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四次大的失衡。每次失衡的背景和表现不尽相同，相同的是发达国家获益，不发达国家相对受损。全球失衡的根源在于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个别国家取得霸权地位，在全球范围攫取利益，导致全球失衡。国际货币不过是攫取利益的工具，国际货币制度更是对霸权地位的确认，并进一步加强巩固对应地位的表现。国际分工也是在霸权国家的主导下进行的，朝着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方向演进。

关键词  国际货币；资源流动；全球失衡

作者简介  邢军峰，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博士  河南开封 475000；范从来，南京大学校长助理，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导、博士

Imbalance)主要是指部分国家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和部分国家持续的经常项目顺差。当前，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这一失衡已持续40多年。这次失衡的根源何在？就目前收集到的文献看，对成因的解释大体可以归为三类：

一是“全球储蓄过剩”假说。新兴经济体长期的过剩储蓄是导致全球储蓄过剩和全球失衡的关键。奥伯斯特菲尔德（2004）认为亚洲新兴国家的高储蓄率、人口低龄化以及大量石油美元是造成全球储蓄过剩的重要根源。这些资本投向了美国证券和房地产市场，提高了资产价格，所产生的财富效应又降低了美国居民的储蓄，经常项目赤字也就随之攀升。伯南克（2005）和菲尔德斯坦（2008）持有相似观点。

二是“全球金融发展不平衡”假说。根源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外围国家追求经常项目顺差以积累外汇储备，由此导致全球失衡。杜里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Ⅱ假说认为，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盈余的持续增加促使外汇储备逐渐累积，对美元资产需求的增加使长期实际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发展中国家由资本的净借款者变为净贷款者。麦金农将全球失衡归咎于美元本位，美国国际借款面临的是软约束，这最终造成了美国的低储蓄率，这一安排才是导致全球失衡的深层次原因（2008）。国内学者王道平、范小云（2008）、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9）、王国刚（2010）、殷剑锋（2013）等持有类似观点。祝丹涛（2008）指出，中国金融系统的低效率使得储蓄转换投资的能力不足，导致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逆差和经常账户的顺差。徐建炜、姚洋（2010）通过构造一个金融市场—制造业比较优势指标，证实金融—制造业比较优势对于经常账户赤字(盈余)的重要性。持有类似观点的研究还有李杨（2014）、雷达、赵勇（2009），杨珍增、陆建明（2011）等。

三是“金融资产短缺假说”。该假说是“全球金融发展不平衡”假说的自然延伸。卡巴雷罗等（2008）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拥有优越的生产资产的能力，吸引了全球投资者和储蓄者，因此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同时，由于中国和更广泛的新兴市场的快速增长、人口和预防动机倾向于加强这一流动方向。因此“全球失衡”不但是长期的也是顽固的。门多萨等（2009）对上述模型进行推广，认为金融市场的整合会使金融发达国家的储蓄率下降，并更多地向外国借贷，进而诱发长期的全球失衡。

尽管解释全球失衡的文献数量众多，但从“大宏观”视角进行历史性探讨的文章依然是凤毛麟角。如果单单从当前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寻找原因，难免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杨盼盼、徐建炜，2014）。事实上，自19世纪中后期至今，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货币体系不断演变，依次经历了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在这四个相继的本位制度中，各经历了一次大的失衡。本文希望通过整理四次失衡的历史数据，从长期视角考察全球失衡的不同表现，分析全球失衡的本质内容，为认识全球失衡提供更加宽广的视角。具体来说，本文着力于研究以下内容：（1）自金本位时期迄今，四次全球失衡的规模究竟如何？当前的全球失衡是否是前所未有的？（2）“全球失衡”这一说法妥当吗？失衡是全球性的还是仅仅集中在少数国家？（3）历次失衡的表现相同吗？有何共同点？

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做出一些探讨。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描述历次失衡的具体表现：失衡国家情况及其规模。不同的国际货币体系深刻影响失衡的外在表现，因此，这里把国际货币体系作为失衡的背景，绝非刻意为之。第三部分分析了历次失衡背后的共同点：国际货币驱动的资源流动。第四部分是总结。

二、不同本位制下的全球失衡

（一）金本位制时期（）的全球失衡

英国(1821)、葡萄牙(1854)、加拿大(1867)先后实行金本位制，在德国(1873)、美国(1879)加入后，国际金本位制真正形成。在历史上，曾有过三种形式的金本位制：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其中金币本位制是最典型的形式，亦称为古典的或纯粹的金本位制，核心内容是每一货币单位都有法定的含金量，自由兑换，金币可以自由铸造，黄金可以自由输出与输入。就狭义来说，金本位制即指该种货币制度。本文采用狭义定义。

得益于金本位制带来的稳定格局，世界经济和贸易加速增长，贸易增长率甚至高于同期经济增长率。工业革命以后，英国产能扩张，国力空前强大，殖民地遍布24个时区，因此力推自由贸易政策并一直持续到1931年。年，英国凭借发达的航运、金融等服务业和大量的对外投资，获得大量收益，整个经常项目保持较高顺差。英国通过大量经常项顺差获得黄金，又通过资本项，以投资和借贷的形式将资金输送到贸易逆差国，进而形成相关国家的购买力，以再次购买英国商品和服务。这一过程中，英国在积累大量贸易顺差的同时，还掌握了大量的货币黄金，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处于类似地位的还有德国、法国等欧洲强国。在年的样本期间，英国、法国和德国经常项目顺差额平均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6%、2.6%和1.6%。而另一方面，很多殖民地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阿根廷等国接受资本输出，它们成为资本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逆差的一方。这些国家经常项账户逆差平均为GDP的5%，个别年份澳大利亚的逆差占比超过15%，阿根廷更是超过30%。图1是金本位制时期的失衡情况。

图1 金本位时期英法德的失衡情况（CA/GDP，%）

因此，当时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常项目余额分布呈现出典型的“中心—外围”特征。以英国为核心的欧洲强国成为中心，而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阿根廷等殖民地国家成为外围。

（二）金汇兑本位时期（）的全球失衡

年间，“一战”后各国通货膨胀严重，纷纷终止了金本位制。出于对金本位制下稳定状况的渴望，各国开始互相妥协，尝试修复国际货币体系。美国（1919）、德国（1924）、英国（1925）和法国（1926）依次恢复了金本位。但这一时期和经典的金本位有所不同，而是金汇兑本位制，主要内容是：货币单位仍规定含金量；国内不流通金币，以国家发行的银行券当作本位币流通；银行券只能购买外汇，这些外汇可在国外兑换黄金，等等。金汇兑本位也带来了一段相对平稳的时期，主要国家经济开始增长，并逐步恢复到“一战”前的水平。在这段时期，全球失衡以英、法、美为主，其中法国的经常项顺差额占GDP的比例最高时接近5%，美国的这一比例为接近1%，并相对平稳，而英国的这一比例波动较大，但不超过3%。这段时期的全球失衡情况见图2。

图2  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失衡情况（CA/GDP，%）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全球失衡

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及其他老牌欧洲强国背负了巨额赤字，美国则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并拥有了超过全球70％的黄金储量，这为美元日后成为国际货币奠定了坚实基础。1944年，国际货币体系进入到布雷顿森林时代，所有的货币都与美元挂钩，而只有美元与黄金挂钩，美元取得中心货币地位，美国开始主导世界经济。同时，美国不再奉行门罗主义，而是主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以1947年“杜鲁门主义”为标志，美苏冷战正式开始。欧洲各国和亚洲的日本、以色列成为美国对抗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阵线。为此，美国向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投资和贷款，帮助他们重建和复兴，而这些同盟国也高度依赖美国援助，甚至一度出现美元荒。在的30年中，贸易项仅1971和1972年为逆差，经常项有五年为逆差（分别是1950、1953、1959、1971和1972）。经常项顺差额峰值出现在1947年，占到GDP的8%。多数年份这一比例都在4%左右。图3是该时期美国失衡情况。?

图3  美国（）经常项和贸易项的失衡情况(单位：10亿)

（四）牙买加体系时期（1973年至今）的全球失衡

随着德、日工业生产能力逐渐加强，美国经常项的逆差日益显现，越南战争使美国经常项进一步恶化，美元进入贬值通道，黄金外流。1971年，美国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废除双挂钩制度，国际货币体系进入牙买加体系。1976年，牙买加协议正式确认了浮动汇率制的合法化，承认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并存的局面，成员国可自由选择汇率制度。协议推行黄金非货币化，并做出了逐步使黄金退出国际货币的决定，规定成员国中央银行可按市价自由进行黄金交易，增强特别提款权的作用，等等。

的四年间，由于美元贬值，美国经常账户出现盈余。随后1980、1981和1991这三年再次出现盈余，的22年间再没有出现盈余，而赤字规模越来越大，是经常账户逆差的核心国家。美国的对外净资产自1986年起转为负值，2013年底累计净负债4.16万亿美元，占本国GDP的25.1％。

而对应的经常项盈余国家却是不断变化的。1980年代后期，主要的盈余国家是日本和德国。1990年代，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持有顺差明显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顺差集中度呈上升趋势，中国、日本、德国成为主要顺差国家。中国大陆由2001年的顺差国第98位跃升至2006年的第1位，此后中国一直保持顺差国的首位。图4是牙买加时期四国的失衡情况。

三、国际货币循环和资源流动

封闭条件下，储蓄和投资的平衡关系只能靠自身力量维持，当储蓄大于意愿投资时，这只能造成本国存货的增加，进而使本国经济陷入萧条；当储蓄小于意愿投资时，其结果也只能导致经济过热。在开放条件下，储蓄、投资和经常项的关系有S-I=CA，国内的储蓄、投资缺口为正时，把商品（服务）出口到国外市场，经常项顺差；缺口为负时，从国外输入产品，经常项逆差。经常项差额表明了一国的净债务人或债权人的地位。经常项顺差，则意味着该国对外净投资，也即表示该国为净贷款人；经常项逆差则相反。

（一）英镑循环和资源流动

金本位时期的全球失衡由英镑主导，金汇兑本位时期的全球失衡，英镑也是重要的推动力量。19世纪下半叶，英国是当之无愧的日不落帝国，90%的国际贸易都用英镑支付，有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则直接储备英镑而不用黄金（如印度央行），英镑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份额是紧随其后的法郎和马克份额之和的两倍多，远远超过美元的份额。

英镑循环是如何实现的呢？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此时英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是资本和金融项逆差、经常项顺差。资本和金融项逆差意味着英国通过贷款或投资向外围国家投放英镑（外围国家要用黄金、初级资源和其他资产等实际资源偿还贷款），这些英镑由于购买英国产品和服务而回流——英国经常项顺差。

关于英镑循环及其引起的黄金等资源流动，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先看资本项，英国的中央银行，拥有铸造国际货币的权利，外围国家将自己的黄金、初级资源和其他资产卖给这家银行，获取英镑，假如100单位，于是英国资本和金融项出现逆差。再看经常项，外围国家将100单位英镑作如下分配：80单位用于（净）购买英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英国经常项顺差，20单位留做外汇储备——可随时向英国中央银行兑换为黄金，并因此成为英国的债权人。两项交易的净结果是：英国因购买黄金等实际资源向外围国家支付英镑100单位，但通过经常项顺差收回80单位。英国经常项顺差额越大，即收回的英镑越多，表明英国获得黄金、实物资源及海外资产越多。英镑循环——资本和金融项投放，经常项回流，英国国际收支失衡，而失衡的结果是英国积累黄金及海外资产扩张，帝国地位的巩固，这诱使英国追求更大的资本和金融项逆差和经常项顺差，即更大的全球失衡。金本位体系下资源流动情况如图5。

图5  金本位制下中心——外围间的资源流动

这里存在的疑问是，金本位制下的汇率机制怎么没有发挥效力、平衡国际收支呢？理论上讲，在金本位制下的汇率机制即“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会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但前提是外部平衡优于内部平衡：逆差国要忍受国内紧缩，不能靠财政和货币扩张实施贬值刺激经济；顺差国要忍受国内物价上升后资金自动外流。事实上，这些条件很难满足，关键的阻力来源于英国等中心国家，他们不可能容忍黄金外流。“价格——铸币流动机制”没有生效的条件，效果自然微弱。外围国家的经常项逆差——对中心国家的购买力，来源于中心国家对外投资和贷款形成的资本项逆差，而对外投资和贷款完全控制在中心国家手中，所以可以说，这样的失衡规模及持续性完全由中心国家主导，既然这样的失衡格局对中心国家是有利的，他们何必去纠正呢。既然通过释放——回收英镑，就能实现逐利目标，金本位制的刚性约束逐渐软化，英镑超发难免发生，海外积累大量英镑，贬值势所难免（也就是稍后要论述的“特里芬两难”），不过由于一战爆发被掩盖了。英国最早实施并成就了金本位制，取得帝国地位后，英国又逐渐绕开了金本位制。

这个时期，有没有可能通过经常项逆差向外围国家提供国际货币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样会造成黄金外流，这是英国不愿看到的。即便该时期英国有形商品贸易是逆差，因为有发达的航运、金融保险等服务也不可能出现经常项逆差。

（二）美元循环和资源流动

一战后，英国丧失霸主地位，英镑显现颓势，弃英镑、取美元渐成世界潮流。因此，可以说在金汇兑本位时期英镑和美元平分秋色，英美两国在全球的利益分配上难分伯仲，其中的逻辑和金本位下的英镑相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及随后的牙买加体系时期，美元才逐渐取得优势地位。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中，实施的是美元双挂钩制度，事实上是变形的金本位制度。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在美国推动下相继成立，这些制度确立了美国霸权——美元成为第一位的国际货币（Chinn, Menzie D. and Jeffrey，2008）。双挂钩制度本身有内在冲突，即“特里芬两难”：一方面要求美元币值稳定，即要求美元对固定数量的黄金保持平价，这又要求美国国际收支基本保持平衡；另一方面又要求美国通过失衡向世界提供流动性和外汇储备。因此，美国只能通过资本和金融项逆差投放美元，再通过经常项顺差收回美元，而不可能是相反的路径，这和金本位制时的英镑循环有相同的逻辑。对应的资源流动情况如图6。?

图6  布雷顿森林体制下的资源流动情况

这一逻辑的结果必然是海外美元大量堆积，这又自然引起持有者对美元平价的担忧。美国通过资本项逆差对德国、日本进行援助，使德国、日本有能力大量进口美国先进生产设备，从而形成了庞大的生产能力，迫使它们急于将产品出口美国换取美元。而此时美国陷入越南战场，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常项开始出现赤字。这导致人们对美元的信心逐渐丧失，出现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现象，使美国黄金持续外流，美元贬值，并进入恶性循环。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美元在外汇市场自由浮动，并进入贬值通道。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终结。双挂钩制度由美国创立，但一旦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就必然被抛弃。

在继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的牙买加体系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而发展中国家多数是盯住某种国际货币或货币篮子，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并存。美国仍然是世界的中心，美元依然是第一位的国际货币，苏联解体后美元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在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时期，美元发行是有贵金属约束的，是有锚货币——即便有一定弹性。但自美国废除双挂钩制度后，美元发行和贵金属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完全出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需要，再也不用担心美元外流导致黄金外流了。此时，美国通过经常项逆差投放即支付“绿纸”获得实物资源，满足国内需要。在资本项下，美国从以对外长期贷款为主的模式转变为以直接投资为主的模式，而且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转为直接投资和股本投资并重，而负债结构一直是以低回报、低风险资产（主要是美国国债）为主。这样，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银行家”的角色逐渐转变为“世界风险投资家”的角色（Gourinchas Rey，2005）。这一转换实际上反映了美国控制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出现，即美国逐渐将低端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向外转移，本国主要发展知识型高技术产业和虚拟经济。德国、日本先接收低端制造业，“毕业”后接收高端制造业，低端制造业外转并在“新生国”之间形成梯度转移，依次是四小龙、四小虎和现在的中国。西亚和北非被定格为能源资源出口国。这样的分工格局必然造成如下结果：按照原产地标准的贸易统计，美国需要大量进口，再加上美国仅开放农产品和政府采购市场，高技术产品总以军事禁售和知识产权保护为由禁止出口，美国逆差势必放大。美国通过经常项逆差和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来说就是FDI）放出美元，外围国家获得大量美元储备急需保值增值，而美国急于为财政赤字融资，双方再次高度互补。美国通过经常项逆差即美元流出，支撑了国内高消费以及海外资产的扩张，再通过资本和金融项顺差即美元流回，支撑了美国财政赤字实现了美元在全球的循环。在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及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货币是有含金量的，并成为其循环的信心基础。而在牙买加体系下，美元没有任何含金量，单位美元的循环为美国服务两次，而信心都来自于美国信用，美国这个债务人绑架了债权人。此时的资源流动情况如图7。

图7  牙买加体系下的资源流动情况

外围国家要经受流动性的一次次冲刷，处置不当还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对此，外围国家的批评指责没有中断过，要求美国进行削减赤字、降低消费增加储蓄等改革。美国应对的方法大致有三种：首先是劝说或迫使其他国家调整宏观政策，让汇率升值，若对方不调整，就指责其操纵汇率；二是放任美元贬值，你不升值我贬值，外围国家所持有的债权全部贬值；三是调整美国国内政策，压缩消费和财政赤字。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一是上策，二是中策，三是下策，指望美国调整国内政策缩减失衡可能性不大。美国人不是天生爱消费，更不是天生高消费，美国财政赤字也不是天生会失控，但自从有了美国霸权，有了“独立”的美联储，国内一切与钱有关的麻烦，美联储都会轻松解决。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得知，在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及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货币发行流通有贵金属作为储备，国际货币发行国在国际收支中都是经常项顺差，实际资源流入，而外围国家是经常项逆差，实际资源流出；在牙买加体系中，国际货币的发行流通和贵金属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纸币本位，国际货币发行国在国际收支是经常项逆差，实际资源流入，外围国家是经常项顺差，实际资源流出。历次失衡的背景、表现迥异，不变的是国际货币发行国获益，外围国家相对受损。为此，可以有如下一些结论：

第一，全球失衡的根源在于发展程度的差异。各国和地区的发展总是存在差异，有先进和后进之分。自全球化以来，先进国家依次是英国和美国，他们相继取得世界霸权，并按照自己的意志确立新的世界秩序，以进一步巩固霸权。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利益分配自然是有利于霸权国家。

第二，霸权国家主导并推动全球化，其主权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国际货币的发行使发行国必然经历国际收支失衡，也就是所谓的世界失衡。也许，起初的国际货币投放的确是为融通国际贸易，但国际货币的循环为霸权国家带来的丰厚收益，诱使发行者将这一机制发挥到极致，并突破贵金属所施加的发行约束。1973年，美国更是直接废除了自己制定的双挂钩制度，霸权本质一览无余。

第三，国际货币是攫取利益的工具，国际货币制度中的制约因素要做出调整或者废除，以服务于这一目标，好使国际货币自由循环，可以说全球失衡是霸权国家追求利益最大化导致的。美国主导的国际分工以及自身的贸易保护，使失衡进一步加剧，这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无需调整。

第四，当前的失衡和前三次失衡，就规模和涉及的国家数量来说，并无不同。但此次失衡被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冠以“全球失衡”，伯南克更是将其归因于新兴市场国家较高的储蓄率，与其说“全球失衡”是夸大其词，倒不如国际货币发行国把责任推给全球。

第五，当下的失衡格局也正是美国霸权仍然要持续下去的表现，若干指标达到或超越所谓警戒线，正说明美国对利益的追求无所顾忌。外围国家是国际秩序的接受者，在分工格局和利益分配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经受霸权国家的“盘剥”以及政策调整的冲击。不过，也应该看到，外围国家因此有了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机会，可以借此发展壮大自己，争取早日“毕业”，跻身发达国家行列。

1978年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开始主动融入世界，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为美国外围阵营中的一员。自1994年起，中国就开始出现双顺差，并持续到现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获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2011年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自2013年底开始就稳居世界第一。可以说中国所取得的成绩是惊人的，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测算，截止2014年一季度末，全球外汇储备中人民币所占比例约1%（接近瑞士法郎所占比例）。2016年9月30日，IMF宣布纳入人民币的特别提款权（SDR）新货币篮子于次日正式生效，人民币加入SDR后，将被认可为可自由使用货币(freely reusable currency)。这不仅代表了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的不断上升，更代表了人民币在国际化道路上昂然前行的稳健步伐。

  〔7〕王道平、范小云：《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是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的原因》，《世界经济》2008年第8期。

  〔8〕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全球失衡、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的复苏》，《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

  〔9〕王国刚：《走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误区》，《财贸经济》2010年第10期。

  〔10〕殷剑峰：《储蓄不足、全球失衡与“中心—外围”模式》，《经济研究》2013年第6期。

  〔11〕祝丹涛：《金融体系效率的国别差异和全球经济失衡》，《金融研究》2008年第8期。

  〔12〕徐建炜、姚洋：《国际分工新形态、金融市场发展与全球失衡》，《世界经济》2010年第3期。

  〔13〕李扬：《失衡与再平衡》，《国际金融研究》2014年第3期。

  〔14〕雷达、赵勇：《中美经济失衡的性质及调整》，《世界经济》2009年第1期。

  〔15〕杨珍增、陆建明：《金融发展、国际分工与全球失衡》，《世界经济研究》2011年第3期。

  〔18〕杨盼盼、徐建炜：《“全球失衡”的百年变迁》，《经济学》（季刊）2014年第1期。

〔责任编辑：清  菡〕