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昂贵的晚年（附：三个人的养老计划）

经济增速放缓，昂贵的养老服务正在成为社会中坚为自己步入晚年的父母担忧的焦点。

浙江绍兴的退休居民聚在老街打扑克

记者/刘畅 实习记者/王雯清

晚年养老，焦虑下的盲点

李洁这个月又买了份保险，心里踏实了些。这份给丈夫买的消费险，保费不到300元，却可以担保一年内上百万元的大病风险。她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同行间的微信群里经常推荐类似的保险产品。刚过不惑之年，她对父母、自己和丈夫的健康和养老问题越来越上心。半年以来，她感觉自己有些“疯狂”，见到群里有合适的就买。在她心里，养老问题集中在大病的风险上。

“现在买保险，首先得看有没有资格。之前我想给自己买份类似的保险，却发现因为前些年体检时，一个肿瘤标记物的指标偏高，没办法投保。”李洁和丈夫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谁也不敢没有担保做后盾。他们夫妻二人来北京打拼近20年，搏出一份典型的白领家庭生活。丈夫做葡萄酒培训，她在保险公司爬到中层，二人每月四五万元的收入，从不炒股，攒下两套房产，膝下有一刚上小学的女儿。李洁是独生女，父母不满65岁，退休后来北京与他们同住，帮忙带孩子。“之前为了学区房，我们卖掉郊区160平方米的房子，换到城里6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如今算上房贷，每月的花销有2万多块。”

余下的钱，李洁要在孩子升学、自己和丈夫的意外保障、父母的晚年保障间做平衡。她希望孩子未来可以出国留学，每年兑些外汇。而子女的长远规划之后，她的父母已过了投终身重疾险的年纪，对自己又有些吝啬。“我们这个年龄如果买连年缴费的保险，每年也要交1.5万元左右。拿出一个人一个月工资为自己投保，我们有些舍不得。于是，我发现消费险特别合适，大病、医疗的险种都有，虽然交了保费，如果没出事也不会返还，但一顿饭的钱不疼不痒，有些几千块钱的，还能给父母上。”

但目前看起来划算的规划，恐怕禁不起时间的考验。

李洁父亲前些天看到卖2000多块钱一组菜刀的电视广告，脱口而出“真便宜”的评价，令她感到震惊，“上千元对于小城市里生活大半辈子的父亲来说，本该是笔巨款，可见物价增长的程度”。在公司里，她见到业绩的艰辛，自己虽无失业之虞，但也断了日后裸辞、跳槽的念想。用房子变现的想法也随着房价趋平，而汇率走低变得不合时宜。李洁的购买力和资产的价值在无形中下降，她越来越频繁地用消费险保护自己的家人，而多年后父母及自己晚年的日常养老问题，却是她难以企及的盲点。

如今60多岁的人虽已退休，但不论在自己，还是家人眼中，都还算不上步入老年。李洁的父母虽没有异地就医，每年体检、开药都回老家，不过老两口当前身体硬朗，退休金每月加在一起有8000元，足够自理。而李洁来难以想象自己三四十年后动不了的情形，她对养老院没有概念，提起自己的养老，她想到的是和朋友假期住的民宿，希望年老后朋友们住在一起，互助养老。但待李洁的女儿长大，老人日常行动不便，李洁难以接受将父母送去养老院。可是，她那时将面临的局面是，父母已是耄耋之年，自己也临近退休，子女仍在上学或刚步入社会。而当她自己到70岁时，正值中国老龄化的顶峰。她和她父母的晚年由他人照料，似乎无法避免。

当下相对体面的养老院的价格，已让李洁吃惊，她父母的退休金在全国属于一般水平，却加在一起都难以支付中档养老院里一张床的费用。夫妻两人单独住在一起，屋中有地方放张书桌写写字，洗漱有私密的空间，每顿可以吃上可口的饭菜，房间外可以遛弯、晒太阳，平时有老年歌舞、书画比赛、展览等娱乐活动，无法自理有人照料，遇到突发情况可以急救，就近送医。这样的需求属于中等养老院的水平。目前北京类似的养老院有六七十家，不算护理费，平均价格每人在1万元以上。即使未来不考虑自己的生活，李洁父母的养老问题将与女儿的教育相冲突。

若退而求其次，只追求基本的生存需求，老人的退休金将就够用，但难有盈余，且很难有空位住上合适的养老机构。不计护理费，养老机构每个月三五千元一个床位，三个人一个房间，每顿饭管饱，平日也有娱乐活动，身体不便有人看护，需要急救时也能抢救、送诊。类似养老院以公办民营为主，集中在小区里，吸收周边失能失智的老人，常年处于艰难维持价格平稳，而床位满员、需要排队的状态。据相关数据预测，十几年后，北京已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仅户籍人口中的老年人便将占到总户籍人口的30%。

李洁父母到时能否会在北京养老，成为李洁心中巨大的疑问，而这也将决定她未来是否仍会选择在北京工作、生活。“我在想，如果把北京的房产卖掉，攒出给女儿出国的钱，我也不做这行了，回到老家的省会盘些店铺，虽然生活质量会下降，但能陪父母，生活成本也不会这么高。”

2017年，陆家嘴集团打造高端养老项目开业，叶先生是首位签约入住者

距李洁的工作地点仅一公里之遥，东直门养老照料中心坐落在闹市边的小区内，住着37位老人，平均年龄82岁。当李洁趁着工作的间隙，在咖啡馆里为我讲述对自家未来的焦虑时，养老服务中心的老人们正相互监督着吃下盘中剩下的米饭。如今已经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不论收入高低，均在承担高涨的物价、市场中房租和物业费的价格波动，以及由此导致人工成本提高，所带来的养老院价格高，且仍会不断上涨的风险。

物价的涨幅冲击着低收入人群在养老院的生活质量。“此前我们每月餐费是600元，去年一下涨了300元，但现在的菜价涨得那么厉害，老人退休金就那么多，我们不敢涨价了，可是饭绝不能浪费。”养老照料中心的工作人员杜静带我在中心里转，其中有17个房间，里面不是两人间便是三人间，有的床位之间用帘子隔开。虽然局促，但房间整洁干净，每天工作人员会为老人换洗衣服、泡脚。她告诉我，他们每个床位每月要2800元，服务对象是周边每月三四千元退休金的老人，这些老人的子女多已退休，且子女的经济条件也一般。“饭钱就这么多，我们和老人们商量着做，隔段时间能吃顿茴香馅饺子，但肯定保证不了顿顿都吃。”

在30公里外，海淀区西山脚下的“和熹会”养老公寓里，王菊夫妇没有物价之忧。她今年84岁，她的丈夫已有90岁。他们夫妇作为离退休的大学教授，每人一个月的退休金过万，是“和熹会”里高龄、高知、高职的“三高人群”的典型。这些在北京属于中等收入的老人能过上相对宽松、舒适的养老院生活，却实属幸运，他们的收入水平并不“安全”。

同档养老院面临的房租、物业带来的成本问题，被“和熹会”屏蔽掉了。我见到王菊夫妇时，王奶奶正推着老伴的轮椅晒太阳回来，她思维敏捷，只是走路时背有些驼，她的丈夫则一直闭着眼睛沉睡。她告诉我，她的儿子定居国外，老两口是空巢老人，丈夫老得走不动，只在养老院举办的舞会时，热闹的音乐下，会睁开眼和大家互动。“我现在一天的时间都用来照顾他了，能推他出来走，我就自己做，但把他在床和轮椅之间搬，我实在搬不动，需要护理人员帮忙。”

这样的养老生活在其他的养老院每人每月至少需要1.3万元以上，但这里却平均不到8000元，老人们完全支付得起，即使老两口随着年龄增长，进一步失去自理能力，“和熹会”的价目表上显示，非自理的老人每月的综合服务费最多需要3800元，他们也尚可应付。“和熹会”院长郭延洲向我介绍，他们的养老院由某地产公司的酒店改造，本身成本就低些；加之由该地产公司自己开发，房租和物业都会减免一些；在此基础上，他们的价格并未完全随市场波动，使得他们能够为老人提供比同档低四五千元的服务。“花销最大的住户，如今每月每人在1.6万元左右。考虑到老人的房产，一旦老人把房子出租，每月可以支配的养老金还能增加一大块。”

但“和熹会”只有200余个床位，更多的老人需要承受市场浮动的压力。“其他地产商有些是租房办的养老机构，房租、物业的市场价格都要折算到老人每月入住的费用里。有的养老院今年一年涨了四次价，每月每人两万元，即使像这些高知的老人也很难承受，入住的人很少。”

即便是“微利模式”，从整体的经济链环上来看，高涨的房租，飞扬的物价，也从另一个方向，潜在地吞噬着老人们的退休金。服务人员的人工成本也在增加。在养老院一方，现有价格下，收支的天平越来越难以平衡。郭延洲说：“近些日子因为房租上涨，员工生活成本上升，而我们要顾及老人的承受能力，养老服务业工资水平也有限，有些很优秀的员工都离开了。”

其中，专业护理人员的影响最甚。机构养老之外，居家养老与社区养老的结合是政府首推的选择，类似于日本几乎遍布各街道的托老所，面向人群最多，前景最广阔。像王菊丈夫等无法自理的老人，可以到类似的驿站接受专业护理。但在当前的形势下，目前开办的服务中心也面临成本上升的局面，老人即使选择居家养老，护理的成本正潜在地上涨。石景山的乐龄是最早建立的类似机构之一，失能的老人可以在驿站里短住，每月最多一人4500元。但据乐龄创始人王艳蕊向本刊介绍，“一名刚入职的护理员，我们管吃管住，为他缴纳社保后，他的工资最少有3800元。而从最近来看，到年底时，人力成本起码要上涨10％。”

“每当经济不好，养老产业都会受青睐。”郭延洲今年不到40岁，他选择进入养老行业，正是发现直到自己退休，中国一直会处在老龄化社会高速发展的时期，不但事业可以做一辈子，还能解决自己和家人的养老问题。而行业外的青壮年，似乎也仍有办法未雨绸缪。

与郭延洲年龄相仿的朱明资产较多，面对未来的养老风险，他的策略是优化资产的配置，尽量保值。他工作后投身房地产业，搭上房地产飞速发展的快车。身在山东济南，他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通过腾挪、转卖房产，把大学毕业之初，与父母相依为命的39平方米的小房子，逐步变为两套为子女准备的房产，一套自己与妻子在市中心的大房子，以及郊区的别墅，他的资产也随之过了千万元。“我从不炒股，也不为自己加杠杆，只是每年固定存一些外汇和黄金。两三年前，我开始把郊区的小房子逐步换成市中心稀缺地段的大户型，抵御未来房产税的冲击。除此之外，便是加大投入子女的教育，起码让他们以后能自食其力，不会连累我。”

朱明在济南已经衣食无忧，而在北京，他尚算不上除房产外，有600万元以上净资产收入的高净值人群。富豪们面对养老问题，尚有更多的选择。他们除了可以移民，也可以选择入住国内由保险公司承办的高级养老社区，那里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有不同的区域，能够自理的老人可以住在不同户型里，享受多样的服务，无法自理的老人能够获得护士24小时值守的专业护理。类似的高端养老服务供不应求，高净值人群通常会购买上百万元的年金保险后，获得入住优先权，待未来入住时，再根据彼时的价格交租金。

资产并非特别雄厚的朱明却始终对商业养老保险能够维持退休后生活水平的说法心生疑窦，“那些先期投保，到退休年龄后再返回年金的保险，如何抵御货币贬值？”

但在保险从业者看来，无论对富豪还是普通大众，商业养老保险都是抵御风险的可靠手段。“在国外，比较流行的商业养老保险是临退休前，一次性交给保险公司一笔钱，客户可以定期领取养老年金，直至身故。这种类型的保险在国内也越来越多。”宜信博诚保险销售服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尹海向本刊介绍。“现在的商业养老保险基本都有一个万能账户，保险公司支付的年金，客户可以将其存在万能账户里，它每年复利滚动，帮助客户保值、增值，并能一定程度抵消货币贬值的影响。就普通大众而言，退休后获得的保险年金，可以作为国家和企业发放的退休金的补充”，宜信博诚产品负责人杨绮霞称。

但若每年投保20万元，连续投保5年，60岁后能够每年获得12万元的年金，对像李洁这样40岁的中层白领仍有困难。尹海也坦言，除了延长投保时间、减少投保额度外，其实对于现在的中年人，虽然他们在为上一辈因“现收现付”制而未缴纳过退休金的人支付养老金，又赶上人口老龄化，下一辈可能因劳动力水平不足担负不起所需的退休金，待他们退休时，养老金可能会缩水，但他们也享受到了改革政策的红利，很多都有充足的房产储备，可以作为未来养老的支撑。

如今方兴未艾的“以房养老”，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一种方式。房屋所有人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后，每月从保险公司领一笔养老金，待所有人去世后，保险公司再处置房子，并扣除养老保险相关费用。幸福人寿是当前国内唯一一家实质开展此项目的保险公司，该公司负责此业务的副高级经理陈磊向本刊介绍，他们优先面对的对象是当下的孤寡失独老人、低收入家庭，以及高龄老年群体，解他们的燃眉之急。“现在北京承保的家庭有30多户，平均每个人每月可以拿到8000块钱。”陈磊说，“他们可用这些钱满足日常的养老需求，同时房子也还在他们手上，他们不能抵押和买卖，但仍可自住，甚至出租。老人过世后，子女还可以替老人偿还养老保险相关费用，优先把房子赎回来。”

陈磊见到客户里有不少中年人主动带父母来办，他们自己有房住，又无力改善父母的生活，对父母的房子没有企图，希望用房子尽孝。陈磊认为，虽然“以房养老”的模式在美国发展了30多年，也仍占少数，但随着中国社会观念的演变，这种模式也能占据一席之地。

不过，尹海提醒道，如今很多大城市35岁以下的年轻人可能已无力自己购置房产，待他们晚年时，恐怕做不到以房养老。这些人更需要早作打算，逐步配置资产，购买养老保险。应对养老风险，是一场以40年为尺度的接力。

（李洁、王菊、朱明为化名，感谢王福民、毛先生、李璐龄、王明婷、徐文娟、杨旻晖对本文的大力支持）

去年是我人生压力最大的一段时期。我买了一套40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广州的郊区，是一套联排别墅。这 套房子接近400万元。按照我的规划，卖掉手里的另一套房子，再凑上一些当年的业务收入，就完全足够房款。但没想到去年房地产调控，市场的成交量很低，原 先的房子很难卖出去，即使成交价格也不高。由于限贷政策，我也无法从银行贷款，所以现金流遇到了很大困难。

我只能向亲戚、朋友们借钱。但我们这样的年龄，很难从亲朋那里借到上百万的资金，大家都在爬坡。将心比心，也可以理解。每个人的状况都可能脆弱不堪。为了填上最后的资金缺口，我四处借钱，利息很高。那段时间心里难免惶恐，每天都仿佛兵临城下，算计着还有多少余粮。

幸运的是去年我的业务收入不错。在等待了一段时间后，原先的房子也脱手了，终于跨过了这道门槛。为什么我要在37岁的时候买这套房子？其实我也是在给自己的未来，或者说为退休和养老生活做一点准备。这房子既是我未来生活的载体，也是积累财富的手段。

一方面，我要给自己加上一个保险栓，就像巴菲特说的，给自己的人生构筑一条护城河。保守地看，买房子至少是一笔强制性的存款。我知道自己还在一条快速跑 道上，可以适度增加自己的负债率。就像一个公司，处于高速增长期，负债率可以高一些，到一定规模了，债务自然降下来了。下决心冒这个风险，是因为我的风险 意识小。过去每次买房子，都很快看到了升值。

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式——那个房子足够大，有院子，有天井，有草坪。我 可以在河边骑自行车，养狗浇花，可以有一个大书房，摆上三台电脑，炒股票、炒期货、炒金属。儿子和女儿逐渐长大，他们也需要一个更舒适、自然的成长空间。 这是我退下来后想要的生活。

这些年我已经逐渐厌倦都市，追求更散漫的田园生活。有些人喜欢下楼就吃一碗肠粉，而我不是，我宁可饿着。我喜欢居住在城市的边缘或者几座城市的缝隙中，可进可退。

买房子的经历，让我重新梳理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年纪大了要过怎样的生活？需要多少朋友，认识多少“牛人”才能有安全感？可能一个都不需要，没人能给你安全感，除了你自己。在我45岁之前，我要把自己那条“护城河”先挖出来。欲望多，就挖深一点；欲望少，就浅一点。

退休意味着比较淡薄的生活，自由、健康、快乐。和我过去的生活比，只是不挣钱了，但享受的方式是一样的，享受生活的成本更低了。以前我必须开某个档次的 车，穿某种牌子的衣服，组织一些饭局，但养老阶段这些都不需要了，不会再为社会关系花钱了。房子有两套足够，60岁卖一套，70岁卖一套。我还问过一位医 生，中国治疗癌症要花多少钱，他说20万元吧，做手术十几万元已经是豪华型。如果我得了什么稀奇古怪的大病，那也没办法了。

所以，我算了一下，对我而言，净资产能够有800万元就够了，包括房子、证券和现金。金融资产和不动产可以按照2∶8配置，这就能保证一个有尊严的养老生活。另一方面，我也有被啃老的准备。儿子来吃我，就要按照我的规矩来，我吃什么你吃什么。生存没问题，面子自己挣。

活到这个岁数，于我而言已经知道了人生的精彩在何处。我看到了前面的风景，未来应该怎样。但可悲的是，也看到了自己要老去，吃饱等死。看到烟花上天，很 美，但马上就落下来化成了烟。我快要爬到人生的峰顶，也知道自己下山时的狼狈样子。但是人不可能让思想成熟、身体强壮、财富积累三个指标同时处于巅峰，这 不是自然规律，除了极少数的天才，就像扎克伯格才能够做到。

个人创造价值的能力没有了，就开始养老了。考虑养老的问题，必须要想清楚自己的生命观，你怎么面对死亡，怎么老去，这段“无能为力”的人生怎么过。

我有四个“养老”的榜样。比如索罗斯和巴菲特，他们从来不考虑自己养老的问题，他们考虑的是全世界人民养老的问题。因为他们足够有钱了，而且还在工作，并不把工作当负担。他们早已形成了个人的增值模式，越老越值钱。还有就是谢贤，以及香奈儿的设计师卡尔?拉格费尔德。活到老，玩儿到老，让生命接近于本能的灿烂，他们的财富可能和索罗斯、巴菲特没法比，但是他们知道如何用钱把生命的本质发挥到极限。

40岁的时候，我面临的选择是“进攻型”养老，还是“防御型”养老。所谓“进攻型”，就是还要做一件事，做我擅长、喜欢的事情，而不仅仅是赚钱。就像巴 菲特那样，跳着踢踏舞去上班。“防守型”就是攒一些钱，做一些投资，为自己和后代留够了存粮。其实，“防守型”的养老也有风险，谁能保证未来不会有一场大 的经济危机呢？我们的菜也许就被吞噬了。

我这种人不会轻易退休的，或者说不会像我爸爸那一辈，到了岁数就回家，完全不工作了。很多事 情，比如旅行，不一定要退休才去做，条件允许，随时可以出发。我更喜欢“进攻型”养老，就是换一个轨道，不以谋生为目的找一件喜欢的事情和生意做。我是先 把“护城河”挖出来，挣出养老的钱，然后做自己有兴趣的事，甚至难度还可以高一些。这是我保持自己价值感的方式。既然没人能给你安全感，只有自己给自己。

这个生意，一定是我能做，我喜欢做，我能做好的，而且是符合商业规律能赚钱的事情。它的底线是不能亏钱，不是把我修的护城河又填满，储备粮食再挖出来。我不会像年轻人那样，押上全部家底，吃方便面去创业。

如果事情做不好，我就会关掉这个生意。我有一位朋友，他生意越大越睡不着觉，这肯定不是我想要的状态。

去年，我父亲得了重病，做手术和化疗，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我想，当我还活着的时候，想做什么事情赶快去做吧，把钱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他们那代人 有他们的无助，我们有我们的焦虑。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名下有20套房子才有存在感，或者公司价值到100亿才有存在感，而我觉得一边积累财富，一边消费才有 存在感。

中国人有个价值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人们会把幸福寄托在老年与养老的质量上。老无所依、老了不受尊重是不幸福的；没有子孙满堂是不幸福的；叫我老王而不叫我“王老”是不幸福的。少年吃苦是为了老了的尊重与回报，这是别人看你的幸福感。

父亲的病颠覆了我的这种观念。我不能为了追求以后的医药费，为了受到所谓的尊重，而丧失我30岁、40岁、50岁的生活。也许在这个意义上，生命不应该分为养老和非养老的阶段。（受访者：王福民，38岁，广告业主）

圣人说“四十不惑”。当我真正步入40岁的时候，才有深刻的体会。很多事情都是在我39岁那年想清楚的。人生开始进入下半场，要总结和规划一番。

39岁那年我进入了一家新创立的地产公司，工作很忙，公司的发展很快，新项目陆续上马。朋友们觉得我的状态很好，做了很多事情，更有冲劲。我心里却是另 一番光景：工作20年我用短跑的方式向前冲，总想这一段冲过去就安定了，但冲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是一场超级马拉松，“无常”是常态，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不确 定”。就像一位领导对我说：“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兵荒马乱时代。”老之将至，我也隐隐开始考虑掉转车头。

39岁那年，我卖了一套房子，买了一辆车、三套房子，新增贷款200万元，还有借款100万元，高杠杆高负债。这是我在北京10年首次主动置产业。我现在有四套房子，其中三套都是在那一年买的。

现代人危机感很强，我也一样。我算过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平平安安的时候不多，5代人100年的太平日子都少见。实际上，很多积累是超出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心里怕。

因为做业务，那年我去了鄂尔多斯，我发现穿越空间的时候也可能穿越时间。那里就仿佛是北京十几年前的状况，房价也只有每平方米三四千元，整个城市还在建 设中。你可以想象5年10年后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曾想在鄂尔多斯买房，因为已看得到这个城市的未来走向，但我觉得不会长期住在那里。

在 北京，我每天上班经过“远洋沁山水”，最初看到大横幅“1.1万起”。当第二期挂上了“1.2万起”的横幅时才反应过来。于是我就去参加第二期的摇号，但 没摇中，只能买第三期。这时价格已经涨到每平方米1.3万～1.4万元，总价120万元，我向银行贷款80万元。这套房子对我还是很重要，可以住也可以 租。因为附近有十一中学，很多家长陪孩子来读高中，要租上1～3年，而且很少讲价。

2000年我来北京的时候曾在玉泉路附近买过一套房子，花了50万元。当时觉得是天价，这辈子就住这儿了。2007年，我所在的公司在苏州开发了一个新项目，我当时想以后可能会在江南居住，于是通过贷款以总价50万元买了一套。因为当时北京已经没有50万元的房子了，

我买了“远洋天地”后，就把最早玉泉路的房子以100万元卖掉了。

有了这笔钱，我就用80万元在门头沟买了一套自住房，还买了一辆车。最后还余下10万元。于是我又东挪西借了一点，凑够15万元的首付，买了我的第四套房子。

我手上没有留钱的习惯，可能和福建人的性格有关吧，不会让自己过得太舒服。我的现金流甚至都没有超过1万元的，一直在流转。买房买车的事情都是在2009年办完的，第二年就开始限购了。

现在我有三套房子的贷款要还，总额230万元，每个月要还款1.5万元左右。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对风险乐观的人，如果碰到问题无法还贷款，那我就卖掉房子。我想给我半年时间总能卖出去，但这半年的压力换来的却是长远的利益和机会。

3～5年后，我会卖掉一套房子，那时我也有45岁了，生活形态已经确定。这套房子卖掉，我就会咸鱼翻身把贷款还完，进入一个真正稳定的阶段。50～55 岁左右我会卖掉苏州那套房子，大概能挣到100万元左右吧，可以负担我未来20～30年的生活。其实我的生活很简单，一年五六万元就够了，真正花给自己的 只有1万多元，剩下的就是一些交际费用，还有就是带家里老人去玩。

还有一套房会留给我姐姐，当初她给了我很多资助，如果我有孩子也会给他留一套。在我生命的最后的5年，会卖掉最后一套房子，搬到城里去住，过我最后的生活。再剩下的就是遗产了。

有趣的是，当我卖掉第一套房赚了100万元，比我在北京10年的辛苦工作所得都多；当我拥有四套房的资产，我所获得的尊重也比10年真诚待人、勤勉工作 得到的都多。人们喜欢用结果来衡量价值，不管里面有多少偶然多少艰辛。但这并不让我沾沾自喜，反而使我对普世的价值尺度更加失望，促进了对人生下半场的思 考。

这10年我一边追逐一边在困惑。我人生的上半场，都在被推动着去追逐功利，想着进攻和夺取，想着怎样做一个成功的人，而不是如何奉 献社会。人们追逐的是财富而不是价值，追求的是时髦而不是创新。人心有多乱，看微博就知道。我后来做到了企业的高层，看到了那些精英的真实状态。他们的成 功包含了很多机会主义的成分，被欲望的扩张支持，有伤害也有侵犯。这些人们仰视的高端人群，他们的身家过亿甚至几十亿，我却发现他们的价值观很脆弱，缺乏 安全感，对事情的判断没有智慧，也没有坚实的价值观。

有一天，我躺在宾馆的床上想起王维的一句诗——“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于心。”我突然发现，其实“潜规则”才是让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

整个社会看不到一种坚定扎实的价值观。我们总是以得到来衡量价值，不知道奉献才具有更永恒的价值，现在说我要奉献就像说我是个傻瓜一样羞于启齿。很多道理并不难懂，难的是真正放下，切实去做的人太少。

如果这一切思考与动作都是未雨绸缪，那么发生在我40周岁生日之前的一场车祸，像一声尖锐而真切的中场哨音，告诉我人生的上半场结束了。所有的城池争 夺、组织抢攻，尝试、谋划、悬念，都在瞬间终结。人们都小心地不在我面前提起这件事，我知道大家各有想法，但与我无关。对我来说，这一场撞击把之前的纠结 都一下子引爆，又打散了、打醒了。我更加确定了“无常”，也更加不信任普世的成功学、价值观。

我发现原先追逐的那些名利上的东西，相对于生命个体来说没什么意思，那么，我是不是该为生命本身做些事情？

功利与奉献两条道路我需要选择一条。也许人生重新来过，我会让两者合一，但我想圣人和英雄不可兼得。英雄是成就自我，圣人则是普度众生。我们不可能同时扮演圣人和英雄。如果非要做一个选择的话，人到老年，我更愿意选择去做公益服务社会，而放弃我那纠结的职业生涯。

我开始真正身体力行“放下”，放下还在奋斗中的老领导、老同事以及刚起步的事业。我把车转让给朋友，每天4小时公交车往返于城市与郊区。我换了一个 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做支持中医传统文化传承的公益平台，这也是我们这几年思考的归宿。中医既体现了精深的东方思维哲学，又能救人疾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 学。我们希望能做一些小事贡献于传统文化的复兴重建，相信正向的积累，跬步可益千里。我还在帮助一所民工子弟学校，春节前组织了义卖和捐助，为他们募集了 20万元的资金。

现在的工资比以前少一点，但在公益行业里已经很优厚了，加上房子出租所得，支付房贷月供和简单生活，余出一点刚好够每年带老人去做一两次旅游和其他人情所费，仍然是个“月光族”。

“老”意味着什么？无非是身体机能的衰退，劳动生产力降低，社会现场疏离，内心孤独脆弱，其实就是个人价 值的减退。但我们总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改变些什么，寻找另一种贡献社会的价值点，给下一代和社会以正向的价值示范，还可以培养自己的文化情趣。老有所养，不 是要有孩子养、有钱养，是要有德养、有情趣养。基金会人手少工作并不轻松，要做大量的基础建设还要考虑未来发展，业余时间我还帮一个老中医学人做书，是一 项艰辛的工作，也是学习。我还坚持每天中午去学1小时古琴，每周去上1～2次游泳课，仿佛有种重生感觉。

朋友问我还会不会换工作，怕不 怕失业。我说，这应该是我最后的事业。行善是不会失业的，如果善事都被做尽，岂非人间大善。如果有一天它不再需要我，那就卖掉房子去做一个旅行者，体味不 同水土与人生，把那些需要帮助的信息对接到城市里来，相信爱的市场供求永远都不会消失。（受访者：Snow，42岁，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我有一个小院子，大概20平方米，种了几十种植物，有柿子树、红果树、丁香、梨树，还有月季、雏菊，能吃的有芝麻菜和藿香。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植物，是我从北京奥运公园里采了种子，撒在土里就生根发芽了。

空闲的时候，我愿意坐在院子中间，侍花弄草，看万物生长。我妻子问我，为什么不把树都种起来，别人家的院子已经很茂密了。生命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更愿意慢慢地观察，不断调整品种。就像所有的爱好一样，园艺的重要性也在于“折腾”，而且要能持续地“折腾”。

我今年45岁，上世纪90年代初大学毕业，做建筑师也已经20多年。将来退休了，我最开心的，就是能有更多的时间摆弄花园。

去年我要做一个小手术，就找出了以前的一份商业保险。这份保险是20年前刚工作时买的，寿险与医疗保险捆绑在一起。但是由于医疗险耽误了缴费，保单已经 终止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寿险续费还可以生效，但是医疗险则不行。于是我发现了自己的一个误区——我原以为医疗保险会一直延续，但实际是有期限 的，恰好在你需要的时候，它终止了。

这时候，我开始关注自己的养老问题。中国的传统是靠子女和家庭养老，家庭成员之间形成一种契约。但是现在大部分家庭是独生子女，这种结构就使养儿防老难以为继，尤其是对我们这种“丁克”家庭，更要未雨绸缪了。

养老，就是考虑未来的生活状态。我首先想到的是，再过10年20年后，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哪些是我现在需要而将来不需要的？哪些资源是将来所必需的？这些必需品的价格是更便宜了还是更贵了？

比如现在，我们的居所可能需要与城市和娱乐更近，但以后我要离医院更近一些，离自然要近一些。随着年龄增长，田园生活对我更有吸引力，这也是我所向往的生活方式。我将来依旧需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

工作中，我常会接触建筑工人和装修师傅，我发现他们年龄都比较大，30多岁已经是年轻的了，甚至没有技术的小工年龄都很大。因为这个行业太辛苦，年轻人不愿意干，而且父辈也不希望子女再去干体力活。

中国的人口结构在发生变化，这意味着，未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会减少，家政、医疗服务的问题可能会更突出，人工会更贵。其实现在保姆的工资已经涨了很多， 更不要说月嫂了。另一方面，资源的价格也会发生变化。中国有很多资源成本并没有计算到GDP中，比如水5～6元/吨，用的时候我都有负罪感，确实太便宜 了。现在的生活在透支未来，将来这些资源的价格一定会涨起来。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未来我们的生活环境可能会发生逆转：充裕的会稀 缺，廉价的会昂贵，容易的会困难，而那些现在高高在上的则会变得平易近人。我想，未来生活成本的构成肯定和现在不一样了。比如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房子是一 笔很大的支出，但也许未来房子会很便宜，而且很充裕，甚至由于开征房产税，大房子开始成为人们的负担，人们也不再期望房价上涨了。没人觉得非要买房子、买 了就会升值。

这种变化也包括我的职业角色，我们这个行业也会逐渐走下坡路。现在北京的塔吊也越来越少了，房地产行业将逐渐夕阳化。建筑师可能会逐渐过剩了，我自己会不会坐在冷板凳上？

等我们真正退休的时候，也许面临的是一个和现在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这是我们这代人需要面对的一个系统性的风险。

未来，我想找个性价比更合适的地方养老。我们曾经去加拿大办过技术移民，其实没想清楚去干什么，就是想去玩玩。我发现这种移民政策设计得有道理，他让我 在那儿待三年，但如此一来我在国内的生活、工作、职业、关系就都要断掉了，我只能把重心放在加拿大了。这种“移民监”对我们来说没法接受，毕竟中国还有父 母和工作，都放不下。于是我们就没有坚持下去。不过我确实很喜欢温哥华，像个小天堂，尤其是住了一个月后，身心全部放下来。清新的自然环境，单纯的人文氛 围，节奏更慢，可以停下来欣赏身边的风景。

最终放弃移民和我的职业有关，建筑师在那边很难找到好的工作。事实上，对搞建筑的人来说，没有比中国更大的舞台了。换一个角度，如果那几年时间放在了国外，我们也不会在国内投资房子，从而错过了一轮财富升值的机会，无异于几年白干。

对于我们这样的“丁克”家庭，未来的选择会简单一些。很多朋友移民是为了子女教育和前途，而我们没有这种压力，完全考虑自己未来的生活需要。所以我更愿 意选择“半移民”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度假和定居结合起来。目的地跨纬度不跨经度，比如东南亚一些地方，也就是飞上两个海南的距离，上午走下午到，可以住几 个月，往返非常容易。在中国逐渐昂贵和稀缺的资源，在这些国家可能会依旧便宜，医疗服务也好。此外，与美国、加拿大不同，这些国家不是全球征税，我可以国 内挣钱国外花。

综合这几点，我觉得这种跨纬度的“半移民”还是值得探索的，成本也比西方国家要低，文化更容易亲近。

对于财富的积累而言，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前几年，房子和人民币都在升值，大家的感觉挺好，但是很多事情就在不知不觉中逆转了，有可能几年后资产增值变慢，或赶不上通货膨胀，人民币又迅速贬值。

现在没有风险小的投资品种，拿着货币则被通胀吞噬，投资房产则流动性差，上涨的时候买不到，下跌的时候卖不出去。什么是价值之锚呢？我也不知道。如果以 股票为价值的锚，货币就是有风险的。如果参照的是茅台股票，那么房产和货币就一直在贬值。我们往往觉得刻舟求剑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在投资上大家都在刻舟求 剑。所以我只能在房子、美股、A股、保险上都兼顾着。（受访者：谭利民，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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