。施耐庵在水浒传里提到苏轼，对他的称谓是“小苏学士”——考虑到苏先生当时已经五十岁了，这个称呼让人觉得很奇怪，而且肉麻。事实上这恰恰反映出施大爷治史严谨。我们知道苏先生年轻时桀骜不驯，尤其喜欢跟领导顶牛。经过几年的下放改造，他这个毛病就好多了。
苏先生回到苏家大院时，发现这个院子的样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院子被几百户变法群众给分了，成了个大杂院。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说，这种情景无疑是不可忍受的。可以想象，这事要是发生在李白身上，房子他八成就不要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考虑到李先生年轻时在道上混过，除了骂街，可能还会“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换成杜甫，老头子八成要当场坐地撒泼：“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就算是30年代的文学青年，估计也要哀号两句“哎呀呀，我的心要碎了”。但苏先生一句怨言都没有。群众们经过商议，决定把南墙根厕所旁的那进小院给他住，他也毫无异议。这些行动使他深深赢得了劳动人民的喜爱，整个大杂院的人们经常找他看孩子或者写对联，而且院里所有四十岁以上的居民见了面都叫他小苏。
知道了这些，就不难猜到，苏学士在苏家大院的日子过得并不开心。尤其让他感到愤怒的是，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外面人声鼎沸，还不定时有个足球砸破窗户纸飞进来。然后就进来一个半大孩子，高叫着：老苏头，球！有时候吓得他心脏病都要犯了。
在这些捡球的孩子中，苏轼唯独对高俅有点好印象。这孩子每次捡球都不大呼小叫，进屋前知道先敲门。而且他嘴甜，每次见了面都知道寒暄几句：“老先生，前一阵子又去哪儿玩了？”
“哦——呃——皇上——派我去外地办点事……”
旁边的愚夫蠢妇们听见，都笑不可抑：“老苏头又XX吹上了——明明是被发配了……”高俅好像听不见那些笑声，也看不见苏轼臊得通红的老脸，每次都真诚地感叹道：“看来皇上还是离不了你啊。”这话说得苏轼几乎掉下泪来。
由于有这层关系，苏轼对高俅印象不坏，这孩子莫名失踪后，还对他颇为挂念。同样是由于这层关系，那天两人在当铺重逢，苏轼首先认出了高俅。两人叙旧良久，苏轼同意了高俅提出的一个商业协定：甲方（苏轼）每月负责给妓院（乙方）写促销横幅，乙方提供给甲方劳务费（宣纸要多少给多少）。高俅还私下搞了个附加条款：甲方教乙方代表识字。
于是这个月底，该妓院就装潢一新，从里到外都挂着苏学士的手书。大门上的匾额是“西北望、射天狼”，进去了有两道门可选：一边是面向普通顾客的“淡抹浓妆总相宜”，一边是针对重口味顾客的“老夫聊发少年狂”……有了这些噱头，妓院的档次一下子就上去了，让老板大赚一笔，也让他发现了高俅的商业才能，给他涨了不少工钱。假如高俅能在这个行业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历史上可能会少一个奸臣，多几本《Playboy》、《Penthouse》之类的古典名著。然而不久以后，该妓院在一次扫黄行动中被查封了。
两人的第三次重逢，就是在高俅差点被打死的那个冬日黄昏。苏轼只瞥了一眼就认出了这个躺在地上半死不活的青年。故人的出现给了高俅希望，他擦干眼泪，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苏……苏老先生，这几年……你上哪儿……玩去了？”
“我？呵呵，皇上又派我出去办了点事。高小二，你呢？”苏轼笑呵呵地问道。
“禁军……派我去外地办了点事……”
夕阳里，一老一少相视而笑。
之前讲述高俅的故事，顺序上可能有点乱。按照时间，这些故事发生的次序是这样的：高俅十二三岁时目睹父亲捅死禁军，为生活所迫走上了踢球蹭饭的道路，捡球时认识了一个姓苏的大胡子，然后就被送去治疗球瘾；回东京时，高俅有十五六岁，开始在妓院打工，在当铺跟苏轼重逢，两人开始了商业合作；在那之后一两年，妓院被查封，苏轼被贬谪，二人失去联系；大概十九岁的时候，高俅被圆社退役，上街卖艺被打昏，然后再次遇到了苏轼。高俅的伤很重，在苏轼家躺了三四个月才痊愈。之后他就留在苏家，一边打杂一边跟着苏轼继续识字。等到文化水平高点了，他又当小史（秘书），负责抄抄写写。总之，二十岁起，高俅就开始在苏轼手下当秘书。
我把这个时间表重新描述一遍是因为在这中间还有一件影响历史的事情发生。大约在高俅入住苏家大院一年之后，一个年轻人被押到了撒马尔罕。他就是完颜阿骨打。
撒马尔罕是辽国人地图上最靠西边的位置，这意味着辽国皇帝打算让他一辈子在这里放羊。然而一些历史偶然事件改变了他的命运——塞尔柱突厥忽然崛起，玩了命的往东扩张。等到阿骨打被押解到这里时，城头已经升起了新月旗。辽国士兵一看，撒腿就跑了。
“年轻人，讲讲你的来历。”
苏丹听说有个东方人来到这里，很好奇，于是亲自接见。阿骨打敏锐地觉察到，这个来历不明的强大民族很有利用价值——那年头生存在夹缝里的小民族都天生有这点眼神，要不然早死光了——于是他开始声泪俱下的控诉契丹人的民族压迫。
然而塞尔柱是个军人政权，有文化的人不多，更别说外语人才了。阿骨打的契丹官话本来就不流利，完整句子说不了几句。他又尝试了女真语，结果更没人懂了。苏丹好奇心更盛，把手底下全部笔杆子都找来了。于是阿骨打的故事被从女真语翻译成朝鲜语，朝鲜语翻译成蒙古语，蒙古语翻译成阿拉伯语，最后终于译成了突厥语。
不幸的是，他的本意经过层层翻译，发生了不少变化。
“什么？辽国皇帝能空手杀熊？”苏丹很愤怒，“你口出狂言，想恫吓我吗？”
旁边的将军们也纷纷开口呵斥：“契丹人派你来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想宣战吗？”
“苏丹，先烧死这人，然后东征！”
“不是不是，跟熊没关系——那天是要跟皇帝一起吃鱼……”阿骨打慌了。
“什么？辽国皇帝陪你吃鱼？你是什么人？使者？国书呢？我看是个间谍！”
“不是不是……”阿骨打吓坏了，“不是他请我，这饭不吃不行，不去的就得骑木驴……”
然后阿骨打绘声绘色地用肢体语言解释“骑木驴”是怎么回事。
“哦——”看着阿骨打不停的指向自己的屁股，苏丹恍然大悟，“原来丫是辽国皇帝的男宠！”
殿上的文武百官哈哈大笑。
“妈的这些异教徒，真他妈会玩啊……”苏丹一脸羡慕的喃喃自语。
“苏丹！请让我们挥师东进，拯救那些异教徒吧！”阿骨打退下去之后，大将们义愤填膺。
“真主之剑，锋利得无可抵挡，但不要忘了，它不是直的……”苏丹说，“要杀死巨兽，首先要让他疲于奔命，自己把力气耗尽。这个人，我有用……”
在苏家的几年里，高俅眼睁睁地看着家乡东京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大街上的马车越来越多，以前这玩意儿只有官宦人家才用得起，如今人人都恨不得买一辆。外地口音的人越来越多，全国的人都拼命往这里挤，搞得在东京找个住处难于登天，不少人被迫在地下室里四世同堂。物价越来越高，十年前的人一辈子的积蓄，放到今天顶多买两捆葱。另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方方面面的人都搞起了房地产——弄地皮，建宅邸，然后倒手一卖就赚数万贯。这样一来，东京寸土寸金，买个房子要掏光三代人积蓄。户部的最新调查显示，把东京的地全卖了，足以买下整个辽国。
高俅看着这个疯狂的世界，心惊胆寒。他觉得自己这么一个半残废，要是哪天没了苏轼这个靠山，肯定是死路一条。但是偏偏苏轼动不动被快递出去的毛病还没改——这期间又被贬出去两次，高俅跟着走了一次，另一次留在东京看家。他经常看见苏轼半夜在家自己研究全国地图，眼光久久盯着中国的南端，唉声叹气。
高俅知道，苏轼早晚要一去不回。
高俅和苏轼分别的日子是在元祐七年。那天苏轼下班回来，面如死灰。
“小高啊，这次我可能回不来了……”
晚饭后，苏轼跟高俅愣愣地坐在门槛上聊天。
“老夫这辈子，不知道死后会留下个什么名声？”
高俅忙说：“苏学士，您才高八斗，天下……”
苏轼忽然哈哈大笑起来：“才高八斗？呵呵，你替我抄了这些年文件，难道不知道我都在写些什么？”
的确，奏章的名字高俅都记得。
《论王安石乃当代王莽》，
《论司马光乃当代霍光》，
《论荆公新学当入科举》，
《论资治通鉴当为讲义》……
“学士刚正不啊，一人独斗新旧两党……”
“刚正不阿？老夫一会儿说变法有道理，一会儿说守旧有道理，你以为我是有骨气？说句实话吧，我其实是反应慢半拍。”
苏轼叹了口气，正要回去睡觉，忽然又折了回来。
“小老弟，相处这么多年，临别我也没什么可送的，就送你句话吧。本来不想告诉你。但是我已经跟王诜说好了，让你去他那里当差，所以这句话不说不行。”
苏轼附在高俅耳边，一字一顿地说：“记住，这是我一辈子智慧的结晶：皇帝，就是他妈一傻x！”
这句临别赠言使高俅震惊了很久。苏轼这人一向温文尔雅，气度不凡，即使是最落魄的时候，也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从来不口出恶言。朝廷让来就来，让走就走，比出租车还好打发。高俅没想到他把“傻x”这种字眼挂在嘴边。至于含义，更是难以明白。然而高俅已经没有机会当面求教。第二天一早，苏轼跟家人赶着一辆驴车离开了东京，再也没有回来。
高俅最后一次得到苏轼的消息是在他飞黄腾达以后。他说了两句好话，徽宗就下旨赦免了苏轼。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徽宗特地嘱咐传旨的天使，说你问问苏老头，觉得自己还能干，那就回来，想回老家养老，朝廷就给他补发退休金。
天使在海南岛找到了正在敲椰子的苏轼，客客气气地问：“学士颇思蜀否？”（苏轼是四川人）
结果这句话引起了一些误会——众所周知，大宋只有刑事犯才能享受减刑这种待遇，政治犯一向是要求减刑的一律加刑。苏轼强忍住浑身的颤栗，哈哈一笑，说道：“此间乐，不思蜀！”
天使又问：岭南条件很艰苦，要不要回东京？
苏轼又拒绝了：罪臣要留在岭南，支持朝廷南部大开发。还当场赋诗明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最后天使拿出圣旨，苏轼才相信自己已经平反了。可惜他当时年事已高，心脏经不起这样的大起大落，当即一头栽倒，再也没能起来。
一般人以为，高俅离开苏轼以后跟了王诜没几天就遇到了赵佶，从此平步青云，这是不对的。据史书记载，高俅被推荐到王诜府上是在1093年，熬了整整六年之后才到赵佶手下当差。
王诜是先皇神宗的妹夫，当今皇帝的姑夫。此人早年在学术界颇有名气，在书画方面也有过人的造诣。被神宗赐婚之后，本来大家以为他在政界的成就不会比苏轼低。但他的表现却出人意料。丫婚后足迹踏遍整个东京，挨个洗头房考察，硬硬把公主活活气死。结果神宗皇帝大怒，再也没有提拔过他。
因为这件事，东京人都把王诜当笑话看，说这人是个浑人。据高俅观察，这个结论不是空穴来风。现如今王诜快五十的人了，一点也没有接受教训的迹象，对皇家的事依旧相当敷衍。朝会他一般不去，偶尔去了也是在底下跟同僚聊天。皇帝号召捐款他说没钱，叫他去吃饭他倒是一回也不落下。
然而时间久了，高俅就发现王诜的糊涂是装的。比如他在王府混了六年，依然是个负责倒马桶的，半级都没升。据府里的老人说，这种事绝无仅有。原因高俅自己也琢磨明白了：王诜知道朝廷正在把苏轼一步步往海南岛快递，因此绝不敢重用有苏氏背景的人。就好像他当年敢跟神宗的妹妹过不去，但是绝不敢跟王安石过不去一样。这样装糊涂虽然名声不好，但至少比苏轼的处世之道高明很多：王诜尸位素餐十几年，金银满仓，光在东京就有十来处宅院。
对比两人的遭遇，此时对于苏轼的临别赠言，高俅的理解也深了一层：想在皇帝身边混，你就要把他看成是个傻x。他要三九天睡凉炕，你赶紧给他准备蚊帐;他要在东京闹市拉屎，你赶紧递上手纸。你要是想把他当个正常人对待，说：“官家，你是不是疯了？”你就等着倒霉吧。
因为对于皇帝来说，君临天下，不过是一场持续终身的群P。上面的一方是他，下面的是全体老百姓。你要是整天忧国忧民，跟皇帝耳边啰嗦：“主子啊，这个新体位不利于持久高潮，您还是接着老汉推车吧”，那样的话用不着奸臣小人陷害，皇帝自己就要搞掉你。相反，你要是整天想方设法证明自己就是个白痴，除了围观和呻吟什么也不会干，你就安全了。
想通了这些，高俅终于明白了苏轼想说的是什么：“你要是拿着傻x的事认真，那你也是傻x！”
后来，高俅经常在私下里说，这就是苏轼留给他的遗产。
寒风如刀，飞雪如屑。在苏轼全家赴海南旅游的同一天，东北的深山老林里，一群发型奇特的人围火而坐。
“阿卜杜拉，真主保佑，我们终于到了你的家乡。”一个高鼻深目的老者说道，“可是，我不太明白——既然我们是来传播圣教的，为什么你坚持要让这些人随行？”
老者指着一群衣衫褴褛的奴隶。这些形容枯槁的人长得奇形怪状，什么肤色的都有。他们是一些佛教长老、拜火教长老、犹太教牧师、基督教教士……反正是被突厥人痛恨的异教瘪三。
“你怀疑我祈祷时受到的启示？”年轻人不温不火地问道。
“真主在上！自从你皈依圣教，‘虔诚的阿卜杜拉’之名早已传遍整个帝国。”老者急忙改口。
“我本来已经打算在撒马尔罕度过一生，但既然苏丹让我回来拯救契丹大地上的灵魂，我就要尽力而为”，阿卜杜拉说，“这些人我自有用处。至于具体的计划，你要问我大哥乌雅述。”
老者看了一眼旁边一个正在啃野猪腿的东方野人，面露厌恶的表情。还没来得及开口发问，柴火的噼啪声中，忽然响起了一个短促的、类似北风吹进窗缝的声音。
那老者双手抓着自己的脖子，倒在地上，被自己的血呛得痛苦不堪。与此同时，若干支羽箭从树林里飞出。队伍里十几个突厥武士猝然倒地。林子里一群野人走了出来。
“马拉巴子的这老鳖犊子终于死了。忍了他好几天了。”旁边的大汉若无其事地啃完猪腿，站起来朝老者的尸体踢了一脚，“赶紧的吧，回家。咱爹听说你回来，那个高兴啊，这不，让我带这人走了三天来接你。”
“乌雅述，等等。最后一件事。”阿卜杜拉站起身来。面前，一群奴隶吓得面如土色。
“我知道你们都是虔诚的人，现在，我就来要考验你们的虔诚。”
他走到一个犹太拉比面前，从他怀里掏出一本书。
“我问你，是我的话对，还是这本什么圣经说的对？”
拉比清了清嗓子，看样子要给这个人讲一堂宗教课。刀光闪过，拉比的头飞出去好远。然后阿卜杜拉走到另一个人面前，和蔼可亲地问道：“你呢？”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全能全知的阿卜杜拉……”
又是一刀，另一颗人头飞起。
“我不叫阿卜杜拉！”年轻人咆哮起来。听到这个名字，他就仿佛又回到了撒马尔罕。那无数个夜晚，苏丹就是这样轻声呼喊着他的名字。他仿佛又闻到了那老杂毛身上能熏死一头骆驼的臭气。
“马拉巴子的谁敢再叫我那个毛驴名字？！还有谁？！！我他妈装了六年孙子，我够了！！！”
说到这里，他疯了一样大笑。
“老子是完颜女真的二太子！！我叫完颜阿骨打！！！”
高俅在王诜府上的这几年里还发生了好多事。王安石死了。司马光死了。苏轼来信，说朝云死了，是饿死的。皇帝英明地恢复新法，把释放的政治犯又重新办了一遍。泰西（欧洲）有个叫乌尔班的洋和尚做了次带功报告，一下子有了十万信徒，号称十字军，浩浩荡荡地杀往东方，跟突厥人死磕。皇帝英明地做出圣断：此役胜负在五五之间，因此大宋不参与。可是他转眼又英明地对西夏宣战。
这时的高俅已经年过三十，在古代，这已经是可以自称“老夫”的年龄了。他当时已然认命，以为自己生下来就是为了在王诜家倒一辈子马桶。对于这个下场，高俅很不甘心。平心而论，高俅虽然不是个完人，但是从没有懒于奋斗。即使在苏轼家不愁吃穿的时候，他也没闲着，拼命学习文化，还练出一手好字，否则也不可能担任苏轼的执笔秘书。高俅的想法是，自己好歹要学点能谋生的技术，不能当个不凭真本事吃饭的废物，艺不压身嘛。这种精神可称上进。
然而高俅这时却发现，艺，的确不压身；但是在大宋，却始终有别的东西压着你，不让你站起来活出个人样。
高俅的这种思想在他的遗作《凡客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能蹴鞠，能捉笔，能吟诗，能写意；
能下力吃苦，也能牵线搭桥、慧眼识商机。
吾非甚么衙内，也无甚么关系。
吾乃高俅，无人可求只好求己。
奈何生逢盛世，登天唯有靠拼爹，寒门拼搏白费心机。
不怨天地朝廷，只怨投胎不给力。
即使身在现代，读着这首词，依然可以依稀感觉到九百年前的秋夜里，一个看不到光明的青年在绕阶而行的苦闷。
然而在元符三年的那个冬天，一切都改变了。因为高俅见到了端王赵佶。两人认识的过程各种史料上说的都差不多：赵佶来串门，要了王诜一件玉器；第二天王诜派高俅去给他送套件，结果碰上赵佶踢球；高俅小露一手，两人一见如故，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其实事实远不是这么简单。
史书上提起赵佶，首先就是一个评价：“轻佻”。这是个不好理解的词，就像现在说人“二”一样，需要结合实例来理解。那天赵佶来王诜家，并不是来串门，而是有正经生意要谈。王诜这么有钱也不是单靠朝廷的那点俸禄，他一直在自己做生意。具体地说，在京城搞房地产。但是王诜不是自己搞——气死了公主之后，他非常清楚自己在老赵家的人缘，他不敢。他的合伙人是赵佶。
那桩生意是这样的。王诜多年前买下一块地皮，上面有个家属院，院里的居民不肯搬迁。他派人把这座院子包围了也不知有多长时间，刁民们的生活水平迅速退化到史前，天天钻木取火，但还是不肯搬。这个工程赵佶也凑了份子，于是王诜那天把他找来，跟他说，再不开工就要赔了，得赶紧赶人，但是我的人手不够……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王诜看中的不是别的院子，正是苏家大院。但里面住的刁民听说要拆迁之后如丧考妣，哭天抢地，死活不肯搬，完全忘了自己当年是全靠朝廷的政策好才得以把元祐党高官的宅子改成一个蚂蚁窝的。如今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王诜终于对这群刁民失去了耐心，决定强行把他们赶出去。
“这院子太大，我的人勉强能把它围起来，但拆房赶人的事……”
“大相国寺不肯接这个活？”赵佶问。
当然不敢接。王诜问过了，智清禅师一听就表示不干。天子脚下，首善之城，闹出人命不是他们一群和尚摆得平的。
不过这个理由王诜不打算说给赵佶听：“他们也盯着这块地，哪肯帮我们。”
赵佶略一思考，问道：要不找禁军？
王诜差点把嘴里的茶喷出来——你一个亲王私下找关系调动禁军，这TM不是找死吗？
但这一点他也不打算给赵佶说明。
“咱们禁军里没人啊……”
“没事，用我的家丁吧。”赵佶很轻松地说。
王诜等的就是这一句。他知道这次拆房不可能不出人命。但如果下手的是王府家丁，那就不会闹大。更何况赵佶跟几个兄弟关系都不错。尤其是当今皇帝，还有那几个有机会继承皇位的哥哥。换句话说，不管哲宗皇帝什么时候死，他死了谁即位，本世纪以内是不会有人敢管这个闲事了。
这些猫腻连高俅都看出来了。后来赵佶刚登基那阵子，跟王诜关系还是很好。高俅有一次拐弯抹角的提起拆迁这事，意思是“你那回是被他拉来顶缸，别傻了孙子”。结果赵佶的反应是：
“嗯，那件事教训很深刻——禁军里没人就是不好办事啊。高俅，你当禁军殿帅如何？”
“打，给我狠狠地打！”赵佶身披貂裘，和王诜并肩站在苏家大院外，一边喝酒一边给自己的家丁鼓劲。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被王诜耍了，还兴致勃勃地亲自带人来拆房——他说要看看热闹。
这就充分说明了这人二到什么程度：你见过任志强亲自开铲车吗？你见过希特勒挽起袖子修毒气罐吗？你见过马导师头套丝袜抢银行吗？
对面抗拒天兵的刁民们被打的鬼哭狼嚎。王诜的家丁也都投入了肉搏，只留了高俅在身边——他此时深得王诜的混世之道，一直自称腿上有伤，不能干体力活，当然也就不能打。他的任务是等会去通知开封府，来处理一下残局，顺便把受伤的刁民抓去坐牢。
眼看端王府的人就要冲到大门前，大院里忽然起了一阵欢呼：“日，这鸡巴的说明书终于看懂了！”然后几个火球从院墙里飞出来，朝着正在指点江山赵佶飞来。后来经调查，原来刁民们早有准备，凑钱买了各种轻重武器，包括一台投石机。大院里的全体老少爷们儿齐心努力了俩礼拜，终于看着IKEA的说明书把它装好了。
“王爷小心！”高俅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冲上去啪啪几脚，把几个火球全部踢飞。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刁民们实在买不起弹药，燃烧弹都是用自己家抹布蘸火油裹着硫磺做的，要不高俅的腿早就断了。即使是这样，他踢完了这几脚也用力过度，旧伤复发，好久爬不起来。
那几个火球被踢得高高飞起，原路飞回了围墙内。
一声巨响，火焰冲天而起。
大院里前一阵子备战热情很高，全体老娘们儿日夜加班连轴转了俩礼拜，生产了好几个基数的弹药，全堆在投石机旁边，结果直接被引爆了。大门被炸开，还有不少刁民身上起了火，被烧得惨叫不止。家丁们潮水一般冲了进去。
这时开封府的捕头们及时赶到。
“王爷，这些尸体……”
“你新来的吗？全按自焚处理！”王诜呵斥道。
而赵佶仿佛对眼前的焦尸视而不见。他盯着高俅半晌，问道：“刚才那招那是‘鸳鸯拐’吧？”
“小的孟浪，王爷恕罪！”
“人才——以后跟着我吧。”
高俅后来说，我的成功不能复制。这话没错。但是他的失败在当时的大宋早就被粘贴得到处都是了。这种例子不用远找，史进就是个高俅的失败复刻版。
据施耐庵记载，王进在史进家呆了几个月，培养出一个武林高手——史进在他的指导下武艺突飞猛进，熟练掌握十八般兵器。王进发现，史进是块练武的材料，而且相当勤奋。这孩子天不亮就起床练功，练完了去艺院上课，放了学晚上再练到深夜。
史进这么用功，有兴趣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兴趣是从武侠小说里来的。历史原因是指当年在东京找工作时，老是有当地流氓到出租屋里来收保护费。史进这人说话比较冲，挨了好几次打。他身上纹的第一条龙就是为了吓唬这帮流氓的。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面对陈达的时候这么镇定自若。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史进讳莫如深。他这人表面上颓废，但是骨子里还没有自我放弃。他要证明，自己这辈子学的东西，至少有一样还有用。
王进离开史家村是在史进毕业后不久。前边已经简单介绍过吉祥艺院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因此该院校的教学质量可想而知。王进身兼十几个专业的教师，把一辈子的本事都拿出来糊弄学生了，教武艺，教识字，教记账，甚至还有车辆维修和摊煎饼，毫无藏私。即使是这样，本来说好一年的培训，三个月就结束了。因为王进那时候除了床上功夫实在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本事了。
当时毕业班全部被打手们圈在教室里，每人面前摆着一张文书，上书“已就业”，不签字不放人。王进看到这种情景，没几天就赶紧辞职走人了。估计是怕学生晚上来扔黑砖。
李吉当然不敢难为史进，相反，他甚至想给史进提供一份工作。
“留校当老师？我？”史进愣了。
李吉这么乐于助人，当然是看上了他跟朱武的关系，但是他不敢明说。
“我的办学方针，就是‘有钱大家赚’。史大郎你这样的人才，我是不会放过的。年轻，文武双全……太难得了……”
假如他这么说下去，史进说不定就同意了。可惜此人一开口就容易收不住，把实话讲出来：“还犹豫什么？留校可不是想留就能留的——这种机会我一向只给铁定找不着工作的学生……”
于是史进说，去你妈的。
人的思维有这么一个定势，那就是在一段时间只能注意到眼前的问题，想不到以后。在东京的时候，每次面试，有一个问题史进始终无法回答，碰到了就铁定瞠目结舌。这个问题就是“你会什么？”他在这个问题上栽的跟头太多，以致于忽视了自己在别的方面的短板：史进觉得自己现在有手艺、有文化、会功夫，而且经过东京的历练，求职经验丰富，在家门口找个工作应该不成问题。然而事实证明他还是高估自己了。
史进在吉祥艺院学的专业是财会。这个行业有其特殊的一面，那就是艺徒（实习）岗位极其难找——谁敢让一个底细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